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資金流動現狀

A. 影視行業的資金是怎樣運作流通的

影視行業的資金是這樣運作流通的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非常嚴肅的運作和非常嚴肅的流通導致了影視行業資金快速的流轉為首趕快去入影視行業吧，不要等待，現在去做他即將帶動你生命中絲巾鏈的發展。

B. 如何看待中國電影現狀是什麼限制了中國電影的發展

上頭有一票人制馬，人數為36（或32？）人，
這30幾個人手握中國電影的出生證明和死亡證明，
中國電影的拍攝流程是要先送劇本審核，
通過後再募款拍攝，成品再送給這票人再審，
看看影片有沒有照著送審劇本拍，
然後才准許公演，
而中間只要有一個流程不對，電影不是夭折就是流產。
電影本身就是一項影像創意，而創意就是天馬行空，
一個事前也審事後也審的制度，如何能讓創意發光發熱？
所以審查制度是扼殺中國電影工業的最大兇手，
也因為這個兇手的存在，
掌握生殺大權者，或者有關系門路足以影響者，
各個都是潛規則的愛用者，所以整個演藝生態臟亂無比。

審查制度和堅持電影不分級，都是中國電影限制的元兇。

C. 關於中國電影的發展現狀

老子來說兩復句，中國制的電影在特效方面不如美國，這我們都承認，資金方面也不如美國，但有一點大家可能不清楚，那就是中國電影人的專業精神也不如美國，中國拍不出好的電影，不是單單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的問題，其中之一是中國的電影分級制度一直下不來，影響了中國電影的發展，還有一方面就是香港電影人的不專業，80年代香港的電影大紅大紫，但後來演員，導演都出去掙外國錢了，都到美國了，在美國當小馬仔，也不願意回國發展，這就要大大的BS了，中國與美國抗衡，從電影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來了，中國人愛國都是掛在嘴上的，做不出什麼實事來，所以二戰時，中國的偽軍比日本軍隊的人數還多，就不足為奇了，這大概是民族問題，可能我說的有些偏激，但我也是恨鐵不成鋼，生氣，中國的電影反攻美國，我想我這輩子是看不到了，

D. 中國電影現狀分析

老子來說來兩句，中國的電影在自特效方面不如美國，這我們都承認，資金方面也不如美國，但有一點大家可能不清楚，那就是中國電影人的專業精神也不如美國，中國拍不出好的電影，不是單單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的問題，其中之一是中國的電影分級制度一直下不來，影響了中國電影的發展，還有一方面就是香港電影人的不專業，80年代香港的電影大紅大紫，但後來演員，導演都出去掙外國錢了，都到美國了，在美國當小馬仔，也不願意回國發展，這就要大大的BS了，中國與美國抗衡，從電影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來了，中國人愛國都是掛在嘴上的，做不出什麼實事來，所以二戰時，中國的偽軍比日本軍隊的人數還多，就不足為奇了，這大概是民族問題，可能我說的有些偏激，但我也是恨鐵不成鋼，生氣，中國的電影反攻美國，我想我這輩子是看不到了，從客戶現狀分析看電影的大多是情侶、同學、同事、朋友過生日，情侶明顯屈多，注重的是怎麼留住他們的心，

