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影響中國投資率的主要因素
我國未來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趨勢,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大因素。
第一,工業化進入中後期階段。目前我國已進入重化工業階段,預計到2020年將實現工業化。因此,在工業化過程完成之前,投資率仍將保持一個較高的水平。
第二,消費結構升級加快。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環境改善,在2020年之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將從小康型工業品消費逐步轉向比較富裕型服務類消費,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將從溫飽型農產品消費為主過渡到小康型工業品消費為主。從長遠看,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客觀上要求消費率適當上升和投資率相應下降。
第三,投融資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後,投資預算軟約束和地方政府投資飢渴症有望得到根治。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政府職能正在不斷轉變,政府投資將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集中於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和消費關系的調節將更多地依賴市場而不是政府,從而使得兩者的關系趨於協調,消費率上升,投資率下降。
第四,國內較高儲蓄率仍將保持較長時間。在本世紀頭10年,由於適齡勞動力持續增長,養老負擔相對較輕,有利於國民儲蓄保持較高水平,較高的儲蓄率通常與較高的投資率相對應；隨後由於適齡勞動力增長放緩,老齡人口增加,養老負擔加重,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此間的投資率也將逐步降低。
綜合以上主要因素對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影響,初步預計到2010年投資率可能達到35%-40%,消費率可能達到58%-63%；到2020年投資率可能達到30%-35%,消費率可能達到64%-69%。
一、影響現階段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
分析影響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對於解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變化的成因,判斷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未來變化趨勢,是十分必要的。從現階段看,影響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有:
1、投融資體制改革相對滯後,預算軟約束和地方政府投資沖動是導致投資比例過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段時期來,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認為加快發展就是加快經濟增長。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許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不切實際的經濟增長目標。地方政府官員都非常清楚,要想完成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在擴大消費和增加投資上做文章,但擴大居民消費方面文章難做,甚至費力不討好,因此,見效最快的辦法就是增加投資。於是乎,各種開發區、科技園區隨處可見,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改造越搞越大。結果,投資增長大大快於消費增長。
2、工業化進程導致投資比例提高。各國工業化進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必然拉動產業結構升級,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會依次出現上升、下降和穩定的趨勢。當居民消費由基本生存必需品轉向工業品為主時,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會上升,由於工業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其投資強度要遠大於第一和第三產業,由此必然引起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當居民消費由工業品轉向服務類產品為主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會提高,並引起消費率上升和投資率下降。在經濟發達階段,工業化完成,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趨於穩定。我國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目前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或重化工業階段。考慮到現階段我國工業比重高、服務業比重低的結構性特點,以及完成工業化過程的客觀需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較高的投資率是必要的。
3、現階段居民的後顧之憂較多,使得消費率不容易提高。目前,我國經濟和社會制度正處在改革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使得下崗和失業人數增多,加上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使居民預期收入降低。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等使居民的預期支出增大,其結果,居民消費意願降低。2003年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傾向分別為0.768和0.741,分別比1990年下降0.079和0.111。
