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是什麼意思
人們追求盡可能高的收益,促使資本在不同用途之間流動,從而導致獲利相等:不同的勞動和資本用途的利害,總的說來,在同一個地方內,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斷趨於相等。
西方古典經濟學家通過觀察近代極其有限的生產和投資活動,形成了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認識。馬克思接受了這種認識,並做了進一步論證,形成了利潤率平均化和價值轉型理論。
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由於資本退出,使各個生產部門的等量資本得到等量利潤,原先利潤率較低的部門,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
這樣,就進一步掩蓋了剩餘價值的來源,產品數量大大增加,因為平均利潤率規律表明,預付的等量資本不管它榨取的剩餘價值多少,那些利潤率較高的部門,都必然要得到等量利潤,似乎利潤就是來自資本。
(1)消費減少等量轉化為投資擴展閱讀
等量資本能否獲得等量利潤,取決於多種條件:
1、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能夠在各行業之間自由流動,不存在進入和退出障礙。這個條件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不能在各行業之間自由流動,也就不可能引起各行業供求關系、價格的變化和利潤率平均化。
2、投資者和經營者要掌握充分的信息,了解各行業的利潤率,並能准確預見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趨勢。如果不是這樣,投資者就不能及時把資本從利潤率低的行業抽出,或者雖然能夠抽出,但卻不能重新投入利潤率高的行業,當然也就不能引起利潤率平均化。
3、各行業勞動質量和效率以及由此決定的價值結構不發生變化。馬克思對利潤率平均化的分析隱含一個假設前提,就是各部門勞動質量和效率不變。實際上,不同行業的勞動質量和效率存在差異,而且處於變化之中,這是影響利潤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4、社會對各行業產品的需求變化不抵消供給變化的作用。由於利潤率平均化要通過各行業產品價格的變化來實現,而價格受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因素影響。
5、資本流動主要是影響產品供給,不能直接影響需求。如果當一個行業的產品供給發生變化時,需求同時發生變化,兩者的作用完全抵消,那就不能引起價格變化,因而不能使利潤率平均化。
Ⅱ 在不存在所得稅,政府購買和轉移支付等量增加,國民生產總值為政府增加的購買量,為什麼是錯的
首先不能用TR不影響GDP來作為這道題的思路。國民生產總值,是要考慮轉移支付,國民生產總值和GDP不等價。
總需求=AD=C+I+G+NX=A+cY 其中A為固定支出。 C=C+cTR+cY。
Y=A/1-c
所以你會發現政府購買和轉移支付等量增加比如說1,AD其實增加了1+c, 1+c/1-c
而政府購買增加,轉移支付等量減少,1-c/1-c 剛好就是1 所以這兩道題目並不是因為TR不影響GDP來討論的。
Ⅲ 在產品市場收入決定模型中,如果政府同時等量得增加轉移支付與稅收,則gdp
直接用收入法去算,GDP=C+S+T.其中T是凈稅收,你增加轉移支付沒有用,因為模型中已經通過凈稅收扣除了轉移支付影響因素,稅收增加雖然會導致T增加,但是c.s都減小,但是你別忘了財政政策是有乘數的放大效果,所以GDP增加,ADcurve右移
Ⅳ 在宏觀經濟學中,儲蓄等於投資.但儲蓄是怎麼轉化為投資的
如果存的時間時間長,比你做其它投資同一段時間的收益高,那就算是一種投資。而且銀行也會拿你的錢做適當的投資。
Ⅳ 如果消費減少,消費等量轉為投資,有何影響
需求不振,通貨緊縮。
Ⅵ 投資與消費增長的關系怎樣才是合理的
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演變規律及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經濟增長過程中投資率和消費率的一般演變規律
在各國經濟工業化進程中,經濟結構的共同演變規律之一是投資率不斷提高、消費率相對下降,但在工業化進程結束之後,投資率和消費率將趨於穩定。投資率和消費率的這一演變特徵是由工業化過程中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提升引致的。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不斷提升,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佔比重不斷提升,而第二產業需要更多的中間投入,從而導致投資率不斷上升、消費率不斷下降。在經濟發展到發達階段時,居民消費結構將由工業消費品為主轉變為以第三產業提供的住房、教育、旅遊等服務類產品為主,第三產業的發展相對較快,而第三產業的生產過程相對簡單,短期內投資率可能因此而出現下降,並相應地導致消費率上升;但第三產業的發展是以第二產業為依託的,為滿足消費結構進一步提升的消費需求,需要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同步發展,因此,在發達階段投資率和消費率將維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下面我們以索羅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對投資率和消費率的這一演變規律作出進一步的剖析。
