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管制背景

A. 試分析日本的外匯管制辦法對中國有哪些借鑒意義

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放開經常項目的管制之後,正式成為IMF第8條成員國。但是之後我國對於資本項目的管制仍然對我國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2007年IMF通過的新決議,提出各成員方應避免採取引起外部失衡的匯率政策,而判斷外部是否失衡一個重要指標是經常項目或資本項目是否長期處於順差或逆差狀態。從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看,中國長期存在順差。這種順差其實是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狀況。 對於我國外匯制度的改革,在我國和國際社會都產生了很多的爭論。我國是否該放棄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權國家的外匯管制是否仍有存在的空間?存在的自由度有多大?如何協調外匯管制與IMF的規定之間的關系?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究竟存在哪些自身應當不斷完善的問題?在改革過程中,究竟應當採用什麼步驟進行改革?針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義。 本篇論文通過研究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變遷,分析總結了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缺陷,如個人外匯管理制度存在的法律問題、外商投資企業資本金結匯制度的缺陷以及現有外匯管理法規體系的缺陷等,並在研究其他國家例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基礎上,總結其經驗,以期尋找能為我國所借鑒之處。同時,筆者也針對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如我國外匯管制相關立法的原則、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整合完善問題以及監管機制的法律完善問題等等。 本論文共分為四個章節。 第一章主要介紹了外匯的概念與特點、外匯管理的概念與作用,以及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變遷歷史。 第二章分析了我國外匯管理體制主要存在的法律問題,如個人外匯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法律問題、外商投資企業資本金結匯制度的缺陷以及現有外匯管理法規體系的缺陷等等。 第三章介紹了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的外匯管理法律框架、法律變遷及其經驗借鑒。 第四章立足於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缺陷,並在借鑒他國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針對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法律建議,如我國外匯管理相關立法的原則、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整合完善問題以及監管機制的法律完善問題等等。 結語部分總結了本文的寫作脈絡,並且表達了筆者定當繼續關注和吸收理論界關於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改革的意見,並根據國際現狀不斷提出完善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建議的想法。

