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上市公司的内生增长

⑴ 何谓"内生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内生增长模型又包含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巴罗模型等。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完全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又可以根据经济学者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种类型: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这三类模型的提出,表明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 1997, p.180）：（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 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 1993, p. 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 1992, p. 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 1991, p. 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 1997, p. 43）。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内生增长理论的现代发展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教育支出、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 R&D（研究与开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尽管目前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解决，但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二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Chol-Won 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 Mino (2001)）。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Kremer（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存正相关关系，这在经验上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Greenwood等(1998, NBER，W6647)对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认为美国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资本改进之间有着强互补性，得到了一些内生增长的证据；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所造成的[16]，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DeLong and Summers(1991)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的研究表明，设备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Dinopous与Thompos（1999）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规模效应进行检验，认为并不存在对于规模效应进行支持的经验事实。所有这些均说明内生增长理论在与经验事实相吻合方面尚不尽如人意，正如Temple(1999)所指出，对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50年代类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Sala-I-Martin(2001)亦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比AK模型更能解释趋同。
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17]，Engen 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18]。
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因此，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John Laitner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九十年代后兴起的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但是，90年代在估计方法（如对于Barro型回归的突破）、变量的调整（如多国的长时期数据，见Summers-Heston (1988/1991/1995),又如对于教育数据的调整，见Barro and Lee(1998)）、数据的调整（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对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⑵ 内生增长的涵义

内生增长，就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技术、知识、制度等非经济变量提高到与资本、劳回动、收入等经答济变量同等的地位，克服单一要素导致的回报递减，形成要素回报的递增，最终实现经济持续的增长。内生增长在实践中表现为通过“边干边学”、技术扩散、贸易拉动、宏观调控等方式，形成创新机制，提高经济体整体的创新能力和持续增长能力。科学、全面地认识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不仅关乎我国经济的中长期走向，而且对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⑶ 销售外延增长和内生性增长用什么图表显示

饼图吧。饼内是份额变大代表内生性增长，饼自身扩大代表外延增长，应该一张图就能同时说明。

⑷ 如何用内生增长模型如何解释技术进步

1、内生增长模型与索罗模型的根本区分是什么？答：第一代增长模型试图用资本积累解释经济增长，以著名的索罗模型为代表。索罗模型描述了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引起产出的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假设是：新古典生产函数决定在劳动供给不变时，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同时，储蓄率不变。大量的计量研究表明，资本积累最多只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20％，其余80％无法得到解释，索罗将其归于“劳动的有效性”或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更无法解释各国人均收入巨大的差距。根据索罗模型，两国之间10倍的收入差距，必须来源于1000倍的资本数量差距，而30倍的收入差距，其资本数量差距将高达2700倍。我们在现实世界无法观察到如此巨大的资本积累差距。既然资本积累解释不了长期经济增长，第二代增长模型就从技术进步入手，强调知识积累和发明创造。与索罗模型不同的是，第二代模型不再把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看作神秘的外部力量，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的结果，同时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保罗•罗默为代表。内生增长理论包括”要素投入的内生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后者又包括”报酬递增生产函数”,”人力资本”,”干中学”,”创新等类型。虽然这一模型可以相当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却解释不了落后国家为什么就发展不起来。因为知识的传播速度实际上非常快，而且许多知识是公开的免费产品，落后国家可以很容易获取。再说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在落后国家殖民、投资，现代跨国公司更是大规模进入欠发达国家。因此，二者的根本区别是：（1）由于索罗模型把技术看成是外生因素，而且技术进步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就决定了索罗模型从根本上讲，说明不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所在。而内生增长理论恰好对此进行了修正，力图使增长率内生化。（2）索罗模型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资本积累不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决定因素。内生增长理论也从这一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引入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的分析。并得出与索罗模型相反的结论：经济增长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因此，内生增长理论主要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为工业化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解释。2、对于第二个问题：Suggest three distinct ways in which policy makers may attempt to exploit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to influence the long run rate of growth of the economy.应翻译为：说明在政策制定者眼中“内生增长模型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三种方式。概括来说：围绕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内生增长模型的解释主要沿着三条思路（1）策略性互补和需求外溢；（2）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3）内生技术进步和回报递增。

⑸ 什么是经济增长内生机制

由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是由人们的行为决定的，也是可以通过版政策等加以影响的，在不同的权经济中期水平很不相同。因此，当新古典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增长时，我们自然会想将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等重要参数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从而可以由模型的内部来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这些模型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⑹ 什么是外延式增长和内生式增长

