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陽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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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李白游遍中國，他的錢財是從哪裡來的呢

屬今安微徽人，是那個時代的比爾蓋茨，世界首富級別的人物，同時，也是皇帝級別的追星族。我們今天的追星族有多厲害，常讓人頭疼，但與他相比，可是李白的錢從哪裡來呢？李白做官最大也就是六品，還為官時間不長，剩下是大半生都在不務正業的四處遊玩，他到底是哪來那麼多錢呢？他是如何做到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呢？寫的詩也紅遍了大江南北，收入不菲啊！但是，李白沒上過財經學校，他不懂理財，隨手花錢（千金散盡還復來），輕財好施，精神境界蠻高的，很是瀟灑。

經常地花錢來痛飲狂歌或遊山玩水。他花錢之多，多得令人咋舌，連杜甫都理解不了。而李白的錢是從哪裡來的，確實是需要我們共同討論的問題。且不著急，我們一步步探究。明明可以靠臉吃飯卻偏偏靠才華，這句話說的就是李白，李白一生能夠瀟灑隨性的遊山玩水，都是因為有人願意為李白的才華買單，或者說，他遇到了獨一無二的時代——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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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李白的資料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唐朝詩人，有「詩仙」之稱，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漢族，出生於西域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5歲隨父遷至劍南道之綿州（巴西郡）昌隆縣（712年更名為昌明縣，今四川綿陽江油市青蓮鄉），祖籍隴西郡成紀縣（今甘肅平涼市靜寧縣南）。其父李客，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陽）。存世詩文千餘篇，代表作有《蜀道難》、《行路難》、《夢游天姥吟留別》、《將進酒》等詩篇，有《李太白集》傳世。762年病逝於安徽當塗，享年61歲。其墓在安徽當塗，四川江油、湖北安陸有紀念館
簡介

據《新唐書》記載李白為興聖皇帝（涼武昭王李皓）九世孫，如果按照這個說法李白與李唐諸王實際上同宗，應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輩族弟。亦有說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因為被滅族而搬至西域；但此說缺乏佐證。據《舊唐書》記載，李白之父李客為任城尉。
李白於武後長安元年（701年）。關於其出生地有多種說法，一說出生在劍南道之綿州（巴西郡）所屬昌隆縣（712年更名為昌明縣，今四川省綿陽市所屬江油市青蓮鄉）。另一種說法是其父從中原被貶至西域的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市）所生，4歲再遷回劍南道綿州昌隆縣（今四川省江油市）。其父李客，生平事跡不詳。
李白出生於盛唐時期， 李白手跡碑刻他的一生，絕大部分都在漫遊中度過，游歷了大半個中國。
二十五歲時隻身出蜀，開始了廣泛漫遊，南到洞庭湘江，東至越州，寓居在安陸（今湖北省安陸市）、應山（今湖北省廣水市）。
他到處游歷，希望結交朋友，拜謁社會名流，從而得到引薦，一舉登上高位，去實現政治理想和抱負。可是，十年漫遊，卻一事無成。他又繼續北上太原、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到齊、魯各地，並寓居山東任城（今山東省濟寧市）。
這時他已結交了不少名流，創作了大量優秀詩篇。李白不願應試做官，希望依靠自身才華，通過他人舉薦走向仕途，但一直未得人賞識。他曾給當朝名士韓荊州寫過一篇《與韓荊州書》，以此自薦，但未得回復。
直到天寶元年（742年），因道士吳筠的推薦，李白被召至長安，供奉翰林，文章風采，名震天下 。李白初因才氣為唐玄宗所賞識，後因不能見容於權貴，在京僅三年，就棄官而去，仍然繼續他那飄盪四方的流浪生活。
安史之亂發生的第二年（756年），他感憤時艱，曾參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與肅宗發生了爭奪帝位的斗爭，兵敗之後，李白受牽累，流放夜郎（今貴州境內），途中遇赦寫下《早發白帝城》。晚年漂泊東南一帶，投奔族叔當塗縣令李陽冰，不久即病逝。 李白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漢族，鞏縣（今河南鞏義）人。杜甫曾祖父（杜審言父親）起由襄陽（今屬湖北）遷居鞏縣（今河南鞏義）。盛唐時期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詩藝精湛，他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世尊稱為「詩聖」，他的詩也被稱為「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
基本信息