我們知道,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可概括為五個方面:資源秉賦、產業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和有效需求。其中前四方面因素決定經濟的潛在產出水平,而實際產出水平是由潛在產出水平和有效需求共同決定的。②在資源秉賦、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一定的情況下,實際產出水平取決於產業資本和有效需求兩個因素。我們假定投資可以即期轉化為產業資本、不存在進出口,則經濟增長將取決於產業資本和最終消費需求兩個因素。在此基礎上構造實際產出函數:
Yt=F(Kt,Ct)
St:Ct+It=Yt-1,It=Kt-kt-1
其中Y為實際產出,K為產業資本規模,C為最終消費,I為投資。
假定實際產出函數是一次齊次函數,且產業資本與最終消費之間可以相互替代,則實際產出函數可轉化為:
y=Y/K=f(k)
其中k=C/K為最終消費與產業資本的比率,y為實際產出與產業資本比率。
假定實際產出函數具有以下四個性質:(1)f』(k)>0,表示最終消費的邊際產出為正。(2)f』』(k)<0,表示最終消費的邊際產出遞減。(3)f』(0)=∞,表示最終消費很小時,最終消費的邊際產出無限大。(4)f』(∞)=0,表示最終消費無限大時,最終消費的邊際產出為0。可以證明,在經濟增長、產業資本和最終消費之間存在如下關系:
Y』/Y-K』/K=U(C』/C-K』/K)(1)
k』=bf(k)-nk (2)
其中U=kf』(k)/f(k)是產業資本的產出彈性,b=C』/Y,n=K』/K,b為邊際消費傾向、n為產業資本增長率。
從上述分析我們得出的重要結論是:等式(1)表明當產業資本與最終消費同速增長時,實際產出將按最終消費或產業資本的增速同速增長。等式(2)表明,存在一個特定的產業資本與最終消費的比率k*(以下簡稱穩定增長比率),使經濟增長處於穩定增長狀態。
根據實際產出函數的約束條件,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在穩定增長狀態下,不僅最終消費與產業資本的比率不變,投資率和消費率也是穩定的,且消費與投資的比率是不變的。因為最終消費〔Ct=(Yt-1+Kt-1)×K*/(1+k*)]和投資[It=(Yt-1-k*×Kt-1)/(1+k*)]取決於前期產業資本存量Kt-1和前期實際產出Yt-1以及在穩定增長狀態下最終消費與產業資本的不變比率k*,且Ct/It=k*×(n+1)/n。
穩定增長狀態下的穩定增長比率是最終消費與產業資本比率的極大值,即k』=0時的k值(k*)。因此,穩定增長狀態下的實際產出是最優產出,穩定經濟增長速度是實際產出的最優增長速度。過度消費或過度投資均會損害經濟增長。
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及由此決定的產業結構會不斷提升,邊際消費傾向也會改變,原來經濟穩定均衡增長的前提條件被打破,經濟將進入新的穩定均衡增長狀態。在這一動態均衡增長過程中,使不同時期經濟能夠達到最優增長狀態的最終消費與產業資本的穩定增長比率,將隨著經濟結構或工業化程度的提升而不斷下降。
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將整個經濟區分為部門1和部門2兩個部門,其中部門1生產一般消費品,部門2生產高級消費品,部門2的生產過程比部門1更加迂迴。假定每個部門均有其內在穩定均衡增長機制,即分別存在部門1和部門2的穩定增長比率K1*和k2*,且K1*<k2*,實際產出函數轉變為:
Yt=F(Kt,Ct)
St:Ct+It=Yt-1,Ct=***
收入水平提高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消費者總是偏好消費更多的高級消費品,因為一般消費品消費量的逐步擴大會使其對消費者的邊際效用遞減,消費者對消費品1的消費需求逐漸趨於飽和。由於K1*<K2*,部門2的消費與投資比例低於部門1,或部門2的投資率b2(部門2的投資與投資與消費之和的比例)高於部門1的投資率b1(部門1的投資與投資與消費之和的比例),部門2的投資-收入乘數(單位投資引致的收入增加量)1/(1-b2)大於部門1的投資-收入乘數1/(1-b1)。因此,在均衡增長狀態下,當消費者將收入更多地用於高級消費品的消費,或等量資源從部門1轉移到部門2時,將引致整個消費量相對減少、投資量相對增加,整個社會的消費率下降、投資率上升,消費增長率下降而投資增長率提高,且實際產出會加速增長,即消費結構的提升將引致產業結構的提升和整個經濟的加速增長。但如果經濟結構的提升發生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由於第三產業的生產過程比第二產業相對簡單,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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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際產出函數的約束條件擴展到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穩定增長比率使轉化為由私人消費、政府消費和凈出口所構成的最終需求與產業資本的比率:③(1)在既定收入水平下,經濟增長要達到最優增長狀態,要求最終需求與產業資本的比率達到穩定增長比率。如果私人消費不足,由此形成的需求缺口應由政府消費或增加凈出口彌補,而非擴大投資。因為增加投資會導致最終需求與產業資本比率偏離穩定增長比率,並使有效產出增長率下降。反之,投資過度形成的過剩生產能力,只能通過增加私人消費、政府消費或擴大凈出口緩解。(2)在工業化時期,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最終需求與產業資本的穩定增長比率將不斷下降,投資率將逐步提高。(3)資本凈流入增加使實際產出函數的預算約束線向外擴張,並促進經濟增長。在穩定增長比率不變或產業結構不變的情況下,要保持資本凈流入增加後的經濟增長達到最優增長狀態,需要增加凈出口,或減少國內投資,增加國內消費。
