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戰役貴金屬

Ⅰ 解放戰爭中的金融之戰。

從中國歷史上看，每一個新興王朝在實現統一後的首要經濟措施就是貨幣統一。從現代政府來看，貨幣統一更是其獨立統一的前提和調控經濟的首要條件。新中國建立前後，黨和人民政府是在什麼條件下、怎樣實現貨幣統一的，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一、 舊中國貨幣混亂狀況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十分坎坷，從衡量國家獨立統一程度的貨幣發行和流通來看，在1949年以前，中國尚出於分裂、落後、政治經濟發展極為不平衡的混亂狀態。

清末以來，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體，我國的幣制即開始陷入混亂狀態。1935年國民黨政府幣制改革以前，市場上除了銀兩、銀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銀行（主要為省行）、外國銀行、私營行庄也都發行過在市場上流通的紙幣（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據地和偽滿蒙政權發行的貨幣）。僅就銀元來說，就有鷹洋（因上有鷹的圖案而得名，又稱「墨西哥洋」）、龍洋（因上面有龍的圖案而得名，清政府鑄造）、大頭銀洋（又稱「袁大頭」，上有袁世凱頭像，北洋政府鑄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圖案而得名，南京國民黨政府鑄造），此外還有英國、法國、日本過去發行的銀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鑄造的成色低的各種銀元，其種類達幾十種之多。

1935年國民黨政府的幣制改革，試圖結束混亂，實現貨幣統一，使我國的貨幣走上現代制度。但是不久爆發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不僅使國民黨的貨幣統一落空，而且法幣（紙幣）的發行，反而為國民黨政府實行通貨膨脹政策提供可能。從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額增加了1445億餘倍。劇烈的通貨膨脹必然導致物價飛漲。打個比方，1937年6月，全國法幣發行量為14．1億元，此時如果一個人有12億元法幣（按兌換比價摺合銀元 元），這筆錢幾乎等於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總量；但是到1942年，則變成中儲券（汪偽政權發行的紙幣，強迫人民按與法幣1：2的比價兌換）6億元，1945年10月又變成法幣300萬元（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在淪陷區按中儲券與法幣200：1的比價收兌中儲券）。而到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實行第二次幣制改革時（用金元券取代法幣，按1：300萬比價收兌），只變成1元金元券了，按當時物價可買5升米；從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價又上漲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購買力只相當於9個月前的0．000000155元，這時連一粒米也買不到了，一粒米的價格以變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劇烈的通貨膨脹，必然導致拋棄這種紙幣。抗戰勝利以後，在國民黨統治區，盡管國民黨政府實行幣制改革和禁止金銀、外幣流通，強迫人民將其兌換成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但是並不能阻止金銀、外幣的廣泛流通。在城市，金銀、外幣實際上已經取代了金元券成為市場流通中的等價物；在鄉村，由於銀元、銅幣等硬通貨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場流通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糧食、布匹在許多地方成為市場交換的等價物。

劇烈的通貨膨脹也為外國貨幣佔領我國市場打開了大門。除了美鈔、港幣廣為流通外，在市場上還流通著英鎊、法郎、叨幣（新加坡幣）、越幣、葡幣、印度盧比、緬幣等各式各樣的外幣，除蘇聯及東北亞國家外，幾乎周邊國家和華僑較多國家的貨幣在中國市場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場。據估計，在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在中國流通的美鈔約有3億美元，港幣約有5．8億港元。港幣發行量的半數流入了華南。

二、人民幣的誕生和關內解放區貨幣的逐步統一

1、人民幣產生的背景。

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全國性勝利已經為期不遠。隨著中國革命轉入戰略進攻，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和山東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籌劃組建「中央銀行，發行統一的貨幣」的工作遂提上議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復華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統一的銀行有點過早，進行准備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銀行名稱，可以用中國人民銀行。」1947年11月，華北財經辦事處確定有南漢宸負責組織中國人民銀行籌備處。經過一年的調研、協商、准備，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宣告成立（由原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並而成），並從即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人民幣」。當時確定發行人民幣的任務是統一各解放區的貨幣，同時作為新中國的本位幣。人民幣的發行方針是「適當穩定」。即要根據各地區生產和商品流通情況以及市場貨幣松緊的程度，有計劃地慎重地將人民幣投入市場。

2、關內解放區貨幣的逐步統一。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和人民幣發行以後，立即開展了關內解放區的貨幣統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華北人民政府關於建立中國人民銀行和發行人民幣的布告即指出：「於本年十二月一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下稱新幣），定為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本位貨幣，統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幣違本位貨幣。新幣發行後，冀幣（包括魯西幣）、邊幣（晉察冀）、北海幣、西農幣（下稱舊幣）逐漸收回。」[3]

為了在貨幣統一過程中不使人民群眾的利益遭受損失，人民政府採取了「固定比價，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負責到底」的方針，有計劃按步驟地將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逐步收回。統一的辦法主要有以下兩種：

（1）固定比價，混合流通。1948年12月發行人民幣時，華北人民政府根據各解放區的物價水平，規定了人民幣與冀難幣、晉察冀邊幣、北海幣、陝甘寧商業流通券的合理比價，並停止了上述各地區貨幣的發行，要求各地銀行按照規定比價逐步收回上述貨幣。天津解放前後，華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幣對各解放區貨幣的固定兌換比價（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規定）。例如：對中州幣是1：3；對冀南幣、北海幣、華中幣是1：100；對長城銀行券是1 200；對晉察冀邊幣、熱河省銀行券是1：1000；對西農幣、陝甘寧商業流通券是1：2000；對冀熱遼邊幣是1：5000。這些比價，與當時市場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價基本上是一致的。

採取固定比價、混合流通的過渡辦法，可使各地區之間原來被割斷的經濟關系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既方便了群眾兌換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場震動。但是，這種辦法又是靈活的。在平津戰役期間，為了適應站著的需要，中國人民解放軍曾規定暫准東北銀行券、冀南幣作為人民幣的輔幣在平、津地區流通，其他解放區的貨幣則不準進城流通使用。平津戰役勝利結束後，華北人民政府於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東北銀行券和冀南幣在平、津地區流通，並限期進行收兌。與此同時，華北人民政府與東北人民政府在山海關建立了聯合辦事處，掛牌兌換華北、東北兩地的貨幣，實行通匯，以便利兩個地區之間的往來。

