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615資金流入

Ⅰ 資本項目開放的利弊分析

摘要：近年來國外學者對資本項目開放與經濟增長相關性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認為實證結論差異的原因在於度量指標和樣本上存在區別。多數實證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項目的收益少於發達國家。本文認為其原因在於資本項目

開放後，在增加投資、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增加政策約束性方面，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收益小於發達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項目必須具備一定的宏觀經濟和微觀金融條件。

關鍵詞：資本項目開放，經濟增長，金融深化

在理論分析框架下，開放資本項目將通過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增加風險分散和促進金融發展等來促進經濟增長。在1997年香港年會上，時任IMF總裁Fischer也提出「推行資本項目自由化將成為IMF的核心工作」。但在實證研究中，盡管有實證研究認為開放資本項目能顯著促進經濟增長，但也存在相反結論的實證研究，Bhazwati(1998)甚至認為「資本項目開放的好處體現在理論上而不是在實際中」。本文旨在梳理近10年來國外學者關於資本項目開放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分析實證研究差異的原因所在，以期得出新的啟示。

一、資本項目開放度的度量指標

度量資本項目開放度的指標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定量度量資本項目開放(或管制)的實際效果，常用的指標有：國民儲蓄率與投資率的比較、利率差、實際資本流入等。這些指標在實證檢驗中並不常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難以獲得數據、或者存在利率管制、或資本實際流入受國際環境的影響等。另一類指標是根據IMF公布的《匯率安排和外匯管制年度報告(AREAER)》定性度量資本項目開放度，以往的研究多採用對資本管制項目採取「0／1」變數的形式來度量資本項目開放度(如Grilli，Milesi Ferreti，1995)，該方法的缺陷在於難以反映出一國對資本項目的實際控製程度。基於此，一些學者提出新的度量指標，目前這些指標已經成為資本項目開放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的主流指標。定性度量指標主要有：

(1)Quinn指數。Quinn指數由Ouinn(1997)提出，Quinn將資本項目開放的判分范圍定為0—4分，其中流入資本和流出資本的兌換各2分。其判定標準是：「0」表示完全限制資本項目兌換，「0.5」表示資本項目兌換需要批准，「1」表示資本項目兌換需獲得許可、但課以重稅，「1.5」表示資本項目兌換以市場機制完成、課以較輕的稅賦，「2」表示資本項目完全自由兌換。根據該判分原則，可以得出一國資本項目開放度，而「△Quinn」度量了開放度的變化。與「0/1」變數度量方法相比，Quinn指數更准確地度量了資本項目開放的強度。

(2)SHARE。根據IMF公布的《匯率安排和外匯管制年度報告》，一國資本項目開放的SHARE為開放資本項目的年度數占整個觀察期的份額。表1是Klein & Olivei(1999)(下稱K-O)根據AREAER公布的資料對一些國家1986-1995年資本項目開放度的度量結果。與Quinn指數相比較，SHARE指標反映的是一國完全開放資本項目的時間份額。以芬蘭為例，芬蘭於1992年開放資本項目，因此，在1986-1995年間的SHARE值為5／10=0.5。

表1 部分國家的資本項目開放度(1986-1995年)

SHARE值
資本項目開放時間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0.1
1995
挪威
哥斯大黎加、尼爾利亞

0.2
1994-1995
西班牙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島

0.3
1993-1995
葡萄牙、瑞典
宏都拉斯、秘魯

0.4
1992-1995
愛爾蘭

0.5
1991-1995
芬蘭、奧地利

0.6
1990-1995
法國、義大利

1988-92,1995

厄瓜多

0.7
1989-1995

瓜地馬拉

1986-1992

烏拉圭

0.8
1988-1995
丹麥

0.9
1987-1995
日本

1.0
1986-1995
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日本、紐西蘭、英國、美國
玻利維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馬爾地夫、巴拿馬

資料來源：Klein & Olivei(1999)。

最近，Edison & Warnock(2003)(下稱E-W)提出一種從證券投資方面度量資本自由化程度的新方法。國際金融公司(1FC)公布的兩個證券市場數據：(1)Global指數(IFCG)，代表一國資本市場可交易的證券總額；(2)Investable指數(1FCl)，代表外國投資者可以參與投資證券額。E-W用，IFCI與IFCG的比值來反映外國投資者對一國證券市場的可參與程度，E-W發現用證券市場開放度度量的資本市場開放度與SHARE、Quinn具有較高的相關性。

