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華德馬克思報告會門票價格

㈠ 福斯特：恩格斯貶低，扭曲了馬克思的思想嗎

很少有政治與智識的搭檔，能與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匹敵。眾所周知，他們不僅在1848年共同寫作了《共產黨宣言》，並雙雙投身那年的社會革命，還合作完成了兩部更早的作品——1845年的《神聖家族》和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當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者最終能夠比鄰而居、朝夕相處、互相切磋的時候，他們經常在馬克思的書房裡走來走去，各自站在屋子的一邊，討論著他們形形色色的觀念、計劃和方案，在一次次踱步轉身中，他們的鞋跟，也在地板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跡。
他們經常把自己正在寫作的作品中的段落讀給對方聽。在他的《反杜林論》(馬克思也為這本書貢獻了一個章節)出版前，恩格斯就曾給馬克思讀過整部手稿。馬克思給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寫過導言。在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後，根據馬克思留下的手稿，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也是恩格斯。如果說恩格斯——他是第一個對此供認不諱的人——站在馬克思的陰影中的話，那麼，盡管如此，他本人也還是一個智識與政治上的巨人。
一、馬克思主義背鍋俠的誕生
然而，數十年來，學界一直在暗示，恩格斯貶低、扭曲了馬克思的思想。正如政治科學家約翰·斯坦利在其身後出版的《主流馬克思》(Mainlining Marx, 2002)中批判地評論，分離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他們是兩個有不同興趣與天資的不同個體的分離——的嘗試越來越多地以拋棄恩格斯，視恩格斯為馬克思主義中一切應受指責的東西(實際上出自馬克思)的來源，認為恩格斯不過是個典型的開明文人，而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形式來進行。
大約四十二年前，1974年12月12日，我參加了戴維·麥克萊倫在華盛頓奧林匹亞常青州立學院舉行的一次關於《卡爾·馬克思：其聲譽的起伏》的講座。一年後，麥克萊倫出版了《卡爾·馬克思：他的生平與思想》，我曾細致地研讀過這本書。但麥克萊倫在那頭給出的信息卻是——簡而言之——卡爾·馬克思並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要發現本真的馬克思，把馬克思的麥子和恩格斯的谷殼分開，是必要的。麥克萊倫堅稱，是恩格斯，給馬克思主義引入了實證主義的東西，而這些實證主義的東西，導致了第二和第三國際，並最終導致了斯大林主義的出現。幾年後，麥克萊倫把這些批評中的一些，寫進了他為恩格斯撰寫的簡短傳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後來成為西方學院左派鮮明特徵的反恩格斯觀，這種觀點與作為一個獨特的哲學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密切相關，西馬本身就是與官方或蘇聯馬克思主義勢不兩立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西馬的一大公理，便是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或者，就像格奧爾格·盧卡奇所說的那樣，「單純的客觀辯證法」——的拒斥。
對絕大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辯證法是一種同一的主觀客觀關系：就我們創造這個世界而言，我們也可以理解它(在此基礎上前進退後一步都不行，我們不可能理解不是我們創造的世界，我們也不可能不理解我們創造的世界)。這種批判的見解構成了人們喜聞樂見的，對實證主義的拒斥——人們一般認為，實證主義感染了馬克思主義的大部分內容，而且，實證主義也在蘇聯的官方意識形態中變得合理化了。然而，它也會帶來這樣的影響：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更加唯心主義的方向，使人們拋棄長久以來，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不僅與人文和社會科學——當然還有政治學——也與唯物主義的自然科學相關的那個傳統。
於是貶低恩格斯在學院左派那裡變成了一件流行的消遣活動，一些人，如政治理論家特雷爾·卡弗甚至把它變成了自己整個事業的基礎。而貶低恩格斯的一種常見的方法，是以恩格斯為工具，把馬克思從馬克思主義中剝離出來。正如卡弗在1984年寫到的那樣：「卡爾·馬克思否認他是馬克思主義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重復了馬克思的評論卻沒能領會他的觀點。的確，如今顯然恩格斯是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這點也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即，恩格斯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發明了馬克思主義。」對卡弗來說恩格斯不僅犯下了發明馬克思主義的大罪，更是犯下了其他無數諸如推廣准-黑格爾主義、唯物主義、實證主義和辯證法的罪行。而據說，所有這些東西，「離馬克思辛苦達成的折中主義十萬八千里」。
認為馬克思有「一種方法論」的觀點，也被歸給了恩格斯，因此，這一觀點也被宣告為錯誤的。在脫離了與恩格斯的聯系，並從所有決定論的內容中剝離出來之後，馬克思被這些人輕易地打造為一個願意接受現狀的智識上的先行者。正如卡弗近來不帶任何明顯的諷刺色彩評述的那樣，「馬克思曾是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家」。
但對恩格斯的大多數批評，已經轉向了他在《反杜林論》和他未完成的《自然辯證法》中所謂的科學主義。麥克萊倫在自己寫的恩格斯傳記中說，恩格斯對自然科學的興趣「使他強調一個唯物主義的自然——而非歷史概念。」他被指責把「物質的概念」帶入了馬克思主義，而物質的概念是「完全外異於馬克思的作品的」。恩格斯的主要錯誤在於，試圖發展一種放棄了「辯證法的主觀方面」的客觀辯證法，而這一嘗試，使「馬克思的觀點逐漸為一種科學的世界觀所同化」。
「不奇怪」，麥克萊倫指控道，「隨著蘇聯政權的鞏固，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庸俗化(表述)也成為了蘇聯教科書的主要哲學內容。」在馬克思越來越多地被呈現為高雅的知識分子的同時，恩格斯也越來越多地被視為粗俗的普及者。因此，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話語中，恩格斯起到了一個便宜的替罪羊的作用。
