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黃金建設

① 黃金發展時期的中國經濟

黃金發展時期的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大講堂之王一鳴--黃金發展時期的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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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1 .

年輕時，他因激情而選擇經濟學，如今他賦予枯燥的經濟理論以激情，他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問題，將自己的體驗總結經驗，他親身參與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劃的前期調研，讓我們來聽聽他的感受，他的觀點，《中國經濟大講堂》本期主講嘉賓，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打開中國經濟問號。

王一鳴：黃金發展時期的中國經濟

今天，我們要對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進行一些展望，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可以說正處在一個黃金發展時期，同時也處在一個矛盾凸顯時期，我們既面臨著很多戰略機遇，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們可以說，我們耽誤不得也失誤不起，我們要謀劃好我們的發展思路，謀劃好我們的藍圖，謀劃好我們的路線圖，我們才能趁勢而上，才能實現我們的既定目標，如果我們戰略上有失誤，那我們就會貽誤發展的時機，就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所以今天我演講的主題是黃金發展期的中國經濟，我講五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顯期並存的時期。為什麼說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黃金發展時期？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我們說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650美元以下我們叫低收入國家，650到2555美元我們把它劃為中等收入國家，2555美元到7911美元叫中高收入國家，7911美元以上我們就叫高收入國家，我們中國是在1996年超過了650美元，也就是說1996年，我們就開始告別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2003年我們開始我們突破了一千美元，人均GDP突破了一千美元，那麼我們要實現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到那個時候我們要達到多少呢，就是人均三千美元，那樣我們就可以由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向中上等收入國家邁進。

從工業化的進程來看，我們也處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去年我們人均國內產總值是一千二百七十美元，今年我們有可能達到一千四百美元，按照匯率計算，我們按錢納里的模型，我們也基本達到了就是正處在一個工業化中期階段，那麼從各個國家的發展經歷表明了走出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的這么一個時期，或者說工業化正處在中期的這么一個階段，往往會出現一個黃金發展時期，同時這個時期也可能是矛盾凸顯時期，為什麼？它處在一個社會轉型之中，也就是說農業為主導的社會向工業為主導的社會轉化，中國現在正處在這種大的社會轉型之中。

所以我們要強調的是這個階段為什麼是黃金發展時期，我們說理由有這么幾個方面：第一，消費結構開始出現升級，它就為經濟增長創造了巨大的需求，市場需求。我們消費結構在發生什麼變化呢？就是說我們正處在由吃、穿、用為主導的這么一個消費階段，正在轉向住和行為主導的一個消費結構，大家在北京很直觀可以感覺到，這個街上的汽車是越來越多，交通越來越擁堵，我們每個月的汽車的銷售量都可能在三到五萬輛之間，這個說明我們汽車正在進入家庭。另外，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住宅、小區像雨後春筍不斷的涌現，人們正在大量的購置不動產，這就表明我們的消費結構正在發生轉型，經濟學上有一個用恩格爾系數來表達我們消費中用於實物支出的比重，那麼我們恩格爾系數已經由1995年末的39.4％下降到去年的37.7％，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就是它用了三分之一多一點用於實物支出，那麼其他的會用於什麼呢？就會用於住和行的積累和支出，甚至用於人力資本投資，包括教育和培訓。

那麼農村居民，由1995年末的49.1％下降到2004年的47.2％，也就是農民居民恩格爾系數也下降到50％以下，除了住房的消費以外，我們還會有許多新的消費熱點，包括電信，我們現在行動電話用戶超過三億人，我們城鎮居民也就五億人。

還有醫療保健的消費等等，我們說這些住、行和新的消費熱點就會對經濟發展形成巨大的需求，我們的生活，人們的生活方式正在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型，就是我們不但追求我們的基本的物質需求的滿足，我們還在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第二、我們產業結構正在發生迅速的變化。這種變化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我們說住和行的需求，它跟吃穿、用的需求是不一樣的，我們說要建房子，就需要鋼材、水泥、鋁合金，要發展汽車，同樣需要大量鋼的薄板，這是比較高端的產品，需要各種電子，汽車用的電子產品，需要玻璃，需要橡膠做輪胎，這些產業有什麼特點呢，它的產業鏈條比我們說吃、穿、用這些產業的鏈條要長得多，那麼它就會形成很多中間需求，就是我們說投資品中間品的需求，那麼它就會使得產業鏈條拉長，使得我們的產業結構發生變化，這幾年來看，我們的產業結構正在發生很明顯的變化，比如說本世紀以來，2000年我們的工業比重佔GDP的比重是多少呢？是50.2％，到去年我們提高到52.9％，也就是說提高了2.7個百分點，這表明什麼？我們工業還在加快，它佔GDP比重還在提高。而在工業結構內部，你會發現，鋼材、水泥、有色金屬、鋁合金這些重工業部門的比重提高在加快，你比如重工業部門占工業增加值比重，2000年是62.5％，去年2004年67.6％，提高了5.1個百分點，也就是四年中提高了5.1個百分點，表明什麼呢？我們正在呈現工業化過程加快，重化工業部門提高的這樣一個態勢，這種態勢也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對環境的排放量就迅速增加，這對我們這種處理生產的工業化和生態環境的關系就提出了挑戰，所以我們說這個階段由於需求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也發生變化。

王一鳴：2010年，中國會有多少人居住在城市？

第三、為什麼是黃金發展時期，我們說城鎮化在加速發展，為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在開辟更加廣闊的空間，可以說，當今中國正處在可以說是世界發展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過程，我們現在流動人口總規模有多少，有一億兩千萬人，相當於比很多國家的總人口還多，大家都學歷史都知道，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圈地運動，那時候的人口流動跟我們現有的規模相比那是遠遠無法相比。那麼我們正處在一個城市化的加速進程當中，按照通常的規律，我們說城市化達到30％以後就進入了一個加速期，我們是哪年達到30％呢？我們是1996年，我們城市化率達到30％，那麼去年我們城市化率是多少呢？是41.8％，也就是說全國已經有40％的居民已經集中在城市居住。那就是說，城市社會就開始占據主導地位，所以城市化會帶來什麼？人口進入城市，它必然帶來對住房、對基礎設施、對公共服務的需求，進城子女要受教育，要有醫療保證，要有各種公共服務，對道路、供水、供電、供氣有基礎設施需求，這些需求就會帶動經濟的發展，那麼還帶來什麼？我們說大量人口進入城市以後，有相當一部分會居住下來成為城市居民，這部分人又會形成比較龐大的一個消費品的市場。