二、投資率和消費率演變規律的實證分析
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演變特徵,是投資率和消費率一般演變規律的典型。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產業結構的提升,投資率不斷提高,消費率不斷下降;在工業化結束或經濟進入發達階段之後,投資率和消費率將趨於相對穩定狀態。根據世界銀行錢納里和賽爾奎因等經濟學家對多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的研究結果,④在工業化初期(人均GDP收入140美元),投資率、私人消費率以及由私人消費、政府消費加凈出口構成的最終需求佔GDP的比率(最終需求率)的平均水平,分別為15%、73%和71%;到工業化中期(人均GDP達到560美元),投資率提高到20%,私人消費率下降到66%,最終需求率下降到65%;在工業化末期或經濟發展達到初步發達階段時(人均GDP達到2100美元),投資率上升到23%,私人消費率下降到60%,最終需求率⑤下降到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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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分析1960-2000年間不同收入水平國家或地區GDP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化特點,我們同樣能夠發現,產業結構的提升、特別是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會引致投資率上升、消費率或最終需求率下降。反之,如果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大幅度提高,即產業結構的變化僅發生在工業和服務業之間,投資率使下降,消費率或最終需求率上升。投資率和消費率的這一演變規律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表現十分明顯,但高收入國家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演變也基本符合這一規律。
1.低收入國家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演變特點。在1960-2000年期間,低收入國家的產業結構總體上呈不斷提升狀態,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1960年的52%增加到2000年的77%。在產業結構的這一變化過程中,只要產業結構的提升發生在第一產業與工業或服務業之間,投資率便提高、消費率或最終需求率便下降,且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的提升對投資率提高的拉動作用更大。如果產業結構的變化發生在工業和服務業之間,即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下降、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提高,投資率便下降,而消費率或最終需求率上升。
(1)從1960-1990年,低收入國家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均大幅度提高,分別從1960年的25%和27%提高到1990年的36%和35%;投資率從1960年的19%提高到1990年的31%;私人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分別從1960年的78%和81%下降到1990年的61%和69%。但投資率的大幅度提高、私人消費或最終需求率的大幅度下降,是發生在1980-1990年工業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期間。
(2)1990-1997年間;低收入國家產業結構的變化主要發生在工業和服務業之間,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不斷下降,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相對上升。與產業結構的這一變化相對應,投資率從1990年的31%下降到1997年的22%,私人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從1990年的61%和69%上升到1997年的71%和78%。
(3)2000年低收入國家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從1997年的27%提高到33%,投資率也從1997年的22%提高到23%,最終需求率下降到77%。私人消費率下降幅度較大,從1997年的71%降為2000年的62%,但這一下降主要是由政府消費率大幅度提高引致的。
