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源基金

1. 博源基金會的簡介

博源基金會，得到香港政府正式批准，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非營利性公益組織。
博源基金會以推動學術及政策研究為目標，著眼於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及國際關系領域內的中長期問題。博源基金會倡導多學科交流，通過疏理問題、建立框架和尋求共識來促進國內外學界，政府部門及商界志士仁人之間的對話。 博源基金會提倡研究的創新模式，願為國內外各領域有識之士探索、研究重大課題搭建平台，提供資金支援和相關服務。
基金會的活動包括：組織、支援研究課題，召集年度論壇，組織年度專題講座及出版專著及論文集等。基金會以自己組織參與研究課題為主，同時也向外部研究機構及個人提供經費，資助符合基金會研究方向的課題。
博源基金會理事會由國際知名人士組成，其中包括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瑞銀投資銀行副主席何迪，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高西慶，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汪建熙，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美國斯考克羅夫特集團主席、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銀副主席、前歐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 前瑞銀亞太地區主席譚信樂（Rory Tapner），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委員會成員、?豐投資亞洲控股有限公司非執行主席史美倫（Laura Cha）。
顧問委員會成員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標准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陳小魯，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衣錫群，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幹事王波明，前瑞銀投資銀行亞洲區主席賀利華（Rodney Ward），銀監會首席顧問、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沈聯濤，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袁明，新世界中國實業專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紀文鳳。
學術委員會成員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觀濤，復旦大學新經濟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許小年，瑞銀全球新興市場研究部主管喬納森·安德遜（Jonathan Anderson），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

2. 博源基金會的使命

「博源基金」致力於研究「當代中國問題」。其使命是在實證的基礎上，運用規范的學術方法對中國近三十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制度結構和國際環 境變遷做出理論解釋和評價，並探討未來三十年中國發展的走向和路徑選擇。
我們認為「當代中國問題」可以表述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即從一個前現代性（傳統）社會轉變到一個現代性社會。這一轉型自晚清始已經歷了一百 多年的歷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計劃」(哈貝馬斯)。重新提出這一目標，並有序地推進這一進程關乎到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是對政治家、社會精 英和民眾的社會歷史責任感的呼喚。
在關於「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中，「現代化」是一個更為普遍使用的主題詞。在這一敘事版本中「當代中國問題」被視為一個以經濟現代化為主要目標的進 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成為這一進程的主線，而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的發展則被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派生的、最終由經濟決定的問題。
我們之所以用「現代性」而不是「現代化」來表述中國發展的目標，是因為盡管兩者之間有同一性，但又有著不同的含義。「現代性」是指歐洲啟蒙運動所倡 導的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等核心價值觀和以此為基礎建立的市場經濟、民主政體和民族國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現代文明秩序；而「現代化」在中國的語境中主要是 指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福祉的改善，亦被理解為「民富國強」。「現代性」和「現代化」構成了中國一百多年來社會轉型的兩個不同主調的「雙重變奏曲」(李澤 厚)，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前者總是被後者所淹沒。
「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提出是理念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作為理念，需要更深入的解讀和闡述，使之提升成為廣大民眾所認同的價值觀。「以人 為本」不應理解為「民生」的同義詞，首先要以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為本，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秩序才能達到社會的和諧。作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撐，否則要 么淪為空泛的口號，要麼變成利益集團獲取「正當性」(韋伯) 的工具。

3. 博源基金會的結構

總幹事：何迪
理事會成員：
中國：秦曉、何迪、吳曉靈、高西慶、汪建熙、李劍閣、曹遠征
中國香港：史美倫
美國：Brent Scowcroft
歐盟：Rory Tapner、Leon Brittan
執行委員會成員：
秦曉、何迪、汪建熙
顧問委員會成員：
衣錫群、陳小魯、王波明、袁明、許善達、梁愛詩、紀文鳳、Rodney Ward、易綱、金耀基、沈聯濤、任志剛、吳敬璉、章百家
學術委員會成員：
周其仁、Jonathan Anderson、許小年、史正富、王緝思、金觀濤、曹遠征、高全喜、丁學良、馬駿、何東
法律顧問：
張毅
資金管理顧問：
田溯寧、蔣小明
博源基金會財務主管：
趙潔
博源基金會投資委員會：
汪建熙、蔣小明、朱俊偉、周舸、姜建

4. 博源基業(北京)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怎麼樣

博源基業(北京)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2013-12-31在北京市豐台區注冊成立的其他有限責任公司，注冊地址位於北京市豐台區南四環西路188號十二區48號樓6層(園區)。

博源基業(北京)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注冊號是91110106089671408Y，企業法人楊國宏，目前企業處於開業狀態。

博源基業(北京)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經營范圍是：非證券業務的投資管理、咨詢。（不得從事下列業務：1、發放貸款；2、公開交易證券類投資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開方式募集資金；4、對除被投資企業以外的企業提供擔保。）（未取得行政許可的項目除外）(企業依法自主選擇經營項目，開展經營活動；依法須經批準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依批準的內容開展經營活動；不得從事本市產業政策禁止和限制類項目的經營活動。)。在北京市，相近經營范圍的公司總注冊資本為94524491萬元，主要資本集中在 5000萬以上 規模的企業中，共25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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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秦曉是秦檜的後代嗎博源基金的創始人。