B. 戰後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背景，共同原因以及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東南亞經濟取得了較其他地區更快的增長率。盡管70年代中期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但在70年代東南亞經濟增長率高於世界其他國家。80年代上半期，由於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經濟增長率急劇下降。但到80年代中期之後，東南亞經濟出現了快速復甦。直到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東南亞經濟均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出現了較大的波動起伏。1997年東南亞國家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8年各國經濟普遍陷入嚴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卻出現快速復甦或強勁反彈，而到2001年多數國家經濟又急轉直下，甚至呈現負增長。2002年後，東南亞經濟再次出現復甦的態勢。（見圖1）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東南亞經濟經歷了金融危機後的嚴重衰退、迅速復甦、再陷衰退和又呈復甦的增長軌跡。東南亞經濟增長的急劇波動，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經濟全球化下受到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周期波動的沖擊和金融危機後國內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的拖累。
圖1 1996－2005年東南亞五國經濟增長率（%）資料來源：根據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tatistical Database數據編制。盡管有充分的數據表明參與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較高，但是同時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波動性也增大。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各國經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經濟增長波動的同步性愈益增強。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與發達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相關系數為0.4。[1] 在東南亞國家，這種經濟增長影響的相關性更大。例如，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研究顯示，美國的經濟增長對新加坡經濟的影響最大，美國經濟每增長1%，新加坡經濟就會增長0.96%。[2] 另據美國著名的所羅門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經濟增長對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經濟的影響分別為：日本經濟每增長1%，新加坡經濟就會增長0.24%、泰國經濟就會增長0.17%、馬來西亞經濟就會增長0.13%。[3] 發達國家的經濟波動向東南亞國家的傳導，是通過世界市場擴散的。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在國際商品市場上，發達國家的經濟波動向發展中國家傳導，是通過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的變化實現的。但是，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促進了新的國際分工發展，東南亞國家已經成為製成品生產國和出口國，該類產品已佔東南亞國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國際商品市場的價格傳導已經從初級產品價格為主轉向以製成品為主。近年來，國際市場上製成品價格下降，不但包括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包括高技術產品。東南亞國家緊跟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發展新經濟的步伐，大力擴展以晶元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產品生產和出口。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該類產品出口比重分別高達65%和64%，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分別高達25%和19%。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的相應比重也很高。據計算，1992—1999年電子信息產品價格下降對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造成的損失部分相當於它們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部分的6.71%、3.31%、1.13%和0.96%。[4] 2000—2001年，全球電子信息產品銷售額從年增長30%到下跌30%，導致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急劇波動。例如，2000年新加坡經濟增長率為9.6%，而2001年則下降2%，其中約有12個百分比的大幅波動。據新加坡貿工部的研究顯示，世界半導體工業每下降1%，新加坡經濟增長就會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導體工業增長波動達60個百分點，它對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影響高達6.8個百分點。[5] 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對東南亞經濟的影響，不僅在於流入這些國家的資本流量減少，更在於金融資產價格，主要是股價和匯率變動的傳導。近年來，東南亞國家引進外資的規模持續萎縮，它對以投資—出口推動的東南亞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同時，近年國際股票市場價格和美、日貨幣匯價的劇烈波動，也引發東南亞國家金融市場的動盪，並危及國內經濟的穩定增長。據美國所羅門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匯率的變動對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經濟的影響分別為：日元每貶值10%，泰國經濟就會下降0.3%、新加坡經濟就會下降0.22%、馬來西亞經濟就會下降0.21%。 二、全球化下東南亞經濟運行的特徵 隨著東南亞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提高，經濟全球化不僅加大各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和同步性，而且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運行產生重要的影響。從東南亞經濟的運行看，經濟全球化推動各國的貿易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生產一體化的進程。 在全球性和區域性的貿易自由化的浪潮推動下，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不斷加快。各國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逐步放寬貿易管制，大幅降低關稅水平。東南亞9國（汶萊、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1]）均為WTO成員國，在烏拉圭回合中均承諾削減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同時，它們也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締約國，並在協定中均作出了相應的承諾和提交了承諾項目表。[6] 目前，新加坡的簡單算術平均關稅率和按貿易額加權的算術平均關稅率均為0%，汶萊的簡單算術平均關稅率為1.98%；印尼、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的簡單算術平均關稅率普遍低於10%，按貿易額加權的算術平均關稅率也都低於5%；泰國、越南、柬埔寨的平均關稅率都在10%以上。不少國家在取消非關稅壁壘方面取得進展，逐步消除了進口許可證、配額制度等非關稅壁壘措施。不過，各國關稅水平和結構呈現明顯的不平衡性。近年來，東南亞國家的服務貿易自由化也取得進展，但各國的發展仍不平衡。作為國際性金融、海運、空運中心的新加坡，它在國際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和開放度均是最高的；馬來西亞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相對較高，電信服務、離岸金融和保險、運輸服務、旅遊都已對外開放；印尼、泰國、菲律賓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步伐有所加快，但仍有諸多部門限制；汶萊的服務部門多為政府管理，但某些部門的開放程度較高；越南、寮國、柬埔寨和緬甸經濟比較落後，服務部門的開放也相對滯後。 80年代中期後，卷席西方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國際化和證券化浪潮在東南亞國家漸次出現，東南亞國家金融深化的國際進程大大加快。各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均以放寬政府管制，開放金融市場，加速金融國際化為特徵。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率先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泰國、印尼和菲律賓起步較晚。1968年，新加坡率先設立亞洲美元市場，以此帶動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80年代中期以後，馬來西亞加快國內金融的市場化改革步伐，放鬆對利率的控制，放寬信貸限制。1990年設立了納閩岸外金融中心，加快金融國際化的進程。1983年6月，印尼頒布新的銀行管理條例開始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進程。1988年10月，政府又制定一套新的全面改革方案。印尼逐步取消對貸款利率的限制，放寬國內私人銀行的經營領域，允許外資持有印尼上市銀行不超過49%的股權。從1990年開始，泰國實施了空前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廣度和深度均是前所未有的。1990年5月泰國實行外匯管制自由化措施，1991年4月解除與資本項目有關的外匯管制，1993年泰國建立曼谷國際金融機構(BIBF)，以推動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90年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參與指導下，菲律賓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金融改革。政府再度取消了外匯管制，放寬外資銀行的進入限制。由於金融自由化過快和金融改革政策失誤，導致了90年代中期的嚴重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各國大力進行國內金融體系的重組與改革，實施銀行金融機構的合並，處理不良金融資產，加強金融風險管理，以應對金融國際化的嚴峻挑戰。 