2.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演變特點。與低收入國家投資率和消費率的變化特徵類似,1960-2000年間,只要產業結構的提升是發生在第一產業和工業或服務業之間,中等收入國家的投資率就不斷提高,而消費率或最終需求率隨之下降。如果產業結構的變化發生在工業和服務業之間,投資率就下降,而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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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在1960-1980年期間產業結構大幅度提升,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1960年的76%提高到1980年的85%。但產業結構的提升主要發生在第一產業和工業之間,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1960年的30%大幅度提高到1980年的45%,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1960年的46%下降到1980年的40%。與工業化程度的大幅度提升相對應,中等收入國家的投資率從1960年的20%提高到1980年的27%,私人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分別從1960年的70%和80%下降到1980年的58%和73%。
1980-1990年期間,中等收入國家產業結構的提升主要發生在工業和服務業之間,1990年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下降到37%,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提高到50%。產業結構的這一變化導致投資率下降、消費率上升,1990年投資率下降到23%,私人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分別上升到62%和77%。1990年以後,產業結構的變化主要發生在第一產業和服務業之間,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50%提高到54%,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相對穩定,從1990年的37%下降為2000年的36%。與產業結構的這一變化特徵相對應,投資率和最終需求率僅有小幅變動,投資率從1990年的23%提高到2000年的25%,最終需求率從1990年的77%下降為2000年的75%,私人消費率保持在62%的水平。
3.高收入國家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演變特點。1960-2000年期間,高收入國家產業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變化很小,基本保持在94%到97%之間,私人消費率也穩定61%到63%之間。但發生在工業和服務業之間的產業結構變化依然十分明顯,投資率和最終需求率因此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變化:
(1)從1960年到1965年,高收入國家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40%提高到43%,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本變,投資率從1960年的21%提高到1965年的23%,私人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分別從1960年的63%和79%下降到1965年的61%和77%。
(2)1965-1980年期間,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出現大幅度下降,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大幅度上升,私人消費率沒有發生改變,投資率僅提高1個百分點,最終需求率僅下降1個百分點。
(3)1980-2000年期間,雖然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提高了2個百分點,但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下降了5個百分點,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下降3個百分點,由此引致投資率下降2個百分點、私人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分別提高1個百分點和2個百分點。總之,即使在高收入國家,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的大幅度提高或下降,也會引致投資率的相應提高或下降。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投資率、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的這一演變規律⑦所反映的僅是各國經濟發展的共同趨勢,因各國的經濟結構、經濟制度和發展環境存在很大差別,即使發展水平相同的國家,投資率、私人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也存在巨大差別,即不存在同一發展階段所有國家均相同的特定比率。
三、我國投資率與消費率的演變特點
及其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
我國投資率與消費率的變化同樣符合工業化時期一般國家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演變規律,即隨著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投資率不斷上升,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不斷下降。但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波動幅度明顯小於改革開放之前的波動幅度,且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波動幅度不斷縮小,並日益接近其自身演變趨勢。同時,在投資率和消費率與其自身發展趨勢偏離較小的時期,經濟增長速度較高。
