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希特勒對佔領區是如何控制的
希特勒對佔領區用極權手段控制,獨攬一切,特別是實行宏觀指揮上的高度集中。
B. 「希特勒曾經想要德國和中國分治世界東西」出自那本書,,歷史資料是什麼啊 ,
您好,樓主這句話完全不存在!——希特勒與日本只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因為他需要日本在遠東牽制蘇聯。
一戰後,德國與中國在協約國的排斥下皆同病相憐。所以在戰後的經濟,軍事,政治有相當的合作。(德國更多的是關心從中國獲取資源),所以當日本強勢進攻中國後,就默認了日本的舉動,因為他不在乎誰控制中國,只要其利益不受損失即可(中日倆國都是其盟友)這也導致了中國傾向蘇聯,在蘇聯的支援下對抗日本。德國也開始支持日本,因為德日都仇視蘇聯。
具體資料如下:希特勒的上台,把中國與德國最後的紐帶慢慢的解除了。
一、魏瑪共和國時代早期的中德關系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使德國從世界一流強國的位置上跌落下來,海外市場與殖民地被以英法為首的戰勝國剝奪殆盡,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由於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代表的強烈反對,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中國代表沒有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對巴黎和會和《凡爾賽和約》的共同不滿,使德國積極謀求與中國、美國等非凡爾賽和約國家接近,試圖重塑昔日的大國地位。1920年7月,德國前駐華總領事卜爾熙(von Borch)作為政府代表,來華與中國政府談判恢復外交關系、重建兩國通商關系事宜。德國方面表示,盡管中國未簽署《凡爾賽和約》,德國仍將承認和約第128~134款中關於德國完全放棄前帝國在華特權的規定。1921年5月20日,中德兩國正式簽訂《中德協約》,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恢復友好和商務關系;德國放棄了在華領事裁判權,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原則。
在政治關系改善的推動下,中德經貿關系很快得到了相當的恢復和發展。到1925年,德國自中國的進口達2.29億馬克,遠遠超過戰前水平;出口為1.18億馬克,恢復到戰前水平的90%,其中以軍火貿易最為興盛。據中國海關統計,僅1925年,德國船運來華的武器總價值就達1300萬馬克,超過全部外國武器進口值的一半以上,而這還不包括走私和通過第三國轉口的武器。德國公司也獲得了一些兵工廠的建設合同,雲南昆明兵工廠、沈陽化學兵工廠均是由德國人設計建立的。
1921年9月,德國擬在廣州重開領事館。副領事瓦格納(Wilhelm Wagner)於9月25日對孫中山作禮節性拜訪,談話中,孫中山提出了與德國合作問題,希望能得到德國的承認和支持。盡管瓦格納對孫中山抱有好感,並對其聯德思想十分感興趣,但他認為:「從整體考慮,特別是考慮到同北京政府的關系,對此我們要妥善處理。」卜爾熙亦認為,與孫中山的南方政權只能保持非官方關系。對孫中山在德國招募顧問和游說德國企業家等活動,德國也表示不會給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們已經承認的北京政府的誤解」。
1921年~1924年間,孫中山積極聯德,三派代表赴德游說,並與前後三位德國駐廣東領事反復交涉,卻都收效甚微。德國官方一直未接受孫中山的倡議,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內對其經濟設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盡管孫中山的聯德構想未獲實現,但其這一主張卻「為後來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發展對德關系定下了基調,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二、20世紀30年代的中德關系
1925年2月28日,魏瑪德國第一任總統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興登堡當選為魏瑪共和國第二任總統。1928年8月17日,魏瑪德國宣布承認南京國民政府。中德雙方的關系亦從此邁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1928年11月,德國陸軍前上校馬克斯·鮑爾(Max Bauer)率領一個由他組織的25人的顧問團來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於蔣介石政府,協助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建設。這個25人的顧問團包括10位負責軍事訓練的軍官、6位軍械後勤軍官、4位警政專家和5位經濟、市政管理、鐵路管理、醫療、化工方面的專家,以「幫助蔣介石消滅各地軍閥,把中國變成德國的市場」。
從1928年鮑爾來華任職至1938年希特勒德國撤回所有在華顧問為止,總共有135名德國軍事顧問受到官方的認可,被派往南京國民政府任職,其中還不包括8名文職顧問和許多省級軍事、技術專家。這些德國軍事顧問大多數是普魯士帝國軍隊以及後來的國防軍參謀總部的軍官,他們的在華活動與德國的經濟、政治領導集團利益緊密聯系,在重新恢復德國自《凡爾賽和約》以後失去的在華經濟和政治影響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國的對華政策還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因而當時軍事顧問團的活動也沒有完全同國防軍或德國政府的官方政策結合起來。第一任軍事顧問鮑爾上校對於國民政府的軍隊現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議下,南京政府成立了一個教導隊,轄有一個步兵隊、一個重兵器隊、一個炮兵隊和一個通信隊,裝備德國兵器,並以德國顧問指導訓練,是國民黨軍隊中多兵種現代化部隊的胚胎。教導隊初建時為一個團,1930年擴為教導師,爾後又擴編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師,不僅武器,甚至連軍樂隊的鼓號都由德國提供,成為蔣介石嫡系部隊的中堅力量。
鮑爾不僅在國民黨軍隊現代化上做出貢獻,還在德國鋼鐵和化學工業對華貿易的增長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鮑爾率領的顧問團中,經濟與技術專家占據了核心地位。他在給蔣介石的「整理中國陸軍建議書」中就申明,中國「必須先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與衛生設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現代化之國軍均將受其阻礙」。鮑爾利用自己的顧問身份,多次與在華的德國法本化學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會談,商討拓展兩國貿易問題,並使德國大壟斷財團直接與蔣介石取得了聯系。1929年3月,德國工業家協會主席、法本公司總裁杜伊斯博格來華訪問,同蔣介石進行會談,表示德國工業界樂於同南京政府直接打交道,共同發展兩國貿易。在鮑爾的建議和陪同下,蔣介石派出了陳儀為首的中國考察團,專赴德國考察政治、軍事及軍工技術,並與克虜伯、西門子等大公司簽訂購買了價值近100萬德國馬克的武器和軍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1929年10月開始的經濟危機在美國首先爆發。美國在戰後將大量資金借給急需經濟復興而資金匱乏的歐洲各國,一舉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為了應付經濟危機,美國開始從歐洲抽回資金,由此使得歐洲的經濟基礎產生了動搖。歐洲的經濟危機便於1931年5月率先在嚴重依賴美國資金的奧地利和德國爆發。在此之前,德奧曾擬建德奧關稅同盟以共同應付經濟危機,但遭到法國的堅決反對。5月11日,占奧地利銀行業務近2/3的奧地利信貸銀行宣告破產;7月13日,德國三大銀行之一的達姆斯達特銀行宣布倒閉,至8月5日,德國所有銀行均關閉。德國國內工人運動迭起,魏瑪政權搖搖欲墜,極端政治力量紛紛登場,布呂寧政府被通貨膨脹、財政崩潰和大規模失業等社會問題攪得焦頭爛額,此一時期德國的外交政策帶有較為明顯的「保守合作,低調參與」的色彩,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態度。10月10日,德國外交次長畢樓(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內瓦對德國駐國聯公使莫提烏斯(Gerhard von Mutius)說:「德國對待滿洲事變的態度原則上應該在華盛頓九國公約的框架內,應盡量少參與。」
從艾伯特總統時代起,魏瑪德國對中日一直採取的是等距離外交的政策,不願開罪其中任何一方,以保證本國利益的最大化。盡管德國政府小心翼翼地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國際輿論中保持中立,甚至通過輿論將公眾支持中國的思想導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報紙還是猛烈抨擊了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參加了中國方面一二八抗戰的軍事行動,使得德國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討好日本。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關東軍扶植的偽滿洲國建立,日本駐德國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訪德國外交部,在不同場合提議建立兩國在滿洲的紀念館及合作關系。德國方面表示接受提議,但又「絕不採取任何特別的主動」,很顯然,德國不想因承認偽滿問題而得罪中國這個從經濟上來說更為有利的亞洲夥伴。以1930年來說,德國與中日兩國的貿易總額分別是3.475億帝國馬克和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幾乎完全依賴中國滿洲里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國外長牛賴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一份關於請求德國承認偽滿的備忘錄,牛賴特推說要經外交部商議才能答復,但此事隨著巴本內閣的倒台而不了了之。
