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投資風險

『壹』 一帶一路計劃的優勢和風險分別有哪些

一帶一路計劃的優勢和風險有：

優勢：

1、「一帶一路」倡議投資規模和影響力巨大。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年7月，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投資累計已達511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中國企業在相關國家建設的經貿合作區達52個，累計投資156億美元，為東道國創造了9億美元的稅收和近7萬個就業崗位。

2、「一帶一路」專注於基礎設施建設，助推國際產能合作，將為沿線國家帶來福利。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沿線國家佔世界人口的60%、全球經濟總量的30%。這些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它們既面臨著嚴峻的發展挑戰，也蘊藏著巨大潛力。

3、「一帶一路」倡議，將是中國與世界的雙贏。

不但會給這一項目所覆蓋的國家帶來貿易上的活躍和經濟上的繁榮，而且也能促進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以及這些國家與世界之間實現更大的政治凝聚力。

風險：

1、戰略謀劃拖累市場經濟規則

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項目時往往存在強烈的政治性指令傾向，附加了諸多戰略上的意義。這給「一帶一路」項目的落地和實施帶來極大的道德風險。如果項目的落地不是基於成本收益核算，而是某種政治決定的「國家投資」，那麼失敗的學費永遠交不完。

2、對地緣政治風險重視不夠

「一帶一路」倡議的陸海兩條路線都穿越地理上的「破碎地帶」，突出特點是大小國林立，民族宗教文化繁雜交匯，歷史包袱沉重，國家治理能力不足，地緣政治風險極高。

3、缺乏統一標准

「一帶一路」倡議由於過於宏大，具體項目的設計和推進可能涉及多家企業，缺乏統一的符合現代理念的標准和價值觀。

「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縮寫B&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 。

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一帶一路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貳』 一帶一路的風險有哪些的最新相關信息

一帶一路計劃的優勢：
「一帶一路」建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通過政府間的高效溝通，可以相互深入了解雙方所需所長，發揮優勢互補，避免重復建設，合理對接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有的發展戰略和計劃項目。