内生式增长就是凭着企业自身的生产、服务量的增加来发展，外延式增长就是通过对外收购、兼并等方式来实现业务的增长。

⑺ 内生增长的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版心思想是认为经济权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决定。
内生增长模型又包含两条具体的研究思路。
第一条是罗默、卢卡斯等人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解释经济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巴罗模型等。
第二条是用资本持续积累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的思路,代表性模型是琼斯—真野模型、雷贝洛模型等。 完全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格,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⑻ 如何理解把我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四重四轻”的弊端：重国外需求、轻国内需求,是难以持续的风险版之路权;重经济增长、轻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是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重技术引进、轻自主创新,是国际竞争力和战斗力难以快速提升的低端之路;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是人民群众难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失衡之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四个大力推动”：大力推动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使经济社会进入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大力推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使经济社会朝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方向发展;大力推动科技融入经济建设和”民技军用、民企参军”,使经济社会进入创新驱动和军民融合式发展轨道;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职能转变,使经济社会进入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

⑼ 什么是内生增长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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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在短期内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在长期内则由增长主导,因此,长期增长是人们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也称为新增长理论)是很多人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本文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演进和发展阶段提供了一个简要综述.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起源
内生增长理论起源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前,哈罗德和多马相继提出了充分就业的增长模型,但他们的增长条件非常苛刻以至于被称为“刀刃条件”,它要求储蓄—产出比与产出—资本比的乘积等于技术进步速度与劳动力增长速度之和.由于模型中没有任何机制约束这个条件的实现,因此,增长得不到保证,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采用了没有替代弹性的里昂惕夫生产函数.
Solow(1956)开创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他使用了具有要素替代的生产函数,并假定它对资本K和有效劳动AL规模报酬不变.资本—产出比在这里被内生化,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资本—产出比最终稳定于一个常数.因此,索罗模型得到了稳态增长路径：不论初始状态如何,模型的变量收敛于不变的增长速度.在这里,稳态增长速度由外生技术进步速度决定,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人均产出最终会停止增长.新古典增长模型走出了悲观主义的马尔萨斯阴影,使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抱有希望,因而成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基本工具.
有影响的外生增长模型还包括Cass(1965)和Koopmans(1965)对Ramsey(1928)动态最优化模型的扩展,即最优增长理论,和Diamond(1965)世代交替模型.这两个模型与索罗模型的区别是资本存量由最大化效用的家庭和最大化利润的竞争性企业的相互作用来决定,储蓄率不再像索罗模型里假定为外生不变,因而这里经济总量的变化取决于微观个体的决策.但经济长期增长速度仍然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速度.
新古典增长模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里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模型认为技术进步不重要,他们只是通过这种简化来得出重要的结论.对技术进步的探讨正是内生增长理论(即新增长理论)的出发点.
二完全竞争的内生增长模型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它重新激起人们对增长理论的强烈兴趣.在这之前的理性预期革命使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几乎都放在了经济周期理论上(Xavier Sala-i-Martin,2002).
Paul Romer(1986)建立了一个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完全竞争均衡模型,3个条件的存在使竞争均衡得以实现：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对知识的投资具有外部性,新知识的生产具有递减回报.第一个条件,作为无形资本的知识边际报酬递增,是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区别,新古典模型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第二个条件,用消费品生产新知识呈现报酬递减,它避免了消费者的消费和效用增长过快,保证了长期递增但有界的产出增长率的存在.第三个条件,知识外部性的存在,使完全竞争均衡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企业投资获得的新知识不仅对本企业有用,还会增加公共知识,对别的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性.企业决策时只考虑了新知识的私人回报,不会考虑外部性,因而竞争均衡的企业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投资.在这里,政府干预能够实现帕累托福利改善.