王一鳴：經濟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什麼？

第四、為什麼是黃金發展時期，我們說我們正處在一個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的階段，為我們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利用國際資源，創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現在全球處在一種什麼狀態？我們說不光是資金，而且這個技術人才都在大規模流動，當然我們說這種流動對發展中國家還是有限制的，比如說，全球化為什麼人口不能自由流動呢，如果人口自由流動，我們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兩億多勞動力都可以流動到美國去，到那兒去尋求就業機會，我們說這個不能自由流動，但是高端人才可以，我們說全球化資金技術都在大規模流動，那麼這種態勢就是為我們利用國際資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利用國際資本，我們現在大規模引進外商投資，我們引進的外商投資規模有多大呢？去年是六百零六億美元，由於這種大規模的引進外資，也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方式，大大促進了我們的產業的發展，我們去年已經成為什麼？世界上第三大貿易大國，我們進出口總額有多大規模呢？有一萬一千億美元，我們今年可能達到一萬四千億美元，所以我們的貨物貿易這個規模應該說是非常大的，那麼它對周邊國家都帶來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包括對東亞國家，你比如說東亞一些國家的傳統產業，比如說日本、韓國的鋼鐵由於我們這個進口規模的擴大，使得他們這些傳統產業延續了什麼？延續了他們的生命周期，使他們生命周期拉長了。那麼我們這種大規模的進口對周邊國家經濟也起到了巨大的拉動作用，所以我們說，今天的中國已經跟世界形成了一種互動的發展關系。

王一鳴：黃金發展期也是矛盾凸顯期

首先我們說社會矛盾，社會利益，更加復雜多樣，社會矛盾更加突出，社會矛盾突出是體現在什麼方面呢？比如收入分配，就是由於新興產業部門的成長，由於市場化機制的逐步發揮主導作用，由於要素在參與分配，那麼就使得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開始擴大，這種擴大甚至表現在方方面面，甚至表現在人們的社區，以前人們可能都在一起，大家都是一個單位的，今後由於隨著大家購置不動產，你會發現有些人逐步的向高檔社區遷移，有些人在向中檔社區遷移，就是說在空間上也在表現出來，那麼如果收益差距擴大了，以後我們的利益共同點就會發生變化，是不是？

第二個、我們說矛盾凸顯，我們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時期。我們正在面臨巨大的什麼？資源的瓶頸的制約。中國以前是號稱地大物博，但是中國有巨大的分母效應，我們有十三億人口，就是什麼東西拿來被中國分母一除，就變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我們說，我們由於工業化的發展，對資源的這種需求，也是非常的巨大。我們正在大量的進口資源，我們不僅進口石油，也在進口鐵礦石，進口各種金屬礦產，由於我們資源供給的不足，所以我們受到這種資源的約束也在越來越大，這種進口也有商業風險，大家也知道，前一段原油漲價，我們就要付出的成本，就會大大提高。
另外，我們環境的約束也在加劇，由於我們重工業的發展，我們的排放正在增加，我們二氧化硫的排放，現在是世界排在第一位，我們現在電廠都在進行脫硫裝置的改造，我們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僅次於美國，我們是第二位，我們也參加了《京都議定書》，我們有減排義務，到一定階段我們要履行減排義務，這些都是我們面臨的新的壓力。

第三個，我們說為什麼矛盾凸顯呢？由於我們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我們正處在國際競爭壓力不斷加大的一個時期，大家看媒體都知道，歐盟、美國都給中國紡織品設限，我們面對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而我們的出口規模又在迅速的增加，這種壓力很大，另外一方面，我們由於出口產品大量是加工組裝，由於沒有自主的技術，沒有自己的品牌，我們的附加值很低，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去出口，但是所得收益非常有限，這種參與國際分工的這種方式，這種外貿的增加方式，也面臨巨大的調整的壓力。另外，我們由於利用國際資源，面臨國外這種礦業集團價格的壓力也在加大，可能是一種戰略聯盟，他們可能建立一種戰略聯盟來跟我們討價還價等等，所以我們說我們正處在十分重要的關口。

王一鳴：五句話提煉中國經濟的經驗啟迪

很快第十個五年計劃就要完成了，那麼第十個五年計劃給我們哪些啟示呢？我想有這么幾點，回顧過去這幾年，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們說有這么幾點啟示非常重要，第一就是我們說要用好，要抓住我們當前的有利時機，在發展中來解決我們前進中的問題。

十五計劃明確了一個指導方針——發展是主題，小平同志也說發展是硬道理，胡錦濤總書記多次講話中也強調我們要又好又快的發展，十五時期，我們實際上是逐步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們進入了新一輪增長周期的上升期，從2002年開始，大概的情況什麼樣？就是我們2001年GDP增長是7.5％，2002年增長了8.3％，2003年是9.5％，最近的統計資料調整，去年也是9.5％，今年上半年還是9.5％。

我們應該說正處在一個經濟增長的上升周期，我們要抓住這個有利時期，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有利因素都用起來，爭取在這段時間實現較快發展，這樣能夠取得主動，包括今後幾年，在保證增長質量的情況下能快的時候我們盡量快一點，這樣我們發展的主動權，主動性就會大大提高。

第二個特點就是，我們一定要用科學的發展觀來指導我們發展的實踐，去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科學發展觀是怎麼來的，也是發展實踐的總結，特別是2003年的SARS給了我們很多經驗和教訓，我們說發展一定要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要轉變增長方式，我們說了這些年我國增長速度是比較快的，但是我們付出的代價也是很大的，所以說，我們要轉變增長方式，要用科學發展觀來指導我們發展實踐，就是要提高我們增長的質量和效率，要不我們這種發展模式，很難持續下去。

第三、要更加註重搞好宏觀調控，防止經濟出現大起大落。我們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總是有周期性變化的，但是我們要盡最大限度來減少經濟周期的大幅波動，減少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從歷次五年計劃的經驗來看，凡是經濟增長比較平穩的，波動比較小的五年計劃，我們說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就比較好，比如我們正在的第十個五年計劃經濟波動就比較小。

但是也有波動的時期，2002年下半年開始，投資迅速回升，到2004年一季度投資增長率高大43％，那麼中央也採取了宏觀調控的措施，應該說這次宏觀調控保持了我們經濟增長的這種穩定性，沒有出現這種增長周期的大起伏，避免了這種增長周期的中斷，而且又沒有損害經濟增長的這個基本面，所以說，如果沒有這次宏觀調控的話，可能我們現在又要面臨新的調整。

