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國家外匯政策

① 注意，外匯管制再度收緊，2017年如何換匯成最大難題

致香港保單保費與去年同比升1.21倍至489！
隨後， Visa和萬事達Master卡自10日起也不再接受大陸客戶繳付該類保費。
堅持5萬美元政策不變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一再指出， 中國將堅持個人年度五萬美元購匯政策不變。
統一境內機構資本項目外匯收入意願結匯政策，同時，國家外匯管理局可根據國際收支形勢適時對結匯政策進行調整。
外管局一旦檢測到海外帳戶收到的來自中國的外匯超出規定，就會進行調查，取消匯款並且進行罰款。有人因為匯款55萬美金的外匯，被罰13萬人民幣，可見政府打擊違法資金外流的決心。
打擊「螞蟻搬家」等換匯錢庄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央行和外管局政府針對螞蟻搬家式的外匯資金匯出，開展了嚴格的外匯限額管理和海外收款方帳戶登記政策。
本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公安部表示，將始終保持對地下錢庄等違法犯罪活動的高壓打擊態勢，整頓外匯管理秩序，維護經濟金融安全。
不但嚴格打擊所謂「地下錢庄」和「螞蟻搬家式匯款公司」，並從國內銀行內部打擊「分拆購匯」的行為。
嚴堵重復購匯漏洞，檢測資金流向
罰款比率為1%至5%不等，罰款金額一般為匯款總額減去個人年度外匯額度後的2%。
今年，在毗鄰港澳、資金流動頻繁的地下錢庄活躍地區廣東省，破獲案件140餘起，抓獲犯罪嫌疑人350餘名，初步統計涉案金額2300餘億元人民幣。
相比流失金額，只是九牛一毛，金融及公安有關部門表示將採取更嚴格的資本和外匯管制。
嚴管企業資金
本月月初，國家外匯管理局推出新規，資本賬戶下超過500萬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組合投資或海外並購等直接投資，必須上報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經獲批的大型投資項目尚未轉帳的外匯部分也適用此規。而原來的報批限度是5000萬美元。
信息交換
杭州峰會後，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等國家簽署了資產信息交換協議。

② 中國中央銀行對比特幣的政策法規

為保護社會公眾的財產權益，保障人民幣的法定貨幣地位，防範洗錢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日前聯合印發了《中國人民銀行 工業和信息化部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銀發〔2013〕289號，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明確了比特幣的性質，認為比特幣不是由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並不是真正意義的貨幣。從性質上看，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但是，比特幣交易作為一種互聯網上的商品買賣行為，普通民眾在自擔風險的前提下擁有參與的自由。

《通知》要求，現階段，各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得以比特幣為產品或服務定價，不得買賣或作為中央對手買賣比特幣，不得承保與比特幣相關的保險業務或將比特幣納入保險責任范圍，不得直接或間接為客戶提供其他與比特幣相關的服務，包括：為客戶提供比特幣登記、交易、清算、結算等服務；接受比特幣或以比特幣作為支付結算工具；開展比特幣與人民幣及外幣的兌換服務；開展比特幣的儲存、託管、抵押等業務；發行與比特幣相關的金融產品；將比特幣作為信託、基金等投資的投資標的等。

《通知》規定，作為比特幣主要交易平台的比特幣互聯網站，應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和《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的規定，依法在電信管理機構備案。同時，針對比特幣具有較高的洗錢風險和被犯罪分子利用的風險，《通知》要求相關機構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的要求，切實履行客戶身份識別、可疑交易報告等法定反洗錢義務，切實防範與比特幣相關的洗錢風險。

為了避免因比特幣等虛擬商品借「虛擬貨幣」之名過度炒作，損害公眾利益和人民幣的法定貨幣地位，《通知》要求金融機構、支付機構在日常工作中應當正確使用貨幣概念，注重加強對社會公眾貨幣知識的教育，將正確認識貨幣、正確看待虛擬商品和虛擬貨幣、理性投資、合理控制投資風險、維護自身財產安全等觀念納入金融知識普及活動的內容，引導公眾樹立正確的貨幣觀念和投資理念。

