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信股票

A. 上海證券公司的變遷歷史誰有啊

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40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觀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的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證券產生的歷史，在中國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國家向大戶的舉貸和王侯給平民的放債，形成了最早的債券。漢唐以後，國家因軍事需要臨時向富商舉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現象。隨著商業的發展，飛錢、會票、當票等商業票據出現，證券的品種更加豐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後清前，在一些投資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風險的行業，如上海沙船業，四川井鹽業，雲南、廣東礦冶業和山西金融業，已經較多地採用"招商集資、合股經營"的經營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明顯地具有資本主義的股份制特徵，而"集資合股"的參與者之間簽訂的載明權利責任的契約，則是中國最早的股票雛形。
當然，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證券的出現，在中國則是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事。1840年鴉片戰爭後，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相繼對外開埠通商，有價證券及其交易，就跟著第一批最先進入所開商埠的外國洋行在中國出現。外資在華設立的各類股份制公司企業，把西方國家已普遍採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產經營形式和集股籌資的方法帶到了中國。
中國仿效西方，採用股份制發行證券組織近代企業公司的活動始於19世紀70年代。與此同時，清政府洋務派從19世紀60年代起，舉辦旨在"自強"的軍事工業。由於清政府財政困難，經費難以為繼，70年代後，為借重民間私人資本，解決國家財力不足，洋務派仿效西方股份制，採用"官督商辦"和"商辦"等形式，興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國近代民用企業。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詔籌建上海輪船招商局。隨著該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認定和籌集，中國第一家近代意義的股份制企業和中國人自己發行的第一張股票誕生。繼航運業後，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險業、礦業、紡織業和通訊電報業等方面得到普遍運用，於是又有一批華商股票應運而生。如仁和保險、濟和保險、開平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等都是中國近代最早出現的華商股票。原先附股於外資企業公司的中國人，此時也紛紛移資或投資洋務民用企業，或自立門戶舉辦近代工礦企業公司。到19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各地創辦的新式工礦企業就有十五六家，這些礦業公司都發行了股票。至此，華商證券的發行已小有氣候。
證券一經產生，證券交易不久也隨之出現。據史料記載，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證券買賣交易活動，但僅局限在外商之間，買賣並不興隆。19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上海殖民經濟的初步"繁榮"，外商證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躍。60年代中期，由於世界棉業投機熱潮席捲上海，在華外資銀行獲得豐厚利潤，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華銀行面值10英鎊的股票，市價曾高達25英鎊；（註：《字林西報》，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資航運公司獲利也很豐厚，航運公司股票成為銀行股票以外的另一買賣熱點，以致市場上證券交易額"日以百萬計，投機交易有時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業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從事股票買賣的證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涇橋北，出現了中國第一家專營有價證券的英商長利公司，後來又有幾家這樣的公司相繼設立。"店多成市，該業始發達"。（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之略史》，載《銀行周報》第3卷總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紀80年代前後，外資又開始進入租界公用事業和其他實業，市面上又出現了上海自來水公司、上海電燈公司等十幾種新股票。西商各證券掮客為謀本業前途的發展，於1891年聯絡同業，組織上海證券掮客公會即上海股份公所，以買賣外商在華所設各事業公司的股票。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初步形成。
至於中國華商進行的證券交易，若將19世紀五六十年代華商附股外資企業公司的證券活動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現。五六十年代由於上海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社會資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於中國新辦的近代企業不久便獲厚利，加上個別企業發放優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產、銀洋買賣投機之外，又熱衷於對新式企業的股票、債券的追逐。
1882年前後，先前成立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近代廠礦企業經營成功，獲利很高，股票價格成倍增長，如輪船招商局面值100兩的股票，1882年卻漲到了200兩以上；（註：《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報告書》下冊，第31頁。）1881年年底，開平煤礦正式投產前夕，其面值100兩的股票在上海市場上的價格就漲至150兩左右，到1882年6月，竟還有人願以每股237兩的價格收進。（註：《申報》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響，人們爭相購買荊門煤鐵礦、長樂銅礦及鶴峰銅礦等十幾種剛上市不久的礦業股票，這些股票的價格很快超過其面值。如長樂銅礦和鶴峰銅礦的股票面值均為100兩，1882年最高價分別達到220餘兩和170餘兩。（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當時的《上海新報》和《申報》等華文報紙，對此都有專門報道。這些礦業股票籌集的股金就有白銀300萬兩，其市場交易額估計在1000萬兩以上，這在當時是一筆十分可觀的資金。
受礦業股票上漲行情影響，其他上市的洋務企業股票價格也隨之全線上漲。如上海電報局100兩面額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兩大關；而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股票價格也溢出原價15%左右。（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
華商證券交易，起初既沒有固定的場所，又沒有相應的交易規則，證券轉讓、買賣一般在親朋好友、熟人中"以親帶友、以友及友"進行。成交的價格卻視外商證券行情和證券本身的市場供求而定。後來，隨著證券發行量的擴大，持有證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證券的品種和數量也越大，證券買賣變成了經常的需要。於是"為各項公司通路徑而固藩籬"（註：《申報》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於1882年9月成立。該公司內部組織分明，還訂有章程，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設立首開中國有組織的證券市場的先河，成為中國自設證券交易所的權輿。
由於對礦業股票的過分投機，加之買辦商人胡光墉投機絲業失敗和中法關系趨緊等其他原因，引發了1883年10月的倒賬金融風潮。礦業股票連同其他華商股票即行下跌。低價出售也無人承接，連平時素有信譽的招商局、開平礦務局股票的價格也低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礦業股票更是無人問津，幾乎形同廢紙。介入股票投機和承做股票質押的錢庄受累倒閉，破產者不計其數。一度空前興盛的股票市場低落至極點，直至10年之後，一般商人仍"視集股為畏途"，（註：《論商務以公司為最善》，見《申報》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為人所厭聞"，（註：《礦務檔》第七冊，第4358頁，台灣近代史研究所編，1960年版：《洋務運動》（七）第316頁，中國史學會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見這次風潮對證券投資者心理打擊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國早期證券和證券交易視作中國證券市場的萌芽的話，那麼，1895年以後至清末，中國證券市場就進入了初步形成階段。
隨著國外資本投資的銀行、工礦企業和鐵路公司在華的設立，以及鐵路借款、礦業借款與政府借款的簽訂，外國在華發行的外資證券規模迅速擴大。
與此同時，甲午戰爭的慘敗使"振興工商、實業救國"的呼聲再一次引發了中國第二次設廠辦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法規，並採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勵興辦各式銀行、企業。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的創立率先揭開了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間，中國先後創辦新式廠礦企業386家，資本額達8.8億多元，華商在機械製造、電力、采礦、棉紡和其他工業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華商股票的發行量也隨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債制度也在1894年前後移入中國。1894年清政府為籌措甲午軍費，仿效西方，向國內發行公債，"息借商款"。此後，又發行了"昭信股票"和"愛國公債"兩次公債。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蘇松太道吳健彰為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向外國洋行賒賬雇募船炮，首開中國近代舉借外債先河。隨後海防借款、軍需借款、抵禦外侮借款、賠款借款、實業借款、鐵路借款、礦業借款，甚至行政經費借款，一發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債208筆，債務總數為白銀13億多兩。（註：《清代外債史論》，第672頁，許毅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
證券交易市場方面，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也有了迅速的發展，最顯著的表現是上海眾業公所的設立與發展。原先設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後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續借款等金幣公債，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記、鴻源等大紗廠新股票的面市，業務發展出現了較大轉機。1898年，該所修訂了章程，但仍無固定交易場所，證券的交易買賣，多在舊西商總會內或在匯豐銀行門前階沿進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國聯軍入侵的混亂之際，攫取了中國的開平煤礦，由於這一產權的中外轉移，原持有該礦股份的華人紛紛將股票出售或轉讓，給原來不甚景氣的股票交易市場帶來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舊西商總會租定了部分房屋作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醞釀改組為上海證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在香港注冊，定名為上海眾業公所。該所採取會員制，只有會員才能參與證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會員即擴充為100人，其中西商會員87名，華商會員13名。交易買賣的證券有中國和遠東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債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國政府金幣公債，（註：《民國經濟史》，第153頁，上海銀行學會編，1948年版。）後來又增加市政公債。當時進入這個市場開拍的股票先後有：公和祥碼頭、椰松船廠、公益紗廠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遷址上海外灘1號。
由於西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除為外國在華企業公司在華籌集資金服務外，還是少數洋商投機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顧中國社會經濟和投資者的利益，1910年爆發的橡皮股票風潮就是最好的例證。1903年，英國投機商人麥邊在中國成立藍格志拓殖公司，開業後的頭幾年並沒有多少業務，1909年國際市場橡膠漲價，國外經營橡膠園種植業和投資橡膠工業的人獲利豐厚。麥邊便藉此機會，於1910年初大造輿論，宣揚經營橡膠行業可獲巨利，並謊稱其公司在澳大利亞擁有大片的橡膠園。為了誘騙人們購買其公司股票，他編造該公司的經營發展計劃，奢言年分紅可達45%左右。人們不明真相，競相購買。"僅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標賣，已有以七十兩之巨價承購者"。（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中掀抬股價，橡皮股票價格暴漲。麥加利、匯豐和花旗等外商銀行見有利可圖，便與麥邊勾結，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舉又造成了該公司信譽可靠、實力雄厚、盈利可觀的假象。爭購者於是更加踴躍，連許多錢庄也都轉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價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地裡趁高脫手，捲款潛逃。其他外商亦步麥邊後塵，紛紛拋售手中的橡皮股票。這時，外資銀行宣布停辦此項股票的押款，（註：《上海錢庄史料》，第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騙局敗露，人們又爭相拋售橡皮股票，但無人購進，橡皮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最後成為廢紙。持票者紛紛破產，錢庄也因此倒閉了二十多家，市面極度恐慌，釀成了一場金融風潮。更為嚴重的是這次風潮使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遭受沉重打擊，中國股票市場自此進入低谷
此期的華商證券交易市場較1883年前，交易規模總體上有所後退，但也不乏市場新熱點。一方面，隨著1895年後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現，尤其是銀行的創辦和商辦鐵路公司的出現，證券交易又漸有起色。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債券成為交易買賣的新熱點。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國通商銀行後，清政府又採取"官商合辦"的形式，設立了戶部銀行（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性省銀行和私營商業銀行也在此期設立。這些新興的銀行發行了大量的股票，這些銀行股票在市場上十分受人青睞。1903年，清政府開放鐵路，"寓商於路"，提倡商人設立鐵路公司，集股籌資承辦鐵路。於是，1903-1907年，全國15個省份先後成立了18個"官商合辦"和"商辦"的鐵路公司，發行了大量的鐵路股票。這類股票一經發行，便成為市場亮點。在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礦企業股票發行與交易的帶動下，中國近代證券市場初步形成。而這時的政府公債由於發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視購買公債為對朝廷的報效和捐助，故當時購入者，也不敢在市場上出售，所以還未形成交易市場。
另一方面，證券市場組織形式也有了較大的進步和發展。自上海平準股票公司倒閉後，雖先有1904年梁啟超提出了組織"股份懋遷公司"（即證券交易所）的倡議，後在1907年又有上海買辦商人袁子壯、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組織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視和採納。華商證券交易一直處於無組織的狀態中。光緒末年，上海買辦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關橋開設了專營證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買辦商人孫靜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開設了另一家專營證券的"信通公司"，但規模和功能遠不能與原先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專營的證券公司外，許多茶商、錢商、皮貨商、古董商和雜貨商以及買辦也兼做股票買賣。這些股票掮客經常出入茶館，在經營本業的同時，還洽談股票生意。約在1910年前後，股票交易買賣活動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樓，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茶會"時期。
總之，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40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現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公司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中國證券市場一開始便存在華洋兩個不同體系的市場，這正是舊中國社會性質的寫照。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為後期的證券市場發展奠定了基礎...參考資料：http://blog.163.com/darling_ran/#