二、科學家的反擊戰
然而，恩格斯也有自己的仰慕者。在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逆轉他日漸頹喪的命運的第一個真切的跡象，是隨歷史學家E.P.湯普森1978年出版的《理論的貧困》一起出現的。湯普森的《理論的貧困》主要反對的是路易·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這里，湯普森在一種與一切歷史主體分離、與所有經驗的參照點分離的抽象而實在化的理論面前保衛的，是歷史的唯物主義。在此過程中，他大膽地——我認為，他的這一舉動，是二十世紀末英國文人為數不多的壯舉之一——挺身支持「弗里德里克·恩格斯」這個「老笨蛋」，而後者是阿爾都塞大部分批評指向的目標。
在此基礎上，湯普森認為，一種辯證的經驗主義——這是他在恩格斯那裡最欣賞的東西——對歷史唯物主義分析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幾年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斯威奇的《馬克思主義四講》開頭就大膽地重申恩格斯的辯證法進路及其對機械論和還原論的批判的重要性。
但真正恢復恩格斯作為與馬克思並列的偉大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聲譽的改變，不是來自歷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而是來自自然科學家。1975年斯蒂芬·傑伊·古爾德在寫作《自然史》的時候，公開贊美了恩格斯強調勞動作用的人類演化論，把它描述為維多利亞時代對人類演化發展的最先進的構想——預見了二十世紀關於非洲南方古猿的人類學發現。
幾年後，1983年，古爾德在《紐約書評》上拓展了他的論證，指出所有的人類演化理論都是「類-文化共同演化」理論，而「十九世紀支持類-文化共同演化的最好論證，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於1876年寫作的那篇著名論文，《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這篇論文是在他身後出版的，最初刊載於《自然辯證法》)中提出的，」
同年，醫學社會學家和醫學博士霍華德·維茨金在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二病》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描述恩格斯作為一名社會流行病學家扮演的先鋒角色，展示了當時年僅二十四歲的恩格斯是如何在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的同時，以種種預見到後來公共衛生領域的發現的方式，來探索疾病的病理學的。兩年後，1985年，理查德·列萬廷和理查德·雷文思寫出了如今已是經典的《辯證的生物學家》，書中有這樣一句深刻的獻詞：「獻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很多時候錯了，但在關鍵的時候，他是正確的。」
三、恩格斯歸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也見證了馬克思主義中生態社會主義傳統的誕生。在生態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以泰德·本頓的開創性工作為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被批評沒有給馬爾薩斯主義的自然限制以足夠嚴肅的重視。然而，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續的討論迎來了生態社會主義的第二階段，此階段以保羅·柏克特的《馬克思與自然》(1999)為始，力圖探索在歷史唯物主義本身的古典基礎中可以找到的唯物主義與生態主義要素。
這些努力一開始以馬克思為焦點，但也把恩格斯在生態方面的貢獻納入考慮。這一傾向為新的MEGA(馬恩全集)計劃所強化，在新的馬恩全集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科學筆記第一次被出版出來了。結果這成了理解經典馬克思主義傳統上的一場革命，根據新的理解，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很大一部分，是與從今天的時代危機(經濟的和生態的)中演化出來的那種新的、激進的生態實踐相共鳴的。
隨著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興起，人們逐步承認恩格斯對科學的貢獻，這反過來又使人們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其他與自然科學相關的作品產生了新的興趣。我自己的研究，從2000年開始，就一直以恩格斯——即其他受恩格斯影響的人——與一種生態辯證法的形成的聯系為焦點。在這方面我並不孤單。政治經濟學家和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埃爾馬·阿爾特瓦特最近也出版了一本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德語書(《發現恩格斯》)。
支持「在我們的時代，恩格斯對於批判資本主義來說必不可少」的論據主要在於他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著名論題：「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這個論題經常遭到嘲笑。然而，恩格斯的論題——這一論題反映了恩格斯本人深刻的辯證法與生態分析——必須按今天的說法改寫成：生態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今天很少有人會否認這個命題的重要性。以這樣的方式來思考，要看到為什麼恩格斯在當代生態社會主義的討論中占據如此重要的位置就很容易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都會把他在《自然辯證法》中那個著名的警告引作其主旨：
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對恩格斯來說，就像對馬克思來說那樣，社會主義的關鍵在於理性地調整人類與自然的新陳代謝，以此來最充分地發揮人類可能具有的潛能，同時又保障後代人的需要。因此，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正在見證恩格斯的回歸不足為奇——他，和馬克思一起，繼續影響著我們的斗爭，並激起定義我們自己這個充滿危機的、且必將革命的時代的希望。