風險：
從安全環境層面分析，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正處於全球權力結構調整過程中的陣痛期、亞太地區多邊機制變動過程中的紊亂期、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認識的集中反應期這三期疊加階段。經濟全球化下相互依賴的積極作用並沒有有效地折射到雙邊、地區、全球安全層面，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時，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影響因素在增多，維護安全的成本也在隨之上升。毋庸諱言，「一帶一路」戰略所涉及的部分國家局勢緊張，例如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伊拉克、敘利亞等。北非、中亞一些國家也被視為安全環境復雜多變的國家和地區，其中部分國家政局雖然趨穩，但局部地區武裝沖突時有發生。哈薩克、烏茲別克面臨新舊政權交接問題，政權更迭引發社會動亂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還有一些國家在防範和打擊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分裂主義上效果依然欠佳，境外恐怖分子威脅破壞油氣管線和交通干線等恐怖活動不容小覷。因此，不和平、不安全、不穩定因素已經成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沿線國家實施過程中優先考慮的議題。
此外，還有一些國家由於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力、治安能力、應急管理處置能力嚴重不足。在近一兩年內，涉及中國公民的安全事件時有發生，針對中國公民的襲擊、搶劫、綁架和排外事件已經嚴重威脅到中資企業及駐地機構有關中國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中國在當地的企業投資、項目工程等經貿合作以及境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其影響是長期的、復雜的，這些問題都將是雙方、多方共同應對和合力處理的難點。
從經濟環境層面分析，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使「一帶一路」相關協議的落實過程屢遭波折。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跨境貿易徵收高額關稅。在一些自貿區協定簽署後，各種「隱形壁壘」的客觀存在使得「互聯互通」大打折扣。例如部分東盟國家對中國出口鋼材產品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印尼頻繁在原產地證上對我國電梯、電子產品、傢具等實行退證查詢。秘魯對我國出口的瓷磚、牛仔布等進行反傾銷調查等等。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跨境貿易徵收高額關稅，各國邊界管理機關效率低、不作為甚至存在貪腐行為，這些都嚴重阻礙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
此外，金融危機後美國重新布局全球經濟戰略，想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謀劃跨兩洋經貿安排，加之其自身多年經營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三者的結合可以有效編織起全球區域經貿合作新版圖，將完成美國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再次以主導者的身份重構全球經貿新格局。美國不僅將過去體系的挑戰者日本和歐洲重新拉入其主導的經貿安排中，同時也在中國這個未來最可能挑戰美國經濟金融霸權國家的家門口合縱連橫。
目前，中國適度調控經濟增速以更好地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而不少國家將世界經濟下行壓力的矛頭指向中國，指責中國經濟轉型減速拖累了全球經濟的穩步復甦。將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性因素歸咎於人民幣匯率的一時波動，將全球大宗商品走勢的滑坡歸咎於受中國股市暫時動盪的影響。
從投資環境層面分析，「一帶一路」在投資環境上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沿線一些國家經濟基礎薄弱，基礎設施落後，物流承載力嚴重不足。陸上絲路北、中、南三條主路，沿途多雪山峻嶺、戈壁沙漠。與我國相鄰的吉爾吉斯坦、塔吉克、蒙古和阿富汗等國的公路、鐵路年久失修，運輸能力不足，雖然本國政府近幾年已經加大了基礎設施改善力度，但主要投入用於省際通道，而在國際化通道建設上，無論是在資金上還是技術支持上還存在較大缺口。「海上絲路」重在港口設施，但基礎設施遠非一般企業可以輕易承受，而商業銀行一般不容易承擔風險，較難的路段就會成為長久的「瓶頸」。中國企業不得不面對這些國家有限的基礎設施環境和薄弱的承接能力。
二是沿線一些國家嚴格的法律和勞工保障制度，令中國企業深感頭痛。以西亞國家卡達關於外國勞工的相關法律規定為例，規定僱主必須在應結付日起7日內將員工工資匯至銀行，按期支付勞動報酬。若僱主未及時支付，將採取停發任何營業執照等行政處罰甚至是監禁等刑事處罰。2014年第18號決議還對勞動者的住宿條件與標准做出新規定。卡達國目前正鼓勵興建勞工大型高端居住社區，保證勞動者享有高水平的娛樂休閑生活，社區的建設還將遵循最高安全標准與衛生標准。該國勞動調查專員對用人企業進行監督，調查員擁有總檢察官授予的司法拘捕權，對違反勞動法的犯罪行為可施行拘捕與定罪。根據2004年第14號法令的勞動法規定，勞動調查專員擁有「在白天或夜晚任何工作時間，無須提前告知便可進入工作場所，對記錄、賬本、檔案等任何與勞動者相關的文件進行檢查，確定其行為是否合法」等職權。④我們的一些企業制度遭到了沿線國家工會組織形形色色的抵制。在緬甸，甚至在最危險的索馬里、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考察時發現這些國家的工會制度也與我們有很大差別。制度建設的國際化本來就是中國企業的一大短板，而許多企業沒有問清規則就踏上了「一帶一路」，結果是簽約容易獲益難，且訴訟難、撤資難。
三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涵蓋人口數十億，文化差異性不可低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要信奉伊斯蘭教、基督教、東正教等，華夏儒道罕有存跡。我們在實地考察中聽當地人介紹，中國一種食品以「八戒」為標識，結果遭到了多國抵制。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可不問文化差異和宗教禁忌。意識形態、民族、文化、種族的差異是必須直面的現實。

『叄』 如何防範一帶一路的風險

首先出國投資肯定有風險，而且這個風險往往比在國內要更大一些，因為很多對方的信息我們不夠了解，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所以，我理解一帶一路的建設，還有金磚國家投資銀行的建設，一定要有風險的意識，而不是簡單地政治運作。我們這些投資對象、投資國應該是成熟一個投資一個，而不是強求。另外一個相關原則是一定要動員社會的力量，撬動市場的機制來投資這些國家。換句話說不是政府機構直接投資而應該是企業直接投資，不能是政府一頭熱，而應該是全民社會共同參與。政府的作用是一個中介，來介紹這些項目，提供信息，並且評估風險。所以一帶一路的建設，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投資都應該有這個想法，不僅僅是政府，市場和社會也要一起參與。

