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融资假说

1.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

近年来，国内外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会计丑闻频频出现，以致投资者、公司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与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有很大关系。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认为盈余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盈余管理通常是指公司管理层为了给公司或个人谋取利益，通过使用会计手段或采取实际行动使公司的账面盈余达到所期望水平的操控性行为，这些行为既包括合法操控性行为，也包括非法的或欺诈性的操纵行为。比如，公司管理层在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进行合理职业判断选择会计方法而导致的账面盈余的变动;公司依法进行重组其资产或交易以达到即期或持续影响公司账面盈余的行为等，这些属于合法的操控性行为。如果公司有意识地“过度”或“不当”使用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来影响账面盈余;有意编造虚构交易来调整账面盈余的行为等，就是非法操控公司盈余。狭义的盈余管理仅指非法的或欺诈性的盈余操纵行为。一般来讲,盈余管理中，公司管理层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对盈余进行调增或调减，这些调整并没有真正的现金流量做基础，我们经常把这类盈余管理称为过度的盈余管理。

应当认识到，从长期看，盈余管理行为并不影响企业实际的盈余，只是改变企业实际盈余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但是它通常会使得会计数据不可靠，财务报告提供的盈余信息与真实收益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盈余状况，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盈余质量。

二、盈余管理与相关概念

与盈余管理较为接近的概念是盈余操纵、盈余造假。盈余操纵包括盈余管理和盈余造假两个内容，两者既为互斥关系，又是盈余操纵的全部形式。如果从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公允性来看，盈余管理只是破坏了财务数据的`公允性，没有破坏它的真实性，其使用的手段是以合法和不损害公司价值为前提的;盈余造假是指使用违法手段直接破坏财务数据真实性的行为，如伪造财务凭证、窜改财务数据等。相关概念关系如图2-1所示,C区域是指那些纯粹的盈余造假行为，是非法行为，它与本文讨论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在B区域，这是一个颜色逐渐加重的灰色区域，在该区域，财务数据都是真实的，但会计处理过程是有失公允的，严格地说，B区域的会计处理都是违反公认会计原则，只是在B区域的右侧，违反程度较轻，而在左侧，违反程度较重。在A区域，财务报告不但真实而且公允，本文认为在这一区域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事实上，在A区域和B区域之间也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界限，即在何种程度上就认为财务报告丧失了公允性，这依赖于主观的判断。

三、盈余管理的动因

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观动机主要来自于各种利益驱动，或为追逐自身利益，或为上市筹资，或为达到避税的目的等。

(一)资本市场动因

在资本市场中，会计信息被广泛应用来进行股票估价，为了提高股票价格，拥有稳定增长的每股盈利，企业管理者通常进行盈余管理。另外，为了获得上市、配股、增资扩股及发行债券资格，避免ST、PT等，企业也会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例如，根据我国《公司法》和有关证券法规的规定，发行和上市股票的公司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这样企业为取得上市资格，往往就会通过盈余管理对粉饰财务报表。又如，在我国，“壳”资源非常稀缺，配股资格对上市公司来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我国的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再融资需求，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有最低条件的规定。大量的研究和实证表明，为达到再融资的标准，上市公司会实施盈余管理。

(二)自身利益驱动

在内部人控制的治理结构下，经理人会通过各种途径做出有利于个人利益的行为，而盈余管理则是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之一。企业管理人员的报酬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用来反映经营业绩的会计盈余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管理人员往往希望通过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对财务会计报告中的敏感数据进行人为处理来改善企业经营业绩，进而提高自己的薪酬，这就是著名的“报酬计划假说”。

(三)筹资动因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向企业提供贷款时越来越注重企业的偿债能力，通过企业提供的会计报告考察企业的资信状况。对于那些财务状况不太好的企业，在面临资金短缺急于获得贷款时，就不得不编制一份像样的会计报告以应付金融机构，这个过程中企业必定存在着盈余管理。

(四)避税动因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盈利的企业通常缴纳更多的所得税，因此，企业为避免高额所得税而进行盈余管理降低本期盈利。由于我国税法体系尚不完善，税收优惠政策较多，同时，企业管理层对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运用的灵活性较大，这些条件都为企业进行合理避税提供了可能。而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他们会更多的关注在资本市场的筹资情况，所以税收动机不很明显。此外，政府行业管制、收费管制、反垄断都会诱使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以降低政治成本，避免制裁。

四、规范企业盈余管理的建议

(一)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上市公司自身需要加快企业内部制度环境建设，尤其是建立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制度保证。要在企业内部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间的有效制衡机制，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控机制,进行相应的全面预算控制、组织规划控制、会计系统控制、财产保全控制及内部审计控制。最后，建立内部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监督内部审计部门的活动，协调内外审计关系的作用。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部门形成的报告关系、监督系统关系，能使管理者更好地履行受托责任，从而利于遏制管理层对财务报告的盈余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委员会中的成员包含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制度也是剥离内部控制人寻租的办法，与未设立独立董事的公司相比，设立独立董事公司的可操控应计利润较低，因此应当增加独立董事在审计委员委员会的比例，才能保证审计委员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逐步完善会计制度体系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新的会计实务问题不断出现， 需要会计制度规范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新会计准则在理论体系、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的协调等方面有待完善，因此，我们应立足国情，根据实际需要对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制度及时加以补充和修订，努力构建高质量会计准则体系，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压缩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范围。

(三)完善监管政策，加强外部监督

第一，立法机构应当逐步完善监管法律体系，加强法制建设。财政、审计、税务部门、证监会作为政府监督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充分发挥其监督、检查职能，从企业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可靠性方面加强管理与监督，加强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及严厉程度。同时，加大对管理当局财务造假的惩罚力度，加强对获取不当利益的个人及组织的约束，针对资本市场中可能出现的非公平公正和弄虚作假的交易情况，制定严厉的处罚条例细则。第二，通过改进股票上市发行政策、配股政策及摘牌政策切实提高政府效率。第三，健全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法规建设，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素质，包括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强化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健全审计准则体系，确保审计质量。