隨著國際投資和跨國公司的湧入，東南亞國家的生產一體化得以不斷發展，並日益成為跨國公司全球工業產業鏈的重要環節。從衡量國際化生產的一些重要指標看，東南亞國家的生產國際化程度不斷發展。無論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還是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與國內固定投資的比重和外國直接投資存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表明這些國家的生產國際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的統計，1980－2005年，東盟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從24.14億美元增至371.33億美元，增長14.4倍；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從247.22億美元增至3748.14億美元，增長14.2倍。2005年，東盟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占國內固定投資比重為18.3％，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43.2％，均高於世界的平均水平。[7] 在東南亞國家的跨國公司全球網路，不僅僅由母公司和子公司組成，還包括供應商、分包商、經銷商、零售商、研究開發聯盟以及各類合作協議。近年來，跨國公司在東南亞國家的電子信息工業、石化工業、汽車工業的滲透率較大，這些工業部門多數企業由跨國公司所主導，並被納入跨國公司全球的生產體系中。例如，東南亞國家是世界辦公和通訊設備產品的重要生產與出口基地，跨國公司在當地形成了龐大的辦公設備和通訊設備產品生產的區域網路。它們把精密元件加工製造和研究開發等價值鏈的高尖端環節留在母國進行，將絕大部分高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組裝和中低檔元件的生產轉移到東南亞國家；歐美石化公司在90年代大舉進軍東南亞石化市場，美、歐的石油跨國公司紛紛在當地的煉油與石化工業投下巨資。這些跨國公司在中東地區和東南亞當地取得廉價石油，按照合理的區域分布，跨國界組織煉油加工，定點生產，定向銷售，它們在新加坡所設的子公司則是把它作為石油加工轉運的一個區域中心；進入90年代，日、美、歐的著名汽車製造商大舉投資東南亞國家的汽車工業。由於泰國的汽車零部件產業高度集中，產品質量高且製造成本低，許多跨國汽車製造商開始從汽車零部件到整車生產轉移到泰國，使之成為東南亞最大的汽車生產與出口基地。[8] 三、經濟全球化與東南亞區域一體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當今世界發展中最重要的特徵之一。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時代浪潮，東南亞加快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當前，東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從三個層次展開：一是東盟區域的經濟一體化，二是東盟與區外國家的自由貿易區，三是東盟成員國與區外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東盟自身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經歷了從特惠貿易安排到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再向經濟共同體邁進的過程。自1978年起，東盟特惠貿易安排實施了15年的時間。從1993年起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正式啟動，隨後這一進程不斷加速，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成員不斷擴大，涵蓋的領域逐步深化。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由6個增加到10個，自由貿易區也逐步從貿易擴展至服務、投資以及其他經濟合作領域。到2002年，原有6個成員國初步建成自由貿易區。2003年10月，在第9次東盟首腦會議上，各國同意在2020年建立東盟經濟共同體，加速推進自身區域經濟一體化。根據實現東盟經濟共同體的行動計劃，東盟將全面推進和落實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定和投資區計劃。2004年11月，第10次東盟首腦會議確定東盟經濟共同體的目標是建成一個穩定、繁榮、具有高度競爭力的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實現區域內貨物、服務、熟練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確定原有6個成員國在2007年之前率先實施11個優先領域的產品關稅削減為零，新成員國將在2012年前實現這一目標，這11個領域包括木材、橡膠、汽車、紡織、電子、農業、資訊科技、漁業、保健產品、航空以及旅遊等。[9] 2007年1月，第12次東盟首腦會議確定將實現東盟經濟共同體的時間表從2020年提前至2015年。同時，東盟通過了《東盟憲章藍圖聯合宣言》，決定成立高級別特別小組負責起草東盟憲章。[10] 東盟憲章將成為東盟成立40年來最重大的成就，它是東盟區域性組織的第一個憲法，並將為東盟擺脫鬆散機制、形成具有約束力的區域性組織提供法律架構。 進入21世紀，東盟與區外國家的區域貿易自由化迅速興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印度—東盟自由貿易區、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相繼涌現。2000年11月，中國首次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宏偉構想。時隔一年後，中國和東盟領導人宣布決定在2010年內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正式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宣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正式啟動。2004年11月雙方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2005年12月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第二次修訂議定書》和《<貨物貿易協議>修訂議定書》，2007年1月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服務貿易協議》，這些都標志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入實質性實施階段。繼中國之後，東盟與印度宣布將在2011年建成印度—東盟區域貿易投資區，東盟與日本也確定了在2012年建成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目標，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實現目標也訂在2010年。目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降稅計劃已全面啟動，[2] 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貨物貿易協定已正式簽署，印度－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正在進行，日本－東盟的自由貿易區談判取得一定進展。 與此同時，東盟成員國與區外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也取得較快進展。目前，新加坡已與紐西蘭（2000年11月）、日本（2002年1月）、歐洲自由貿易協會（2002年6月）、澳大利亞（2003年2月）、美國（2003年5月）、約旦（2003年6月）、印度（2005年6月）、韓國（2005年8月4日）、巴拿馬（2006年3月）正式簽訂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泰國已與印度（2003年10月）、澳大利亞（2004年7月）、紐西蘭（2005年4月）正式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馬來西亞已與日本（2005年12月）正式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新、馬、泰與區外一些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正在進行，其他東盟成員國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也相繼展開。與以往區域貿易自由化形式不同，新興的雙邊貿易自由化形式的目標和內容更為廣泛而多樣。除商品貿易自由化外，服務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成為重要方面。它突破地區和距離的限制，協定雙方的非對稱性，強調與WTO規則相一致，所承諾開放的程度超過WTO成員國之間的協議范圍。[11] 四、結語 綜觀全球化時代的東南亞經濟發展，各國既經歷了參與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發展機遇，也遭受到經濟全球化而引發的巨大沖擊。作為參與全球化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許多可資借鑒的經驗與教訓。 國際經濟機構的權威研究顯示，盡管有充分的數據表明參與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較高，但是同時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和同步性愈益增強。作為高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東南亞國家取得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各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加大，同步性也隨之增強。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各國間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加深。盡管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依賴是雙向的，但它並不意味著相互依賴的雙方是對稱的和均衡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於不利的地位，因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相互依賴關系屬於非對稱和非均衡的相互依賴。戰後，雖然這種相互依賴關系總體上有所縮小，但未根本消除。東南亞經濟的開放經驗表明，全球化使各國對世界市場的依賴程度加深，生產與資本的國際化對各國的生產流程、產業升級、對外貿易乃至經濟政策均產生深刻的影響。 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安全面臨嚴峻的挑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開放和金融開放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實施積極的全球化戰略，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把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以保障國家的經濟安全。

