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賢理財

㈠ 皇帝定謚號的依據是什麼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民無能名曰神。不名一善。
靖民則法曰皇。靖安。
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
仁義所往曰王。民往歸之。
立志及眾曰公。志無私也。
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
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
從之成群曰君。民從之。
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
敬賓厚禮曰聖。厚於禮。
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
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
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
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
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
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
愍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
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
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士以事。
諫爭不威曰德。不以威拒諫。
剛強直理曰武。剛無欲，強不屈。懷忠恕，正曲直。
威強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
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能定。
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
誇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
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
溫柔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
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
合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
布德執義曰穆。故穆穆。
中情見貌曰穆。性公露。
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
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
聖聞周達曰昭。聖聖通合。
治而無眚曰平。無災罪也。
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
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
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
耆意大慮曰景。耆，強也。
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
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
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而何。
不隱無屈曰貞。坦然無私。
闢土服遠曰桓。以武正定。
克敬動民曰桓。敬以使之。
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啟土。
能思辯眾曰元。別之，使各有次。
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
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
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行德政。
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也。
兵甲亟作曰庄。以數征為嚴。
睿圉克服曰庄。通邊圉，使能服。
勝敵志強曰庄。不撓，故勝。
死於原野曰庄。非嚴何以死難。
屢征殺伐曰庄。以嚴厘之。
武而不遂曰庄。武功不成。
柔質慈民曰惠。知其性。
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
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思戒。
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
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敬使為終。
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
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
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
典禮不愆曰戴。無過。
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未娶。
短折不成曰殤。有知而夭殤。
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
不顯屍國曰隱。以閑主國。
見美堅長曰隱。美過其令。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
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
年中早夭曰悼。年不稱志。
恐懼從處曰悼。從處，言險圮。
凶年無谷曰荒。不務耕稼。
外內從亂曰荒。家不治，官不治。
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
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
在國逢□曰愍。兵寇之事。
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動長亂。
使民悲傷曰愍。苛政賊害。
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用察少。
德正應和曰莫。正其德，應其和。
施勤無私曰類。無私，唯義所在。
果慮果遠曰明。自任多，近於專。
嗇於賜與曰愛。言貪□。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
克威惠禮曰魏。雖威不逆禮。
教誨不倦曰長。以道教之。
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深。
疏遠繼位曰紹。非其弟過得之。
好廉自克曰節。自勝其情慾。
好更改舊曰易。變故改常。
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法。
除殘去虐曰湯。
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
平易不訾曰簡。不信訾毀。
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寵貴義士。
敬事供上曰恭。供奉也。
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
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
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
愛民長弟曰恭。順長接弟。
執禮御賓曰恭。迎待賓也。
芘親之闕曰恭。修德以蓋之。
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於人。
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
大慮靜民曰定。思樹惠。
純行不爽曰定。行一不傷。
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
闢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
甲胄有勞曰襄。亟征伐。
小心畏忌曰僖。思所當忌。
質淵受諫曰厘。深故能受。
有罰而還曰厘。知難而退。
溫柔賢善曰懿。性純淑。
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
聰明睿哲曰獻。有通知之聰。
知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
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
慈惠愛親曰孝。周愛族親。
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
協時肇享曰孝。協合肇始。
執心克庄曰齊。能自嚴。
資輔共就曰齊。資輔佐而共成。
甄心動懼曰頃。甄精。
敏以敬慎曰頃。疾於所慎敬。
柔德安眾曰靖。成眾使安。
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
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
威德剛武曰圉。御亂患。
彌年壽考曰胡。久也。
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追補前過曰剛。勤善以補過。
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
猛以強果曰威。強甚於剛。
強義執正曰威。問正言無邪。
治典不殺曰祁。秉常不衰。
大慮行節曰考。言成其節。
治民克盡曰使。克盡無恩惠。
好和不爭曰安。生而少斷。
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
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
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
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
行見中外曰愨。表裡如一。
狀古述今曰譽。立言之稱。
昭功寧民曰商。明有功者。
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
安心好靜曰夷。不爽政。
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
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述義不克曰丁。不能成義。
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
秉德尊業曰烈。
剛克為伐曰翼。伐功也。
思慮深遠曰翼。小心翼翼。
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復，終始一。
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
死而志成曰靈。志事不□命。
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為厲。
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
好祭鬼怪曰靈。瀆鬼神不致遠。
極知鬼神曰靈。其智能聰徹。
殺戮無辜曰厲。
愎很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很。
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己者。
蚤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
恭仁短折曰哀。體恭質仁，功未施。
好變動民曰躁。數移徙。
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
怙威肆行曰丑。肆意行威。
壅遏不通曰幽。弱損不凌。
蚤孤鋪位曰幽。鋪位即位而卒。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
柔質受諫曰慧。以虛受人。
名實不爽曰質。不爽言相應。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
慈和遍服曰順。能使人皆服其慈和。
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
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惑。
思慮不爽曰厚。不差所思而得。
好內遠禮曰煬。朋淫於家，不奉禮。
去禮遠眾曰煬。不率禮，不親長。
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服之。
彰義掩過曰堅。明義以蓋前過。
華言無實曰誇。恢誕。
逆天虐民曰抗。背尊大而逆之。
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而實傷。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
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施為文也，除為武也，闢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庄，有過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失志無轉，則以其明，余皆象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憹，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秉，順也；就，會也；忄寒，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穅，虛也；澼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強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㈡ 司馬遷與葉適的理財思想有什麼不同

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歷史發展中，涌現出各種管理思想和實踐。其中，在組織管理、經營理財、選任用人等各個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論思想。

1．組織管理

中國古代組織管理思想也許起源於《周禮》（公元前12—前11世紀），該書第一次把中國官僚組織機構設計為360職，並規定了相應的級別和職數，層次、職責分明。古代組織管理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統論述管理戰略與戰術問題的傑出著作《孫子兵法》，距今已2500年。《孫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國軍事管理中奉為經典規則，並在企業和商務管理中得到廣泛運用。

2．經營理財與選任用人

中國古代有許多經營理財的理論思想，比較著名的有范蠡、計然的待乏原則和積著之理。「待乏原則」強調預測市場物資的需要和價格的變化，以有利可圖。「積著之理」則注重於獵取利潤的方式，主張經營高質量物品，促進貨幣流動運行，並以存貨多寡預測價格貴賤。早在南宋時期的會計原則中，就提出出納與會計分離的思想。公元923年就已經有中國最早記載的酒類成本核算。漢代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作出了以一定經營資金獲取一定合理利潤的論述。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素有「選賢任能」「任人唯賢」的主張。中國被世界公認為人事測驗的發源地。從隋唐時期開始的科舉制度，比較系統地體現和發展了我國古代人事考試和選拔的思想。從人事評價和選拔的角度來看，科舉制度在以下幾方面具有管理心理學的意義：

（1）公開申報與競爭：科舉制度的特點之一是她的公開性和競爭性，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和參與，使得測驗和選拔有了較充分的選擇基礎；

（2）綜合評價與考核：大部分科舉制考試包含多種內容和形式，從筆試、面試到論文、習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較為全面的評價信息；

（3）多層篩選與錄用：科舉制實踐中比較注重自下而上的多層次篩選，並在適當的層次給予錄用。

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早在秦始皇時代，就修建起聞名世界的萬里長城。隋唐時期開鑿起世界上規模最大、流程最長的人工大運河。這些都成為我國古代傑出的管理實踐。古代管理實踐中，都江堰系統工程是系統管理思想的具體體現。而古代質量管理則從理論上豐富了質量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3．古代關於能力的思想

（1）智力與能力

中國古代關於才能的思想極其豐富。思想家們一貫重視人的智能問題。孔子論及智力和能力的問題，所謂「上智」「下愚」「中人」是最早的智力類型差異說。知人善任、尊賢任能是我國古代人才管理的基本思路。荀子在《儒效》中強調了「無能不官」的用人原則，分析了小才大用的弊端。《墨子·尚賢》中也提到用人的原則是「察其所能而慎與官」，把任官和分祿區別開來，主張對有功的多給榮譽和享受，而把官職授給能夠勝任的人。《韓非子·八經》中雲：「量能授官」「舉能以就官」「見能於官以授職」。1700多年前，劉劭在其論著《人物誌》中按能力把管理者分為12個等級，提出「人材不同，能各有異」「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

（2）管理能力素質

在先秦諸子中，荀子是最重視人才能力素質分析的先哲。他從管理人員具備的知能力、言能力和行能力上作比較分析，將他們分為五類人：庸人、士、君子、賢人和大聖。從荀子對管理人員梯次能力的縱向和橫向比較分析中，對中國古代先哲論述的管理能力素質種類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政研能力素質。這是最受人重視的管理能力素質。政研能力有不同層次之分。不同人的政研能力素質可分成類。

識人用人能力素質。主張管理者要善於識人之所長，從而善於用人之所長而避其所短，使組織有合理、良好的人才結構。

行政能力素質。各種管理人員的行政能力不同，不僅包括對下屬的管理能力，而且也包括對上級的糾偏能力。最高級的行政能力出於有最好的政研能力和識人、用人能力。

《孫子兵法》也對領導能力作過比較系統的闡述。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認為一位領導者必須具備這五個方面的領導能力與道德修養。智者，即聰穎而有智慧，遇事能做出准確無誤的判斷與及時而合理的決定；信者，即信賴下級並能獲得部下信任；仁者，即體貼、愛護下級，時刻把下級掛在心上；勇者，即有勇氣，有魄力，處事果斷，雷厲風行；嚴者，即遵守法紀，賞罰分明。