(四)完善现行上市公司相关规定

政府有关部门必须从制度上逐步规范和完善资本市场，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建立保持股票市场稳定的长效机制。应当继续改革与完善新股发行制度、退市制度及ST制度，同时应当建立一套完善的上市及配股考核指标体系，避免由于指标的单一性而使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的操纵。最后，适当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制定相应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和控股股东赔偿制度，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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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中国投资率的主要因素

我国未来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以下几大因素。

第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目前我国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预计到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因此,在工业化过程完成之前,投资率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第二,消费结构升级加快。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环境改善,在2020年之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将从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逐步转向比较富裕型服务类消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将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为主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为主。从长远看,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客观上要求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

第三,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后,投资预算软约束和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有望得到根治。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府职能正在不断转变,政府投资将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调节将更多地依赖市场而不是政府,从而使得两者的关系趋于协调,消费率上升,投资率下降。

第四,国内较高储蓄率仍将保持较长时间。在本世纪头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保持较高水平,较高的储蓄率通常与较高的投资率相对应；随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缓,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此间的投资率也将逐步降低。

综合以上主要因素对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影响,初步预计到2010年投资率可能达到35%-40%,消费率可能达到58%-63%；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达到30%-35%,消费率可能达到64%-69%。

一、影响现阶段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

分析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变化的成因,判断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从现阶段看,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有:

1、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预算软约束和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导致投资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段时期来,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认为加快发展就是加快经济增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官员都非常清楚,要想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做文章,但扩大居民消费方面文章难做,甚至费力不讨好,因此,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于是乎,各种开发区、科技园区随处可见,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越搞越大。结果,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

2、工业化进程导致投资比例提高。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会依次出现上升、下降和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上升,由于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投资强度要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由此必然引起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由工业品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提高,并引起消费率上升和投资率下降。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趋于稳定。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或重化工业阶段。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必要的。

3、现阶段居民的后顾之忧较多,使得消费率不容易提高。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制度正处在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下岗和失业人数增多,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使居民预期收入降低。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使居民的预期支出增大,其结果,居民消费意愿降低。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分别为0.768和0.741,分别比1990年下降0.079和0.111。

4、城乡"二元"经济分割,使得农民收入增长长期慢于经济增长,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导致消费率偏低。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9%,而1978年该比率为38.9%。1979-2003年,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年均增长7.1%,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率2.3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消费倾向的下降,农村居民的消费率(=100×农村居民最终消费额/支出法GDP)一路走低。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48个百分点。

二、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合理性判断

1、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2003年,投资率为42.9%,比1978年上升了3.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15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为55.4%,比1978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27个百分点。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1978-2003年平均为59.2:38.7,其中,"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九五"期间(1996-2000年)平均为59.5:37.5。

分时期看,第一阶段(1978-1984年),我国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调整,包括调整了分配政策,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与消费关系逐步得到理顺。这期间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4年的65.5%,平均为65.5%；而同期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下降到1984年的34.5%,平均为34.2%。这种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变化带有一定的"矫正和补偿"性质。

第二阶段(1985-1988年),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第一次通胀时期,在此时期内我国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投资增长明显加速,投资率平均高达37.5%,比第一阶段上升了3.3个百分点；消费率平均为64.1%,比第一阶段回落了1.4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1989-1991年),为治理整顿时期。针对第二阶段经济出现过热状况,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投资率从1989年的37%下降到1991年的35.3%,平均为35.8%,比第二阶段回落了1.7个百分点。由于经济增长显著回落(因压缩力度过大)导致居民收入(进而导致消费)增长放慢,消费率也呈下降趋势。消费率从1989年的64.1%下降到1991年的61.8%,平均为62.5%,比第二阶段回落了1.6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1992-1994年),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第二次通胀时期。从1992年开始,全国又掀起了一个经济建设的新高潮,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在此时期内,投资率平均高达41.0%,消费率平均为58.8%。

第五阶段(1995-2000年),为经济软着陆时期。针对上一阶段经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以压缩投资和控制信贷投放为主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经济于1996年基本实现了软着陆。但从1997年起,国内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在此期间,投资率从1995年的40.8%下降到2000年的36.4%,平均为38.0%；消费率则从1995年的57.5%回升到2000年的61.1%,平均为59.2%。

第六阶段(2001-2003年),为投资率迅速回升时期。随着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的释放,投资增长开始加快。在此时期,投资率从2001年的38%,迅速上升到2003年的42.9%,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最高点,平均为40.3%；消费率则从2001年的59.8%,快速回落到2003年的55.4%,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平均为57.6%。

从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变化轨迹看,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一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基本上分别围绕40%和60%上下波动,并且波动幅度有逐步缩小之势,表明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渐趋稳定。

二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总体上,投资率呈稳中趋升之势,而消费率则呈稳中趋降之势。

三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投资与消费关系波动较大,主要表现为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这表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

四是消费率长期偏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农民消费率太低。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78-2003年,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平均为22.7%,低于城镇居民1.4个百分点。农民消费率太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和增长太慢。

2、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国际比较。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2年,我国投资率为39.4%,世界平均水平为19.9%,低收入国家为19.7%,中等收入国家为22.9%(其中,上中等国家为19.0%,下中等国家为25.2%),高收入国家为19.0%。再如,2002年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投资率分别为19.3%、14.3%和23.9%。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我国高投资率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毕竟水平太高(见表1)。

对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2年,我国消费率为58.0%,世界平均水平为80.1%,低收入国家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74.3%(其中,上中等国家为75.2%,下中等国家为72.4%),高收入国家为81.0%。再如,2002年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消费率分别为81.2%、78.8%和68.9%。显然,我国目前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2)。