C. 國外公司代中國子公司支付人民幣服務費給我公司，是否涉及外匯管制

可以操作，因為是服務性質，可以與代表處D簽訂服務合同。。。。將服務內容設定為代表處提供服務，代表處支付費用。。。。代表處作為日常經費支出登記。。。。嚴謹些的話是不怎麼合法，但有很多代表處違規操作，甚至暗地裡直接從事經營活動，用辦公經費直接用於經營或通過第三方渠道支付貨品貨款。。。。。

D. 外匯管制，只針對美元的管制對嗎

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民銀行有個人年結匯金額50K美元的限制，那麼如果你賺的外匯超過了這個數目，要怎麼樣突破這個限制而轉移到國內呢？方法一、使用直系親屬銀行賬號結匯大家都知道，外匯限制只是限制了結匯金額，而對收匯金額沒有限制，也就是說無論你收多少美元/外匯，央行是不管的，管的只是你將多少外匯/美元換成人民幣。比方說，你年收20萬美元，那麼，你個人的名義結匯5萬，將剩下的15萬轉到3個直系親屬的身份證開的銀行卡，再各結匯5萬美元即可（手續會有點麻煩）。這種辦法優點是現匯可以直接轉，不會變成現鈔（現鈔便宜），沒有任何損失。方法二、利用香港招商銀行一卡通1：打電話95555問清楚你所在的城市哪個網點可以辦理招商銀行一卡通；
2：5萬開戶一個招商銀行金卡，再辦張香港招商銀行一卡通（如果去香港方便也可以直接過去辦）；
3：等待大概15-20天時間拿到招行香港分行匯來的帶銀聯標志的招商銀行一卡通；
4：Paypal免費匯到你的這張香港一卡通上（你卡里收到的是港幣）；
5：在國內的任意一家銀聯的提款機上取人民幣（每日2萬限額）。這樣取出來的錢，不會計入你的年度結匯5W限額，當然這張卡你可以直接用它來買東西刷卡也很方便。方法三、如果你有100萬港幣以上資金，你可以直接在香港的匯豐銀行開個人民幣賬號，再直接從香港的人民幣賬戶打錢到國內的賬戶，這樣的操作不受結匯限額的限制。方法四、直接取出美元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取出來以後，可以去黑市換取人民幣，當然會有一些手續費和匯率損失。（不推薦黑市，據此操作，風險自負）方法五、各大銀行的門前都有黃牛黨，他們會幫你突破任何限制，呵呵，當然，我們不提倡，據此操作，風險自負。方法六、資金實在太大，可以考慮開設離岸公司避開外匯限制。其實大家都明白的，包括央行在內，按照現在的外匯管理制度你有無數辦法可以資金隨便轉入轉出，外匯管制遲早會放開的，5W的結匯限額其實沒有任何的實質性意義，等你賺到了錢有的是辦法哪怕開個離岸公司呢。錢不放在國資背景的銀行裡面是為了自己的財務狀況及隱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最本質的問題是我們所有人的金融狀況對於政府而言是完全透明的，它們知道我們擁有多少資產，你沒有多少錢的時候沒人會在乎的，等你超過多少資金之後你會接到各種推銷房產/移民服務/出國子女教育咨詢等等，當然你最不希望接到的電話自然是資金來源的查賬繳稅電話，呵呵。我倒是覺得如果不需要的話把錢放在海外的銀行裡面（包括香港的非國資背景銀行）更加安全一些，而且可選的合理保值投資項目也更多。推薦渣打或者匯豐，這兩個我知道很確定可以支持各種轉賬（PP免費電匯/國際ACH轉賬）。不推薦花旗，是我很奇怪它們的銀行卡居然是16位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不確定能否接收到ACH轉賬。標準的ACH轉賬到香港行賬戶只需要SWIFT跟12位以內的銀行卡就可以了。辦卡應該很輕松但需要本人香港櫃台去辦理，帶上三個月以內的水電賬單自己身份證辦理好港澳通行證，直接殺過去就能辦理了，開通網上銀行可能要第二天，7天內足夠你辦N張卡了，注意開戶的理由一定要是理財，不要提及任何轉賬到國內的用途（當然這個功能肯定是有的，渣打好像是50萬以內只要120港幣每筆）。註：不相誤導大家啊，我個人還沒來得及辦理（想想電匯能接受就懶得辦理了，年後再說），但上述是我自己把香港各大銀行的客服煩的夠嗆的情況下得到的，應該沒啥問題，或者等我辦理完了再跟大家寫個詳細的經過啥的。

E. 歐洲英鎊的歷史背景

英鎊為英國的本位貨幣單位，由成立於1694年的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發行。輔幣單位原為先令和便士，1英鎊等於20先令，1先令等於12便士，1971年2月15日，英格蘭銀行實行新的貨幣進位制，輔幣單位改為新便士，1英鎊等於100新便士。流通中的紙幣有5、10、20和50面額的英鎊，另有1、2、5、10、20、50新便士及1英鎊的鑄幣。
英國於1821年正式採用金本位制，英鎊成為英國的標准貨幣單位，每1英鎊含7.32238克純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廢除金本位制，金幣停止流通，英國停止兌換黃金。1925年5月13日，英國執行金塊本位制，以後又因世界經濟大危機而於1931年9月21日被迫放棄，英鎊演化成不能兌現的紙幣。但因外匯管制的需要，1946年12月18日仍規定英鎊含金量為3.58134克。
到20世紀初葉，英鎊一直是資本主義世界最重要的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鎊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趨於衰落，逐漸被美元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期，英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將英鎊匯率固定在1英鎊兌換4.03美元的水平上。1947年7月15日，英國宣布英鎊實行自由兌換，由於外匯儲備迅速流失，於同年8月份又恢復外匯管制。
1949年9月，英國宣布英鎊貶值30.5%，將英鎊兌美元匯率貶到2.80美元，
1967年11月18日，英鎊再次貶值，兌美元匯率降至2.40美元，英鎊含金量也降為2.13281克。
1971年8月15日美元實行浮動匯率後，英鎊開始以不變的含金量為基礎確定對美元的比價。同年12月18日美元正式貶值後，英鎊兌換美元的新的官方匯率升值為1英鎊兌換2.6057美元。實際匯率可在1英鎊兌換2.5471美元至2.6643美元的限度內浮動，波幅為4.5%左右。
1973年3月19日，西歐八國組成聯合浮動集團，英國未參加，繼續單獨浮動。翌年1月，英鎊實際匯率製成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同年，英鎊區縮小，僅包括英國、愛爾蘭、開曼群島和海峽群島。英鎊發行的黃金准備至少相當於26.5億英鎊以上。
1990年10月8日，英鎊加入歐洲貨幣體系，其對貨幣體系內各種貨幣匯率的波動幅度為6%。
1992年9月16日，英國宣布英鎊暫時脫離歐洲貨幣體系。
2013年2月22日穆迪信評公司正式宣布調降英國債信評級，由Aaa降至Aa1，繼2011年的美國、2012年的法國之後，如今調降輪到了英國。這是英國首次失去權威評級機構的最高評級。其實，穆迪早在去年2月就將英國主權和央行的評級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歷經一年的觀察，終於正式出手調降。回顧穆迪於1978年3月授予英國政府債券Aaa最高評級，標准普爾與惠譽都給予英國AAA最高評級，但後兩者對英國的評級展望均為負面，估計他們亦將重新評估英國。
穆迪總結此次降調評級的關鍵動因有三；首先是英國中期增長前景持續疲弱，穆迪預計，今後五年都將持續疲弱增長。其次，中期增長前景有限對政府財政整頓方案形成挑戰，這將持續到下屆國會。最後更糟糕的是，英國債務高企且還在不斷增加，政府資產負債表消化能力逐漸惡化。

F. 台灣有沒有外匯管制

台灣沒有外匯管制。

1987年七月，台灣「政府」正式宣布取消自1949年以來長期實行的外匯管制並披露了有關細節，即任何人都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外匯。