二、開放資本項目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實證研究回顧

表2是近年來國外學者對資本項目開放與經濟增長所做的實證研究。在支持「開放資本項目顯著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方面，Quinn(1997)首次證明Quinn指數與人均GDP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Quinn的研究樣本中包含了58個國家，其中16個拉美國家、6個東南亞國家、20個OECD國家和16個其他國家，上述國家在1958年Quinn指數平均值為2.3。Quinn的實證研究表明上述國家1960-1989年的經濟增長與△Quinn1958-1988呈顯著正相關關系。

K-O則用間接方式得出該結論。K-O首先證實資本項目開放促進金融深化，用「SHARE」作為資本項目開放度的度量，用流動性負債／GDP(LLY)、非金融私人部門債權／GDP(PRIVY)、商業銀行國內資產與銀行體系總國內資產(含中央銀行)(BANK)比來度量金融深化。用93個國家1986-1995年的數據，K-O的實證研究發現資本項目開放與ALLY、APRIVY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並證實上述金融深化指標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盡管K-O間接得出了資本項目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但在子樣本的實證中，K-O發現資本項目開放顯著促進了20個OECD國家的金融深化，而在18個南美國家子樣本中，作用則不明顯。

Bekaert，Harvey，Lundblad(下稱B-H-L)(2001)用證券市場開放度證實資本項目開放能促進經濟增長。因為證券市場開放是資本項目開放的重要內容，證券市場開放不僅能降低股權融資的成本，而且因外國投資者的進入，可以完善公司監管、增加投資和投資效率。B-H-L證實95個國家1980-1997年的經濟增長與證券市場開放呈正相關關系o，即使引入宏觀經濟改革、金融改革、法律環境和銀行危機等因素後，該正相關關系也具有顯著性。B-H-L使用子樣本分析時也得出與K-O相類似的結論，即發達國家通過資本項目開放獲得的收益高於發展中國家，有意思的是，Edwards(2001)用21個發達國家和44個新興市場國家1971-1997年數據所做的實證研究也得出了該結論。

在「開放資本項目對經濟增長無顯著影響」的實證研究方面，Grilli，Milesi-Ferreti(下稱G-M)(1995)首次提出「開放資本項目對經濟增長無顯著影響」。G-M的實證以61個國家 1966~1989年間每5年的經濟增長為因變數，以資本項目開放的度量指標「SHARE」、經常項目管制、多重匯率體制、期初收入、政治變數和入學率等為自變數，實證結果表明SHARE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Rodrik(1998)以近100個國家(含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1975~1989年的數據為樣本，用「SHARE"為資本項目開放度的度量指標，在控制其他變數的前提下，如期初的人均收入、中學入學率、政府信譽、地區變數後，也認為資本項目開放與長期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正相關關系。

Kraay(1998)分別用Share、0uinn指數和實際資本流入來度量64-117個國家資本項目開放度，然後用人均GDP增長率、人均GNP增長率和人均GDP水平對資本項目開放度、人口增長率、中學入學率等變數進行回歸分析，實證結果表明盡管資本項目開放度的估計系數為正，但不具有顯著性。即使使用「事件分析法」分析，資本項目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不具有顯著性。

此外，Klein(2003)的實證研究認為資本項目開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呈現「倒U」型，即在一定的收入水平(或人均GDP)內，資本項目開放能促進經濟增長，而不發達國家和富國開放資本項目未必能促進經濟增長。對於不發達國家，因為缺乏必要的國內金融體系，開放資本項目未必能促進本國投資的增加，而對於富裕國家，本國的金融體系則能順利地將本國居民的儲蓄轉化成投資。

三、開放資本項目對經濟增長影響力差異原因分析

為什麼對同一問題的實證研究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其原因主要有：(1)用於度量資本項目開放度的指標不同，如使用SHARE、Quinn指數或其它度量指標，而這些指標間的相關程度並不高，如Kraay(1998)對117個國家1985— 1997年的三個資本項目開放度量指標SHARE、 Quinn指數、實際資本流入和流出與GDP比值之間的相關系數在0.31-0.7之間；(2)樣本不同，如Quinn(1997)與Rodrik(1998)的實證相比，前者樣本中不僅包含的發展中國家較少，而且其樣本區間並不包括20世紀80年代這一「丟失的年代」。而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項目收益少於發達國家這一結論已被許多研究證實，如 K-O、Edwards(2001)、E-K的實證研究。我們感興趣的是資本項目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何因國而異?一般認為，開放資本項目通過三種途徑促進經濟增長： (1)增加風險分散的機會，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入；(2)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3)增加國內的政策約束(Kraay,1998)。我們依次分析這三種途徑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異。