1933年1月,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巴本為副總理組成新內閣。隨著希特勒的上台,德國的內政外交亦有了新的變化。在自傳式的作品《我的奮斗》中,希特勒提出要為亞利安民族爭取「生存空間」、土地、資源,德國必須向外擴張,而擴張的手段就是對外戰爭。無疑,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無戰略構想的消耗戰對德國是相當不利的,希特勒設計了一種新的不同類型的戰爭——閃電戰爭。這種戰爭需要做兩件事:迅速重整軍備和把潛在的敵國一一孤立起來,利用暫時的軍事優勢來進行一場短期的對敵各個擊破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將擴大德國的人口和工業基地,使德國軍隊取得有用的經驗,並把潛在的敵國嚇唬住,從而加強德國,以便進行下一場這樣的戰爭。
在希特勒的戰略構想中,中國和日本均佔有一席之地。中國作為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原料供給者,是德國許多重要戰略資源諸如鎢、銻、錳、鉛、大豆、棉花的來源,也是德國工業產品的重要市場,同時德國可以從對華貿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匯。而日本則是德國藉以牽制蘇聯勢力、吸引英國在遠東注意力的重要籌碼,德日雙方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共同不滿使得日本成為德國一個潛在的盟友。另外,希特勒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歐洲,只要中日兩國保持和平關系,德國與這兩國的關系就不構成難題。因而在希特勒掌權初期,德國對中日兩國仍然實行魏瑪政府的「等距離外交」原則。
1933年夏,前德國陸軍上將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訪問中國,隨後又於次年4月受聘於南京國民政府,擔任蔣介石政府的局勢總顧問。塞克特曾任德國國防軍參謀長、總司令,在《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只能保有10萬陸軍的情況下保佑並整頓了德國國防軍,並因此獲得了「國防軍之父」的稱號。包括丘吉爾在內的很多人認為,戰後德國的大裁軍事實上是歐洲安全的一個隱患,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德國軍隊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國軍界、政界和經濟界上層人物關系密切,他將中國軍隊的重整工作交給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處理,本人則致力於軍事工業及軍火貿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遞交蔣介石的《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國兵工廠目前提供的裝備遠不能滿足需要,「在歐洲軍火公司的幫助下」,中國將能順利建立起軍火工業。1934年5月,蔣介石做出決定:今後將只購買德國軍火,並授權塞克特與軍政部工兵署署長俞大維磋商決定購買軍火的種類和數量。不久,塞克特將德國在華軍火商漢斯·克蘭(Hans Klein)引薦給蔣介石,有意使其作為援華建軍計劃的執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蘭在柏林創辦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樓(Hapro,「工業產品商貿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kte的德文縮寫),總資本20萬馬克,克蘭獨資19萬馬克,主要貿易對象是發展同中國的軍火和戰略性原料貿易。早在與蔣介石政府就合作問題談判之前,克蘭已經就軍火貿易與粵系軍閥陳濟棠簽署了《中德交換貨品合約》和《浥江口各兵工廠建築物承建合約》,分別價值5490800港幣和657000港幣。事實上,合步樓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國軍政部(後改稱國防部)的暗中支持的。一個間接的證據就是,隨著《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的簽署,克蘭及其合夥人將合步樓的全部股權轉讓給軍政部,同年,德國超越英、法、日,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
8月23日,經過歷時4個星期的談判,克蘭與國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簽訂了《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開始了以德國的工業產品、武器裝備、機器設備、技術、人員等換取中國農礦產品和原料的易貨貿易。但由於克蘭與陳濟棠的秘密協約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在1936年3月底德國軍政部停止向廣東當局運送軍備後,中德雙方遂於4月8日在柏林簽訂了《德華信用貸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國政府以貨物信用借款1億馬克,並且規定德國政府將1億貸款交由德意志銀行與中國中央銀行執行雙方貨物互換的付款業務。從此,南京國民政府由資源委員會籌集鎢、銻等礦產,中央信託局籌集桐油、生絲等農產品,來交換大批的德國軍火、兵工廠及重工業設備。
中德易貨貿易對德國的意義是深遠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疆界內,煤炭是德國唯一能夠自給自足的戰爭原料,85%的石油、80%的鐵礦、70%的銅、90%的錫、95%的鎳、98~99%的鎢和銻,以及20%的糧食來自國外。隨著德國於1933年10月相繼推出國際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希特勒擴軍備戰的意圖也日趨緊迫,為了賦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缺乏的那種經濟持久耐力,必須對國家的生產能力進行有計劃的、長期的動員,並為應付一場突發的持久而「全面」的戰爭貯存原料,而《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的正式實行則為德國達到了這個戰略目的。合同簽訂之後,希特勒通過塞克特致函向蔣介石轉達謝意,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國防部長布隆堡也致函蔣介石等人表示祝賀。自此,中德關系進入了所謂的「蜜月時期」。英國報紙對此評論道:「同其他列強關系相比,中國同德國關系更加密切,無論在經濟、政治上,還是軍事關繫上,德國人都獨占鰲頭。」30年代晚期,英國外交部一位官員這樣評論德國的對外貿易:
德國用計帳結算方式從瑞典買進一千噸鐵砂,來煉出五百噸鐵。德國用易貨方式從中國買進十噸鎢,又用計帳結算方式從土耳其購進二十噸鉻砂。德國用這些沒有花一分錢現金買來的材料煉出五百噸優質鋼。德國用本國的輔助原料、燃料、電力、勞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說)十輛坦克、兩部渦輪機和一百台打字機。坦克投入現役;德國(因為它的坦克幾乎已足夠了)就把去年型號的四輛坦克調出來供出口。其中兩輛賣給中國,兩輛賣給土耳其;德國人不僅付清了鎢和鉻的價款,而且還換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噸黃豆。渦輪機賣給瑞典,抵償了鐵砂的價款之後還有餘。九十九台打字機在英國出售,得二百英鎊,用以購買無法用記賬結算方式購得的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這樣一來,德國陸軍就獲得十輛嶄新的坦克,以替換四輛過時的舊坦克;德國工業獲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噸黃豆、一架打字機(困難時期,力求節約)和二百英鎊的椰仁,買了這一切而不損失任何外匯。誠然,德國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軟糖和中國燕窩湯,因為土耳其棉花和中國鎢對德國更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輛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兩個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鐵砂的代價,就不得不購進德國的渦輪機,而瑞典也許更想買英國的渦輪機。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中德政府之間的密切合作與往來也為中國的抗戰准備做出了貢獻。德國的軍事顧問團幫助國民政府整軍建軍,加快了國民政府軍事現代化的步伐,增強了國民黨軍隊的軍事素質,提高了國民黨軍隊的綜合作戰能力。至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大約有30萬軍隊經過德國顧問的訓練和重新武裝——其中絕大部分是蔣介石的直屬部隊,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議下組編的「德式中央軍」(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為精銳,其餘176個師團大多僅由輕步兵組成,裝配的武器也僅有來復槍、輕機槍和迫擊炮。在抗日戰爭中,這些新式部隊構成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主力和中堅力量。