允許公眾持有全部外匯收入，並可以使用這些外匯直接、自由地在海外房地產、證券和其它資本市場上進行投資。取消外匯管制將使台灣有可能成為亞洲新的金融中心，是香港、東京金融中心潛在的競爭力量。台灣已連續十一年對外貿易順差,1986年貿易順差155億美元。

台灣的經貿自由化始於一九八O年代中期，除降低關稅管制、積極開放內部市場之外，更表現在解除外匯管制與開放對外投資等重大經貿決策之上。

(6)外匯管制背景擴展閱讀

外匯管制基本方式

一：對出口外匯收入的管制

在出口外匯管制中，最嚴格的規定是出口商必須把全部外匯收入按官方匯率結售給指定銀行。出口商在申請出口許可證時，要填明出口商品的價格、數量、結算貨幣、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並交驗信用證。

二：對進口外匯的管制

對進口外匯的管制通常表現為進口商只有得到管匯當局的批准，才能在指定銀行購買一定數量的外匯。管匯當局根據進口許可證決定是否批准進口商的買匯申請。有些國家將進口批匯手續與進口許可證的頒發同時辦理。

三：對非貿易外匯的管制

非貿易外匯涉及除貿易收支與資本輸出入以外的各種外匯收支。對非貿易外匯收入的管制類似於對出口外匯收入的管制，即規定有關單位或個人必須把全部或部分外匯收支按官方匯率結售給指定銀行。

為了鼓勵人們獲取非貿易外匯收入，各國政府可能實行一些其他措施，如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允許居民將個人勞務收入和攜入款項在外匯指定銀行開設外匯賬戶，並免徵利息所得稅。

G. 外匯管制第八條的理解

就是說會員抄國經常項目交易，外匯的兌換需求若符合真實性交易背景，應當無條件滿足，不能加以任何限制。並且只能採用單一的匯率，不得針對不同的交易對方和交易性質採取不同的匯率措施。關鍵是你要理解經常項目交易的概念，就是不涉及一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的資產負債變化的交易項目，例如進出口貨物貿易、各種服務貿易、捐贈、援助等。與之相對應的是資本項目，例如外債、投資。我國資本項目目前部分可兌換，就是還有很多限制，所以說目前人民幣還不是完全可兌換貨幣，就是因為這個。 後面說了很多廢話，是希望你有所比較，能更好的理解這個規定

H. 論文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現狀與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怎麼寫啊想不出來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匯儲備曾有過兩次高速增長時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初步建立和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國外匯儲備終於擺脫了十餘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現了連續4年的高增長。第二次發生在21世紀之初。從亞洲危機的沖擊中恢復之後，中國經濟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軌道。與此相伴，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長；到了2006年4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萬億美元。

隨著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擔心和爭論也紛至沓來。人們或懷疑外匯儲備規模的合理性，或詬病巨額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或指責外匯儲備的積累輸入了通貨膨脹，或認為人民幣匯率因此而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無獨有偶，就在中國為外匯儲備的迅速積累而惴惴不安之時，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除去美國和歐盟這兩個在國際儲備體系中擁有「關鍵貨幣」的經濟體，也都出現了外匯儲備迅速增加的情況。此類現象之所以值得關注，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外匯儲備的增加，恰恰是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他們摒棄了實行多年的固定匯率制並轉向各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之時；而我們一向奉為圭臬的外匯儲備理論卻告訴我們，一國轉向浮動匯率制，將大大減少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需要給予合理的解釋。

本文旨在以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為背景來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及其改革問題。我們首先從功能轉變的角度對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進行分析，然後對外匯儲備增長引起國內流動性迅速增加的現象以及貨幣當局的對沖操作進行評論，最後，在借鑒國外管理外匯儲備之經驗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外匯儲備體制的改革問題。

二、外匯儲備的規模：著眼於功能轉變的分析

關於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現象，一個普遍的擔憂是，從傳統外匯儲備功能角度看，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足夠應付支付進口、償還短期債務和穩定匯率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不停地堆積外匯，等於將我們用寶貴的資源換回的資金低成本地交給外國使用。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為它忽視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要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浮動匯率制與高額外匯儲備積累相伴相隨的新現象，我們必須從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徵以及世界各國的應對之策說起。

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並不是起因於各國經濟基本面的惡化，而是以國際投機資本對固定匯率制的惡意沖擊為主要特徵的。經過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經濟體大都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轉而實行某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但是，近期的實證研究表明，這些經濟體聲稱向浮動匯率制度轉變，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匯率的干預。著名國際金融專家麥金農在對這些經濟體的匯率制度進行了縝密研究之後敏銳地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經濟體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只是一種假象；從匯率的走勢和各經濟體的操作實踐來看，各種自稱自許的浮動匯率制以及管理浮動匯率制等等，其運行特徵更像釘住匯率制度。」他將此概括為「沒有信譽的固定匯率制」。從制度層面上分析，這種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三種制度安排的結合，即公開宣布的彈性匯率制、(出於穩定目的)對匯率的頻繁干預、國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我們認為，這種「三位一體」的安排，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機新特徵所做出的理性選擇。