表3 1975-1997年的國際資本流動情況

1975-1982

1983-1989

1990-1997

外債
總流入
外債
總流入
外債
總流入

發達國家
3.328
3.352
3.926
4.756
4。151
5.461

新興市場國家
1.116
2.573
1.019
1,470
0。189
0.897

非洲國家
2.725
2.976
1.990
1.843
0，029
0.330

亞洲國家
1.707
2.601
1.020
1.616
1，182
2.947

非發達的歐洲國家
2.260
2.023
0.338
0.520
0.719
1.855

中東國家
2.341
3.129
1.402
1.990
0.525
-0.229

拉美、加勒比海
-2.380
1.930
-0.531
0.929
-0.458
0.562

註：資料來源：Edwards(2001)。表中「外債」指債務資本流入與GDP之比，「總資本流入」

首先，開放資本項目與資本流入並不存在明確的因果關系。表3是1975-1997年間的國際資本流動情況。在1975~1997年，發達國家、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都具有較高的資本項目開放度，但是，無論是外債還是總資本流入，發達國家都高於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而持續保持較多的資本管制的亞洲國家反而對國際資本有較強的吸引力。

其次，開放資本項目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差異。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存在較多的金融抑制、較弱的金融體系和監管體系。就理論上而言，資本項目開放能減輕國內金融抑制，促進金融體系和金融監管的完善，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然而，資本項目開放後引入的國際資本更多地表現出「候鳥特徵」，以20世紀 90年代發生的兩次金融危機為例，1993年流入墨西哥的國際資本達到230億美元，而在1995年流出額達到140億美元，逆轉額達到370億美元。同樣的資本逆轉在東亞五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韓國)也重演，1996年東亞五國的資金流入為400億美元，1997年凈流出為300億美元，逆轉額為700億美元。這種類似「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的資金流動更多是帶來經濟波動而不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Stiglitz,2000)。

第三，政策的約束性。據Johnson& Tamirisa(1998)的實證分析，實施資本項目管制的兩個重要目的是為債務融資和獲得政策的自主性。在資本管制下，一國政府通過通貨膨脹稅為本國財政赤字融資，還可以避免本國貨幣貶值和升值壓力。當資本項目開放後，由於居民可以持有外國資產以及「貨幣替代」的潛在威脅。貨幣當局在實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時將面對更多的約束條件。度量政策約束性的常用度量指標是通貨膨脹率，然而Kraay(1998)的實證檢驗並未證實資本項目開放能顯著降低通貨膨脹率，其根本原因在於發展中國家中央銀行尚缺乏獨立性，而發展中國家的「弱財政」也迫使政府當局繼續依賴通貨膨脹稅。。

四、結語

Eichengreen & Leblang(2002)在回顧了百年的資本管制史後認為：資本管制本身雖不能促進經濟增長，然而在金融危機發生時，資本管制卻能抑制危機對經濟的破壞作用。因此，只有當國內金融體系穩健、國際金融環境也不易發生代價昂貴、極具破壞性的金融危機時，開放資本項目的收益才可能大於成本。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希望通過開放資本項目，吸引更多的外部資金流入、增加本國投資和促進經濟增長。然而，開放資本項目猶如「將賽車的發動機裝入舊車」，如果不檢查汽車的其它部件和培訓車手的情況下就發動，其效果甚至不如未裝前的舊車，因為駕駛舊車雖然慢但安全可靠，而換發動機後可能高速行駛，但更可能發生事故(Stizlitz，2000)。因此，只有在經濟水平和金融體系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後，開放資本項目才能促進金融深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增加政策的約束性，並最終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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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趨勢