3、我国现阶段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合理性判断。从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变化轨迹看,一方面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有其合理因素,主要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大量投资,再加上我国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也需要大量投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是客观需要的。另一方面,投资率长期偏高和消费率长期偏低则又是不合理的。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目前我国投资率偏高近20个百分点,消费率偏低近20个百分点。事实证明,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后果。投资率长期偏高,会加剧能源和运输供求紧张矛盾,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都与投资增长过快密切相关。消费率长期偏低,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投资效益下降。长此下去,必然是银行呆坏账增多,金融风险增大。

如果剔除经济高增长年份(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1978-2003年投资率平均为37.8%。该投资率可作为判断合理水平的一个参考值。

如何透视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

一、积累与消费的基本概念

积累与消费是社会产品最终使用的两个主要方面,也是构成社会最终需求的两大因素。积累与消费的概念,是通过统计指标来体现的,而反映积累与消费的统计指标,则因实行不同的核算模式而有差异。

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核算体系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在此体系下,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总量指标是国民收入,即一定时期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净产值之和。积累额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以及增加社会储备的部分,消费额是指用于居民个人的生活消费和社会公共消费的部分。积累额和消费额之和等于国民收入使用额。由于MPS的生产范围局限于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因此,国民收入使用额及其中的积累额和消费额,都限于物质产品,其价值形态是物质生产部门新创造价值的总和,其实物形态是全部消费资料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长期准备,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开始实施新的核算体系,生产的范围由原来的五大物质生产部门扩大到包括所有行业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核算国民经济运行的总量指标由原来的国民收入改为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积累和消费的指标也相应地改为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因此,积累与消费的概念随之为投资与消费所取代。投资与积累的区别主要在价值构成上有所不同:积累是新创造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即m),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这部分转移价值(即C1)；而投资则包括折旧价值,因为它是社会最终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之一。消费的概念也不一致,MPS体系下的消费是物质产品的消费,而新核算体系下的消费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消费,而且包括服务消费的价值。

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中,反映国民经济最终使用的总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其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是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建造、购置、转入和自产自用的固定资产价值,扣除销售和转出的固定资产后的总额。存货增加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差额,存货包括生产单位原材料、燃料、产成品、半成品、在制品库存,销售单位商品库存,以及物资储备等。

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中用于消费的指标是最终消费,指在核算期内为满足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对于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是指常住居民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以货币形式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和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以及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

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除用于消费和投资外,还包括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即出口减进口后的差额。消费、投资、净出口共同构成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其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实质上是经济运行中建设与当前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一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增长。因此,在两者间保持合理的比例,是至关重要的。

二、怎样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一)反映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合适指标:投资率和消费率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用统计指标来反映就是投资率和消费率,即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中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总额所占的比重。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投资率

投资率,又称资本形成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用公式表示为:

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支出法GDP)×100%

2、消费率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用公式表示为:

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法GDP)×100%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口径计算的投资率与消费率,能较准确地、全面地反映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它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用于建设与用于生活的比例关系,同时,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法,便于进行国际比较。

需要指出的是,按上述公式计算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相加不等于100%,因为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除用于投资和消费外,还用于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由于净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之比很小,一般在3%左右,所以从投资率和消费率可以大致看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根据国民核算的定义,资本形成总额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另一部分是存货增加；最终消费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费,另一部分是政府消费。

(二)社会上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其他方法

社会上计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方法很多,这里列举一种有代表性的方法:

1、利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计算投资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通常的投资统计指标,指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这个指标与国民核算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标在具体内容上有不少差别。最主要的差别是资本形成总额中包含了库存增加额,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包含这一项。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对应关系看,如果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转换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则需要加一块减一块。所加的一块为:总投资50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完成的投资、商品房销售增值、非生产资产的所有权转移费、矿藏勘探支出、新产品试制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和未经过正式立项的土地改良支出。所减的一块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所含的购买旧建筑、旧设备的价值和土地购置费,因为它们不是核算期内所形成的固定资产(见表3)。

2、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计算消费率

这种方法大大低估了消费率。原因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能代表全部最终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仅是最终消费中的商品性货物消费,之外的服务消费以及实物性消费、自产自用消费和其他虚拟消费都不包括在内。比如,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5842亿元,最终消费为6705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最终消费的68.4%。这种方法的分母也有问题,因为它用的是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正确的指标应是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见表4)。

总之,这种方法,所涉及的指标在范围和内容上不完整,在概念上不确切,不能全面地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不符合国际规范。

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关键在于取得可靠的基础数据。这些基础数据涉及专业统计、部门统计和有关财政决算及行政记录资料。但是,现有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来源存在较大缺口,作为测算投资和消费主要资料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存货统计、消费品零售统计、住户消费统计以及财政支出决算,其口径范围、资料内容、提供时间,都还不能完全满足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要求,这是我们面临一大难题

3. 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盈利分配的重点，是协调各方利益的重要手段。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盈利分配的重点，是协调各方利益的重要手段。本文以A股市场2007-2011年非金融非ST公司为样本，探讨了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每股盈余、每股货币资金量、非流通股东股份占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现金股利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经营风险和企业的现金股利水平显著负相关;国有股持股比例和现金股利水平负相关，但显著性水平不稳定;公司规模对现金股利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现金股利政策 派息比 经营风险