Paul Romer(1986)与Arrow(1962)有直接联系,Arrow的“干中学”尝试模型化递增回报,他假定具有公共性的知识是投资和生产的副产品,因而单个企业的生产率是全行业总投资的增函数.为了保证目标函数有限,Arrow假定生产函数对资本和劳动规模报酬递增,但固定劳动力供给时,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这一假定使产出增长率不会超过人口增长率,如果人口停止增长,产出也将停止增长,这个结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Paul Romer(1986)正是放弃了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的假定,而是假定知识作为一种资本品具有递增的边际产品,得出了长期递增但有界的产出增长速度.Paul Romer(1986)也被称为AK模型,因其生产函数可变换为Y=AK的形式,A是一个常数.
另外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是Robert Lucas(1988),Lucas提出了一个最优化增长模型,与Uzawa(1965)一样明确引入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它与Uzawa(1965)不同之处在于,Robert Lucas(1988)假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外部性,这类似于Arrow(1962)物质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和Paul Romer(1986)知识积累的外部性.由于有两种资本,Robert Lucas(1988)的均衡状态收敛于一条曲线,曲线上每一点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品都相同,但是一个经济系统具体收敛于曲线上的哪一点则取决于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①.因此,每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速度相同,但人均产出水平不同,起初贫穷的会一直相对贫穷,起初富裕的会一直相对富裕.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的模型都是依赖知识积累的外部性来使增长内生化,从而绕开了对知识积累的回报问题.技术进步是由经济活动中的企业或个人决策间接决定的,因而它是内生的.但是,这里长期增长只是企业或个人行为的无意识副产品.因此,这种理论方法不能令人满意,很快就被直接设立利润最大化的R&D部门的模型取代了.
三不完全竞争的内生增长模型
企业投入大量成本进行R&D活动,新知识一旦被发现和创造出来,复制和拷贝新知识的边际成本极低.如果用完全竞争的定价法则来出售新知识,企业必将导致损失.因此,正视对知识积累的回报问题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完全竞争假定,把不完全竞争引入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是经济主体有意识追求的目标.这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进展,Paul Romer(1987)、Paul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及Aghion and Howitt(1992)代表了这个方向.
Paul Romer(1987)采用了不完全竞争模型,Dixit-Stiglitz形式的生产函数使最终产品的生产与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呈递增关系,从而把专业化与报酬递增联系起来.与Paul Romer(1986)不同的是,由于这里引入了不完全竞争,中间产品的生产者具有市场势力,能够获取垄断租金,为技术开发提供补偿.
Paul Romer(1990)详细阐述了产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认为技术知识并不完全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是非竞争性的,但具有部分排他性.因而完全竞争市场被放弃,转而使用具有市场势力的垄断竞争模型.技术知识由获取经济利益的部门专门生产,它的扩展表现为中间产品多样性的增加.它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生产,一是以新的中间产品进入生产函数(排他性),二是增加知识总存量,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率(非排他性).Paul Romer(1990)与Paul Romer(1986)一样,认为即使不存在外生技术进步,不存在人口增长,只要知识能够持续积累,长期经济增长就能够实现.Paul Romer(1990)与Paul Romer(1987)不同的是,这里把垄断与技术扩散(知识的部分排他性)结合起来,而Paul Romer(1987)则没有考虑技术扩散.
上面基于中间产品多样化方法面临的一个重要局限是,随着新产品的增加,原有的产品会被替代或淘汰,即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垄断租金收入流最终会被后来的新产品截断,因此会导致对新产品研究投入不足,经济持续增长就不能维持.把“创造性毁灭”引入进来,就是质量阶梯模型,也称为熊彼特增长模型.熊彼特认为创新竞争比价格竞争更有价值,并且创新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是受到对新产品暂时性垄断的吸引,但对手迟早会赶上来,使这种产品遭到淘汰.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以及Aghion and Howitt(1992)都属于质量阶梯模型.
Aghion and Howitt(1992)的模型里最终产品的生产依赖于中间投入品的质量,新的中间产品比原有产品质量高.企业对自己创造的中间产品拥有专有权,能获取垄断租金直到被更新的产品所取代.这里,新产品的创造具有双重效应,正效应是对未来的创新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负效应是创新者使现有产品过时,攫取了现有垄断者的租金,这种社会损失并没有被创新者承担,因而是负的外部性.他们在质量创新活动中引入了不确定性,因而稳态增长也具有随机性,且能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但平均增长速度既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最优增长速度,这取决于正负效应中哪一个占主导位置.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分析了类似的模型.