第四、要把經濟發展著力點放在調整結構、轉變增長方式上來，南方的同學都感受到夏天暑假回家的時候有拉電的現象，對不對？就是能源的供給不足，我們去年發電量增加了五千萬千瓦，原煤生產量是十九億噸，原油產量是1.75億噸，我們還進口了一億兩千萬噸，在這種局面下我們還能源還緊張，說明什麼？我們這種資源利用非常粗放，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說我們GDP還要翻兩番，我們煤炭也去翻兩番行不行？現在生產19億噸，我們煤的生產量再去翻兩番？那顯然我們的空氣受不了，我們的肺也受不了，所以說我們必須著力調整結構，調整結構的中心環節是什麼？我們說不是簡單去調整產業的比例關系，而是技術進步，技術創新，所以我們要加快技術進步，提高我們的自主創新能力，這是我們說的一個重要的啟示。

最後一點是堅持以人為本，要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經濟發展的出發點，發展經濟是為了什麼？為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他們的福利水平，我們說老百姓的需求在發生新的變化，他們不但要物質上的生活改善，包括對精神生活都有更多的需求，所以我們發展也要適應這種需求結構的變化。

王一鳴：中國何時躋身中上等收入國家

簡要展望一下十一五的發展，那麼從2001年到2020年，這二十年我們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十年是第一個階段，後十年是第二個階段，那麼十一五時期正好是處於什麼時期呢？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它要延續十五這樣快的增長態勢，拉長經濟增長的上升周期，為後十年的發展創造條件，所以說十一五的任務是非常艱巨的，我們說延續這種增長周期並不是很容易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說1979年到2004年，我們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是多少呢？9.4％，但是總體上還是不平衡的，在各個年度間是不平衡的，當然我們能夠實現，應該說這個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就是我們這么大的經濟體，一個大國保持這么二十多年的持續高增長，已經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我們還要延續，我們就還要繼續去創造奇跡。但是總體上說，經濟增長不可能永遠在一個很高的增長平台上維持下去，往往會呈現出前高後低的一種態勢。

如果我們匯率發生變化了，我們的GDP總量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我們假設2010年是13.5億人，2020年是14.3億人，按這個推測人均GDP是多少？1700美元，當然如果按2000年的匯率算，與目前中等國家的平均水平，1920美元就接近了，到2020年就會超過3200美元，就是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的行列，應該說按照我們現在的發展態勢，我們實現這個目標是應該說是有信心的。

王一鳴：未來5年 區域規劃的戰略

十一五時期我們還要加大對老少邊窮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扶持力度，隨著我們國家財力的增強，要增強這種扶持力度，另外要加大跨區域的基礎設施，交通通道的建設，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因為交通不方便，人就流動不起來，貨物就流動不起來，只有流動了，有些資源才能變成商品。

再一個，為了打破行政邊界，促進這種資源的優化配置，十一五也要嘗試建立這個主體這種功能區，來構建區域發展的體制，比如說，按照它承擔的這種功能來進行劃分，有些地區是優先開發的地區，也就是說它這個國土開發密度已經比較高了，但是資源承載能力開始減弱，那麼這種地區我們可以優先開發。但是加大開發力度的同時，我們也要減輕開發帶來的生態環境的破壞。

有些區域我們叫嚴格限制開發，比如說自然保護區，比如最近對三江源，就是長江、黃河、瀾滄江三河的源頭地區，作為生態地區，國家投入了好幾十億要重新恢復生態，這個就跟當時的開發有關系，所以有些地區要限制開發或者說禁止開發，就是自然保護區要禁止開發，按照它承載的功能做一些劃分，這個正在探索。

王一鳴：未來五年 我們有哪些有利條件

今後五年，我們到底有哪些有利的條件，也有很多方面：第一、大規模經濟體的優勢開始顯現，我們迴旋餘地比以前增大了，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跟二十年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我們是已經是一萬六千五百億美元，這樣一個龐大的一個經濟體了，再加上我們佔世界的份額已經由改革開放初期的2.4％，現在提升到已經4％多一點了，再加上我們有13億人口，城市人口又超過5億，工業化又在加快推進，所以我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在大大加強，那麼這種大規模經濟體對經濟增長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一個是它的這個市場的迴旋餘地大，就是說，有的產品比如在東部，它生命周期慢慢結束了，但是在中西部還能找到市場，在城市它的生命周期慢慢到了，但是在我們農村還能找到市場，這樣可以把很多產品的生命周期大大拉長。

第二、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會在很長時期內繼續保持，但要避免勞動力價格的迅速上升使我們高速增長期中斷，我們現在就業總人數有7億人，當然我們農村還有1.6億的剩餘勞動力，我們是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當然我們不是人力資源強國，是人力資源大國，這就使得我們在比較長時間內，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會有它特有的比較優勢，中國的出口產品為什麼有競爭力，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價格有競爭力，如果在成熟的技術狀況下，生產線都是成熟的技術狀態下，勞動力價格，特別是勞動成本占產品總成本的份額比較大的這些產品，我們都是有競爭力的。

第三、我們有利條件就是我們儲蓄率比較高，可以保障經濟較快增長對資金的需求，我們多年來儲蓄率一直高於40％，當然這同東方民族這種文化，這種儲蓄文化有關系，隨著這個人口老齡化的到來，消費率的提高，我們儲蓄率會有所降低，但是我們仍然會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上，所以我們的資金供給條件比較充分，另外我們這幾年在外商投資方面非常踴躍，但外商投資，我們說我們投資80％以上仍將來源於國內儲蓄，所以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資金供給優勢有效整合國際優勢資源，但又不會對國外資本形成過渡的依賴，這是我們的優勢。

第四、我們的產業和基礎設施越來越完備，為我們加快發展提供了很多物質技術的支撐，我們現在這個產業體系，可以說我們有很多產品都是第一，全世界都是NO.1，我們有很現代化的生產方式，有智能化的，柔性化的，集成化的生產方式都有，你到上海通用去看，生產線上各種車，不同品牌的不同型號的車在一條線上可以組裝，它可以通過計算機來控制。我們遠遠超過美國，所以說我們的物質技術基礎是沒法相比的，我們的發電量也超過四億，四億裝機已經超過四億千瓦，那麼我們現在每年還在新增五千萬到六千萬，我們在建的規模也很大，我們說我們的物質基礎比以前是大大不同了。

第五個有利條件，我們經濟轉型加快也為經濟發展拓展了新的空間，我們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使國有經濟能夠發揮比較優勢的行業和領域，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來，集中到它能夠發揮比較優勢的這些領域，包括基礎原材料，一些帶壟斷性的領域，帶自然壟斷性的這些領域，那麼我們進一步放寬這種電信、電力、金融、城市、公共事業、鐵路、航空、郵政這種壟斷行業的市場准入來加強它的競爭。