㈡ 《投資最重要的事》的作者霍華德馬克思提出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這個世界是不確定的。我想問那麼這個世界

不存在，確定不移只是相對而言。

㈢ 霍華德馬克思在他的《投資最重要的事》提出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這個世界是不確定的。我想問那麼這個世界

並不是確定不移的，只是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太陽東升西落，可過個幾十萬版年以後就不一權定是這個規律了。因此，事物的變化性與不變性都是在一定的時間跨度下研究的，即使說白天亮晚上暗，若是從很微觀很微觀的時間跨度上研究，也可以說天一直是白的或者黑的

㈣ 好心先生是喜劇么

不是，是由真實事件改編的犯罪傳記片。

㈤ 有哪些古老的關於寶藏的傳說

介紹幾個中國古老的關於寶藏的傳說，如下：

一、神秘的方臘藏寶洞

相傳，方臘在攻下富可敵國的杭州城後。就把得手的大筆金銀財寶運往根據地幫源里。大量的金銀財寶堆積在幫源洞外（今威坪鎮洞源村）的山坡上，象山一樣高。

一件壓一件，架得很高很高，人們就把堆金銀財寶的土坡叫做 銀架山。 僅僅過了幾天，那山一樣高的寶物就杳無音訊，蹤跡全無。

二、李自成藏寶之謎

李自成敗退出京城的時候，曾經將國庫中的金銀財寶掠奪一空，意圖日後東山再起。其部將野拂用了九艘大船來轉移家當，可想而知，被他秘密運到天門山的，必定是國庫里被掠空的大量金銀財寶。

眼看著東山再起的計劃落空，野拂乾脆在臨死前，將這些寶藏分散埋藏在了天門山上幾個隱秘的地點。數百年來，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不知有多少人進山尋寶，但是都空手而歸。

三、張保仔的神秘藏寶

張寶仔的藏寶地點都記在手抄本上，但手抄本失傳已久，連副本也只是口頭流傳。

張寶仔藏寶絕大部分仍」深藏閨中」，相傳有公灣的「倒吊人頭」、背子逕的「鬼仔上桅(即迎客石)」、浪灣的」七星伴月」、七盤山的「石手指」、烏豬洲的「半邊月」石刻、扯旗山的「金井」、竹旗山的」銀頂」……

這些地方都有張寶仔的藏寶，因為人們不知遒藏寶圖，這些寶藏尚且未被發掘。

四、天地會船屋藏寶

江西黎川洲湖村一直流傳船形古屋埋藏著大量天地會的寶藏。

村裡的老人至今還記得船屋主人為後代尋寶而留下的藏頭詩中揀出的八個字:「地下三尺、佑吾子蔭。」這八個字無疑是在說寶藏的去處。

但是100多年來,很多人無數次在這古宅院落里「掘地三尺」了,至今還在尋尋覓覓,但就是沒有寶藏的蹤影。

五、太平天國金龍殿地下寶藏

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曾將各地寶物掠到他的天朝宮殿中，可當湘軍攻破天王府時卻未發現財寶的蹤影。大批的國家財寶哪兒去 了?天朝宮殿的核心建築金龍殿由此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引發 了一場尋寶熱潮…

六、石達開山王坪藏寶之說

關於翼王石頭開的寶藏傳說眾多，相對而言最靠譜的一個傳聞是：石達開藏寶於重慶市南充縣山王坪，說寶藏以太平山為標記。

太平山並不是山，而是石達開在藏寶後命部下在藏寶地旁邊的懸崖壁上鑿出的三個大字。至今，山王坪的老百姓中間一直都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只要找到了太平山，便能找到石達開的藏寶洞。

七、馬步芳寶藏之謎

被稱為「青海王」的馬步芳曾統治青海十多年，搜颳了大量的財富。在青海解放前夕，馬步芳曾雇專機運送財寶，可由於財寶太重飛機無法起飛，馬步芳只好將24箱黃金和部分財寶埋在了 青海某處，引發後人無數的猜想

八、探訪三峽沉船藏寶

三峽庫區航道水流湍急，主要礙航險灘上百處，尤其在民國時期以前，往來船隻稍有不慎即船翻人亡。在這些沉沒船隻載有大量 珍貴文物及金銀財寶。

由於受資金、技術、國家有關規定等因素 的限制，這些沉在水底的文物寶藏一直未能得到發掘，成了一筆 巨額寶藏。

九、蒙古王公的地下寶藏

吉林省前郭縣哈拉毛都鄉曾是郭爾羅斯前旗輔國公王府所在地， 史書記載，明、清兩個朝代直至民國時期，近400年間，郭爾羅斯前旗的王府都一直坐落在此。這里曾一派繁華，是名副其實的前郭爾羅斯旗甚至整個東蒙的政治中心。

當地流傳著一個神秘的傳說：地下埋藏驚人的秘密寶藏，而寶藏的主人就是這里的末代王公齊默特色木丕勒（人稱齊王爺）。

但令人費解的是，隨著末代蒙古王公的壽終正寢，這個家族300多年積攢下的萬貫家產卻不翼而飛。於是，王府地下埋藏巨額寶藏的說法不脛而走

十、項羽字元藏寶之謎

草灣山位於浙江紹興著名風景區豆霧尖北麓，海拔約70米，東西長400餘米，山西面是一座新修的項羽廟，山上覆蓋著厚厚的灌木林，所以雖然山腳下就是項里村，但村民很少上山。

當地流傳著一個項羽寶藏的傳說，而找到寶藏的關鍵就是破解草灣山上項羽所刻的神秘字元。

(5)霍華德馬克思報告會門票價格擴展閱讀：

六大傳奇寶藏：

1、失落的南美洲「黃金國」

傳說，南美某處隱藏著一座古城，那兒的道路用黃金和翡翠鋪成。

一名西班牙征服者在今天哥倫比亞的位置發現了穆斯卡部落遺址，並且找到了國王沐浴的聖湖「瓜塔維塔湖」，他下令抽幹了湖中的大部分水，但只找到了一點點黃金。從那以後，許多人都在尋找湖中寶藏時身亡。