作者简介：

王筱舒(1970-)，女，河南通许人，中原石油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会计师

一、引言

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制定有效的股利政策能够协调不同利益，尽可能地增加企业和股东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去弄清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变量，以便管理者做出合理的决策。目前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不同研究者对不同市场的研究结果也很不一样，虽然对影响股利政策的基本因素如盈利等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当提及到股权结构、资本结构、增长机会等因素时则有不同的观点和结论。本文综合地研究并比较了不同变量的影响，同时首次将经营风险引入检验其对A股市场的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不同模型组合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经营风险和现金股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借助于模型，能够识别最主要的影响变量和决策因子。为公司的股利政策提供合适的决策变量，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提供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廉姆斯(Williams，1938)开创了股利问题研究的先例，林特纳(Lintner，1956)认为盈利水平是决定股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行业性质也会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而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他的观点得到了法玛(Fama，2001) 和 弗里奇(French，2001)的支持，他们指出影响公司股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包含了盈余水平、投资机会以及公司规模。詹森(Jason，1976)和麦克林则从公司增长机会的角度研究了它对公司股利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高增长机会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低的股利。Haddadin (2006)发现影响股利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盈利水平，同时股权结构和机构持股对股利政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Al-Malkawi(2007)基于对约旦资本市场的研究则发现管理层持股和国家持股显著地影响了股利政策，同时公司规模越大、公司年龄越长就越倾向于发放更多的股利，公司的财务杠杆越大股利支付越少。Jensen(1995)则发现公司流动性的减少会明显地降低股利，也就是说现金持有量是影响股利水平的重要因素。Aviazian (2003)认为净资产回报率和盈利水平和股利支付正相关，而负债水平和股利支付水平具有负相关关系。Kania和 Bacon (2005)则认为公司的风险也是影响股利水平的重要因素，公司面临的风险越大，支付的现金股利水平越低。Nont Dhiensiri(2009)研究了新西兰1991年至1999年的75家连续分派股利的公司，发现数据较好地证实了代理理论，现金股利水平和股权分散度正相关，和内部人持股比例负相关。同时还发现近期销售收入增长的公司更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

(二)国内文献 刘孟晖等(2008)发现盈利能力越高、规模越大的公司更愿意分配高额的股利，但是资产负债率越高，股利支付水平越低。严太华和龚春霞(2005)发现，盈利水平的差异是决定股利分配的重要因素。陈信元、陈东华(2003)通过对佛山照明的案例研究，认为企业股利分配是大股东转移资金的工具，并没有反应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愿望。黄娟娟、沈艺峰(2007)认为在一个中小股东法律保护较弱的市场中，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股利剥削中小股东的动机。公司的股权越集中，不但支付股利的可能性越大、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也越大，并且可能支付的金额也越多。汪平和孙士霞(2009)认为国有股比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和股利支付水平显著正相关。杨淑娥、王勇通(2000)发现：现金股利主要受货币资金余额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两个因素影响，并与它们呈正相关;股票股利主要受总股本大小、流通股比率和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三因素影响，其中与总股本呈负相关，与其它两个因素呈正相关。谢军(2006)发现第一大股东具有发放现金股利的显著动机，而且这种动机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企业成长性机会能够弱化第一大股东分配现金股利的激励，并促使公司保留更多的现金用于有价值的投资机会。

三、 A股市场股利分配特征分析

(一)股息收益率与分红的积极性 2001年至2010年的10年间，A股流通股股东获得股息率平均为0.907%，总体水平低于境外市场水平。我国股市高股息率的公司偏少，目前我国股市股息收益率超过2%的公司只占4.6%，蓝筹股为主的沪深300的股息率超过2%的公司只占14%，大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水平。据道琼斯公司统计，2010年度道琼斯各国市场指数股息率为2.49%;与美国、英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各国市场指数的股息率相比，沪深300指数成份股的股息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市场整体股息水平则与境外市场水平差距更大。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总体上股息收益率在1.78%，近年来有所提高，但2011年的高股息收益率一部分也和市场不景气股价下跌相关。股利支付率逐渐提高，支付现金股利的总额增长较快。从表(2)可以看出，A股市场2007-2011年之间参与分红的公司比重不断增加 ，到2012年，有将近72.2%的公司发放了股利。同时在证监会的积极引导下，现金分红公司的比例也逐年增加，仅仅以送转股形式发放股利的公司数量在减少。A股市场总体上较往年更加注重投资者在股利上的回报。

(二)配股门槛对分红的影响 A股市场股利发放积极性的增加和政策的引导息息相关：2008年证监会出台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现金分红有利于处于增发配股条件边缘的公司顺利满足配股条件，红利的分发会减少净资产同时增加了净资产收益率。因此会有公司为了再融资而超出自身的盈利能力去超额发放股利。申弘(2007)对这些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资产规模越小，公司越容易超能力派现。这类公司处以发展的起步阶段，资金需求量大，但由于经营风险大，融资渠道窄，因而更容易通过高股利达到增发配股的目的。 (三)历年现金股利分配的其他特征 (1)行业分布差异。从表(3)可以看出，相比其他行业，房地产业在该期间的现金股利支付明显偏低平均税前派息比只有0.09，这是由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带来的资金压力所影响的。其他行业之间的平均派息比均在0.18左右，不存在明显差异。(2)概率分布。约有一半公司的税前派息比在0.08 到0.3之间，另外超过四分之一的派息比在0.02到0.08之间，其余期间的派息比占比较少。派息比大于1的派息次数在这4年间总共50次，占比仅1%。总体看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派的力度是较小，整体上的分布类似于双峰曲线。

四、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1)现金股利和盈利水平。盈利是股利支付的基础，股利是企业对累计盈利的重要分配方式之一。同时公司法也规定年度累计净利润必须为正数时才可发放股利，以前年度亏损需要足额弥补。霍晓萍(2012)发现过去研究文献几乎都证实了盈利和现金股利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公司越具有长期稳定的盈利越倾向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因此有如下假设：

假说1：股利支付率和每股收益之间正相关

(2)现金股利和公司规模。公司规模的扩张往往是业务和盈利扩张的结果，因此大规模的公司更有可能产生相对稳定的盈余用于利润分配。同时大公司往往具有更多的业务组合，不同的资产组合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风险，从而更容易有稳定充裕的现金流。而刘孟晖等(2008)的研究也表明，公司规模是股利分配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如下假设：