4、城鄉"二元"經濟分割,使得農民收入增長長期慢於經濟增長,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進而導致消費率偏低。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622元,僅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9%,而1978年該比率為38.9%。1979-2003年,農民人均實際純收入年均增長7.1%,低於同期經濟增長率2.3個百分點。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加上消費傾向的下降,農村居民的消費率(=100×農村居民最終消費額/支出法GDP)一路走低。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48個百分點。
二、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合理性判斷
1、我國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演變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進程,投資率逐步上升,最終消費率相應地逐步下降。2003年,投資率為42.9%,比1978年上升了3.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0.15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率為55.4%,比1978年下降了6.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27個百分點。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比例關系,1978-2003年平均為59.2:38.7,其中,"六五"期間(1981-1985年)平均為66.1:34.5,"七五"期間(1986-1990年)平均為63.4:36.7,"八五"期間(1991-1995年)平均為58.7:40.3,"九五"期間(1996-2000年)平均為59.5:37.5。
分時期看,第一階段(1978-1984年),我國對以往重積累、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的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重新調整,包括調整了分配政策,壓縮了固定資產投資,投資與消費關系逐步得到理順。這期間消費率從1978年的62%上升到1984年的65.5%,平均為65.5%；而同期投資率則從1978年的38.2%下降到1984年的34.5%,平均為34.2%。這種投資和消費關系的變化帶有一定的"矯正和補償"性質。
第二階段(1985-1988年),這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發生第一次通脹時期,在此時期內我國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投資增長明顯加速,投資率平均高達37.5%,比第一階段上升了3.3個百分點；消費率平均為64.1%,比第一階段回落了1.4個百分點。
第三階段(1989-1991年),為治理整頓時期。針對第二階段經濟出現過熱狀況,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頓"措施,大力壓縮固定資產投資。投資率從1989年的37%下降到1991年的35.3%,平均為35.8%,比第二階段回落了1.7個百分點。由於經濟增長顯著回落(因壓縮力度過大)導致居民收入(進而導致消費)增長放慢,消費率也呈下降趨勢。消費率從1989年的64.1%下降到1991年的61.8%,平均為62.5%,比第二階段回落了1.6個百分點。
第四階段(1992-1994年),這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發生第二次通脹時期。從1992年開始,全國又掀起了一個經濟建設的新高潮,固定資產投資迅猛增長。在此時期內,投資率平均高達41.0%,消費率平均為58.8%。
第五階段(1995-2000年),為經濟軟著陸時期。針對上一階段經濟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政府採取了以壓縮投資和控制信貸投放為主的一系列調控措施,經濟於1996年基本實現了軟著陸。但從1997年起,國內首次出現了買方市場,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國內需求嚴重不足。在此期間,投資率從1995年的40.8%下降到2000年的36.4%,平均為38.0%；消費率則從1995年的57.5%回升到2000年的61.1%,平均為59.2%。
第六階段(2001-2003年),為投資率迅速回升時期。隨著多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累積效應的釋放,投資增長開始加快。在此時期,投資率從2001年的38%,迅速上升到2003年的42.9%,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二個最高點,平均為40.3%；消費率則從2001年的59.8%,快速回落到2003年的55.4%,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最低點,平均為57.6%。
從改革開放以來投資與消費關系的變化軌跡看,可以發現如下規律:
一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投資率和消費率基本上分別圍繞40%和60%上下波動,並且波動幅度有逐步縮小之勢,表明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漸趨穩定。
二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呈逐步上升趨勢,總體上,投資率呈穩中趨升之勢,而消費率則呈穩中趨降之勢。
三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投資與消費關系波動較大,主要表現為投資率偏高和消費率偏低。這表明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
四是消費率長期偏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於農民消費率太低。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1978-2003年,農村居民的消費率平均為22.7%,低於城鎮居民1.4個百分點。農民消費率太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農民收入水平低和增長太慢。