B. 證券的發展史

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觀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的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證券產生的歷史，在中國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國家向大戶的舉貸和王侯給平民的放債，形成了最早的債券。漢唐以後，國家因軍事需要臨時向富商舉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現象。隨著商業的發展，飛錢、會票、當票等商業票據出現，證券的品種更加豐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後清前，在一些投資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風險的行業，如上海沙船業，四川井鹽業，雲南、廣東礦冶業和山西金融業，已經較多地採用"招商集資、合股經營"的經營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明顯地具有資本主義的股份制特徵，而"集資合股"的參與者之間簽訂的載明權利責任的契約，則是中國最早的股票雛形。
當然，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證券的出現，在中國則是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事。1840年鴉片戰爭後，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相繼對外開埠通商，有價證券及其交易，就跟著第一批最先進入所開商埠的外國洋行在中國出現。外資在華設立的各類股份制公司企業，把西方國家已普遍採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產經營形式和集股籌資的方法帶到了中國。
中國仿效西方，採用股份制發行證券組織近代企業公司的活動始於19世紀70年代。與此同時，清政府洋務派從19世紀60年代起，舉辦旨在"自強"的軍事工業。由於清政府財政困難，經費難以為繼，70年代後，為借重民間私人資本，解決國家財力不足，洋務派仿效西方股份制，採用"官督商辦"和"商辦"等形式，興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國近代民用企業。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詔籌建上海輪船招商局。隨著該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認定和籌集，中國第一家近代意義的股份制企業和中國人自己發行的第一張股票誕生。繼航運業後，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險業、礦業、紡織業和通訊電報業等方面得到普遍運用，於是又有一批華商股票應運而生。如仁和保險、濟和保險、開平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等都是中國近代最早出現的華商股票。原先附股於外資企業公司的中國人，此時也紛紛移資或投資洋務民用企業，或自立門戶舉辦近代工礦企業公司。到19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各地創辦的新式工礦企業就有十五六家，這些礦業公司都發行了股票。至此，華商證券的發行已小有氣候。
證券一經產生，證券交易不久也隨之出現。據史料記載，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證券買賣交易活動，但僅局限在外商之間，買賣並不興隆。19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上海殖民經濟的初步"繁榮"，外商證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躍。60年代中期，由於世界棉業投機熱潮席捲上海，在華外資銀行獲得豐厚利潤，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華銀行面值10英鎊的股票，市價曾高達25英鎊；（註：《字林西報》，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資航運公司獲利也很豐厚，航運公司股票成為銀行股票以外的另一買賣熱點，以致市場上證券交易額"日以百萬計，投機交易有時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業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從事股票買賣的證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涇橋北，出現了中國第一家專營有價證券的英商長利公司，後來又有幾家這樣的公司相繼設立。"店多成市，該業始發達"。（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之略史》，載《銀行周報》第3卷總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紀80年代前後，外資又開始進入租界公用事業和其他實業，市面上又出現了上海自來水公司、上海電燈公司等十幾種新股票。西商各證券掮客為謀本業前途的發展，於1891年聯絡同業，組織上海證券掮客公會即上海股份公所，以買賣外商在華所設各事業公司的股票。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初步形成。
至於中國華商進行的證券交易，若將19世紀五六十年代華商附股外資企業公司的證券活動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現。五六十年代由於上海小刀會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社會資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於中國新辦的近代企業不久便獲厚利，加上個別企業發放優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產、銀洋買賣投機之外，又熱衷於對新式企業的股票、債券的追逐。
1882年前後，先前成立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近代廠礦企業經營成功，獲利很高，股票價格成倍增長，如輪船招商局面值100兩的股票，1882年卻漲到了200兩以上；（註：《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報告書》下冊，第31頁。）1881年年底，開平煤礦正式投產前夕，其面值100兩的股票在上海市場上的價格就漲至150兩左右，到1882年6月，竟還有人願以每股237兩的價格收進。（註：《申報》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響，人們爭相購買荊門煤鐵礦、長樂銅礦及鶴峰銅礦等十幾種剛上市不久的礦業股票，這些股票的價格很快超過其面值。如長樂銅礦和鶴峰銅礦的股票面值均為100兩，1882年最高價分別達到220餘兩和170餘兩。（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當時的《上海新報》和《申報》等華文報紙，對此都有專門報道。這些礦業股票籌集的股金就有白銀300萬兩，其市場交易額估計在1000萬兩以上，這在當時是一筆十分可觀的資金。
受礦業股票上漲行情影響，其他上市的洋務企業股票價格也隨之全線上漲。如上海電報局100兩面額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兩大關；而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股票價格也溢出原價15%左右。（註：《平淮公司各股份市價》，見《申報》1882年各期。）
華商證券交易，起初既沒有固定的場所，又沒有相應的交易規則，證券轉讓、買賣一般在親朋好友、熟人中"以親帶友、以友及友"進行。成交的價格卻視外商證券行情和證券本身的市場供求而定。後來，隨著證券發行量的擴大，持有證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證券的品種和數量也越大，證券買賣變成了經常的需要。於是"為各項公司通路徑而固藩籬"（註：《申報》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於1882年9月成立。該公司內部組織分明，還訂有章程，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設立首開中國有組織的證券市場的先河，成為中國自設證券交易所的權輿。
由於對礦業股票的過分投機，加之買辦商人胡光墉投機絲業失敗和中法關系趨緊等其他原因，引發了1883年10月的倒賬金融風潮。礦業股票連同其他華商股票即行下跌。低價出售也無人承接，連平時素有信譽的招商局、開平礦務局股票的價格也低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礦業股票更是無人問津，幾乎形同廢紙。介入股票投機和承做股票質押的錢庄受累倒閉，破產者不計其數。一度空前興盛的股票市場低落至極點，直至10年之後，一般商人仍"視集股為畏途"，（註：《論商務以公司為最善》，見《申報》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為人所厭聞"，（註：《礦務檔》第七冊，第4358頁，台灣近代史研究所編，1960年版：《洋務運動》（七）第316頁，中國史學會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見這次風潮對證券投資者心理打擊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國早期證券和證券交易視作中國證券市場的萌芽的話，那麼，1895年以後至清末，中國證券市場就進入了初步形成階段。