假说2：股利支付率和公司规模之间正相关

(3)现金股利和货币资金。代理理论认为在现金充裕的情况下，管理者具有过度投资或者用于享乐的倾向，从而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布莱克(1976)的实证研究也认为现金股利的支付减少了管理层对现金的自由支配，抑制了公司潜在的过度投资问题，所以现金股利是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认为货币资金充裕的企业会在股东的要求下分配现金股利，减少代理成本。另外现金股利分配本身会减少企业的货币资金，因此货币资金持有量的多少会直接影响股利的分配。因此有如下假设：

假说3：股利支付率和货币资金正相关

(4)现金股利和股权结构。掏空理论认为控股股东会利用一些手段转移上市公司资源，而股利政策往往成了掏空的合法手段之一。阎大颖(2004)也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倾向和股权集中度显著相关，现金股利是非流通股东转移财富的主要方式。因此假设：

假说4：股利支付率和股权集中度具有正相关关系，每股现金流和非流通股比例正相关

(5)现金股利和债务水平。有序融资理论认为企业最优的融资方式是尽可能寻求内部融资，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权益融资。因此，认为企业具有优先使用盈余偿还债务的倾向，而不是分配股利后再融资以新债偿旧债。因此债务水平较高的企业，在未来融资能力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会处于资金流动性的考虑减少当前的股利分配。于是假设：

假说5：股利支付率和债务水平具有负相关关系

(6)现金股利和成长性。成长性好的公司，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扩展业务规模，因此更倾向于留存企业的利润用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从而减少当期的股利分配。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也认为处在成长期的企业会减少企业的红利分发，因此假设：

假说6：股利支付率和企业成长性具有负相关关系

(7)现金股利和公司风险。具有更确定的稳定盈利的公司能够支付较为稳定的股利，而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的公司则会倾向于保留已有的盈利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股利是公司当前和未来盈利的一个信号，具有较高风险的公司对未来的盈利持谨慎态度而会减少当期的股利发放。因此有如下假定：

假说7：股利支付率和企业的经营风险负相关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本文建立模型(基本模型)如下： DPO=α + β1EPS + β2SIZE + β3LEV + β4T - Q + β5NCR + β6SSP + β7CPS + β8OC + β9BR + β10OER + ε

变量定义如表(4)所示。使用SPSS中分层回归的方法，使用不同的变量组合检验拟合优度和β显著性。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A股市场中2007年至2011年度发放现金股利公司，剔除了在该期间被ST和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定义一家公司发放一次现金股利为一个样本，剔除数据不全的样本之后，有效的样本量为 4930个。

五、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这些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所示。

(二)相关性检验 为了识别主要的影响变量以建立模型以及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先做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从表(6)可以看出：与派息比显著正相关的变量有EPS(每股收益)，CPS(每股货币资金)，和派息比显著负相关的有LEV(资产负债率)，其余变量需要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才能准确判断。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小，初步判断变量之间不具有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 用SPSS统计软件对变量进行回归，我们得到了如下模型的统计结果表(7)、至表(9)：从上面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整体较好地拟合了分派现金股利的影响因素，Adjusted R Square 为0.49，F检验结果为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从膨胀系数和可容忍系数来看，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模型的残差正态性检验通过，同时Durbin-Watson检验系数为1.365，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模型拟合较好。另外为了检验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稳定性，对变量做了不同的组合进行分层回归，见表(10)的模型1至模型5。其中，模型1是基本的回归模型，综合考虑了所有变量;而模型2剔除了模型1中不那么显著的SIZE(资产规模)以及SSP(国有股占比);模型3进一步剔除了BR(经营风险)，所有变量均在0.01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模型4重新引入经营风险，在0.01水平上显著;模型5重新引入SSP(国有股持股比例)，在0.01置信度上显著。可以发现尽管模型中变量不断增减变化，但是变量的贝塔符号和显著性变化很小。模型整体上比较稳定。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每股收益是影响现金股利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与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显著正相关。公司的现金股利的基础是公司的盈利，盈利越多，发放的现金股利也会更多。企业货币资金持有量对现金股利具有显著影响，持有较多货币资金的企业倾向于发放更多的股利，两者关系显著为正。同时企业在发放现金股利的时候，也会考虑自身的债务，负债比率越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少发股利，用盈余偿还债务。债务水平和现金股利水平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优序融资定理。从股权结构来看，非流通股的比例对现金股利水平有显著的影响，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越高，企业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多，证实了A股市场上的确存在非流通股股东利用股利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在股权非流通的情况下，股东利用合法的股利来给自己输送利益几乎成了主流的选择。同时还可以从模型中看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企业发放现金股利越积极，现金股利水平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而往往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很多是非流通股或者处于控股权的考虑根本就很少用于日常交易，股利的发放无疑是大股东定期回报的重要手段，他们具有利用股利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同时研究也发现，国有持有的股份越高，现金股利发放的水平越偏低，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稳定地显著。另外与别的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本文并没有发现公司规模和现金股利水平之间的显著关系。但是企业的成长性和现金股利有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的现金股利政策会考虑未来业务增长的资金需求，处在成长期的企业倾向于发放更低的现金股利。之所以选择主营业务的年增长率作为变量，主要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性有待商榷，用依赖于股价估计出来的市净率或者托宾Q来衡量增长性和企业实际的情况可能偏差较大。同时发现企业经营的风险是决定股利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变量，从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企业盈利的波动性越大，面临的经营风险越高，在股利决策上就会越趋于保守，发放较少的现金股利。