另外,德國軍隊事顧問直接為中國抵抗日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戰略和戰術提議,並部分參加了中國的對日作戰。尤其是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對抗日戰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35年8月20日,他不顧德國外交部的反對,專門寫成《法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呈送蔣介石,對中國抗日提出了若干建議。甚至在1938年5月德國政府勒令所有在華的德籍顧問返國時,他也拒不從命,直至希特勒政府以其在德國境內的家人安全為要挾,才於同年7月離華。
最後,德國對華輸出的大量軍火,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國武器裝備落後的狀況,增強了中國的抗戰實力;德國還為中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提供了機器設備、技術、資金等方面的支持,為中國持久抗戰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三、七七事變後中德關系的轉變
1936年11月德日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一事曾經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關注和不安,蔣介石以各種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國詢問德日協定中是否有關繫到中國的秘密條款,並得到德國方面的保證,即德日協定僅僅是防共反蘇性質,不會影響中德貿易和合作關系。1936年12月28日,德國國防部長布隆堡還專門致電蔣介石,祝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37年6月孔祥熙訪德時向希特勒否認中國存在共產主義威脅的說法,希特勒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間僅是商業關系,德國在遠東沒有任何政治上領土上的目的,德國唯一的願望就是開展商業活動。
1937年7月7日,日軍製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這一重大事件上,德國事先沒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驚,一時在外交政策上無法達成一致。最初,德國附和英美,發表聲明指責日本違背了《非戰公約》,希望中日兩國盡快談判,解決爭端。7月20日,德國外交部公開宣稱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並且私下對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國會贊成日本的行動」。就這一問題,德國政府內部也有分歧。大致說來,國防部長布隆堡、外交部長牛賴特和經濟部長沙赫特是親華的,里賓特洛甫及其所轄的「里賓特洛甫辦事處」是熱烈親日的,對外政策部的興趣只集中於阿富汗,納粹黨國外組織部對這一問題甚至沒有明確的傾向和方針,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對在華貿易的巨額利潤很感興趣,因而舉棋不定。就希特勒本人來說,他對日本毫無預兆地同中國開戰感到惱火。德國不願支持日本,尤其在蔣介石向德國表示了堅定的抗日決心之後,希特勒害怕偏袒日本會把中國推向蘇聯的懷抱,從而增強後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戰爭變成一場持久戰,則無疑會減少日本對德國的價值,西方諸國和蘇聯就有可能在歐洲自由採取行動。此外,德國也不願因為支持日本過早地同英美發生沖突,因此仍寄希望於雙方通過協商解決沖突。
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國提出停運軍火來華並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德國政府則表示這些貿易和僱傭關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政府無法阻止。德國官方向中國表示,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與中日沖突沒有任何關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對再次來訪的孔祥熙說,「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戰,中德間的所有合同繼續有效」。
8月13日,日本進攻上海,中日間的全面沖突不可避免,德國開始意識到調和政策無濟於事。但此時德國內閣中,牛賴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認為德國挑起世界大戰的時機尚未成熟,公開聯合日、意對抗英美蘇法未免失之過早。因此希特勒的對華政策盡管有了調整,但在遠東仍繼續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希特勒在會見牛賴特與布隆堡時表示,他「原則上堅持同日本合作的觀點」,但將繼續對中國提供武器,由中國用德國所急需的原料和外匯來償付。據統計,抗戰初期中國對日作戰軍火的80%左右來自德國。
1927年8月21日,蘇聯主動與中國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為在抗戰初期唯一公開援華抗日的國家,它給蔣介石政府以物資、技術、人力等方面的抗日援助後,蔣介石對蘇聯政府表示了熱誠歡迎和贊譽。中蘇的接近使得希特勒極為惱火,同時也同日本合作的觀點更加堅定,因為「遠東問題並非首要,德國也沒有必要冒險支持中國,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為中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進行解釋,聲明此舉只是中國抗日戰略的需要,中國絕不會倒向共產主義。但是,這番解釋沒能打動希特勒。
隨著戰爭的持久化,日本迫於形勢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企圖利用外交手段押赴中國。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示願意同中國談判,並希望德國能從中斡旋。於是,從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間奔走,充當「傳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調停期間,日本先後三次提出所謂的和平條件,而與此同時卻並沒有放鬆對華的軍事侵略。不僅如此,日本政府提出的和平條件如內蒙自治、華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國際共管等均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對此,德國政府不僅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反而力勸中國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連三次會見孔祥熙,勸說中國接受日本條件。12月2日,他又親自會晤蔣介石,勸其投降。另一方面,德國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適可而止,不要採取過急行動,以配合陶德曼的勸降。
但是,日本的態度隨著其在戰場上的勝利而相應變化。他們最初提出的條件在上海陷落之後出乎意料地於12月3日被蔣介石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但在南京的進一步勝利促使日本更進一步提出令中國無法接受的條件。具體條款如下:
第一條,中國應放棄容共和反抗日「滿」政策,與日「滿」合作,共同實行防共政策。
第二條,設置非武裝地帶,並在必要區域成立特殊政權。
第三條,在日「滿」華之間簽訂密切的經濟協定。
第四條,中國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沒等陶德曼和蔣介石的進一步商談得出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日本方面便於12月16日發表了一份官方聲明說談判已經結束。東京方面對德國「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謝,並且撤銷對國民政府的承認,因為日本已經在華北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一個「維新政府」。此後,雖然日本方面又於次年1月裝模作樣地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條件,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實際上已告失敗。
在陶德曼調停期間,德國的政策已經明顯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通過壓制中國做出巨大犧牲,部分滿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結束中日戰爭,實現兩國和解,以維持德國的遠東利益。調停期間,日本屢次向德方提出承認偽滿、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停止向中國提供軍事物資等要求,德國政府均未付諸實施。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德國政府必須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做出一個選擇,而這個選擇實際上是不難做出的。此時,東西方局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方面,在遠東,中日戰爭將繼續下去。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不斷擴大和中國大部分國土的淪陷,德國認為中國在遠東戰略中的地位及德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已變得無足輕重,相反,進一步發展同日本的經濟、政治關系卻顯得越發重要了。
另一方面,在歐洲,希特勒於1937年11月5日召開「領袖會議」,要求三軍將領迅速做好戰爭准備。自從1936年9月實行四年擴軍計劃以來,德國的軍備已經日趨強大。丘吉爾早就注意到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他寫道:
根據德國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數字,從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賬目開支是:1933年接近50億馬克;1934年接近80億馬克;1935年接近110億馬克——總共240億馬克,大約20億鎊。請看這些數字,三年中的比數是5:8:11。這些數字很准確地給你提供充分發展軍火生產所常有的支出累進情況。
同時,與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友好關系」使得希特勒能從西班牙得到他所需的銅、鎢、鉛、錳等戰略原料。希特勒已經做好向東擴張、並發動世界大戰的准備,在此時,日本的價值亦顯得尤為重要。尤其在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廣田召見狄克遜,強硬要求德國停止一切對華軍事合作,否則日本將考慮廢除《反共產國際協定》。為此,希特勒於1938年2月對德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原國防部長布隆堡因與一名「身世可疑」女子的婚姻而被撤職,由希特勒自任國防部長,布勞希契任陸軍總司令,里賓特洛甫代替牛賴特任外交部長。至此,德國政府中以布隆堡、牛賴特為首的親華派全部被替換或排擠,希特勒為他的新遠東政策消除了一切障礙。
2月23日,德國承認偽滿。4月22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的指示,必須終止在中國的工作,立即返回德國。5月3日,德國政府下令對華實施軍火禁運。21日,德國政府正式下令,所有受雇於中國的德籍顧問一律返國,否則以叛國罪處理。7月5日,全體德國軍事顧問離華返國。中德合作至此宣告結束,兩國關系基本破裂。
C. 出國留學到底需要哪些流程!
你好,關於出國留學到底需要哪些流程!
出國留學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明確留學意向
1.父母為其鍍金,增加其就業競爭力。
2.公司為其歷練,增加其崗位能力。
3.個人想出國,拓展視野,增長見識。
4.求學增值,自我提升,作為自己職業規劃和人生規劃的重要一步。
二、參加留學考試
留學考試分為兩類,一類為語言類考試,即主要考察申請人的英語能力。第二類為升學類考試,即側重考察申請人專業類的研究能力。
1、語言類考試
1)托福(英文全稱,簡稱TOEFL)
由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主辦,專門用來測試非英語國家學生的英語水平和掌握英語的熟練程度一種考試。目前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愛爾蘭、紐西蘭、比利時、荷蘭、丹麥、芬蘭、挪威、奧地利、新加坡、日本、南非、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學校都承認托福成績。
2)雅思(英文全稱,簡稱IELTS)
是由英國文化委員會、劍橋大學地方考試委員會和澳大利亞教育國際開發署共同舉辦的國際英語水平測試。主要是英聯邦國家(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等)承認,現在部分美國大學也已經承認雅思成績。
2、升學類考試
1)GRE考試(英文全稱GraateRecordExamination,簡稱GRE)是美國研究生的入學考試,它適用於除了法律(需LSAT成績)與商業(需GMAT成績)以外的其他各種學科與專業的研究生考試。它是美國研究生院選拔培養高級研究人才的重要依據,也是各大學研究生院決定是否向申請人提供獎學金資助的重要參考條件之一。
2)GMAT考試(英文全稱GraateManagementAdmissionTest,簡稱GMAT)由美國商學院研究所入學考試委員會委託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舉辦的一門測試。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高校都採用GMAT考試的成績來評估申請入學者是否適合於在商業、經濟和管理等專業的研究生階段學習,以決定是否錄取。
3)LSAT考試(英文全稱LawSchoolAdmissionTest,簡稱LSAT)是美國法學院入學委員會法學院設置的入學資格考試,這些法學院多數分布在美國各州,少量在加拿大。幾乎所有的法學院都要求申請人提交LSAT成績,其成績作為法學院評估申請者的主要條件之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衡量標准。
4)SAT考試(英文全稱ScholasticAssessmentTest,簡稱SAT)是由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舉辦的學術水平測驗考試。SAT是美國高等院校決定錄取和評定獎學金發放的重要參考指標之一。SAT分為SATⅠ和SATⅡ兩部分,其中SATⅠ為推理測驗,SATⅡ為專項測驗。
5)ACT考試(英文全稱AmericanCollegeTest,簡稱ACT)是美國高等院校決定錄取和評定獎學金發放的重要參考指標之一。ACT同樣被很多美國大學承認,但以美國中部和西部的院校居多。
三、准備申請材料
1.標准化考試成績(托福、雅思、GMAT、GRE等官方成績單)
2.高中/大學/研究生階段的成績單(需要學校教務部蓋章,或專業機構公證)
3.簡歷(CV)
4.個人陳述(PS)或者ESSAY
5.推薦信(最好是專業知名教授或者實習、單位公司高級領導)
6.學位證/畢業證或者在讀證明
7.財產證明
8.其他材料(獎學金證書復印件、國際競賽獲獎證書復印件、發表過的學術論文復印件、專業方向的研究計劃等)
四、套磁與面試
1.套磁。何謂「套磁」?即在等待offer的時候,通過電子郵件、電話、MSN等方式與教授溝通,從而達到獲取信息、表現自我、爭取獎學金的效果。在套磁的過程中,需要深思熟慮套磁的方式,同時把握一些細節,最後要持之以恆的去做。之前有人就變幻了10多個郵箱賬號去和同一個教授套磁,最終成功了。
2.面試。即在學校發放正式offer之前先和申請人通過遠程會面、現場面試等方式了解學生的溝通能力,核實申請材料中的信息真實性。最後,向學生介紹學校的情況,了解學生對於學校的真正興趣。面試在美國大學錄取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六、簽證准備
簽證是我們美國留學申請整個流程中的最後一步,一般來說申請人都能平安通過。但也有例外。所以還是要稍加准備,以最好的面貌和積極地心態面對美國面簽官。
由於留學需要F1簽證,故其原則是:
1.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有能力在美國做全日制學生。
2.申請人還必須證明自己進入美國並短暫停留的唯一目的是在已建立的學術機構完成學業。特別要排除移民傾向。
3.申請人還必須證明自己有能力支付學費和上學期間所需的生活費用。
D. 官僚資本主義的小故事
孔令侃在美國期間,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時期。在太平洋戰場,美軍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並在中途島、瓜島等戰役中重創日軍,從海上完成了對日本本土的包圍。蘇聯則進行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首次取得了一次殲滅德軍精銳30萬人的重大勝利,從此扭轉了蘇德戰場的局面。在北非,蒙哥馬利領導的英美聯軍重創隆美爾的德國坦克部隊,並一舉攻佔了義大利的門戶西西里島,這一切都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指日可待。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孔令侃利用孔宋兩家的努力在美四處活動八方串聯,爭搶美國各大公司在中國產品的經銷權,為在抗戰勝利後取代日本在華地位的美國商人鋪平道路,也為自己將來大發橫財奠定了基礎。1945年,宋美齡訪美,孔令侃擔任了宋美齡訪美代表團的秘書長。孔令侃利用這個機會,同美國著名大公司進行洽談,並取得了很多大公司在華經銷其產品的合同,為其回國建立揚子公司創造了條件。一年前,他的老爹--執掌國民政府金融大權的孔祥熙因群起而攻之,被蔣介石解除了職務,孔令侃從政的階梯失去了支撐。他本來還雄心勃勃想殺進政府為孔祥熙挽回面子,但宋藹齡勸他,官場污濁,仕途險惡,伴君如伴虎,不如趁現在年輕干一點實業。於是孔令侃回國後,利用孔家的財產和影響,利用自己在美國多年建立的關系,在抗戰勝利不久開辦了一家揚子公司。揚子公司由孔令侃獨資經營,實際上背後卻有孔宋兩大家族的背景。這事說起來叫人難以理解,孔宋兩家的矛盾由來已久,怎麼會在揚子公司上又利益一致呢?其實不然,孔祥熙被撤職後,宋子文接替了孔的位置,就像10年前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一樣*年又掉了個個兒。二人自然是水火不相容。關鍵是宋美齡。她一生不能生育,蔣經國、蔣緯國已漸漸長大成人,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幾個侄輩的來與之抗衡。宋氏一門幾個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兒女稀少,只有孔家人丁興旺,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歡的一個。因此宋美齡對孔令侃「情有獨鍾」,並極力培養他來與蔣經國、蔣緯國抗衡。而且,當時宋藹齡對宋美齡的影響也起了一定作用。到美國定居前,她曾專程拜訪宋美齡,姐妹倆相對垂淚,心潮難平。臨了宋藹齡拜託宋美齡,多多關照自己留在大陸的兒子,當下宋美齡自然應允。正是由於有了這種種背景,孔令侃的揚子公司才能在短短的時間里崛起,大賺其錢,成為上海灘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孔令侃做生意,既有從老爹孔祥熙那裡繼承過來的手腕,又有自己的「發明創造」:如炒外幣美金當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戲,可輪到孔令侃手裡。他玩起來也一點不比他老爹差。抗戰後,外匯由中央銀行統一管理經營,外匯價格由官方規定。當時1美元合法幣1.2萬元。但不久黑市漲到1美元換法幣4萬元。孔令侃一看這里頭有油水可賺,就想盡辦法套購官價外匯美元。他通過宋美齡,一次就搞到幾百萬美元。他還將2輛進口高級轎車送給中國銀行外匯部主任,外匯部主任就源源不斷的將平價美元賣給孔令侃。