自20世紀初期起到20世紀50年代，國際資本市場開始在資本的國際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其活動表現出如下特徵：
1、國際資本市場推動國際資本由歐洲湧入美、澳等當時的新興市場國家
一般認為，古典金本位盛行的1870年到1914年的50年間，國際資本保持高度流動性，並大量由歐洲湧入美國和澳洲等地區。1914年前後，英國的年平均資本流出量佔GDP的5%到9%，法國的資本流動佔GDP的2%，德國為3%左右。而在資本輸入國中，澳大利亞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9.5%，加拿大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6%。
2、公共機構是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主體。當時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主要表現為：借款國家政府和部門大量向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資本市場發行固定利息債券；美國的債權人在國外建立子公司，通過持有過半數的股權（或獨家經營）對其進行控制等。
3、國際資本市場具有很強的波動性，尤其是國際債券的利率隨時間及國別的變化而出現大幅度調整。
4、資本流動因資本輸出國和輸入國宏觀經濟狀況變化及突發性政治經濟事件而初現上升和下降的大起大落。1929-1933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蕭條，導致普遍的債務違約，嚴重打擊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30年代，在貨幣貶值預期普遍存在和戰爭及政治迫害等因素的影響下，資本運動大部分採取了短期資金外逃的形式。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范圍的私人銀行貸款和證券投資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資本無法突破地域限制，更多地表現為在貨幣發行國境外的流動，市場交易行為也大多發生在國外，即歐洲美元交易。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特徵是：
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停留在歐洲市場及歐洲貨幣的范疇。在戰後廢墟上崛起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構築了二十世紀後半期國際金融秩序的基礎，同時，該體系的核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關協定則明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國際資本流動的基本規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初期，各國普遍對資本流動進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嚴格控制下的資本繞開管制在貨幣發行國境外流動，形成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雛形。歐洲資本市場既是銀行間市場，又是政府籌措資金的市場，同時還為大公司提供借貸服務，商業銀行是該市場的核心。歐洲資本市場資金來源廣泛，數額龐大，以多種兌換貨幣計值，充分滿足各種借款需要，商業銀行經營自由，貸款靈活簡便，資金安排迅速。
2、資本流動形式集中表現為官方援助和直接投資。在二戰結束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資本流動的主流是大規模的國際援助，以及逐漸復興的直接投資。二戰後歐洲重建計劃引起了龐大的官方資本流動。美國政府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的第四援助計劃導致美元大量流入歐洲。從1945年7月1日到1955年6月30日，美國在馬歇爾計劃下，向聯邦德國提供貸款38.7億美元，1945年12月，美國與英國簽署財政協定，美國向英國提供37.5億美元的低息貸款。
3、美國在主導官方資本流動的同時，也成為私人資本流動的主體。根據OECD的國際資本市場統計，1951年，國際債券的發行總額為9.954億美元，其中，在美國市場發行了9.226億美元，占國際債券發行總額的92.69%，整個50年代，美國為國際債券發行提供了71.601億美元的資金來源，占當時融資總額的78.21%。進入60年代後，美國商業銀行紛紛擴大國際業務，在國外尤其是歐洲開設分行，這些銀行利用其持有的巨額資金，積極發展信貸業務，為歐洲貨幣市場提供了新的資金來源。 1973年，隨著匯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動的轉變，美國和其它一些國家逐漸解除對跨境資本流動的控制，國際資本流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該時期對資本流動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及石油美元的產生。
1、石油危機與石油美元
石油作為一種重要的能源，自70年代起開始取代煤炭，成為世界能源消費的主要部分。石油的生產和消費極不平衡，美國、歐洲和日本所生產的石油不到全球總產量的20%，其石油消費量卻佔全球總消費量的70%，不得不大量依靠進口，石油價格的變動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的表現。
中東國家是主要的石油生產國，1960年9月，第三世界石油生產國建立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致力於改變長期形成的油價過低的不合理局面。70年代起，OPEC成員國通過參股和收歸國有等措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石油資源。
70年代初美元匯率下調，西方工業國的製成品價格相應上漲，由於石油貿易以美元計價結算，石油出口收入跟隨美元匯率持續下降，石油生產國蒙受重大損失。1973年10月中東戰爭爆發後，OPEC成員國一方面加快石油生產國有化進程，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石油價格從此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974年1月的11.65美元。1979年1月，OPEC再度提高油價，把每桶原油定價調整為14.327美元，到1981年10月，國際市場油價上升到每桶34美元。
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經濟體遭受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靈活調整為這些經濟體吸收這種外部沖擊提供了可能。
隨著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OPEC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順差，1974年達651.7億美元，1980年達928.4億美元，1973年到1981年順差累計達3360.7億美元。這就是所謂的石油盈餘資金，由於石油盈餘資金大部分以美元表示，所以又稱石油美元。
2、石油危機時期全球資本流動的特徵
石油危機時期資本流動的特徵表現為：
①石油美元的積累及流動推動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在OPEC成員國可供運用的資金中，約有三分之一投放在歐洲貨幣市場，大部分採取歐洲美元存款的形式。在1981年歐洲貨幣貸款總額900億美元中，阿拉伯銀行佔了26.5%。所以，歐洲資本市場在提供渠道促使石油美元迴流的同時，也獲得了自身進一步發展的新動力。
②石油美元的流動掀起了私人商業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的高潮，也為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長期、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資金需求快速上升。OPEC成員國組織為獲得發達國家比較安全的資產，把大部分石油美元貸給了發達國家的私人商業銀行。而70到80年代，發達國家經濟普遍停滯，名義利率停留在低水平，扣除物價因素後的實際利率則為負值，私人商業銀行便增加對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貸款，獲取更高的利息收入。石油危機期間，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活動顯著增加，尤其是非OECD國家的籌資額成倍上升。
1982年後，OPEC成員國開始出現經常項目逆差，石油美元的累計過程被迫中斷，這樣，發達國家私人商業銀行向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發放貸款的資金來源無以為繼，發展中國家獲得國際貸款的條件急劇惡化。 進入80年代，由於多數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淪為債務沉重的借款國，面臨著債務還本付息的困難，資本流動開始顯示出收縮跡象。