Paul 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和Aghion and Howitt(1992)的模型中都明确设立有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研究与开发部门,R&D内生化了技术进步,因此也被称为第一代R & D模型②.其中,Paul Romer(1990)属于水平创新模型(种类增多模型),后两个属于垂直创新模型(质量提高模型).
四“Jones批判”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推进
第一代R&D模型与AK模型一样隐含着很强的规模效应(Scale Effect),即长期均衡增长率与经济规模成比例.例如,随着人口增长,进行R&D活动的人数会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模型的结论是人均收入增长率会提高.正是这一点受到了Charles Jones(1995a)的批评.“二战”后,美国及其他OECD国家实际R&D人数成倍增加,但人均收入增长率基本上保持不变甚至略有下降,这一事实明显与上述规模效应矛盾.为了调和这个矛盾,出现了两种对第一代R&D模型的改进类型,一种是Charles Jones(1995b)、Samuel Kortum(1997)和Segerstrom(1998)等的“半内生”模型,另一种是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和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等仍然保留了的完全内生性质的模型③.
为了去掉规模效应④,同时保留内生技术进步,Charles Jones(1995b)把Paul Romer(1990)中R&D部门的知识溢出效应参数φ=1修改为φ＜1.这一看似简单的修改达到了去除规模效应的目的,却得出了令人惊异的性质：技术进步虽然仍然由R&D内生决定,但均衡增长速度取决于外生人口增长率.Samuel Kortum(1997)建立了一个Pareto分布的搜寻理论模型,随着技术前沿的扩展,技术创新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解释了为什么递增的R&D投入没有导致均衡增长速度的增加,但均衡增长速度同样取决于外生人口增长率.Segerstrom(1998)也假定每个部门中最容易的创新最先被发现,越到后面创新就越难.人口增加带来市场规模扩大的效应被抵消.这两个模型的不同之处：一是Samuel Kortum(1997)中研究人员是全才,不管在哪个部门,其研究能力相同,Segerstrom(1998)的研究人员是专才,只能在特定的部门进行研究；二是Samuel Kortum(1997)中R&D只有产业间(Across-Instry)扩散,没有产业内(Within-Instry)扩散,相反,Segerstrom(1998)中R&D有很强的产业内(Within-Instry)扩散,但没有产业间(Across-Instry)扩散.上述模型都可称为“半内生”模型——技术进步是内生的,但均衡增长率由人口这一外生参数决定,与新古典模型的结论很相似,政府政策因素也不再具有长期增长效应.
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和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针对规模效应提出了另外的改进,并且能使政策因素的长期增长效应得以保留.Alwyn Young(1998)是一个修改的质量阶梯模型,不仅有产品质量的改进,还内生化了产品种类的变化.市场规模扩大,使产品种类增加,每个中间产品垄断租金并没有提高,从而达到消除规模效应的目的.Peretto(1998)建立了一个人口增长与技术变化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R&D部门,相反,每个企业都在进行R&D活动,每个企业都生产和出售独特的产品.随着人口增长,市场规模扩大带来了利润的增加,而利润增加会吸引新的企业进入,新的企业也将研究和生产全新的产品.因此,人口增长只会使消费者福利增加,而没有使长期经济增长率得到提高,这样就消除了规模效应.Aghion and Howitt(1998)在Aghion and Howitt(1992)基础上引入了资本积累.资本可以用来生产消费品,也可以用来生产中间产品,R&D的投入不仅包括劳动,还可以包括资本.更多的创新通过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品刺激资本积累,更多的资本积累也可以通过增加创新的利润促进创新.因此,资本积累和创新都影响长期增长,这与传统认为的资本积累只有水平效应明显不同.该模型也回答了Charles Jones(1995a)的批评,随着技术越来越复杂,R&D部门需要增加投入以维持稳定的创新.另外,人口的增加使研究不得不在更大的范围开展,因此,对R&D的递增投入可以与不变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与Young(1998)一样,也是一个包含产品质量提高和产品多样化的模型,由于引入新产品的成本不会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加而下降,规模效应被消除了.与Young(1998)不同之处在于：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中的企业是无限期界的,内生化的是创新的预期频率；Young(1998)中的企业只有两期,因而内生化的是质量创新的幅度.与Peretto(1998)一样,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在模型中也引入了人口增长,但与Peretto(1998)的产业结构不同.
上述半内生模型(Charles Jones,1995b；Samuel Kortum,1997；Segerstrom,1998等)和内生模型(Alwyn Young,1998；Peretto,1998；Aghion and Howitt,1998；Dinopoulos and Thompson,1998等)都去除了规模效应,但政策含义显著不同.这两类模型哪一种更具有一般性呢?Li Chol-Won(2000)认为,一旦考虑到模型中质量改进与产品多样化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技术扩散,半内生模型比内生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因为,内生模型需要两个“刀刃条件”同时满足才能保证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化.如果R&D的维度扩展到N个,那么将需要同时满足N个“刀刃条件”来实现内生增长,现在并不清楚是否存在某些机制使这些条件自动得到满足,因而Li Chol-Won更倾向于半内生模型.
五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方向
近来,一些文献对技术进步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其中包括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技术变化的方向(Direction of Technical Change)、R&D的周期性、一般技术(GPT,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与专门技术的不同作用等.