E. 中國電影產業現狀與未來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有了新的氣象，每年一度的華表獎、金雞獎、百花獎、百合獎、童牛獎、評選出的多部電影精品和優秀影片足以說明了中國電影的非凡進步，使我們感受到了創作者們不但繼承和延續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國電影的第二次高潮的經驗和傳統，而且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創作者們在現實題材領域里的堅持不懈與開拓，探索和創新能力又勝於以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中國的電影導演是與時代同步的。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電影導演，特別是第四代電影導演，對於電影市場化的不適應，面對眼花繚亂的市場一時不知所措，一些看起來挺不錯的作品卻受到了市場的冷淡，一些挺不起眼的東西卻受到了市場的青睞。市場說，電影雖然是藝術但它首先是商品，要求即時消費即時賺錢，你可以弘揚民族文化，但在市場上即時找到買主才能站得住腳，市場不承認文化功能，只注重商業價值。例如，廣大農村是中國電影最具發展力的市場，據文化部一項專門調查顯示，全國縣鄉鎮的電影院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以停映或租借改作其他行當，幾年看不到一場電影。雖然政府努力想改變這個局面也出了不少資金拍攝給農民看的電影，但是這局面還是沒有根本改變。
一位朋友勸我拍拍武打片或者城市片吧，拍農村片觀眾少，同樣費力卻不討好。當時我不得其解，我認為不論什麼題材的電影，只要拍得好看就會有觀眾。轉而一想，朋友說的也不無道理，這大概是中國進入新時期以來，中產階層的迅猛崛起所帶來的強勁的中產階級文化氛圍所致吧，這個階層所面對的是一個物質化了的世界，他們講娛樂，講休閑，什麼「好看」看什麼，什麼「好吃」吃什麼，消遣成了他們看電影的主要目的。為此，一些影視快餐挺適合他們的口味，他們與「思想」的節目無緣，大凡涉及到的所謂「思想」也是金錢的概念。也難怪，投資人是講回報的，製片人是講利潤的，他們認為投資農村片是無利可圖的。特別是前一個時期，整個社會都比較浮躁，一個基本的心態就是想發財想暴富，都想盡快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這不是說我們民族的心理出現了什麼問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還是社會的進步呢。我是說，我們當電影導演的，必須直面這個社會現實。我想，隨著市場經濟的秩序化，使得這樣一些投資人對農業農村農民會有新的、深刻的認識，會逐漸地對農村題材的作品感興趣，他們面對自己經營的艱難，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心態，因為他們在成功之前也是平民百姓。盡管強大的中產階層可以給平民百姓帶來利益，但實現中國的全面小康生活的關鍵，還是在農業農村農民，他們的事情解決不了，中國社會的全面繁榮就無從談起。
我始終認為，問題還是我們電影導演自己，因為題材本身不能決定作品的優劣和觀眾的多少，無論什麼題材，只要拍得好看，就能贏得品位和觀眾，真正的觀眾要求真正的導演，給他一個令人感動的人物形象，有了一個令人激動不已的故事，你的作品，市場就接收了。
由於市場經濟，許多製片人和藝術家受到利益的驅動，紛紛去拍賺錢片，這無可非議，好萊塢的電影產業，目的就是賺錢。可我們是中國，中國有中國的國情，硬去效仿美國並不見得會給你帶來什麼益處。不要迎合「商業」而去拍「商業」，不要迎合觀眾而去拍「趣味」，那樣反而失去了商業和觀眾，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理順自己的思路，更多的關注現實題材，因為現實是觀眾最為關注的，可以這樣說，誰最關心平民百姓誰就擁有了觀眾，這是古今中外大量的名著名片所證明了的。當然，現實題材的創作不能浮躁，不論市場怎樣喧囂，我們不能為蠅頭微利所惑，不能丟掉我們對電影的熱愛之情，需要真情投入，需要一種崇高的責任感。現在一提責任感，許多影視人都呲之以鼻，好像這是過了時的話題。如今時興的說法是按著藝術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這話沒錯。我所說的責任感是創作者內心深處的東西，真正的責任感是誕生優秀作品的基礎，特別是導演，一個導演連一點責任感都沒有，很難想像他能拍出有人生況味、有深度的作品。我在拍戲的時候，就要求大家心中都要有一種責任感，一個盲人過馬路，你去扶他一把，你就崇高，你去嘲笑他，你就淺薄，而我們攝制組要的就是這種崇高，把這種崇高作為拍好戲的目標，我相信會有好結果。我覺得，創新和審美品格，都是在劇中人物身上體現的，千萬不要從概念出發。誰都知道人有千面，人各成章的道理，做文章也是文無定法，可為什麼偏偏在創作電影作品的時候，一涉及現實題材的主人公便概念了呢？這當然有各方面的原因，就創作者來說，是一個想像力的問題，究其根本，是能不能真正的深入生活，在生活里發現令你眼睛一亮的東西。這也是一個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的問題，藝術家的責任，就是揭示真理，說真話。
電影是20世紀受大眾喜愛的一門藝術，中國電影至今也快百年了，歷史己經證明，電影自身的發展在一個世紀中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有人認真地研究和考查了中國電影，說從電影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發展的角度看，敘事電影將可能形成六種電影形態，即影院電影、電視電影、網路電影、電視劇、網路劇、電影劇。我們很快就會進入一個不用膠片的數字電影時代，21世紀的中國電影在製作上將完成一個由拍電影到書寫電影的轉換過程，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可以設計出與演員一樣的數字演員，隨著計算機的不斷完善，數字演員的表情和姿態將會和真人一模一樣，日本已經有人寫文章，說應當考慮被拍攝對象從攝影機前面消失的問題了。到那個時候，電影美術師和攝影師的概念，電影劇作和電影導演的概念就難以確定了，那樣的電影很難說是拍出來的，因為它不是拍電影的概念。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隨著科技的發展，這種狀態的電影時代很快就要到來。我們電影導演應該有這方面的准備。
就我個人來講是非常不願意看到這樣的電影時代的到來，那種電影很難定義為電影，那是另一種東西，肯定不是電影。電影就應當是人拍出來的，而不是科技出來的，任何科技都應當是電影的輔助手段而不應當成為目的，數字人畢竟是科學而不是真的人，它的情感體驗是數字化了的，模擬得再逼真它也是虛擬的世界，就像電腦游戲機。如果作為電影的一個品種出現是可以的，如果完全替代電影則是不可以的。敘事電影是人的情感體驗，情感這東西科技怎麼能替代？就像人不可以克隆一樣。為此，不論電影變化多少媒介方式和藝術形式，我相信用真人扮演的電影是不會消失的，會長久地活躍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當中。
未來是預測，重要的還是現在。中國電影若要繼續發展前進，就必須按著電影的自身規律辦事，認真地遵循市場規則，讓市場和歷史檢驗我們的作品，只要創作者能夠不斷地積累知識，吸收和參照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精心製作自己的電影作品，努力提高自己的電影文化水準，才能與人類文化和文明進程同步。

F. 中國電影的發展趨勢

中國電影的未來趨勢和中國經濟曾長有很大的關系,同時和公民的生活質量也有關.
為什麼美國電影是NO.1?不是因為他們早,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導演,演員,編劇比我們的好,而是他們有資金,他們的生活質量高,用一句很通俗的說法就是吃飽了撐著沒有事做,為什麼這么說呢,他們的生活富足了不用為吃飯穿衣發愁,他們就是閑暇想些亂七八糟的,天馬行空的事情,所以他們有了超人,蜘蛛人等等一系列的科幻電影.有了資金就會有高技術的設備,選材什麼的質量也會提高,美國電影公司的老闆和中國電影公司的老闆他們考慮的事情角度都不會一樣,雖然都是為了盈利.其次他們的後備人才也跟的上,受到了全球最好的教育,而在中國進電影院看電影的人是少的可憐, 所以中國電影和美國電影之間存在的不僅僅是電影上的差距.
中國電影要想快速的在全球電影中占的一習之地我認為首先:加強我國電影公司之間的競爭,大家留意的話就會發現我國的電影公司是少之又少,有規模的就屈指可數了,只有在競爭強烈之下影片的質量才會有快的提升,怎樣才能有競爭呢,電影公司的曾多,或者政府也可以出面做一些調整.
其次中國的電影也應該逐步進軍外國影院當然現在就有,可是還很不夠,也可以融入一些外國的元素在裡面,更容易讓別人接受.
再下來就是我們的後備人才應該接受更全面更好的教育,比如說定期定量的美國留學生/而我們的影星可以更多的去滲透美國電影市場,比如成龍.李連傑這樣的人太少,我們需要年輕的具有國際票房號召力的人,當然我們現在可以去培養這樣的人.
對於全世界最大的市場而言中國電影未來發展的趨勢是可以看的到的.