（2）按規定比價全部收回各解放區行的貨幣。為了消除一些人擔心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過了兌換期限會停兌作廢的疑慮，，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南漢宸於1949年1月10日發表談話保證：「人民政府不但對人民銀行新幣負責，而且對一切解放區銀行過去發行的地方貨幣負責。將來我們收回地方貨幣的時候，一定按照現在所規定的比價收兌，兌到最後一張為止。」[4] 隨後，中國人民銀行對收兌各解放區貨幣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並規定凡持有解放區貨幣者，在兌換期限以後仍可到人民銀行按規定原比價兌換。以後，人民政府不但對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所發行的貨幣負責收回，而且對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銀行發行的貨幣、期票、公債也按合理的比價收回。

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過銀行業務、財政徵收、貿易回籠等方式，陸續收回了關內各解放區發行的貨幣，華北、西北、華東和中南大部分地區的貨幣已經統一為人民幣，為新中國的貨幣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收兌和肅清國民黨政權發行的貨幣

早在人民幣發行之前，各解放區即與國民黨政府發行的紙幣開展過有效的貨幣斗爭。在1947年夏秋轉入戰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陽解放前這段時間，解放區的對敵貨幣斗爭主要表現為排擠蔣幣，即限期禁止蔣幣流通，同時組織力量將蔣幣推向國民黨統治區換回物資。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後，對蔣幣則以兌換為主，排擠為輔。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後，市軍管會立於16日頒布通告，規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間按人民幣對金元券1：6的比價予以兌換。2月2日，北平軍管會也發布通告，規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內，人民群眾有拒用金元券及議定比價的自由。政府的收兌比價為1：10，但是勞動人民可以按1：3的優待比價每人兌換金元券500元。為了做好收兌工作，北平市人民銀行在市內設立了247處兌換點，組織了5000多人做收兌工作，結果僅用18天即順利完成了收兌工作，共收兌金元券8億多元。在兌換期內，人民政府准備了大批糧食、食油、煤炭等物資，源源不斷地運進天津、北平，使廣大人民可以用兌換到的人民幣購買生活必需品，不僅樹立了人民幣的信譽，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兌金元券的同時，人民政府還採取了把金元券排擠出解放區的辦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規定，凡持有金元券10萬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銀行申請登記，開給金元券攜帶證，憑證可攜帶金元券到國統區；同時 放寬對進入解放區物資的限制，以鼓勵人民群眾把金元券運到國統區換回物資。

隨著金元券的迅速貶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區也將兌換比價不斷調低，收兌期限也越來越短，一般不超過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後，兌換比價為1：2500，期限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時，鑒於國民黨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採取了無限制無差別的收兌方針，規定人民幣與金元券的比價為1：10000，並在市內設立了369個兌換點，僅用7天即完成收兌工作，共收兌金元券36萬億元，占國民黨政府金元券發行總量的53%。

1949年7月，潰逃中的國民黨政府又在廣州、重慶發行「銀元券」，企圖最後一次利用紙幣劫掠大陸人民的財富。對此，中共中央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宣告，今後在新解放區，銀元券一律作廢，不再收兌；並號召國統區人民團結一致，拒用銀元券，從而加速了銀元券的崩潰。但是，在華南和西南解放以後，為了減輕人民的損失，人民政府還是限期收兌了銀元券。如重慶解放以後，軍管會宣布按人民幣100元兌換銀元券1元的比價收兌，僅10天即收兌完畢。共收兌銀元券1017萬元，摺合人民幣101700萬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後，解放戰爭改變了過去先解放鄉村後佔領城市的辦法，而是隨著人民解放軍的迅速推進，首先佔領處於統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時的江南廣大農村，由於對國民黨政府的惡性通貨膨脹深惡痛絕，金元券、銀元券等紙幣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銀元、銅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後，對農村來說，只是人民幣如何去佔領的問題。

四、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和私相買賣

1、金銀計價流通情況及原因。

建國以前，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了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其發行的法幣、金元券等紙幣在解放戰爭後期信譽一落千丈，金、銀等硬通貨重新回到流通領域，尤其是銀元，由於過去曾廣泛流通、民間貯藏較多，遂重新成為市場上計價流通的主要貨幣，其需要量也越來越大。由於銀元自1948年以後逐漸成為主要流通手段，其價格也不斷上漲，速度往往超過一般商品。以上海為例：1949年1—5月批發物價上漲78307倍，而銀元則上漲了112971倍，黃金60682倍，美鈔80553倍。就全國看，銀元的價格是其本身價值的2至3倍，這在舊中國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抗戰前一兩黃金可換110枚銀元，而1949年5月只換30至40枚銀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後，由於解放戰爭正在進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於收入，人民幣也不得不實行逐漸膨脹的辦法，1949年4月底人民幣發行總量為607億元，7月底達到2800億元，11月達到20000億元，1950年2月底達到41000億元，3月份則達到49100億元，。雖然人民幣的流通范圍不斷擴大，但通貨膨脹仍然不可避免，從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統一財經後物價即下降），全國13個大城市批發物價指數上漲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麵粉、小米、小麥、20支紗、白細布五種商品價格綜合上漲103．7倍。由於人民幣幣值不穩，加上舊中國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紙幣的心理，人們仍然願意使用和保存金銀等硬通貨。同時，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惡性通貨膨脹還造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投機勢力，即當時所謂的「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據估計，1948年僅上海一地參與金融投機活動的人數就達50餘萬（主要為買賣金銀，即俗稱「黃牛」和銀元販子），北平市的街頭，也到處都是銀元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眾所周知，這些金融投機勢力仍很活躍。因此，人民幣的主要對手不是國民黨發行的貨幣，而是金銀美鈔，尤其是銀元。

2、禁止金銀計價流通，嚴厲打擊銀元投機活動。

為了有效制止金融投機，使人民幣盡快驅逐金銀，佔領市場，同時又不至引起人民幣過量發行，人民政府採取了禁止金銀流通和低價兌換的凍結政策。

為了制止金融投機，穩定物價，各地人民政府在頒布禁止金銀計價流通私相買賣的法令後，即組織行政力量和人民群眾嚴厲查緝金銀投機活動。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軍管會查輯銀元黑市，在3天內拘捕銀元販子380人。而人民幣與銀元的最大較量則發生在江南解放以後的華東地區。早在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為重心的華東地區已經成為銀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實上成為銀元的輔幣。江南解放以後，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盤踞市場已久的銀元則成為人民幣的主要敵人。