㈢ 求關於荀子「隆禮重法」思想的一些新看法，真誠謝謝！！

一、荀子提出「隆禮」「重法」思想的理論基礎 （一）「化性起偽」的「性惡論」是荀子「隆禮」「重法」思想的邏輯出發點。荀子在《性惡》篇中指出「人性之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顯而易見，荀子所說的人性本原就是天生的「好利」「疾患」及其他的慾望，「縱人之性，順人之情」就會導致社會秩序混亂，從而滋生罪惡。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惡」是由人的「性情膨脹、發展而導致的，這就為*控制必要性提供人性根據。荀子還從「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的思想推斷出人是可以改變人性中惡的因素，人為地培養成善的本性。這就要通過道德教化和法律手段來使人們改變惡性，既所謂的「化性起偽」。故此，「化性起偽」的「性惡論」是荀子「隆禮」「重法」思想的邏輯出發點。荀子認為，正是由於人的慾望和情性才有可能導致邪惡，所以應該重教以化之，隆禮以節之，立法以禁之。 （二）「明於天人之分」是荀子「隆禮重法」思想的社會基礎。 在荀子之前，有許多大儒先哲探討過有關天人關系的一些問題，但既不系統也不明確。荀子則明確指出自然界萬物變化都是有規律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類的吉凶禍福，國家的治亂興衰都是認為造成的，與天無關，因而要「明於天人之分」。這一命題的提出是對於天人關系的認識問題上一次理論性飛躍。「明於天人之分」才能明於階級之分，這正是荀子提倡「隆禮重法」的社會基礎。 既然天人可以相分，階級自然可以相分，人們分屬於不同的等級或者群體，乃是普遍的現象。若是以經濟和社會地位作為劃分標准，則有公卿、士大夫和庶人之別，猶如後來所說的奴隸主、自由民、奴隸等階級；若以文化素養和道德為標准劃分，則有君子和小人的區別，貴族中有君子和小人，庶人中也有君子和小人；即使同為儒者也以不同素質和才能劃分為大儒、雅儒、俗儒等；若以職業標准來衡量，全體民眾則可分為士、農、工、商「四民」等等。每一個人總是分屬於某一個等級或者群體。荀子認為，人類為了戰勝自然就必須組成群體，形成社會。社會中各個社會成員必須分工合作，各守本分；否則就會產生爭亂，爭亂就會導致窮困衰微。所以，為了明確和維護社會成員之間的這種社會分工和等級制度就必須設立「禮」。而由於人性本惡，就必須制定帶有強制性的「法」。使本惡的人性「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從而達到「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的目的。由此可見，荀子在哲學上的「明於天人之分」的命題，正是他明於分辨人的等級和群體，從而提倡以禮法治理國家的儒家思想的理論。 荀子「隆禮重法」思想中的禮法關系。荀子「隆禮」中的「禮」首先是指區分人的等級的標准。「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富國》），階級、等級的產生和演化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及由其決定的生產關系息息相關。在荀子的時代，人們還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而把它歸結為聖王「分割等異之」。也就是說，古代先王用名分治理民眾，用等級對他們加以區別。所以使民眾有的人受到封賞，有的人受到貶罰；有的人俸祿優厚，有的人俸祿微薄；有的人安逸，有的人勞苦；並以此來維持其仁德的等級秩序。這些維持等級秩序的規范就是「禮」。而人的等級又是通過「禮」所規定的不同的穿戴不同的服飾，使用不同的樂器，居住不同的房屋來加以區分的。如天子穿戴雜紅色的龍袍和禮帽；諸侯穿戴黑色的龍袍和禮帽；大夫穿裨衣、戴禮帽；士則僅戴白鹿皮的帽子。服飾不是為了美觀而製作的，樂器不是為了追求音樂而造的，宮室台榭不是為了居住舒適而建的，所有一切都是用來辨別貴賤、吉凶、輕重的。「貴貴、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其節，禮儀之序也。」（《大略》）。可是，食物、衣服、音樂、住所、傢具都是人們生存的必備條件，「禮」制一方面節制人們追求物質享受的慾望，另外一方面則依據等級提供製度保障。《禮論》雲：「故禮者，養也」。無論是節制還是供給，都屬於禮的范疇。所以，禮的本質就是社會等級制度。荀子所謂的「禮」還是人的修養和情貌儀容的准則。正如《修身》所雲：「禮者，所以正身也」。《禮論》篇則更明確地闡述了禮是人們修養的准則問題。如果不以禮為准則，不能嚴格遵循禮制，就稱之為「無方之民」，而以禮為准則，嚴格遵循禮制，則被稱為「有方之士」。思維能得禮的要領，稱之為善於思想；行為能夠堅持以禮為准則，稱之為善於堅持。善於思想、善於堅持，在加上喜愛禮就是聖人。「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論》）。 荀子所謂的「禮」的最重要的本質是政府的規章制度和宮廷禮儀。這可以從「三禮」的主要內容上得到證實。所以荀子認為「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但從階級本質上看，乃是適應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將儒家的「禮」改造成為維護封建官僚等級制度的新「禮」。所謂改造，主要是取消了舊「禮」中的除君主嫡系以外各級貴族的世祿制，各級官員改由國君直接任免，從而加強君權。這樣，荀子就把過去「」國「家」合一的一元化「禮」變成了「國」「家」區別的二元化的「禮」，原來「任人唯親」的舊禮變成了「尚賢使能」的新禮。關於荀子「重法」中的「法」。首先有清楚儒家也並非絕對不講法治。如《呂刑》這一專講刑法的文章，就被編進儒家的經典之作《尚書》中。孔子也講法治，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里仁》），孔子沒有絕對的排斥屬於法治范疇的「政」「刑」，只是認為兩者比較起來，「」德「禮」更為優越而已。孔子還認為「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即君子的心中一直以刑罰的尺度為行為准則，而小人是以物質利益為准則的。孔子對「法」的認識有著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這些均表明刑法應當在禮樂的指導下施行，值得注意的是，《論語》中以「刑」代替法，筆者認為應當從兩方面理解：一方面「刑」是指刑罰，做使役動詞解；而另一方面，「刑」應當是指「刑法」，即法度、法則之意。因而「法」字在《論語》中很少出現，而法家對我國法律文化的一大貢獻就是把「刑」和「法」分離，而且使刑專指刑法而隸屬於法。「法」就被賦予了法律的意義。荀子秉承了法家的這一認識。《荀子》一節中用「法」字明顯比《論語》多，可是講到「禮」和「法」的關系時，基本同孔子的觀點一致。如《修身》篇中說：「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無法則悵悵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而又深其類然後慍慍然」。與孔子所雲：「君子懷刑，小人懷惠」的思想實質是一致的。荀子認為「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禮數制之」。（《富國》），這與「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的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另外，「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勸學》）、「禮義生而製法度」《性惡》還是認為禮是高於法的。 由於荀子生活在戰國後期，使他能夠對百家學說兼采眾長。同時商鞅變法使秦國強大起來的事實，使荀子進一步認識到法制對於國家富強的作用。所以，有時荀子「禮」「法」並舉，有時又十分強調「法」。「法之經，禮與刑」（《成相》）「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常有，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篡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時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君道》）。在《荀子》一書中講的最多的是「禮」。荀子認為，「禮者，強國之本也」（議兵》），這表明他汲取了儒家文化的精華，並且對「禮」作了新的詮釋，經常把「禮」與「法」連用。他說：「禮者，節這准也。……禮空倫。（《致士》）「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勸學》）。就是說，禮是法度的標准，要按禮來規定人們之間的倫理關系。禮可以說是法權關系和倫理關系的總綱。 在荀子那裡，禮和法是一致的。有時，荀子的「禮」與「法」的含義是一致的。如荀子認為「禮義者，法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這里，荀子認為「禮」與「法」在治理國家方面是殊途同歸的。有的地方，他有把「禮」與「法」加以區別。「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禮數制之」。他主張把禮擴大到士，這與奴隸社會的「禮不下庶人」是不同的，但他認為對百姓必須用法律強制手段，則反映了他的階級立場。總的看來荀子所謂「禮法」或「禮義制度」就是指封建的等級制度和統治秩序。「禮法」之爭和「王霸」之爭相聯系。在「王霸」問題上，荀子主張與孟子不同：孟子是主張王道反對霸道的。荀子則說「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強國》），完全實行禮法就叫王，不完全實行禮法就叫霸，而完全背棄禮法便要亡國。荀子並沒有把王霸對立起來，而主張由霸發展為王，由「重法」而「隆禮」，把禮與法，德與力統一起來。荀子從當時齊、秦等國的兼並站中得出結論：「兼並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就是說用武力兼並是容易的，但困難的是在於鞏固兼並的成果。國家強大統一的形成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用禮，一方面用刑法。他說：「凝士以禮，凝民以政」、「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成相》）。也就是說，治國的原則，在於遵行禮義與刑罰，君子用禮修知，百姓懼而安寧。彰明美德慎刑罰，國家既安定，天下又太平。 可見，荀子已有禮法兼施、王霸統一的思想。開創了漢代儒法合流，王、霸、道雜之的先河，從理論的演變進程來看，「禮法」以及「王霸」、「德力」之爭由荀子作了批判總結。 三、「隆禮」「重法」的作用 《修身》中說：「凡用血氣、志意、……國家無禮則不寧。」。所以，隆禮重法最大的意義莫過於把人倫關系格式化為*關系。禮之於人、於事、於國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荀子》所以提及的禮的作用，大體上可歸結為：禮於人事管理、禮與經濟管理等方面。人事管理是禮的功能之一。《荀子》一書中很少講到祭祀鬼神的事，即便有時提及宗廟、喪葬的事，那也是作為人事的一部分。而人的出生之禮、學禮、婚禮、祭祖之禮都屬於人事管理的范疇。所謂「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而不寧」，其實都是指人事而言的。「天能生物，不能辯物也，地能載物，不能治人也；宇宙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禮論》）。荀子認為，天地是無法管理人事的，只有聖人才能制定禮儀，管理人事。「聖人」在荀子的觀念中是最優秀的人，是能夠制訂禮儀制度的主體。《儒效》篇中對聖人做了極大的稱頌。按照禮儀來管理人事的結果就是「君臣、父子、……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王制》）。根據這些論述，也許可以說荀子所主張的禮儀治人事，是符合戰國時代社會形式的新的禮義觀。 理財為用，發展經濟也是禮的功能之一。禮可以節制人們無限的慾望和保障符合等級制的物質條件，禮是制度，禮是規范，「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大略》）。所以禮可以理財為用。荀子認為商賈、百工如果能夠「隆禮儀」，那麼關市只徵收微乎其微的賦稅，各種合同、律令公正，這樣商賈就無不敦厚而無欺詐行為。荀子的觀點離當時的社會現實太過遙遠，但他認為這種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現象，相信今後仍會出現。不管怎麼樣。荀子認為禮義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重法」的作用是荀子是針對當時有人提出古代沒有肉刑，而只有象徵性的刑罰提出來的。荀子反駁這種論調，說：「人果真不犯罪了，那麼肉刑確實也不需要了，而『象刑』也就不需要了。如果社會上確實存在犯罪行為，那麼以輕微的刑罰處罰嚴重的罪惡，就會造成天下大亂」。刑法的目的就是為了「禁暴、惡惡」，如果採用「象刑」，就等於在寬恕罪犯。所以「象刑」並非產生於天下太平的上古時代，而是當今一些惟恐天下不亂、別有用心的人提出來。對於此，荀子在《富國》中「嚴刑罰以戒其心」和《君道》中「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的論述都是表明其重視「重法」的作用的立場。 總之，荀子從「化性起偽」、改造人性出發提出了自己關於禮法的起源、關系、作用等法律思想的基本觀點，也無怪乎漢代大儒董仲舒「作書美公卿」，郭沫若指出，「漢代儒家總匯百家而荀子實開其先河」。荀子的確是一位以儒為主，使得儒法合流；以禮為主，使禮法統一的先導