之所以要公開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為的是使投機資本難以獲得關於匯率變動的明確信息，從而大大弱化國際投機資本對一國(地區)匯率展開攻擊的動力；之所以要穩定匯率，是因為對於非關鍵貨幣國家(地區)而言，本國(地區)貨幣匯率對關鍵貨幣保持穩定，事實上將使得本國(地區)經濟、特別是物價水平獲得一種穩定的「名義錨」，從而有助於本國(地區)經濟穩定增長；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匯儲備，為的是使貨幣當局更靈活地干預(而不是像固定匯率制下那樣單方向地干預)外匯市場，從而影響國際投機資本的預期，並據以對國際投機資本保持一種「威懾」，使得他們不敢輕易對本國(地區)貨幣匯率進行攻擊。從實踐效果上看，一國(地區)外匯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懾」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地區)的匯率和金融體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為緩和貨幣錯配的不利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往往需要通過增加外匯儲備來增強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的信心。在信用貨幣制度下，外匯儲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貨幣制度下黃金的功能，一國(地區)的外匯儲備就類似金本位制度下貨幣當局擁有的黃金。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就意味著該國(地區)貨幣當局發行的信用貨幣有一種實際價值的資產——外匯儲備作為支撐。因而，一國外匯儲備越多，居民對該國(地區)信用貨幣的穩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貨幣替代的發生。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外匯儲備在增強貨幣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來，歐洲央行逐步減少了外匯儲備，但同時黃金儲備卻相應上升。歐元是當前惟一能與美元競爭的國際貨幣，為增強歐元同美元的競爭力，歐洲央行就不能過分依賴美元儲備發揮增強貨幣信心的作用——增加黃金儲備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總之，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其外匯儲備卻未如人們依據傳統理論而推斷的那樣大幅減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傳統的外匯儲備功能是與固定匯率制度相適應的。其明顯的特點就是十分強調外匯儲備的「務實」功能，即，一旦經濟受到不利沖擊，貨幣當局就准備實實在在地用「真金白銀」去滿足進口、支付債務和干預匯率的需要。在浮動匯率制下，滿足上述三項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匯儲備管理的核心在於「保持信心」，具體而言，浮動匯率制下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主要包括：支持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政策與匯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過吸收貨幣危機沖擊以及緩和外部融資渠道阻塞，來克服本國(地區)經濟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國(地區)能夠償還外債的市場信心；支持公眾和外部投資者對本國(地區)貨幣穩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償還外部債務與使用外匯的需要；應付災難和突發事件。

外匯儲備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時就意味著其作為一國(地區)財富的功能得到強化。換言之，追求國家財富的增長，成為外匯儲備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標。實證研究表明，通過加強管理，外匯儲備可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投資收益。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題為《外匯儲備的財務成本》的研究報告中，通過對110個國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數據進行嚴格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統計期內，即便將所有的成本(包括機會成本)都考慮在內，除發達國家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的外匯儲備都獲得了凈收益。應當說，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資而言，外匯儲備的投資業績都是毫不遜色的。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仔細分析我國的國際收支表，我們可以間接地推斷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情況(圖1)。以2005年為例，當年中國凈投資收益為順差91.2億美元，實現了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逆轉；其中，投資收益流入356.2億美元，同比增長92.2%；投資收益流出265.1億美元，同比增長16.9%。在中國的國際收支統計中，中國的投資收益包括「直接投資項下的利潤利息收支和再投資收益、證券投資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資收益(利息)」。考慮到中國對外投資中官方證券投資(外匯儲備使用)佔主導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斷，中國投資收益大幅上升與中國對外資產規模不斷擴大(主要是外匯儲備增加)密切相關。這間接說明，中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是令人滿意的。

總結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鑒於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從滿足進口支付、償還債務和干預匯率全面轉向提供信心並增加國家的財富，鑒於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是令人滿意的，討論外匯儲備規模的大小，已經沒有重要意義了。

三、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不利影響：流動性過剩及對沖困境

外匯儲備功能的轉變，並不意味規模過大的外匯儲備不會對一國經濟和金融的運行帶來不利的結果。相反，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後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它將給國內經濟帶來貨幣供應增長過快、流動性過剩，進而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不利後果。我們看到，這正是當下中國發生的情況。

(一)央行的對沖努力

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加對貨幣供應的不利影響，對沖外匯儲備的壓力，央行從2002年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公開市場操作。起初，公開市場操作集中於以國債為主的現券賣斷操作和回購操作上。然而，由於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券存量相當有限，在經歷了一段不長時期的單向操作之後，央行發現自己陷入了無券可賣的尷尬境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替代手段，央行於2002年9月24日將公開市場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購轉換為中央銀行票據，然後再用於回購操作。央行票據從此正式進入中國的債券市場。2003年初，鑒於外匯儲備又比上年驟增742億美元的現實，央行認識到，外匯儲備的增加可能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意味著，對沖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的過度增加，將成為中國貨幣政策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任務。由於可用來實施對沖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決定將央行票據作為今後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基礎。於是，從2003年4月22日開始，央行票據開始了大規模發行，並作為貨幣市場的一個重要券種被允許在銀行間市場上流通。在從那以後的短短4年多時間里，央行票據的發行規模迅速增大，品種也不斷增多。目前，其未清償額已經超過政策性金融債，成為中國債券市場上僅次於國債的第二大品種。

從以上的簡短回顧不難看出，央行票據是在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環境下，在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尚在進行之中，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尚待完善的條件下，為了有效實施貨幣政策做出的現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

央行票據的產生及發展，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迄今為止的金融宏觀調控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銀行由此獲得了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過對這種金融工具的買賣，央行實現了在保持其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條件下，通過對其自身負債結構的調整來調整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從而實施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控的積極效果。其二，由於採用了連續滾動發行方式和競爭性招投標機制，並開拓了比較活躍的二級市場交易(銀行間市場)，央行票據的發行和交易利率逐漸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發揮了某種基準利率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其三，作為一種無風險、規模巨大和交易活躍的基礎性金融債券，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各類金融機構實施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動了以開發各類金融衍生品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

(二)央行票據市場進一步發展的困境

但也應當看到，發展央行票據市場，是在我國國債市場發展不充分，其市場密度、深度和彈性均存在缺陷，從而很難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礎的條件下，央行為了弱化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之不利影響而做出的「次優」選擇，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難免，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成本問題