1949年6月初，江蘇、浙江城市以上海為為中心，金融投機分子掀起銀元漲風。上海的投機分子以證券大樓為大本營，利用電話網與全市各個據點進行聯絡，報喊行情，哄抬價格，從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內將銀元價格抬高了兩倍，從而帶動了物價的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佔領市場陣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經過周密調查和部署，於6月10日頒布《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同時立即行動，在投機分子集中活動的高峰時刻，一舉查封了證券大樓，緝獲現行投機分子1000餘人，拘捕其中情節嚴重的200餘人，對其他的投機據點也一並取締。在此前後，人民政府還廣泛開展宣傳教育，發動人民群眾聲討銀元投機，堅決拒用銀元，取締了街頭巷尾的銀元黑市交易。終於使人民幣完全佔領了市場。隨後，南京、武漢、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開展了打擊銀元的斗爭，並取得勝利。同年12月5日，廣州市人民政府組織了2000餘人，對地下錢庄和炒賣金銀、外幣攤檔（當地稱其為「剃刀門楣」）集中的地段進行了大清查，查獲地下錢庄170家、「剃刀門楣」498個，對1016個投機分子分別給予懲處或教育釋放。

在解決取締銀元買賣和嚴禁金銀計價流通的同時，各地人民政府還採取了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金銀的辦法。由於社會上金銀較多，為了不致因兌換而大量增加市場上的人民幣，加劇通貨膨脹，人民政府實行了低價凍結政策（西南地區解放以後，由於該區銀子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資不夠多，為避免沖擊市場，索性暫時不予收兌金銀），即人民銀行的兌換牌價較大幅度低於黑市價格，從而使富人不願將手中的金銀去兌換人民幣而願意保存起來。但是這種低價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時也考慮到兌換者的利益，隨著物價上漲，幾次調高兌換牌價。到1949年底，上海收兌銀元108萬多枚，北京收兌22萬多枚。1950年3月物價趨於穩定以後，國家適當提高了金銀兌換比價，加上人民幣幣值穩定，國家收兌的金銀數量大增。以廣東省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兌黃金745．5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佔71．1%），銀元101．2萬枚（其中下半年收兌的佔73．7%），純銀5323．6萬兩（其中下半年收兌的佔98．2%）。[6]

3、促使人民幣下鄉，佔領農村市場。

由於國民黨政府實行劇烈通貨膨脹政策，紙幣迅速貶值，農村的抵制辦法就是拒用紙幣，在市場交換中使用銀元等硬通貨或者實行以物易物，糧食和布匹在許多地區成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前，解放戰爭是先解放鄉村並包圍城市，然後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貿易方面，人民幣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幣佔領市場、恢復城鄉交流，都是比較容易的。渡江以後，情況則不同了，由於我們是先佔城市，後占鄉村，而城鄉均是銀元市場，鄉村非但不能幫助城市推行人民幣，而且本身人民幣的推行也十分困難。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區，由於人民幣也在貶值，鄉村中的實物交換所佔比重也較大。如果說在城市解放後，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銀流通，使人民幣迅速佔領了市場；那麼對於幅員廣大的新區農村來說，以經濟手段為主使人民幣佔領並擴大市場則是最佳選擇，因為行政命令為主不僅實施成本過高，而且會導致實物交換比重的增加。經濟手段的有效實施是以人民幣幣值基本穩定為前提條件的，因此，人民政府採取的促使人民幣下鄉措施和人民幣真正深入廣大農村、佔領農村市場，則是在1950年3月統一財經之後。政府促使人民幣下鄉的經濟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稅收，即政府在鄉村徵收的各種稅費，除公糧外，一律徵收人民幣，以促使人民幣的流通；二是通過農貸和押匯（埠際押匯和進出口押匯），使人民幣深入農村；三是通過大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即鼓勵工業品下鄉和大量收購農副產品，使人民幣取代銀元和實物交換，佔領農村市場。經過1950至1951年的上述財政、金融、貿易三大經濟手段的促進，銀元基本退出市場，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為縮 小，人民幣終於深入到農村。據個別調查，1950年3月統一財經以前，人民幣尚未佔領新解放區農村，老解放區農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據人民銀行總行估算，農民持有的人民幣已達11萬億元，占當時人民幣流通總量的40．4%。[7]

4、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耐心等待、穩步前進的政策。對於少數民族地區，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顧到少數民族的利益和習慣。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決定在少數民族地區，應照顧少數民族群眾長期形成的心理和習慣，暫准行使銀元，待條件具備後再逐步用人民幣收兌。例如同年8月西北軍政委員會制定的「管理銀元辦法」（經中財委批准）即規定：（1）甘肅大部、寧夏、青海部分地區仍應繼續堅決貫徹禁絕銀元流通的既定政策，僅甘肅拉卜楞區、寧夏阿拉善區、青海西南部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暫准銀元與人民幣同時流通，然後再逐漸以經濟為主輔助人民幣市場的擴大，俟條件成熟時（可能需要數年）再行禁止銀元。（2）在暫准銀元流通的地區，為了加強政府對銀元的統一掌握與管理，可考慮有人民銀行領導成立（吸收當地有威望人士參加）「貨幣交易所」按照當地銀元與人民幣的市價進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決持有人民幣或銀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難。如該地區銀元缺乏，只准人民銀行有計劃以匯兌方式向該區調劑，其他公私單位都不準自由攜往。（3）暫准銀元自由流通地區的國營貿易公司及其他國營企業（郵政、交通等）和稅務機關一律禁止收受銀元，以支持人民幣流通范圍的穩步擴大；但是國營貿易公司收購土產時，視具體情況，可用銀元。（4）為了推行人民幣下鄉、組織經濟力量、削弱銀元流通的市場基礎，國營貿易公司和人民銀行必須盡力擴大業務。（5）在銀元暫准流通區與禁止區的交界地帶，應加強銀元的緝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暫准銀元流通的少數民族地區（不包括西藏）銀元價格下跌、幣直不穩，人民幣流通范圍開始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府可以選擇的辦法有以下兩種：一是沿用所採取的辦法，繼續壓迫銀元價格下降，然後一次收兌或只收進不放出，肅清銀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礎上，通過穩定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來穩定貨幣市場，以開展物資交流，從而使少數民族逐漸轉變喜愛硬幣心理，建立人民幣威信，在將來條件完全成熟、少數民族完全同意的情況下，才水到渠成地統一貨幣。1953年2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建議中央採取後一種辦法，3月7日中央批復同意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報告，提出：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金融、貿易政策應採取穩步前進而對少數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層分子）有利的方針。切忌躁進，尤不可將內地辦法搬進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並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銀元和人民幣的少數民族地區，亦照此報告合理調整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