以前中國的分量非常小，中國沒有被太多的去關注，但是你要看看今天西方的主流媒體，美國、德國、法國、瑞典都在連篇累牘報道中國，為什麼？中國開始對世界有影響了，中國的影響力已經足以對這些國家發揮作用了，所以說我們正處在這么一個有利的時期。

② 民國時期的「黃金時期」，中國有哪些進步和發展

民國的黃金十年就是指國民政府統治前期，也就是1927-1937年左右的時間。但是國民政府進行改革，主要是在經濟方面的改革，有利於民族工業的發展。

因為清朝的關稅已經被帝國壟斷掌握，《南京條約》之後，中國的關稅就越發混亂，各種雜七雜八的稅目混在一起。國民政府整頓稅務，政府加強對各種稅收的管理和控制，而且為了適應經濟的發展，而增加了一些新的稅收。這一措施有利於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同時也增加了國民政府的收入，穩定財政。

民國的黃金時期也就是民族工業的黃金時期，因為世界在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心思對中國進行剝削壓迫，給民族資本主義一定的喘息空間，讓民族工業迎來黃金時期。也因為國民政府一系列的經濟建設運動也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③ 我國解 放前的「黃金十年」的成就是什麼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後，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使中國又獲得了一次短暫的發展機遇。1927年―1936年，中國的工業增長率達8%以上，社會經濟呈現快速上升趨勢。到1936年，中國工農業產值達到了近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其他各項現代化制度也都初具雛形。據統計，這一時期中國電力工業年平均增長9.4%；煤炭工業為7%；水泥工業為9.6%；鋼為40%，被一些學者稱為「黃金十年」。他們認為，當時的中國正逐步走向現代化，如果沒有1937年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國的工業化步伐必將大大加快，並在上世紀40年代初期就進入「起飛」階段。 就在這關鍵時刻，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使得中國的現代化努力前功盡棄，建設成果幾乎喪失殆盡，直接損失至少在6000億美元以上，致使中國現代化的進程至少延誤了20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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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求一個網游小說。講的是重生十年前玩游戲，賣了房子用10萬信用買了個游戲倉。進游戲爆個黃金建城令，

之前看過，但是有點忘了，你等我去查查

⑤ 「黃金十年」保險理財,一道數學建模的題目，誰有資料發到[email protected]，另有重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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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建設銀行黃金積存是什麼意思

黃金積存又稱為黃金定投，是指商業銀行客戶在商業銀行開立黃金積存賬戶，按商業銀行標的黃金產品的固定重量或固定金額進行積存，銀行根據客戶的申請每月自動在其賬戶上扣除相應款項。

此外，客戶也可以採取主動投資的方式在某個時間點進行一次性申購。對於積存賬戶內的黃金余額，客戶可以選擇贖回獲得貨幣資金或按商業銀行相應黃金產品的實有規格提取黃金實物。

黃金積存業務適合於目前資金量相對較小，但需要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積累財富的個人投資者，實現「小積累、大財富」。特別適合於有一定收入結余的大學生一族、事業剛剛起步的小白領一族、剛組建家庭的年輕夫婦以及想為孩子盡早進行財富積累的三口之家等。

(6)十年黃金建設擴展閱讀：

黃金積存優勢：

一、黃金能保持久遠的價值

商品在時間的摧殘下其物理性質都會產生被破壞和老化的現象，例如汽車、房產，時間一長，貶值只是分分鍾鍾的事。而黃金由於其本身是由惰性元素組成，物理和化學性質都極其穩定，再加上黃金本身具有價值，所以，恆久不變的價值就成了黃金作為重要經濟角色的支柱。

二、黃金是對抗通脹的最理想武器

近幾十年間，通貨膨脹導致的各國貨幣縮水情況十分劇烈。特別是在內戰時，政局不穩，貨幣通常面臨著極大的通脹，在政治極不穩定的年代不知道什麼時候很大面值的紙幣就連一個雞蛋都買不起了。但黃金卻會跟隨著通脹而相應的上漲。

三、投資方式靈活。如意金積存業務為客戶提供主動積存和定期積存兩種選擇；還提供按金額積存和按克數積存兩種方式；當客戶積存達到一定數量後，還可以選擇贖回和提取金條。

四、投資門檻低，積少成多。如意金積存業務按金額積存的起點為200元，按克數積存的起點為1克，非常適合個人客戶進行小額持續的黃金投資。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黃金積存