靠著這近千萬美元的外匯,孔令侃在美元市場上進行炒做並大發了一筆。不過,孔令侃賺錢最多的,還是走私和汽車生意。二戰期間,美英等國全力以赴進行戰爭,民用轎車生產都停業了一個時期,於是二戰結束後便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為了保障供應,美英等國組織了汽車聯合會的壟斷組織,規定了汽車銷售的兩種價格,即組織成員可買到平價車,而非組織成員則要到市場上去買高價車。孔令侃發現了這一差價,立即在汽車生意上動開了腦筋。他翻開了所有關系單位中曾經和揚子公司、中央信託局有過業務往來的通訊名錄,終於找到了利威汽車公司。利威汽車公司是在香港注冊的一家英國企業,是美英汽車壟斷組織的成員,在上海經營汽車已有100多年歷史。為了能達到打入汽車壟斷組織,搞到平價轎車的目的,孔令侃用130萬美金將利威汽車公司95%的股權買下。孔令侃買通了利威的老闆後,卻沒有到香港去變更股權登記。所以從表面上看,利威還是英國的一家公司。孔令侃這樣做是有目的的,這既不暴露他的真實身份,使一些競爭對手弄不清他的真實意圖,又可以在表面上保持利威英國企業的性質,必要時又可以得到英國法律的保護。於是,利威公司成為孔令侃在商戰中的一件「秘密武器」。孔令侃在操縱控制了利威公司後,很快通過其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關系,購進了一批美英生產的新型轎車。要使這批汽車在黑市上賣出好價錢,當時孔令侃也頗動了一番腦筋。美國法律明文規定:凡是新車,其銷售都不能超過一定的最高限價,舊車可不受限制。美國法律又規定,只要車里放有貓或狗,就說明這輛車已不是新車而是舊車了,價格也不再限制。孔令侃發現了這個破綻後,就去買了些貓和狗,放進購買的新車里,然後以高出新車最高限價幾千美金出售。當時美國的汽車市場是供不應求,盡管孔令侃的價格較高、購車者仍十分踴躍。由於車里有了貓或狗,官方又不能說這是新是舊(實際上就是新車),孔令侃就靠這種手段大賺了一筆。另外,英、美汽車廠還有一種規定,凡是從中國去英美的人,不分國籍,只要與利威公司簽有合同,事先由利威公司以電報形式向汽車生產廠家預約,這個人到達紐約或倫敦後,可以憑合同按優惠價格購得汽車1輛。這種辦法被英美商人稱為「本上供應」法。孔令侃在這上面也大做手腳。他派人了解即將到歐美定居的人員情況,然後選擇對象,許諾說誰能與利威公司簽訂假的「本土供應」合同,就可以得到一筆好處費。很多出國人員到美英並不想立即買車或買新車,但一筆可觀的好處費使他們成為孔令侃的馴服工具。於是他們行前先簽合約,到美國後則由揚子公司駐紐約分公司的負責人「伴同」一起憑假合同取車。當時去美國的人很多,孔令侃就通過這種手段,源源不斷地得到了價格優惠的汽車,然後再轉手倒賣。孔令侃的精明狡詐,可以說有時令孔祥熙也望塵莫及。這一點從他的用人也可略見一斑。當時,揚子公司恐怕是設官職最多的公司。這一點不僅令孔祥熙、宋藹齡不解,連孔令侃的朋友和公司里的一些同事也頗為奇怪。公司除孔令侃當總經理外,共設有副總經理30餘人,其中多為洋人。如英、美軍官各1人,英國勛爵1人,美國華爾街代理1人,買辦若幹人。此外財政部、軍政部官員若幹人,最令人不解的是還有3名德國納粹戰俘在公司任職。抗戰勝利時,美軍向國民黨政府移交了一批納粹戰俘,國民黨政府選擇後准備留下幾個有背景、有學歷的為中國所用。孔令侃知道後,立即和有關部門聯系,從中挖來了3人。當時有人不理解問他,你弄來那些德國佬干什麼?他們是戰敗國,有功夫多和美國人聯系聯系才好。孔令侃不聽,不僅要來了3個德國戰俘,還委以重任,使那些德國人十分感激孔令侃。孔令侃看的沒錯,德國雖然戰敗,但德國的技術、文化和巨大的工業潛力是不可忽視的。果然沒過多久,德國的工業開始復甦,中國對德國的貿易也開始復甦。孔令侃利用這3個德國人回德國,很快和德國搞顏料的壟斷資本家掛上了鉤,而當時中國的顏料市場幾乎是空白。不久大批的德國顏料進入中國市場,揚子公司又趁機發了一筆財。
E. 德國最熱門最受歡迎的專業有哪些
海外留學已經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了,有很多學生選擇到德國去留學,那麼德國有哪些最熱門的專業?下面由小編為大家整理德國最熱門最受歡迎的專業有關的資料,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德國哪些專業最熱門最受歡迎
推薦院校一 亞琛工業大學
亞琛工業大學是德國最負盛名的理工科大學之一,成立於1870年位於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該校擁有教授300餘名和260多個研究所。愛立信、Ford、飛利浦等多家跨國公司都在亞琛建立了分部,日本三菱也在亞琛附近建立了它的歐洲半導體中心以吸納人才,微軟的德國研究院也設在亞琛。
推薦院校二 慕尼黑工業大學
慕尼黑工業大學是國際享有盛譽的德國頂尖大學,人稱「諾貝爾獎製造工廠」。慕尼黑工業大學坐落於德國南部巴伐利亞(拜恩)州首府慕尼黑,因其卓越的創新精神和優異的科教質量被德國科研聯合會(DFG)評為首批三所「精英大學」(Elite-Uni)之一。
推薦院校三 柏林工業大學
柏林工業大學已成為聯邦德國的工科院校,旗下有100多個研究所。該院校是在1946年在柏林工業學院的基礎上建立的,在許多科學領域中都處於領先地位。柏林工業大學為德國最具國際性的高等學府,外國留學生所佔比例為德國之首。
最受歡迎的專業
金融學
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具備金融學方面的理論知識和業務技能,能在銀行、證券、投資、保險及其他經濟管理部門和企業從事相關工作的專門人才。
主要課程: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財政學、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國際金融管理、證券投資學、保險學、商業銀行業務管理、中央銀行業務、投資銀行理論與實務等。
就業方向:從近幾年就業情況來看,金融學專業畢業生就業主要面向銀行及金融系統。除了商業銀行、股份制商行、外資銀行駐國內分支機構以外,還有幾大主要去向:中央(人民)銀行、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公司(含基金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金融控股集團等風險性很大的金融公司;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金融租賃、擔保公司等;保險公司、保險經紀公司;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或社保局;上市(欲上市)股份公司證券部、財務部、證券事務代表等;國家公務員序列的政府行政機構如財政、審計、海關部門等。
土木工程
專業介紹:一般的土木工作項目包括:道路、水務、渠務、防洪工程及交通等。過去曾經將一切非軍事用途的民用工程項目,歸類入本類,但隨著工程科學日益廣闊,不少原來屬於土木工程范圍的內容都已經獨立成科。
就業方向:建築工程方向的畢業生在建築材料、工程和大地測量、房屋建築學、建築物與構築物的構造與設計。涉及的領域包括建築物、構築物的結構設計、施工組織及管理、建築工程甲方管理、監及房地產管理等。
大學最熱門專業
國際經濟與貿易
專業介紹:國際經濟與貿易大學專業,學生主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受到經濟學、管理學的基本訓練,具有理論分析和實務操作的基本能力,具備較強的外語能力。
就業方向: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畢業生可以到政府對外貿易經濟管理部門從事外貿管理工作,到外貿企業從事對外貿易業務及國際市場的營銷工作,到國家機關、國民經濟綜合部門、商業部門、涉外企業、合資企業、大型工商貿易公司或企業從事貿易經濟、市場營銷、經營管理工作,到各大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從事教學及科研工作等。
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
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具備機械設計製造基礎知識與應用能力,能在工業生產第一線從事機械製造領域內的設計製造、科技開發、應用研究、運行管理和經營銷售等方面工作的高級工程技術人才。
主要課程:工程力學、機械設計基礎、電工與電子技術、微型計算機原理及應用、機械工程材料、製造技術基礎。
就業方向: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專業畢業生可以在工業生產第一線從事機械製造領域內的設計製造、科技開發、應用研究、運行管理和經營銷售等方面工作。
F. 百度一下德國的路德宗教會
路德宗(Lutheranism)是以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為依據的各教會團體之統稱,因其教義核心為「因信稱義」,故又稱信義宗,它是德意志宗教改革運動的產物,由馬丁·路德於1529年創立於德國,這一新的宗派的建立,標志著基督新教的誕生。目前其信徒分布在瑞典、丹麥、挪威、德國和美國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世界共有427個獨立的教會團體,信徒約6840萬人。信仰依據編輯