2、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國際比較。對投資率的國際比較表明,我國目前的投資率是明顯偏高的。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2年,我國投資率為39.4%,世界平均水平為19.9%,低收入國家為19.7%,中等收入國家為22.9%(其中,上中等國家為19.0%,下中等國家為25.2%),高收入國家為19.0%。再如,2002年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投資率分別為19.3%、14.3%和23.9%。由此可見,目前我國投資率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高於各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水平。我國高投資率雖然有一定的客觀性,但畢竟水平太高(見表1)。
對消費率的國際比較顯示,我國目前的消費率是明顯偏低的。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2年,我國消費率為58.0%,世界平均水平為80.1%,低收入國家為80.7%,中等收入國家為74.3%(其中,上中等國家為75.2%,下中等國家為72.4%),高收入國家為81.0%。再如,2002年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消費率分別為81.2%、78.8%和68.9%。顯然,我國目前消費率不僅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顯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見表2)。
3、我國現階段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合理性判斷。從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投資與消費關系的變化軌跡看,一方面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有其合理因素,主要是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第二產業尤其是製造業的生產過程非常復雜需要大量投資,再加上我國基礎設施相對落後也需要大量投資,因此在一定時期內保持適當高的投資率是客觀需要的。另一方面,投資率長期偏高和消費率長期偏低則又是不合理的。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目前我國投資率偏高近20個百分點,消費率偏低近20個百分點。事實證明,投資率偏高和消費率偏低會給經濟發展帶來諸多消極後果。投資率長期偏高,會加劇能源和運輸供求緊張矛盾,加大通貨膨脹壓力。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幾次通貨膨脹都與投資增長過快密切相關。消費率長期偏低,會使投資增長失去最終需求的支撐,大量生產能力過剩,投資效益下降。長此下去,必然是銀行呆壞賬增多,金融風險增大。
如果剔除經濟高增長年份(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1978-2003年投資率平均為37.8%。該投資率可作為判斷合理水平的一個參考值。
如何透視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
一、積累與消費的基本概念
積累與消費是社會產品最終使用的兩個主要方面,也是構成社會最終需求的兩大因素。積累與消費的概念,是通過統計指標來體現的,而反映積累與消費的統計指標,則因實行不同的核算模式而有差異。
我國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的核算體系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即MPS。在此體系下,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經濟總量指標是國民收入,即一定時期五大物質生產部門創造的凈產值之和。積累額是指國民收入中用於社會擴大再生產和"非生產性"建設以及增加社會儲備的部分,消費額是指用於居民個人的生活消費和社會公共消費的部分。積累額和消費額之和等於國民收入使用額。由於MPS的生產范圍局限於五大物質生產部門,因此,國民收入使用額及其中的積累額和消費額,都限於物質產品,其價值形態是物質生產部門新創造價值的總和,其實物形態是全部消費資料和用於擴大再生產的生產資料。
改革開放以後經過長期准備,特別是黨的十四大以後,為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我國開始實施新的核算體系,生產的范圍由原來的五大物質生產部門擴大到包括所有行業的貨物和服務的生產活動,核算國民經濟運行的總量指標由原來的國民收入改為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積累和消費的指標也相應地改為資本形成總額和最終消費。因此,積累與消費的概念隨之為投資與消費所取代。投資與積累的區別主要在價值構成上有所不同:積累是新創造價值用於擴大再生產的部分(即m),不包括固定資產折舊這部分轉移價值(即C1)；而投資則包括折舊價值,因為它是社會最終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是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之一。消費的概念也不一致,MPS體系下的消費是物質產品的消費,而新核算體系下的消費不僅包括物質產品的消費,而且包括服務消費的價值。
在現行國民經濟核算中,反映國民經濟最終使用的總量指標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即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其中用於投資的部分是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存貨增加兩部分。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指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建造、購置、轉入和自產自用的固定資產價值,扣除銷售和轉出的固定資產後的總額。存貨增加指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存貨實物量變動的市場價值,即期末價值減期初價值的差額,存貨包括生產單位原材料、燃料、產成品、半成品、在製品庫存,銷售單位商品庫存,以及物資儲備等。
