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航可以降落敵國民航機場嗎
1949年11月2日，中央決定在軍委下設民用航空局，受空軍指導。11月9 日，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起義，並率領12架飛機回到北京、天津，為新中國民航建設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和技術力量。
1950年7月29日下午，民航局在北京西郊機場舉行「北京」號（原央航「空中行宮」CV-240型XT-610號）飛機命名典禮，毛澤東題寫「北京」兩個大紅字。8月1日上午10時30分，「北京」號飛機自廣州起航，中午經停漢口，下午6時10分抵津，民航139號飛機亦於上午8時30分自津起飛，中午經停漢口，下午6時10分安全抵達重慶。新中國民航最早的國內航線由此正式開通，史稱「八一」開航。1950年，新中國民航初創時，僅有30多架小型飛機，年旅客運輸量僅1萬人，運輸總周轉量僅157萬噸公里。
1958年3月19日，國務院將中國民用航空局改為交通部的部屬局。
1960年11月17日，國務院編制委員會決定中國民用航空局改稱「交通部民用航空總局」 。為部屬一級管理全國民用航空事業的綜合性總局，負責經營管理運輸航空和專業航空，直接領導地區民用航空管理局的工作。
1962年4月13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十三次會議決定民航局名稱改為「中國民用航空總局」。1962年4月15日，中央決定將民用航空總局由交通部屬改為國務院直屬局，直歸空軍負責管理。這一時期，民航由於領導體制幾經改變，航空運輸發展受政治、經濟影響較大，1978年，航空旅客運輸量僅為231萬人，運輸總周轉量3億噸公里。
稍縱即逝的「中蘇航」和「人民航」
1950年3月27日，中國政府與蘇聯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了《關於創辦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協定》。7月1日，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正式成立，股本定額為4200萬盧布，中蘇雙方各佔50%，經營期限為10年。開辟北京——赤塔、北京——伊爾庫茨克、北京——阿拉木圖等3條國際航線，新中國民航國際航線就此開通。
可惜日後中蘇外交出現問題，1955年1月1日，中蘇航也隨之結業。雖然只成立4年，但中蘇航的成立不但打破了西方對中國對外航空交通的封鎖，同時為新中國民航初步建立了一套經營管理制度，配備了較為完善的技術設備，培養了一批技術幹部和骨幹業務人員。
2. 取得明顯應用效果
1.油氣物探工作大規模展開和大慶油田的發現
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首先要解決能源問題，我國能源中最為突出的就是石油資源問題。新中國成立時，我國只有玉門等地的一些小油田，年產量僅12萬t。對於中國境內石油天然氣的潛力，說法不一，多數國外地質家的看法比較悲觀。日本侵華期間，其地質人員也曾在我國東北地區進行過調查，在阜新等地還進行過鑽井採油的活動，其基本結論也是否定的。建國伊始，中央領導同志對此問題十分關切並採取了有關措施。1950年，在新疆與原蘇聯合作成立中蘇石油股份公司。石油工業部門為在甘肅、陝西、青海、新疆、四川展開油氣勘探，積極發展物探隊伍。自1951年建立第一個地震勘探隊以後，到1958年地震勘探隊已經超過20個。1953年底，毛澤東、周恩來曾與李四光研究過中國是走人造石油還是走天然石油的道路問題，李四光及其他一批我國地質學家堅定認為在中國發現大油田是有希望的。1954年底，國家做出重要決定，即從1955年起，我國石油勘探工作由燃料工業部、地質部和中國科學院三家共同承擔。地質部承擔油氣普查和部分詳查工作，中國科學院承擔科學研究工作，燃料工業部繼續加強構造細測和鑽探工作。為此，1955年1月地質部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決定成立五個石油普查大隊，並相應抽調物探力量組成611隊（准噶爾）、303隊（四川盆地）、112隊（松遼）和205隊（柴達木），協同石油普查大隊工作。1955年，地質部決定在松遼和華北平原部署大面積的重力、磁法和電測深調查。1956年初，中蘇航磁合作隊成立，其中104隊立即投入松遼和華北平原1:100萬石油航磁工作。航磁和隨後進行的兩個盆地的1:100萬重力測量結果明確顯示松遼和華北均為大型沉積盆地。重力和航磁圈定了盆地邊界和盆地內部大地構造單元的基本格局，說明這兩個盆地都有良好的找油氣前景。1957年底地質部作出油氣普查工作戰略東移的決定。1958年初，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地質部和石油部領導又共同商定把松遼盆地作為戰略東移的主戰場，提出要「三年攻下松遼」。接著兩部均抽調一批地質和物探力量向松遼、華北等大盆地集中，一場規模空前的油氣物探普查工作，在我國東部地區各大沉積盆地有計劃地展開，很快為我國東部地區油氣資源的區域遠景評價提供了重要基礎資料。