G. 全球化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發展 詳細

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後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於中國文學的「全球化」。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後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於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並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對於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並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並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並將其引向新的終端。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芸芸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於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於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於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於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路的崛起和挑戰等。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並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於發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麼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於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後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徵。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於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後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後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於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麼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後者的特徵更加明顯。盡管我本人並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徵：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於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並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路，這些網路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製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症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雖然電影也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並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路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後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於「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裡，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使其以一個「他者」的面目出現在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中，以達到討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們看來，毫不奇怪，這些電影並非憑借其自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獲得西方大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對中國人的歪曲描寫迎合了西方觀眾和評獎委員們對東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們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試圖發起反對中國電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的獲獎標志著其最終得到了國際同行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中國電影終於先於文學而走向世界了，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電影業在市場經濟的不利環境下的發展和繁榮。我雖然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從一些具體的電影文本的分析出發來從理論上消解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二元對立。從理論上來看，本土主義者旨在保護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來影響，這在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一直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擴大對外交流。在這樣一種大的氛圍下，我們無法擺脫外來影響，因為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性而言，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包括電影和大眾文化產品，也在不斷地影響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義便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新的形式：大肆攻擊所謂的「文化殖民主義」，試圖通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來對抗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滲透和入侵。既然電影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集現代技術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那麼在中國的電影理論批評領域翻譯介紹當代西方最新批評理論思潮也往往早於文學領域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引進。 ( 8 ) 年輕的電影導演或批評家對西方學術理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之興趣往往大於對中國批評理論界所討論的問題。盡管在中國的文化學術界始終有著關於中國電影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爭論，但我仍認為從一種後殖民的理論視角對這種獨特的現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誠然，自上世紀 8 0 年代以來，當中國向世界再次打開國門實行經濟改革時，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蜂擁而至，首先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 9 ) 這種影響雖曾經歷過與藝術家的互動，並打上了後者對之的有意識誤讀甚至創造性建構的色彩，但最終還是形成了與西方原體有著種種差異的不同變體。在此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電影導演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己從西方理論中獲取的靈感糅合進自己的電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後期名噪一時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一例就有著種種電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西方的理論批評風尚不無關系。這部根據莫言同名小說改變的電影在創作和生產之時正值「尼采熱」在中國文化界再度興起之日。電影中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一種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歡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場面，一切寧靜和和諧的秩序都被破壞了。這顯然在滲透了某種「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國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確實，對尼採的重新發現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因為在西方，經歷了後工業文明的洗禮，人們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種消除人為痕跡的自然的素樸感，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中那一大片帶有象徵意義的高粱地里。另一部獲獎影片《菊豆》是根據劉恆的中篇小說《伏羲伏羲》改編的，小說原來的目的是再現一種帶有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會之特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中國變體，而到了影片《菊豆》中，這種俄狄浦斯情結的變體則摻進了某種拉康式的女權主義新精神分析學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當時西方批評風尚嬗變的影響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對「男性中心」意識的反叛和對現存世界的消解導致了另一個「他者」的誕生：以菊豆為中心人物的一個「女性中心」世界。而楊天白的先後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則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正好與後現代主義的反等級制度之嘗試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學以及被壓抑的邊緣話語所採取的「非邊緣化」策略相吻合。因此這部電影在西方觀眾和學者中頗受歡迎並被頻繁討論就不足為奇了。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刻意渲染了一種對西方觀眾來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儀式：燈籠的摘掛意味著男主人公將進入某個「太太」的閨房，頗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徵意味。當然，對這種虛構的「偽民俗」國內雖有學者作了強烈的抨擊，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無意，影片中的這一描寫最終還是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如果我們將這些電影文本化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背景的淡化無疑印證了詹姆遜所宣稱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學文本都可當作其民族寓言來閱讀的說法。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也帶有這種民族寓言之色彩，由於影片中過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陸被禁演，但在海外卻異常紅火。 ( 1 0 ) 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後現代技法，諸如無選擇性描寫、拼貼、戲仿、反諷等，甚至包括一種德勒茲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像，試圖創造一個全球化時代後現代藝術的東方變體。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中國的文革場面的戲仿式再現更是召喚了人們對那種無政府狂歡情景的記憶，而與此同時對諸如性和政治等問題的調侃則給普通觀眾以某種近似荒誕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對一種平實素樸氛圍的追求和對現代主義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對立的消解則使得這部電影與所有受過教育的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相吻合。綜上所析，這些拍攝精美、象徵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觀眾的歡迎並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應當承認，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導演未必曾意識到西方批評風尚的嬗變，更談不上有意識地以（中國的）第三世界經驗來實踐（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論了。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這些藝術家有意識地誤讀西方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歪曲中國的現實倒是從另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理論修養，因為我認為，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和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作為東方藝術家所特有的藝術直覺，這一直覺使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藝術風尚和批評標準的嬗變，為了獲得國際大獎必須拿出自己的獨特產品，使得（以西方佔主導的）電影節評委覺得他們的作品既不流於重復，又帶有西方人無法獲取到的一些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謂之的「介於二者之間」 ( i n b e t w e e n ) ，因為只有這種產生於二者之間並能夠互動的東西才具有獨創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東西，同時又能在經過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包裝之後同時與這二者進行對話。這不僅是張、陳等中國藝術家能獲得成功的奧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後殖民理論家獲得成功的必經之路。不看到這一隱於表面現象之背後的復雜因素而一味指責這些導演，就不可能對他們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評價。無論如何，雖然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景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包含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但這些中國電影獲得國際大獎至少使中國文化和藝術更為世人所知。本土主義的因素無法擺脫與全球主義的融合甚至混雜而產生出某種「不東不西」的第三者。我們誰都無法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的理論思潮經過不同的學派的闡釋也變得「本土化」了。因此，鑒於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 國家之疆界變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義」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這樣的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是比較合適的。民族的身份認同也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已經裂變為（可以建構的）多重身份和多種文化認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經越過了許多學科之界限，涉及種族、階級以及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中的多重交織這些問題，以及種族和區域研究中的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性互動這類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現象為新的理論和不同身份的話語的接合和討論提供了激烈論爭的場所。」 ( 1 1 ) 雖然這些中國電影依循的是好萊塢的創作和生產模式，但它們所描寫的情節和展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的東西。也就是說，全球化若不定位於特定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張藝謀和陳凱歌等有意地討好西方觀眾而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的話，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眾多追隨者不像他們那樣在國際影壇倍受青睞呢？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但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方便了，中國本身也越來越開放了，因此中國電影導演們的創新意識也越來越緊迫了，再重復那些老的東西已不僅不再能吸引域外觀眾，甚至還會失去更多的本土觀眾。這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中國電影頗不景氣以及大批觀眾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他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將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當代電影的現狀。 2 1 世紀中國電影的「全球化」戰略顯然，正如我所簡略描述的那樣，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全球