㈣ 實現《大學》宗旨的途徑

《大學》是《禮記》的一篇，相傳為曾子所作，後被列為《四書》之首。那麼，《大學》講的是什麼呢？如果用兩個字來概括，就是「修身」二字，這是我們一生的學習任務。

第一、《大學》的核心是三綱八條目

《 大學》的主要內容講的是，「三綱八條目」。「三綱」即明明德、作新民、止於至善三綱，講的是世界觀。「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則是方法論，實現「三綱」的途徑和方法。

「三綱」是《大學》教誨人們，學習、求知的要實現的目的，光大自身的德性，在此基礎上與眾人（帶動）一起進步、自新，最後實現人與社會、社會與萬物的至善至美的境界，三綱的起始點是光大自身的德性。「三綱」是推己諸人，由小及大，因近至遠的過程，是做學問的真理。

「八條目」，講的是實現三綱的方式方法，從格物到修身，從修身到平天下，由小及大的八個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四條都是為了實現「身修」，而「身修」又是實現「家齊」、「國治」、「天下平」的前提和關鍵。「八條目」是自內向外，始輕終重，由微至宏的過程，是獲取真理的科學方法。

然而，面對「止於至善」和「平天下」等如此宏大的理想，如「不積跬步」是「無以至千里」的。正如《大學》所言「自天子及庶人，一是以修身為本」，自身不「格物」、不「致知」、不「誠意」、不「正心」，是談不上「身修」的，當然再談「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更是迂闊了。從簡單的做起，從小處做起，從自身做起，是研學「大學之道」的開端。世人說儒者多迂腐，那應該指的是多是空談大道理，自身修為卻很欠缺的「腐儒」，他們自身也是背離「大學之道」的「離經者」。

第二、修養德性是做學問的核心

關於「明明德」。《大學》中，引用了《尚書》中西周、殷商、虞舜三個時代，關於「明德」的論述。大有總結承繼今古聖王「明德」之道的意味，此處也可管窺孔子總結三代以來文化所付出的心血努力。同時也點明了《大學》以「德」為核心哲學研究內容。

關於「新民」。《大學》中，從商湯王的自新，說到西周《康誥》的「做新民」，最後到《詩經》的其命維新。從個人，到人民，到國家天下，層層遞進了「新民」的范圍，一以貫之，直到「止於至善」。

第三、八條目是方法論，並且是系統的方法論

關於「格物、致知」。對於這兩個條目的解釋被認為已經缺失。現存的《大學》中關於孔子論聽訴訟的文字可以作為參照。了解萬物萬事的「事理」，便是格物，總結萬物萬事的「事理」我們就會了解，掌握天地間規律，做到「致知」。從「格物」的字面上推導，更接近與對具體事務的聯系，對自然和人類實踐活動的研究。

關於「誠意」。「誠意」的關鍵是不要自欺欺人。一來自飾自偽無用更無益，二來「誠意」能使人「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有百益無一害。誠意，是對「致知」（通曉萬物之理）後對人的看法，得自然之道而做自然之人，可謂是以天理言人事，所以說「知致而後意誠」。

關於「正心」。「正心」的關鍵是不偏激， 不為外物干擾，能夠保持自然理性的態度面對人和事。

關於「修身」。「修身」的關鍵是「正身」，「心正而後身修」，內心不受外物干擾，那麼反應到我們做人、做事方面就是要秉持一顆自然之心來來處理人和事，客觀、公正來看待問題，做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

關於「齊家」。「齊家」的關鍵是「其家不可教，而教人者，無之」。「齊家」之法有二，一是以身作則，處理好父子、夫婦、兄弟的關系，二是要永保赤子之心來對待父子、夫婦、兄弟。做到，這些才可以「一人定國」。特別要指出的是「齊家」是緊接「修身」後的環節，是「推己諸人」的第一個環節，「恕」道的開始，也是《論語》中關於「仁」道產生的發端。正如《詩經》上講的「宜其室家」。

關於「治國」。「治國」是《大學》的最後一章。內容上分為四個方面，一是永持「絜矩之道」，推己諸人，從自身修為到家到國；二是「得眾得民」，謹慎自身的行為和操守，「好民之所好、樂民之所樂」，通過「德」性來贏得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即「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才，有纔此有用」；三是「尊賢」，尊賢遠小人，國家方可長治久安；四是「理財」，處理好「利與義」的關系「先義後利」，則國治，天下平。

「修身」更是《大學》的通篇所反覆叮嚀的，三綱的出發點是光大自身的德性（本意也是修身），八條目的關鍵點是「修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均是實現好修身的前提步走，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是「修身」之後的推己諸人的結果。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修身」即是學習、獲取、掌握和實踐「大學之道」的「根本」所在，是告訴我們人之所以為人所首要要做的「事」。

大學之道，其實就在我們身上，一思、一言、一行，而已，須臾不可放棄和離開。

㈤ 請問中國古代皇帝們的謚號是依據什麼給的

中國古代，皇帝的稱呼往往和年號、謚號和廟號聯系在一起，比如漢高祖就是廟號，隋煬帝就是謚號，乾隆皇帝就是年號。一般最早的皇帝謚號用得多，後來廟號多，明清則往往年號更深入人心。

夏商時代的王沒有謚號，往往直呼其名，他們的稱呼多數用干支，例如太甲、孔甲、盤庚、帝辛，這究竟是排行還是出生年份，現在也眾說紛紜，我們還是不要去管他。謚號是周朝開始有的，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謚號，是自稱，昭王穆王開始才是謚號。

所謂謚號，就是用一兩個字對一個人的一生做一個概括的評價，算是蓋棺定論吧。象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好字眼，惠帝都是些平庸的，如漢惠帝、晉惠帝都是沒什麼能力的，質帝、沖帝、少帝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厲、靈、煬都含有否定的意思，哀、思也不是好詞，但還有點同情的意味，如果末帝、獻帝、順帝，那就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嘲笑了。另外孫權是個特例，他的謚號是大帝，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

謚號是周開始的，除了天子，諸侯、大臣也有謚號，但我這里是專講皇帝天子的。秦始皇認為謚號是子議父、臣議君，於是廢了謚號，從他這個始皇帝開始，想傳二世、三世以至無窮，可惜只傳了二世。漢代開始又實行了。漢倡導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謚號都有個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獻。漢獻帝是他死去之後曹魏給他加的謚號，他做皇帝的時候沒有這個叫法，三國的文藝里在他做皇帝的時候就把他叫做獻帝，那是胡說八道，難道獻帝未卜先知，早就知道他會把皇位獻出來？

按照周禮，天子七廟，也就是天子也只敬七代祖先，但有廟號就一代一代都保留著，沒有廟號的，到了一定時間就「親盡宜毀」，不再保留他的廟，而是把他的神主附在別的廟里。廟號就是祖啊宗啊的稱呼，一般祖的檔次比祖更高些。起初，有廟號的皇帝不多，例如兩漢，劉邦是高祖，劉秀是世祖，別的就沒什麼廟號了。這個祖，和歐洲尊某皇帝為大帝一樣，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績才行，一般往往都是開國皇帝。但也有濫封的，曹魏時，曹操是太祖武皇帝，曹丕是世祖文皇帝，曹睿活著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自稱烈祖明皇帝，很被後世嘲笑。

一般廟號叫高祖或太祖都是開國皇帝，如漢高祖劉邦、唐高祖李淵、宋太祖趙匡胤、元太祖鐵木真、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爾哈赤，叫世祖的往往是完成統一的，如世祖忽必烈、清世祖福臨，劉秀也是靠自己重新建立一個王朝的，所以也是世祖，朱棣和他們差不多，所以叫成祖，另外玄鏵被叫做聖祖，也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年號也不是一開始都有的，漢朝初期就沒有，後來才開始出現，而且皇帝一般都喜歡換年號，好事壞事都要換，有的幾年換一次，偶有的一年要換幾次，一般樸素務實的皇帝年號換得少，愛標新立異的年號換得多，比如唐太宗一直用貞觀，玄宗也不大換，而武則天就特別喜歡改年號，一般年號是兩個字的，她還用過四個字的。