『肆』 面對一帶一路的風險，中國應該怎麼做

因時制宜

對「一帶一路」進行風險研究，無法迴避一個中國特色的問題：投資主體。

中國特色的政商關系，既體現在政府與民營企業的關繫上，也體現在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繫上。作為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不同的投資主體在風險評估和承受方面是不同的。

學界研究顯示，因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主體長期是國有企業，導致中國企業對政治風險不敏感，可能要歸因於大型國企在「戰略性自然資源」（Strategic Natural Resources，SNR）和政治風險之間的權衡取捨。研究表明，東道國以石油、鐵礦石、銅礦石為代表的SNR每增加100萬噸，中國在當地的直接投資就會增加5568萬美元，而大多數SNR豐富的國家都是政治風險很高的國家。豐富的SNR對當地政治風險起到了「屏蔽」的作用。除了使命不同帶來的影響之外，國企管理上的問題也不可忽視。一些國企對外投資時盲目拍板、出了問題膽小怕事則息事寧人，事後又缺乏風險管理的檢討和改善（韋軍亮等：《政治風險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影響：基於面板數據模型的實證研究》）。

相比而言，中國的國有企業更傾向於投向自然資源豐富、政治風險高的地區，而民企更可能是市場尋求型的。與國企相比，民企雖然尚未在對外投資中扮演主角，但其對風險的認知與各種准備，並不見得優於國企。何況，在此前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已經對中國式的政商關系形成了路徑依賴，民企十分自然地就將中國的一套帶到了境外，這在某種程度上放大了其對自身風險抵禦能力的高估。

國企習慣了不負責，民企習慣了鑽空子，這是中國特色政商關系帶來的兩個負資產，也是「一帶一路」必須真正正視的核心風險——風險不在外，而在內！

學界的部分研究也表明，中國對外投資在「制度質量」低下的地區，其表現並不差。畢竟，影響投資成效的，除了「制度質量」之外，還有「制度距離」——母國與東道國之間制度的差異。

對中國自身吸引外資的研究，似乎支持了這種「性相近、習亦相近」的論點。對69個國家與地區在2000~2003年間的對華投資分析發現，兩國之間的制度差異程度與投資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成負向關系（潘鎮：《制度距離與外商直接投資：一項基於中國的經驗研究》）……

以2000 多家在華外企作為研究樣本，發現外企的母國與中國的「制度距離」越大，其在中國的生存狀況就越差（潘鎮等：《制度距離對於外資企業績效的影響》）……

並不是目標國的「制度質量」越高，越有利於跨國經營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國的「制度質量」較高，同時也可能意味著和中國的「制度距離」更大，較大的制度差異將使經營者面臨更為陌生的制度環境，有些制度是本國所沒有的，與國內的交易有所不同，經營者只有熟悉並適應這種環境才可能在目標國成功經營（謝孟軍:《目的國制度對中國出口和對外投資區位選擇影響研究》）……

「制度距離」與對外投資的反比關系，並不僅僅存在中國，其他國家也有。美國學者發現，「制度距離」接近，「心理距離」越小，相應會減低跨國經營中那些不確定性風險引致的額外成本。研究甚至發現，母國的制度環境相對更能容忍腐敗的存在時，這個國家的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上也有比較優勢，特別是當投資目的國也存在高腐敗的環境時，所以，高腐敗容忍度母國的企業更傾向於向國內腐敗盛行的東道國投資。

學者發現，環境不成熟的國家更能吸引中國企業的投資，比如泰國、越南、印度等。企業更懂得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經營，較競爭者贏得更多的機會。隨著東道國與中國的差距增大時，中國對其投資的可能性就會減少，但是當這個差距超過一定范圍後，中國對其投資的可能性反而會增加，如美國、德國、加拿大、新加坡等，這些國家的市場經濟較為成熟，政府的行政效率也較高，在這些國家投資能夠為企業提供良好的經營環境 （陳麗麗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制度因素重要嗎？基於投資動機視角》）……