(二)建议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上市公司要根据自身的资金需要以及投资者的回报要求来平衡企业的股利政策。处在成长期或者具有较高经营风险的公司应该保留足够的现金来满足未来可能面临的资金需求，应对业绩的波动。同时企业应该在债务较高的情况下减少股利的发放，平衡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股权结构和股权的性质对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上市公司应该不断地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防止大股东利用控制权掏空上市公司，造成股价下跌，小股东受损。本文实证结果支持了股利的掏空理论，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应该建立和完善市场法制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样才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股权集中，同时又超出自身盈利能力超发股利的公司要重点监察，防止大股东利用公司的股利政策掏空上市公司。要完善股利政策决策披露制度，让股利分配变得更加透明化。同时鉴于国内资本市场整体分红比例偏低的问题，应该在政策上积极引导上市公司分红，增加分红的积极性。例如实行差别的分红税收制度，降低长期投资分红的红利税，一定程度上能降低A股市场上的炒作氛围，让股利成为股票收益的重要部分，有利于市场对公司的理性估值，提升资本市场效率。

股利政策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传递盈利能力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从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经济环境两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了在各行业和不同的经济环境中的股利政策有效性。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稳定的行业较波动和风险较大的行业、牛市较熊市的股利政策的效果更加。

【关键词】股利政策有效性行业经济环境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股利分配的比例和方式不仅影响着短期股价，而且会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企业价值产生较大的影响。股利政策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公司经营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经营者拥有外部投资者所不知道的有关企业的信息，如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投资机会、市场前景、盈利能力等，而这些信息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因此，经营者通过股利政策来传递这些信息。高质量的公司往往愿意通过相对较高的股利支付率和现金股利把自己同低质量的公司区别开来，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对市场上的投资者来说，股利政策可能成为反映公司质量的信号。如果公司连续保持较为稳定的股利支付率，那么投资者就可能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有较乐观的预期。也即，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来向市场传递公司前景的利好消息。

对于股利政策信号传递的有效性，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许多研究运用事件分析法或者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检验公司业绩产是否会对股利发放产生反映。Aharony等 (1994)研究发现，增加股利的公司比股利不变的公司在股利公告后的年度实现了更大的未预期收益，而减小股利的公司情况正好相反。Nissim等 (2001)研究了美国 1964―1997年大样本公司的股利变动与未来收益，发现股利变动传递了未来收益信息。Kimie等 (2005)对大样本日本公司的股利变动与经营业绩及长期股票收益的相关性检验发现，股利变动与其后的经营业绩一致。这些研究结论都支持股利变动传递了公司未来盈利的信息。近年来，中国学者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公司股利政策传递了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信息 (钟田丽等，2003;王勇，2006;李卓等，2007)。刘银国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股利政策尤其是现金股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盈利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功能，从而上市公司高派现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但是，对于影响股利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如行业背景、经济环境、公司发展、股利高低等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同样的股利政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加深入了解股利政策的效应发挥条件和影响因素。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考虑了行业和经济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分别对不同行业和经济环境下的样本的股利政策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以考察它们对股利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情况。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选取

(一)研究变量

由于上市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股价的短期上升，因此股利政策的目标也不是股利政策发放时公司的短期的股价上涨，而是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的提高。股利政策的连续稳定性是股利政策能否有助于公司盈利能力提高的关键。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均至少连续三年发放股利，所选股均为A股。

1.行业的影响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特点，为了研究不同行业股利政策的不同效果，本文将样本分为制造业、电力、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播业六大行业，考虑到经济环境的平稳性，选取了04至06年的年度数据，以每股股利表示公司的股利政策，以净资产收益率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2.经济环境的影响

经济环境主要分为牛市和熊市。本文分别用2001-2002年和2007-2008年的相同样本的数据来考察熊市和牛市对股利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同样以每股股利表示公司的股利政策，以净资产收益率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将不同影响因素下的变量分别回归，然后比较其结果。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主要用于探讨单个变量与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分析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性。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变化是否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考察的是单个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选用该模型是较为合适的。回归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表示t期的净资产收益率，表示滞后一期的净资产收益率，、表示t期和滞后一期的每股股利，表示常数项，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行业的影响

1.整体分析

通过不同行业的样本的回归，以2006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以2005年的净资产收益率、2005年的每股股利、2006年的每股股利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从上表可以看出，首先，净资产收益率存在显著的自相关性，表现为一阶滞后项显著，所有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一阶滞后项系数的P值为零。其次不同行业的盈利水平对股利政策的反映程度不同。其中，制造业对于当期股利和滞后一期股利均显著，P值均为零。其余行业企业的股利政策对于盈利水平均不是很显著，当期显著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服务和传播文化业、电力、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业、金融保险业;滞后一期的显著性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电力、社会服务与传播文化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业、金融保险业。制造业是我国的一大产业，对我国的国民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势必要求其发展是相对稳定和健康的，而电力、交通运输和社会服务与传播文化中存在着垄断的成分或国有成分占比较大，因此其发展也相对较稳定。十分明显地，稳定性越强，风险越小的行业其股利政策的效果越明显，即公司的盈利水平对公司的股利政策的反映较大。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相对稳定的行业风险较小，波动也较小，因此它们的股利政策相对于其它行业的企业而言，更容易使投资者抱有良好的预期;另一方面这些企业本身的业绩也较为稳定，因此它们的盈利水平对股利政策有着较好的反映。而信息技术业和金融保险业相对来讲风险较大，容易受其它因素影响而产生波动，因而盈利水平对股利政策反映较差。

(二)经济环境的影响

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一方面企业的发展会受到不同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投资者也会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作出不同的预期。因此在研究股利政策的有效性时有必要考虑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分别取了最近一次牛市和熊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2、表3中可以看到，不管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的每股股利，在牛市中，其显著性均明显高于熊市，即股利政策在牛市中更为有效。可能的原因是在牛市中公司本身发展良好，股价上升促进公司发展，从而使公众具有良好的预期，进而增加投资，这样又会进一步地促进公司发展。而在熊市中尽管公司会通过股利政策来传递公司的利好消息，但是公众的预期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而普遍较差，因而股利政策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表4中，08年的每股股利系数为负，而08年下半年开始股市下滑，因此这也是股利政策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反映。