比較分析1952-2001年期間投資率、消費率和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變化情況,我們可以發現:投資率和消費率偏離發展趨勢值較小的時期,經濟增長速度較高;改革開放前過度投資導致了經濟的過度工業化,但經濟並未出現加速增長;改革開放之後,產業結構進行了優化調整,經濟增長速度也明顯提高;且在1990年以後工業化的提升過程中,經濟也出現了加速增長現象。具體如下:
在投資率和消費率與其發展趨勢偏離幅度較小的「一五」時期,工業化程度(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有較大幅度提高,從1952年的17.6%提高到1957年的25.4%,經濟增長也保持了較高增速,年均GDP增速達到9.2%,是1980年以前經濟增速最高的時期。
「二五」期間片面追求工業化,導致投資率大幅度提高,雖然工業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期間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最高曾達到37.4%、平均高達33.2%,但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調導致經濟出現負增長,GDP年均增速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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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1970年的「三年調整」和「三五」期間,政府下調了投資率、提高了消費率,工業化程度比「二五」期間有所下降,但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使經濟恢復較快增長,GDP增速分別達到15.1%和6.9%。
1971-1980年的「四五」和「五五」期間,片面追求工業化的思潮再次出現,工業化程度由「三五」時期的32.6%迅速提高到「五五」時期的43.2%,投資率也從「三五」時期的27.9%大幅度提高「五五」時期的35.2%,但經濟增長速度並未隨工業化程度和投資率的提高而加速,「四五」和「五五」期間GDP的年均增速只有5.9%和6.5%。
1980-1985年的「六五」期間,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和輕重工業比例的調整使產業結構得到優化調整,投資率下降、最終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提高,雖然第一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提高、工業化程度下降,但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提高,GDP年均增速達到10.7%。
1985-1990年期間,產業發展的重點是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等服務業,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大幅度提升,但工業化程度下降幅度過大1990年的工業化程度(37%)比其趨勢值(41%)低4個百分點,且投資率過高引發了1987年的經濟過熱現象,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降,GDP年均增速只有7.9%。
在經過1978-1984年農業恢復發展和1985-1990年第三產業的恢復發展等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之後,1991年以後我國再次進入工業化快速提升階段,工業化程度從*1990年的37%提高到1995年的42.8%,投資率大幅度提升,經濟出現加速增長態勢,1991-1995年期間GDP年均增長12%。但1991-1995年期間投資率提升幅度過大,導致經濟再次出現過熱現象和嚴重的通貨膨脹。
作為對前期過度投資的調整,1996年以後投資率不斷下降、最終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不斷上升,工業化程度從1995年的42.8%提高到2000年的43.7%,但經濟增長出現較大幅度下滑,1996-2000年期間GDP年均增速只有8.3%。
總之,改革開放之前投資率和消費率的大幅度波動主要是片面追求工業化的結果,由此引致的過度重工業化現象,並沒有帶動經濟加速增長。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結構趨於協調、優化,投資率與消費率的變化更加接近經濟自身的發展要求,經濟增長速度也大幅度提高。1980-2001年期間GDP年均增長9.5%,遠高於1952-1980年期間的6.23%的增長速度。由此得到的重要結論是:經濟結構的協調發展是實現經濟最優增長的必要條件。