H. 2020中國電影行業前景分析報告

眾所周知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電影行業遇到了極大地沖擊，全國各地的電影院全部關閉，管制。隨著國內疫情逐漸控制，電影院也開始慢慢開始開張，進入正軌。今天財政部又出台了電影行業的支持政策，希望可以為電影行業的復甦提供幫助。

5月14日，據財政部網站消息，為支持電影行業發展，財政部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對納稅人提供電影放映服務取得的收入免徵增值稅，並且將暫免徵收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對湖北省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徵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免徵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符合本公告規定的免徵條件，但繳費人在本公告發布之日前已繳費的，可抵減繳費人以後月份應繳納的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或予以退還。

持續的停業下，虧損已成電影院的普遍情況。北京市豐台區某電影院相關負責人表示，停業並失去票房後，電影院便未有收入進賬，多月處於虧損狀態，而目前承擔的經營成本主要為租金、員工工資等，其中租金雖已通過協商進行了一定數額的減免，但每月仍需支出約20萬元。

涉及影院業務的上市公司也未能逃脫虧損，包括被視為院線龍頭的萬達電影(17.030, 0.07,
0.41%)，也在日前公開了一季度預虧5.5億-6.5億元的現狀，並稱，「公司下屬影院受疫情影響全部停業，預告期內電影放映收入大幅下降，而固定成本費用支出卻較為剛性，導致公司經營業績出現大幅度下滑」。此外，一季度預虧2000萬-2800萬元的當代東方(1.490,
-0.08, -5.10%)也在業績變動原因中表示，公司影院在2、3月處於閉店狀態，使得營業收入下滑。

這場突如其來，規模浩大的疫情，讓我們每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電影產業盡管在產值上微不足道，也不是關乎衣食住行的剛需產業，但誰都無法忽視它對於精神上的撫慰作用。希望隨著支持政策的出台，可以給電影行業中優秀的企業可以迎來新的轉變和復甦。大部分人都希望，眼下既是危局又是變局。在寒潮中堅定向前的影視行業能夠脫胎換骨，而那些艱辛往事終將變成遙遠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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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國電影為什麼不如別國大片資金不足還是水平差

這是因為我們國人的看法不同。2007中國電影「井噴」
國產大片擺脫挨罵命運：回
2007年全國票房答數字33億，比前年增加6個億之多，從中我們可以預見「中國電影長線牛市的時代已經來臨」
《投名狀》和《集結號》去年年末聯手掀起了2007年中國電影票房的最後一陣熱浪，記者昨天從中國電影集團了解到，兩部大片的熱映讓2007年全國票房數字最終定格在33億，這一數字比前年增加了6個億之多，而且國產影片總票房連續第5年力壓海外大片。北京電影學院電影研究所教授陳曉雲表示，中國電影迎來了穩定發展期，「特別是年末兩部大片口碑票房的雙贏，讓人們重拾了對國產大片的信心，可以說中國電影長線牛市的時代已經來臨。」