本來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廟號，但是都有謚號，所以唐以前的皇帝大多稱謚號。從唐開始就誰都有廟號了，所以人們習慣稱廟號。明清兩代的皇帝一般一個年號用一輩子，所以人們習慣稱他的年號，這裡面只有明英宗用過兩個年號，因為他被瓦剌俘虜去，代宗即位，他被放回來後成了太上皇，在代宗病重時他發動政變重新做了皇帝，所以有兩個年號。另外同治原來的年號叫琪祥，是肅順他們擬的，不久慈禧發動政變，殺了肅順，年號改作同治，原來的年號沒叫開，人們都習慣地稱同治帝。

有時候，不做皇帝的，死後給尊為皇帝，如曹操、司馬懿父子，還有一個是多爾袞，他手握大權，死後被福臨尊為成宗義皇帝，但那是權宜之計，不大一個月，福臨囚禁了多爾袞的兄弟阿濟格等人，然後宣布多爾袞有篡逆之心抄了他的家，成宗義皇帝的稱呼自然也沒了

謚號是對死去的帝王、大臣、貴族(包括其它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

㈥ 封神榜中關於姜子牙的。

不吧 姜子牙的坐騎應該是 四不象 吧！~！~法寶沒有 杏黃旗 吧

㈦ 忽必烈早年尊儒，而為金蓮川奠定奪位基礎的是什麼事

嘉定八年（1215年）9月23日（陰歷八月乙卯），一名黃金家族的男嬰在漠北蒙古草原呱呱落地。他就是成吉思汗的又一位嫡孫和繼承者，拖雷次子忽必烈。

早年經歷

忽必烈在拖雷十個兒子中排行第四，但因系正妻唆魯和帖尼所生，又是四名嫡子中的第二子。

相傳，成吉思汗對剛出生的孫兒忽必烈端詳良久，說道：“我們的孩子都是火紅色的，這個孩兒卻生得黑黝黝的，顯然像他的舅父們。去告訴唆魯和帖尼別吉，讓她把他交給一個好乳母去喂養”。

拖雷正妻唆魯和帖尼出自蒙古克烈部，這里所說的“舅父們”，應指突厥後裔克烈部男子。遵照祖父的意見，帶有部分克烈一突厥血統的忽必烈被交給拖雷次妻撒魯黑。這位出自乃蠻部的女子成了忽必烈的乳母。忽必烈十分尊重乳母撒魯黑，一直和乳母及其所生子末哥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忽必烈的父親拖雷和母親唆魯和帖尼都曾經是大蒙古國最有權勢的人物。所生四子中，蒙哥、忽必烈及阿里不哥曾任第四、第五任大汗，旭烈兀則是波斯伊利汗國的開國君主。可見，在成吉思汗子孫中，拖雷一一忽必烈支系是最為顯赫和舉足輕重的。

早在少年時代，祖父成吉思汗征服者的剽悍身影就給忽必烈留下了不能磨滅的記憶。

嘉定十七年（1224年），當成吉恩汗從西征前線班師回到自己的帳殿之際，他的親屬們都專程趕來迎接，包括幼弟斡赤斤·鐵木哥，也包括兩名嫡孫：十一歲的忽必烈和九歲的旭烈兀。恰巧忽必烈、旭烈兀兄弟剛剛在原乃蠻部邊境的愛蠻·豁亦之地初獵而歸，忽必烈射殺了一隻兔子，旭烈兀射殺了一隻山羊。

按照蒙古人的風俗，小孩子第一次出獵時，長輩要在孩子大拇指上拭以肉和油脂。成吉思汗不顧長途征戰跋涉的勞累，親自為這一對初獵成功的嫡孫拭指。兩位嫡孫對勝利歸來的祖父滿懷崇敬。

張文謙

張文謙，邢州沙河（今河北沙河縣）人，與劉秉忠自幼同窗，“年相若，志相得”，早年受劉秉忠的影響，“洞究術數”。後來，又與許衡等交結，潛心義理之學。他被忽必烈“擢置侍從之列”，司教令牌奏，日見信任。

邢州術數家群的成員，大都是劉秉忠的同鄉、同窗，或門人，並且是由劉秉忠薦舉進入藩邸幕府圈的。學術上也以陰陽術數為主。由於劉秉忠的緣故，邢州術數家群在藩邸幕府中稱得上是最早投靠忽必烈，最受忽必烈信任的。

㈧ 鹽海城市的特點

1、北京
全國政治文化中心，身為「首善之區」，棋盤式的城市格局宏偉整齊，城市建設頗有氣派，是北方內陸型城市的代表。北京氣候較為惡劣，春天沙塵彌漫，夏天酷熱難耐，冬天寒流滾滾，惟有秋高氣爽，比較可愛。
據說，古代北京人重禮數，善待人，頗有尊賢禮讓之風。現今，老北京人多承八旗子弟余風沐浴，又許多既受官文化熏染，常以居高臨下的眼光看事，又以玩世的心態體味人生。居高，故睥睨世界，縱橫捭闔，尤其在「地方上」的人面前，盛氣凌人；玩世，故油嘴滑舌，善打哈哈，於是侃爺輩出，背上了「京油子」的不好名聲。而北京作為移民城市，來自四面八方、南北東西的移民也給這座古樸的城市增添了新的血液。
北京最大的魅力在與其文化教育事業，它有著有許多著名大學和文化機構，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不少人才，這座古都的文脈之得以延續。

2、天津
天津也是中國的一個直轄市，但它既缺少北京那種宏偉大氣的莊重，又沒有上海那種溜光異彩的繁華，也不象重慶那樣山重水復，詭譎多姿。天津與一般北方城市相比，天津又頗有幾分水鄉的秀麗，海河等幾條河道縱橫全市，星星點點的湖泊分布城區周圍，雖然不大，卻也為這座城市平添了姿色。天津近海，明代作為海防要地而設衛，故稱天津衛。天津話和周邊差異很大，據說是因為天津以天津衛為基礎發展起來，當時天津衛的守軍及其家屬多來自安徽和其它各地的移民，形成了獨特的天津話。
天津是碼頭，也是商埠，天津人的見多識廣，能說善道與這種城市功能有著密切關系，由於天津人能說善侃，有「衛嘴子」之稱，與「京油子」相映成趣。但比起「京油子」玩世不恭的「油」來，「衛嘴子」更帶有碼頭「青皮」的「賴」和商埠商民的「奸」，「賴」則執著，「奸」則機巧，具有著生意人的氣息。天津的相聲不象北京那樣「滑」，卻更耐咀嚼。
天津原是北方最大的商埠，又是北方最早開放的沿海城市之一，解放前是全國第二大城市，但臨近北京，經濟受到不少壓制，即便如此，天津仍有著眾多的優勢。

3、上海，
上海為中國第一大城市，它商業繁華，建設突飛猛進，高樓林立，霓虹閃耀，在大陸城市中，最具現代大都會氣派。上海人的公民素質和敬業態度在國內各城市中亦算一流，服務業可見一斑，在上海，售票員總是走到乘客面前，挨個賣票，言語也比較柔和，表現了良好的服務意識，商店裡，上海的售貨員懂得顧客心理，服務周到，卻很少像其它地方的售貨員那樣跟在你後面喋喋不休地推銷，熱情得叫人發憷。在公共場合，上海人也總是衣冠整潔，修飾得體。遇到糾紛，上海人更喜歡採用爭吵的方式來解決，而很少大打出手
上海人在外地人面前也頗為自負，在上海有把外地人視為鄉下人的傳統，但即使內心不屑，也很少粗暴對待，相反，如果有外地人遇上麻煩，上海人大多能熱情相助。上海人私交比較理智，做事善於權衡利弊，注意與人保持距離。所以上海出了不少銀行家、商人和學者，卻難出詩人和武將。上海女人舉止得體，裝束淡雅，言談柔和，很有女人味，但卻沒有那種為了愛不顧一切的「烈女」，上海男人有些「小男人」，他們有鑒賞趣味，懂得尊重女士，體貼妻子，把西方的紳士遺風中國化了，是標准丈夫的代表。

4、河北
河北的自然條件不錯，地理位置在全國也屬得天獨厚，一省之中包容了北京、天津兩個中央直轄的大都市，省內又有很長的海岸線，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都市有都市，要港口有港口。河北南北跨度很大，北有唐山秦皇島，南有古城邯鄲。河北經濟總量在全國名列前茅，人均也居上游，然而，該省在全國卻無特別出彩之處。
自古至今，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大多數河北人仍然保持著那種淳樸豪爽的特點。河北人也有一種慷慨豪邁的氣質，但近代以來，這種氣質漸漸淡化。因此，河北人身上的北方人豪爽的特點比臨近山東、東北大為不如。
石家莊是河北省會，論歷史自然沒有保定、石家莊等悠久，卻是一座產業齊全的新型城市。唐山由於大地震出名，唐山人也操著一口特殊的方言，頗有特色。秦皇島則是華北少有的海濱城市。

5、東北三省
東北人在其他地區心目中，往往是一體的，在全國各個大區的人群中，東北人的地域認同感也最強，他們的性格上有諸多相似之處，這里也就把他們放在一起來談。東北氣候寒冷，地廣人稀，近代大批關內移民進入，逐漸開發。闖關東者多為山東河北等地農民，尤以山東人為多。東北多為山東移民」。東北的原住民本尚武，移民又多為生活所迫而闖盪，不乏顢頇亡命之徒，在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王法」 也往往鞭長莫及，東北人有一種好勇鬥狠的豪氣，人說「不到東北不知道膽小」，道出了東北民風的強悍，東北人骨子裡處處的那種「狠」勁。
東北人也並非只有喜歡玩命，大口喝酒、大塊吃肉的本事。實際上，大多數東北人與山東河北等其他北方人的人相比，都顯得更加文質彬彬，能言善辯。在為人上，東北人表面豪爽內里暗藏心計，處世相當細膩，玩起計謀來，也花樣百出，，東北人既敢打敢罵，又能隱忍不發，待機行事。這一點，與老家山東有些類似，但也許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東北工業化、城市化的水平比較高，許多都市留有日俄殖民統治時代的痕跡。哈爾濱、大連兩座城市尤為突出，這兩座城市的建築都帶有俄式風格特點，顯得非常洋氣，多廣場和綠地，尤其是大連，地處海濱，原本基礎不錯，這幾年又雄心勃勃，要成為「北方的香港」，所以建設日新月異，高樓、廣場、草坪、大海交相輝映、可算得中國最漂亮的城市之一。在哈爾濱和大連，你隨時都會碰到許多漂亮女孩，穿著入時，十分新潮。但哈爾濱女孩講話是純正的普通話，聽起來比較入耳，而大連女孩的口音與膠東方言相類似。沈陽是東北最大城市，有著典型東北人的特點，操著標準的東北話；長春比沈陽小很多，它是全國著名的汽車城，有不少文化古跡，城市面貌也各有千秋