隨著收入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經濟已達到工業化中期水平,與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一般發展規律一樣,我國投資率的上升趨勢或消費率的下降趨勢已逐漸減弱。今後我國投資率、最終消費率和最終需求率以及工業化程度將保持相對穩定的發展態勢,這與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後期經濟結構的一般演變規律是一致的。預計到2020年,當我國工業化程度達到45%4以及人均GDP達到3000-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之後,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將基本結束。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鑒於我國經濟發展正由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後期過渡,工業化程度和投資率的提升空間有限,依靠投資規模擴張、提高投資率和刺激投資相對快速增長的措施,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政策選擇空間已日益縮小;而優化投資結構、促進消費結構和貿易結構升級、刺激消費和出口增長,應成為今後宏觀調控政策的重點目標:
2001年投資率恢復上升並達到其趨勢值,且2002年投資快速增長,說明自1996年以來對前期過度投資的調整期已基本結束,投資率將進入新的提升期。從保證經濟長期持續快速增長的角度看,需要抑制投資率的過度提升,防範再次出現過度投資現象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的不良影響。
投資政策的重點應從促進投資規模擴張轉化為優化投資結構,以促進工業內部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第三產業的相對快速發展,從而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產業結構的升級取決於消費結構和貿易結構的提升,因此,要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既需要優化投資結構,更需要改善消費環境和貿易環境,促進消費和出口增長、提升消費結構和貿易結構。
由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和凈出口構成的最終需求是經濟增長的需求基礎。促進最終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增長,應成為今後宏觀調控政策的主要選擇。
註:
①投資率是指資本形成佔GDP的比例,消費率是指最終消費佔GDP的比例。
②美國經濟學家霍爾和泰勒的價格調整理論認為,短期產出水平取決於總需求,長期產出水平取決於潛在產出。
③開放條件下的實際產出函數為:Yt=F(Kt,(Ct+Et)),約束 條件為:Ct+It+If=Yt-1+If,It+If=Kt-Kt-1,其中Et、If分別為凈出口和資本凈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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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錢納里、魯賓遜、賽爾奎因著:《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
⑤最終需求率是最終消費和凈出口佔GDP的比率。
⑥2020年我國工業化程度(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45.5%時,第二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將達到51%。而在市場經濟國家中,只有英國以及馬來西亞、阿根廷、智利等少數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個別時期第二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超過45%、達到47-49%的水平。
⑦相關數據參見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
⑧1978年以前最終消費根據1991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民收入使用額中的消費額與1978年至1984年國民收入使用額中消費額佔GDP構成中最終消費額的平均比例0.84057推算得到,最終需求是推算得到的最終消費和凈出口之和;投資額為GDP與最終需求之差。1978年以後數據直接引自《中國統計年鑒2002》。
1952-2001年中國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化情況(%)⑧
年度 最終 最終 投資 第二產業 工業增 第三產業 工業和第三 GDP平 投資率 工業化
消費率 消費率 率 增加值占 加值占 增加值占 產業增加值 均增長 發展趨 程度發展
GDP比重 GDP比重 GDP比重 佔GDP比重 率 勢均值 趨勢均值
1952年 83.6 82.0 18.0 20.9 17.6 28.6 46.2 - 15.00 15.00
「一五」 79.4 78.8 21.2 25.9 21.9 29.9 51.8 9.2 22.00 24.50
「二五」 71.3 71.7 28.3 37.5 33.2 30.6 63.8 -2.0 27.00 30.75
1963-1965年 75.6 76.4 23.6 34.5 31.0 26.6 57.6 15.1 29.25 33.00
「三五」 71.8 72.1 27.9 35.9 32.6 25.5 58.1 6.9 31.20 35.25
「四五」 65.5 65.8 34.2 43.4 39.4 23.3 62.8 5.9 32.75 37.15
「五五」 64.8 64.7 35.3 47.3 43.2 22.3 65.5 6.5 34.05 38.60