由於央行票據構成央行負債，在其操作過程中，央行需要為其發行的票據支付利息，這便產生了調控成本問題。然而，如果徑直將央行票據的利息支出全部歸諸調控成本，那是不正確的。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衡量央行票據的成本。第一，由於發行央行票據的目的是為了對沖央行因過度買進其他資產(外匯)所造成的基礎貨幣之過度投放，而央行買進的這些資產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據的成本，必須將發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與其相應增加持有的外匯資產的收益進行比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庫中，還有一種「對沖」工具，這就是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因此，我們還可以將央行購買並持有外匯資產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所須支付的成本(對法定準備金支付的利息)進行比較。進行了上述比較之後，對於對沖外匯儲備增長的成本問題，顯然應有別樣看法。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發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與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成本(法定準備金利率)進行比較。很明顯，前者的成本比後者要高。於是，對於近年來央行不斷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操作，我們可以基於成本的比較找到強有力的解釋。

2.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利率的影響

無論其目的為何，發行央行票據總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反之則相反。央行的這一操作，必然會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市場利率產生影響。這樣，就在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來收縮流動性的時候，央行同時也就成為我國貨幣市場上最大的做市商。作為做市商與作為調控當局這兩種矛盾身份的一體化，無疑增加了央行宏觀調控的復雜性，並加重了其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在極端的情況下，倘若央行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對央行票據的利率有所追求，就會有操縱利率之嫌——這顯然與央行的市場中立地位和市場穩定功能相悖。事實上，近年來央行票據發行曾出現過若干次流標情況，正反映了市場對央行這種雙重身份存在的質疑。

3.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發行央行票據為的是對沖外匯儲備的過度增加，其直接出發點在於追求內部均衡。而央行票據市場的供求態勢和由此決定的利率走勢，又將通過其對人民幣資金的供求對比和市場利率之走勢的影響，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動態產生沖擊，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問題。不難看出，單一運用發行央行票據這種手段來同時應付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經常不一致的目標，不免有顧此失彼之虞。舉例說，為對沖外匯儲備增加而發行央行票據，固然達到了收縮銀根的效果，滿足了對內均衡的要求；但銀根的收縮將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沒有進一步刺激投機性外匯的進一步流入，至少也沒有弱化其流入的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國依然實行固定匯率制，從而無須顧及匯率水平的變動，這一缺陷並不明顯。但是，WTO過渡期的結束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加快改革，無疑加速了我國為開放性大型體的步伐，致使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在以上所舉的三個缺陷中，第一個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為，所謂成本問題，實際只是財務安排的一個假象——如果把外匯資產和央行票據負債納入同一個核算框架中同時考慮，這個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我們在下文中將集中討論這一問題。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後兩者。出現第二個缺陷的原因，在於央行在央行票據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與調控者兩個相互對立的職能於一身，難免沖突。出現第三個缺陷的原因，在於日益成長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從而必須同時兼顧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相互聯系但經常沖突的目標——將這兩項任務擠壓在單一的對沖操作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經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並降低了國家總體的宏觀調控效力。四、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國際經驗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將帶來不利的後果。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認為，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阻斷外匯儲備的動態同國內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

在探討改革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對別國的經驗做些比較分析。通過分析美國、英國、日本、歐盟、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特區等國家和地區的外匯管理體制安排，並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踐經驗背後的理論線索和邏輯關系，我們概括出如下兩點認識。

(一)外匯儲備持有者問題

關於外匯儲備當局的安排，大國和小國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經濟開放的大國更傾向於由財政部門或貨幣當局之外的專設部門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和匯率穩定職能；而小國則更多地選擇由中央銀行直接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與匯率穩定職能。

對於任何開放型經濟體來說，宏觀調控的任務均可概括為同時追求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但是，因經濟規模的不同，從而對內部均衡重要性強調程度的不同，大國和小國處理內外均衡關系的模式存在著重大差異。

對於開放型大國經濟來說，由於客觀上本國經濟的獨立性較強，且始終強調經濟的獨立性，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便是要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然而，經濟政策理論(例如「丁伯根法則」)和各國實踐均告訴我們，由於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個政策目標，要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經常不相容的宏觀調控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我們看到，像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均確定了由貨幣當局負責內部均衡、而由財政當局負責外部均衡的分工。由於外匯儲備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問題，這些國家自然都選擇由財政當局來主導外匯管理體制，並負責制定匯率政策。由財政部門或專設機構主導外匯管理體制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切斷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供給之間的直接聯動關系，阻隔匯率變動可能對貨幣政策產生的直接影響。同時，由於隔斷了不穩定的外部沖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其調控國內經濟運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情況則不同。由於他們幾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撐的國內經濟體系，其經濟運行是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這就意味著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內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也就無所謂內外均衡的職能分工問題。同樣由於小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保持匯率穩定，實現外部均衡，在多數情況下總會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特區便是合適的例證。

這兩個經濟體事實上都不擁有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也不存在真正意義的貨幣政策。如果一定要進行比較，那麼，他們貨幣政策的惟一目標就是保持匯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由貨幣當局負責外匯儲備的管理，以確保本國基礎貨幣供給與外匯儲備的變動保持同步變動關系，是實現匯率穩定和整體經濟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二)外匯儲備資產的多樣化

在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選擇上，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地區)傾向於對外匯儲備進行分檔管理。其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在常規的流動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外匯儲備較少(對匯率干預要求較低)的國家(地區)，由於持有外匯資產的機會成本較低，通常採取的是較為簡單的管理模式，其儲備管理的首要目標大都是維持較高的流動性，對外匯儲備的收益性沒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中，出於提高管理效率的考慮，往往對外匯儲備實行了分檔管理，在確保外匯儲備流動性的前提下，將多餘部分進行收益率較高的各種投資，以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水平。