隨著國外資本投資的銀行、工礦企業和鐵路公司在華的設立，以及鐵路借款、礦業借款與政府借款的簽訂，外國在華發行的外資證券規模迅速擴大。
與此同時，甲午戰爭的慘敗使"振興工商、實業救國"的呼聲再一次引發了中國第二次設廠辦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法規，並採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勵興辦各式銀行、企業。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的創立率先揭開了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間，中國先後創辦新式廠礦企業386家，資本額達8.8億多元，華商在機械製造、電力、采礦、棉紡和其他工業方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華商股票的發行量也隨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債制度也在1894年前後移入中國。1894年清政府為籌措甲午軍費，仿效西方，向國內發行公債，"息借商款"。此後，又發行了"昭信股票"和"愛國公債"兩次公債。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蘇松太道吳健彰為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向外國洋行賒賬雇募船炮，首開中國近代舉借外債先河。隨後海防借款、軍需借款、抵禦外侮借款、賠款借款、實業借款、鐵路借款、礦業借款，甚至行政經費借款，一發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債208筆，債務總數為白銀13億多兩。（註：《清代外債史論》，第672頁，許毅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
在證券交易市場方面，外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也有了迅速的發展，最顯著的表現是上海眾業公所的設立與發展。原先設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後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續借款等金幣公債，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記、鴻源等大紗廠新股票的面市，業務發展出現了較大轉機。1898年，該所修訂了章程，但仍無固定交易場所，證券的交易買賣，多在舊西商總會內或在匯豐銀行門前階沿進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國聯軍入侵的混亂之際，攫取了中國的開平煤礦，由於這一產權的中外轉移，原持有該礦股份的華人紛紛將股票出售或轉讓，給原來不甚景氣的股票交易市場帶來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舊西商總會租定了部分房屋作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醞釀改組為上海證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在香港注冊，定名為上海眾業公所。該所採取會員制，只有會員才能參與證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會員即擴充為100人，其中西商會員87名，華商會員13名。交易買賣的證券有中國和遠東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債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國政府金幣公債，（註：《民國經濟史》，第153頁，上海銀行學會編，1948年版。）後來又增加市政公債。當時進入這個市場開拍的股票先後有：公和祥碼頭、椰松船廠、公益紗廠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遷址上海外灘1號。
由於西商在華組織的證券市場除為外國在華企業公司在華籌集資金服務外，還是少數洋商投機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顧中國社會經濟和投資者的利益，1910年爆發的橡皮股票風潮就是最好的例證。1903年，英國投機商人麥邊在中國成立藍格志拓殖公司，開業後的頭幾年並沒有多少業務，1909年國際市場橡膠漲價，國外經營橡膠園種植業和投資橡膠工業的人獲利豐厚。麥邊便藉此機會，於1910年初大造輿論，宣揚經營橡膠行業可獲巨利，並謊稱其公司在澳大利亞擁有大片的橡膠園。為了誘騙人們購買其公司股票，他編造該公司的經營發展計劃，奢言年分紅可達45%左右。人們不明真相，競相購買。"僅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標賣，已有以七十兩之巨價承購者"。（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中掀抬股價，橡皮股票價格暴漲。麥加利、匯豐和花旗等外商銀行見有利可圖，便與麥邊勾結，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舉又造成了該公司信譽可靠、實力雄厚、盈利可觀的假象。爭購者於是更加踴躍，連許多錢庄也都轉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價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註：《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史略》，載《銀行周報》，第116號。）麥邊暗地裡趁高脫手，捲款潛逃。其他外商亦步麥邊後塵，紛紛拋售手中的橡皮股票。這時，外資銀行宣布停辦此項股票的押款，（註：《上海錢庄史料》，第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騙局敗露，人們又爭相拋售橡皮股票，但無人購進，橡皮股票價格一落千丈，最後成為廢紙。持票者紛紛破產，錢庄也因此倒閉了二十多家，市面極度恐慌，釀成了一場金融風潮。更為嚴重的是這次風潮使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遭受沉重打擊，中國股票市場自此進入低谷。
此期的華商證券交易市場較1883年前，交易規模總體上有所後退，但也不乏市場新熱點。一方面，隨著1895年後中國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現，尤其是銀行的創辦和商辦鐵路公司的出現，證券交易又漸有起色。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債券成為交易買賣的新熱點。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國通商銀行後，清政府又採取"官商合辦"的形式，設立了戶部銀行（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性省銀行和私營商業銀行也在此期設立。這些新興的銀行發行了大量的股票，這些銀行股票在市場上十分受人青睞。1903年，清政府開放鐵路，"寓商於路"，提倡商人設立鐵路公司，集股籌資承辦鐵路。於是，1903-1907年，全國15個省份先後成立了18個"官商合辦"和"商辦"的鐵路公司，發行了大量的鐵路股票。這類股票一經發行，便成為市場亮點。在銀行股票和鐵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礦企業股票發行與交易的帶動下，中國近代證券市場初步形成。而這時的政府公債由於發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視購買公債為對朝廷的報效和捐助，故當時購入者，也不敢在市場上出售，所以還未形成交易市場。
另一方面，證券市場組織形式也有了較大的進步和發展。自上海平準股票公司倒閉後，雖先有1904年梁啟超提出了組織"股份懋遷公司"（即證券交易所）的倡議，後在1907年又有上海買辦商人袁子壯、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組織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視和採納。華商證券交易一直處於無組織的狀態中。光緒末年，上海買辦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關橋開設了專營證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買辦商人孫靜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開設了另一家專營證券的"信通公司"，但規模和功能遠不能與原先的上海平準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專營的證券公司外，許多茶商、錢商、皮貨商、古董商和雜貨商以及買辦也兼做股票買賣。這些股票掮客經常出入茶館，在經營本業的同時，還洽談股票生意。約在1910年前後，股票交易買賣活動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樓，中國證券市場進入了"茶會"時期。
總之，中國證券和證券市場自19世紀40年代產生後，經歷了40多年的萌芽階段，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中國最早出現的證券是外國在華企業公司發行的外資證券，最早的證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間的外資證券買賣，稍後才出現華商證券和華商證券交易。中國證券市場一開始便存在華洋兩個不同體系的市場，這正是舊中國社會性質的寫照。盡管如此，中國證券市場仍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為後期的證券市場發展奠定了基礎。