五、嚴禁外幣在市場上流通，加強外匯管理

如前所述，舊中國貨幣混亂、外國貨幣廣泛流通，特別是解放戰爭後期，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貨幣信用崩潰，美鈔、港幣等外幣更是成為流通領域的主要計價手段之一。美鈔主要流通於北平、天津、上海、武漢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為最多；港幣則主要流通於華南地區，廣東、福建等地，幾乎是港幣的天下。

針對上述情況，各地解放後，人民政府立即加強了外匯管理，制定了外匯管理辦法，禁止一切外國貨幣在中國市場上流通。同時還規定：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僑民，凡持有外國貨幣者，必須在限期內，按規定牌價到中國人民銀行或其指定機構兌成人民幣，或者作為外幣存款換取外匯存單；因公務或旅行進入中國國境者所持有的外幣和票據，必須在中國人民銀行設在邊境的兌換機構兌成人民幣或作為外幣存款；一切外匯業務，包括國際貿易結算、國際匯兌、外匯買賣，都必須由中國銀行辦理或在其監督下由指定的銀行經營。

收兌外幣的工作，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初平、津解放到建國前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兌華北、華東、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幣，以美鈔為主；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到1950年底為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兌廣泛流通於華南城鄉和西南邊疆地區的外幣。

在第一階段，人民政府一方面嚴厲取締外幣黑市買賣，另一方面則採取折實存款的辦法，吸收外幣存款，由於行政手段和經濟杠桿雙管齊下，效果較好。到1949年底，天津兌入103萬美元、97萬港元、其他外幣摺合120萬美元；上海則兌入758萬美元、149萬港元，吸收各種外匯、外幣存款共計1242萬美元、572港元、65萬英鎊。[9]

在第二階段，以驅逐和收兌港幣為主的禁止外幣流通工作更為艱巨。在1949年10月廣州解放至1950年2月，為了把港幣迅速逐出市場，人民政府對港幣採取了堅決肅清、排擠為主、兌換為輔的方針（因港幣數量巨大，如大量收兌將會引起物價暴漲），將港幣打入黑市，以促使其迴流香港和海外。 1949年11月18日，廣州市軍管會宣布：人民幣為合法貨幣，凡完糧納稅以及一切公私款項收付、物價計算、賬務票據契約，均須以人民幣為計算及清償本位，嚴禁外幣流通使用，但是由於港幣流通普遍、深入農村，兌換尚需時日，暫准按人民銀行的牌價使用。同時，人民政府還開展了拒用外幣的宣傳教育運動。為了打擊港幣黑市，穩定金融局面，人民政府於12月4日對地下錢庄、剃刀門楣進行了大掃盪，查獲地下錢庄170家、剃刀門楣498檔沉重打擊了港幣黑市，把港幣與人民幣的黑市比價由12月4日的1：3333元壓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同期人民銀行牌價為1：1500元）。斗爭的結果，確定了人民幣為市場流通中的唯一合法貨幣；鏟除了港幣黑市的據點——地下錢庄、剃刀門楣；並對人民群眾進行了拒用外幣的宣傳教育。

1950年2月以後，由於人民幣流通范圍擴大，同時交通的恢復也使政府掌握了較多的物資，基本具備了禁止港幣流通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1950年2月3日，廣州市軍管會宣布：禁止港幣流通使用。與此同時，人民銀行將兌換牌價提高，以利收兌；並頒布優待外幣存款辦法，准許外幣存款移作自備外匯或按優待僑匯的牌價支取人民幣。隨後，廣東也先後宣布禁止港幣流通。1950年3月統一財經以後，由於實行「三平」政策，物價幣值都趨於穩定，港幣黑市比價已為人民銀行的牌價所控制，人民幣已經完全佔領了城市市場。這個時期貨幣統一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大量收兌港幣、組織人民幣下鄉。以廣州市為例，3月中旬以後每日的港幣收兌量比3月中旬以前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僅1950年一年，廣東省就收兌港幣9211．3萬元、美鈔71．65萬元。據估計，到1950年9月底，停留在華南民間的港幣已不到原來的五分之一，人民幣已經完全佔領了城鄉流通市場。

六、中國大陸貨幣統一的實現

1949年至1950年的貨幣統一行動，並不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它只是集中於關內的廣大地區，而對較早解放的東北、內蒙和剛解放的新疆並沒有實施貨幣統一，三個地區仍然行使其原有的地方貨幣，中央人民政府沒有急於實行全國貨幣的統一。這個決策是相當英明正確的。