1969年，有人在哥倫比亞波哥大附近的一個洞穴中發現了一個古代黃金雕塑，雕塑描述了站在一艘木筏上的幾名貴族、神父和一個全身堆滿飾物的國王。

喬爾·列維說：「這尊黃金雕像顯示，穆斯卡部落國王可能真的存在過。」但從1974年起，哥倫比亞政府就派兵保護起了瓜塔維塔湖，此後再也沒有人能到湖中隨便尋寶。

2、殘缺的死海銅卷軸

1952年，有人在靠近約旦河西岸死海附近的一個洞穴里，發現了一個銅卷軸。它上面用希臘語和希伯萊語描述了64處寶藏的藏寶地點。

考古學家根據這一銅卷軸上的名冊評估，寶物價值將超過10億英鎊。銅卷軸中的藏寶地點之一是朱迪亞，它可能就位於今天的耶路撒冷古神廟位置。

然而，銅卷軸上卻充斥了這樣的詞彙：「在老洗衣室房間的洞穴里，在第三個壁架上，有65塊黃金。」今天沒有人知道「老洗衣室」是什麼地方。列維說：「我們目前還無法斷定它是一個虛構的寓言，還是一份真正的藏寶名單。」

3、英國約翰國王遺失的寶藏

在東英格蘭和林肯郡之間的沃什灣某處，埋葬著13世紀約翰國王的大筆寶藏。列維說：「任何尋寶者都必須面臨33英尺深的泥土，這些都是過去800年中漸漸堆聚起來的，這么深的泥土使得任何金屬探測器都無法派上用場。」

不過，也有歷史學家懷疑，約翰國王的寶藏故事可能是約翰本人編造出來的一個計謀，為的是防止貪婪的英國貴族覬覦他的財寶。

4、墨西哥城建在大寶藏上？

根據歷史傳說，當西班牙人入侵時，墨西哥阿茲台克國王蒙蒂祖瑪二世曾將他的大部分財寶都隱藏了起來。他死後，許多後世探險者都開始尋找他的寶藏，但都毫無所獲。

列維說：「根據研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阿茲台克部落擁有秘密黃金寶藏。最可能的解釋是，西班牙軍隊在征服阿茲台克後，發現並掠奪了他們的大部分財富。」

5、海盜船船長的藏寶圖

基德船長是17世紀一個聲名狼藉的大海盜，據稱他曾將價值成百上千萬英鎊的財寶埋在了世界各個地方。1701年，他被英國官員判處絞刑。

隨後，他藏在加迪諾島的財寶就被英國官員找到，數量相當於今天的200萬英鎊。到了20世紀，4幅據稱屬於基德的藏寶圖被發現，但並沒有帶來任何發現，專家懷疑這些藏寶圖是偽造的。

6、加橡樹島上的「錢坑」

位於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東海岸5公里處的橡樹島的空曠地方有一個淺坑，傳說藏有無數財寶，被稱為「錢坑」。但後來的很多挖掘卻導致「錢坑」井壁坍塌。

許多專家懷疑，橡樹島上的錢坑可能只是一個自然現象，裡面沒有任何寶物。但由於橡樹島現在被私人擁有，這也許將成永遠的秘密。

㈥ 美國經濟學家,激進政治經濟學派代表人物霍華德·謝爾曼的出生及去世年月是

很難找到啊.不過有些關於他的生平:
霍華德·J.謝爾曼還沒有去世,2004年還獲得凡勃倫-康芒斯獎,並發表講話.
霍華德·J·謝爾曼最重要的著作是《經濟周期——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增長和危機》（1991年）
謝爾曼的經濟周期的理論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下八個基本理論假設上：
1.投資是解釋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關鍵變數；
2.投資決定於預期利潤；
3.利潤是總需求的函數也是成本因素的函數；
4.需求可以概括為（如凱恩斯所研究的）消費、投資、政府和凈出口；
5.成本可以概括為（如馬克思所提出的）活勞動的成本、不變資本的成本（廠房、設備和原材料）；
6.美國的經濟收縮主要是內生的，歸因於有限的需求及上升的成本；
7.美國的經濟擴張主要是內生的，歸因於下降的成本及上升的需求；
8.其他關鍵的因素在於壟斷程度、金融制度、國際關系和政府行為。

㈦ 霍華德在選秀球探報告上寫他打什麼位置的

PF大前鋒今年18歲的德懷特-霍華德身高2.11米，體重108.9公斤，可以打大前鋒也可以打中鋒，風格類似於加內特，擁有出色的控球、中遠距離投籃、傳球、突破、籃板和蓋帽能力，腳步快和控球好的特點彌補了他身體力量的不足。霍華德今年被評為奈史密斯獎全美最佳高中生球員，他在西南亞特蘭大克里斯蒂安學院的高中生涯共打了129場比賽，共得2146分1728個籃板811次蓋帽，最後一個賽季平均每場得到25分18籃板8蓋帽，並率隊奪得喬治亞州冠軍，因此當選2004年喬治亞州籃球先生。之後又在2004麥當勞全美高中全明星賽中率領東部奪冠並當選最有價值球員。霍華德是NBA連續第二位高中生狀元秀，去年的高中生狀元詹姆斯最終當選新秀MVP而且前景一片光明，霍華德也期待著能沿著詹姆斯的足跡前進。霍華德對自己的實力充滿自信，他認為自己一部分像「狼王」加內特，一部分又像「艦長」大衛-羅賓遜。也許是預感到自己有可能成為狀元，霍華德在選秀前一天就對能參加選秀感到興奮不已，他表示：「我今天也許無法入睡，這正是我買了DVD機的原因，這種感覺太棒了，我一直夢想著到那裡，現在終於輪到我走上舞台了。」這是魔術隊第三次得到狀元秀，1992年他們得到了奧尼爾，但卻讓他在1996以自由球員加盟了湖人隊。1993年他們得到了韋伯，但隨即與勇士隊交換探花秀「便士」哈達威和一個未來的首輪選秀權。