C. 股票的名稱

當股票名稱前出現了N字，表示這只股是當日新上市的股票，字母N是英語New(新)的縮寫。看到帶有N字頭的股票時，投資者除了知道它是新股，還應認識到這只股票的股價當日在市場上是不受漲跌幅限制的，漲幅可以高於10％，跌幅也可深於10％。這樣就較容易控制風險和把握投資機會。

當股票名稱前出現XD字樣時，表示當日是這只股票的除息日，XD是英語Exclud(除去)Dividend(利息)的簡寫。在除息日的當天，股價的基準價比前一個交易日的收盤價要低，因為從中扣除了利息這一部分的差價。

當股票名稱前出現XR的字樣時，表明當日是這只股票的除權日。XR是英語Exclud(除去)Right(權利)的簡寫。在除權日當天，股價也比前一交易日的收盤價要低，原因由於股數的擴大，股價被攤低了。

當股票名稱前出現DR字樣時，表示當天是這只股票的除息、除權日。D是Dividend(利息)的縮寫，R是Right(權利)的縮寫。有些上市公司分配時不僅派息而且送轉紅股或配股，所以出現同時除息又除權的現象。

D. 岑春煊的人物生平

據族譜記載，岑春煊的祖上是東漢時排名雲台二十八將第六位的功臣岑彭。在宋朝時，落籍浙江餘姚的岑彭後裔岑仲淑隨狄青平儂智高有功，便世居廣西為土司。岑春煊家原本是上林峒長官司的世襲土官，由於乾隆年間改土歸流，便成為平民。到其祖父岑蒼松時，始以文學起家。岑春煊之父岑毓英因平定雲南回民起義有功，官至雲貴總督，成為清廷的封疆大吏。
咸豐十一年辛酉三月二十三日（1861年5月2日），岑春煊出生於廣西省泗城府西林縣那勞村，他是岑毓英第三子，人稱「岑三」，因為人性格多變，敢作敢為，又稱「顛三」 ，原名岑春澤。岑春煊少年時就讀於泗城（凌雲）雲峰書院，後隨父親岑毓英赴任地讀書。1879年時，岑毓英考慮到 「滇桂僻處邊地，弟子見聞隘陋，無所師法」，便命岑春煊到北京學習。 客居北京的岑春煊是一個有名的紈絝子弟，據湯用彬《新談往》記載：「春煊少跅弛，自負門第才望，不可一世，黃金結客，車馬盈門，如宴也。」他與勞子喬、瑞澄被時人稱為「京城三惡少」。
岑春煊因其父恩蔭，很快就由監生加捐主事、簽分工部學習行走。1881年，他因病請假回家休養，1885年參加廣西鄉試，考中舉人，奉旨到部候差。1888年，他又報效海軍經費，奉旨以郎中歸本部即補。同年光緒帝大婚，岑春煊充派為辦處幫總辦。由於這是一個實缺，因而他備受矚目。這時他聽從算命先生的話，把名字「春澤」改為「春煊」。1889年，岑毓英死於雲貴總督任上，岑春煊回廣西守制，1892年再赴北京，清廷授其光祿寺少卿，旋遷太僕寺少卿，署大理寺卿。 岑春煊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在戰事吃緊，「大臣畏葸不前」的情況下，岑春煊曾兩上奏章，毅然「自請效力前敵」 ，被派到劉坤一營中當差，不過劉坤一因岑春煊早年放盪聲名，不予重任。 當日軍在山東榮成登陸、威海告警時，他又主動請纓，被派往煙台總理營務，開掘地營，布置防務，頗盡職守。後來日軍猛攻營口，他又請求率軍赴援。但由於清朝腐敗，中國難逃失敗的厄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岑春煊對此憤懣難平，辭職離京，隱居桂林，甚至產生了遁入空門、不再出山的念頭。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岑春煊目睹國事日非，不能不有所觸動。他投身維新變法運動中，先後參加了上海強學會和北京的保國會，並於1897年2月親自和康有為等人籌議成立了維新變法運動中廣西最具影響力的維新社團——桂林聖學會。1898年夏，岑春煊陪其幼弟岑春蔭進京趕考，在此期間受光緒帝召見，他除了提出興學校、練新兵、講吏治、信賞罰諸條外，還上專折吁請皇帝要操掌實權，不要徒有其名。 戊戌變法時光緒帝下達裁撤冗官的詔令，就是受岑春煊建言的直接影響。
1898年8月31日，岑春煊被擢為廣東布政使。他抵達廣東後，同以兩廣總督譚鍾麟為首的阻撓改革的頑固派進行了相當果敢的斗爭。他在廣東吏治改革作為突破口，大刀闊斧地裁撤各閑散機構和人員，甚至把譚鍾麟總督衙門中的文案也予以裁並。並擬對譚鍾麟的親信、貪財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罷官嚴懲，欲殺一儆百。新舊之爭，勢不可免，岑、譚二人互相參奏，乃至拍桌相罵。在京的維新派人士也遙相呼應，宋伯魯遞呈了康有為代擬的《請懲辦譚鍾麟折》，以阻撓新政為由，請嚴懲褫革。光緒特命湖南巡撫陳寶箴對譚嚴密訪查，「速行參奏」。
岑春煊的目光所及不僅僅廣東一隅，他還十分關注北京的形勢和全國的變法大局。於外交，他認為李鴻章的聯俄政策和康有為的聯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對列強瓜分，只有「固民」才能「禦侮」。於內政，他提出「蘇民困」；取消「昭信股票」；查禁米糧出口，抑平糧價；防止白銀外溢；設彩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粵漢鐵路，防止外資滲入；讓商人「自購戰艦」等一系列建議。這些建議被光緒部分採納。
由於岑春煊在變法活動中表現得十分活躍，戊戌政變後亦受牽連，多虧「榮祿為緩頰」 ，方得倖免，改調甘肅布政使。岑春煊在甘肅期間，亦不忘上奏彈劾譚鍾麟，最後譚鍾麟被免去兩廣總督之職。以藩司彈劾制憲，在有清一代幾為僅有，岑春煊也開始以剛直聞名於世。 1900年，義和團運動達到高潮，引來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岑春煊在甘肅聽說後，率2000兵馬星夜兼程趕來「勤王」，到了北京後被調到張家口駐扎以備俄。 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倉皇出逃，岑春煊趕來救駕，被任命為前路糧台督辦。在此期間，流亡海外的岑也和他的幕僚張鳴岐等人制定了一個幫助光緒奪回政權的計劃，試圖配合康有為等保皇勢力發動政變，但最後還是放棄了。而慈禧太後則因岑春煊雪中送炭而對他極為信任，授其為陝西巡撫，翌年調任山西巡撫。岑春煊審時度勢，力言「山陝大災之後，萬不能再開戰釁」，令娘子關、固關守軍後撤，以示講和誠意，並解決毓賢在任時的教案遺留問題，並預撥銀兩給傳教士，杜絕聯軍進兵口實。後來這筆錢被傳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學堂創辦費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學。除此之外，岑春煊還聘請日本教員，創辦了山西農林學堂。在山西興辦新式學堂是他主張變法自強的最早實踐。
1902年7月，岑春煊改任廣東巡撫，原擬入京陛見後南行赴任，結果四川哥老會蜂起，清廷又命岑春煊赴成都署理四川總督，平定了變亂，並創辦警政，處置了一批貪官污吏。其後又為平息廣西土匪，清廷令岑春煊署理兩廣總督，督辦廣西軍務。民國時的風雲人物龍濟光、陸榮廷等，就是這一時期被岑春煊收編的。除了平息匪亂之外，岑春煊還在兩廣大力懲辦貪官污吏，使「官屠」之威名遠揚。另外，岑春煊不遺餘力地在廣東推行新政，他展開軍事改革，他以常備軍、續備軍、巡警、州縣士勇來代替綠營，分別執行作戰守備、緝捕清鄉、維持治安、護解餉犯的任務，並擬就了精簡武員的詳細計劃。為了擴充軍事人才，他大辦軍事學堂，次第成立了廣東將弁學堂、軍醫學堂、陸軍中小學堂、警備學堂等。同時，他還興建新式學堂，在廣州設立了「學務處」專管教育，創辦廣東法政學堂、兩廣高等工業學堂、兩廣方言學堂以及測繪、蠶業、農林等專業學校，並改兩廣師范學堂為兩廣優級師范學堂，又選派士子去日本留學，為兩廣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卓越的貢獻。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岑春煊非常歡迎。預備立憲上諭剛一頒布，岑春煊便特派親信到上海，寫信給立憲派的領袖張謇，慫恿他們拉人結社，並捐出開辦費一萬元，還表示願每年提供經費一千元。於是，預備立憲公會於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由岑春煊手下的老幕僚鄭孝胥充任會長，是為清末影響最大的立憲團體。岑春煊作為該會實際上的發起者和操縱者，其作用不言而喻。岑春煊與海外保皇黨人的關系亦跡象昭然。1905年，他曾默許親信幕僚周善培到香港與梁啟超會晤。
岑春煊在兩廣懲辦貪官，損害了慶親王奕劻及其同黨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利益，而朝中清流領袖軍機大臣瞿鴻禨欲扳倒慶、袁，便與岑春煊相聯結，引發了「丁未政潮」。1906年9月，慶、袁一派借口片馬問題非岑春煊解決不可，使朝廷將岑春煊調為雲貴總督。岑春煊沒有赴任，卻前往上海治病，期間各方人士訪談者甚眾，包括康有為的女婿麥孟華。 1907年3月，忽有旨調任岑春煊為四川總督，並且不必進京請訓。岑春煊認為這又是慶、袁的詭計，於是坐船從上海到武漢，在武漢電請入覲，又不待上諭而乘火車沿京漢鐵路徑自赴京。慈禧太後四次召見岑春煊，岑春煊痛陳時局之非，並彈劾慶親王縱容貪腐，還聲稱要留在北京作皇上、太後的「看家惡犬」。 慈禧雖未懲辦慶親王，但也嘉獎岑春煊的忠誠，任命他為郵傳部尚書。岑春煊剛接受任命，就彈劾了袁世凱的親信郵傳部侍郎朱寶奎，使其革職，後又勸說慈禧罷斥袁世凱另一親信段芝貴。瞿鴻禨也趁機動員江春霖等言官上章彈劾慶、袁，為岑春煊造勢鼓勁，甚至坊間傳聞慶、袁將倒台，岑春煊將接替袁世凱來坐鎮北洋。