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中用於消費的指標是最終消費,指在核算期內為滿足居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和社會公共需要,對於貨物和服務的支出。最終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居民消費是指常住居民對貨物和服務的全部最終消費支出,包括以貨幣形式購買貨物和服務的消費支出和以其他方式獲得的貨物和服務的消費支出。政府消費指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以及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
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除用於消費和投資外,還包括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價值,即出口減進口後的差額。消費、投資、凈出口共同構成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其中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實質上是經濟運行中建設與當前人民生活的關系,這一關系處理是否得當,直接影響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增長。因此,在兩者間保持合理的比例,是至關重要的。
二、怎樣反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
(一)反映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合適指標:投資率和消費率
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用統計指標來反映就是投資率和消費率,即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中資本形成總額和最終消費總額所佔的比重。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1、投資率
投資率,又稱資本形成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資本形成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的比重,一般按現行價格計算。用公式表示為:
投資率＝(資本形成總額/支出法GDP)×100%
2、消費率
消費率,又稱最終消費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最終消費額占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的比重,一般按現行價格計算。用公式表示為:
消費率＝(最終消費/支出法GDP)×100%
按照國民經濟核算口徑計算的投資率與消費率,能較准確地、全面地反映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它以國內生產總值為基礎,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用於建設與用於生活的比例關系,同時,這也是國際上通行的計算方法,便於進行國際比較。
需要指出的是,按上述公式計算的投資率和消費率相加不等於100%,因為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除用於投資和消費外,還用於凈出口(出口減進口)。由於凈出口與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之比很小,一般在3%左右,所以從投資率和消費率可以大致看出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根據國民核算的定義,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另一部分是存貨增加；最終消費也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費,另一部分是政府消費。
(二)社會上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其他方法
社會上計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方法很多,這里列舉一種有代表性的方法:
1、利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計算投資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是通常的投資統計指標,指在一定時期內全社會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工作量以及與此有關的費用。這個指標與國民核算中的資本形成總額指標在具體內容上有不少差別。最主要的差別是資本形成總額中包含了庫存增加額,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不包含這一項。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對應關系看,如果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轉換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則需要加一塊減一塊。所加的一塊為:總投資50萬元以下的建設項目完成的投資、商品房銷售增值、非生產資產的所有權轉移費、礦藏勘探支出、新產品試制增加的固定資產價值和未經過正式立項的土地改良支出。所減的一塊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中所含的購買舊建築、舊設備的價值和土地購置費,因為它們不是核算期內所形成的固定資產(見表3)。
2、利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計算消費率
這種方法大大低估了消費率。原因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不能代表全部最終消費,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僅是最終消費中的商品性貨物消費,之外的服務消費以及實物性消費、自產自用消費和其他虛擬消費都不包括在內。比如,2003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5842億元,最終消費為67051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最終消費的68.4%。這種方法的分母也有問題,因為它用的是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正確的指標應是按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見表4)。