今後，人民銀行將基於自身職責，繼續密切關注比特幣的動向和相關風險。（完）

比特幣之家網有解讀。

③ 2017年外匯管理有什麼新規定

最新的個人購匯說明書中，明確給出了境內個人在辦理個人購匯業務時的六項禁止行為，分別是：

1、不得虛假申報個人購匯信息

2、不得提供不實的證明材料

3、不得出借本人便利化額度協助他人購匯

4、不得借用他人便利化額度實施分拆購匯

5、不得用於境外買房、證券投資、購買人壽保險和投資性返還分紅類保險等尚未開放的資本項目

6、不得參與洗錢、逃稅、地下錢庄交易等違法違規活動。

(3)2017國家外匯政策擴展閱讀：

主要類型：

1、各國外匯管理制度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嚴格型外匯管制，即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實行管制，實行這種外匯管制的國家通常經濟比較落後，外匯資金短缺，市場機制不發達，因而試圖通過集中分配和使用外匯以維持穩定的匯價、保障國際收支平衡、維護民族經濟的發展。

2、第二種是部分型外匯管制，即對經常項目的外匯交易原則上不加限制，但對資本項目的外匯交易進行一定的限制。如日本、丹麥、挪威、法國、義大利等約20個國家。

3、第三種是完全自由型外匯管制，即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外匯交易均不進行限制，外匯可自由兌換、自由流通、自由出入國境，實行金融自由化。這類國家有美國、英國、瑞士、荷蘭、新加坡和外匯儲備較多的石油輸出國（如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等）。

4、中國外匯管理體制基本上屬於部分型外匯管制，對經常項目實行可兌換；對資本項目實行一定的管制；對金融機構的外匯業務實行監管；禁止外幣境內計價結算流通；保稅區實行有區別的外匯管理等。這種外匯管理體系基本適應中國當前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也符合國際慣例。

④ 2017國家外匯管理局公考面試是結構化嗎

我沒有去考過撒

⑤ 中國2017多少美元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

2017年底我國外匯儲備3.14萬億美元。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最新外匯儲備規模數據顯示，2017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399億美元，較11月末上升207億美元，升幅為0.66%，連續第十一個月出現回升。

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2017年12月，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和境內外主體交易行為進一步趨於穩定和平衡。國際金融市場總體小幅波動，主要非美元貨幣匯率上漲和資產價格上升，推動外匯儲備規模出現上升。

(5)2017國家外匯政策擴展閱讀

2017年全年來看，外匯儲備規模自1月降至29982億美元後穩步回升，年末較年初上升1294億美元，升幅為4.3%。

2017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保持穩中向好的態勢，推動跨境資金流動更加穩定平衡。國際收支形勢穩健為外匯儲備規模連續穩步回升提供了保障。

2018年，我國經濟工作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高質量發展要求，國民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和韌性將不斷增強，有條件保持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

在全球經濟持續回暖帶來外需增長、金融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預期不斷改善的背景下，未來我國國際收支和外匯儲備規模將保持平衡穩定。

⑥ 如何把握2017中國外匯黃金時期

外匯元年，抓緊轉入開工嘍、

⑦ 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幾個副局長.

3位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鄧先宏2017年5月3日逝世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方上浦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楊國中[9]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鄭薇[10]