「六五」 66.2 65.9 34.1 44.5 40.1 23.8 63.9 10.7 35.40 40.00
「七五」 63.5 63.2 36.8 43.3 38.2 30.3 68.6 7.9 36.15 40.85
「八五」 59.4 60.4 39.6 46.0 40.1 32.6 72.7 12.0 36.75 41.80
「九五」 59.4 62.4 37.6 49.7 43.1 31.9 75.0 8.3 37.50 42.70
2001年 61.5 63.7 36.3 51.1 44.4 33.6 78.0 7.3 38.00 43.00
Ⅶ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投資如果不能最終轉化為消費,那投資能拉動經濟增長嗎
首先 應該從經濟增長來說 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長期最終人口增長水平
短期的話 我認為還是能拉動經濟增長的原因如下 y=c+i+g+xm 中的i 包括兩方面 其中的存貨投資 就沒有最終轉化成消費 但短期內增加了y的產出
長期短期通過不同的理論會有不同的答案 用微觀中的一般均衡也能解釋 終歸經濟學才幾百年 很多地方還不完善
Ⅷ 投資為什麼對國民收入有乘數效應
對外貿易乘數理論是凱恩斯的主要追隨者馬克盧普和哈羅德等人在凱恩斯的投資乘數原理基礎上引申提出的。
凱恩斯認為投資的增加對國民收入的影響有乘數作用,即增加投資所導致的國民收入的增加是投資增加的若干倍
。若用△Y表示國民收入的增加,K表示乘數,△I表示投資的增加,則:
ΔY
=
K
*
ΔI(1)
國民收入的增加之所以是投資增加的倍數,是因為新增投資引起對生產資料的需求增加,從而引起從事生產資料生產的人們的收入增加。他們的收入增加又引起消費品需求的增加,從而導致從事消費品生產的人們收入的增加。如此推演下去,結果國民收入的增加等於投資增加的若干倍。現假定新增加的投資△I為100美元,它用於購買投資品便成了投資品生產者(僱主和工人)增加的收入;如果投資品生產者只消費其新增收入的90%,於是向他們出售商品的人們便得到90美元的收入;如果這些人又消費其收入的90%,即81美元,這又成為向他們出售商品的人們增加的收入……如此繼續下去,收入也隨之增加。收入增加的總和為如下無窮等比數列:
(2)
(2)式中C為增加的收入中用於消費的比例
,稱為邊際消費傾向;為乘數,若用K表示之,即得(1)式。
上例中,邊際消費傾向C為0.9,所以乘數
,因此,投資增加100美元,可使國民收入增加1000美元(即100美元的10倍);如果C為0.5,則
,即投資增加100美元,可使國民收入增加200美元(即100美元的2倍);如果C為0,即人們將增加的收入全部用於儲蓄,則
,即國民收入增加為投資增加的1倍,也為100美元;如果C為1,即人們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於消費,則
,即國民收入增加的倍數為無窮大。可見,乘數的大小是由邊際消費傾向決定的,兩者成正比例關系;從另一個角度說,影響乘數大小的因素是新增收入中用於儲蓄的比例
,即邊際儲蓄傾向,用S表示之,則
,即乘數大小與邊際儲蓄傾向成反比。
馬克盧普和哈羅德等人把投資乘數原理引入對外貿易領域,分析了對外貿易與增加就業、提高國民收入的倍數關系。他們認為,一國的出口和國內投資一樣,屬於「注入」,對就業和國民收入有倍增作用;而一國的進口,則與國內儲蓄一樣,屬於「漏出」,對就業和國民收入有倍減效應。當商品勞務輸出時,從國外獲得貨幣收入,會使出口產業部門收入增加,消費也隨之增加,從而引起其他產業部門生產增加、就業增多、收入增加。如此反復下去,收入增加將為出口增加的若干倍。當商品勞務輸入時,向國外支付貨幣,使收入減少,消費隨之下降、國內生產縮減、收入減少。因此,只有當對外貿易為順差時,才能增加一國就業量,提高國民收入。此時,國民收入增加將為投資增加和貿易順差的若干倍。這就是對外貿易乘數理論的涵義。
Ⅸ 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狀態,政府要改變需要的構成,從消費轉向投資,
不允許超過充分就業水平,意思是勞動力市場均衡點不變,真實工資和勞動力均衡結果不變。
A,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造成總需求上升,進而價格上升,會打破真實工資水平,進而打破勞動力市場均衡。
B,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得IS左移,緊縮貨幣使得LM左移,結果是總需求左移,價格下降,打破勞動力市場均衡。
C、擴張貨幣政策,造成總需求上升,價格上升,打破勞動力市場均衡。
D、答案。
Ⅹ 投資過高、消費過低對社會和經濟有何影響
投資和消費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國民收入流量最終循環的結果,從國民收入內流量循環的角度看容,實際消費率和投資率取決於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占整個GDP的份額,它們的支出結構,以及儲蓄向消費或投資資金的轉化.正是國民收入流量循環過程中各個環節的共同作用,致使我國投資率偏高而消費率偏低。 投資過高、消費過低會使宏觀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所得份額偏低,政府所得份額偏高;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中形成消費的比例偏低,形成凈金融投資的比例偏高;政府部門消費率略偏低,形成投資的支出份額偏高;金融系統把儲蓄轉化為企業投資資金偏多,轉化為居民消費資金偏少等情況。長此以往,將加大貧富差距,形成國富民窮的病態發展形勢,無法拉動內需影響國家經濟轉型,使經濟體活力日趨下降,應予以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