1583年編成的《協同書》(the Book of Concord),包括三大新經《尼西亞信經》、《使徒信經》、《亞大納西信經》,馬丁·路德的《教義問答》、《施馬爾卡爾德信條》,梅蘭希頓(Melanchthon)的《奧格斯堡信綱》等。[1]2主要特點編輯(一)「因信稱義」,主張人們唯有對基督的真正信仰,才能成為義人,即無罪的、得救的、高尚的、得永生之人、憑遵守律法、道德戒律和外在善功並不能得救。人只有具備了純正的信仰才能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外在的善功只是純正信仰的必然結果。(二)強調聖經的最高權威,認為《聖經》是上帝的啟示,因而是信仰的唯一源泉和准則,一切教義、禮儀和制度均要與之保持一致。(三)堅持「平信徒皆為祭司」,即每個基督徒在教會中均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都可以擔任神職,故不應有任何特權。(四)從「因信稱義」的原則出發,不重視教會的形式和體制的統一,不同的教會制度如主教制、公理制或長老制,在不同的路德宗教會團體中均存在。在北歐該宗擁有國教地位。(五)實行洗禮和聖餐兩項聖禮,突出佈道和唱聖歌,實行嬰兒受洗,認為聖餐禮是神聖的,表明基督真實「臨在」於餅和葡萄酒之中。3歷史發展編輯世界發展路德宗在16世紀傳入北歐諸國和西歐部分地區,至18世紀中葉開始傳入北美。由於移民背景復雜,分散的路德宗教會始終沒有聯合起來。美國內戰更加劇了南北教會的對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路德宗教會才開始著手合並。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在西方列強大肆進行殖民擴張的同時,路德宗也逐漸傳播到亞、非、拉美的一些國家和地區。二戰結束後,面臨著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教會團體的分散和諸多的新問題,路德宗強調加強團結、統一認識,開展傳教和提高教會的作用等新任務。為此,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1947年路德宗世界聯盟(LWF)成立於瑞典,標志著路德宗在世界范圍內的聯合達到了新的階段。此後,該聯盟積極推動教會內外普世合一運動,關注社會與政治形勢的變化。該組織在1957年的尼阿波利斯大會上突出了「自由、團結、改革、服務」的主題、針對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高漲的形勢,調整了路德宗的傳教方針,在傳教會議上提出三項任務,即對亞非拉新興的獨立教會從財政上予以扶持,從工作上給予協作,派人培養當地的神職人員,各國的路德宗教會團體也著手解決本國存在的問題並開展活動。德國地區二戰後,東西德大部分路德宗教會最初是統一的,均參加了「福音教會」,有著共同的領導機構,協同開展活動,因而教會成為冷戰時期聯結兩個德國的特殊紐帶,這就決定了德意志路德宗教會始終十分注意東西方關系的切身政治問題。各教會對待國家政治的態度雖存在分歧,但其基本立場是,一方面承認兩個德國政府都是由上帝建立的,基督徒應服從國家政權,另一方面又主張應有條件地承認政府的行為和措施。有的教會團體甚至聲稱基督徒不應順從持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政府及其強迫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行為。因此,西德教會與東德和蘇聯曾因軍隊牧師、資助東德教會、無神論宣傳、蘇聯的宗教政策等問題發生了一系列摩擦和爭吵,關系逐漸惡化。1968年後,東西德路德宗教會基本上斷絕了共同開展活動的關系。對於德國重新統一,路德宗教會一貫予以擁護。它還主張東西方應和平共處,停止發展核武器和實現裁軍,但也有的教會認為核武器作為防禦手段有其正義性。西德路德宗也曾針對該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貧富不均現象,提出公正分配生產資料和財富的主張。北歐地區瑞典、挪威和丹麥的路德宗教會擁有國教的地位,教會在立法、財政等方面受議會和政府的制約。其神學立場較保守、少變。但是,戰後教會內外要求實現政教分離的呼聲日益高漲。1953年瑞典頒布法律,擴大公民選擇宗教信仰的自由,部分取消了對公共教育和政府公職的宗教信仰限制,瑞典政府和議會還在60年代初成立專門委員會調查政教關系。挪威政府和議會還在60年代初成立專門委員會調查政教關系也開始注意到擴大教會自主權的要求,但至今無顯著成果。同一時期,北歐教會內還出現了提高婦女地位的呼聲。1958年,瑞典議會通過法案,允許教會向婦女授聖職,1960年開始任命女牧師,但她們的許可權與作用仍受限制,教會內對此事也意見不一,直至1979年始正式確認在教會中男女一律平等。美國地區美國路德宗在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經歷了一個持續發展的「復興」時期。教會及信徒數量有較大增長。教會團體也加快了聯合的步伐。1960年~1962年,一些分散的小教會團體分別合並為美國路德宗(American Lutheran Church)和全美路德會(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n)。較古老保守的美國密蘇里州路德會(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也開始轉變其僵硬態度,與其他路德宗教會和其他宗派開展對話,謀求合作。但由於基要派人士重新掌握了該會的領導權,致使路德宗內部的進一步聯合趨於停滯。60年代中期,美國社會新思潮和社會運動不斷涌現,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及女權運動風起雲涌,路德宗的信徒增長率開始停滯,甚至出現降低的勢頭。為此,它著手進行自我調整與改造。前述三個主要教會團體於1965年組成禮儀改革專門委員會,力圖在保留福音傳統的同時,對禮儀進行一些適度的改革。與此同時,它們在理論上強調了關心社會現實問題的重要性,以改變其不關心社會政治問題的舊形象,但這些活動遭到教會內部保守勢力的反對。為吸收更多的信徒,它們還對傳統的福音傳道活動進行了反思,提出流動傳教、跨教會傳教等新方法,並且啟用青年擔任教會領導人,此利於吸收青年信徒。7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路德宗人數減少幅度趨緩,但並未停止。因為這一時期五旬節派對路德宗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吸引了部分信徒的興趣,與此相聯系,基要派勢力有所抬頭。這突出表現在路德宗密蘇里會的轉變中。它們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奪取了該教會的領導權,繼續堅持「聖經無謬」論,反對婦女任聖職,排擠自由派人士,並退出了一些從事普世教會運動的機構及其活動。該教會逐漸成為美國路德宗的保守派的主要營壘,擁有信徒280萬人,會刊《見證報告人》(Witness Reporter)。這些變化引起了其他路德宗教會團體的反思,它們採取了更為積極和靈活的方式促進聯合。經過長期談判,美國路德宗(ALC),全美路德宗(LCA)和福音路德教會聯盟(AELC)於1987年5月合並為美國福音信義會(The Evangelicae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該會採用1978年完成的「路德宗禮儀書」(Lutheran Book of Worship),既保留了福音傳統又作了一些適應現實的改革。它在美國擁有540萬信徒。會刊《路德信友》(Lutheran)。此外各教會也十分注意討論墮胎等生命倫理學和同性戀道德問題。亞非拉地區亞非拉地區的路德宗教會團體,在不斷高漲的民族獨立運動的推動下,加速了本色化運動進程。如拉美地區路德宗教會,於1965年7月在利馬召開第四次協商會議,會議強調本地區教會的自身團結,擺脫外來控制,爭取社會平等,擴大傳教等。普世合一運動70年代後,在路德宗世界聯盟的領導下,國際路德宗在普世教會運動、傳教和爭取社會正義與世界和平方面表現十分活躍。在普世教會運動中它倡導「和解的多樣性」(Reconciled diversity)即在承認和保護不同教派特點的前提下,進行對話,謀求聯合。以此為基礎,該聯盟及一些國家的路德宗教會與天主教、長老宗、衛斯理宗、安立甘宗、浸禮宗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對話,就神學和社會問題交換看法,發表了許多有關文件,這種對話且有向基層教會發展的趨勢,除此之外,還力圖開展與世界其他宗教和意識形態,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在傳教方面,路德宗世界聯盟極力呼籲其所屬教會大力推進福音傳教工作,鼓勵各國各地區及基層的教會自治自理;同時號召它們加強傳教工作的協調與合作。由於70、80年代路德宗在歐美的影響有所減退,而在亞非拉地區卻有所增加,因而它對第三世界更加重視。1977年,路德宗第六屆大會在達累斯薩拉姆召開,這是該宗世界性大會首次在南半球國家舉行,反映了第三世界教會地位的上升,也說明第三世界國家教會開始形成一個力量。1987年,中、南部非洲和美國的一批黑人神職人員和教徒創立了「黑人路德宗國際會議」(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Black Lutherans),對路德宗的神學合一運動和非洲傳統宗教等問題均提出了自己的獨立見解。在社會問題上,路德宗大部分教會都採取了較為現實的態度和立場,主張本著「公正」的原則處理社會問題,反對戰爭和軍備競賽,要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提倡「人權」,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倡導維護生態環境;呼籲消除社會貧困。1999年10月31日,路德宗世界聯盟和天主教雙方高級代表在德國奧格斯堡簽署《成義教理聯合聲明》。2006年7月23日,路德宗世界聯盟、世界衛理公會協進會 (World Methodist Council)及羅馬天主教在韓國舉行的世界衛理公會大會上,簽署了具歷史意義的有關「因信稱義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JDDJ)。此聲明表達了確認在「因信稱義」的聖經教導上的共識。[2]2009年1月19日,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舉行了傳統性的大公接見活動,會見了前來羅馬慶祝聖亨里克節日的路德派教會代表團。這項會晤是在第101屆促進基督信徒合一祈禱周的開端舉行的。[3]2010年12月16日上午,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接見路德宗世界聯盟主席穆尼伯·尤南牧師及其代表團。[4]路德宗流傳已有460餘年的歷史。在基督新教各宗派中,它是最早建立的宗派;在神學理論上,對其他教派具有較大的影響;也是人數較多的宗派。其教會團體除少數持基要派觀點外,多數持福音派神學思想,並注意吸收某些新的神學觀點。它重視社會現實問題,注意在各國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和施加影響。[5]在華情況來中國的路德宗因國籍不同而差會名稱各異,中文都稱信義會。在華傳教區主要在鄂、湘、豫。在上海由1905年(清光緒31年)傳入的北美信義會(E.L.A)和挪威路德會(簡稱N.M.S)合成一個信義會,該會在南昌路38號有1所禮拜堂。[6]中國基督教信義會從歐美傳來的路德宗教會有近20個差會。信義宗教派(Lutheran Church)很早就已經在武漢地區活動。1913年(民國2年),就有4個信義宗差會在漢口近郊灄口聯合設立灄口信義神學院,並出版《信義神學志》與《信義報》,在全國有一定影響。1920年(民國9年)部分信義宗差會在中國組成聯合組織「中華信義會」,成立「中華信義會總部」。到了解放戰爭後期,有16個差會屬於信義宗的教派加入了「中華信義會」,其中在河南、湖北的有5個。