四、结论

分析结果显示，公司的股利政策对其盈利能力有一定的解释力，且系数均为正，说明股利政策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一般都具有连续性，在实证研究中主要表现为每股净资产收益率存在较高的自相关性。因此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是有促进作用的。

更进一步地，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经济环境下的公司股利政策有着不同的效果。分析显示，越是稳定、风险越小的行业其股利政策的效果越是明显，即公司的盈利水平对公司的股利政策的反映较大;而信息技术业和金融保险业相对风险较大，容易受其它因素影响而产生波动，因而其股利政策作用也较弱。另外，在牛市中，每股股利显著性均明显高于熊市，即股利政策在牛市中更为有效。以上说明行业和经济环境对股利政策的有效性有着较大的影响。当然公司本身的经营状况、以及股利水平的高低等其它因素也会影响到股利政策的有效性，根据其它的文献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公司本身经营状况好、股利水平高的公司，其股利政策的效果也较好，这里不具体展开进行分析。

对于我国来讲，我国股市尚处于发展阶段，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尚不成熟，市场运行、行业监管等方面也尚待完善，股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如实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另外，也存在一些上市公司为了短期利益而采用不配或超能力分配股利的现象，这不但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从长期利益考虑，也将损害公司的稳定发展。因此完善市场，完善公司治理，才能使股利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

4. 再投资假设怎么理解

"再投资假设其实可以理解可以以相同的资本成本作为再投资的资本成本，或者说回是作为再投资答项目的最低报酬率。
再投资假设是财务成本管理的一个方面,财务的成本管理将资金成本分为融资,投资和股利分配,其中再投资可简单理解为是指将原项目投资所获得的资金净流入,投资于其他项目,因为企业存在的目的之一是为股东创造利润,因此,如果进行再投资,其投资的报酬率一定不能比股东要求的资金成本低,否则再投资会减损股东的价值,还不如将资金归还股东,由股东进行其他投资.另外,如果说再投资在短期内获得超额的投资报酬率,也许是合理的,但从市场的完善理论出发,如果其投资报酬率长时间偏高,则会吸引大量的投资者进入,竞争加剧,直接其后果是其投资报酬率会降低,最终会使其内含报酬率接近其平均资本成本."

5. 中国股票市场弱式有效吗

当然是有效的。中国证券市场是否有效或处于何种有效状态，学者们作了大量的研究.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股市有效性的检验主要集中在是否具有弱式有效，国内学者评价有效市场假说的弱式有效的方法有两类:一是检验证券价格的变动模型;二是设计一个投资策略，将其所获收益和"简单的购买--持有"策略所获收益相比较.在这两类方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为"随机游走模型"和"过滤检验".无论是采用随机游走模型或过滤检验，都是要证明证券价格的时间序列是否存在显著的系统变化规律，从而证明市场是否达到弱式有效市场.
一、股票市场的资本性与人民性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势一直低迷不振，上证指数至今还在3600点左右徘徊，并看不到兴起的迹象。这是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完全不相符合的，明显地暴露出存在一定的深层问题。首先是长期以来在管理层面上对于股票市场具有资本性缺失准确认识。资本性是股票市场的最基本特性，即股票市场是运作资本的市场。任何无视股票市场资本性的认识都必然会阻碍这一市场高质量发展。对于股票市场的货币资本最终需要转化为生产资本而言，绝对不能将股票市场作为赌博市场或投机市场来看待和引导，不能将股票市场搞成单纯是为货币资本服务的市场。只有在管理上坚定地维护股票市场的资本性，才能有效地推动股票市场高质量发展。再有需要明确股票市场是具有人民性的资本市场，即需要人民投资的市场。现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距离人民性要求相差甚远，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将钱都存在银行里，造成中国是世界上企业间接融资比重最高的国家。所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让人民的钱更多地进入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就是最主要的直接融资市场，应保证人民的投资进入股票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股票市场不可缺少人民性。
二、的钱聚集起来用于企业的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功能。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的股票市场融资功能体现为连续融资功能。通过这一功能可使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持续地融资。在国外，不少的企业都是这样地依靠股票市场的融资做起来的，尤其是那些高科技企业都是通过连续融资，最后将企业做强做大的，企业的市值可以高达万亿美元。由于中国的股票市场自建立以来基本上一直缺少连续融资功能，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市值万亿美元的企业。这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缺乏高质量的集中体现。股票市场具有连续融资功能，需要做到两点：第一，对于要再融资企业的股票没有过度的炒作。第二，不能使要再融资企业的股票市值过于低迷。因此，在做不到这两点的情况下，长期以来中国的股票市场不具有连续融资功能。而改变这种状态，中国的股票市场必须向国外的股票市场学习，依靠制度的创新重塑市场环境，实现股价基本合理的市场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股票市场切实地具有连续融资功能，高质量地发展。
三、股票市场的投资保值功股票市场的保值功能就是指对于股民的投资能够起到一定的资金保值作用。若没有保值功能，那就会直接损害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更会使股票市场难以具有连续融资功能。所以，成熟的规范的股票市场必定是具有保值功能的，不是没有风险，而是应该没有太大的风险。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更需要使中国的股票市场具有良好的保值功能。由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造成了许多的商品价格不合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必须不断地进行价格调整，而价格调整只能是向上调高价格，因此必然造成普遍的价格上涨即货币贬值。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的保值功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人民的钱放在具有保值功能的股票市场是可以不贬值的。人民购买了股票，就是购买了股票所代表的企业资产。在货币贬值时期，企业的资产不贬值，而且还要在账面上升值。所以，股票是人民最好的保值工具。如何才能具有良好的保值功能是股票市场建设的重要问题。对此，一是要向国外股票市场的管理制度学习，再是要具备市场化调控的资金实力和运作机制。但最关键的是认识问题，是必须认识到股票市场保值功能存在的重要性。