完善制度

當今中國的一大國情，就是尚處於轉型期，制度不完善曾經是、並且依然是最大的背景。在對外投資上，中國企業既不完全具備微觀層面上的所有權、內部化、區位、知識資本、生產率等優勢，也不具備宏觀層面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環境。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許多特質與中國比較接近、相似，這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或許就是中國的競爭優勢之一。

機會絕對不會出現在抱怨與畏縮之中，而在於如何積極行動。

首先，既有的投資實踐證明了，中國投資在「制度質量」低的國家表現尚可。除了國內企業適應在渾水裡游泳的特點之外，不可否認，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也有效對沖、彌補、替代「制度質量」問題。

有學者運用2003~2010年間中國對131 個國家的投資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中國與東道國之間建立外交關系的時間越長、兩國城市之間結為友好城市數量越多，雙方高層領導人的互訪越密切，對於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十分顯著的積極作用。雙邊友好的外交活動對一些比較敏感和重要的投資（如資源尋求性的投資）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雙邊外交活動能夠彌補東道國制度環境的不足（張建紅：《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

其實，通過外交渠道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及各種經濟協定等，就是最為直接的制度設計，能有效填補兩國的「制度距離」，中和「制度質量」低下的風險。

其次，建立、完善投資擔保機制，發揮保險對風險的轉移功能，也能有效中和「高腐敗帶、高風險路」的危害。

一方面，要用好既有的投資擔保機構，比如世界銀行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這家機構的宗旨是向外國私人投資者提供政治風險擔保，包括徵收風險、貨幣轉移限制、違約、戰爭和內亂風險擔保，並向成員國政府提供投資促進服務，加強成員國吸引外資的能力，從而推動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發展中國家。包括文首所提及的烏茲別克等在內，「一帶一路」一些節點國家，本身就是MIGA的成員。在MIGA的框架內，用好擔保工具，可以有效減少中國投資的風險——當然，村支書集資200萬元人民幣去投資制磚廠之類的規模小、技術含量低、環保成本高的項目，估計很難得到保險支持。

另一方面，可以推動建立雙邊甚至多邊合資的針對「一帶一路」、甚至某一目標國的投資擔保機構。如同建立「亞投行」一樣，是否可以考慮建立「亞投保」（亞洲基礎設施投資保險公司）？有了這樣的雙邊乃至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投資者背後的擔保者，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也會對具體的風險防控做出更為及時、有效的反應。或許，「一帶一路」中，除了高鐵等基建類產業之外，保險大約是最可以先行、也最應該先行的產業。

保險行業的有效介入，不僅能夠提供實質性的安全網，也能加快加深對沿線各國風險的評估預防，倒逼沿線各國政商關系的改善和「制度質量」的提升。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每年編制的《國家風險分析報告》，就是有益的嘗試，當然其實用性、針對性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若能結合外交部、商務部等主管部門的力量，尤其是駐外機構的實操經驗，從更高層面、更深入地編制風險分析報告，對「一帶一路」風險控制防範將有很大的意義。

第三，提升自身應對風險的能力。真正影響中國對外投資的，與其說是東道國的制度質量，不如說是中國企業本身對不同風險的把控能力。學者對1324個中國企業海外收購案例進行實證研究後發現，中國企業海外收購成功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源自於雙方政治和體制的限制，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中國企業本身的發展水平和國際化程度不高所致。大量實例證明，事先對風險准備不足、事中對風險不善應對、事後對風險不予總結，是中國企業的通病。「沒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這還是中國企業要加強的基本功。這樣的自我改革，或許也能倒逼中國國內政商關系的改善。