眼看岑春煊就要在京師站穩腳跟，慶、袁地位不保，立刻展開反擊，對慈禧說岑春煊是康梁一派，居心叵測，慈禧便懷疑起岑春煊，將他外放為兩廣總督。1907年4月17日，岑春煊解職出京，他不去廣州，卻往上海，伺機反撲。遠在日本的梁啟超得此消息後，於4月23日至5月5日專程回滬等候，企圖和岑春煊見面。岑、梁是否見了面，由於行蹤詭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凱卻於此時通過上海道蔡乃煌拋出了一張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遞慈禧，使慈禧震怒，將岑春煊開缺。偽造照片之事，得到了同盟會員陳少白的幫助，原因是岑春煊過去曾將粵漢鐵路收歸官辦，省港粵路股東與同盟會極為不滿，不願他返粵蒞任，因此聯手袁世凱除掉岑春煊。但僅六年之後，國民黨人又和岑春煊走到一起，故史家感嘆「政治上離合靡常是非不一，這卻又是一事例」。 丁未政潮後，岑春煊賦閑杭州，後又至上海就醫。袁世凱為斬草除根，嗾使蔡乃煌散布不利於岑春煊的謠言，甚至偽造岑春煊勸浙江巡撫增韞「舉大事」的信函，所幸增韞以原書寄岑，得以揭發奸謀。 1908年冬慈禧、光緒相繼駕崩，袁世凱亦被罷黜，岑春煊才得以在上海靜養三年。
1911年，因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南方數省爆發保路運動，四川尤烈。當年9月15日，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這年夏天，以國會請願運動失敗、皇族內閣成立、保路運動受壓等事件為引子，立憲派與清政府的矛盾已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岑春煊原本就是立憲派的一員，自然也開始與清政府產生裂痕。他明確反對鐵路干線國有政策，並對四川保路運動力持主撫態度，發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業電》，宣稱「必當為民請命，決不妄戮一人」。甚至於9月20日致電內閣，辭職相要挾，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與特恩之詔同時並布」。 9月29日，岑春煊前赴四川時途經武昌，與湖廣總督瑞澄詳商，仍堅持前議，瑞澄再三勸告，岑春煊百折不回。他自知清廷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議，便電請病假回滬，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岑春煊未作停留，於次日乘輪離開武昌。
清政府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後十分驚恐，決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凱，於10月14日發布了岑、袁分別補授四川、湖廣總督的任命。岑春煊對這一任命再三辭卻，清政府多次懇請勿再固辭。立憲派主導的四川保路同志會也宣言：「目前各衙門告示，除將軍玉昆、岑宮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無睹焉可耳」。 岑春煊推辭不過，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時提出擴編軍隊為十營，增撥槍炮子彈，發銀一百萬兩等條件，清政府無法兌現。10月29日，岑春煊因籌劃兵餉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為由辭職。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暫署川督，雖然還給岑春煊保留位置，但他終不復出。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後，岑春煊公開站在了革命陣營一邊，通電要求清廷及袁世凱順應形勢，實行共和。 這標志著他從清廷官僚到民國政客的蛻變。 1912年2月，清帝退位，緊接著袁世凱當了臨時大總統。1912年5月，袁世凱讓岑春煊擔任貴州宣慰使，他不客氣地回復，目下「中外治權，是分是合，體段全無，官制各法，甚無依據，正上無道睽，下無法守之時」，如此情形，有「何義可宣，何德足慰？」 他在拒絕袁世凱的同時，又和革命黨人保持一定距離。1912年3月，主要由清末立憲派組成的國民公黨成立於上海，岑春煊為名譽總理，後該黨與同盟會等合並組成國民黨，岑春煊當即宣布退出。1912年6月，他利用同盟會員福建軍政府民政部長彭壽松行為不檢、遭到福建地方勢力反對之機，應邀入閩任福建宣撫使，驅彭後企圖控制福建未果。1913年初，他又接替了黃興的粵漢川鐵路督辦職，打算借「護路為名，寄以軍令」，成立兩師聽命於他的軍隊，也因袁世凱作梗而擱淺。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發生，辛亥後表面平靜的政局又劇烈動盪起來，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集結。岑春煊為革命黨人所關注，「西林（岑春煊）勇銳過國民黨，孫、黃陰寄厚望」 ，特讓章士釗去做他的工作。岑春煊與袁世凱素有積怨，雙方在反袁問題上一拍即合。4月間，孫中山、黃興、汪精衛、李根源、寧調元與岑春煊多次秘密會晤。 此後，岑春煊便積極開戰其反袁活動，他接連發出通電，嚴斥袁世凱掩蓋『宋教仁案」與政府的關系，庇護兇犯趙秉鈞，干涉制定憲法、擅借善後大借款等違法行徑。鑒於統一黨被王揖唐出賣，他和章太炎重組統一黨，抵制當時大多數「中間」黨派紛紛倒向袁世凱的浪潮。他力圖擴大反袁統一戰線，與章士釗、譚人鳳專赴武昌策動黎元洪反袁，並做上海唐紹儀、廣西陸榮廷、廣東龍濟光、龍覲光等人的工作。他與袁世凱公開決裂，6月8日堅辭粵漢川鐵路督辦職，並在胡漢民介紹下加入了國民黨，旗幟鮮明地與南方革命黨人居於同一陣線。
1913年7月12日，李烈鈞在湖口興師討袁，二次革命爆發。16日，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黃興召開軍事會議，推舉岑春煊為各省討袁軍大元帥。兩天後，岑春煊抵南京就職。22日，各省議會聯合會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開會補行正式選舉手續，全票通過舉岑議案，「凡獨立省分都督及討袁軍總司令一律歸其節制」。 這祥，岑春煊就至少在名義上成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袁力量的總指揮，各地分散的反袁勢力有了一面統一的公開旗幟。革命黨人對此極感興奮。廣東「純粹之粵派之國民黨，則欲戴岑西林為粵督」。 海外英荷屬殖民地七十九埠華僑和美國國民黨支部專電岑，擁護其為大元帥。 岑春煊儼然成為眾望所歸的「革命領袖」。
岑春煊制定了聯絡廣東、廣西、福建三省「與南方各軍一致進行誓師北上」的計劃。7月29日，他偕李根源、馬君武到達廣州，當即發出勸舊部陸榮廷、龍濟光討袁電，邀約諸人至梧州面籌一切，並允代籌軍餉，被陸、龍拒絕。8月1日上午，岑春煊在廣州召集高級軍事會議，舉行北伐誓死大會。但二次革命的形勢卻急轉直下，7月28日，南京戰事便已失敗，黃興逃往日本。龍濟光部在袁世凱的命令下由梧州東下進攻廣州，岑春煊固守不棄，8月4日夜，觀音山已有敵「大炮震撼」，廣州民軍也發生嘩變，岑春煊的北伐計劃未及發動便宣告破滅。他本人也倉促出逃香港，轉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岑春煊亡命新加坡以後，與陳炯明、李烈鈞、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成立了「中華水利促進社」，進行反袁活動。1915年12月，袁世凱決意稱帝，蔡鍔等在雲南掀起護國運動，岑春煊聞變後立即從南洋趕回國內，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啟超處，與國內的蔡鍔、唐繼堯、陸榮廷、李烈鈞，香港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潛，美國的黃興等人保持頻繁聯系。一時間，梁啟超在滬寓所成為海內外反袁勢力進行聯絡的一個最重要據點。
按照原計劃，岑春煊欲往護國運動的大本營——雲南。但當時護國軍最感棘手的是「餉械俱缺」。經唐繼堯電請，岑春煊於1916年1月底由張耀曾陪同改赴日本。3月20日，岑以雲南軍政府代表名義向日本借得一百萬日元和部分槍械彈葯。
雲南獨立後，兩廣成為關鍵。岑在促使兩廣獨立上起了特殊作用，致書廣東督軍龍濟光，要求他們「審機立決，迎合時勢人心，起而為滇黔後勁，結成一氣，據以號召全國義聲」。 在各方壓力下，陸、龍先後宣布獨立，滇黔桂粵連成一片，護國運動的聲勢頓時大增。為了協調動作，岑春煊、梁啟超等人打算成立一個具有獨立各省聯盟性質的組織。4月19日，岑春煊由香港抵廣東肇慶，籌備成立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在肇慶，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統一了兩廣軍權。