⑧ 重磅，2017年中國宏觀政策怎麼走

一、現代宏觀經濟理論所建議的宏觀政策目標
宏觀經濟理論所建議的政策目標並非是一成不變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政策目標主要是實現經濟穩定，平抑經濟的短期波動，從而盡可能使社會福利水平最大化。具體而言，經濟穩定主要包括增長穩定與物價穩定兩方面。短期內，增長穩定與物價穩定之間存在權衡取捨的關系，比如在特定時期政策制定者需要適度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以避免經濟增速的大幅下滑。長期中，增長穩定與物價穩定則不存在取捨關系，而且保持較低且穩定的通脹環境對於促進經濟增長尤為重要。由此，多數國家的宏觀政策採取階梯目標策略，即將物價穩定作為宏觀政策的長期目標，而在短期內依據經濟形勢變化在增長與通脹之間進行有約束的相機抉擇。
然而，政策實踐表明，宏觀政策只關注經濟穩定是不夠的，還應關注金融穩定。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大緩和時期，美國經濟雖然在宏觀政策的有效調控下長期保持穩定，但是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不斷加劇，最終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最近的一些理論研究也發現，良好穩定的經濟環境往往會增加市場參與者的風險承擔激勵，從而會加劇金融體系的脆弱程度。同時，在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機製作用下，一旦金融市場出現較大幅度波動或金融體系運轉不暢，很容易導致經濟陷入長期且深度的衰退之中。正因如此，現代宏觀經濟理論打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保證經濟穩定就能保證金融穩定這一傳統觀點，認識到金融穩定也是宏觀政策必須關注的重要目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實現經濟與金融的雙重穩定成為了宏觀政策的核心目標。美聯儲、英格蘭銀行以及歐洲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保證經濟穩定的同時，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均被賦予了更重要的職責。以美聯儲為例，2010年簽署實施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賦予了美聯儲對系統重要性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儲蓄類控股公司的監管權力，從而強化了美聯儲在維護金融穩定中的作用。不僅如此，一些發達經濟體還增設了專門負責監控與防範金融風險的職能部門，比如美國成立了金融穩定監管協會（FSOC）、歐洲成立系統性風險委員會（ESRB），以進一步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運行。宏觀政策工具也根據政策目標的調整發生了變化，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一同被視為重要工具。其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是實現經濟穩定的主要工具，且貨幣政策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宏觀審慎政策則是實現金融穩定的主要工具。
二、我國宏觀政策目標的演進路徑及其考量
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面臨著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復雜局面，因此宏觀政策目標一直在不斷調整與變化之中：2012年宏觀政策目標定位於「穩增長、調結構、管理通脹預期」；2013年調整為「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2014年是「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2015年是「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2016年進一步擴充為「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總體上看，新常態以來，宏觀政策目標的制定體現出以下三方面特點
（一）高度重視經濟穩定，始終將「穩增長」列為首要目標
2012年以來，「穩增長」一直列為宏觀政策目標的首要位置。其原因如下。
1. 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同時全球經濟也進入新平庸階段，國內外需求雙雙萎靡導致我國經濟始終存在負產出缺口，需要宏觀政策進行逆向調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日、歐等主要經濟體一直沒有實現原先所預期的「V」型復甦，而是陷入了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經濟增速始終顯著低於危機前的水平。IMF總裁拉加德將這一狀態稱之為全球經濟的新平庸。受全球經濟低迷的影響，我國經濟的外部需求顯著萎縮，出口增速由2011年的20%左右大幅下滑至2016年的-8%左右，同時新常態下消費與投資兩大需求的增長速度也在持續下降（見圖1）。由於三大需求均較為疲軟，根據筆者測算，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的實際增速始終低於潛在增速，產出缺口處於-0.3%到-1%之間（見圖2）。宏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對短期經濟波動進行逆周期調節，使經濟體的實際增速向潛在增速靠攏，因此新常態下宏觀政策需要把「穩增長」擺在最重要的位置。