㈧ 霍華德的球探報告你見過嗎

霍華德終於在自己35歲的時候拿下了自己職業生涯的第一個總冠軍，本以為能夠留在湖人的他最終還是選擇了離開，加盟了76人，不過對於湖人的球迷來說，這一次不再像是第一次離開湖人那樣記恨他了，畢竟對湖人的奪冠之路還是有很大的貢獻的。霍華德最終還是低下了頭，不再是那個當年聯盟的第一中鋒了。其實霍華德年輕時候高傲也是有原因的，畢竟是當時能夠單換詹姆斯的存在，今天就一起來看看他的球探報告是什麼樣的吧。

㈨ 霍華德的選秀報告

霍華德選秀報告！可以投籃，但他當不了狀元？

都知道，如今的NBA已經不再允許高中生球員直接進入聯盟，但是在NBA歷史上卻有著不少的高中生巨星，比如摩西馬龍、加內特、科比、詹姆斯，也比如德懷特霍華德。在2004年選秀大會上，年僅18歲的霍華德被魔術用狀元簽選中，成為誇梅布朗、詹姆斯之後的第三位高中生狀元。

如今的霍華德已經不在巔峰，但是以生涯成就來說，他絕對對得起自己狀元的身份，未來甚至可能入選名人堂，當然了，他還有需要追求的目標——總冠軍，現在的霍華德是34歲，停賽之前他已經證明了自己可以在一支強隊充當重要角色，希望他能夠實現冠軍夢想。