從1973年到1982年的十年間，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對外債務總額從1031億美元增加到8420億美元，每年增加18.8%，其中，政府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4.5%，私人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9.4%，私人信貸在貸款總額中的比例達60%到75%。在居高不下的外債總額中，短期信貸高速增長，國際債務期限明顯縮短，浮動利率債務比例大幅度上升，到1980年已經超過全部外債的40%。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外債償付壓力不斷上升，從1973年到1982年，還本付息額由179億美元增加到932億美元，還本付息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償債率）由15.9%提高到23.9%，其中利息支付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由6.1%增加到13.2%。
在非產油發展中國家過度借貸、結構失衡的同時，80年代起，國際市場環境的變化直接導致了該類國家償債危機的爆發。1980年，西方國家先後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發達國家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和世界貿易增長率開始下降，到1982年出現了負增長，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急劇惡化，進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收入快速下滑，經常項目逆差上升，外債還本付息能力降低。
在西方國家經濟持續衰退的同時，美國里根政府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出現了高利率、高匯率、高通貨膨脹率三高現象。
由於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外債以美元計價的比例很高，美元匯率的上揚直接加重了該類國家實際的債務清償即流向債權國的本金和利息的負擔。
由於美國利率居高不下，其它發達國家也相繼隨之提高利率。七個西方主要工業國短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2%上升到1982年的12.9%，長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3%上升到1982年的12.4%。由於發展中國家浮動利率外債超過外債總額的40%，利率的上升導致償債壓力的上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國際金融市場利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非石油出口國將多付40億美元的利息，以此推算，巴西和墨西哥將為此多支付7.5億美元的利息，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將多支付近200億美元的利息。因此，1979年後，許多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借的新債主要用於支付利息。
在內外雙重壓力的作用下，1981年3月，外債總額為260億美元的波蘭政府無力償付數額為25億美元的到期債務本息，拉開了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債務清償危機的序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全部外匯儲備基本耗盡，無力償還到期債務的本息；9月，第三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巴西宣布急需175億美元的新貸款來解決清償困難；12月，阿根廷提出與西方債權者進行重新安排債務的談判。越來越多的國家捲入這場債務危機：在拉美，除哥倫比亞和巴拉圭外，其他債務國均相繼要求延長償還債務期限，在非洲，蘇丹、摩洛哥、多哥、中非共和國、馬達加斯加、扎伊爾、尚比亞等10國陷入債務危機的深淵，在亞洲，印尼和菲律賓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援助解決債務支付問題。
債務危機爆發後，債務國政府、債權國政府、債權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漸遏止了危機的蔓延。但是，這場危機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特徵表現為：
1、資本流動規模擴張極不穩定。80年代初期，資本跨國流動的總量由年融資近2000億美元下降到1500億美元左右，累計下降幅度超過20%。1984年後，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總額又出現大幅度上升，三年間累計升幅超過70%，表現出很強的不穩定性。
2、發達國家間的國際資本流動受債務危機的影響程度輕微，並在短時間內快速恢復。1982和1983兩年，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分別下降了14%和11%，下降程度略高於國際資本市場的平均水平。但是，1984年後，OECD國家的融資規模快速上升，資本流入數量超過了債務危機前的總水平。
3、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進入長收縮期。非OECD國家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在1981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419億美元後，進入長達6年的下跌期，年度融資總額一度下降到211億美元，比1981年下跌近50%。一直到1993年，非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才超過1981年的水平，達653.42億美元。因此，在債務危機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收縮期長達10年，這剛好是拉丁美洲國家失落的十年。 1988以後，資本流動的規模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資本的跨國流動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的發展階段。
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總額，由1988年的3694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億美元，增長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國際債券發行、銀團貸款和其它債務工具為主要內容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額達12247億美元，比兩年前增長了近50%。
附表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1988-1995）（百萬美元）
--- - - --------------------------------------------------------------------------
時間 國際市場籌資總額 年度增長率% OECD國家籌資總額 非OECD國家籌資總額
1988 369393 21.64 332318.1 26557.5
1989 385313.6 4.31 347776.2 24605.8
1990 361430.9 -6.19 316653.5 29358.8
1991 432500.4 19.66 379478.2 38022.7
1992 458255.1 5.59 404420.8 32960.2
1993 625835.9 36.57 539776.5 65348.2
1994 669702.1 7.01 587336 69992.9
1995 832243 24.27 732169.3 8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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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tatistics1950-1995
80到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最顯著特徵是資本流動的全球化，具體表現為：
1、資本跨國界流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大幅度上升。
在資本流動總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資本跨國流動與其經濟規模的相對比例顯著提高，國際清算銀行依據國際收支統計資料計算的證券跨境交易資料顯示，1975年到1998年間，西方國家各類證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間的交易總額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義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長最快的時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2、資本流動的速度快速上升，資本流動性達到很高水平。