Ⅱ 天津戰役的戰斗經過

天津國軍在環城碉堡工事線長達八十四華里的周圍，分為三個防守區。工商業市區，則由警備旅、憲兵、警察等施行交通管制和燈火管制，日夜檢查行人和住戶，嚴密監視人民的活動。同時將天津各部隊的炮兵集中起來，歸天津警備司令部副司令秋宗鼎統一指揮，一律用汽車牽引，企圖集中火力支援作戰。預先做好了各地區的炮兵陣地和預備陣地，測好了市郊的目標距離，利用天津市區最高建築物為觀測所地點。在各軍進入了防守區以後，隨即施行封鎖交通，非經防守司令部的許可，不準人馬車輛船隻出入市區。
十二月二十日，外圍的激戰開始。灰堆據點在一個夜間就經解放軍襲占，保安團團長以下全部被俘。布設的許多地雷，效用不大。在楊柳青的兩個護路旅，經一日夜激戰後，僅有一團撤回市內。在北倉的一個旅經解放軍一夜猛襲，潰亂得零散不堪，收容起來還不足一團。靜海保安團尚在減河地區對解放軍炮兵的佔領陣地作了很大的妨害，終於被驅回來。另有個寶坻的「還鄉團」，也隨護路旅退入市內。對這些地方團隊，既要利用它作戰，又顧慮它起內變，都把它收槍而重新改編在收容回來的護路旅內(護路旅的幹部是傅總部教導團選編的)，作臨時新編師，置於第三線工事上。在西南區第九十四軍那一個師方面，由於灰堆的失落和前方靜海保安團不能立腳，也受威脅，不能以重點支持西營門方面即將發生的劇戰，就強迫關外流入市內的游勇(多選雲南籍的)再急編為一個新師。軍械庫存尚有餘，因而能夠急就，不少滇籍軍官也受到利用，暫時作為總預備部隊。西營門一接火，又把這個師加到它的西翼來縮短第六十二軍的陣線，加深它的縱深。第六十二軍軍長林偉儔鑒於北倉、灰堆外圍據點的孤立，輕易就被解放軍摧毀，他為宜興埠據點之團擔心。又以他的基本第一五七師留北平不得歸還建制，感到主陣地兵力不夠用，以為北站和西營門雙方都要受攻，再無能顧到宜興埠據點，就撤回那個第一五一師派出的加強團，作軍的預備部隊。他怕原來陣地為解放軍所利用，作為進攻北站的根據，令該團撤出時加以破壞。原指的是工事而言，哪知該團長竟然是縱火焚村，給千數家人民造成嚴重災難。我尚無所知，杜建時來告，同為驚愕，電話問了第六十二軍，才明究竟。雖然嚴斥了林偉儔，而未將那個罪惡團長置諸軍法以平民憤，我亦負有嚴重責任。趁解放軍尚未進占宜興埠時，責成第六十二軍迅即搶救，市消防隊全數出動，收效也不甚多，造成一筆莫大罪債。我曾對杜說：「這不同於長沙大火嗎?還防守什麼!」杜當時還強慰我以「軍務為重，急籌善後!」那也就是按照傅作義所宣布的「布設城防陣地拆除民房賠償辦法」，會同杜出了布告，由市府撥款「賠償救濟」。結果軍事日日緊張，災民也同林偉儔的處理相反，第八十六軍軍長劉雲瀚認為東局子營房據點的重要而又堅固，遮蔽著接近主陣地的要害，能堅持該點，全線就都可保安全。他特別加強該點的配備，並從主線增加炮火，作強力的支援。這還是他所見特到之處。但這樣的設陣配置思想，對砉特具攻堅威力的解放軍的英勇強戰，又屬枉然。第八十六軍舉其精萃力量用在東局子支點上，只經解放軍一日夜的猛攻強襲，即被突陷，炮火的日夜支援，也沒起作用，一個大團干凈滅亡。這使得原來軟弱的第八十六軍就全部喪膽了。一九四八年底，外圍各據點已經解放軍掃盪干凈，全陣線處在圍困中，如同瞎子般看不出解放軍的調度。但從楊柳青、東局子的受猛攻和解放軍炮兵重點針對這兩方，認出西營門和民族門將受猛攻，而以對西營門的顧慮更大，但還沒想到會一下子就被突破。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陣線各處都有不斷的接觸，河北和西營門地區起了激戰。在解放軍的一虛一實的迷惑作用下，第六十二軍竟將控置的有力一團推進於河北地區，恢復第一五一師建制，置於無用之地，而吁請縮緊西營門陣地線的配置。西營門戰斗日緊一日，國民黨空軍曾有兩次，每次兩架轟炸機乘夜從青島飛來，在西營門、減河間找出目標進行轟炸，擲彈即去，不敢參與地上作戰。西營門初戰，曾有解放軍一個突擊隊插入第六十二軍陣地網，大約是偵察隊的過分勇猛深入以致被擊滅，第六十二軍那一師防守的部隊繳獲了解放軍「尖刀隊」的旗幟，視為「珍重」的戰利品，從事宣揚。一時虛驕之氣大作，而不知滅亡即在眼前。十日解放軍的攻圍部署已經完畢，炮戰更趨激烈。解放軍戰士從一點一點的地堡，逐步靈活地迫近陣前。守軍日夜發射雨一般的機關槍火傾倒陣前，以壯孤膽。其實是虛耗彈葯，要想制止解放軍已不可能。由於西營門的不停地激戰，東局子的被猛攻陷落，已看出受攻的重點，將是在西營門和民族門的東西兩方面。 解放軍的重炮火更多傾注於西營門的西頭一帶，並有戰車活動於運河自來水廠附近地區。當這緊急時期，請求青島的飛機來助戰不見答應(正為應付淮海的危殆，而不遑顧天津)，就將護路旅所改編的新師，推進於西頭方面，支援西營門。當西營門激戰中，林偉儔恃著新師的准備援應，仍憂慮到河北的孤立突出，將所控制之團(第一五一師有力之團)交給該方師長使用。民族門方面，除了炮戰，只見解放軍的小部迫近，逐步奪取第八十六軍陣前的小支點，在構成地堡作攻擊准備。 1月14日10時，總攻開始，經過40分鍾炮火准備後，11時，第2縱隊第4師突擊隊首先突破成功。擔任「東西對進」的主攻部隊如潮水般涌進突破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天津守敵攔腰殺去。從14日夜至15日凌晨，西集團先頭部隊先後攻克中部守敵各個支撐點，並相繼佔領海河上游中游各個橋梁。其中，第1縱隊第1師第2團、第2師第5團先頭部隊於15日凌晨攻佔金湯橋，第2師第5團第7連於15日晨8時許攻佔勝利橋（今北安橋），第3師第7團第5連也於15日拂曉攻佔中正橋（今解放橋）；第2縱隊第5師第14團攻擊部隊在連克大豐橋、金華橋、金鍾橋、金鋼橋後，也在15日凌晨進至金湯橋；東集團第8縱隊第23師第70團突擊部隊於15日拂曉與西集團在金鋼橋、金湯橋等地會合，使之南北不能相接 。敵人整個防禦體系被打亂，陷入極度慌亂之中。
第1縱隊第1師從15日5時開始向敵核心工事天津警備司令部發起攻擊，激戰5個小時，第1團的戰士們敏捷地沖進敵司令部大門，活捉陳長捷等7名國民黨將領。15時，據守天津城北部、敵軍戰鬥力最強的第151師，在我軍重重包圍之下，宣布投降。至此，天津戰役勝利結束，歷時29個小時。守敵13萬人全部被殲。

