『壹』 2018整年經濟形勢怎麼樣，2019年的機會在哪
對於復2019年中國的經濟未來走勢，中制國的GDP增長基本上會保持在6.2%~6.5%這個增長區間。如果中國經濟增長能夠保持在這個區間，那麼對於中國的經濟形勢根本上不用過多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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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總體形式分析
本報告採取了國際前沿、國內較為獨特的基於准結構模型的情境分析（alternative scenario analyses）和政策模擬（policy simulations）方法，在對統計數據和經濟信息充分收集和科學鑒別校正的基礎上，對中國宏觀經濟最新形勢進行嚴謹分析，對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客觀預測，並提供各種政策情景模擬結果供決策參考。
一、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即期特徵與主要風險
中國宏觀經濟下一步發展面臨的內部主要不確定性
1.不確定性指數不斷攀升，投資和消費增速下滑
在Baker等利用《南華早報》編撰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之後，Davis等基於《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選取中文關鍵詞再次編制了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指數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就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來說，該指數搜索的關鍵詞包括「財政」、「貨幣」、「證監會」、「銀監會」、「人民銀行」、「發改委」等，尋找到報紙中包含至少一個分類中的經濟政策不確定關鍵詞的文章，然後計算這些文章的數量，最後將其與該月兩個刊物上所有文章數量相除得到該月份政策不確定性的具體數值，並將1995年1月的數值作為基準數據，最終計算出中國經濟不確定性。該指數同時涵蓋中央政府層面和地方政府層面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而且具有良好的連續性和時變性，能夠較為准確的衡量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中短期變動。同樣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中使用了這兩本新聞刊物中包括「進口關稅」、「進口稅」、「WTO」、「貿易壁壘」等關鍵詞的文章做月度統計，用以衡量外部貿易政策環境的不確定性。
自Baker等公布經濟政策不確定指數以來，已有大量文章研究不確定性與公司決策、貨幣政策有效性、金融市場行為等，其在多個維度上都表現出與宏觀變數的相關性和一定的預測能力。課題組利用新發布的以中文關鍵詞為基礎的中國經濟不確定性指數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發現其與投資增速和消費增速之間在2018年以來都存在負的相關性。進入2018年後，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不斷攀升新高，由2017年的平均207點上升到2018年的平均278點，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由2017年的平均290點上升2018年的平均513點。2019年二季度以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在3月份高達411點，並在4月份回落到319點，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在3月份達到905點，4月份回落到392點。伴隨著不確定性指數的增長態勢，中國宏觀經濟同期出現反向的向下趨勢，兩者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經課題組計算發現，若取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的不確定性指數與同期的名義投資增速做相關性分析，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和私營企業投資增速2018年以來相關性為-0.31，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和私營企業投資增速相關性為-0.21，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增速的相關性為-0.35，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增速相關性達到-0.39，表明近年來不確定指數的攀升確實負面影響了企業的投資。
『肆』 中國當前國內形勢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外部先進科學技術的輸入，包括加入WTO以後，全球市場化的紅利注入，讓中國的經濟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的「恢復性追趕」。但是這些紅利的邊際效應也是逐漸遞減的，而內部活力也未能及時補位，經濟發展下行壓力自然不斷增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把大部分經濟層面的資源配置交給了市場，實現了分散而精準的配置，因此社會運行效率大幅提高，經濟水平也就大幅提升。但是政府把控的龐大公共資源，包括公共財政、國有企業等，依然以集中決策為主，同時決策主體未能實現「責權利」的匹配，所以資源配置往往是低效甚至浪費的，制約了經濟社會效率的進一步提升。同時，近年來，政府幹預明顯增多，特別是諸多自上而下的「一刀切」政策，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理念背道而馳，對經濟社會效率有明顯的傷害。
中國的經濟環境中，交易成本很高，所以中國的銷售人員特別多，銷售成本也特別高。這是因為經濟社會信用體系及社會保障體系（影響精神信念）不健全，經濟社會的信任感還比較薄弱。除此之外，制度性成本等也是額外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的經濟結構畸形還體現於，中國居民因為缺乏完善社會保障帶來的安全感，消費明顯不足，更多的消費體現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剛性消費上，其中住房消費因為又帶有投資屬性，而受到普遍歡迎。消費不足、儲蓄傾向明顯，不得不讓政府投資和對外貿易來彌補，而由此帶來的副作用是高企的貨幣增發速度，這始終會讓靠近有關資源、具有先發優勢的人群優先受益，加上社會稅收體系不健全，貧富差距就會不斷拉大。
綜上，中國當前經濟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一是以加入WTO為代表的改革開放紅利邊際效應遞減，同時受到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大量政府債務制約政府投資、國內消費透支且信心不足而致量能不足、經濟運行額外成本較高等影響，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二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背景下，若通過大幅增發貨幣來穩住經濟，則可能導致嚴重通貨膨脹，特別是未來兩年內豬肉價格迅猛上漲並持續高企、人民幣貶值帶來的輸入性通脹的背景下，可選擇的政策空間也較為有限。而在通貨膨脹背景下，資產價格必定暴漲，同時因稅收體系不健全，必然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三是政治體制改革猶如行駛的火車，慣性很大，調頭難度大且緩慢。同時，以「一卡通」為代表的社會治理信息體系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等關鍵領域改革推進緩慢，成效未能充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