總之,這種方法,所涉及的指標在范圍和內容上不完整,在概念上不確切,不能全面地反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不符合國際規范。
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關鍵在於取得可靠的基礎數據。這些基礎數據涉及專業統計、部門統計和有關財政決算及行政記錄資料。但是,現有國民經濟核算資料來源存在較大缺口,作為測算投資和消費主要資料來源的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存貨統計、消費品零售統計、住戶消費統計以及財政支出決算,其口徑范圍、資料內容、提供時間,都還不能完全滿足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要求,這是我們面臨一大難題
『貳』 2003年、2004年，我國投資率為47.2％、51.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消費率為55.4％
答案B
在社會總產品中，扣除已消耗的生產資料，餘下的那部分凈產品，用貨幣表示就是凈產值，稱作國民收入。國民收入是勞動者新創造的社會財富，標志著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擴大再生產和提高人民生產水平的能力。在社會生產過程中，要廣泛地運用新的科學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大力增加產量降低能耗，實現國民收入的迅速增加。國民收入的分配是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它的性質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國民收入分配的狀況，還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狀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必須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其要求是：在生產發展、國民收入增加的基礎上，積累部分和消費部分都有所增長；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必須同國民收入的物質構成相一致；社會主義國民收入的分配還應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
『叄』 中國対外投資如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合理配置！避免重復。如果對這個回答滿意，請點回答內容下面的「…」，再點擊「採納」，謝謝了！
『肆』 2008 年~2010年中國投資率、消費率分別是多少
我看到的資料，投資率：09年是47.5%,10年是48.6%。
消費率：09年是48.6%,10年是47.4%。
『伍』 從宏觀角度分析中國消費率低、投資率高、儲蓄高的原因
一、我國消費率低的原因
1.勞動力充分壓制工資。我國目前大約有1.5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每年還有至少幾百萬農民工繼續進入城市。在經濟高速增長、人均GDP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的充分供給壓制了工資水平的上升，從而導致勞動報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斷下降，進而擴大了收入差距，並壓抑了大眾消費的增長，導致最終消費增長滯後於GDP增長的情況。
2.收入差距致儲蓄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城鎮住戶收支調查數據，10%的城鎮最低收入家庭的消費率高達96%，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消費率只有63%。而收入差距擴大意味著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長快於低收入居民，這會導致平均的居民儲蓄率上升而消費率下降。
3.相關制度需要健全。在改革進程中，我國工資水平從政府決定轉向了由勞動力的市場供求關系決定，但保護勞工的立法和社會保障、公共福利等制度尚未健全。在勞動者收入單純由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決定，沒有形成補充市場的保障制度的情況下，沒有自發機制來保證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水平隨經濟增長而同步增長。近年來，社會保障體系正在發生明顯改善，但亟待進一步健全。
4.企業帶動儲蓄上升。企業儲蓄迅速上升，成為帶動總儲蓄率上升的主要因素。我國目前缺乏一套合理的資源稅體系和國有企業紅利分配製度，諸如石油、天然氣、煤炭等資源收益和國有企業利潤可以由企業支配，從而使企業未分配利潤越積越多，成為企業儲蓄的重要來源。
5.公共服務激勵不足。各級地方政府對擴大產出規模、加快經濟增長有強烈的沖動，而在完善公共服務和實現充分就業方面激勵不足，過多地鼓勵資本密集的大項目投資和大中型企業發展，而對勞動密集型的小企業發展缺乏重視，這使要素配置發生傾斜，企業規模和產業的資本密集度不斷上升，因而減少了就業機會，擴大了收入差距，加速了消費率的下降。
6.公共資金存在漏洞。政府的公共資金和資源管理體系存在漏洞，制度規范不健全，透明度低，特別是對預算外資金的徵收和使用更缺乏監督，導致了公共資金使用不當、流失和貪污腐敗現象，嚴重惡化了收入分配格局。
二、中國投資率高原因
城鎮居民住房制度改革
1998年後，隨著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斷提高，特別是城鎮居民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福利分房逐步取消，使長期被壓抑的需求迅速釋放。因此，房地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新的支柱性產業。從1998年到2004年，房地產開發投資由3614億元增加到13158億元,平均年增長率達到22.0%，比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速高7.1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佔全社會投資的比重由1998年的12.7%提高到2004年的18.8%。需要指出的是，住房消費有其雙重性，對個人而言，住房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投資品。既能促進裝修等消費，也會抑制其他消費。舊體制下，住房通常是福利性消費，不需個人直接支付消費成本，個人收入可以更多地用於其他消費；在新體制下，住房逐漸成為商品，個人消費時需要直接支付費用，這必然擠壓個人的其他日常消費。2004年個人購買商品房已佔商品房銷售的90％以上，這也是為何現階段投資率高、消費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2.積極財政政策