在資本流動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金融技術的日新月異，金融創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類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國際資本的流動速度。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對全球外匯市場的名義日交易金額的調查，到1998年4月，該交易額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比上次統計的1995年增長近50%，三年間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4%，大大超過1992到1995年的9%。顯然，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的擴大在不斷加速。
3、更多的國家和地區以更有利的條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在本階段，新興市場國家再度成為資本流動的重要目標，發展中國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條件顯著改善，參與國際資本市場活動融通資金的國家越來越多，各類資本市場進入的障礙和藩籬紛紛消除。
4、國際資本市場的價格呈現趨同趨勢，利率的波動具有明顯的聯動性。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使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條件趨於一致，不同國家的利率差距縮小。過去20年間，主要工業國中央銀行基準利率差距不斷縮小，進入90年代後，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央行基準利率一度收斂於6%的水平，盡管此後又出現一定程度的分離，但總體升降趨勢基本同步，利差趨於穩定。此外，隨著歐元的出台，歐洲主要國家利率水平率先趨同。
從利率水平的調整看，西方主要國家央行的決策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幾乎主要國家利率的每一次調整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快速響應。 綜觀國際資本市場市場的百年變遷，我們發展，推動國際資本市場全球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產力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及世界經濟的周期性變動，國際貿易發展，金融市場內在需求及利率變動、金融創新及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資本帳戶管理政策，國際貨幣體系，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方面。上述動力的屬性又可以劃分為：經濟金融發展的客觀需要和有關國家或國際組織人為推動兩部分。
在一般情況下，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本身的推動力應歸入客觀必然性類別；金融活動快速上升產生的內在推動力則兼具客觀必然性和人為推動兩方面的屬性，但是，相對而言，其客觀必然性的色彩更強烈一些；在資本帳戶開放進程中，發達國家的政策推動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種開放過程又是更多的國家對外經濟貿易聯系不斷擴大的結果，因而同樣具有客觀必然性的一面；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國際貨幣關系的准則，其總體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體現了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意願；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政策調整可以全部歸入人為推動的范疇（詳見下表）。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設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進的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總體上看是世界經濟、金融活動規律調整的必然結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部分發達國家的意志，具有人為推動的一面。
從另一個角度看，資本流動的全球化發展和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是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相互聯系又各具特點的組成部分，資本運動的自由化意味著居民可以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活動，也意味著國內消費者可以購買外國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本國金融機構可以為外國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從而從內外兩個角度進一步推動了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其最終結果是資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資源配置的最佳化，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場表現形式。
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屬性的特殊性決定了其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從全球資本流動的地域結構看，發達國家和地區繼續保持在資本全球流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成為資本全球化布局的出發點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相互間的資本流動繼續保持較高水平，資本多向流動趨勢日益顯著。即使是金融危機的大范圍爆發，也不僅沒有影響發達工業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反而促使資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規模流入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成為全球資本流動的最終目的地，大量持續的資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實力超強發展，使其對國際資本市場未來格局的影響力不斷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資本自由流動和金融貿易服務自由化等形式，促進了全球金融領域的競爭，推動風險報酬趨向於平均水平，並通過資產價格的迅速調整保持市場均衡與穩定。同時，資本自由流動促使金融中介機構更好地進行風險評估和管理，擴大技術轉讓的范圍，其結果是更多的金融機構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提供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推動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此外，資本流動的全球化要求一國有關管理當局切實提高經濟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關政策組合的協調能力。
當然，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的資本擴張僅僅是個開始，資本的全球化擴張還處於初始階段。80年代後期出現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逐漸暴露出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但是，與我們傳統認識相背離的是，即使不同資本流動工具的變動規模呈現此起彼伏的波動特徵，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全球資本流動持續增長的趨勢並未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融資的增長成為一種不斷持續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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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資金流量表如何填寫