⑦ 中國工程機械下一個黃金十年來臨了嗎

國家發改委基礎產業司司長黃民近日在《中國交通報》發表題為《城市群交通應系統研究超前謀劃》的署名文章指出，交通運輸網路是城鎮化協調發展的重要支撐，更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前提，要合理布局綜合交通運輸網路，建設城際、市域、城鄉3個層次的綜合交通運輸網路，以更好適應組團式城市發展和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的需要。
黃民指出，城市群內部的聯系主要有3個層面：第一個是城市群各城市間以城際鐵路和高速公路為骨幹;第二個是城市群中心城區與各衛星城間以市域鐵路（市郊鐵路）和快速公路（道路）為重點;第三個是城市和小城鎮間以普通國省干線公路和農村公路為重點。以這3個層次形成的綜合交通運輸網路，適應性更好、更高、更強。
在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單菁菁看來，這3個層次的交通網中，城鄉之間，尤其是農村公路的建設最為滯後。早在2009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的目標是到2010年全國鄉鎮要通柏油路和水泥路，但截至2012年底，全國鄉鎮通瀝青（水泥）路率為88.7%，西部地區僅為78.1%。交通部也曾承認「在農村公路建設中還面臨著不少困難和壓力，特別是因為地方配套資金短缺等原因，面臨的壓力比較突出」。
2013年，對於中國而言，是改革之年；對於工程機械行業而言，則是轉折之年。作為承上啟下的一年，2013年中國工程機械行業銷量明顯好於2012年，同時也為2014年的「回暖」做了鋪墊。專家預計，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節能環保推進和海外市場拓展，中國工程機械行業將進入下一個黃金十年。
新型城鎮化為之開啟綠燈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在京召開，並討論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有關部門將根據會議討論情況作出修改。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稱，將抓緊修改完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爭取盡快發布實施。據國家開發銀行預計，未來三年我國城鎮化投融資資金需求量將達25萬億元。
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京舉行。會議指出：「要積極穩妥扎實推進城鎮化，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約1億人口的城鎮棚區和城中村改造，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推動新型城鎮化要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其中，解決約1億人口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以及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涉及到龐大的保障房建設。按照住建部的計劃，僅2014年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的目標任務就是：基本建成保障房480萬套以上，新開工600萬套以上，其中棚戶改造370萬套以上。
毋庸置疑，新型城鎮化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引擎，必將帶動新型農村的建設步伐，大量農村房屋改造、農田水利建設、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等都將為工程機械行業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專家表示，中國城鎮化率從1993年的27.99%上升到2012年的51.27%，給工程機械行業帶來了旺盛的需求，是工程機械行業上一個黃金十年的時代背景；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將給工程機械行業帶來下一個黃金十年。
霧霾警示走節能環保路
從2013年年初爆發大規模霧霾以來，環保問題已經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並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重視。
有關數據顯示，造成中國環境污染的排放物70%以上來自於製造業，它們每年產生約55億噸無害廢物和7億噸有害廢物。
在中國製造業中，工程機械是排名僅在汽車之後的第二大污染行業。其中，二手工程機械更是被稱為「環境殺手」。眾所周知，發動機是從新機下線時裝配的，隨著施工年限的延長，發動機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隨之加大，二手工程機械的「無限期」使用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國內市場，二氧化碳排放超標的二手工程機械占工程機械總量的40%左右。
霧霾天氣頻頻來襲，再次給我們敲響了警鍾，「綠色戰略」已經成為工程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在霧霾治理和節能環保概念的推動下，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工程機械巨頭紛紛引領企業步入「綠色時代」。
事實上，早在多年前，工程機械行業就意識到發展經濟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並開始不斷地探索。2008年奧運會前，為提高中國環境質量，北京為1萬輛國三以下標準的重型柴油車加裝了「顆粒物捕集器」，但從運行情況看，由於這些重型柴油車的車況普遍較差，減排效果並不好。
其後，徐工集團主動出擊，從產品油耗、性能出發，以技術創新，開啟了新能源動力的先河，率先在國內研發推出了第一台lw500k-LNG型天然氣裝載機，在行業內掀起了一股新能源動力的綠色旋風。
有專家預測，為完成節能減排任務，未來5～10年，工程機械行業將成為中國促進節能減排的重要板塊，其市場潛力不容小覷。工程機械工業協會會長祁俊也曾表示，我國堪稱「世界上最大的建設工地」，工程建設將會帶動工程機械行業飛速發展，而隨著人們對於環境的越來越重視，在未來5~10年工程機械行業將成為中國促進節能減排的重要力量。
海外拓展化解產能過剩
在2013全球工程機械產業大會上，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曾指出，中國工程機械行業在全球范圍來看產能依然過剩。在中國市場， 當國內GDP低於兩位數的時候，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從過去幾年看，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發展速度大概是GDP發展速度的2倍，今後如果GDP增速在7%到8%的水平，行業發展增速大概在15%左右。
在國內需求下滑，產能過剩嚴重的情況下，中國工程機械代表企業，不僅繼續鞏固在中國市場的地位，更在門檻甚高的國際市場全力突破。2013年6月28日，濰柴動力收購世界首屈一指的工業用叉車製造商凱傲；7月1日，三一重工收購普茨邁斯特剩餘10%股權，完成100%控股；9月10日，中聯重科完成對CIFA全資控股；10月31日，柳工機械收購位於波蘭Stalowa Wola市的ZZN傳動件廠；12月25日，中聯重科從聖戈班集團收購了全球干混砂漿第一品牌—德國M－TEC公司，這是中聯重科繼2008年收購義大利CIFA公司之後又一次海外並購。
盡管如此，高曉詩表示，中國工程機械企業的國際化戰略並不輕松，文化差異、面對的地方保護主義，還有全球領先品牌的直接競爭，都將給中國工程機械企業帶來巨大的壓力。