松遼盆地的石油物探工作，一開始就是從全盆地著眼，系統規劃，分階段、有步驟進行的。由於勘探部署合理，僅僅用了四年多的時間，在1959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前夕，大慶油田的第一口發現井——松基3井噴出了原油。大慶油田的發現，在我國石油地質勘探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對我國石油物探，乃至整個物探工作的發展也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3]。
松遼平原面積逾26萬km2，幾乎全部為第四系所覆蓋。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一個地面沒有任何油氣苗顯示的情形下，很快地找到巨型油田，絕不是偶然的。當然，這首先是由於戰略選區的准確，地質和物探工作的密切配合發揮了重大作用。從物探工作本身而言，從實際出發，根據松遼盆地的具體條件，合理部署和靈活綜合應用各種物探方法則是一項重要經驗。事實證明，我國的石油物探事業正是由於認真總結了大慶的勘查經驗，並在以後的華北、下遼河、江漢乃至全國各盆地的勘查實踐中給予推廣和發展而成長壯大的。大慶油田發現中的物探工作經驗十分豐富，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充分發揮物探在油氣區域地質普查中的先行作用，快速評價盆地的油氣遠景。
2）根據盆地的實際地質條件，合理運用綜合物探方法，及時圈定有利油氣聚集的二級構造帶。
3）合理使用地震勘探詳查局部構造，盡快實現油氣發現井的突破。
4）遵守科學的勘探程序，地質和物探有機結合[14]。
在松遼盆地取得油氣突破的鼓舞下，全國油氣勘探加速發展，尤其是華北、四川及江漢盆地的工作發展更快。這些盆地均為大面積覆蓋地區，必須全面進行系統的物探工作。在數年物探區域調查和地震普查的基礎上，1960年冬，地質部和石油部在天津舉行華北油氣勘探的兩部會議。會上根據物探資料，在濟陽和黃驊凹陷確定了六個突破口，將經地震勘探確定的濟陽凹陷的東營構造作為參數井華8井的首選地點，由石油部進行鑽探。會議結束不到半年，1961年4月，在該井老第三系的地層中發現油層，實現了華北地區的找油突破，掀起了我國中東部地區油氣勘探的新高潮。
2.煤田物探效果顯著，發現一批隱伏煤田
煤炭是我國主要能源資源。新中國成立後，大規模經濟建設急需尋找和開發新的煤炭資源，其中用於冶金的煉焦煤更為迫切。地質部於1954年組建了首批煤田物探隊在渭北、桌子山、平頂山配合煤田地質隊進行工作。當時主要使用了電測深方法，普遍取得明顯效果。同年，地質部還組成了第一個測井隊在平頂山配合煤田地質勘探進行煤田鑽孔的測井。煤炭工業部門在1954年8～9月成立了專業的煤田測井試驗站，在峰峰礦區進行生產試驗，取得了成功。1955年4月燃料工業部煤礦管理總局組成了第一個地面電法隊，在開灤礦區進行野外試驗。同年9月，該局組成了我國第一個煤田地震隊。這一時期的煤田地質調查任務主要是擴大老煤區和發現新煤田。使用電法一般能夠取得有效追蹤煤系地層、發現斷層和了解盆地構造起伏的資料，使地質預測更為准確，提高鑽探命中率。由於合理運用了地質和地球物理的綜合勘探，這一時期發現了許多新的含煤盆地和重要煤田。如1956年，在河北開灤煤礦外圍灣道山和車軸山用電測深法發現了新含煤區，其中僅東歡坨和新軍屯兩處儲量就逾8億t。1957年，又在全覆蓋的薊縣-玉田地區發現了林南倉、下倉含煤向斜，經地震勘探證實和鑽探驗證，該地成為我國首次用地震折射法與電法、鑽探相結合而發現的新煤田。1955年11月，華東煤田地質勘探局的華東電法隊在淮北平原蒙城至宿縣一帶進行了大面積1:20萬電測深普查，1957年提交的「安徽省蒙城宿縣地區電法勘探工作報告」，全面揭示了4500km2范圍內被掩蓋的地下煤系基底起伏形態，為缺煤的華東地區找到了淮北煤田這一重要煤炭基地。20世紀50年代後期煤炭部門開始了綜合地質勘探會戰，實施地質普查、物探、鑽探相結合的勘探方法，大大加速了勘探速度，在遼寧、山東、黑龍江、安徽、江蘇、河北、內蒙古等地發現了一批重要的煤炭產業基地[6]。