㈩ 艾倫.伍德的社會主義觀點是怎麼樣的

在後現代的語境下和「後學」的鼓噪和喧囂中，後馬克思主義漸漸進入國內學術視聽之中。而我國哲學界關於馬克思主義當代性的爭論和探討無疑又給作為國外思潮的後馬克思主義帶來言說的相關性氛圍和可能的激發性的碰撞界面及空間。但是，目前我國學界關於後馬克思主義的譯介剛剛開始，人們對後馬克思主義還頗多疏離隔膜，對後馬克思主義概念的使用也相當混亂。因此，追溯後馬克思主義的背景源流，澄清其確切意涵，釐定其運用的有效值域，恰切地分析後馬克思主義的學理脈絡，不論是對於我們深化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還是延伸對馬克思主義後現代性的考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後馬克思主義概念的提出和運用
現在，人們一提到後馬克思主義，首先想到就是厄尼斯托·拉克勞和薔塔爾·莫菲。他們被戴上了多種多樣的桂冠。譬如，大衛·霍華斯稱二人為「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首領」，保羅·雷諾茲呼其為「後馬克思主義的旗手」，我國有位學者甚至說他二人是「後馬克思主義的鼻祖」。這一切都源於二人合著的《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一種激進民主政治》（1985）一書導言中的一句話：「我們應十分清楚地聲明，我們現在正處在後-馬克思主義的領域……不過，如果說我們本書的知識規劃是後馬克思主義的（『後』為斜體）那麼它顯然也是後一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為斜體）」（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正如西方一位評論家所說，「拉克勞和莫菲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對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立場和政治的發展尤為重要，主要是因為他們明確地自稱為後馬克思主義者」（註：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
但必須明確的是，從詞源學的角度看，在西方學術界並不是拉克勞和莫菲最先使用後—馬克思主義這一語匯。邁克爾·波蘭尼早在1958年的《個體知識：走向一種後批判哲學》中就己使用了後馬克思主義這一措辭，而丹尼爾·貝爾在1973年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中不僅運用了後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而且還從社會學的視域對其概念作了一定的闡發。這足以表明拉克勞和莫菲對後馬克思主義的使用並非是最早的和「源發性的」。然而，就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傾向和確定的理論立場而言，拉克勞和莫菲則是其當之無愧的集大成者。就象人們一提起「實踐理性」首先想到的並不是亞里士多德而是康德，一提起「意志」首先想到的不是奧古斯丁而是叔本華和尼采一樣，人們把後馬克思主義與拉克勞和莫菲之名緊緊聯系在一起，乃由於正是他們把後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最大程度地理論化並促進或者說加快了它的有意義的運用和在學術文獻中的廣泛流行。
我們或許可以推想，如果拉克勞和莫菲當初不把《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掛靠」在「後馬克思主義」名下，即便此著仍以它特有的分析方式、新穎的洞識以及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挑戰性解構而受人矚目，但人們很可能就把它歸屬為一般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或者「馬克思學」之中。似乎可以說，「後馬克思主義」和《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的「結合」是雙贏的：一方面，「後馬克思主義」借《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而實體化、具體化和理論化；另一方面，《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也借「後馬克思主義」而「品牌化」，從而意外獲得了超出本身品質的神秘光環。其實，英國的保羅·赫斯特和巴利·辛達思早在1970年代末就達至了與拉克勞和莫菲庶幾同樣的「境界」，但前者卻沒有象後者這樣以「後馬」之大家而顯名。台灣學者陳宜中先生稱赫斯特和辛達思是後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但如果沒有拉克勞和莫菲二位如此這般的「後行」，恐怕他們也難領這個「後馬」之先，也就是說他們的「先」是靠拉克勞和莫菲的「後」認定的，人們先知此一「後」，然後才推知此一「先」，套用「後」字的特殊意含，這就叫作在先者居後，在後者居先。
後馬克思主義所以能在1985年後迅速揚名，其不僅在於拉克勞和莫菲的聲明和獨具匠心的運用，來自左派的此起彼伏的指責和叫罵從反面所起的一種「廣告宣傳」的效應也是不可忽視的。拉克勞和莫菲的後馬克思主義知識規劃出籠不久，艾倫·邁克辛思·伍德即推出《退出階級》（1986）一書對拉克勞和莫菲的主要觀點進行批判，並稱他們為「新的『真正，社會主義者」（NTS）；拉爾夫·密里班德稱他們為「新修正主義者」；弗里德里希·詹姆遜則說他們是「第二代的修正主義者」；而諾爾曼·傑拉斯則在《新左派評論》專欄上與拉克勞和莫菲展開了激烈的「充滿怨恨的」的辯論：傑拉斯先是在《後馬克思主義？》（1987）一文中嘲諷拉克勞和莫菲的規劃是「學術歪風的高級階段」，拉克勞和莫菲隨即發表《沒有歉意的後馬克思主義》（1987）作為答復，繼而傑撿斯又以《沒有實質的超馬克思主義：對拉克勞和莫菲的真正回答》（1988）一文對拉克勞和莫菲再迎頭痛擊。作為對這一辯論的關注和回應，八十年代晚期更有一批左翼理論家紛紛撰文介入其中，其中著名的有尼料斯·穆澤利斯、S·霍華德，M·拉斯丁、G·麥克倫南等。面對各種異議和批評，拉克勞在《對我們時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中對他和莫菲的後馬克思主義立場義無反顧地再度進行了守衛與辯護。英國學者斯圖亞特·西姆把由《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所激起的一系列關於後馬克思主義的爭論稱作「拉克勞—莫菲事件」。
正是這個沸沸揚揚的「拉克勞—莫菲事件」把後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帶入了高頻的甚至是增殖性的使用中。九十年代以降，後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就象詹姆斯·彼特效斯（James Petras）所說幾乎成了時髦的學術姿態，它在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哲學、美學、歷史、文化研究、文藝評論等領域迅速擴展開來。對作為一種理論立場的後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性研究也在新舊世紀的交錯時期悄然興起，比如西姆的《後馬克思主義：一個讀本》、《後馬克思主義：一種學術思想史》，J·托費因的《新話語理論：拉克勞，莫菲和齊澤克》，蘭德利和麥科里安的《解讀拉克勞和莫菲》，D·霍華斯的《話語》，M·巴麗特的《真理的政治：從馬克思到福柯》等等。人們也紛紛「前溯後延」式地把與拉克勞和莫菲立場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對拉克勞和莫菲思想造成重大影響的以及受他們思想影響的諸多當代思想家「納入」到後馬克思主義中來，諸如，赫斯特、辛達思、拉什、尤里、瓊斯、霍爾以及利奧塔德、博德里亞、福柯、德里達、德勒茲、鮑曼、齊澤克、赫勒，等等。應該看到，九十年代以後，後馬克思主義概念在繁衍流行的同時也產生了因過度擴大其外延而使得其指義搖擺不穩的現象，這樣就影響了此一概念運用的精確度和規范性。但無論如何，後馬克思主義從一種思想傾向到一種被廣為接受和運用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分析範式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東歐和蘇聯劇變以後則是完全確立起來了。
二、後馬克思主義的背景與根源
我們知道，後馬克思主義倡導一種偶然的話語邏輯，它主張把意識形態和經濟及階級要素完全剝離開來，然而，對於後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發生學」分析，後馬克思主義的話語理論卻無能為力。後馬克思主義不論作為一種思想傾向還是作為一種確定的理論立場，它的生成、確立和盛行都不是脫離社會文化環境的純粹話語運作的結果，就象後馬克思主義本身不能夠完全拒斥馬克思主義一樣，對後馬克思主義社會和思想根源的理論透視也離不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式。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孕育成形，有著它特定的社會的、政治的、階級的、思想的以及學理上的源流。