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一個能把所有反袁勢力全面聯合起來的組織，但在籌組這個組織——軍務院的時候，獨立各省內部卻產生了分歧。龍濟光、陸榮廷、梁啟超、唐繼堯甚至孫中山都認為以岑春煊出任領袖最為合適，唯獨蔡鍔卻激烈反對。雲南是首義之區，蔡鍔又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大敵當前，若內部不統一，於反袁斗爭不利，也與成立軍務院的宗旨相悖。為了打破僵局，避免內訌，岑春煊以唐繼堯「首義功高，力主推戴」，最後由唐繼堯任撫軍長，岑春煊副之，兼攝行撫軍長職。1916年5月8日，軍務院幾經醞釀在肇慶如期誕生。
軍務院是一個各派的聯合體，主要由滇桂兩系地方軍閥、梁啟超的進步黨和國民黨內以歐事研究會為核心的穩健派組成。這種組合形式給岑春煊提供了絕好的活動場所，他以中介人、調停人、緩沖人和各派聯系人的身份出現，成為把各派維系在一起的紐帶，很自然地被推為盟主而發揮較大作用。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去，以反袁為目標的軍務院失去了維系各派團結的膠著點，梁啟超建議撤銷軍務院，岑春煊等則表示堅決反對，認為倒袁只是成立軍務院的目的之一，並非全部目的。他特別提出恢復約法和國會兩大問題，於6月8日又致電唐繼堯等，明確指出今後新舊約法之爭便成為南方義軍的「生死存亡之點」。 這份文件在社會上反響很大，與6月9日孫中山《規復約法宣言》前後呼應，成為護法運動的先聲。6月16日，岑春煊致電黎元洪，提出恢復約法、總統依法就任、撤軍和召集軍事特別會議四項為撤消軍務院的先決條件。這些條件被北京政府部分接受，梁啟超等人更感到應該立即撤消軍務院以示響應北方之姿態。岑仍堅持「現在閣員未全就職，國會未經同意，內閣尚未正式成立，吾人仍應自守條例，不必取消」。梁啟超等惱羞成怒，四處散播岑春煊緩撤軍務院是想「留此為交換條件，是政客逍遙海上，絕不知軍中甘苦，而放言高論」。 迫於梁啟超的壓力，岑春煊、唐繼堯於7月14日宣布撤消軍務院，護國運動結束。 岑春煊本來在其就職宣言中稱，袁世凱倒台後他就不問政治，惟盡力於社會事業，1916年10月回桂林掃墓後就返回上海靜居。但樹欲靜而風不止，護國運動使岑春煊的政治地位陡然增長，就不可能輕易擺脫政治。1917年6月，孫中山在廣州掀起反對段祺瑞的護法運動，西南軍閥極力想把岑春煊作為一桿大旗抬出來和孫中山相對抗。在醞釀護法軍政府設立大元帥時，李烈鈞就向唐繼堯獻策：「為應付中外大勢，則宜推孫中山，為消除兩粵障礙，則宜推岑」。1917年11月，桂系軍閥莫榮新公開通電，商量湘粵桂三省建立都司令部問題，推岑春煊當都司令，企圖將護法軍政府擠出廣州。與此同時，唐繼堯也連發兩電，提出在廣州成立軍事委員會、政務委員會的計劃，並由岑春煊總攬籌商事宜 ，企圖以岑春煊來取代孫中山。所有這些使岑春煊的權力欲極度膨脹，他親自出馬發起所謂「西南自主各省聯合會」，「明為銷融陸榮廷孫中山兩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備南方政府之雛型」。該會網羅面極廣，李烈鈞、方聲濤、陳炯明、林虎、唐繼堯、章太炎、陸榮廷均在其內；另外還同北方直系的馮國璋、李純、陳光遠「早通聲芥」。 1918年1月15日，「中華民國護法各省聯合會」在廣東成立，奉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隱然與軍政府取對峙之勢」。孫中山對此強烈抗議，認為該會「於約法無根據，指為督團之第二，事遂中梗」。
以岑春煊為首的反孫派見聯合會不能取代軍政府，便准備以改組軍政府的辦法來推倒孫中山，1918年4月10日，廣州非常國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決定改組軍政府，取消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合議制。5月4日，孫中山被迫辭職。非常國會推選岑春煊等七人為政務總裁。7月3日，岑春煊自上海至廣州，7月5日軍政府宣告改組成立，8月21日，軍政府舉行政務會議，推舉岑春煊為主席總裁，他名副其實地當上軍政府的頭號人物，成了西南軍閥的代理人。而孫中山則意識到「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離開廣州，遠走上海。
其後，岑春煊開始主導南北議和。先前在1917年11月，粵桂湘三省組成聯軍北伐，與北洋軍激戰於湖南戰場。戰爭開始不久，岑春煊便對戰事進行秘密調停。他伸出兩只觸角，一與北京的馮國璋、王士珍密商；一與南方的直系將領聯絡。 1918年10月7日，北洋政府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和岑春煊以交戰雙方最高領袖身份發表主和通電。孫中山積極推動的作為護法戰爭主要方向的湘南戰事偃旗息鼓，聲勢浩大的護法戰爭在岑春煊等人的出賣下只剩下陝西等省的局部戰斗。1919年2月，南北和平善後會議在上海開幕，雖然不久便無果而終，但岑春煊仍未死心，繼續委派章士釗、劉光烈等人在滬同北方徐世昌的代表秘密談判。 但是，岑春煊沒有自己的武裝和地盤，他的得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在各派勢力中的「平衡」。而由於各方勢力的勾心鬥角，這種平衡非常脆弱，再加上岑春煊越來越偏向於桂系勢力，使他作為各方都能接受的調和者的身份難以維持下去。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率先舉起反岑反桂大旗。1919年6月，在國會中傾向孫中山的「照霞樓議員」提出不信任主席總裁案，岑春煊被迫一度辭職。同年8月，孫中山正式宣布與軍政府決裂，並開始綢繆武力討桂計劃。
1920年，岑春煊在對四川的控制、南北議和中各派權益的分配和駐粵滇軍的指揮權等間題上又與唐繼堯完全鬧翻，軍政府更加風雨飄搖。3月24日，唐繼堯將岑春煊秘密與北方議和的內幕文件全部公開，指責此與護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並邀約國會議員來滇。3月29日，軍政府總裁兼外交財政部長伍廷芳攜帶款印出走。廣州國會兩院秘書廳也在議長林森指揮下，封存卷宗分批運往香港。軍政府後院起火，岑春煊氣急敗壞地違憲派兵搜查國會，引起輿論大嘩。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三總裁宣告脫離軍政府，軍政府七總裁所剩無幾。8月7日，在滇國會兩院召開聯合會議，通過議員萬鴻圖等人提案，以「毀法誤國」罪一致議決罷免岑春煊軍政府政務總裁的職務。8月11日，岑春煊孤注一擲，命令桂軍進攻福建陳炯明軍陣地，粵桂戰爭開始，桂軍兵敗如山倒，岑春煊甚至還收到過裝著炸彈的木匣。1920年10月23日，陳炯明部兵分三路總攻廣州，桂系大勢已去，當天岑春煊通電辭職，聲稱他是受江蘇督軍李純自殺而感動，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速開國會，共圖善後。次日，軍政府被宣布取消，岑春煊再次離粵赴滬，他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終結。
岑春煊退居上海以後，仍與章士釗、楊永泰、李根源等多有往來，但都是私人應酬，無關公務。1922年，岑春煊與上海猶太富商哈同夫婦同游蘇州，並買宅作久居計。旋與李根源敘舊，自述生平，1930年出版為《樂齋漫筆》一書。1932年淞滬抗戰時，岑春煊捐助十九路軍三萬元以支持抗日。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去世於上海。臨終前留下遺言：
「民國初元，息影上海，竊謂共和國已立，勢無可翻，理自擁護。觀袁氏柄政作威，甚至稱帝，前欺清廷孤寡之餘，後戮民黨俊秀人士。激於義憤，遂爾興師。護國、護法兩役，春煊從國人之後，以勘定禍亂於一時者。職是之故，十載以來，幸還初服，黨國蔚然，與觀厥成，老朽余年，冀享治平之樂。國家多故，又成魚爛之形。道路之言，舉謂一黨專政，弊端絕大。黨費出自國幣，縱容無數血氣未定、學問未成之青年，使之干涉百政，芻狗萬物，欲國無亂，何啻卻行求前？況乎後十年之政權，都在此輩青年之手，今以修養迫之，期用於不成熟無意識之政黨運動，此其斷喪社會之人材，虛耗國家之元氣，預造未來國家之惡運，尤為無可恢復之損害乎！近自東北告變，國難日深，政黨各有指責，春煊以為陽九之會，事屬非常之原，國民黨獨任其艱，應須國民同情順受之處，亦何止一二數？獨至一黨之樊，關系太大，如不改弦更張，足以斷送國家而有餘。春煊與黨同一國家，各有子孫。心所謂危，何敢不告？
春煊今年七十有三，近以心臟衰弱，遂形腫脹，氣息僅屬，百念俱灰。兒輩叩請遺言，頓有感觸。吾家三世服官素以清廉自勵，既無長物，何用安排？且諸兒多不率教，後惟聽其自立，生平恥懷溉犢之愛，臨終安用貽謀之談？惟國家事屬一體，為首當為國，而為國之要，不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二語，以黨限之，勢難盡就，前此任潮（李濟深）、德鄰（李宗仁）兩君來訪，曾為鄭重揭櫫是義；垂盡之聲，仍不越此。兒曹其此公布於是，供奉國賢豪長者之參考。國是有豸，無任悚惶。」
岑春煊死後，安葬於上海虹橋萬國公墓，文革時墓被毀。