「中華信義會」下屬主要聯合事業有灄口信義神學院、中華信義會書報部、信義書局與信義大樓。信義會在武漢的信徒崇拜聚會活動始於1947年,該年7月6日河南豫中信義會一批信徒來到武漢,先後在信義大樓、青年會、海軍「黃宮舞廳」活動,由以美差會為背景的「豫鄂」、「豫中」兩會合辦,牧師為郭紹汾。不久,武昌設立了該會小教堂。在漢口黎黃陂路與洞庭街交界處的信義大樓,共6層,建築面積達7 000多平方米,是由信義宗的美國、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等8個差會捐資於1924年建成的。該樓為過漢之中西教士提供寄寓,也常租給官僚大亨居住。建國後,武漢基督教界開展三自愛國運動,中華信義會於1951年1月在漢口召開會議,宣布割斷與西方差會的一切關系,改名為「中國基督教信義會」,將原來16個以差會為背景的總會統一起來,按照地域劃分教區。「中國基督教信義會」的全國總會設在漢口,負責人為喻筠、陳建勛。[7]中華福音道路德會1913年(民國2年)9月,美國密蘇里州路德會(The 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傳教士牧師雅仁德(Rev.Arndt)夫婦來到漢口,為福音道路德會在華傳教之始。雅仁德首先在漢口海壽里租房傳教。1926年之前武漢曾設有7個教堂。該會初來武漢時,曾先後採用信義會與路德會之名,但為避免與鄂北的挪威路德會相混淆,1927年後改名「美國福音道路德會」。1942年又改名為「中華福音道路德會」。以後該會又陸續向沔陽、宜昌、沙市、恩施與四川萬縣等地發展,抗日戰爭後又發展到重慶、昆明等地,但它的重點活動地區為湖北及四川東部,它的總會一直設在漢口。1927年大革命時,該會所辦之路德中學堅持與學生運動相敵對的立場,受學生沖擊,是當時武漢基督教中唯—被停止宗教活動的教派。1934年該會堅持要在所辦小學里向兒童講授宗教課,拒絕向中國政府立案,因而所辦7所小學都被封閉。30年代,他們在所辦的雙周刊《路德教見證》中常常宣傳反蘇、反共、反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該會總會在武漢解放前一直由美教士任主席,解放後雖由中國牧師李牧群接任(在重慶),但與西差會割斷關系之前,仍由西教士以代主席身份在漢控制一切。武漢設聯合區會,武漢解放後區會負責人為魏天年、魏章榮等人。[7]1949年,美國傳教士陸續回國,途徑香港並開展福音和救濟的工作,組成了日後的「美國路德會香港分會」(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 Hong Kong Mission)。起初,傳教士在調景嶺搭建臨時帳篷,舉行聚會,服事附近的難民;繼而開辦聖經學院,培訓聖工人員。1950年,租用九龍大埔道232號,創辦第一所堂會,舉行國粵語聚會。1953年,該會開辦第一所中學。自60年代起,該會陸續開辦多間中、小學及幼稚園,向學生提供基督化的全人教育,另一方面,學校亦成為福音的基地,堂會及佈道所以校舍為堂址,積極進行學生福音工作。自50年代協助難民開始,該會一直致力發展社會福利工作。至1977年,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成立。同年,該會由宣教區發展為本地獨立教會,並注冊為「香港路德會」(Lutheran Church-Hong Kong Synod),與美國路德會建立夥伴教會關系。該會會友逾八千人,有堂會34間,佈道所八間;中小學及幼稚園40餘間,教員千餘人,學生2萬多人;並有社會服務單位40多個;另設有支援機構九間。[8]廣州中華信義會1867年,德國信義宗教士來華傳道,當時名叫巴陵會,初在廣州油欄門設立禮拜堂進行宗教活動,又設信義神學院,選擇「各方青年俊秀」培養成巴陵會教士。由於活動場地的限制,該會必須另設新址。由傳教士韓士伯、何必力在下芳村購置土地建立新堂(即德國教堂處)。1882年教堂建成,廣州中華信義總會也設在這里。它是德國信義宗在廣東傳道的大本營,信義神學院也設在這里,因為這里是德國教士在廣州的總會,下芳村地區的老百姓叫它為德國教堂。廣州中華信義會的傳教地區,不限於廣州,而是面向廣東全省各個縣,省內北部和東北部的縣份,都有它的活動影子。信義會對客籍居民集中的地方尤其重視,先後向惠州、花縣、清遠、英德、韶州、始興、南雄、江西贛南地區,還有順德、中山、新會、從化、增城等地區派出傳教士。在這些地區建立分會,設立教堂。據1936年統計,廣州中華信義會名下有10個公會,69個區會,中西職員73人,華人牧師7人,四人牧師11人,男教師40人,女教師10人,神學院有學生25人。除了直接的宗教活動以外,還配合傳道活動辦了一些中小學,其中廣州的中德中學和韶州的德華女子中學頗有名氣。此外,在各地辦了一些由教會控制的小學。抗戰期間,教會的影響繼續擴大,它通過傳道、賑濟、救災、慈善事業等擴大宣傳。到1946年廣州信義會的徒眾有了很大的增加,在粵贛兩省有教徒一萬餘人,成為一個很有影響的教會。抗戰期間,廣州中華信義會曾被一些單位佔用,作過孤兒院。1945年,德、日法西斯戰敗投降。因德國教堂是德國牧師募資修建的,抗戰期間又有部分德國人居住在教堂范圍內,故被當時國民黨政府當局認作敵偽財產,在1946年初被國民黨政府的粵、桂、閩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及中央信託局聯合查封。有的房屋被國民黨政府士兵占作營房,有的被當地政府挪作官署,有的田產被農民奪回,有的房子被拆掉。事情發生後,廣州中華信義會總幹事藍體恩連續發信上訴於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竭力申辯廣州中華信義會產業並非德國產業,不屬於敵偽財產。他說:「信義會的經費來源多屬自籌自給」,「一般由中外教友捐資」。他把美國的教會也扯進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信義會的日常經費支出「則由世界信義宗大會,及美國信義會撥款……救濟」。藍體恩甚至運動參與接收敵偽財產的美國代表葛雷出面支持。葛雷出具的信義會產業並非敵偽財產的證明上說:中華信義會產業,「並非德國產業」,以後「管業權屬信義會,德國人不得過問。」葛雷以一紙證明,判定信義會產權歸屬。由於葛雷的干涉,逼使敵偽產業處理局不得不對查封一事再下令「暫緩執行」。以後國民黨政府又下令取消查封。[9]台灣地區1950年代,即有四國(美國、挪威、丹麥、芬蘭)八差會一起合作,後因政策不同,有三國四差會仍在台灣信義會內,其餘四差會各自獨立發展,漸次成立新的總會。在台灣的信義會教會,共有六個總會:台灣信義會、中華基督教信義會、中國信義會、中華福音信義會、台灣信義會、中華福音道路德會。除了上述六個總會外,禮賢會台北堂由香港禮賢會在1975年來台設立,後因1980年代香港禮賢會面臨經濟危機,因此原亦設有之堂會機構如永和佈道所、台北禮賢學舍、台北普濟診所等,後來發展就大受影響,而陸續停辦。[10]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大陸時期原名為「遵道會」。 來台後原屬台灣信義會「新(竹)苗(栗)區信義會」,1958年獨立成立總會,向台灣當局登記,正式名為「中華基督教信義會」(The Chinese Lutheran Brethren Church,簡稱CLBC)。CLBC是由「北美路德信友教會」(The Church of the Lutheran Brethren of North America)(以下簡稱母會)於1900年由五個路德宗教會合組而成。設立之初的異象就是向中國人傳福音。因此在1902年差派齊郝倫牧師及師母抵達湖北棗陽開始宣教事工,1905至1910年又有華倫女士、文達道牧師夫婦、安達倫牧師夫婦等相繼抵華,1910年在河南省桐柏縣,1911年在平氏設立宣教總站,集中力量在湖北省、河南省接壤的邊境傳福音設教會,辦學校及一些醫療工作,所以又叫"豫(河南)鄂(湖北)邊區信義會"。[11]1930年在河南省唐河設立傳福音總站,1933年安德牧師夫婦(Rev E. C. Anadahl)步伍其父安達倫牧師後塵來華,安牧師夫婦在河南工作6年後旋即於1939年回美,因正值日軍侵華,接著是內戰。1954年再來台灣,1979年正式退休回美。[11]遵道會宣教士除以上提到的外,還有齊師母(1902)、羅美珍小姐(1906)、王德龢牧師外號王老虎(Rev P. M. Valder 1919)、饒利亞小姐(1917)、聶和慈牧師(Rev A.E. Nyhus 1928)等均來華。華人教會領袖有張渭濱,塗常五牧師等。直到1949年差會共差派34位宣教士來華。[11]中華基督教信義會雖屬信義宗教會,除了強調四個「惟獨'也即:"惟獨聖經,惟獨基督,惟獨信心,惟獨恩典",主張政教分離外,也有幾項和其他信義宗教會稍異之處。 其中有:一、篤信聖經是上帝的話和三大信經(使徒信經、亞他那修信經、尼西亞信經)及奧格斯堡信綱為信仰根基。二、強調信徒個人重生得救經驗,也即不在意傳統家世。三、不注重崇拜儀式,比如講台在中間,而一般信義宗教會講台在右邊,牧師不必穿特別服裝。四、平信徒也可以參與聖工事奉,如:主日講道、分享等,也即平信徒祭司。五、根據聖經教導,不強調但也不排斥靈恩。六、注重教會自立、自養:為落實此政策,差會規定七年內補助款逐年減少,至七年完全自立。因為這一項早期在台灣蒙召獻身的傳道人尤其有家室者,因早期台灣經濟落後、信徒不知愛傳道人、或信徒收入不高,只夠本身維持家用,奉獻不夠傳道人基本生活所需,相當辛苦,有外出兼職、也有教會利用開辦幼兒園以增收入。如:新竹勝利堂、桃園永生堂、龜山佈道所等,但教會還是先後完成了自立、自養,傳道人子女也有多人獻身傳道如駱月眉、駱玫玲等。七、注重宣教,開拓教會。當教會人力、物力夠時,就開拓新事工。如:勝利堂開拓得勝堂。八、注重本色化地方教會,因此沒有一間教會使用」北美路德信友教會「××分會的名稱,就是由別的教會轉入本會者像雙和教會、復興堂、新生堂也仍然保留原名,以免建造在別人根基上(羅十五20)中華基督教信義會來台工作的動機,是由於1950年美國世界展望會主辦男聲合唱團,前來遠東作福音演唱,團員中一位Joe Erickson先生,看到台灣接受福音人數之眾多受感之後在美國Fergus Falls所召開海外宣教年會中,提出向台灣傳福音的呼籲,這項呼籲當即獲得本會母會信徒,特別是過去大陸時期,與本會具有密切關系人士的良好反應,進一步認為有向台灣外省籍同胞,恢復傳福音之必要。此一建議當即獲得海外宣教委員會之同意,乃於1951年差派原在豫鄂工作多年的聶和慈牧師夫婦(Rev A.E. Nyhus)前來新竹開拓工作,1952年購下南大路214號雙棟日式房屋(現改編為南大路430號),稍加修葺,正式成立教會,聶牧師夫婦工作一段時間 後,業於1964年退休返美。[11]著名成員馬丁·路德梅蘭希頓梅蘭克吞弗里德里希·威廉·奧古斯特·福祿貝爾G. 用英語介紹隨州炎帝神農故里風景區的導游詞
山水名勝與文物古跡二者兼備。長江三峽馳名世界。七十二峰朝大頂,二十四澗水長流,人譽「第一山」的道教名山武當山為道教聖地。武漢黃鶴樓公園、宜昌三峽大壩旅遊區 、宜昌三峽人家風景區、十堰武當山風景區、恩施巴東神農溪纖夫文化旅遊區是湖北省的五個國家5A級風景名勝旅遊景點。 黃石礦冶文化歷史悠久,黃石國家礦山公園為我國首座國家礦山公園,擁有「亞洲第一天坑」。