6、山東
山東古為齊魯之地，齊人魯人有所不同，魯人忠厚直爽，外粗內秀，講義氣，重教育，既出過孔子、孟子這樣的彬彬君子，也出過黃巢、李逵這樣的殺人越貨之徒。但魯人身處內陸，觀念相對保守，生活比較儉嗇；齊人處東夷之地，不像魯人那樣多聖賢，卻因沐浴海風熏陶，對時髦很敏感，易於接受新事物，也常常喜歡在媒體中製造聲勢和影響。
山東人不愧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特別講究人際關系和尊卑等級，愛走上層路線，齊人在這一點上似乎更是得了聖人真傳，在山東的政界，齊人總是官運亨通。「山東出響馬」，「山東人豪放」。山東人有時甚至常常使人覺得拘謹。不過，對朋友，他們向來比較講義氣，也願意表現自己的豪氣。有時「豪氣」往往會轉化為粗魯，例如，在大庭廣眾下大聲武氣地說話，喜歡酗酒比酒量，一些好事之徒往往借酒動粗。。
山東女孩雖不像南方女子那麼風情萬種，卻也柔情似水，在青島煙台等地，透著英武之氣的美女是經常可以見到的，只是山東話比較侉，女子用這種話撒嬌有點讓人頭皮發麻，故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山東小妞發嗲」之說，幸虧現在許多山東女孩都能說一口好聽的普通話，所以，不管是倪阿姨還是蓋麗麗大姐也都早在中央台打出了名氣。山東人鄉土意識重，地域自豪感強，且非常團結。不僅在現實中到處認老鄉，在網上「老鄉」也成為聚眾的招牌。山西人唱「人說山西好風光」，山東人則唱「誰不說俺家鄉好」。

7、江蘇
江蘇大部分地區河網密集，自古為魚米之鄉，江蘇省內部確實貧富差距懸殊，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經歷著富饒到貧窮的過程。
蘇南蘇錫常三市經濟極其發達，蘇南人頭腦靈活，善於經商理財文才也比較出眾，中國歷史上的狀元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蘇錫常地區，蘇南人的代表是蘇州人，人情練達，精於算計，但過於精明，明哲保身，性格也顯得懦弱，因此它出了不少才子，卻鮮有大作家和詩人，蘇州男人文弱，蘇州美女柔弱嬌媚，軟語春風，倒也符合中國傳統對美女的審美期待。蘇中以揚州為代表，揚州一帶自古多文人才子，揚州和蘇南一樣，民風文弱。歷史上揚州美女雖多出「青樓」，人稱「瘦馬」，但琴棋書畫兼備，也算才貌雙全，為文人所流連；揚州才子則多出尚書。時至今日，揚州「富甲東南」的地位已是昨日黃花。在北面的江蘇，原本也是土地富饒，但歷史多遭洪水泛濫、苦難深重，不見南部富饒情景。
省會南京人在省內的位置有些特殊，由於歷史地理的因素，南京人即是「半個江北人」，也是「半個安徽人」。論經濟，南京比蘇南遠遠不如，論地理，多丘陵的南京更談不上是魚米之鄉。
江蘇是一個另類徐州，位居江蘇西北，與其他地區相連甚少，地接山東，口音近山東西南，民風豪爽，屬北方城市。

8、浙江
浙南山地丘陵，浙北為江南魚米之鄉。浙江人闖世界的很多，尤其是溫州人更是遍布天下，聞名全國。在嚴酷的競爭中，浙江人培植起一種生存的能力，他們憑本事養活自己，走南闖北做生意，修鍾表，擦皮鞋，裁衣服，只要能夠糊口的職業，幾乎都可以見到浙江人的身影。
浙江人善於動腦筋，相信個人的本事，所以，你經常看到手藝高超的浙江師傅，也可能碰上手段狡猾的浙江騙子，但你卻很少看到可憐巴巴的浙江乞丐。面對生存，浙江人敢打敢拼，事無巨細，都力求做好。這種吃苦耐勞，精明能乾的品性，使浙江人在各個行業中都是好手。
浙江的文人才子遍地，在中國可以與湖南四川江蘇安徽「五分」秋色；浙江商人企業家頭腦活絡，門檻很精，也算中國商界的能人。省會杭州人文會萃，風光旖旎，人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杭州女孩卻似乎不像傳說的那麼漂亮。但浙江人似乎過於相信一己之力，不象山東人那樣講究團隊精神，往往單兵作戰，難免彼此提防，相互制肘，有時，為了一己的利益，浙江人會不惜利用其聰明制假販假，因此，浙江也多出假冒偽劣產品的集散地。

9、安徽
安徽屬位置居中，中國的「南蠻北侉」在安徽有著很好的體現，合肥以南為蠻，阜陽以北為侉。安徽皖南多山，土地貧瘠；皖中多丘陵；淮北屬平原，又水災頻仍。安徽人經常漂泊他鄉，四處闖盪。黃山的美景堪稱中華一絕，徽州民居百牆青瓦，別有一番風情。
安徽人性格差異也很大，古今名人很多，古有曹操、華佗、朱元璋，近代也李鴻章等傑出人才；文學革命由兩個安徽人——胡適，陳獨秀啟其肇端也在情理之中，第一個華人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也出自安徽合肥。徽商在中國以敢做敢為而名世，白手起家，闖盪江湖，在近代商界很有聲譽。安徽雖然人才輩出，經濟卻落後於東部的其他省區。。

10、河南
河南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之一，七大古都之中，河南佔了三個。河南人，大多文質彬彬，性格中庸，思想活躍，儒雅而不乏情趣和浪漫，河南是中原人才大省，文人學士眾多。如今，開封、商丘、安陽等舊都雖已失去了都城的氣派，洛陽牡丹卻仍然名貴一方，展示著河南悠久的歷史，賡續著河南人當年的萬種風情。
就像河南那不南不北、亦東亦西的位置：河南緊鄰山東，河南人與齊魯人一樣性格粗放，卻似乎不象魯人那樣質朴爽快；南接湖北，與楚人一樣圓滑老道，卻沒有楚人那樣精明灑脫。
省會鄭州位於黃河南岸，這座城市綠樹成蔭，商業發達，成為中國中部的交通樞紐與商業中心，也顯示了河南人的能幹，況且附近的嵩山還有一座名聞遐邇的少林寺呢。

11、陝西
陝西就是中國傳統文明的代表.如果說北京體現了漢民族文明陷落的歷史。關中地區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在西安，可以看到非常正統中華文明的正宗，從半坡文明開始，這里就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西周，西漢、隋、唐等中國歷史上值得驕傲的時期都以這里為都城。在這里，你的思古之幽情才真正找到了寄託。陝西也是文化最為發達的省份，西安高校林立，人才濟濟。
陝西給人的總體印象是朴訥溫厚而又爽直豪放。其實陝西也是地分南北，關中、陝北、陝南：關中是典型中原地貌，中國文明發祥地；陝北是黃土高坡，乾燥少水；陝南確實氣候濕潤的魚米之鄉。關中的秦腔高亢激越，陝北信天游悠遠單純。相比之下，陝北人在陝西人中，顯得更憨厚直爽，待人熱情，而關中人則暗藏了幾分心計，顯得有些詭詐神秘。陝南人不象關中人那樣詭，卻又比陝北人更「精」，有著川人的特點。陝西文人才情充沛，文壇上的「陝軍」出手不凡，賈平凹，陳忠實，路遙等人的作品雖非絕世佳作，卻也頗有可觀。
在陝西，陝北似乎是出俊男美女的地方，「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陝北小夥子高鼻深目，即使土氣的衣衫，也掩蓋不了他們的英俊，陝北女孩溫柔順從，但內心剛烈，熾熱如火，往往以柔功把丈夫控製得服服貼貼。

12、四川·重慶
四川盆地群山環抱，物產豐饒，尤其是成都平原，更有天府之國的美譽。這里多神仙類的人物，精明能幹而散漫悠閑，既能享受吃喝玩樂，又很喜歡談玄探幽。與爽直幽默的川人聊天是一樁快事，他們見識獨特，有豐富的民間智慧，吹起「殼子」來，趣味橫生，葷素皆宜，硬是要得。四川出美女，川妹子聰慧能幹，做事麻利，發起嗲來風情萬種，勾人魂魄，故民間有「少不入川」之說，以防有人誤入歧途，忘了家中的老娘。川妹子中「嘴巴狡」的辣妹，往往「辣」勁十足，尤其在公共場所發生口角，一般人不是對手，只能落荒而逃；四川是中國的人才大省，無論文人武將，川人都有上佳表現。不
四川重慶本一體，重慶人本來就是川人，同其他川人有許多共同點。不過重慶古為巴國，與蜀人相比，重慶人又有自己的獨特之處。或許是因為多山的緣故，重慶人的性格狡詰而不乏豪放，像聞名的重慶火鍋一樣，既麻且辣，他們緊跟各種潮流，從穿著打扮到新潮思想，形形色色的時髦玩意兒在這里流行很快。重慶盛產美女，人都說重慶街頭「三步一個張曼玉，五步一個林青霞」，是一個溫柔之鄉。但與溫暾的成都人相比，重慶娃子的「砣子」（拳頭）硬，敢打敢罵，更帶了巴人的火氣和豪氣。時髦漂亮的重慶妹子說起話來，不是嫵媚多姿，就是嘴快如飛，一般大老爺們沒有三下兩下是抵擋不了的。