Ⅲ 天津戰役的介紹

天津戰役為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1月平津戰役中，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對國民黨軍進行的一次大規模城市攻堅戰。遵照中央軍委及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命令，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指揮野戰軍主力5個縱隊22個師和特種兵司令部之炮兵、坦克、工兵等，共34萬人奪取天津。同時以1個縱隊(2個師)位於軍糧城地區監視塘沽，並准備截殲天津突圍的國民黨軍隊。此役，人民解放軍以傷亡2.3萬人的代價，取得殲滅國民黨軍13萬餘人與佔領天津的勝利，為和平解決北平創造了有利條件。

Ⅳ 平津戰役中攻打天津一共用了多長時間

蘋果這都是比較常見的故障了。就是忽然間屏幕失靈，點擊不了屏幕
這種一般是這樣造成的
一、摔過，或者不久前摔過，屏幕觸摸屏已經鬆了，用一段時間，直接接線脫落。
二、進水過，幹了又能用了，當沒事一樣。其實要清理主板的，不然線路生銹，用一段時間就出問題
三、高仿充電器，充電線。很多人買的時候就給掉包了，拿回來就是高仿貨，用一段時間，傷了電源。直接廢機子，特別是港版手機。
四，邊玩手機邊充電，也會傷害手機。有時候電流過大，把內屏燒了。
這種有什麼辦法修復呢，檢查一下，如果是線路鬆了，換個排線。如果是內屏壞了，直接換屏幕總成。
如果換了屏幕還不行，那就是主板的觸屏ic問題了，所謂觸屏ic就是控制觸摸屏的一個晶元，能換，但是對工藝要求非常高，這是晶元級別的維修，一般的小店都不會的。只能聯系售後中心進行維修。手機在日常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因此手機沒電是很常見的事情了，有時候給手機充電的時候發現手機充不進電應該怎麼辦？

一，手機使用年限太長導致電池損壞，解決辦法是更換電池，建議不要自行更換，去售後更換即可。

二，充電器損壞，更換充電器即可解決這個問題。

三，有可能是充電線和手機接觸不良，重復連接充電線和手機看能否解決這一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可以使用棉簽擦拭手機充電器口。在使用手機的過程中，手機受系統的影響可能會出現大大小小的問題，比如在正常使用過程中，可能一下子就沒有了聲音，很影響用戶體驗。
01
進入手機主界面，選擇「設置」

02
進入設置界面，選擇「聲音和振動」

03
進入聲音振動設置界面，確定是否開啟了「靜音」，如果是靜音的話就需要關閉。

04
另外在開啟靜音的情況下，也可以單方面設置音量，確保音量不為零。

05
在使用一些應用的時候，應用設置也會影響聲音設置，以微信為例，進入微信界面，選擇「我」

06
進入個人界面，選擇「設置」

07
進入設置界面，選擇「新消息提醒」

08
在新消息提醒中，找到「聲音」選項，查看是否關閉了這個功能，如果關閉了則是不會有聲音提醒的。
華為手機密碼忘了可以通過以下方法恢復

1、EMUI5.X及以上的系統忘記密碼：通過強制恢復出廠設置清除密碼：這個方法會清除您之前的數據，建議您經常定期備份自己的資料到華為雲服務。手機關機，在不插USB線的情況下，同時長按音鍵上鍵和電源鍵，直到顯示logo界面。3 秒後再松開音量上鍵，即可進入 Recovery 模式。進入後，選擇恢復出廠設置。（通過音量鍵上下移動，開關機鍵確定）註：EMUI4.1及以下平台未開啟查找我的手機功能可嘗試此方法解決。

2、EMUI 4.1及以下平台、手機開機、手機聯網、手機上登錄華為賬號、有手機找回功能並已開啟通過查找我的手機（手機找回）的方式修改密碼。在電腦上輸入華為賬號和密碼進入雲服務首頁。然後選擇查找我的手機。此時頁面跳轉到定位手機頁面，在定位到手機後，點擊遠程鎖定。這時，你需要輸入新的鎖屏密碼，點擊下一步。以下步驟操作為選擇性操作，如不需要相關提示信息，直接選專擇下一步 ，然後點擊鎖定即可。鎖定成功後，頁面上會出現「鎖定成功」字樣，這時使用新設置的鎖定密碼解鎖手機即可。若以上方法仍然不能解決問題，請提前備份好屬數據，攜帶購機發票前往華為客戶服務中心檢測處理。

Ⅳ 天津戰役的曹將軍

天津戰役為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1月平津戰役中，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對國民黨軍進行的一次大規模城市攻堅戰。遵照中央軍委及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命令，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指揮野戰軍主力5個縱隊22個師和特種兵司令部之炮兵、坦克、工兵等，共34萬人奪取天津。同時以1個縱隊(2個師)位於軍糧城地區監視塘沽，並准備截殲天津突圍的國民黨軍隊。此役，人民解放軍以傷亡2.3萬人的代價，取得殲滅國民黨軍13萬餘人與佔領天津的勝利，為和平解決北平創造了有利條件。