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方向上,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2002)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双引擎增长模型.他们把知识分为3种不同的形式：技术部门的前沿知识(frontier knowledge)、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取的内化于个人的知识(knowledge embodied in human),以及教育系统中的公共知识(disembodied knowledge).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分别由最大化收益的家庭和企业作出决策,工资分布变化是它们作用的一个桥梁.对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动态互补性,因而它们是持续增长的双翼,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维持长期增长.Stephen Kosempel(2004)提出了类似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的模型,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内生决定的,但与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2002)不同的是,前者假定对R&D的投入为GDP的固定比例,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质,且侧重于分析技术适应过程(Technology Adoption).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用技术与劳动者技能(skill)的匹配质量来解释国家间的生产率差异.
由于大部分技术变化都不是中性的,不是有利于劳动力(Labor-Augmenting)就是有利于资本(Capital-Augmenting),因此,研究技术变化方向成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另一个进展方向.Daron Acemoglu(2002)在Paul Romer(1990)和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的产品多样化框架里,使R&D部门的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利润最大化的技术进步方向.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和市场容量效应(Market Size Effect)决定了两类技术创新的相对获利能力,从而决定了均衡状态的技术进步方向.这两种效应的强弱则取决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大小.Daron Acemoglu(2002)的模型能够解释很多现象,如为什么技术变化一般来说是劳动增进型的而不是资本增进型的.Daron Acemoglu(2003)在特定形式的技术可能性前沿(Innova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条件下,推导出均衡状态技术进步是纯粹劳动增进型的,资本增进型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动态转型过程中.Charles Jones(2005)从另一个角度为劳动增进型技术变化提供了微观基础.他的理论模型表明,如果微观企业的创意(Idea)是Pareto分布形式,那么不仅总量生产函数将是Cobb-Douglas形式,长期中的技术变化方向也必将是劳动增进型.Acemoglu(2007)进一步讨论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国外还有学者研究企业组织与技术变化性质的关系(Garicano and Rossi-Hansberg,2006).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大量实证文献的涌现,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因素考虑进增长模型中,如制度、宗教、政策、技术扩散、经济周期、教育、收入不平等、外贸、FDI、国外援助等,它不仅用来解释一个国家时间序列的增长历史,也用来尝试解释国家之间的截面差异,增长模型与经济发展理论结合更加紧密,增长模型将变得更加多样化.
六结论
Paul Romer(1986)和Robert Lucas(1988)放弃外生技术的假定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突破,也因此拉开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序幕；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转变,是人们认识到仅仅用外部性来处理知识积累的回报是不够的,知识积累必须获得直接和明确的回报,这是通过在模型中设立利润最大化的R&D部门来解决的；Jones敏锐地发现了这类R&D模型中隐含的规模效应与现实相矛盾,对“Jones批判”的回答导致了“内生”和“半内生”的去除规模效应的理论模型.这两类模型的共同点是技术进步是由R&D活动内生决定的；不同点是“半内生”模型的均衡增长率由人口这一外生参数决定,政府政策因素也不再具有长期增长效应,“内生”模型中保留了政策因素的长期增长效应.这两类模型中哪一类更符合现实,还需要未来作进一步的检验.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向前发展,一些文献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技术进步,其中包括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技术变化的方向、R&D的周期性、一般技术与专门技术的不同作用等.这些都会对内生增长理论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⑽ 提到“内生增长”这个概念的专业类书籍有哪些

我推荐看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经典文献。有如下，可以尝试在谷歌里找一下，一般可以找得到。
1.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JPE，1986年第1002～1037）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5), 1002-1037.

2.以专业化引起递增收益为基础的增长（美国经济评论，1987年5月第56～62页）
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77, (2), 56-62.

3.收益递增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NBER3098，1989年9月）
Increasing Returns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s

4.人力资本与增长：理论和经验（NBER3173，1989年11月）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s

5.内生技术变化（JPE，1990，ppS71～S102）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 S71-102.

6.非凸性对理解增长是重要的吗？（AER，1990）
Are Nonconvexitie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 (2), 9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