2. 為了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與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國經濟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是指，「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建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第一個百年目標，需要「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可見保持我國經濟的較快增長是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重要前提。同樣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標志是我國人均GDP水平達到高收入國家標准，截止2015年底我國人均GDP為8000美元左右，離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標准（人均GDP在12746美元以上）仍有一定的差距，由此也需要經濟增速繼續維持在較高水平。
3. 新常態下就業壓力持續增加、社會保障體系發展仍相對滯後，難以承受經濟增速的過快下滑。就業方面，雖然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自2012年起開始下降，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的就業壓力開始減輕。一方面，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使每年都有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另一方面，高校的不斷擴招使每年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屢屢創下新高。人社部的數據顯示，「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我國城鎮每年需要安排的勞動力均保持在2500萬左右，高於新常態之前的「十一五」時期。可見，新常態下就業壓力在進一步加劇。
社會保障方面，由於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城鄉與地區之間的社會保障水平差異較大，養老、醫療等保障制度甚至呈現「嫌貧愛富」的特徵，由此很難在經濟快速下滑時期給予困難群體充分保障。而且，政府對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佔比仍偏低，一旦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導致財政收入增速下降，政府的民生支出很可能難以滿足民生領域的剛性需求。因此，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也著重強調「穩增長主要是為了保就業、惠民生」。
（二）對金融穩定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
過去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制定下一年宏觀政策任務時均強調要加強對金融領域風險的防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2011年底的會議指出要把「有效防範經濟運行中的潛在風險放在宏觀調控的重要位置」；2012年底的會議強調「要高度重視財政金融領域存在的風險隱患」；2013年底的會議提出要「著力防控債務風險」，並將其列為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2014年底的會議指出要「強化風險防控」，並將其與「狠抓改革攻堅」，「突出創新驅動」等重要任務並列；2015年底的會議則正式將「防風險」列入宏觀政策目標之中，指出2016年宏觀政策要「堅持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
對「防風險」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既與宏觀政策應關注金融穩定這一宏觀經濟理論的新共識相吻合，也是因為新常態下我國的金融風險持續上升，尤其是債務率的快速攀升導致債務風險不斷加重。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債務率已由2008年的147.0%大幅上升至2015年底的249.4%，增幅顯著高於日本、美國等其他主要經濟體，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率更是高達165.4%，位居全球之首（見表1）。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各個金融風險之間還存在著聯動機制，比如債務風險與資產泡沫風險交織在一起，易使經濟陷入更為嚴重的「債務-通縮」危機，從而進一步加劇我國的整體金融風險。因此，在宏觀政策層面上有必要高度重視防範金融風險。