Ⅵ 天津戰役的國軍部署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後，美國軍隊即於九月三十日在塘沽登陸，進駐天津、北平、唐山、秦皇島等地區，接著空運國軍第九十四軍到天津和唐山一帶。一九四六年九月，又海運第六十二軍到秦皇島登陸，接替第九十四軍在天津和唐山的駐區。一九四七年春美軍撤走後，又於八月調第九十二軍接替第六十二軍在天津的駐區。以上國軍的活動，都是在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的指揮下進行的。到一九四七年年底，華北「剿總」成立以後，即由「剿總」總司令傅作義指揮。
一九四八年十月，遼沈戰役開始以後，傅作義將駐在天津的第九十二軍一部調到葫蘆島，另一部調到唐山，增援錦西國軍，其駐地又由第九十四軍接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解放軍向平綏線的張家口和新保安進攻，傅作義又將駐天津的九十四軍兩個師西調平綏線，將第八十六軍由秦皇島調駐天津。當張家口和新保安相繼解放，傅作義的嫡系部隊被殲後，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迫近平津，傅作義又於十二月十日急將第六十二軍的兩個師從北平、豐台凋到天津。
從此，天津戰役前夕守衛天津的國軍計有：第八十六軍三個師，第六十二軍兩個師，第九十四軍一個師，河北省兩個保安師，天津市警備旅一個旅；臨時增編的有第六十二軍第三一七師和第九十四軍第三0五師(人員武器不全)，加上憲兵第四團、汽車兵團、警察等，共約十三萬餘人。 1948年夏，經過易縣、淶水戰役的失敗後，時任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的傅作義鑒於解放軍的野戰威力，採取了集結部隊於平綏、北寧鐵道線區的措施；將張垣、北平、天津作為三個基點，連同平津張鐵路線上的重要城鎮，預行工事設施，以為依據，實現所謂「靈活機動、集中優勢」的「依城決戰」

方略。
然而9月下旬濟南解放，十月初東北完全解放，華北的國民黨軍更為孤立暴露。無論華東、中原解放軍的北進或東北解放軍的入關，聯合起華北解放軍，都要形成為絕對優勢。(當時傅所指揮的連雜編的護路旅、保安團以及後勤部隊，不逾五十萬。)對此形勢再不容排成一線，必須集結一頭，策定根本動向。計有三條路線：(一)傅內部屬於察綏系，傾向西去，保察綏基地，但不能帶動蔣嫡系中央軍，尤其不能和馬鴻逵合作，沒有後路；(二)蔣介石以徐(州)海(州)在危急中，想放棄平津，免蹈遼沈復轍，給傅以華東全責，依青島為後路，以圖挽救淮海危局；(三)美國以司徒雷登通過胡適等人的呼喊，要以軍火直接給傅，就須東靠，死踞津、沽海口，擾亂華北。
十月後，蔣介石與傅作義不斷討論，最終傅傾向於「依託美援保持津沽」的向東靠，以觀望形勢。其認為有能力保住平津，支撐華北（防止東野直驅徐蚌），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
依照此意圖，陳長捷在天津構築的大量工事，進行固守。 天津市的碉堡工事始於日本侵佔天津的時期。日軍曾在天津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構築紅磚碉堡，有的高及一丈多，有的低及數尺，大大小小總共有幾十個，並在碉堡周圍架設一層鐵絲網。在一九四五年間，美軍接替日軍，加築一些鐵絲網。國軍接替美軍後，更積極修築碉堡工事。一九四六年間，第九十四軍在高碉堡駐有部隊，又加築一些鹿砦的障礙物。而後於1947年，進一步完善了天津環城碉堡工事線。此時，天津城防工事長達八十四華里。有一道寬五米、深三米的護城河。內牆頂到河底高達七米，牆內每隔三十米有一座碉堡。環城圍繞一道鐵絲網和電網，沿著護城河有大型碉堡三百八十多個，連同市內縱深的碉堡先後完成共約一千多個。環繞天津市護城河放進運河河水和海河潮水，經常水深保持兩三米左右。沿著環城碉堡工事線只留了八個門為出入交通，其餘都圍繞了鐵絲網。每個大型碉堡部安裝了電話，足夠一班兵力的駐用。而且在護城河內牆各大型碉堡之間還構築散兵坑掩蔽部和交通壕及馬路，連貫一起，便於使用汽車運送人員、彈葯、糧食的補給。原來天津市周圍是廣闊平坦的水網地帶，可以四通八達的，自從構築環市碉堡工事線以後，形成了天津城防形勢。在戰事尚未迫近天津市郊的時期，只有在八個門來往交通，每個門都駐有警察和憲兵，檢查行人和車輛，入夜閉門。其餘地段築有鐵絲網和護城河，不易通行 。
但國民黨方面對解放戰爭的發展情勢判斷不足，認為將來主力作戰會在天津外圍一百里或幾十里的地區，天津市為後方而不是前線，以一個師或兩個師必要時一個軍防守天津就足夠了，故而當時環城碉堡工事過於靠近天津市區。1948年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再向天津市商民籌款幾十億元法幣，加築水泥鋼筋碉堡幾十個，分布在天津市郊的主要地區在戰前又倉促修建了一些以紅磚牆構成的工事。其將外圍防禦陣地前1000米以內的樹林、房屋清除以利於射擊視野，並布了4萬顆地雷。同時還在市內各主要馬路、胡同巷口等地築了380多座大碉堡，此外，還將運河水引入護城河，使護城河的水深達3米。國軍在天津連年構築碉堡工事，是企圖憑借堅強工事而作頑強抵抗 。 十二月十一日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在平津交通被切斷、北平形成孤立據點的情況下，依據北平、天津和塘沽的現存殘余部隊，最後對華北地區作出「防守」計劃，將天津和塘沽為一個防守區，以第十七兵團司令官侯鏡如兼任司令，陳長捷兼任副司令，陳長捷兼任天津警備司令、天津防守司令，第六十二軍軍長林偉濤和第九十四軍軍長鄭挺鋒兼任副司令。
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陳長捷根據傅作義對平、津、塘的整個部署，認為應固守天津，將強城防，又判斷敵人主攻方向為天津北面宜興埠、丁寧沽方向而來，那裡沒有河流，容易使用大兵團接近。其將天津市分為三個防守區，他並指定西北區以第六十二軍擔任，由林偉濤指揮；東北區以第八十六軍擔任，由劉雲瀚指揮；南地區以第九十四軍第四十三師擔任，由陳長捷兼任指揮；其餘部隊為總預備隊在耀華中學附近。