黃鶴歸來銅像 一覽亭 仙棗亭 受降紀念碑 松月軒
落虹橋 日晷台遺址 迎輝亭 棋盤山 鴿子坪
大門樓 映霞亭 雙龍橋 勝利廣場 武漢受降堂
中山公園茹冰園 四顧軒 武漢劇院 武漢月湖 武漢民族村
武漢科教大廈 武漢抗洪紀念碑 湖北劇場 武漢廣播電視塔 武漢佛教協會
順風洋行舊址 彭劉楊三烈士塑像 石門峰名人公園 施洋烈士紀念碑 施洋烈士紀念館
辛亥革命炮台舊址 孫中山銅像 孫中山紀念碑 詩碑廊 落梅軒
古銅頂 蛇山鵝池 金猴嶺原始森林 神龍燕子洞 呂仙洞
毛澤東詞亭 奇章亭 石照亭 首義槍聲紀念雕塑 武漢大學櫻花大道
武漢鐵門關 漢口道勝銀行舊址 郢州城垣遺址 月湖知音橋 中山公園張公亭
中山艦紀念館 白沙洲長江大橋 三皇殿 長江二橋 藏經閣
東湖寓言園 二七紀念碑 印心石屋 雙面觀音塑像 武漢大學法學院舊址
武漢大學體育館舊址 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舊址 漢江口 馬滄湖 抱冰堂舊址
抱膝亭 警鍾樓 同治黃鶴樓 勝像寶塔 奧略樓
蛇山橋 三國詩碑 俄租界工部局舊址 俄國領事館舊址 法界宮
落雁風景區 長江大橋橋頭堡 中華基督教信義大樓舊址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遺址 漢口路伽碑路高級住宅區舊址
漢口美國領事館舊址 漢口英國匯豐銀行舊址 武漢英國領事館舊址 武漢宋慶齡舊居 武漢市革命博物館
武漢大學科技會堂 武漢動物園水族苑 岳飛亭 一攬亭 黃鶴樓景區擱筆亭
高峽平湖 龍門河國家森林公園 高山平原 古犀牛洞 燕子埡
張飛擂鼓 長陽人遺址 白羊寨 白馬洞 石門洞
麥城 興文塔 金獅洞 古龍溪漂流風景區 宜昌南津關
下牢溪 燈影峽 大水井建築群 晴川閣三楚勝境 晴川閣禹碑亭
蛇山乖崖亭 蛇山『洞天別境' 晴川閣景區朝宗亭 黃鶴樓景區歸鶴浮雕 昭化寺
磨山景區庄王出征雕塑 黎元洪墓 江漢路步行街雕塑 崔顥題詩圖 青島路景明大廈
匯豐銀行舊址 花旗銀行舊址 國立武漢大學學生宿舍舊址 國立武漢大學學生俱樂部舊址 國立武漢大學圖書館舊址
龜山向警予烈士墓 龜山三國城三國鼎立大鼎 龜山三國城群英道 龜山三國城魯肅墓 龜山三國城赤壁大戰全景畫館
龜山黃興銅像 龜山紅色戰士公墓 龜山高山仰止牌坊 古琴台景區知音浮雕 古琴台知音亭
東湖景區魯迅廣場 東湖瀕湖畫廊 德國領事館舊址 陳潭秋紀念館 長春觀太清殿
巴公房子舊址 白鯽豚館 磨山朱碑 翠帷蘊誼 常春花苑
磨山杜鵑園 磨山櫻花園 磨山景區雕塑 東湖楚風一條街 沙市中山公園
荊州市荊州碑苑 荊州春秋閣 荊州樊妃冢 荊州盆景園 十堰市人民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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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三峽工程壇子嶺旅遊區 白雉山風景區 東漢一條街 偃月湖廣場 武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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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劍跡 睿功聖德碑樓 高吊腳群樓成楚市 楚祖祝融遙觀星 荊州古城朝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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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門峽 七娘山 獨嶺佛光 河心石 姊妹杉
象鼻山 後河原始森林 白溢寨 長生洞 柴埠溪大峽谷風景區
滄海泛舟 白雲曉月 回龍晨鍾 農家社火 萬獸朝聖
古寨烽煙 青龍洞 環城公園 九龍淵公園 鳳凰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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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公山舊石器時代遺址 張飛一擔土 春秋閣 關廟 得勝街與洗馬池
卸甲山與擲甲山 關公刮骨療毒地 馬跑泉與落帽冢 點將台與拍馬山 公安門
洈水水庫 顏將軍洞 洪湖 烏林古戰場 生態旅遊在洪湖
獅子山 楊林山 華容古道 龐公渡 救曹田
放曹坡 葫蘆口 子龍崗 倉庫垸 漢壽祠
報國寺 三閭寺 濯纓台 荊台 章華台
三江口 內荊河 東荊河 洪湖風光 護國仙山真武祖師廟
南廓古梅 泮宮翠柏 離湖讀騷 鶴澤觀漁 璇台涌月
錦水晴嵐 獅子山 章台曉霽 糜鹿自然保護區 黑狗淵
萬里長江第一獸 江陵抗戰紀念園 走馬嶺遺址 劉郎浦 照影橋
綉林山公園 望夫台 南嶽山森林公園 烈士紀念碑 三千年古銀杏
仙人洞 紅軍樹烈士陵園 傅家竹園 鹿角峰 雞頭腦
啞口水庫 龍泉寺 三菱湖風光 桃花山風景區 天鵝洲生態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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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歸島 花山夜明珠 龍門吐珠 大壩齊天 溫峽水庫
莫愁鄉 磨棋觀 三泉湖 間歇泉 鴛鴦柳
通天洞 綠林古寨 天河度假村 屈家嶺文化遺址 太子山國家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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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泉公園 溫泉山莊 荊門市博物館 空山洞風景區 姑嫂橋
十里水畫廊 吞天門 美人潭 駱駝峰 鴛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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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御河 碑亭 琉璃影壁 龍鱗神道 內、外羅城
一陵兩冢 玄妙觀 封江生態旅遊區 古樂編鍾 中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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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紀念館 應城人民公園 蒲騷故城遺址 孔廟 應城市革命烈士紀念館
文峰塔 霍城 南河溶洞 觀音泉 仙女山 仙女廟
神靈台 馬城台 西畈麥秋 南崗梧雨 涢水晴波 鳳山春曉
櫻桃古渡 車蓋名亭 謫仙桃岩 碧霞台 司馬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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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身崖 龍頭石雕 龜馱經書 龍門資教寺 橫崗山風景區
達城廟 望夫石 碧仙洞 老龍仙洞 三角廟
石門 千年茶花 三角山風景區 雷劈石 觀音泉
鐵索橋 火焰洞 烈士墓 涼亭洞 雙峰尖
財神洞 賽老寺廟 雲丹山水庫 太平水庫 線粉槽瀑布
爛 泥 灘 雲丹山日出 太平避暑山莊 太平森林公園 四祖正覺禪寺
雨湖 玄妙觀 李時珍紀念館 白蓮河斗方山旅遊風景區 聞一多紀念館
浠水縣博物館 三角山旅遊風景區 浠水洗馬太平寨風景區 麻橋金橋月山生態公園 桃花勝景
天堂明珠 懸崖風雨 仙人壁立 麻姑仙蹤 羊角嵯峨
峴山 魚梁洲 大洪山名泉 南嶽寺 杉樹坪秦嶺冷杉林原始群落
雙峰山旅遊度假區 鴛鴦溪 娘娘寨 顯陵雙塋城城牆 鍾祥少司馬坊
明顯陵 南岩 三峽大壩 野人谷 柴埠溪
「洞天福地 」太清洞 英國領事館 魚泉河漂流 保康九路寨 南岸咀
楊家溪漂流 情人泉 黃龍洞 天台山 白潭風景區
平湖天堂河 高嵐風景區 桃花沖森林公園 保康溫泉 高貴三潭/徐家河
抱璞岩 習家池 炎帝神農故里 九宮山 既濟水電公司宗關水廠舊址
仁濟醫院 漢口慈善會 唐生智公館舊址 保安洋行(英)舊址 廣東銀行舊址
東方匯理銀行(法)舊址 格非堂 文華大學學生宿舍 第一紗廠舊址 夏斗寅、徐源泉別墅
瞿雅各健身所舊址 文華大學文學院 三佛閣山門 中華循道公會弘道會 基督教救世堂
聖若瑟女子中學 寧波會館 江蘇會館 民權路清真寺 漢口電燈公司舊址(英)
金城裡 洞庭村 江漢村、六也村 同興里 大陸坊
楊森花園 上海村 周蒼柏公館 中央信託局舊址 武漢衛戍司令部
平漢鐵路南局 新泰大樓舊址 華商賽馬公會 華商總會 信義公所
俄國巡捕房舊址 美國領事館舊址 德國工部巡捕房 安利英洋行舊址 日信洋行舊址
聚興誠銀行 大孚銀行舊址 浙江實業銀行舊址 漢口橫濱正金銀行舊址 交通銀行舊址
首善堂 湖北省圖書館 漢口水塔舊址 四明銀行大樓舊址 怡合村
季凡諾夫公館 咸安坊 日租界軍官宿舍 江漢關監督公署 亞細亞火油公司(英)舊址
日清洋行舊址 中國實業銀行 鹽業銀行舊址 商業銀行 商業銀行舊址
金城銀行舊址 大清銀行 台灣銀行(日) 舊址 漢口美國海軍青年會舊址 聖若瑟天主堂
上海街教堂 四祖寺塔 軍民合作飯店 東山寶塔 升天塔
象山四泉 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司令部駐地舊址 中共鄂豫邊區委員會舊址 十里古墓群 馬家垸遺址
紀山古墓群 荊家城遺址 黃歇冢 鐵鞭古祠 舍利寶塔
普山遺址 寨山遺址 硯池山 陶谷墓 大成殿
斗方禪林 碧玉流石刻群 靈潤橋 釋迦多寶如來石塔 塞墩遺址
高塔寺塔 黃梅焦墩遺址 百二河景區 大余灣 百年鍾樓
楚波亭 禹柏 江夏楚王陵寢群 珞珈山18棟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永利銀行 博學中學鍾樓 文華大學禮拜堂———罕見的希臘神廟式建築 翟雅閣健身所 博學中學教堂
漢陽共勉街牌坊———彌足珍貴的明代建築 李凡洛夫公館———俄羅斯民居之經典 國貨商場舊址 蕭耀南公館 珞珈碑路房子
塗堃山公館 大冶鄂王城 楚天第一大夫第 美最時洋行(德) 三教街公寓
「百年洋店」——德明飯店 天主教鄂東代牧區主教公署 立興洋行(法) 英文楚報館 麥加利銀行(英)舊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