比如，從1997年開始，韓國貨幣當局便將儲備資產分為流動部分、投資部分和信託部分三個部分來管理，並對不同的部分設置不同的投資基準。流動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國國庫券組成，每季度根據儲備現金流來決定合適的規模，追求高度流動性的目標。投資部分投資於中長期、固定收入的資產，追求收益率目標。以上兩個部分的外匯儲備均由韓國銀行的內設機構進行管理。信託部分同樣追求收益率目標，不同的是，這部分外匯資產是委託給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的。根據韓國銀行的解釋，設置這一檔的目的，在於提高儲備收益的同時，提供一條向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學習先進投資知識的途徑。自2003年開始，韓國進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額出資的韓國投資公司(KIC)。從功能設置來看，該公司將作為一家資產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韓國銀行和財政部的委託，管理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

新加坡政府亦然。與韓國不同的是，新加坡不僅將國家外匯儲備分為兩檔，而且該兩檔的儲備分別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資公司(GIC)來持有並管理，從而實現了機構分離。在這種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匯儲備主要用於干預外匯市場，及作為基礎貨幣發行的保證，目的是維持新元匯率的穩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作為一家由政府全額出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則接受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委託，通過其6個海外機構，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對股票、公司債券、貨幣市場證券、甚至金融衍生產品進行投資，來實現外匯儲備收益的長期增長。

我國香港特區也將外匯基金分為支持組合和投資組合兩檔來實行分檔管理。支持組合為貨幣基礎提供支持，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此確保港元匯率的穩定。投資組合則保證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追求較為長期的投資收益。投資基準由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制定，其主要內容包括外匯基金對各國及各環節資產類別的投資比重及整體貨幣擺布。外匯基金僱傭全球外聘基金經理負責管理外匯基金約1／3的總資產及所有股票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類如美國、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雖然憑借其本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居於「關鍵貨幣」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匯儲備，但是，其外匯儲備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動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爭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說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作為一國財富的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

五、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

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是由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造成的。就國際而論，全球經濟失衡當推首因；就國內而言，儲蓄過剩並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則屬根源。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大量研究顯示，無論是全球經濟失衡還是國內儲蓄過剩，都是由一系列實體經濟因素和體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內矯正絕非易事。這意味著，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將是我們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中必須面對的情勢。鑒於外匯儲備的增長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日益重要的因素，並已顯示出若干負面影響，鑒於我國現行的外匯儲備體制已經不足以應對這種新的復雜局面，改革傳統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創造一個靈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當務之急。

(一)根本的任務是建立全球配置資源的戰略

面對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局面，人們直觀的反應是要將外匯儲備「用掉」。我們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當真能夠大量購買國外的資源、產品和勞務，亦即為外匯儲備找到規模巨大且穩定的非金融用途，外匯儲備就不會增長過快了。反過來說，外匯儲備之所以增長過快，正是因為我們「用」不出去。在此情勢下，簡單地為了減少外匯儲備而不計成本、甚至浪費地「用掉」我們用國內資源和產品交換而來的外匯儲備，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鑒於此，面對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局面，應當提出的任務是促進外匯儲備多渠道使用。綜合別國經驗和我國的實踐，這既包括外匯資產持有機構的多元化，也包括外匯資產投資領域的多樣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在過去近30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勢必更廣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的運行之中。因此，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全球的資源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或者說，著眼於全球經濟運行來規劃我國的資源配置戰略，應當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立足點。毫無疑問，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被有機地納入這一全球化發展戰略之中。具體而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外匯儲備，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並藉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二)改革之一：國家外匯資產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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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我國依然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在現行的框架下，絕大部分外匯資產都必須集中於貨幣當局，並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經濟主體，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門在內，都只能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持有外匯資產。這種外匯管理體制是與傳統體制下國家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相適應的；而今的情況是，我們已經開始為外匯儲備積累過多及增長過快而苦惱。為了適應上述變化，放鬆外匯管制已經勢在必行。近來有關當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匯於民」的戰略，正是適應了這種轉變的趨勢。

為了便於了解這種戰略轉變，我們首先需要對外匯資產、官方外匯儲備等相關概念進行更全面、更精確的定義。

六、結束語

從本質上說， 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無論涉及多麼復雜的內容，最終的結果，都是要將原先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的格局改變為由貨幣當局、其他政府機構和廣大企業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I. 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歷史及背景

變革歷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幣經歷了從單一匯率到雙重匯率再到單一匯率的變遷。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幣對外幣官方牌價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向雙匯率回歸。

1994年：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影響匯率制度的重要事件：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2015年：在制定當日人民幣中間價時，首先參考上日「收盤匯率」，即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兌美元收盤匯率（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供需狀況。

同時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即在一籃子貨幣兌美元匯率有所變化情況下為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所要求的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的調整幅度。各家做市商可以根據對不同籃子的權重選擇不同從而報出不同中間價。

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幣匯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

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匯率體制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後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1980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開放新時期。為鼓勵外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我國的匯率體制從單一匯率制轉為雙重匯率制。

經歷了官方匯率與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存（1981～1984年）和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1985～1993年）兩個匯率雙軌制時期。其中，以外匯留成制為基礎的外匯調劑市場的發展，對促進企業出口創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平衡和中央銀行調節貨幣流通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並存的人民幣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多種匯率的並存，造成了外匯市場秩序混亂，助長了投機；另一方面，長期外匯黑市的存在不利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人民幣的信譽。外匯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

1994～2005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革外匯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

1993年12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採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體包括，實現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並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消外匯留成，實行結售匯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外匯交易市場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並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

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步減弱，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領域改革取得了新的進展，外匯管制進一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了條件。

黨中央、國務院於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改革的內容是，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兩個多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

(9)外匯管制背景擴展閱讀：

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有利於縮小國際收支差距，對於我國金融市場的維護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從一些層面方面看，這一匯率制度依然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比如人民幣匯率因素貿易巨額順差關系太過密切。

「外需」變身為「內需」將推動國內資產泡沫迅速形成，還有一旦人民幣匯率出現拐點，升值預期的消失將導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外資大量出逃等，這些問題都需逐步加以完善。

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應適用浮動匯率安排，而近中期內應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人民幣改革的方向所在，也是中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