『伍』 一帶一路面臨的傳統安全風險主要

「一帶一路」戰略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前無古人，其推進實施必然面臨諸多不容忽視的風險和挑戰，具體面臨的傳統安全風險，主要有以下五點：
1.沿線國家的制度體制差異大，政局動盪不穩。
「一帶一路」所涉國家大多是處於政治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制度體制上存在巨大差異，既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實行西方式政黨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實行君主政體的阿拉伯國家等，特別是在東南亞、南亞、中亞和中東地區，許多國家國內政治形勢復雜，政局變化頻繁，政策變動性大，甚至內戰沖突不斷。
「一帶一路」實施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周期長、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有關合作國家的政策政治穩定和對華關系狀況。兩者的矛盾增加了「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政治風險。
一些國家的政治勢力還可能出於自身政治目的誤解或歪曲「一帶一路」戰略，借機煽動新的「中國威脅論」、「中國擴張論」，蓄意阻撓「一帶一路」建設。近年來，中國在利比亞、伊拉克、烏克蘭、敘利亞等國家遭遇的投資困境和風險損失值得高度重視；
2.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市場開放難度大。
「一帶一路」聯通亞歐非三大陸，連結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歐洲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經濟體，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極為不同。有些國家法律法規比較健全，市場發育程度較高，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為企業投資創造了便利條件；也有一些國家市場封閉，進入難度大，增加了企業投資評估的復雜性，制約了建設成果的合作共享；
「一帶一路」從滿足沿線國家的發展需求出發，降低了經濟合作的門檻，一方面有利於沿線國家和企業的廣泛參與，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參與國和企業主體在合作規則認知與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
此外，盡管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扮演著主要角色，並利用自身在資金、技術、人員等方面的優勢，以優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線有關項目建設，但中國單方面畢竟實力資源有限，也面臨著攤子大、後勁不足等風險；
3.民族宗教矛盾復雜，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突出。「一帶一路」涵蓋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大多數國家民族眾多，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並存，一些宗教內部還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間的歷史紛爭復雜，增加了沿線各國合作的難度；
中東、中亞、東南亞等地區的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和跨國有組織犯罪活動猖獗，地區局勢長期動盪不安。這些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的凸顯，既惡化了當地投資環境，威脅企業人員和設備安全，也可能借「一帶一路」建設開放之機擴散和滲透到中國國內，甚至與國內不法分子內外勾連、相互借重，破壞中國安定的國內社會環境，對「一帶一路」戰略及沿線工程建設構成嚴峻挑戰；
4.文化繁雜多樣，存在因認知偏差誤判中國戰略意圖的可能。
由於地理、歷史、宗教、民族的差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文明豐富多元，既有中國、印度等東方傳統國家，也有西方傳統國家，既有俄羅斯、土耳其等「歐亞國家」，還有新加坡等東西文化交融的國家。國家不同的身份定位在某種程度上塑造國家對利益的認知，從而影響著國家行為和內外政策選擇；
「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的領域廣，沿線國家在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上因自身對利益的不同判定而呈現出差異性。沿線國家特別是大國從精英到民眾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認知、理解不盡相同，對中國戰略意圖的不信任與猜忌將成為「一帶一路」戰略長期推進面臨的重要風險；
目前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等沿線地區部分國家圍繞有關領土、領海主權爭端的不穩定因素短期內無法消除，倘若再遭遇美、日等戰略實施區域外因素的干擾，不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發沿線國家更多的安全疑慮，甚至還會引爆局部的地緣沖突；
5.戰略規劃設計有待完善和細化，中國主導實施國際宏大戰略還需要更多的經驗積累。
「一帶一路」戰略的長遠規劃還有待完善和細化，特別是有關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的談判協商還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與相關國家的實質性對接與具體合作還沒有全面展開。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局限，中國政府在有效供給與推行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上和經驗上還需要更多實踐。
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和跨國經營管理、大范圍國際拓展的經驗也不足，在配合戰略實施的國際化專業人才的培養和相關核心技術的輸出上還存在較大缺口，適應「一帶一路」戰略長期推進和對外大開放所需要的國民的文明法制素養、市場誠信意識等均有待提升。