冷戰後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變化是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大背景。針對繼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壟斷的資本主義之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許多理論家引入了新的概念圖式：E·曼德爾提出了晚期資本主義概念，R·達倫多夫提出了後資本主義的概念，而丹尼爾·貝爾則提出了後工業社會的概念，這些不同的概念描述的是資本主義在後現代社會的同一變遷景象：與原子能、資訊理論、控制論、新技術、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時代相伴隨的是，資本主義顯現出對經濟危機的巨大克服力、對「尖銳矛盾」的化解以及對多種多樣異質的對抗性社會因素的包容。隨著社會日益科層化、分工的精細化以及專業技術人員數量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布、階級對抗的性質都發生了歷史性轉變。面對這一變化，「形形色色的後馬克思主義竭力為這些新現象著書立說，以對這些明顯的區別作出解答。發展了的資本主義這一理論的提出引發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課題」（註：F·詹姆遜：《後資本主義是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的課題》，〔北京〕《國外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第13頁。）。
歐美國家（尤其是英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政治統治努力表現出一種相當溫和的民粹主義風格，這種意識形態偽裝麻痹了勞工運動、瓦解了工會的組織與團結功效，S，霍爾曾將英國撒切爾主義的政治和新右派的霸權策略精練地概括為「右派的歸化」過程——右派成功地佔有了「人民」，它的觀念在「人民」中生根發芽。右派在西方民族國家的復興、廣泛的保守統治使得政治泛化出很強的「人民民主」色調。「正是這種變化使得各種後馬克思主義堅持認為，社會階級觀點已無關緊要，傳統的政黨政治已不起作用，『奪取政權』的革命概念已經破滅，大眾消費時代的生產觀念已經過時，等等。」（註：F·詹姆遜：《論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鄭州〕《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7年第1期，第47頁。）可以說，後馬克思主義乃是這種右翼民粹政治長期熏染的結果。
工人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衰落是促使後馬克思觀念萌生的核心要素也是觸發其解構性沖動的主要原因。隨著白領的增加、新中產階級地位的上升，無產階級越來越少數化、邊緣化。許多左派理論家十分關注這種對古典馬克思主義形成嚴重挑戰和沖擊的現象，紛紛從理論上調整無產階級革命策略或者試圖瓦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安德烈·高茲甚至提出了「非工人的非階級」（a non-class of non-workers）這一概念，主張向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道別，認為無產階級已不是什麼「階級意識」的匿乏和缺失問題，而是這一作為普遍歷史主體的概念本身成了問題。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理論的質疑直接開啟了後馬克思主義的思維路向。
如果新左派不能從資本主義世界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希望卻仍能從現實的社會主義事業獲取信心，那麼他們至少還有一片藉以安慰和寄託的領地，然而，現實社會主義運動連遭挫折與敗績，最終使新左派在思想上發生了根基性的動搖。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對左派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潮，它無疑受到了世界各地社會主義追求的挫折與失敗的影響。對此，拉爾夫·密里班德作出的經典的概述：「現實社會主義的經歷，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義幻想的破滅，柬埔寨以及越南勝利的酸楚餘殃，歐洲共產主義希望的萎縮，這一切使得新社會運動在其出現之時，便天生地帶有了對於傳統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和政黨的局限性的不滿。帶有一種在滋長著的對於工人階級成為劇烈社會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隨之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註：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全球范圍內共產主義政治的失勢使左派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性質、目標、綱領、策略等都發生了質疑，正是這種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懷疑氛圍從另一方面促進了後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滋長與生成。
七十年代末，新左派知識分子普遍進入了一個思想危機階段。阿爾都塞忙於「自我批評」，普蘭查斯倒向了「人民同盟」，高茲走向生態社會主義，赫斯特和辛達思則拋棄了階級政治。從總體上看，左派由前「68」的對階級主義的過度張揚蛻變到對階級政治的厭惡和棄絕，左派思想的這一逆轉所帶來的理論震盪已不限對無產階級理論的信任度的降低問題，而是對階級和意識形態、階級和政治關系，特別是對社會主義概念的重新反思與考量。正如拉克勞和莫菲在《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開篇所宣告的那樣，「左派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過去的明顯的真理——分析的古典形式和政治預測、沖突力量的性質、左派斗爭的意義和目標——都因劈裂如此真理之基礎的那些歷史變動的突然崩臨而受到嚴重挑戰」（註：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從左派思想演變的軌程而言，後馬克思主義既是左派思想低落與危機的表徵，同時又是企圖走出迷途的渴望與嘗試。
而這一時期在西方世界廣泛興起的各種「新社會運動」為後馬克思主義敞開了一種理論建構的可能陛，或者說提供了一種絕好的素材性的支撐。女性主義、生態主義、反種族主義、性解放及同性戀運動、爭取黑色及棕色人種權利的斗爭、反全球化運動、反體制化運動、反戰的和平運動等等，這些復雜的高度分化的異質的社會構成因素和斗爭形式，展示出了各種具體的壓迫的多樣性、微觀化與不可化約性並大大強化了後現代政治對多元性、差異性、邊緣性的關懷與依重，而這恰恰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者理解社會沖突的深入擴展和新政治主體得以合法建構的情境性。
三、後馬克思主義的解構與建構
正如馬赫爾特（Oliver Marchart）所正確指出的，後馬克思主義不成其為一個學派，而只表示一種思想傾向。就其起源和具體的生成過程而論，各種後馬克思主義具有不同的思想淵源和學理取徑。譬如，拉克勞和莫菲主要基於對葛蘭西霸權理論的解讀，而赫斯特和辛達思主要基於對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的批判性闡發。就其學術范圍而言，後馬克思主義在不同的領域和學科均有其闡釋者和代言人，「它的闡釋者包括著名的政治與經濟理論家、意識形態與文化分析家以及歷史學家，這些人可以說趣味廣泛且風格各異。」（註：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照此，我們可以區分出政治理論中的，社會理論中的，文化研究中的，歷史學中的等等後馬克思主義。就其理論觀點和政治立場而論，各種後馬克思主義也不齊一等同，其理論建構的努力和取向也不盡一致。