三、資金流量表資金流量核算主要以收入分配和資金運動為核算對象。它反映一定時期各機構部門收入的形成、分配、使用、資金的籌集和運用以及各機構部門間資金流入和流出情況。（一）基本結構資金流量表採用矩陣結構。主欄表示交易項目，賓欄代表機構部門。每個機構部門下面列出兩欄，即「來源」欄與「使用」欄，分別代表機構部門資源的籌集和資源的使用，「來源」放在右端，「使用」放在左端。主欄交易項目按交易的不同性質分為實物交易和金融交易，這樣資金流量表就分為主欄不同、賓欄相同的兩大部分，即實物交易部分和金融交易部分。（二）基本記錄原則資金流量表採用復式記賬原理，對每筆交易都作雙重反映。在實物交易方面，一個部門的收入同時是對應部門的支出。收入記錄在來源方，支出記錄在使用方。在金融交易方面，一個部門金融資產的增加（減少），一般伴隨著對應部門負債的增加（減少）。金融資產的增加或減少記錄在使用方，負債的增加或減少記錄在來源方。這一記錄原則使資金流量表上的各種收入、支出和金融流量始終保持收支相等、借貸對應的平衡關系，整張表的上下、左右相互銜接，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平衡系統。各個機構部門發生的各種交易都能得到一致反映，社會資金運動的來龍去脈一目瞭然。（三）基本概念1．實物交易是指與貨物和服務的生產與使用、收入分配和無償轉移有關的交易活動。2．金融交易是指以現金、信用、證券等金融資產負債為交易對象的交易活動。3．初次分配總收入初次分配指生產活動形成的收入在參與生產活動的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及政府之間的分配。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勞動力所有者因提供勞動而獲得勞動報酬；土地所有者因出租土地而獲得地租；資本的所有者因資本的形態不同而獲得不同形式的收入：借貸資本所有者獲得利息收入，股權所有者獲得紅利或未分配利潤。政府因對生產活動或生產要素征稅而獲得生產稅或因對生產進行補貼而支付生產補貼。初次分配的結果形成各個機構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各機構部門的初次分配總收入之和就等於國民總收入。4．可支配總收入在初次分配總收入的基礎上，通過經常轉移的形式對初次分配總收入進行再次分配。再分配的結果形成各個機構部門可支配總收入。各機構部門的可支配總收入之和稱為國民可支配總收入。5．總儲蓄是指可支配總收入用於最終消費後的差額。各機構部門的總儲蓄之和稱為國民總儲蓄。6．凈金融投資從實物交易角度看，它是指總儲蓄加資本轉移收入凈額減非金融投資後的差額。從金融交易角度看，它是金融資產增加額減負債增加額的差額。（四）基本指標之間的關系1．初次分配總收入＝增加值－支付的勞動者報酬＋收到的勞動者報酬－支付的生產稅凈額＋收到的生產稅凈額－支付的財產收入＋收到的財產收入 2．可支配總收入＝初次分配總收入＋經常轉移收入－經常轉移支出3．總儲蓄＝可支配總收入－最終消費4．凈金融投資＝總儲蓄＋資本轉移收入凈額－資本形成總額－其它非金融資產獲得減處置5．凈金融投資＝金融資產增加－負債增加（五）基本編表方法資金流量表分為實物交易和金融交易兩大部分，分別由國家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編制。資金流量表的基本編表方法是：（1）按照交易的項目和機構部門的類別，逐項、逐部門收集原始資料；（2）按照國民經濟核算的概念和原則對原始資料進行加工整理，對遺漏或有缺口的數據進行必要的調查或參考有關指標放大推算；對同一交易項目有兩種以上資料的進行比較、對照，選取最佳資料；（3）將分項資料按照各個部門的特點分攤到各個機構部門，並在此基礎上得到資金流量表初表；（4）對資金流量表初表的實物交易部分和金融交易部分進行反復平衡，得到實物交易與金融交易平衡後的資金流量表；（5）將經過實物交易與金融交易平衡後的資金流量表與國民經濟核算的其他部分，如投入產出表、國際收支表、資產負債表進行協調，得到最終的資金流量表。