（三）根據經濟的實際運行情況，兼顧「調結構」等其他目標
從過去5年的宏觀政策目標來看，我國宏觀政策不僅關注「穩增長」與「防風險」，而且也關注「調結構」、「轉方式」、「促改革」等其他目標。這雖然與現代宏觀經濟理論所建議的經濟穩定與金融穩定目標有所偏離，但主要是基於我國經濟現實情況的考慮，有必要性與合理性。
尤其對於「調結構」而言，過去幾年一直作為宏觀政策關注的重要目標。究其原因，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多是基於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但是與發達國家經濟結構較為穩定不同，我國經濟結構一直處於調整之中。新常態以來我國的產能過剩等問題更為嚴重，結構調整任務更為迫切。如果宏觀政策不考慮這些結構性問題，繼續實施「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以維持經濟較快增長，很可能將進一步加劇經濟結構的失衡，不利於可持續發展。 因此，宏觀政策需要實現經濟結構內部的「有保有壓、有扶有控」，協調好「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關系。
宏觀政策對其他目標的關注也是針對當時經濟形勢的需要。2012年宏觀政策注重「管理通脹預期」是因為2011年的通脹勢頭較猛，CPI和PPI漲幅分別高達5.4%和6%，由此要求宏觀政策必須要遏制物價水平的過快上漲。2013年宏觀政策目標對「轉方式」的側重，與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相契合。由於以往高投資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宏觀政策需要「在不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實現增長」，「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2014年宏觀政策更加關注「促改革」，則是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深化改革大方向相一致，當時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寓改革於調控之中」的新思路。2015年宏觀政策雖然又再次把「轉方式」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但也提出了要繼續「狠抓改革攻堅」。2016年宏觀政策對「惠民生」的強調更多是考慮到「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的扶貧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平均每月要減少貧困人口100萬，「時間非常緊迫、任務非常繁重艱巨」，需要宏觀政策兼顧「惠民生」。
三、2017年宏觀政策目標解讀
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2017年宏觀政策目標定位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雖然與2016年的「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目標相比，2017年宏觀政策目標有所調整，但是整體上仍然延續了過去5年宏觀政策目標制定的基本思路。
（一）「穩增長」和「防風險」與現代宏觀經濟理論所建議的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的雙重穩定目標相契合，也是2017年宏觀政策的核心任務
2016年我國經濟增速放緩至6.7%左右，為近20多年來的最低點。而國內外研究機構普遍預測，2017年我國經濟增速還將進一步放緩，很可能降至6.5%左右。面對增速的下行趨勢，宏觀政策需要積極應對。一方面，根據筆者測算，2017年我國經濟潛在增速為6.7%左右，實際增速降至6.5%左右意味著2017年將存在0.2個百分點左右的負產出缺口。這就要求宏觀政策發揮對短期經濟波動的逆周期調節作用，熨平產出缺口。另一方面，當前我國面臨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重要任務，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由此需要「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6—2020年平均經濟增速至少要達到6.5%。鑒於上述兩方面原因，2017年宏觀政策需要繼續高度重視「穩增長」。
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面臨的金融風險日益嚴峻，不僅高企的債務風險沒有得到有效緩解，而且其他領域的金融風險也出現了加劇態勢。 一是銀行不良貸款率持續走高，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已達到1.76%，為7年來最高水平。而根據中金公司測算，銀行表外業務的風險敞口規模更是達到40萬億元左右，可能會進一步帶來3.2—4萬億元的不良貸款，顯著高於表內的不良貸款規模，由此反映出銀行不良貸款風險實際上更為嚴重。 二是由於實體經濟持續低迷，資金「脫實向虛」傾向較為嚴重，從而導致「衰退式泡沫」風險仍然較高。2015年的股市泡沫和2016年的房價泡沫都是典型的「衰退式泡沫」案例，而在2017年「衰退式泡沫」有可能會以新的形式出現。 三是人民幣大幅貶值與資本外流風險也在進一步加大。自「811匯改」以來，截至2016年底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幅度已超過了10%，外匯儲備消耗了約6000億美元，降度達1/6。考慮到美國在2017年將加快加息的步伐，這將使我國承受更大的匯率貶值與資本外流壓力。可見，2017年宏觀政策的「防風險」任務十分艱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因而明確指出要「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二）「促改革」、「調結構」和「惠民生」主要是基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保證社會大局穩定的現實考慮
2017年宏觀政策高度重視「促改革」和「調結構」，尤其是將「促改革」將列在僅次於「穩增長」的位置上。這主要是考慮到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經濟工作要「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針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不足等結構性問題，「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2016年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抓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業供求關系、政府和企業理念行為發生積極變化」，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包含了「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以及「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等重要內容。因此，宏觀政策需要注重「促改革」與「調結構」，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
宏觀政策關注「惠民生」，則重在保證社會大局的穩定。2016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可見保持社會穩定是推進各項經濟工作的關鍵前提。目前我國在社會民生方面確實面臨著較大壓力。一是居民收入增速下滑較快，2016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僅增長6.3%，近六年來首次出現低於GDP增速的情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更是下滑至5.7%。二是貧富差距持續高企，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顯著高於0.4的國際警戒線，而更能反映貧富差距情況的財產基尼系數更是在0.7以上。三是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尤其是2017年高校畢業生數量預計將達到795萬人的歷史最高點，「去產能」進程的深入推進或將帶來局部地區的失業潮。有鑒於此，2017年宏觀政策有必要兼顧「惠民生」，深入細致地做好社會托底工作，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⑨ 2017年6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實現了五連升

據報道，中國人民銀行7月7日上午公布了我國6月末外匯儲備回余額，數據顯示外匯儲備實現了五連答升，這也是2014年6月以來最長的上升周期。

專家表示，6月末外匯儲備增幅比5月末有所回落，主要原因是因為暑期出境旅遊換匯需求增加、外企年中利潤匯出和分紅增加，但未來外匯儲備還將保持基本穩定。

⑩ 2017年中國外匯儲備余額是多少

截至今年5月底，我國外匯儲備為30536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