⑧ 黃金十年的經濟建設

1930年－1936年間，工業部門增長率達到8-9% ，盡管估計有這樣的增長率，但增長的起點很低，在民國的40年中，整個工業部門在國內生產中所佔比例基本沒有變化。
工業成長顯著的分別為電力工業、煤炭工業。農業方面，也有以鄉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為三大鄉村建設政策，並開始在外來資本的沖擊下被動享受到的近代經濟 。此階段中國經濟在官僚資本及私有資本化的歷程頗有很大弊端，但在輕工業逐漸成形鼓舞下，中國的近代工業化初現端倪。
1933年，中國的工廠、手工業、礦業和公用事業的產量，僅構成國內凈產值的10.5%。手工業產量占工業部分的67.8%；工廠佔20.9%；礦業佔7.0%；公用事業佔4.3%。估計為4691萬的非農業工作人口中，1213萬（25.9%）受雇於手工業，113萬（2.4%）受雇於工廠，77萬（1.6%）受雇於礦場，4萬（0.09%）受雇於公用事業。
黃漢民通過對30年代工業產值發展趨勢的分析，指出雖然1930年代前期中國的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工業發展總趨勢是在跌宕起伏中繼續有所發展，並在1936年達到了近代歷史上最好水平。例如發軔於1920年代的針織、絲織、染織、印染、毛紡織等輕工業都有長足發展，而且又產生了一批新興行業，如電器用具工業、電機工業、染料工業、酒精工業、酸鹼工業等等，新興行業又促進了工業部門結構調整。此外產品種類增多，一小部分國貨產品開始替代了進口外貨。其次，工業地區分布也在擴大，工業生產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了提高 。
十年建國時期中國重工業建設，主要以國防工業為核心。具體工作則是由資源委員會進行的。1932年11月成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1935年4月改名為資源委員會），主持者是錢昌照、翁文灝，其他委員還包括著名學者胡適、丁文江、楊振聲、張其昀、吳鼎昌、張嘉璈、陶孟和、范銳、吳蘊初、劉鴻生、萬國鼎、沈宗瀚、王世傑、周覽、徐淑希等人。1930年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主要是由這些人主持的。這個機構和這些學者，為中國的近代化作出了貢獻。1935年4月，國防設計委員會與兵工署資源司合並，改稱為「資源委員會」，隸屬於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創辦與國防有關的工礦企業。1936年3月，資源委員會根據國防需要和可能的經濟能力，擬定了一項重工業建設計劃，預定於三年之內，在中部的湘、鄂、贛等內地建設與國防需要直接相關的重工業和礦業，充實中國冶金、燃料、化學、機器及電器工業的基礎。但是因腐敗和資金短缺，以及戰爭破壞，導致重工業大部分成為紙上談兵，無從落實。
由於國民政府的重視與推動，上述重工業及廠礦，小部分已建成投產，而大部分都停留在籌備階段。在冶金工業方面已建成的有湖南茶陵鐵廠、湖北靈鄉鐵礦、江西鎢鐵廠、四川彭縣銅礦、湖北大冶、陽新銅礦、中央煉銅廠、湖南水口山鉛鋅礦、雲南錫礦、青海金礦、四川金礦等；在燃料工業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礦、天河煤礦、湖南湘潭煤礦、河南禹縣煤礦、四川巴縣、達縣石油礦等；在化學工業方面，有氨氣工廠及無水酒精廠等；正在籌備舉辦中的有中央機器製造廠、湖南湘潭飛機發動機廠、中央電工器材廠、中央無線電機製造廠、中央電瓷製造廠、四川長壽水電廠等等。
1937年，這些工廠的產品產量為鋼鐵3萬噸，電力153.3萬度，煤2萬噸，凈鎢砂1.2萬噸，銻1.46萬噸，精銅9噸，鐵砂0.63噸，電報機425具。
這些廠礦的建成和投產，奠定了戰時國防工業的基礎。因為資源委員會設立的這些廠礦大多是當時國內沒有或非常缺乏的行業，不少與國防建設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如鋼鐵工業、飛機製造業、電工電料業、化學工業、鎢、銻等礦產業。
抗戰開始後，資源委員會興辦的已運轉的各個重工業機器設備，有不少都拆遷到大後方，成為當地工業生產的骨幹企業，提高了大後方的工業水平，繼續為直接支持抗戰提供有力的物質保證。
不過在這段期間，晚清時候建設的漢陽鋼鐵廠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年鋼產量穩定在5萬噸，該廠於1925年停止生產，國民政府統治十餘年間始終沒有恢復生產，惹起爭議。不過有論者指漢陽鋼鐵廠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復生產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長期向日資舉債終致日資所入侵有關。另外民國時期，中國煉鋼水平極端落後，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鋼鐵價下滑也是重要因素。 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本是中國國民黨立黨綱領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先生就在同盟會的綱領中列入了「平均地權」的內容。北伐後，國民黨宣布其農村政策:「改良農村組織，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額之法律，增進農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頒布勞工法及工廠保護童工及女工。」1926年10月，北伐軍進軍湘、鄂期間，為動員農民支援北伐，國民黨在廣州召開有大量左派參加的中央和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通過《最近政綱》，規定「減輕佃農田租百分之二十五」，減輕農民負擔，統稱「二五減租」。1927年5月，國民政府頒布《佃農保護法》，規定「佃農繳納租項不得超過所租地收獲量百分之四十」，「佃農對於地主除繳納租項外，所有額外苛例一概取消」，「佃農對於所耕土地有永佃權」。但真正實行過的只有浙江省，該省的「二五減租」幅度較大，佃農實際所得遠大於地主，因此，自始即受到城鄉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最終浙江省政府迫於壓力取消了減租辦法，而大部分省份連裝模作樣的減租條文都沒有。
總括而言，國民政府在平均地權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能力先天不足。旋即停止實施，幾乎沒有什麼建樹。
農村復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復興農業是國民政府這一時期喊得頗為響亮的口號。其目的除了發展國民經濟之外，也是為了消除中國共產黨進行土地改革運動帶來的影響。政府設立了農村復興委員會等一系列農業結構，任常委擔任首腦。政府救濟農村金融，減免部分農產品稅，對進口糧食征稅；設立農業實驗所指導農業生產，開辦農業推廣區等。治理黃河、淮河、長江以及太湖等水利委員會也相繼成立，以興修水利工程。盡管國民政府為農業發展做了大量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挽救農村經濟的措施發揮的實際效用有限，幾乎屬於空中樓閣，政策基本上可以算是破產的。
有論者指出整個十年建國期間，中國都長期處於內憂外患環境，地方的基層管治還須倚賴地主豪紳，國府並未能完全掌控農村政權，導致其施政收效甚微。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壓制。其次是中國的農業經濟跟歐美的農業經濟根本不同，中國屬於一種小農經濟，由於經營規模小，透過機械化實現農業現代化，這必須籍壯大工業並從農村大量吸取勞力，從而把農業人口控制在總人口的20%以內為前提，以當時中國落後的的工業水平顯然是做不到的。既然無法實現機械化生產，也就難以實現農產品商品化，難言把整個農業推進入市場經濟的軌道。1930年代中期以後，爆發連串災荒，水利建設停滯不前，技術落後，不斷的內戰和緊接著爆發的抗戰，最終把農民推向了難以生存的邊緣。
技術改良
在農業技術改良方面，也是有氣無力。例如在33-37年間，國民政府先後設立了中央農業實驗所、全國稻麥改良所和中央棉產改進所。工作就是引進美國棉種，改良小麥和稻米品種以及實驗殺蟲劑和化學肥料。到最後也未有實際成果。
除上述的研究機構外，國民政府也成立部門來促進農業發展。譬如行政院於1928年2月設立農礦部，1933年4月成立農村復興委員會，1938年4月設置農產促進委員會。 1927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制定《中央銀行條例》19條，規定「中央銀行為特許國家銀行，在國內為最高之金融機關，由國家集資經營之」，並設籌備處於上海。1928年10月8日，國民政府修訂《中央銀行條例》為20條，由國民政府撥款2,000萬元。11月1日，中央銀行成立，總行設於上海。
1930年代的宋子文，任中央銀行總裁期間對中國金融改革貢獻不少。 厲行經濟改革，統一貨幣，改革自清末以來金融貨幣制度混亂情況。國府早於1927年北伐之後，在英美的支持下使用白銀為抵押，開始籌備統一貨幣。
1933年3月8日，國民政府頒布了銀本位幣製造條例，實行廢兩改元。具體辦法規定1元銀幣為一切交易的本位幣，每銀幣1元（成色為0.88，總重為26.6971厘米）易銀7錢1分5厘。上海的金融機構於3月10日一律改用銀元，其他都市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銀元。1933年7月1日起，中央造幣廠的新銀元開始流通。
在大蕭條後期，美國為了轉嫁國內危機，在1934年5月通過購銀法案，提高銀價大量采購白銀。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由是年7月至10月中旬的3個半月，出口即達2億元之巨，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及原幣制。有見及此，國府隨即於1935年11月4日實施法幣制度，將銀本改變為外匯本位，以紙代銀。
央行則隨即出台新的貨幣政策，這對穩定中國貨幣非常成功，可以譽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徹底的一次幣制改革。中國第一種全面流通的不兌現鈔票法幣的問世，完成了貨幣統一並使幣值脫離銀價，邁入了現代化管理通貨。隨之國家對經濟的控制開始加深，相對地，各地地方勢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有所削弱，使國民經濟發展呈現出新氣象。民間及中外銀行所存白銀和銀元紛紛交給政府，半年之間，達國幣8億元。另一方面，紙幣則逐漸代銀元而為通貨。銀元的流通量在1933年3月約14億元，自1935年11月法幣開始流通，半年之間達9億余元，到1937年6月達14億余元。輔幣方面上，中央銀行於1936年2月開始發行20分、10分、5分鎳質輔幣及1分、半分之銅質輔幣，以完成十進新制，解決當時輔幣混亂的狀況。
可惜國民政府大量發行鈔票支付內戰軍費，法幣發行量急劇上升，最大面額高達六十億元 。這使得法幣政策的後續實施成為了世界罕見的惡性通貨膨脹 。間接掠奪了大量國民財富，導致國民經濟全面崩潰。
財政稅收方面，國民政府在此時期建立起統一的稅務機構。以金融措施針對各地稅務機構重疊、稅關林立、濫收稅政、擅自留中央稅款弊病全面整頓，改革稅政，統一徵收機關,使各項稅皆歸統稅機關徵收。
在實行關稅上力爭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後和外國政府多次談判，通過四次關稅改革，使海關關稅大為提高，顯著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國初期財政緊絀的劣勢。不過在收入提高的同時，開支也隨著增加。主要原因在於內戰頻繁和腐敗大增緣故。
右圖列出南京政府1928-1937年間九個財政年度的主要收入和支出。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在1938年以前數量仍然很大，以後在戰爭時期，與中央的支出相比急劇下降。但即使把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加在中央政府的支出上，總數也僅佔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個很小的比例，在1931-1936年期間，僅佔3.2-6%。美國可以比較的數字是1929年佔8.2%，1933年佔14.3%，1941年佔19.7%。就國民收入而論，國民政府的支出為數很小，這既反映了國家稅收基礎的狹窄，也反映了有限規模的現代經濟部分，這個部分實際上被要求承擔國民政府稅收的最大負擔。
赤字的彌補主要靠借債，1927年至1937年間，政府所借各種內債共達35億6,700萬元。償債及軍費支出占整個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償債支出佔25%到20%，1927年至1935年間，共償還債款31億1,000餘萬元，包括內債22億1,000餘萬元，外債6億3,000萬余元，賠款2億8,000萬余元。
在1928舉行的全國財政會議上，中央政府正式把產生國民收入的65%田賦讓給各省。這在當時與其說是一種政策，目的在於改進從北京政權繼承下來的公認是混亂的財政管理，不如說是南京政府對政治現實的一種承認。它意味著，為了報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國的中央政府放棄對一部分經濟的任何財政要求。放棄了對一種不公平的田賦制度進行徹底檢查的任何嘗試，結果是一大部分潛在的農業稅收被截留，社會不能將它用於公共福利。
國民政府在整理財政的過程中，還建立預算度、推行直接稅、廢除苛捐雜稅和廢除厘金。廢除厘金方面，1927年7月，國民政府頒布裁撤國內通過稅條例，但因時局動盪，延至1931年1月1日實行。至1931年6月，各種厘金及由厘金變名之稅捐，一律取消，使國內貨物得以暢通無阻。在廢除苛捐雜稅方面，國府1934年7月通飭各省廢除苛捐雜稅，至1937年的3年間，全國25省市共廢除苛雜7,100多種，廢除款額達6,700多萬元。在推行直接稅方面，1936年7月公布「所得等暫行條例」，是年10月1日正式起征，首先開征的為公務人員薪給報酬所得，和公債存款利息所得，到1937年1月，又推及其他方面。這四點財政措施，足以納中國財政於正軌。
就在中國邁向工業現代化之際的1937年起，日本發動了中日戰爭，並陸續大量增兵入侵中國。據統計，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中期的中國，因為此戰爭所造成的損失至少6000億美元，而後果就是讓中國現代化進程至少延宕20年。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53年之後才得以恢復。