J. 中國電影現狀和未來

藉助於開放改革的歷史潮流，中國電影從90年代中期以來生產力有所提高，市場穩步擴展，國產影片的產品競爭力逐漸增強，電影業似乎正面臨一個步出困境、再度振興的契機。同時，國產電影的數量和質量與電影市場要求仍然不相適應，電影市場現狀與電影市場潛力之間還存在明顯差距，進口影片與國產影片、市場「大片」與普通國產影片的市場份額、票房份額的嚴重失衡，大城市市場與中小城市和農村電影市場的巨大消費對比，特別是發行業、放映業與製片業利益沖突的激化，則說明中國電影業的發展正處在一個重要而關鍵的發展和調整時期，甚至可以說是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一歷史機遇 1979年，中國電影曾經創造293．1億的觀眾人次紀錄，這一數字意味著當時10億中國人人均年觀影次數近30次。但80年代後，中國電影的觀眾人次卻連年減少，盡管這期間仍然有一些國產影片的觀眾人次過億，但從總體上來說，除了產量還基本維持以外，電影的觀眾人次、放映場次、票房收入和發行收入以及銀幕數量都呈明顯的下降趨勢。 這一下降趨勢直到1995年才開始出現明顯緩解。1993年至1994年的電影體制改革初見成效後，紀念世界電影誕生100周年和中國電影誕生90周年的國際性話題重新將觀眾從對電視的關注中引向了電影，引進國外10部大片刺激了多年疲軟的電影市場，以及都市消費社會創造了越來越高的文化消費慾望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這一年成為了中國電影業期待已久的一個歷史性轉機，但電影事業從總體上來看，還是處在生長和發展時期。 1．發展中的電影生產 90年代以來，中國的電影平均年產量基本處於世界各國、各地區電影產量的前5名之列。從90年到97年，中國電影總產量為1，079部，平均年產量約為135部。其中92年產量最多，從96年開始明顯減少，97年產量最低，比平均年產量低約35％，是9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的一個低產年。 電影減產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電影產量從總體上來說都呈逐年下降趨勢。但是，中國電影產量如此明顯地減少恰恰出現在電影票房收入大幅度上升的時期，同時中國的電影市場對影片量的需求還遠遠沒有得到滿足，因此97年的電影大幅度減產仍然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美國近年電影平均年產量約在350—400部左右、印度為450部左右、香港為150部左右、法國為100部左右、巴西為60部左右、英國為40部左右、台灣為20—30部左右、墨西哥為10部左右。從絕對數量來看，中國大陸電影90年代平均年產量135部，可以說是電影生產的大國之一，電影年產量約為世界投入商業發行的電影產量的1/30。 從投資規模來看，近年來中國電影的投資規模也有逐年擴大的趨勢，每年都有幾部投資超過1，000萬元的大製作影片，如《鴉片戰爭》已經創造了單片投資近億元的紀錄。 在世界范圍內，為了與電視競爭，為了提高電影的藝術和技術質量，也為了增加電影的市場佔有率，電影的投資成本越來越高。1996年美國電影的平均成本為每部3，980萬美元，1997年為5，340萬美元，增長34％。1997年影片平均發行宣傳費用為2，220萬美元，每部電影實際成本高達7，560萬美元。(注1)近年中國電影生產的平均投資規模盡管不到美國電影的1％，但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1980年平均投資40萬，1992年為150萬，1997年則在300萬以上，年增長幅度為10％以上。預計1998年電影的投資規模還會有所擴大，平均成本約在350萬元人民幣左右(注2)。這一投資規模已經接近了1997年香港普通影片300萬—500萬的投資規模。電影投資的增加，為提高電影的創作、製作水平和藝術、技術質量提供了經濟前提。 2．復甦中的電影市場 盡管80年代世界電影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市場危機，但從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各地區電影的票房收入卻有增有減，香港從95年的13．39億港幣的票房收入，到96年減少到12．22億，97年則減少為11．90億，遞減8．7％、2．5％，而美國電影國內外票房收入卻在逐年上升，國內收入從96年的50億美元到97年超過了60億，創造了歷史新紀錄。 從1995年開始，中國電影觀眾人次也開始緩慢回升，電影的票房收入則增長迅猛。1995年，全國票房增長幅度平均達到15％，上海則達到40％，北京更是達到80％，而且還保持了三年的持續增長（1995年9267萬；1996年1．1億；1997年1．2億）。 隨著電影市場的升溫，電影消費者的數量和消費水平也在提高。1995年，上海和北京都從1979年以後首次出現了觀眾人次上升的趨勢。據1997年6月《中國電影雜志社》、北京市電影公司等機構所進行的「北京電影市場消費調查」所統計，在觀看電影的觀眾中有46．42％的觀眾平均每月都看一次電影以上，這說明電影的消費市場正在擴展。(注3) 此外，中國電影也開始面向國際市場。據不完全統計，1997年中國電影公司共向國外電影市場輸出國產影片126部次，銷售總額達3，816．5萬元，比1996年增長了300％(注4)。這表明，中國電影在尋求海外市場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 3．變革中的電影體制 90年代中國電影體制的改革一直是在巨大的市場壓力下曲折地展開的。電影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製片業的改革。首先，增擴了電影製作機構。電影製作機構原來只有16家國營電影製片廠，後來南京、天津、山西、江西、黑龍江等都成立了電影製片廠。再後來，萬科、大洋等民營企業也開始電影製作。1995年一半以上的國產影片是由民營企業投資生產的。這一改革，使電影的生產規模擴大，也為電影生產引進了競爭機制。其次，電影的出品權逐漸擴大。原來只有16家國營電影製片廠擁有電影出品權，1995年廣電部電影局批准了其他國營電影製片廠的出品權，同時因為放鬆了生產指標的控制，許多民營企業也可以通過間接的方式獲得電影出品權。