13、貴州
關於貴州，諺語道：「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確，貴州是中國唯一沒有平原做支撐的省份，走進貴州，就走進了山之國，幾乎找不到大一點的平整土地，「地無三尺平」的說法雖不免誇張，卻也近乎實情，省會貴陽就建在群山環抱的「壩子」里，山民生活雖然相對貧困，卻也悠閑自得。貴州像個大公園，到處懸崖峭壁，峽谷川流，氣魄雄偉。雨水雖多，但說「天無三日晴」卻不免有些誇張。省會貴陽冬暖夏涼，氣候在全國僅次於昆明，夏天30度就是高溫，冬天很少零度以下，又不象昆明那樣多風，所以避寒避暑都是好去處。 作為省會城市，貴陽人口過百萬，面積卻小巧玲瓏，五臟俱全，很是繁華，有都市風情。在雲貴川三省中，貴州飲食習慣和語言都更接近四川。貴州可算移民省份，除了苗族布依族等少數民族外，本省漢族多是歷史上幾次人口遷徙遷進去的。由於地處偏遠，交通不便，開發晚等原因，貴州古代出的人才很少。
近代以後，貴州的清山秀水，倒也熏陶出一些才子才女。國民黨的國防部長何應卿、文化部長張道藩，共產黨的著名人物王若非等都出自貴州。處在內陸大山中的貴州人，精壯能幹，敏於新潮，與四川人一樣悠哉游哉，卻缺少四川人那種吃苦精神，「麻將在手，小吃在口，三天兩頭，狐朋狗友」，對本省的落後處境缺乏足夠的危機感。貴陽女孩也同重慶女孩一樣嫵媚時髦而又帶點「辣妹」氣質，其烈度，可以在下面一首民歌中反映出來：「吃菜要吃白菜頭/嫁郎要嫁大賊頭/半夜聽得鋼刀響/妹穿綾羅哥穿綢」。

14、雲南
在西南三省中，雲南最富有邊地色彩。省內各地多彩多姿，風光綺麗，省會昆明不僅冬暖夏涼，氣候有口皆碑，而且景色秀麗，翠湖身處鬧市而一塵不染，西山俯瞰五百里滇池也別有洞天，整個城市兼具都會的繁華和超塵的秀美，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適合人居住的地方，此外，路南的石林，大理的蒼山洱海，麗江的古城和西雙版納的熱帶風情也都令人流連忘返。
雲南是中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雲南的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麗江的納西族的古樂，大理白族的歌舞，路南景頗族的傳說、西雙版納傣族的民俗風情，都有點讓人流連忘返，在大理等地，一些老外乾脆呆在那裡不走，形成了一個洋人街。得天獨厚的自然風貌和人文環境使雲南屬於中國最具魅力的旅遊省份，但雲南的得天獨厚是以它的封閉性為代價的，與貴州人和四川人相比，雲南人似乎更加滿足於自己的那個圈子，很少到外面來闖世界，所以，你在其他地方很少碰上雲南人。雲南開發較晚，卻也多出人才，如古代的七下西洋的鄭和，近代最有名者可能要算音樂家聶耳和哲學家艾思奇了。

15、湖北
湖北地處長江邊上，北鄰河南，南接湖南，上接四川，下接江浙，湖泊眾多，雨量充沛，自然條件不錯，是有名的魚米之鄉。良好的地理的位置，潮濕的氣候，冬冷夏熱的季節，造成了湖北人的火暴性格，而道家文化的潛在影響，又使湖北人為人韜光養晦，老謀深算，不愛顯山露水。因此，他們兼具楚人的蠻氣和靈氣，聰慧精明而好勇鬥狠，有「九頭鳥」之名，文人武將都在這片土地上孕育。
湖北人不象山東人那樣重鄉土，也不象山東人那樣懂得宣傳故鄉。因此，省會武漢乃九省通衢，自然風光優美，有山有江有湖，在中國大都會中也算首屈一指，卻往往不被人所認同。人們只記得它冬冷夏熱，氣候不好。實際上，要說氣候，武漢並不比濟南長沙等城市差，名聲卻比它們糟糕；說風光，濟南大明湖與武漢的東湖相比，簡直差了好幾個檔次，但大明湖名聲在外，而東湖卻養在深閨人未識，人說「北有少林，南有武當」，但河南少林寺大名鼎鼎，湖北武當山卻隱而不彰。有人說湖北人太精，作為個人，湖北人是大智若愚，作為整體，太精則相互扯皮，因小失大，幹不成大事，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湖北自古出美女，王昭君即是一例。在武漢，漂亮女孩不少，雖然一口武漢話不好聽，但說起普通話來，卻柔媚多姿，別有風情。

16、湖南
兩湖原本一體，但與湖北人的韜光養晦相比，湖南人是實幹家。雖然湖南開發比較晚，但卻人才輩出。關於湖南有兩句話，第一句是「惟楚有才」，第二句是「無湘不成軍」.可見其文武兼備。湖南文人眾多，但湖南文人有一股湘民固執的「蠻」勁，上下求索，「雖九死其猶未悔」，所以有譚嗣同那樣的硬漢文人，有沈從文那樣傲然於城市的「鄉下人」。
湖南人重事功，文人似乎喜從軍，「寧為百夫長，勝做一書生」；湖南軍人驍勇善戰，湘軍名聲顯赫，但卻不是鹵莽之輩，從曾國藩、左宗棠到毛澤東，湘將都多雄才大略，有儒雅之氣。「湘女多情」，湘妹子沒有川妹子「辣」的名聲，卻同樣精幹聰慧，做事麻利，娶來做老婆，相夫教子，絕對不錯。不過，與江南人相比，湘民質朴卻不通脫，蠻勁發作時，五頭牛都拉不回來，故常常有鋌而走險之舉，湘地盜匪之殘忍野蠻，與此有關。湘民宗族意識也很強，在農村常有集體械鬥。湘人富於文才，卻不善言談，湖南話聽起來瓮聲瓮氣，蘊涵著一種爆發力，省會長沙，冬冷夏熱，氣候不佳，消費之高，在全國也排得上號。

17、甘肅
提起甘肅，很容易讓人想起大西北那種貧瘠蒼涼的風景就撲面而來，過度的開墾使土地退化，黃沙漫漫的天氣。然而實際的甘肅卻並非完全如此，它不但有西北風情的河西走廊，還有臨近關中的中原風貌，甚至有著武都的南方景緻，甘南的藏族風情
省會蘭州位於黃河邊上，是一座帶狀城市，南北短，東西長，城市周圍的山上顯得光禿禿的，工業污染比較厲害，大氣質量較差。蘭州是西北第一大城市，臨近省份，繁華程度僅次於西安，城市建設近幾年也有較大改觀。
甘肅雖然普遍貧困，但甘肅人卻也敢於接受新事物，即使在偏遠的鄉村學校，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年輕老師舉辦周末舞會，而不太顧忌鄉人的議論。蘭州的年輕人更是穿著時髦，緊跟新潮，女孩子言談舉止都非常開放。除蘭州外，嘉峪關，敦煌也都是甘肅值得一游的城市，不僅因為它們擁有蘊涵魅力的文物古跡，而且也因為它們挺立在那種蒼涼的戈壁中，給人以感動。

18、廣東
廣東地處華南，氣候異常潮濕。廣東人吃得更「野」，從蛇到鼠，從猴到蟲，幾乎什麼都敢吃，這也反映了「食蛇民族」的某些野性。正是這種不馴服的野性，使廣東人與在正統文化束縛下失去創造力的其他諸省人相比，更顯得敢做敢為，血性充沛。
近代以來，因歷史和地理的原因，廣東屢次得風氣之先，成為中國最早開放的地區，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從北伐戰爭到改革開放，近代以來的許多有深遠影響的大事都是由廣東人開啟的，因此，廣東近代以也來名人輩出。內地人崇尚官，講「關系」，最重要的是會打通各種關節，「吃得開」，廣東人崇尚商，講「本事」，關鍵在個人能否抓得住機會施展才能。廣東人不喜歡管別人的閑事，人與人之間關系比較冷漠，但也因為如此，也才很少像內地人那樣在人際紛爭中浪費時間。
廣州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城市，有著大都市的顯著特點和嶺南的風光。深圳是中國的一個奇跡，卻使一個移民城市，以普通話為主，與廣東其他地區大不相同。

㈨ 誰給我講講姜子牙的故事

姜太公
姜太公是齊國的締造者，周文王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謀主、最高軍事統帥與西周的開國元勛，齊文化的創始人，亦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影響久遠的傑出的韜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儒、道、法、兵、縱橫諸家皆追他為本家人物，被尊為「百家宗師」。

「昭烈武成王」姜子牙

據史書記載，姜太公生於商更丁帝八年八月初三（公元前 1211 年），卒於周康王六年（公元前 1072 年），一共活了139 歲。

姜太公在我國歷史上是一位高壽的人，姜太公死後，返周而葬，葬於文王、武王的陵墓旁。當時周朝規定，姜太公五世之內皆反周而葬，五世之後才能葬於齊地。在唐宋以前，姜太公被歷代皇帝封為武聖，唐肅宗封姜太公為武成王，宋真宗時，又封姜太公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時期，民間對姜太公增加了一些神話傳說。到明代萬曆年間，許仲琳創作了《封神演義》小說，從此，姜太公由人變成了神，並且為民間廣為信奉。

姜太公釣魚

姜子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位著名人物，同時他在道教和民間的地位也較高。他出身貴族家庭，祖先的封地叫呂，所以他又被稱為呂尚。姜子牙生於山東省的沿海地區，自幼聰慧。據說，他還能預測世界上將要發生的大事。