⑨ 民國十年的屬性

民國黃金十年

1927年到1936年，這段歷史在我們國人記憶中貌似是戰亂頻仍不堪回首的，所謂「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十年。然而，事實上，這十年卻是民國歷史，甚至是中國歷史上建設最快，經濟最繁榮的十年。可以說，沒有這十年打下的基礎，中國的八年抗戰不可能取得勝利。因此，這是一個不該被忘記的十年。

首先，從1927年起，國民黨取得了政治上的一系列勝利。1927年，國民黨僅控制講浙及安徽的一部，通過29到31的內戰加大了對河南，江西，湖北，福建的控制，鎮攝了其他地區，保正了其生存基本確立了其中央的位置。通過對紅軍的追擊，把手伸近了華南和華西（原文），近一步控制了各路軍閥。到三六年只有七個省保持了相對的獨立。國民黨可以說基本上統一了中國，南京國民政府也因此獲得了國際承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國民黨政府宣布，根據孫中山革命理論的三步驟——軍政、訓政、憲政——中國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並開始進入第二階段，轉到經濟建設為主。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post_4792265_1.html/ ]

當然，這黃金十年主要體現在經濟上。我們首先來看看當時中國的經濟環境，國民政府在國家預算中每年要負擔的前清遺留國債佔32%，軍費支出佔40%，建國經費只有20%。同時中國在1928年度量衡劃一制度公布實施之前，我國「標准」之亂為全世界所僅見，以度而言吉林1尺僅為河北的2寸長，那麼衡呢，杭州的秤跟臨省江蘇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這么混亂生意怎麼做？工商業又如何發展呢？就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當局在農田水利、電力、礦業資源開發、化學工業、重工業的振興等等，幾乎每項對國家進步有關的事都在馬不停蹄地齊頭並進中。僅僅在1931-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創下民國以來第一次經濟奇跡。同時交通事業的發展尤為蓬勃，除電訊、郵政快速成長外，鐵路修建達2萬余公里，公路增開了8萬多公里，民航空運在這十年間開辟了12條航線，長1萬5千多公里。

再來看重教育。在這段時間里，政府從掃除文盲的識字運動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體制終於搭成了一個完整的建構。為了迎頭趕上西方列強，政府對實用科學人才的培植更有時不我予的警惕和不遺餘力的倡導，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視為我國邁向現代科學研究紮根與發軔的重要時期。1934年蔣中正發起新生活運動，教育本是百年大計，時值禍在眉睫的存亡之際，當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謂用心良苦。在1931年至1937年間，小學生人數增長了86%，大學生人數增長了94%。在中國歷史上，國家的貨幣第一次得到統一。