Ⅶ 天津戰役的戰後統計

天津戰役中東北野戰軍共傷亡二萬三千七百九十九（23,799）人。其中傷師級一人、團級十一
人、營級九十二人、連級四百（400）人、排級八百三十八（838）人、班以下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二（17,872）人，合計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四（19,214）人。犧牲團級七人、營級二十八人、連級一百一十七（117）人、排級二百一十六（216）人、班級以下三千七百三十八（3,738）人，合計四千一百零六（4,106）人。其他四百七十九（479）人，共計二萬三千七百九十九（23,799）人。天津戰役消耗炮彈八萬八千九百七十二（88,972）發、子彈二百四十九萬九千三百四十二（2,499,342）發、手榴彈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三（43,783）枚、炸葯二萬零九百二十五（20,925）公斤、爆破筒一千二百六十八（1,268）顆，遺失重機槍五挺、輕機槍三十一挺、六零炮八門、擲彈筒十四具、其他一千零八十六（1,086），損壞重機槍四十三挺、輕機槍七十八挺、迫擊炮九門、六零炮二十二門、戰防炮四門、步兵炮四門、山炮十門、平射炮七門、榴彈炮一門、坦克八輛、裝甲車六輛、汽車一百八十九（189）輛。 天津戰役共斃傷國民黨守軍正規軍九千九百三十三(9,933)人、地方軍一千三百三十七(1,337)人，合計一萬一千二百七十(11,270)人。俘虜正規軍九萬二千三百九十九(92,399)人、地方軍二萬四千五百三十六(24,536)人，合計十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五(116,935)人。投降正規軍八百零二(802)人、地方軍一千九百七十(1,970)人，共計十三萬零九百七十七(130,977)人，其中斃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11,270)人俘虜十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三(116,933)人，投降二千七百七十二(2,772)人其中將級軍官三十人（其中天津市政府市長兼北寧線護路軍司令中將杜建時自首，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李漢元是否少將）、校級軍官四百四十一人。將級軍官名單如下：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部司令中將陳長捷、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少將秋宗鼎、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部秘書長少將李葉靖、第八十六軍軍長中將劉雲瀚、第八十六軍軍長副軍長范玉書、第二十六師師長少將張越群、第二十六師副師長何卓、第二八四師副師長少將羅先、第二九三師師長陳廖華、第二九三師副師長陳昆、第六十二軍軍長中將林偉儔、第一五一師師長少將陳直、少將教育長李上達、第六十七師師長少將李學正、第六十七師副師長少將劉順楚、第六十七師副參謀長曾會奇、第九十四軍副軍長少將王治熙、第四十三師師長少將饒啟堯、第四十三師參謀長少將徐奇春、第四十三師少將副師長余和、第三零五師師長少將姚葛民、第三零五師副師長少將程德煌、第三二六師師長少將柴玉峰、第三二六師副師長少將吳繼先、憲兵第二十團團長少將曾加林、國防部軍紀檢查組少將楊威。津南第一支隊支隊長少將白英傑、補訓總隊總隊長少將宋捷、還有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李漢元。天津戰役繳獲火炮一千六百四十八(1,648)門（其中榴彈炮九門、山炮二十五門、野炮二十八門，其他一千六百四十八(1,648)門。槍五萬四千六百八十二(54,682)（重機槍五百一十五(515)挺、輕機槍三千零三十八(3,038)挺、其他五萬四千六百八十二(54,682)支）、坦克十一輛（十二輛）、裝甲車九輛、汽車八百七十九(879)輛、大車一百五十三(153)兩、炮彈六萬八千九百二十一(68,921)發、手榴彈八萬九千五百二十四(89,524)枚、子彈七十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三發（713,713)）。騾馬一千二百八十一(1,281)匹。

Ⅷ 天津戰役的共軍部署

天津戰役前，中央軍委最初部署先殲塘沽之敵，控制出海口，從而防止傅作義逃跑。但劉亞樓通過觀察地圖發現先攻塘沽有諸多不利：塘沽以東、以北地形開闊，鹽田連綿，冬季不結冰，不能構築工事，不便大部隊運動與迎敵，更不能對敵形成四麵包圍；敵17兵團司令部及防守司令部均設在軍艦上，很容易逃脫……為了進一步確認自己的想法，劉亞樓進行了實地勘查，並聽取各縱隊的意見，最終決定不打塘沽轉而奪取天津。中央軍委同意改打天津的決定，並任命劉亞樓擔任天津前線司令員。
1949年1月2日，解放軍天津前線指揮部根據天津地形特點和敵軍布防情況，擬定了天津戰役作戰方針，即：「東西對進，攔腰斬斷，先南後北，先分割後圍殲，先吃肉後啃骨頭。」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開會議，決定首先打下天津，盡早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在天津戰役前，東北野戰軍總部在戰役的部署中，東北野戰軍天津前線指揮部將主要攻擊方向定在天津中部。
具體部署是：西線，由一縱、二縱配屬特種兵縱隊三分之二炮兵組成西集團，為第一主攻方向。從西向東攻擊，由天津西南和平門（小西營門）南北地段突破,即從和平門兩側（在和平門、西營門、勝利門間），以金湯橋為第一目標，迅速與東集團會合，然後會同南集團，殲滅南半城之敵，爾後視情況向北半城發展。
東線，由七縱、八縱配屬特種兵縱隊三分之一炮兵，組成東集團，為第二主攻方向。從東向西攻擊，由天津城東之王串場（民權門）、民族門地段，從民權門（在民權門、民族門、中正門間）兩側由東向西實施主要突擊，第一步到達金湯橋與西集團會合，然後七縱向南半城發展，以八縱向北半城攻擊 。

Ⅸ 使天津解放的戰役

1948年11月～1949年1月東北解放軍和華北解放軍合力進行平津戰役，平是北平，津是天津，平津戰役使天津獲得解放．
故選C．

Ⅹ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具體時間

1、遼沈戰役，1948年9月12日開始，同年11月2日結束，共歷時52天。

2、淮海戰役，戰役於1948年11月6日開始，1949年1月10日結束。

3、平津戰役：1948年11月29日開始，1949年1月31日結束，共64天。

三大戰役是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同中華民國國軍進行的戰略決戰，包括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個戰略性戰役。

(10)天津戰役貴金屬擴展閱讀：

三大戰役各自意義：

1、遼沈戰役：，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在兵力數量方面超越國民黨軍。

2、淮海戰役：是三大戰役中解放軍犧牲最重，殲敵數量最多，政治影響最大、戰爭樣式最復雜的戰役；也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大戰役的第二個戰役。

3、平津戰役：消滅及改編中華民國國軍3個兵團，13個軍50個師共計52.1萬人，解放了北平、天津在內的華北大片地區。平津戰役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大戰役的最後一個戰役。

三大戰役的勝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