『陸』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風險有多大

「一帶一路」戰略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前無古人，其推進實施必然面臨諸多不容忽視的風險和挑戰，具體包括：一是沿線國家的制度體制差異大，政局動盪不穩；二是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市場開放難度大；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復雜，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突出；四是文化繁雜多樣，存在因認知偏差誤判中國戰略意圖的可能；五是戰略規劃設計有待完善和細化，中國主導實施國際宏大戰略還需要更多的經驗積累。
「一帶一路」戰略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踐行區域合作共贏與全球協商共治的宏偉戰略，其願景藍圖非常美好，已經贏得了沿線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也必將助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進沿線國家人民的福祉，促進世界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但是，「一帶一路」戰略也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前無古人，其推進實施必然面臨諸多不容忽視的風險和挑戰，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一是沿線國家的制度體制差異大，政局動盪不穩。「一帶一路」所涉國家大多是處於政治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制度體制上存在巨大差異，既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實行西方式政黨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實行君主政體的阿拉伯國家等，特別是在東南亞、南亞、中亞和中東地區，許多國家國內政治形勢復雜，政局變化頻繁，政策變動性大，甚至內戰沖突不斷。而「一帶一路」實施中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周期長、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有關合作國家的政策政治穩定和對華關系狀況。兩者的矛盾增加了「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政治風險。一些國家的政治勢力還可能出於自身政治目的誤解或歪曲「一帶一路」戰略，借機煽動新的「中國威脅論」、「中國擴張論」，蓄意阻撓「一帶一路」建設。近年來，中國在利比亞、伊拉克、烏克蘭、敘利亞等國家遭遇的投資困境和風險損失值得高度重視。
二是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市場開放難度大。「一帶一路」聯通亞歐非三大陸，連結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歐洲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經濟體，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極為不同。有些國家法律法規比較健全，市場發育程度較高，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為企業投資創造了便利條件；也有一些國家市場封閉，進入難度大，增加了企業投資評估的復雜性，制約了建設成果的合作共享。「一帶一路」從滿足沿線國家的發展需求出發，降低了經濟合作的門檻，一方面有利於沿線國家和企業的廣泛參與，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參與國和企業主體在合作規則認知與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此外，盡管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扮演著主要角色，並利用自身在資金、技術、人員等方面的優勢，以優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線有關項目建設，但中國單方面畢竟實力資源有限，也面臨著攤子大、後勁不足等風險。
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復雜，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突出。「一帶一路」涵蓋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大多數國家民族眾多，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並存，一些宗教內部還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間的歷史紛爭復雜，增加了沿線各國合作的難度。中東、中亞、東南亞等地區的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和跨國有組織犯罪活動猖獗，地區局勢長期動盪不安。這些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的凸顯，既惡化了當地投資環境，威脅企業人員和設備安全，也可能借「一帶一路」建設開放之機擴散和滲透到中國國內，甚至與國內不法分子內外勾連、相互借重，破壞中國安定的國內社會環境，對「一帶一路」戰略及沿線工程建設構成嚴峻挑戰。
四是文化繁雜多樣，存在因認知偏差誤判中國戰略意圖的可能。由於地理、歷史、宗教、民族的差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文明豐富多元，既有中國、印度等東方傳統國家，也有西方傳統國家，既有俄羅斯、土耳其等「歐亞國家」，還有新加坡等東西文化交融的國家。國家不同的身份定位在某種程度上塑造國家對利益的認知，從而影響著國家行為和內外政策選擇。「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的領域廣，沿線國家在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上因自身對利益的不同判定而呈現出差異性。沿線國家特別是大國從精英到民眾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認知、理解不盡相同，對中國戰略意圖的不信任與猜忌將成為「一帶一路」戰略長期推進面臨的重要風險。目前中國與東南亞、南亞等沿線地區部分國家圍繞有關領土、領海主權爭端的不穩定因素短期內無法消除，倘若再遭遇美、日等戰略實施區域外因素的干擾，不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發沿線國家更多的安全疑慮，甚至還會引爆局部的地緣沖突。
五是戰略規劃設計有待完善和細化，中國主導實施國際宏大戰略還需要更多的經驗積累。雖然中國政府頒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但「一帶一路」戰略的長遠規劃還有待完善和細化，特別是有關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的談判協商還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與相關國家的實質性對接與具體合作還沒有全面展開。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局限，中國政府在有效供給與推行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上和經驗上還需要更多實踐；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和跨國經營管理、大范圍國際拓展的經驗也不足，在配合戰略實施的國際化專業人才的培養和相關核心技術的輸出上還存在較大缺口，適應「一帶一路」戰略長期推進和對外大開放所需要的國民的文明法制素養、市場誠信意識等均有待提升。