廣電部電影局1997年12月24日還發布了《關於試行「故事電影單片攝制許可證」的通知》，規定在中國大陸的國有省級以上和具備相應條件的地市級電影單位、電視台、電視劇製作單位，均可以國家倡導的、思想性藝術性較佳的電影文學劇本向廣電部電影局申請故事電影單片攝制許可證。這些措施，進一步放開了對製片行業的壟斷，使製片業向市場化方向跨進了有限的一步。 中國電影體制改革的第二條戰線是發行體制的改革。1993年1月，廣播電影電視部下發《關於當前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以及《實施細則》，1994年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一直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統購統銷、壟斷經營的電影發行體制解體，各電影製片廠直接面對各個基層發行放映企業。電影的發行渠道更加靈活多樣。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製作、發行、放映業的積極性，製片人制、地區版權制、分帳發行制、招標放映、院線放映等各種製作、發行和放映方式都陸續出現，這對擴展電影的消費市場起到了積極作用。 內容提要90年代中期，中國電影出現了一次歷史轉機：電影市場復甦，國產電影呈現出重新振興的跡象。但事實上現實困境仍然束縛著中國電影的發展：國產影片面臨著「信譽危機」，電影市場份額比例失調，製片、發行和放映的矛盾進一步激化；電影市場片源不足，市場潛力沒有充分發掘。中國電影亟待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轉化管理機制，提高影片質量，以創造民族電影工業的燦爛前景。 關鍵詞電影體制市場份額信譽危機後電影市場 作者簡介尹鴻，1961年生，北京師范大學藝術系教授。唐科，1972年生，北京師范大學藝術系博士生。 藉助於開放改革的歷史潮流，中國電影從90年代中期以來生產力有所提高，市場穩步擴展，國產影片的產品競爭力逐漸增強，電影業似乎正面臨一個步出困境、再度振興的契機。同時，國產電影的數量和質量與電影市場要求仍然不相適應，電影市場現狀與電影市場潛力之間還存在明顯差距，進口影片與國產影片、市場「大片」與普通國產影片的市場份額、票房份額的嚴重失衡，大城市市場與中小城市和農村電影市場的巨大消費對比，特別是發行業、放映業與製片業利益沖突的激化，則說明中國電影業的發展正處在一個重要而關鍵的發展和調整時期，甚至可以說是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一歷史機遇 1979年，中國電影曾經創造293．1億的觀眾人次紀錄，這一數字意味著當時10億中國人人均年觀影次數近30次。但80年代後，中國電影的觀眾人次卻連年減少，盡管這期間仍然有一些國產影片的觀眾人次過億，但從總體上來說，除了產量還基本維持以外，電影的觀眾人次、放映場次、票房收入和發行收入以及銀幕數量都呈明顯的下降趨勢。 這一下降趨勢直到1995年才開始出現明顯緩解。1993年至1994年的電影體制改革初見成效後，紀念世界電影誕生100周年和中國電影誕生90周年的國際性話題重新將觀眾從對電視的關注中引向了電影，引進國外10部大片刺激了多年疲軟的電影市場，以及都市消費社會創造了越來越高的文化消費慾望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這一年成為了中國電影業期待已久的一個歷史性轉機，但電影事業從總體上來看，還是處在生長和發展時期。 1．發展中的電影生產 90年代以來，中國的電影平均年產量基本處於世界各國、各地區電影產量的前5名之列。從90年到97年，中國電影總產量為1，079部，平均年產量約為135部。其中92年產量最多，從96年開始明顯減少，97年產量最低，比平均年產量低約35％，是9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的一個低產年。 電影減產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電影產量從總體上來說都呈逐年下降趨勢。但是，中國電影產量如此明顯地減少恰恰出現在電影票房收入大幅度上升的時期，同時中國的電影市場對影片量的需求還遠遠沒有得到滿足，因此97年的電影大幅度減產仍然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美國近年電影平均年產量約在350—400部左右、印度為450部左右、香港為150部左右、法國為100部左右、巴西為60部左右、英國為40部左右、台灣為20—30部左右、墨西哥為10部左右。從絕對數量來看，中國大陸電影90年代平均年產量135部，可以說是電影生產的大國之一，電影年產量約為世界投入商業發行的電影產量的1/30。 從投資規模來看，近年來中國電影的投資規模也有逐年擴大的趨勢，每年都有幾部投資超過1，000萬元的大製作影片，如《鴉片戰爭》已經創造了單片投資近億元的紀錄。 在世界范圍內，為了與電視競爭，為了提高電影的藝術和技術質量，也為了增加電影的市場佔有率，電影的投資成本越來越高。1996年美國電影的平均成本為每部3，980萬美元，1997年為5，340萬美元，增長34％。1997年影片平均發行宣傳費用為2，220萬美元，每部電影實際成本高達7，560萬美元。(注1)近年中國電影生產的平均投資規模盡管不到美國電影的1％，但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1980年平均投資40萬，1992年為150萬，1997年則在300萬以上，年增長幅度為10％以上。預計1998年電影的投資規模還會有所擴大，平均成本約在350萬元人民幣左右(注2)。這一投資規模已經接近了1997年香港普通影片300萬—500萬的投資規模。電影投資的增加，為提高電影的創作、製作水平和藝術、技術質量提供了經濟前提。 2．復甦中的電影市場 盡管80年代世界電影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市場危機，但從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各地區電影的票房收入卻有增有減，香港從95年的13．39億港幣的票房收入，到96年減少到12．22億，97年則減少為11．90億，遞減8．7％、2．5％，而美國電影國內外票房收入卻在逐年上升，國內收入從96年的50億美元到97年超過了60億，創造了歷史新紀錄。 從1995年開始，中國電影觀眾人次也開始緩慢回升，電影的票房收入則增長迅猛。