3.開展放射性方法普查，找到了第一批鈾礦
放射性測量是最直接的鈾礦勘查手段。我國從1955年開始鈾礦勘查，使用了航空和地面放射性測量方法。我國的第一個大鈾礦就是在1955年租用原蘇聯的安-2飛機，使用原蘇聯的航空伽馬測量儀在湖南郴州發現的。1957年航測又在華東發現了我國最大的相山鈾礦。地面伽馬普查則在廣東發現了下庄鈾礦，在雲南發現了騰沖鈾礦。物探在其發展初期就為我國的核工業和國防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15]。
4.金屬與非金屬物探在發現新礦山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迫切需要大量鐵、銅、鉛、鋅等金屬礦產和相應的非金屬、化工原料。地質和冶金部門的首批物探隊就是圍繞著鞍山、大冶、銅官山、白雲鄂博和黃沙坪等老工業基地，用磁法和電法開始工作，得到鍛煉並取得成功的。
1954年地質部物探工作會議以後，金屬礦物探工作將主要力量放在新區的普查及老礦區外圍擴大上。這一工作部署上的戰略性轉變，使物探工作效果有了明顯提高。在發現新礦產地方面，航空和地面磁測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在四川地區發現了紅格、白馬等大型—特大型釩鈦磁鐵礦，在河南舞陽、江西新余發現了新的磁鐵礦區。1957年前，物探還在發現河北壽王墳銅礦、湖南黃沙坪鉛鋅礦和甘肅小鐵山鉛鋅礦的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我國許多大型鐵礦是在「大躍進」這一時期中發現的，其中包括山東淄河和蒼嶧、萊蕪，湖南祁東，新疆天湖，安徽霍邱，江蘇梅山等著名大型鐵礦。在銅鉛鋅多金屬礦方面，發現的大型礦山有安徽獅子山、西馬鞍山，湖北銅錄山，江西城門山，湖南七寶山，廣東陽春石菉，青海銅峪溝等銅礦，吉林紅旗嶺銅鎳礦，江蘇棲霞山、廣東大寶山和青海錫鐵山等鉛鋅礦。在非金屬礦產方面，物探方法開始應用於黃鐵礦、石墨和金剛石、壓電石英等國家急需的特種非金屬礦產的普查，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由於我國金屬礦地質條件的特殊性（地質構造復雜，礦石成分多為復合礦，單一富礦少），往往需要綜合使用多種物探方法才能更加有效。我國開始研究開發適合於我國地質條件的物探方法及其組合，並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物探方法系列。為了提高物探普查金屬礦產的效果，普遍重視了多種物探化探方法的綜合使用。冶金部門提出了「大力推廣地質、物探、化探三結合找礦方法」。地質部成立了綜合普查勘探方法室，開展綜合方法的試驗推廣；於1960年成立了綜合物探大隊，選擇河北燕山地區進行系統的綜合區域物探、化探試驗，把區域性物探、化探工作與礦產普查工作相結合，以期達到面中求點、加快速度、提高效益的目的[16,17]。
5.水文和工程物探的應用范圍迅速擴大
1950年顧功敘等曾經在北京官廳水庫地區應用過物探方法解決與水庫有關的水文地質問題，1952年起又在石景山地區為解決水文地質問題進行過試驗。隨著地下水資源勘查、水利工程以及鐵路等大型基礎設施勘察的需求不斷上升，物探方法在這些應用領域也很快得到各方面的重視。從1953年起，地質部物探隊伍先後承擔了寶成鐵路路基、三門峽壩址勘查工作。1956年在宜昌組成了工程物探隊，對丹江口、三斗坪等國家重點建設的水庫壩址進行勘查。燃料工業部水力發電總局和鐵道部西北設計院從1954年起，先後組建了各自的專業物探隊。農業部農田水利局也組建起勘探地下水的物探隊伍。地質部及其他有關部門在華北和西北地區開展了找水的物探工作。鐵道部從1956年起聘請原蘇聯專家幫助提高鐵路物探技術，並在湘黔、成昆鐵路的設計中應用了物探方法[18]。
這一時期是我國物探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重要歷史發展時期。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精神的鼓舞下，到1961年底，我國已經建立了初具規模的物探隊伍。雖然這支隊伍還很年輕，但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在許多應用領域取得顯著成效。從1959年起，還首次走出國門，援助越南、蒙古進行煤田測井、水利勘測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