『柒』 一帶一路的風險及應對

中國企業如何安全走上「一帶一路」？
2015-05-09 00:41:35來源: 中國經營報(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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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陳麗麗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制度因素重要嗎？基於投資動機視角》）……

因時制宜

對「一帶一路」進行風險研究，無法迴避一個中國特色的問題：投資主體。

中國特色的政商關系，既體現在政府與民營企業的關繫上，也體現在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繫上。作為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不同的投資主體在風險評估和承受方面是不同的。

學界研究顯示，因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主體長期是國有企業，導致中國企業對政治風險不敏感，可能要歸因於大型國企在「戰略性自然資源」（Strategic Natural Resources，SNR）和政治風險之間的權衡取捨。研究表明，東道國以石油、鐵礦石、銅礦石為代表的SNR每增加100萬噸，中國在當地的直接投資就會增加5568萬美元，而大多數SNR豐富的國家都是政治風險很高的國家。豐富的SNR對當地政治風險起到了「屏蔽」的作用。除了使命不同帶來的影響之外，國企管理上的問題也不可忽視。一些國企對外投資時盲目拍板、出了問題膽小怕事則息事寧人，事後又缺乏風險管理的檢討和改善（韋軍亮等：《政治風險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影響：基於面板數據模型的實證研究》）。

相比而言，中國的國有企業更傾向於投向自然資源豐富、政治風險高的地區，而民企更可能是市場尋求型的。與國企相比，民企雖然尚未在對外投資中扮演主角，但其對風險的認知與各種准備，並不見得優於國企。何況，在此前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已經對中國式的政商關系形成了路徑依賴，民企十分自然地就將中國的一套帶到了境外，這在某種程度上放大了其對自身風險抵禦能力的高估。

國企習慣了不負責，民企習慣了鑽空子，這是中國特色政商關系帶來的兩個負資產，也是「一帶一路」必須真正正視的核心風險——風險不在外，而在內！

學界的部分研究也表明，中國對外投資在「制度質量」低下的地區，其表現並不差。畢竟，影響投資成效的，除了「制度質量」之外，還有「制度距離」——母國與東道國之間制度的差異。

對中國自身吸引外資的研究，似乎支持了這種「性相近、習亦相近」的論點。對69個國家與地區在2000~2003年間的對華投資分析發現，兩國之間的制度差異程度與投資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成負向關系（潘鎮：《制度距離與外商直接投資：一項基於中國的經驗研究》）……

以2000 多家在華外企作為研究樣本，發現外企的母國與中國的「制度距離」越大，其在中國的生存狀況就越差（潘鎮等：《制度距離對於外資企業績效的影響》）……

並不是目標國的「制度質量」越高，越有利於跨國經營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國的「制度質量」較高，同時也可能意味著和中國的「制度距離」更大，較大的制度差異將使經營者面臨更為陌生的制度環境，有些制度是本國所沒有的，與國內的交易有所不同，經營者只有熟悉並適應這種環境才可能在目標國成功經營（謝孟軍:《目的國制度對中國出口和對外投資區位選擇影響研究》）……

「制度距離」與對外投資的反比關系，並不僅僅存在中國，其他國家也有。美國學者發現，「制度距離」接近，「心理距離」越小，相應會減低跨國經營中那些不確定性風險引致的額外成本。研究甚至發現，母國的制度環境相對更能容忍腐敗的存在時，這個國家的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上也有比較優勢，特別是當投資目的國也存在高腐敗的環境時，所以，高腐敗容忍度母國的企業更傾向於向國內腐敗盛行的東道國投資。