根據宋史大家王曾瑜先生的考證，秦檜雖有一子林一飛，但後人已不可考，而養子秦熹非其所出，考慮到古代改宗的難度，現在姓秦的是秦檜後人的可能性不高，即便是秦熹的後人，也和秦檜沒有血緣關系。

6. 秦曉：全球經濟如何再平衡

博源基金會理事長 秦曉（資料圖） 再平衡之道 對全世界來說，這都是一個困難重重的時刻。愈演愈烈的歐債危機不僅考驗著歐洲，而且影響到了中國多年來歐盟一直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如今這種貿易合作關系進一步失衡，且在短期內難以扭轉。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如何實現再平衡，也必然影響深遠。日前，在博源基金會等機構共同舉辦的「中歐北京論壇」上，來自中外的近50位專家、學者和官員，就「中國與歐洲的經濟關系」、「中國經濟再平衡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和「地緣政治及其影響」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其中，中方嘉賓的坦率持平之論，反響尤為熱烈。本刊擇其要者而刊之，以饗讀者。 編者 再平衡並不意味著全球經濟體系回到冷戰時期的分割、封閉狀態，而是通過結構和政策調整，使全球化步入可持續的軌道 秦曉： 全球經濟如何再平衡 經濟再平衡是當下和未來一段時期全球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冷戰後開啟的經濟全球化，為商品、資本和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和配置提供了新的制度安排，它極大地改善和促進了全球經濟活動的規模和效率。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從繁榮急劇轉入危機和衰退，這表明主要經濟體的經濟結構和政策存在的問題導致了對「經濟全球化紅利」的透支，換句話說，失衡的結構使全球化的進程不可持續，並埋下了危機和衰退的種子。 這主要表現為：主要經濟體內部投資、出口、消費構成比例不均衡，由此導致國際收支出現巨額盈餘或逆差；在缺乏金融監管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情況下，高杠桿金融產品和投機性資本的流動造成資本市場的動盪，損害了實體經濟；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發達經濟體的過度消費拉動了對能源、礦產品的需求，產生了供給缺口，抬高了價格；跨國公司按照最優生產要素配置在全球范圍內構建的縱向生產鏈，促使低端產業轉移，而高端和新興產業發展不力，造成發達經濟體的就業問題；發達經濟體普遍採取赤字財政，擴大福利支出，導致主權債務危機。 需要指出的是，再平衡並不意味著全球經濟體系回到冷戰時期的分割、封閉狀態，而是通過結構和政策調整，使全球化步入可持續的軌道。 如果我們認為全球經濟失衡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主要經濟體的結構和政策所導致的，那麼，全球經濟的再平衡也需要各主要經濟體在結構和政策調整中的協調和一致行動。 目前的問題是面對金融風暴的打擊，各主要經濟體復甦的狀況和進程不同。 美國雖已緩慢復甦，但就業、消費、企業投資未有明顯改善，而財政刺激和貨幣量化寬松的能力和效用都受到約束並會對今後產生負面影響；歐盟（歐元區）仍處主權債務危機之中，在解決方案上德國與法國、德法與南歐國家、政治家與民眾未能取得共識；中國通過財政刺激成功地應對了金融風暴的沖擊，2010年經濟增長呈V型反彈，但在此以後，一方面財政、貨幣政策導致貨幣過剩的流動性，形成通脹壓力；另一方面由於外部需求放緩，長期依賴出口和投資的經濟增長開始明顯放緩。抑制經濟急速下滑，確保軟著陸已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但貨幣過度流動性造成的通脹壓力並未完全消除。 這種狀況為全球再平衡製造了兩個難題： 一，如何平衡復甦與結構調整，即周期問題與結構問題的兼顧；二，如何協調美、歐、中三個主要經濟體再平衡的步伐，即內部政策與外部效應的兼顧。這兩對關系，從短期看是互為代價的，但從長期看則是互為依存的，因為只有一個良好的結構才能使經濟的增長平穩、可持續；只有主要經濟體協調行動，全球再平衡才能實現。 對美國來說，政府、銀行、企業、家庭去「杠桿化」是結構調整的主線，這一過程可能影響到當下的消費和投資，需要控制力度。但中斷這一過程，過度依賴財政刺激和貨幣量化寬松不僅無助於事，反而會產生負面效應，包括外部的負面效應。對歐盟（歐元區）來講，財政紀律和削減財政支出是解決結構性問題的主線，同理，它可能在短期內抑制消費和投資，但病根不除，真正的復甦和持續發展難以實現。 中國作為一個大型的、開放的經濟體，它的轉型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和可持續發展必然產生重大作用。這主要體現為：轉型會使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逐步回歸常態，質量會得到改善且可持續，這就避免了這個驅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因熄火或出軌對全球經濟的打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出口、投資轉向內需和消費有利於中國和其貿易夥伴實現國際收支平衡。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人民幣匯率、利率的市場化和人民幣的國際化將促進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中國的經濟再平衡實際上是一個增長模式轉變的問題，即從以速度、規模為導向轉向以效益、質量、資源合理運用、綠色環保為導向；從過度依賴出口、投資轉向以內需和消費為主要動力；從製造業和重化工業為主轉向服務業（包括製造業的上、下游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 這三個轉變的決定因素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市場機制的完善，政府的角色應從對經濟的主導和控制轉變為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包括有形和無形）並推進市場化改革。 秦曉為博源基金會理事長、前招商局集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