當時姜子牙所在的王朝商朝的皇帝紂是一個殘暴的人，他統治期間戰爭不斷，為了躲避戰亂，姜子牙到中國北方的遼寧隱居了40年，後來又來到西北陝西省的終南山。在那裡，他經常到渭河去釣魚，可是3年中他卻一條魚也沒有釣到，而且他的魚鉤還是直的。人們都嘲笑他，他卻無動於衷，所以在中國有一句成語叫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神奇的是，後來他果然釣到一條魚，在魚的肚子里有一本兵法書。更巧合的是，當天晚上，周王朝（公元前11世紀-8世紀）的皇帝文王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高人。第二天，他就遇到了姜子牙。姜子牙向周文王講述了自己的身世，文王當時正為了打敗敵人建立王朝而搜羅人才，所以就對他說：我的先祖太公早就寄希望於你了。因此，後人又稱他為太公望，在民間一般稱他為姜太公。文王給他以極高的地位，並在他的幫助下，消滅了商朝。 在以後的中國各朝代都為他建立了神廟，而道家也傳說他升天成仙了。

一、姜太公生平及其出生地之歷史考證

姜太公姓姜或呂氏，名望、尚，字子牙，號飛熊，炎帝神農皇帝51世孫，伯夷36世孫。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師，齊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紹、駱、銘、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後。公元前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八月初三日出生於今山東省日照市；公元前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於周首都鎬京，歲壽139歲。陵冢位於陝西省咸陽市周陵鄉，距離文王陵1公里；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姜太公祠內設有衣冠冢。

姜太公半生寒微，擇主不遇，飄游不定，但他能動心忍性，觀察風雲，等待時機，終遇明主，輔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興周。周武王伐紂，太公為軍師，牧野大戰，滅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為齊國君主，他治國有方，創建了泱泱大國，遺風猶存，累世相續，為後來的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礎。

關於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獻記載不一，主要是東海說和河內說。

《孟子·離婁上》說：「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望，東夷之士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望，河內人也。」《後漢書·郡國三》注引《博物記》雲：「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水經注·汶水》雲：「（汶水）又北過淳於縣西，故夏後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於公，號曰淳於國。」《水經注·齊乘》雲：「莒州東百六十里有東呂鄉，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水經注》引太公廟碑文曰：「太公望，河內汲人。」究竟何說為確，據史籍和當代有關專家的考辨，認為東海說根據較為確鑿。東呂鄉當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呂、莒本為一字，莒為周代國名，即為現在山東省莒縣。東呂鄉、東呂里在莒城東面，今屬山東省日照市。漢張華《博物志》明確標出：「海曲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西漢的「海曲』則為現在的「日照」。今人楊伯峻對姜太公里籍作了具體的考辨。他說：「閻若璩《四書釋地續》雲：『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雲：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即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為汲縣人者，誤。」（《孟子譯注·離婁上》）所論有據、甚確。就是說，姜太公的出生地當今山東省東部黃海之濱的日照、莒縣一帶，亦正是司馬遷所說的「東海上人』之義。據齊國國都，當今的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史記記載姜太公出生地為現今日照市。據姜太公分支後裔盧氏宗親世界研究會（含韓國等國外盧氏）史記記載，姜太公出生地為山東日照市。當今中國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權威之一，中國國防大學著名教授，姜太公後裔姜國柱先生，經多年研究考證，確認姜太公出生地為山東省日照市。

還需要說明的是，在四千年前，日照市兩城鎮（距市區十八公里），是亞洲最大的城市。這是美國考古專家組同山東大學在實地聯合考察半年之久得出的結論。作為一代偉人姜太公出生在這樣的文化發達地區，應更合乎情理。經綜合考證分析認為，姜太公出生地應為山東省日照市。

《水經注》引太公廟碑文曰：「太公望，河內汲人。」《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望，河內人也。」《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沿者，東海上人。」衛輝市在民國以前屬河內郡，1988年以前叫汲縣。衛輝附近有「東海」這個地名,有碑文為證。

二、姜太公的歷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轟轟烈烈、神秘莫測，確實稱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綜觀太公一生的建樹，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貢獻，其中尤以軍事最著，所以太史公言「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稱得上兵家之鼻祖，軍事之淵藪。

姜太公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國文藝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還是中國神壇上一位居眾神之上的神主。作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為「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護佑神靈。

周朝從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個聖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國的賢才，來輔助周國實現滅殷興周的任務，所以名太公為「太公望」，到武王執政時，又以「師尚父」相稱，尊寵權貴無以復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師」即「太師」，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長官，既主軍，也問政。時有「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之言，足見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滿腹韜略的賢臣和非凡的政治、軍事家，一直受歷代統治者崇尚，這在《詩經》等唐朝以前的許多史料及文學作品中頌文頗多。

唐太宗即位後，外夷相侵，內患未除，政局動亂，國家面臨著百亂待治，百廢待興的情況，為了達到「安人理國」的目的，便自稱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廟，他用這一舉動告訴人們，他要象周文王訪賢並重用姜太公那樣的賢臣良將，他後來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國的人才，終於實現了「貞觀之治」。唐玄宗為求國內安寧，需要像姜太公那樣披肝瀝膽，嘔心瀝血，忠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於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諸州各建一所太公廟。並要求以張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當發兵出師或各將領及文武舉人應詔，都要先去太公廟拜謁。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謚姜太公為「武成王」，成為中華民族「武」聖人。宋神宗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為抵禦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軍事將領必讀《太公兵法》。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周西伯昌之脫羑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這就確立了姜太公是中華民族創立韜略理論開山祖的地位。

1972年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武帝初年的墓葬發掘出的《六韜》殘簡，來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種《六韜》版本和本注，說明了《六韜》一書，在漢武帝以前就流行開了，否定了《六韜》是古人偽托呂尚所著的懷疑，進一步證實了姜太公在軍事理論上的著述是真實的。他在軍事理論方面，在政治、經濟斗爭的策略思想方面，都為子孫後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豐富的遺產，人們稱他是兵家權謀思想的始祖是當之無愧的！

中國古代的兵論、兵法、兵書、戰策、戰術等一整套的軍事理論學說，就其最早發端、形成體系、構成學說來說，都始自齊國，源自太公，所以說太公為兵家宗師、齊國兵聖、中國武祖是當之無愧的。可以說，沒有太公理論及其所建立的齊國兵家，則不會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謀高超、理論完整、源遠流長、綿延不斷、影響巨大的中國兵學理論學說。今天，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的治國方略、用兵之道時，不能不重視太公的傑出貢獻、思想價值。中國古今著名的軍事家孫武、鬼穀子、黃石公、諸葛亮等都學習吸收了太公《六韜》的精華，太公的文韜武略被當今世界上的政治、經濟、管理、軍事、科技等各個領域所借鑒。

太公治國，確立了「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治國方針，在齊國數百年的發展史上，代代相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確立了齊文化的歷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餘年了，人民處於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豐功偉績，以朴實的感情編造出他的很多神話故事歌頌他。說他曾在昆明山學道，後奉師命下山助周滅商，滅商之後又奉師命發榜封神。這在《太平御覽》和《封神記》等書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許仲琳為崇敬太公無法形容時便以神面化之編著了一部《封神演義》，把他說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嚴，成為驅邪扶正的偶像了。這些雖然超出了歷史的真實，但卻反映出姜太公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三、姜太公思想

呂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響深遠。他不僅是開創西周的功臣，而且輔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驗，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他的思想、理論、實踐博大精深。

1、韜略鼻祖，千古武聖

姜太公作為中國韜略鼻祖、千古武聖，其文韜武略、經國治軍，理民化俗之論、之策、之術，都為後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並為華夏民族所稱頌、效法。

「兵聖」孫武及其《孫子兵法》飲譽中外，堪稱兵法之集大成者，其軍事思想亦不乏借鑒太公謀略之處。舉例說明：如《孫子兵法·虛實篇》有「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軍事思想的《六韜》論著中《文韜·兵道》記載即有「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之句；《孫子兵法·計篇》中「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與《六韜·龍韜·論將》中「將有五材十過」，「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孫子兵法·計篇》稱「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國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而《六韜·龍韜·論將》亦言「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關姜太公軍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韜》、《陰符經》、《太公兵法》、《太公金匱》等，但現存甚少。其軍事韜略、戰爭謀略、戰法戰術、軍隊建設、戰爭准備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貴之處，就在於他的全面性、創造性、開拓性，他不是單純地就軍事而論軍事，而是從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聰明政治家的眼光，將政治與軍事、治國與理軍緊密地結合起來，融為一體加以論述。這就使他的軍事韜略、謀略頗具全面性、深刻性、精闢性，因而為歷代的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所推重，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六韜》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軍事著作，在宋代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武學教本，成為武將們必讀的兵書。二千多年來，《六韜》與其它「武經」一樣，從先秦至現代，不斷有人注釋、講解、校勘、闡揚，挖掘其思想宏旨奧義，吸取其思想精華，經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現了其光輝的思想價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們應當珍惜這份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使之在新時代更加輝煌。

2、權謀思想

《六韜·文韜·文師》最後有一段姜太公的話：「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這是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滅商興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權謀思想。因為，最大的權謀莫過於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國家政權是軍事謀略的根本。這一思想，除《文師》外，在《發啟》、《文啟》、《順啟》等篇中也都反復論述這個道理。太公被封齊，建立齊國之後，推行的根本方針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認為，人的本性是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給予人以生利的是道義，能行仁義道德者，則能使天下人歸服。因此，國君應當以天下之利為利，以天下之害為害，以天下之樂為樂，以天下之生為務。只有以仁義道德為天下興利除害，使天下人與之共利害，同生死，共憂患，共苦樂，這樣便可以收攬、固結民心，使萬民歸心、歡心。基於這種認識，《六韜》強調國君要行仁修德，澤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為已而害民，。只有這樣，人民才能與國君同舟共濟，擁戴國君。本思想亦在齊國的實踐中貫徹、實現了這一思想。這是其它所有軍事謀略家所沒有的。可見，《六韜》一書的上述內容，與姜太公的軍事謀略思想相符。