杜甫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世界文化名人。經歷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過程。因此，與詩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對國家的憂慮及對老百姓的困難生活的同情。故他的詩被稱作「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
杜審言(約645-708)，字必簡，漢族，中國唐朝襄州襄陽人，是大詩人杜甫的祖父。 所以杜甫祖籍襄陽
杜甫與杜牧是遠房宗親，同為晉朝滅孫吳的大將杜預之後裔（杜甫為杜預二十世孫）。曾祖父杜依藝曾任鞏令一職。祖父是初唐詩人杜審言官至膳部員外郎且有自己的自傳。父親杜閑有奉天令一職。青年時期，杜甫曾游歷過今江蘇、浙江、河北、山東一帶，並兩次會見李白，共同談論詩，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三十五歲以前讀書與游歷。天寶年間到長安，仕進無門，困頓了十年，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職。安史之亂（安祿山與史思明）爆發後，他流亡顛沛，竟被叛軍所俘；脫險後，授官左拾遺。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他棄官西行，最後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稱。晚年舉家東遷，途中留滯夔(kuí)州二年，出峽。漂泊鄂、湘一帶，貧病而卒。杜甫死後，按其遺願.，和其祖父同歸葬在洛陽市東約23公里的偃師縣杜樓村。
杜甫杜甫在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遺，因直言進諫，觸怒權貴，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杜甫又被尊稱為「詩聖」，與「詩仙」李白並稱「大李杜」。他所寫的詩，被人稱為「詩史」。 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台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
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後，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後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兩年後，離開奉節縣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詩人病死在湘江的一隻小船中。在他最後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間，他雖過著「生涯似眾人」 的生活，但卻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歲晏行》等一千多首詩。 杜甫的詩都收集在《杜工部集》中。詩風基本沉鬱頓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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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成就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鬱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鬱頓挫」四字准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鬱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盪、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 有吏夜捉人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並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傑出的詩人之一，對後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迴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於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著作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望》、《絕句》、《望岳》等等。
詩歌風格

沉鬱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4]，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准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5]。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6]，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 杜甫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7]，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雲：「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8]。
兼容並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9]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10]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11]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12]。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13]。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14]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15]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16]。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17]，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18]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杜甫遺跡(1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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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影響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後的一些年，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風格和格律上的創新所導致的，某些評論家認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膽古怪。他在世時關於他的參考資料幾乎沒有，只有6名詩人共11首詩。而且這些詩關於他的影響這一方面，都沒有提及他是詩歌和倫理觀點的模範。然而，就像孔慶翔說的一樣，杜甫是「中國唯一影響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詩人」。
公元九世紀時他的作品開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白居易，他推廣了杜甫部分作品倫理觀點，盡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這些觀點。除了白居易，還有韓愈，他撰文以此批駁反對李杜的聲音，捍衛了他們的美學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文中都有杜詩的影子。
公元十世紀初，五代詩人韋庄找到了草堂遺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19]。這一個時期，中國颳起了「新樂府運動」的狂潮，杜甫作為這一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後，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苟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到了宋朝，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峰，黃庭堅、陳師道等，專門探究杜詩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後的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20]魯迅也評價過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21]。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游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 對後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宋朝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範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22]。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於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嚮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聖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 《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六才子書」。在當代，杜甫對國家的忠心和對人民的關切被重新詮釋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含義，而他本人因為使用「人民的語言」而受到現代研究者的贊賞[23]。
杜甫對後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里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24]。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1481年韓國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歡的作家。[25]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謚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東鄉縣上池村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黨領袖。歐陽修稱贊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泊船瓜洲〉里：「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人物生平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號半山,.逝世後追謚號「文」,世人稱其為王文公，自號臨川先生．小字獾郎，晚年封荊國公，漢族,世稱臨川先生 又稱王荊公。 臨川王安石紀念館,江西臨川（今臨川區鄧家巷）人，中國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善於用典故，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著有《臨川先生文集》。現存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慶歷二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吏[浙江省寧波市是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之一]。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鍾山，謚號「文」，又稱王文公。其政治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並稱「唐宋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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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祖籍

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
人物出身

王安石出身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會閱歷，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慶歷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之後調任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是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之一），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組織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農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百姓度荒困難。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開封，上萬言書。他指出，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合於當世之變」。他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他主張廢除科舉制度，官吏應從基層（「鄉黨」）選拔。
文學的成就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政令教化、適於世用之文。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傷仲永>>在初一課本有收錄。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於筆力雄健。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詞簡而意無不到。《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新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

王安石(6張)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王荊公體」的特點是：重煉意，又重修辭。在用事、造語、煉字等方面煞費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載體是其晚期雅麗精絕的絕句。其長處是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其短處在於作詩主意求工，主意之過流為議論，好求工而傷與巧；故「王荊公體」有深婉不迫處，也有生硬奇崛處。這既體現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徵，又有向唐詩復歸的傾向，可謂既有唐音，又有宋調，對宋詩的發展影響較大。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裡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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