E. 晚清四次發行公債，名號響亮「愛國公債」，為何卻成了「哀國公債」

在腐敗的土壤下進行任何改革，最後肯定會失敗的。晚清的金融改革也是如此，晚清四次發行的公債，雖然打著“愛國公債”的旗號，但是最後還是淪為了統治階級貪污腐敗的工具，只能落個“哀國公債”的罵名。

第一次公債

首次公債發行的時間是在1894年。這次發現公債的出發點是彌補軍費的不足，給出的條件也十分優厚，但是由於晚清統治階級的局限性，同時加上首次公債發行工作發准備不補分，只募集到1102萬兩。最後更是被腐敗的統治階級把公債由募集資金變成了勒索錢財。

同時由於晚清腐敗的官場氛圍。只怕這1102萬兩最終用到實處的零頭都不到。跟可氣是這樣就把公債的名聲搞臭了。以後再發行公債人民大眾誰還會信呢？

第四次公債

在晚清覆滅前夕，晚清還在垂死掙扎但是國家信用已失，人心已散，覆水怎麼還能收呢？

雖然1911年，這一輪公債，名稱取得很愛國，美其名曰：“愛國公債”。但是，“愛國”公債在腐敗的統治階級手裡只能誤國，甚至成為賣國的工具。公債剛開始發行不久，滿清帝國就隨風而逝了。

最後“愛國公債”也只能成為“哀國”公債了。

F. 中國什麼時候開始發行的債券

我國首次發行的債券，是1894年清政府為支付甲午戰爭軍費的需要，由戶部向官商巨賈發行的，當時稱作「息借商款」，發行總額為白銀l l00多萬兩。甲午戰爭後，清政府為交付賠款，又發行了公債，總額為白銀1億兩（當時稱「昭信股票」）。
自清政府開始發行公債以後，舊中國歷屆政府為維持財政平衡、都發行了大量公債。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武漢國民政府、以及蔣介石政府先後發行了數十種債券。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曾於1950年1月發行了「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實際發行額摺合人民幣為2.6億元，該債券於1956年11月30日全部還清本息。1954年，我國又發行了「國家經濟建設公債」，到1958年共發行5次，累計發行39.35億元，至1968年全部償清。此後20餘年內，我國未再發行任何債券，處於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特殊時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轉向了經濟建設。1981年1月16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庫券條理》，財政部為平衡財政預算，開始發行國庫券，對象是企業、政府機關、團體，部隊、事業單位和個人。截止1997年，連續發行了17年。
1987年，為促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大型項目籌集中長期建設資金，我國發行了3年期的重點建設債券，發行對象是地方政府、地方企業、機關團體、事業單位和城鄉居民，發行總額為55億元。1988年，為支持國家重點建設，我國發行了2年期國家建設債券，發行對象為城鄉居民、基金會組織、金融機構和企事業單位、發行額為80億元.

G. 晉商是被誰搞垮的

明清五百年，晉商曾是中國最為顯赫的商幫之一，他們開設的票號鼎盛之時，壟斷了全國金融。

晉商在清代的輝煌還一度製造了一種奇特地圖炮。康熙南巡時就跟人感慨，說朕經過吳越州郡，察看他們的市場、商業區，多是山西來的商人，本地商人很少，這應該是因為山西人勤儉節約、積蓄致富；南方人貪圖奢靡，有一分錢就花一分錢。

電視劇里的晉商總是梳著辮子、穿著長袍，他們的影響力始終留在清朝。似乎一到20世紀，這幫顯赫一時的商人就消失不見了。

武昌起義後，清政府對票號的大筆欠款無法清償。1911年11月，經過袁世凱內閣同意，清廷還打算向各票號借款500萬兩。

然而各票號在兩次會議商討後，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號借款700萬兩尚未歸還為由，拒絕了此項貸款。顯然，借給清政府的700萬壞賬是不可能要回來了。

隨著政治靠山的倒台，票號的信譽也遭遇巨大危機，各地出現擠兌風潮，票號開始大規模倒閉。到1913年末，山西幫24家票號中已有5家倒閉，包括「天下第一票號」日升昌。至1921年，僅有4家倖存，隨後基本退出金融市場。