因為經濟發展，城市也有了很大變化。在許多大城市裡，現代風格的辦公大樓拔地而起，密如織網的大道穿過人口稠密的地區，水電供應系統遍布在許多重要市區，一些中心地區的環境衛生也有了明顯的改善。收音機和卷煙、電影和汽車、卡巴萊餐廳和西式服裝的數量不斷增長。正如一個美國觀察小組在1935年所報道的那樣：「中國在所有領域里，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現代化將給中國帶來長達幾個世紀的深遠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這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其實整個國家一直都還在動亂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戰、九一八，後五年剿共、寧粵分裂、閩變，幾乎天天都在打仗，在這么惡劣的環境中能有這些成就，其功績應該是值得肯定的。政治：建立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扭轉了分裂浪潮（這花了政府前四年的大部分精力）。

那麼，這些成就都是怎麼取得的呢？一句話，順應潮流，力主改革。

以金融為例，訓政時期的財政訓政伊始，蔣介石面臨的財政局勢異常嚴峻，中央政府入不敷出，金融貨幣混亂至極，用"百孔千瘡"來形容也毫不過分。為了眼前維系住一個政權的需要，南京政府對上海工商界的粗暴搜刮（14個月籌款一億），激起了上海資產階級的嚴重不滿。但如果不採用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南京政權眼下就維持不住。對此，蔣介石別無選擇。

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國民政府採取了幾項重大舉措，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平心而論，南京政府的財政措施是極為成功的。這幾項舉措主要是：關稅自主，裁撤厘金，發行公債，改組銀行，幣制改革。

首先來看一下關稅自主。關稅自主有著財政和外交兩方面的意義。國民政府實現關稅自主的動力，主要出自財政考慮。在南京政府的統治年代裡，關稅收入要佔全部稅收的半數以上，因此，徵得關稅自主權，不僅是一個外交上的面子問題，而且是一個關系國民政府生死存亡的實質問題。 1928年6月，二次北伐收復北京（改名北平），7月，宋子文就到北平與各國協商關稅問題。美國人為了在中國扶持起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率先與中國合作，7月25日，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與宋子文簽定了《中美關稅條約》，承認了中國的完全國稅自主權。接著，挪威、比利時、義大利、丹麥、葡萄牙、荷蘭、英國、瑞典、法國、西班牙等國先後都與中國締結了關稅條約，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但是，日本人一直在關稅問題上同中國過不去，遲遲不肯修約。在最惠國條款的約束下，一國不承認中國關稅自主，其他國家就可援引。在國民政府的多方努力下，1930年5月，與日本也締結了關稅條約，關稅自主終於實現。關稅自主後，國民政府不但有了較為穩定且數量可觀的財源，而且有了採取其他措施（如發行公債）的擔保手段。從關稅收入的數量來看，如果以1925年的指數為100，1 928年上升為149，1929年為229，1931年為307，1934年為318。關稅收入的持續增加，為國民政府提供了財力支持。

其次是裁撤厘金。厘金是晚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採用的一項特殊征稅措施，對於國內工商業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消極阻礙作用，外國商人也極為反感。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曾要求中國政府裁撤厘金。

1928年議定中國關稅自主權時，雖然申明不以裁撤厘金為附加條件，但撤厘的意圖十分明顯。南京政府為此專門召開了裁厘會議，決定從1929年開始裁厘，半年完成。在中國歷史上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厘金制度，最終在南京政府手裡壽終正寢。裁厘後，國內商品流通條件有了重大改善，加上度量衡的統一，交通的統一，國內市場的大環境有了改觀，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再次是發行公債，改組銀行。為了解決政府的財政困難，南京政府沿用了北洋政府的老路——發行公債。國民政府在發行公債中，採取了極大的讓利政策。1927至1931年，政府共發行公債10.58億元，而實際收入為5.38億元，讓利達5.2億元，幾近對折。這些巨利，使銀行業迅速發展起來。1928至1931年，僅上海一地，就新成立銀行23家。全國28個重要銀行的總資產，由19 26年的13.91億元增長到1931年的25.69億元（當時全國工業資本不到10億元）。1935年以後，財政部長孔祥熙用公債作武器，拿公債作官股，增加向民營銀行的投資，使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官股都佔到了50%以上，孔還出任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改組的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長。從此，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大行為首的國家金融系統支配了整個中國的財政金融。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新華信託銀行小四行，也被官商合辦、政府控股、干預人事等方式拉進了國家金融系統。國家資本在金融業中占據了主體和主導位置。

最後是幣制改革。幣制改革可以說是國民政府最成功的措施。1935年，在英國專家李茲羅斯的幫助下，南京政府推出了根本性的幣制改革方案。從1935年11月起，幣制改革方案正式實施。按改革方案的規定，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幣（後增加中國農民銀行），所有完糧納稅、公私款項、商業貿易，一律使用法幣，不得再用現銀和銀元。並宣布"白銀收歸國有"，民間的生銀、銀元，均在三個月內兌換成法幣。到1936年6月，民營銀行錢庄向政府交售了2 .255億元的白銀，民間個人和企業向政府交售了3億元白銀，外國在華銀行除日本外，也都將存銀交售給了中國政府。幣制改革後，南京政府將大量白銀運到紐約、倫敦，換取外匯。有了外匯儲備，法幣也就有了穩定的基礎。幣制改革使南京政府的腰干硬了以來。於是，原來發行的本來就還不起公債，開始被政府以強硬手段賴帳。1936年，南京政府發行了14.6億元的"統一公債"，把原來的各種舊公債統統換成新公債，使舊債徹底了結。新公債利率被壓到低限，而且還本期限較長。但是，由於有穩定的外匯儲備，公債信用反而大大提高。除了統一公債，南京政府在1936年還發行了復興公債3.4億元，加上鐵路建設公債等小數額建設性公債，當年政府發行公債的數量達20億元。扣除掉整理舊債的14.6億元，新債也有5億余。盡管公債數量大，但除在整理之初市價下跌外，其後一直上漲。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公債價格上升到了最高點。幣制改革後，物價上揚，貨幣供應增加，民眾購買力上升，銀行利率普遍下降，儲蓄增加，用於工商業的投資大幅度增加，外匯率的穩定也促進了外貿，出口額迅速增加，外貿赤字迅速縮小，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勢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