從1998年到2004年7年間，國家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由此形成了數萬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經過若干年不斷的追加投資，國債投資的累積效應逐步顯現出來，形成了較強烈的投資慣性,一些大的基礎設施項目表現尤為突出。如，總投資262億元的青藏鐵路，總投資超過1400億元的西氣東輸管道工程，總投資近5000億元的南水北調工程,10多萬公里的縣際和農村公路改造工程。此外，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危舊房屋改造投資也大幅度增加。
3.重化工業加速發展
隨著經濟發展，城鎮居民消費熱點向住、行轉變，住宅、汽車、電子通訊和基礎設施等產業快速增長，直接帶動了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化工等重化工業產業的發展。2004年我國規模以上重工業占工業比重達到66.5％，比1998年提高了9.4個百分點。2004年，製造業投資比上年增長36.3%，其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增長98.8%，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增長41.4%，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增長26.9%，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增長43.2%，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增長32.7%，均超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5.8%的增速。
4.承接國際產業轉移
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快速穩定增長、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較低、外商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國際資本加速向中國投資，一些產業加速向中國轉移，7年（1998-2004）累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3402億美元，比前19年（1979-1997）的總和還多1201億美元。利用外資又主要集中在製造業，2004年外商直接投資中製造業的比重達到71％，比1998年提高14.7個百分點。與此相伴，一些高耗能產業也在向我國轉移，許多是通過加工貿易的形式進入我國的。2004年我國已成為鋼鐵、鋁錠凈出口國。
三、中國儲蓄率高原因
1.居民收入增加，為儲蓄猛增奠定基礎；
2.城鄉居民個人特別是農村居民個人的投資渠道狹窄，消費制度改革迫使居民將儲蓄作為最鍾情的投資方式；
3.消費領域信用水平低下，使居民即期消費下降；
4.價格心理預期走低，延遲了居民即期消費行為；
5.高收入階層消費飽和，投資渠道不暢，貨幣沉澱於長期儲蓄 ；
6.非居民性資金的流入構成的「假性」存款占相當比重；
7.股市行情不盡如人意，投資者從股市撤資，部分資金流向儲蓄；
8.信貸消費沒有得到全面普及，居民消費水平處於升級儲備期；
9.社保體制不健全，資本市場效率低。
『陸』 中國的投資率比發達國家高很多啊，這是一件好事么
這說明中國有很多人像投資，想致富，想擺脫現在的生活狀態，對現實的不滿。（這是消極的想法）
也可以說明，中國正在逐步的追趕這其他發達國家，不甘落後。
『柒』 中國政府投資沒有效率，但是GDP卻一直快速增長，如何理解這個悖論
誠如你所說，政府投資的時效性的確有待加強。但是你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經濟基數是十分巨大的，也就是說企業在多范圍內進行投資，你可以研究一下鋼鐵業，工程機械行業等等近幾年對海外的投資攻勢相當猛烈。
還有一點投資只是GDP的一部分，中國大部分GDP增長都是依靠內需，而且又伴隨國際匯率波動較大，等等一些其他因素，你是在用一個片面的問題去解釋一個宏觀的數據
『捌』 從發展趨勢來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產出比和投資效率會如何變化
從發展趨勢上來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產出比和投資效率會不斷地提高。
『玖』 如何提高我國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
基礎設施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其投資合理與否是較為關鍵的。
根據世界銀行最近一份權威報告顯示，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的投資需求系數達到3.1～3.8，即政府對於基礎設施每投入1美元，就能拉動社會投資需求3.1～3.8美元。
至於效率問題，它可以理解為投資恰當與否、應用恰當與否，與資源間的相互關系。我覺得做好3個層面的內容，即投資前的必要性評估——投資過程中的質量監管——投資後的運營績效評估。
基礎設施的投資資金龐大，稍有不慎，就會造成不少的資源浪費，會影響對其他資產的投入，所以前期必要性的必須的。
其次，現在中國社會存在很多上、中層剝削，下層偷工減料的情況，所以質量監督，嚴格考核是關鍵。
再來，對後應運營合理評估，是便於後期正常運轉、定期維護、追加投資等一系列問題的基礎和重要部分。
個人認為找准這幾點就能提高投資效率。
『拾』 中國企業的資本回報率是多少