1995年，全國票房增長幅度平均達到15％，上海則達到40％，北京更是達到80％，而且還保持了三年的持續增長（1995年9267萬；1996年1．1億；1997年1．2億）。 隨著電影市場的升溫，電影消費者的數量和消費水平也在提高。1995年，上海和北京都從1979年以後首次出現了觀眾人次上升的趨勢。據1997年6月《中國電影雜志社》、北京市電影公司等機構所進行的「北京電影市場消費調查」所統計，在觀看電影的觀眾中有46．42％的觀眾平均每月都看一次電影以上，這說明電影的消費市場正在擴展。(注3) 此外，中國電影也開始面向國際市場。據不完全統計，1997年中國電影公司共向國外電影市場輸出國產影片126部次，銷售總額達3，816．5萬元，比1996年增長了300％(注4)。這表明，中國電影在尋求海外市場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 3．變革中的電影體制 90年代中國電影體制的改革一直是在巨大的市場壓力下曲折地展開的。電影體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製片業的改革。首先，增擴了電影製作機構。電影製作機構原來只有16家國營電影製片廠，後來南京、天津、山西、江西、黑龍江等都成立了電影製片廠。再後來，萬科、大洋等民營企業也開始電影製作。1995年一半以上的國產影片是由民營企業投資生產的。這一改革，使電影的生產規模擴大，也為電影生產引進了競爭機制。其次，電影的出品權逐漸擴大。原來只有16家國營電影製片廠擁有電影出品權，1995年廣電部電影局批准了其他國營電影製片廠的出品權，同時因為放鬆了生產指標的控制，許多民營企業也可以通過間接的方式獲得電影出品權。廣電部電影局1997年12月24日還發布了《關於試行「故事電影單片攝制許可證」的通知》，規定在中國大陸的國有省級以上和具備相應條件的地市級電影單位、電視台、電視劇製作單位，均可以國家倡導的、思想性藝術性較佳的電影文學劇本向廣電部電影局申請故事電影單片攝制許可證。這些措施，進一步放開了對製片行業的壟斷，使製片業向市場化方向跨進了有限的一步。 中國電影體制改革的第二條戰線是發行體制的改革。1993年1月，廣播電影電視部下發《關於當前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以及《實施細則》，1994年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一直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統購統銷、壟斷經營的電影發行體制解體，各電影製片廠直接面對各個基層發行放映企業。電影的發行渠道更加靈活多樣。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製作、發行、放映業的積極性，製片人制、地區版權制、分帳發行制、招標放映、院線放映等各種製作、發行和放映方式都陸續出現，這對擴展電影的消費市場起到了積極作用。 4．生長中的國產電影市場競爭力 美國電影一直瘋狂地佔領和吞食著世界電影市場。除了香港、印度等少數例外，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美國電影都超過了本土電影的市場佔有率。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既包括法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包括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一直都在採取各種措施支持和保護本土電影和民族電影的發展。如巴西政府就明確規定了每一年全國的電影放映單位放映國產影片的時間；中國也由原廣電部作出了國產電影必須保證佔有2／3的放映場次的明確規定。但另一方面，文化保護政策並不能真正保護國產電影的發展，提高國產電影本身的市場競爭力才是民族電影發展的根本出路。 近年來，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越來越重視本土電影的市場競爭力，一些本土電影在本土市場上已經可以與美國電影抗衡，使國產電影擴大了市場佔有率。如香港曾經連續多年本土電影的票房收入、觀眾人次等都超過了外來電影；日本1997年票房紀錄前10位的影片中也有3部本土電影，其中《幽靈公主》還以100億日元的票房高居榜首(注5)。波蘭1997年國產影片《兇手》的票房收入達到了1340萬茲羅提（約合380萬美元），超過了美國影片《空中大摜籃》860萬茲羅提（合240萬美元）的票房紀錄(注6)。而近年來在中國大陸，面對進口外國「大片」的挑戰，電影製作和發行者充分利用了各種機遇，使國產影片的生產和發行也取得了突破，從1995年到1997年，進口影片包括分帳進口影片的排片、市場份額逐漸受到了平抑，各地都有國產影片突破進口大片的票房紀錄的現象。 電影生產的發展、電影市場的復甦，電影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國產電影市場競爭力的提高，可以說都意味著中國電影業的發展正面臨一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轉折時期。 二現實困境 中國電影面對機會，同時也面對困境、面對挑戰、面對危機。與處在轉型期的整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息息相關，由於電影體制改革仍然還沒有到位，計劃經濟模式在向市場經濟模式的轉化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行業後遺症，從電影業的各級管理層到電影製作、發行、放映層都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觀念和操作方式的誤區，整個電影從業人員的文化素質和專業素質也還有待提高，整個社會的電影消費水平受經濟和文化條件的制約也還處在初級階段，這一切都是中國電影業發展必須面對的嚴峻現實。 1．影片數量短缺 按照經營經驗，電影院需要250—350部電影供應才能正常運轉，而按照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管理條例規定，國產影片必須佔2／3放映時間，這就意味著除了80—120部進口影片以外，至少需要160—230部國產影片提供給市場。