附：資金流量表表式：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資 金 流 量 表（金融交易）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2001年)單位：億元 指 標 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部門政府部門住戶部門省內合計國內省外國外部門總 計使 用 來 源使 用來 源使 用來 源使 用來 源使 用來 源使用來 源使 用來 源使 用來 源 1、凈流出 242.60 -1188.18 -945.58 2、增加值 6828.31 369.20 837.62 2612.58 10647.71 10647.71 3、勞動者報酬 2455.09 127.89 582.95 1782.26 4948.19 4948.19 4948.19 4948.19 4948.19 工資及工資性收入 2338.87 114.08 551.50 1782.26 4786.71 4786.71 4786.71 4786.71 4786.71 單位社會保險付款 116.22 13.81 31.45 161.48 161.48 161.48 161.48 161.48 4、生產稅凈額 1259.08 109.23 22.05 1419.10 465.69 1856.05 1419.10 436.95 1856.05 1856.05 生產稅 1291.05 109.23 22.05 1462.79 477.41 1899.74 1462.79 436.95 1899.74 1899.74 生產補貼 -31.97 -43.69 -11.72 -43.69 -43.69 -43.69 -43.69 5、財產收入 1036.49 450.49 998.01 997.35 48.57 4.19 542.28 2038.69 2038.69 2038.69 2038.69 利息 994.16 450.49 997.35 997.35 32.79 3.19 514.07 1994.70 1994.70 1994.70 1994.70 紅利 18.26 0.66 18.92 18.92 18.92 18.92 18.92 土地租金 15.09 15.78 0.69 15.78 15.78 15.78 15.78 其他 8.98 0.31 9.29 9.29 9.29 9.29 9.29 6、初次分配總收入 2528.14 131.42 1700.29 5850.91 10210.76 679.55 -1188.18 9702.13 7、經常轉移 512.91 18.77 14.81 7.46 30.57 601.72 339.00 302.53 897.29 930.48 50.77 83.96 981.25 981.25 收入稅 263.50 11.38 392.74 117.86 392.74 392.74 392.74 392.74 社會保險付款 161.49 161.49 161.49 161.49 161.49 161.49 社會補助 90.29 2.40 11.80 104.49 104.49 104.49 104.49 104.49 其他 159.12 18.77 1.03 7.46 18.77 47.49 59.65 198.04 238.57 271.76 50.77 83.96 322.53 322.53 8、可支配總收入 2034.00 124.07 2271.44 5814.44 10243.95 730.32 -1272.14 9702.13 9、最終消費 1934.30 3907.02 5841.32 5841.32 居民消費 3907.02 3907.02 3907.02 政府消費 1934.30 1934.30 1934.30 10、總儲蓄 2034.00 124.07 337.14 1907.42 4402.63 730.32 -1272.14 3860.81 11、資本轉移 97.69 213.43 115.74 213.43 213.43 213.43 213.43 投資性補助 97.69 213.43 115.74 213.43 213.43 213.43 213.43 其他 12、資本形成總額 3290.79 20.10 220.35 329.57 3860.81 3860.81 固定資產形成總額 2964.56 20.10 217.77 289.75 3492.18 3492.18 存貨增加 326.23 2.58 39.82 368.63 368.63 13、其他非金融資產獲得減處置 14、凈金融投資 -1159.10 103.97 19.10 1577.85 541.82 730.32 -1272.14 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