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卻可以難倒所有研究中國企業的專家學者即使在企業家當中也很少有人可以就他們自己的企業，對這個簡單的問題給出一個令人滿意、信服的答案。 我有一位大學同學，曾經在全球最大的一個投資公司負責投資中國的企業，令他最頭痛的一個問題，就是無法根據中國企業的數據來估算資本的回報率。他常常向我抱怨，中國的很多著名的企業家，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老總，根本不知道也不關心資本回報率，而在印度，資本回報率則受到相當的重視。 我有許多海外朋友，從報紙、電視上看到中國經濟如此繁榮昌盛，都希望能夠參與中國的淘金熱，但從心底里對投資中國的企業沒有信心，主要就是擔心資本的回報率可能太低及沒有保障。 因此，我可以理解當世界銀行的學者發布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此處凈資產為總資產減去非股東所屬總負債，也可稱作股東資本，英文為equity或equitycapital)從1998年的2％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12.7％，非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從7.4％上升到16％，而且中國企業擁有大量的現金收入時，許多長年從事中國企業投資的業界精英感到十分震驚，甚至氣憤。如果中國企業的利潤率是如此之高，為什麼他們作為投資者居然感覺不到？在這些投資者看來，世界銀行的報告簡直是天方夜譚，一定是大錯特錯！ 在這些投資者當中有一位傑出的領袖，他曾經是美國頂尖商學院的教授，目前則是著名的美國新橋投資的合夥人，他就是單偉建博士。單先生在《遠東經濟評論》、《亞洲華爾街日報》、《21世紀經濟報道》等海內外媒體連續撰文反駁世界銀行的報告，而世界銀行的學者也毫不示弱，針鋒相對地給出回應，一些著名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也加入了這場論戰。《南方周末》編輯希望我對這場論戰作些評論，幫助讀者理解分歧的原因及其政策意義，這又再次讓我為難，因為論戰的雙方都是我的朋友。 理論上，資本回報率十分簡單清楚，就是利潤與資本之比。可實際上，利潤與資本在中國企業現有的會計、稅收及所有制環境下都不容易測量。 首先，資本是什麼？是注冊資本、固定資產、股本、總資產，還是總資產減去欠股東之外的所有負債、凈資產？如果是股本或凈資產，應該按市場價算還是按賬面價算？ 利潤又是什麼？是不是企業會計報表中報告的利潤？企業會不會為了少繳稅而隱藏利潤？各種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中國面臨的會計制度及稅率並不相同，他們的利潤計算方法也就不一定相同。大部分的中國企業還沒有上市，上市與非上市公司的資本與利潤的計算方法也不一樣。中國企業的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在改革中也不斷發生變化。 可見，要計算及比較中國企業之間的資本回報率及其變化非常困難。這種情況對中國企業的股東極其不利，錯綜復雜的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創造了一個有利於內部人控制的機制，使得外面的股東根本就不知道資本的回報率是多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股東至今為止還不清楚他們有沒有分紅的權利，也從來沒有享受過分紅。 在這種背景下，單偉建先生根據他的觀察、經驗與對數據的推算，斷定中國企業的投資回報率遠比世界銀行報告所指出的要低時，幾乎沒有一個專家學者可以清爽地駁倒他的論點，因為單偉建先生心目中與西方國際市場慣例一致的資本回報率在中國基本上是無法可靠地算出來的。 這正是問題的關鍵，中國企業在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及其制度實施方面的缺陷導致投資者的實際真實資本回報率往往遠低於潛在的或隱藏的資本回報率。單偉建先生看到的是中國企業由於在制度基礎設施方面的低效率而導致的對投資者而言資本的低回報、低效率。 可惜，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並不是投資者，他們考慮的是整體宏觀經濟的效率，而不僅是投資者的資本回報及投資效率。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沒有利潤，沒有給股東帶來任何回報，但卻能給職工付更高的工資，有更多的現金流用來淘汰替換陳舊的技術與設備，這些國有企業就提高了資本回報率，宏觀經濟的效率也由此有所提高。 世行研究報告主要是探討中國經濟的增長為什麼那麼高及中國高投資率的資金來自何處。他們發現，企業留用現金收入在投資資金中的比重比通常想像的要高，而來自銀行的貸款卻比重較低。 從世界銀行研究人員的角度來看，他們並不需要特別擔心微觀層次由於會計、稅率，及所有權制度導致的分配效率問題，因此，他們選擇用國民收入核算體系這個宏觀分析框架來計算資本的回報率。 使用國民收入核算體系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避免因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不同而導致的不同企業間的非可比性。國家統計局收集企業數據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計算企業的增加值，而企業的增加值正是國民收入的一部分。增加值的統計有一個統一的標准，不受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不同的影響，因而根據國家統計局國民收入核算數據得出的資本回報率具有很強的可比性。 世界銀行報告中指出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大大低於非國有企業及過去幾年凈資產收益率大大上升的宏觀結論因而具有相當的可信度，但這些宏觀結論對廣大的投資者並沒有太多的幫助。 中國的GDP增長一直接近雙位數，可中國的股市曾經一蹶不振多年，為什麼？我們不能因為投資者在股市無法獲利而懷疑中國的GDP增長數字不對。同樣，我自己的研究顯示，中國企業，特別是大企業的生產率增長近幾年非常迅速，但這並不說明投資者能從中獲利。 記得幾年前，我在香港大學主持了一個有關中國貨幣政策的論壇，當時中國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委員李揚(李揚新聞,李揚說吧)先生與單偉建先生也有一場類似的辯論。我當時總結時說了一句話，引得全場大笑，我說「你們的觀點我都同意」。為什麼？我用了一個英文諺語解釋：一杯水是半滿還是半空？(acupishalffullorhalfempty？)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問題的關鍵是搞清楚爭論雙方的角度及思維框架，而其中的一些技術細節及概念的誤解，需要澄清，但並不重要。 在我看來，世界銀行及單偉建博士的分析從不同地角度提出了一個共同的政策問題：中國必須進一步改革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及其執行，也就是我常常提到的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穩固的產權基礎設施，使得學者、社會、投資者都可以准確地理解及測算中國企業資本的回報率，從而大大提高投資的效率。中國的高儲蓄及生產率高增長完全可以支持更高的有效率的投資，但必須控制低效率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