而這些影片中應該有1／2的影片（80—115部）是市場效果較好，1/3（50—80部）的影片是高效益的，正如電影發行人員所意識到的那樣，「片源供給是否充足，國產片中是否有可以支撐市場的『拳頭』作品，是目前國產片市場經營能否保證良性循環的首要前提。也唯有有良好的片源保障，2／3時間放映國產影片才可能落到實處，顯示出實際的效果。」(注7) 近年來，每年中國電影市場的新片投放量（國產片和進口片）大約維持在150至200部之間。如北京95年投放市場新片共197部，其中大片9部，普通進口影片44部，國產新片144部，此外還有復映片72部。而1997年，全年投放市場的影片有大幅度下降，國產電影為120部左右，其中不少都是往年的積壓影片。進口電影30部左右，共150部。市場差額越來越大。一方面限制進口影片的市場佔有率，另一方面國產影片的產量又明顯不足，特別是已有的大多數國產影片根本無法佔有市場份額，這對97年的電影市場帶來了明顯的消極影響。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進口片不是擠占而是填補了中國電影市場的真空。電影產量的不足，將導致電影市場的萎縮、觀眾流失，使其他音像媒介搶占電影的生存空間，同時也會使國產電影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多地被外來影片所代替。 導致電影生產量短缺的最主要的原因一是電影市場機制不健全，製片方的利益回報率太低、投資風險太高，影響了電影的生產規模。二是電影管理制度還不夠合理，規劃、審查的尺度與電影本身的特點不完全吻合，特別是制度性和操作性不夠帶來了某種生產的不可預見性，使電影創作和投資者的積極性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三是過多的非市場因素使電影生產和電影市場的正常秩序受到干擾，也對電影生產產生了某些誤導作用。 2．製片、發行、放映業的矛盾激化 和整個中國的改革形勢相仿，中國電影的體制改革也已經進入到了攻關階段，進入到了要影響到原有的利益分配和權力格局的關鍵時期，因而，近年來，電影製片、發行、放映業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正如廣電部電影局一位主管人士所認為，「有人說中國電影企業是整個中國企業界改革最早的行列，但是，改革的進程緩慢，遠遠不能滿足中國電影發展的需要。」(注8)中國電影發展面臨「電影體制不順、機制待立、中介梗阻、節目短缺、資金困難、捐稅過重、不平等競爭」等問題(注9)。 而這種矛盾的集中體現之一，就是電影市場的無序和雜亂。中國的電影行業雖然一直以影片發行為紐帶貫穿全行業，但由於各級發行公司是按照行政區域設置的，各級發行、放映單位分別屬於各級政府管轄，形成了不同的隸屬關系和利益機制。企業和區域的自我保護阻礙了電影市場機制的建立。市、縣電影行業的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現狀已經嚴重製約了電影事業的發展和電影經濟的增長。改革現行經營格局和經濟體制迫在眉睫。93年以來廣電部一直推動「放開發行」、打破區域壟斷，但收效並不明顯。原因在於只打破了單一企業的壟斷，並沒有打破區域經營的壟斷。市場依然條塊分割、塊塊壟斷、沒有競爭、分配不公。電影市場的無序不僅造成了發行和放映業的沖突，而且更是嚴重地影響到製片業的利益。在整個影片業中製片一方得到的利潤過少。70％影片的製作方虧損。據有關人士估計，國產影片投資總回報率還不到50％(注10)。 目前，美國製片與放映的票房分成比例為48∶52左右，其中發行費用佔去製片費用的10—12％，製片方得到的票房收入為35％。目前中國電影公司的大片引進即參照這一比例。而國產片通常的分帳比例是製片、發行、放映分別占票房的35％、17％、48％。但製片方卻要負擔相當部分的拷貝費和宣傳費，而發行方的發行成本和風險系數與其利益所得相比卻並不相稱。此外，加上各種市場統計數字的弄虛作假，更使得製片方的利益受到損害。 製片、發行、放映業矛盾的加劇，一方面傷害了電影生產的積極性，使電影的產量和質量都受到影響，另一方面也傷害了電影的市場效果，電影片源嚴重缺乏，國產片的發行放映都面臨重重阻力。其結果必然是惡性循環，生產、發行、放映三個環節不是形成一種發展的合力，而是相互制約、相互抵消。因此，加速整個電影業的市場經濟轉軌、重組利益集團、打破市場壟斷、規范電影市場、加強電影經濟的法規建設和執行力度是解決電影業內部困境的出路。 3．市場潛力沒有充分發掘 如果將中國的電影產量和電影票房收入與中國的人口相比的話，中國可以說完全是一個電影小國。盡管中國的電影產量約為世界電影產量的1／30，但中國人口卻佔世界人口的1/4。盡管95年以後，中國電影的市場狀況有所回升，但全國票房收入估計還不到40億，觀眾人次沒有明顯的增加。而1997年，除北京等極少數地區的票房保持上升或與96年持平以外，大部分地區的票房都下降了20％左右，而且，進口分帳美國影片的票房也在同時下降，這無疑是對中國電影市場敲響的警鍾。(注11) 中國電影市場的票房收入無論是與中國的人口數量相比，還是與美國等國家的電影票房收入相比，都還有很大的距離。1997年，《鴉片戰爭》全國票房收入為8，000萬，是國產影片中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之一，而美國97年票房收入排在第20名的影片其國內收入已經為2，400萬美元，接近2億人民幣，是《鴉片戰爭》的2倍以上。美國《泰坦尼克號》全美票房收入超過4億美元，合35億人民幣，更是《鴉片戰爭》的44倍。1997年，美國共發行395部影片，觀眾人次達14億，國內票房的總收入超過了60億美元(注12)，是中國全國電影票房的數十倍。這樣大的差距，說明中國電影市場還有著巨大的潛力，電影消費還有廣闊的市場。 中國電影市場的發展也很不平衡。以分帳進口影片的市場份額佔有率為例，僅僅上海就佔全國分帳影片市場份額的16％，北京和浙江各佔14％，三個城市竟然佔有份額的44％。全國幾十個省、上千個大中城市和廣大的小城市、農村才佔有全國市場的56％(注13)。這說明，在大城市電影的消費市場還處在培育階段，而在廣大的中小城市，電影文化的普及還遠遠不足，大眾的電影消費需求沒有被充分調動，而農村電影市場目前基本處在未開放的蕭條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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