少數晉商通過中俄貿易在俄國購置資產，實現了資產轉移，然而也並不能躲開厄運。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俄晉商的貨幣變為廢紙，財產被全部充公，甚至性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晉商最為興旺的地區，但這里的晉商也沒能逃脫慘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國策動獨立後，俄國人對當地富裕的華商進行了系統性的洗劫。

據《大公報》記載：「車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號四五百家，強半被俄匪搶劫，各旗之商人已知確被搶害者三十餘人……萬源長四人、世泰榮鋪長被匪開膛，鋪伙被釘樹上而死。」晉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商業領域也由俄國國企盡數奪走。

隨著兩次押寶的接連失敗，中國一代商業傳奇最終只得隨之衰敗。晉商這個詞再一次為人所熟知，就要等到「煤老闆」的崛起了。

H. 李經野是清朝大官嗎

李經野(1855-1943)，字莘夫，號曹南鈍士，清末曹縣（今山東省曹縣蘇集鎮土地廟）人。光緒九年進士，次年被任命為戶部主事。任內秉公執法，不避權貴，不與污吏同流合污。豁免苛細雜捐，減輕百姓負擔，大力興辦學校。拒絕為袁世凱輔政和為日偽服務。多方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工作。 李經野，曹南詩社創始人。參與編寫曲阜、單縣縣志，指導編寫《漢儒學案》，主編《曹南詩社唱和集》。善書法，著述頗豐，但刊印甚少。基本信息 姓名：李經野 別稱：曹南鈍士 字型大小：莘夫 所處時代：清末民初 出生地：山東曹縣 出生日期：1855年 去世日期：1943年 主要作品：《漢儒學案》《唱和集》 主要成就：曹南詩社創始人

個人履歷

1879年(清光緒五年)中舉，1883年(清光緒九年)會試，榮登三甲九十一名進士，次年被任命為戶部主事。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任戶部貴州司員外郎，是年升為福建司郎中兼財政處提調內倉監督。

李秉公執法，不避權貴，不與貪官污吏同流合污。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山東省辦理股票，當權者按田畝硬性攤派，加重百姓負擔。清政府辦理的昭信股票在發行過程中愈演愈烈的苛派擾民現象，招致民眾強烈不滿。他即以「此乃擾民之法」據情上奏，指揭各地辦理昭信股票的種種弊端，請求嚴行查禁，或停止勸辦。光緒皇帝當即採納，嚴令禁止。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當時國家內外多事，李悲憤國勢積弱，力主博求西洋政體，舉行憲政，遭當權者猜忌。袁世凱等人乘機發難，羅織罪名，參奏李經野，李被貶為廉州知府。

I. 我國最早發行的兩支股票詳情介紹一下

康有為變法發行股票

1898年(農歷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進行了一場資產階級政治改革，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慈禧太後等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維新派遭捕殺或逃亡國外。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這場變革史稱「戊戌變法」。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海外，為了延續保皇黨，康有為在海外發動華僑，創辦了中國第一張跨國股票。

據東森新聞網報道，收藏了康有為發行的股票的黃先生表示：「以宣傳保國保皇保種為口號，先是進行捐款，後來以集資辦實業為主。」

康有為斥發行昭信股票是亡國之舉

其實，在康有為之前，清政府也曾發行過「股票」，不過，這份股票嚴格意義上來說是公債，它就是著名的「昭信股票」。

1898年1月30日，黃思永上書光緒《請特造股票籌借華款疏》，提出應發行借款「股票」，以充分挖掘和積聚華民的財富，尤其是應「嚴責中外臣僚，激以忠義奮發之氣，先派官借，以為民倡」，則「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財力，類別區分，各出其餘，以應國家之急；似乎四萬萬之眾，不難借一二萬萬之款」。

此項借款關乎國家的自立自強，所以黃思永請將借款「股票」命名為「自強股票」。希望讓民眾明了政府借款是「因國計自強派股」，進而「人人曉以休戚相關之理，人人動其忠君愛國之忱」。後來，在制定章程之時，侍郎張蔭桓將之改名為「昭信股票」，意即「就認股數目以昭信守」，顯示政府信用。
在利益保障方面，此項股票定以一年見利，「既速且准」。正為財政危機困擾的光緒帝對黃思永的奏疏十分重視，傳旨「著戶部速議具奏」。戶部上《奏准自造股票籌借華款疏》，基本上同意黃思永的方案。光緒皇帝當即批准，並對此次募集公債寄予了厚望。

只是，昭信股票在發行過程中，雖然朝廷頒布了嚴格的章程，作了還本付息的規定，但也嚴重背離原定章程。昭信股票的發行，最終演化成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強令捐輸，使民眾怨憤激增。昭信股票的發行導致人民怨聲載道，朝臣有煩言，光緒只得在九月間下詔「著即停止」。

康有為對發行昭信股票一事堅決反對，斥為亡國之舉，指出其結果只會「徒飽貪吏，於國計無益」。他還認為，無論外債內債都是挖肉補瘡，如果不從經營自強著手的話，「則賠款無已時，借款亦無已時，是坐自斃也」。

梁啟超後來評價昭信股票「實中國內債之嚆矢，而恐亦中國內債之末路也，……以若此之政府，本不足信，雖欲昭之，其烏可得」。

慈禧籌建自來水公司發行股票

在康有為之後，慈禧也曾發行過股票。光緒年間紫禁城的一場大火，使慈禧意識到自來水的重要，於是下令袁世凱籌建京師自來水公司，並且公開發行自來水股票。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袁世凱通過農工商部委派周學熙在京承辦京師自來水廠。周學熙(1866-1947)安徽建德人，洋務運動重要人物周馥之子，民國初期地方財政、實業界的代表人物。

由於國庫空虛，創辦公司又需資浩大，所以公司採用了當時少有的集資方式——發行股票股本總額300萬元，專招華股，由於採用了許多靈活優惠政策，如交股金在先者10股送1股等，故資金迅速到位，京師自來水廠1908年即投入建設，1910年便完工投廠。這就是世人所說的「一場火」引發一張「股票」，一張「股票」引出一段「故事」的由來。

在那個年代，還沒有股票大廳，也沒有股民瘋狂炒股的畫面，只不過是一些留著長辮子的人手拿一大迭股票而已。不過，也不難想像這一張又一張投資工具，在當時民眾的生活中已經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J.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股票，為何被指「搜刮民間財富」

我是「非本色」，這個問題算是問對了。

1894年（光緒二十年）8月1日，中日兩國宣戰，甲午戰爭爆發，但是清政府有限的財政，根本無法支撐起龐大的戰爭開支。為了籌集甲午戰費，清政府實施「息借商款」，開始了我國首次國內公債發行。

在此之前，清政府的籌款方式一般為借外債，另外就是國內籌款--捐輸。據《那桐日記》載：（1894年）8月17日，戶部司官奉堂官命令，集合京城諸多票號、銀號26家借款。到了26日，戶部候補主事裕紱呈遞一項條陳，重點之一就是籌款，條陳稱：「自海上軍興，海口又皆封禁，不獲已為權宜之計，借款英商，此策之下又下焉者也。蓋一借洋款，則海外皆知，與其謀及外洋，不若籌之內地。（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作為戶部司官的裕紱，非常清楚清政府解決財政的手段：在急需用款時，常向洋商特別是英商借款。而《翁同龢日記》載：（1894年8月）30日，戶部尚書翁同龢致信司官那桐，稱「商款不宜撥歸內府，恐為言者所摭」。

據此推測，戰爭導致戶部無法劃給內務府相應的款項，不過，翁同龢不建議向外國借款，只有籌借內商款，並由內務府籌款。

昭信股票實物圖

從償還情況來看，「息借商款」的信用度還是較高的；而「昭信股票」基本沒有按照部定章程認真償還，一部分作為報效，據民國《安縣志》載：「自王公以下京外文武大小各有情願報效，不願領本息者，准其具呈繳票，按給獎敘」，有的地方「所收之款究置何處，今無檔案可查」根本不想還；還有的地方以增廣學額的辦法抵償，據《平度縣志》載：「以股票易實銀歸為辦學之款」。

無法「善終」的發債行為，嚴重透支著清政府的公信力，梁啟超認為「政府財政上之信用孚於其民」，可見，大清王朝已經走向暮年。

寫了這么多，飄過的也給個苦力贊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