學者發現，環境不成熟的國家更能吸引中國企業的投資，比如泰國、越南、印度等。企業更懂得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經營，較競爭者贏得更多的機會。隨著東道國與中國的差距增大時，中國對其投資的可能性就會減少，但是當這個差距超過一定范圍後，中國對其投資的可能性反而會增加，如美國、德國、加拿大、新加坡等，這些國家的市場經濟較為成熟，政府的行政效率也較高，在這些國家投資能夠為企業提供良好的經營環境 （陳麗麗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制度因素重要嗎？基於投資動機視角》）……

完善制度

當今中國的一大國情，就是尚處於轉型期，制度不完善曾經是、並且依然是最大的背景。在對外投資上，中國企業既不完全具備微觀層面上的所有權、內部化、區位、知識資本、生產率等優勢，也不具備宏觀層面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環境。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許多特質與中國比較接近、相似，這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或許就是中國的競爭優勢之一。

機會絕對不會出現在抱怨與畏縮之中，而在於如何積極行動。

首先，既有的投資實踐證明了，中國投資在「制度質量」低的國家表現尚可。除了國內企業適應在渾水裡游泳的特點之外，不可否認，良好的雙邊政治關系也有效對沖、彌補、替代「制度質量」問題。

有學者運用2003~2010年間中國對131 個國家的投資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中國與東道國之間建立外交關系的時間越長、兩國城市之間結為友好城市數量越多，雙方高層領導人的互訪越密切，對於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十分顯著的積極作用。雙邊友好的外交活動對一些比較敏感和重要的投資（如資源尋求性的投資）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雙邊外交活動能夠彌補東道國制度環境的不足（張建紅：《雙邊政治關系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

其實，通過外交渠道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及各種經濟協定等，就是最為直接的制度設計，能有效填補兩國的「制度距離」，中和「制度質量」低下的風險。

其次，建立、完善投資擔保機制，發揮保險對風險的轉移功能，也能有效中和「高腐敗帶、高風險路」的危害。

一方面，要用好既有的投資擔保機構，比如世界銀行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這家機構的宗旨是向外國私人投資者提供政治風險擔保，包括徵收風險、貨幣轉移限制、違約、戰爭和內亂風險擔保，並向成員國政府提供投資促進服務，加強成員國吸引外資的能力，從而推動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發展中國家。包括文首所提及的烏茲別克等在內，「一帶一路」一些節點國家，本身就是MIGA的成員。在MIGA的框架內，用好擔保工具，可以有效減少中國投資的風險——當然，村支書集資200萬元人民幣去投資制磚廠之類的規模小、技術含量低、環保成本高的項目，估計很難得到保險支持。

另一方面，可以推動建立雙邊甚至多邊合資的針對「一帶一路」、甚至某一目標國的投資擔保機構。如同建立「亞投行」一樣，是否可以考慮建立「亞投保」（亞洲基礎設施投資保險公司）？有了這樣的雙邊乃至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投資者背後的擔保者，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也會對具體的風險防控做出更為及時、有效的反應。或許，「一帶一路」中，除了高鐵等基建類產業之外，保險大約是最可以先行、也最應該先行的產業。

保險行業的有效介入，不僅能夠提供實質性的安全網，也能加快加深對沿線各國風險的評估預防，倒逼沿線各國政商關系的改善和「制度質量」的提升。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每年編制的《國家風險分析報告》，就是有益的嘗試，當然其實用性、針對性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若能結合外交部、商務部等主管部門的力量，尤其是駐外機構的實操經驗，從更高層面、更深入地編制風險分析報告，對「一帶一路」風險控制防範將有很大的意義。

第三，提升自身應對風險的能力。真正影響中國對外投資的，與其說是東道國的制度質量，不如說是中國企業本身對不同風險的把控能力。學者對1324個中國企業海外收購案例進行實證研究後發現，中國企業海外收購成功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源自於雙方政治和體制的限制，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中國企業本身的發展水平和國際化程度不高所致。大量實例證明，事先對風險准備不足、事中對風險不善應對、事後對風險不予總結，是中國企業的通病。「沒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這還是中國企業要加強的基本功。這樣的自我改革，或許也能倒逼中國國內政商關系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