但是，正象艾倫·伍德所言，「不論這一運動多麼復雜，也不論其所有成員事實上並不都認同相同的原則，我們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觀點上作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這種思想傾向的基本邏輯」（註：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所有的後馬克思主義，不論它以何種形式呈現、也不管它以什麼樣的理論風格表達，對馬克思主義傳統它們都持一種解構主義的態勢，並且這種解構在覆蓋面及深入的程度上均已超出了「修正主義」的意義。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後馬克思主義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的東西徹底鏟除掉。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解構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概念。在後馬克思主義看來，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宏大的元敘事，為這一大敘事提供邏輯支撐的總體性概念預設了歷史的必然性和社會的確定性，但「社會並不是一個有效的話語客體」（註：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因此，任何以單獨決定原則支配的總體化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幻相，它不僅流於簡單化和武斷主義，而且它遮蔽了異質性和多元展現，同時又承攜著權威主義和極權主義的重負，不僅馬克思及盧卡奇的總體模式是本質主義的，就連阿爾都塞的「結構總體性」也仍難脫本質主義的巢臼。
其二，解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後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的最後棱堡，因為在馬克思主義那裡，「經濟領域是服從內生規律的一種自我調整的空間」（註：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即是說，經濟的自規范機制能夠獨立於人類行為之外作用於客觀對象，它排除了所有源於政治的或其他外在介入而產生的不確定性。這種經濟的決定原則表現為生產關系對中立性的生產力發展的依賴，表現為在經濟層面上建構起來的社會當事人的統一性和同質性，表現為社會當事人在其他社會層面存在的機制最後必須根據經濟利益來說明，表現為經濟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最終決定」。
其三，解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還原論。後馬克思主義從兩個層次消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它首先廢黜工人階級在本體論上的中心地位，放棄這一階級作為普遍主體的任何認識論優勢；繼而徹底拒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堅持把階級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中剝離出去。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的認識論基礎建立在「表象」這一概念之上，它預設了被表象者和表象形式的分離，然後又很不適當地把表象形式還原為被表象者，這種「認識論話語」的錯誤在於把話語客體當作非一話語或超一話語，即鎖定了話語秩序和某種超話語因素的對應關系。
其四，解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概念。後馬克思主義把工人階級移植出政治斗爭必然引起對馬克思主義革命概念的沖蝕與消解。在後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概念無非是激進的大決裂式的原型目的論表象，它既是總體邏輯的理論結果又是本質主義總體觀的實現，因而它也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幻相。在大寫的革命的名義下人類普通解放的承諾成為特殊主義的權力政治的祭品，因此革命性的先驗設置必須被粉碎，革命主體的單一性必須被廢棄，而革命場域要轉換，革命方式要改變。
總之，後馬克思主義把後結構主義及後現代理論的主要信條，譬如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反中心主義等，都借用到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上來，這一解構想把長期以來對馬克思的神化、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及科學化、對其的不適當的政治圖解以及將其本身作為現代性啟蒙工程所表現出的與當今多元主義的文化氛圍不相適應的方面統統消解一空。但是，後馬克思主義又不完全是解構主義的，在更重要的意義上，它保持了積極的理論建構的意圖與努力。正是在對後馬克思主義的雙重維度的強調上，拉克勞和莫菲特意引入了一個對後馬克思主義的著名詮釋——他們的post-Marxism既是post-Marxism（post為斜體）又是post-Marxism（Marxism為斜體），拉克勞和莫菲之所以要別出心裁地造出三種不同的書寫方式，無非是要說明他們的後馬克思主義乃是後現代與現代的結合、解構與建構的統一。
後馬克思主義的建構意願基於這樣的一種識見：盡管馬克思主義危機重重，歷史的風雨也已侵蝕了它完美的外觀，但它肯定沒有死去，在許多方面它仍然具有充分的活力。「後馬克思主義如今是一種業已確立的理論立場，就象在拉克勞和莫菲這樣的重要理論家的著作中所表現的那樣，它試圖在作為全球文化與政治力量的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晚期的崩潰中拯救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許多方面，並對它進行重新調整定位以使之在迅速改變的文化潮流中呈現出新的意義」（註：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1.）。象哈貝馬斯一樣，後馬克思主義者堅信，具有強烈啟蒙精神的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規劃仍然擁有解放性的一面，它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共產主義價值的追求在當代的知識境遇下並沒完全喪失意義，只要藉助於一種後現代的話語邏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許多積極方面將會在解構中倖存下來並在新的建構中煥發出新的生機。
在解構與建構的雙維並重上，拉克勞和莫菲的後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個「美麗的范型」——他們一方面肅清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霸權概念的本質主義殘跡，一方面極力構築一種非決定論的霸權接合實踐。因此，他們的後馬克思主義既是消極性的又是積極性的，西姆正是按他們的這一啟示區分出兩種後馬克思主義：消極的後馬克思主義和積極的後馬克思主義，但在拉克勞和莫菲的後馬克思主義規劃中，這兩方面不僅緊緊糾葛絞合在一起的，而且其理論建構的努力要遠遠強於解構的沖動，甚至可以說，其理論重塑的意向在邏輯上「先於」並成功地規導了其拆解企圖。這恰恰切合了利奧塔德對後現代之「後」的一種詮釋：「後」（post）必須根據未來（post）的先在之悖論來加以理解。把一個非斜體的「後」置於馬克思主義之前，乃表徵一種在時間上後發的東西在邏輯上的預先蒞臨，正是在此意義上，巴麗特（Barrett）指出，拉克勞和莫菲「不是在不留痕跡地消滅馬克思主義，而是在某種意義上完成它」（註：Slavoj zizek：Mapping Ideology，Verso，1994，P246.）。
正在建構的維度上，後馬克思主義將話語理論帶入一個增殖性的運用場域和空間。「後馬克思主義把從語言學和符號學、哲學、文學、文化研究以及社會科學這一系列領域中汲取的，既冗長又深奧難解的話語集中在一起了」（註：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在這個綜合性的新話語景觀中，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overdetermination）、索緒爾的漂浮不定的能指（free-flowing signifier）、拉康的縫合（suture）、福柯的離散規則（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德里達的延異（difference）以一種近似中葯方劑的配製方式摻合融會在一起，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的建構原則——霸權接合實踐（hegemonic articulation practice）。藉助霸權接合的邏輯，後馬克思主義著力營造和構築一種祛除了本質主義和總體內在化傾向的非還原論的社會建構主義和政治多元主義以及文化多樣性訴求，這從幾個方面獲取了清楚的表達與展示：其一是意識形態的自主性；其二是歷史的隨機性；其三是社會的非閉合性建構；其四是認同政治或身份政治；其五是一個擺脫了中心主義的社會主義概念。

江蘇社會科學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