3、愛民思想

愛民之道，就是以仁義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眾，合其親。敬其眾則合，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就是說，要尊重民意，敬愛民眾，聚合宗親，行仁舉義，就會受到民眾的擁護愛戴，這樣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國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專任武力，不可橫暴百姓，而要以仁義為本，修德禁暴。這就是姜太公和《六韜》重視文韜而不輕武略，把經國與治軍作為整體而論的高明之處。他治國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順民情。這就充分表現了姜太公治政的出發點和歸宿地都是為了愛民。《六韜·文韜·國務》雲：「太公曰：『利而無害，成而無敗，生而無殺，與而無奪，反而無苦，喜而無怒。'」從上我們不難看出，「愛民」思想之深，在先秦軍事、政治和諸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愛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齊立國之後，真正把「愛民」思想貫徹到建國的實踐當中去，這就是齊國的富民政策。

4、順民思想

姜太公深知「民為邦本，民固國興」的道理，有民則有國，無民則何國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為本，仁政順民的思想。順民就是「重民」、「貴民」。如果國君、人臣和各級官吏，不以民為本，以民事為務，而敲剝、殘害民眾，就會使民眾離心離德，離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過自己長期生活在民眾中的親自實歷，不斷觀察，精心研究，對於民為貴、民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認識，並樹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識，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國治國之中，都始終堅持以民為本，實行仁政，收服民心，使萬民歸心。對如何安靜、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自己的運行規律，民眾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業。君主能與民眾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靜，民眾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順民心進行治理，其次是宣傳教化，感代民眾。民眾被教化、受感化，就會服從政令，所以說天道無為而能生長萬物、成就萬物，民眾無需給予而能自己富庶，這就是對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無為而無所不為的根本道理所在。

5、舉賢思想

《六韜·文韜》中《上賢》、《舉賢》兩篇，集中表現了姜太公的重賢、上賢、選賢、舉賢的聖賢治國論及其思想內容。所謂「上賢」，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賢尚功是姜太公「國本」的主要內容之一。姜太公認為，作為君主治理國家，必須尊崇德才兼備的賢人，抑制無才無德的庸人；任用忠實誠信的人，除去奸詐虛偽的人；嚴禁暴亂的行為，禁止奢侈的風俗，因此，明君用人應當警惕六種壞事、七種壞人。六種壞事的危害是：「傷王之德」、「傷王之化」、「傷王之權」、「傷王之威」、「傷功勞之臣」、「傷庶人之業」。對七種壞人，絕對不可信用，即「勿使為將」、「勿與謀」、「勿近」、「勿寵」、「勿使」、「禁之」、「止之」。這就堵死了壞人干壞事、危國家、害民眾的路徑。

姜太公指出，要根據各級官吏的職能分工的要求條件來選取賢能，再依據各官職應具備的條件來考核官吏，鑒別其才智的高下，考核其能力的強弱，評定其政績的優劣，使之名實相當。因此必須堅持選用賢才、任用賢才的標准。關於選拔任用賢才的標准，姜太公提出了「六守」，即六條標准：仁、義、忠、信、勇、謀，具備這六個標準的則為賢人。姜太公還認為，國屬上賢、舉賢，旨在任賢、用賢，如果上賢、舉賢而不任賢、用賢，亦只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這種停留在名義上的上賢、舉賢，是不會獲其功而救其亂的，相反則會使世愈亂，以至造成國家的危亡，所以要上賢、舉賢、任賢、用賢，做到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名實相符。

《六韜·文韜·上賢》雲：「太公曰：『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舉賢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齊國之後，又正式列入建國方針之一，即「舉賢而上功」。

6、六守三寶

姜太公的理財富國、富民足民的發展經濟的思想主張是全面而周到、精闢而深刻的。《六韜·文韜·六守》載：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仁、義、忠、信、勇、謀。三寶：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群昌；三寶完則國安。這三寶在齊立國之後，也是列入建國方針之一，即「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農工商同時發展，重點又是發展工商業，因而，後來的齊國才發展或為一個民富、國強的大國。

姜太公在「三寶並重」「本末並利」、「上下俱足」、廣開財源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貨幣政策，確保財貨正常流通、賦稅正常繳納，促進經濟發展、市場繁榮，這種開源節流的經濟、貨幣政策，實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農、工、商三業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意義。國無農無食不穩，國無工無器不富，國無商無貨不活，故要農、工、商並重，協調發展，使人民有業可從，衣食飽暖，器具足用，財貨流通，財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寶」思想，不僅是周朝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而且為齊國的強大奠定了政治、物質基礎。此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延續至當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貨幣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謂「九府圜法」，顏師古《注》雲：「《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雲九府。圜謂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證財貨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錢幣與布帛不斷流通，聚散適宜，無積滯，無匱乏。國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財幣之官」。查《周禮》的「九府」之職能，就在於「通貨幣，易有無」。

姜太公的財政經濟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僅為周朝的經濟管理、經濟監督、賦稅收納、貨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嚴密的管理體系、管理制度，而且為齊國的強大，為齊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奠定了基礎。姜太公的生財之道，理財之策，即開源節流之制，是富民強國之道，為萬世治國興邦之正道，萬事不易之治道，故為萬世法。

四、千秋功業，後人稱贊

姜太公的道德功業，為後人所推崇、稱頌。有人把他由人變為神，列入神仙之首，說他能呼風喚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為「兵家鼻祖」；齊人稱他為「天齊至尊」等等。歷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詩詞文論、兵書戰策中，抒發情懷，稱贊有加。他們或觀太公留下的歷史遺跡而抒發已志，或以太公事跡為據而引申已論，頌揚其功。

在《詩經·大明》中寫道：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在諸多贊詩中，對姜太公一生功績給予高度概括、評價的要算《封神演義》的作者許仲琳的《姜元帥贊》：

六韜留下成王業，妙算玄機不可窮。

出將入相千秋業，伐罪弔民萬古功。

運籌帷幄欺風後，燮理陰陽壓老彭。

亘古軍師為第一，聲名直並泰山隆。
對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業，不僅詩詞歌頌，而且經史文論，多有盛贊。

對姜太公人們不僅重視他的著作和智能的價值，還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奮斗的精神，懷念他對正義，對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難，他不退卻，不屈辱，不低頭；飢餓，也不理會；沉淪，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對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動搖。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奮」的典範。他永遠是中華兒女的自豪和驕傲。

在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延綿不斷的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中，齊魯文化是主要來源，集中代表了炎黃這一思想體系的傳統文明。在遠古時代，炎帝、黃帝為首的兩個部落，已開始結合。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已融合成為一個民族。在周初，代表這兩個部族的兩個偉大歷史人物，一個是封於齊國的炎帝後裔姜太公，一個是封於魯國的黃帝後裔周公旦。我們說，假如沒有周公的文韜和姜太公的武略，作為「小邦周」是很難戰勝「大國殷」的，即使是戰勝了，也難以鞏固，並創造出那樣燦爛輝煌的周代文明。現在我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確評價姜太公的功業，對於深入研究探討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齊魯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姜太公享年考
——兼及周文王等人的年齡問題
姜太公是殷周交替時的一個關鍵人物。以往，有關他的享年，從八九十歲到一百三四十歲⑴，什麼說法都有。究其原因，除了文獻記載的有限，更重要的還是缺少一個可資參照的年表。另外，有關周文王等人的年齡問題，也有類似的情況，且與太公享年的研究有著密切的聯系。現在好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找回了一個「失落的年表」⑵，我們正可據以進行新的探索。同時，由於我們的研究，只能算作斷代工程的「拾余」，所以，也可從一個側面對「新年表」的正確性和適用程度，起到一定的檢驗作用。
一、太公享年的大體范圍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書》、《易經》、《詩經》、甲骨文、金文等，沒有明確涉及太公年齡的內容。戰國至兩漢的著述，多把初見周文王時的姜太公，說成是一位老者，盡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韓詩外傳》里就說：初見文王時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渾然而齒墮矣。」《尉繚子》里說：「太公望」年過七十「及遇文王」。《孟子》說：太公和叔齊「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楚辭》說：「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史記》說：「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淮南子》說：「呂尚使老者奮，項托使嬰兒衿。以類相慕。」《說苑》里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等等。
然而，近日見到網上有一篇名為《姜太公之高壽》的文章（見新鄉歷史文化專欄），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意見，文中說：
顧頡剛先生的《太公望年壽》認為，古文獻中記載的姜太公年壽數，都是戰國時代齊國游士的妄談。「太公」原意為「老太爺」，但後人誤以為太公是長壽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誤以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歲（似應為八十歲）的老人。而且從《詩經·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中所描寫的戰爭場面和搏擊的迅勇情況看，九十歲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顧頡剛推測，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終於八十歲左右。
我們認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體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個大致的范圍，並且覺得，說「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終於八十歲左右」，是很難讓人信從的，明顯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點：
首先，說太公高壽「都是戰國時代齊國游士的妄談」不妥。正如我們前面所舉，荀子、尉繚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戰國時人，又都說過太公高壽，但卻無一人是「齊國游士」者。
其次，僅據《詩經·大雅·大明》里的詩句「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的描寫，就認為「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顯然是想像的成分過多了。歷史上老當益壯征戰沙場的人不勝枚舉。況且，「鷹揚」一詞，恐怕關鍵還要落實在一個「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說「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實際上也就是說，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時是二十歲左右。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閱歷和韜略從何而來？「呂牙在殷」和「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⑶該怎麼解釋？尤其是太公的女兒邑姜為「周王妃」（詳後），也都沒了著落。
第四，《史記·齊太公世家》里說，「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說法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