6. 为什么上市公司要溢价收购

1. 股票上市有成本，而且需要时间。收购一个上市公司节省时间和中间成本，所以购买需要溢价。

2. 股票收购形成重组预期，导致上市公司股票大涨。

3. 股票如果二级市场买入也必然导致股价上涨。
   

7. 融资结构与资本结构的区别，如何计算各部分融资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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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融资成本研究

企业资金来源的融资结构和股权融资偏好的上市公司在中国的内两个渠道的融资和外部融资来源，包括内源性融资主要是指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积累的资金和部分自有资金，外部融资的外部资金来源，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一部分两种类型的方式。企业直接融资的企业的首次上市集资（IPO），配发及发行的股本融资活动，它也被称为股权融资，间接融资资金从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及其他债务融资活动它也被称为债务融资。

中国证券市场成立至今，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规模化发展的股市上市公司外部股权融资创造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A股融资国内上市公司，例如，在1991年至2000年的十年，累积股权融资总额超过5000个（（100万元人民币，这对于第一次发行的资金量达到二百九十六点七九八十亿人民币;放置的融资总额一百六十三点七八五十亿人民币，额外的资金总额为25.691十亿人民币。

但有研究表明，在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内源性融资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外部融资的比例是多少高于内源融资，上市公司及留存盈利为负“是几乎完全依赖于外部融资。其次，外部的资金来源，股权融资的比例平均超过50％的，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公开发行A股，股权融资，股权融资的资本充足率平均达到17％左右的水平，并与股市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继续快速增加的比例平均 / a>
然而，在西方企业融资结构中，根据啄食顺序原则的顺序企业融资的选择首先是内部股权融资（留存收益），其次是债务融资，并最后是外部股权融资。

鉴于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其他西方7平均，内源性融资的比例高达55.71％ ，44.29％的外部融资的比例;外源融资在金融市场的股权融资占融资总额的10.86％，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占32％。国家的角度来看，内源性融资比例最高的美国，中国和英国，是高达75％，德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4个国家，其次是日本最低比例的股权融资高达19％，加拿大，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其次是13％，美国，英国，日本，8％和7％，最低的德国从债务融资高达59％，在日本，美国一个最低的12％的比例只有3％可见，不仅有内源性融资的比例最高，而从证券市场募集资金，债务融资的比例远远高于股权融资，7个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可见，企业融资结构与啄食顺序假说是一致的。

中国上市公司融资顺序表现为股权融资，融资的短期债务，长期债务融资和内源融资啄食顺序，也就是，为了在原则上有明显的冲突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在中国的上市公司融资。一方面，大多数的上市公司主要是为了国有企业的比例要低得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甚至有些上市公司负债为零，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会主动放弃其利用再次发行股票的1000多名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机会。上述特点的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在中国被称为股权融资偏好。

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的具体行为主要体现在拟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动去寻求公司的初步公开发售，并成功上市，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选择，往往不顾一切选择的配发或额外股本融资，造成的形成，上市公司的所谓的集中“配热”或“本额外的热量，但上市公司如蔑视的债务融资，以和偏好股权融资的选择，没有返回本公司持续增长的经营结果，并有效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市场上市的公司，无论首次公开发售A股或通过配股再融资或额外的效率也不是很乐观的。
二，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和功能的计算

在最近几年，国家有许多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但一些研究的局限性是：没有能够牢牢把握为主线的融资成本，扩大股权融资偏好的行为的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我们认为，无论债务融资或股权融资，上市公司的任何形式的融资是有成本的，而评价上市公司外源融资策略合理和融资结构的优点和缺点，最重要的标准或出发是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

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有“象征性收费”和“国内大多数研究文献中提到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或实际成本”其实只是表面的意思，应该属于的名义资本成本计算的融资成本。症结的物质和物质的东西应该合理计量的上市公司，资本的实际成本“或”真正的融资成本。
我们的学术和金融从业者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尚未被资本的实际成本计量，并测量和确定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很少基于综合借鉴和吸收本质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中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股权融资成本和融资成本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在1998年上半年起全面实施 - 2001年发行上市公司为样本公司实际的计算和统计分析。
真正的融资成本，上市公司的数据显示，1998年发行的上市公司，无论是股本融资或融资总成本成本，高于增发后，发行前的股权融资成本平均为18.8％，发行后达31.19％;总资金的平均成本由发行前的22.45％上升至15.16％后追加，但自1999年开始，发行后的股权融资成本和融资的总成本应该低于发行前如其他公司实施于1999年，股权融资成本的28.24％下降至发行后的20.79％，总的融资成本由发行前的平均16.76％下降到19.65％; 2000其他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的20.54％下降到16.58％，发行后总成本融资额外的平均16.07％下降到14.43％。此外，不同的样本股权融资成本和融资总成本差异较为明显，如在1998年实施更多的上市公司，38.66％股权融资的成本最高，最低为24.47 ％;实施于2000年，本公司发行的股本融资最高41.51％，最低的只有5.36％的成本。

这说明，对于其他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实施，是否它的成本是股权融资或融资的总成本小于标称融资的成本要高得多。

融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上市公司债务融资行为的总成本的融资，股权融资偏好，上市公司的深入分析，通过建立适当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实现所有上市公司的额外数据的横截面样本实证研究，额外的资金上市公司的行为。

上市公司增发再融资行为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股权融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融资结构（即总投入资本的比例）股权融资的融资成本，资金或债务融资资金，预期平均收益率的股市筹集额外资金的规模，其他类型（即原发行A股或B股），因此，我们已经建立了上市公司增发融资行为的模型（略）。

同时，我们也进行了研究的基础上的理论，现代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是否增加（或减少）将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总成本企业融资和资本结构，财务杠杆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来衡量公司债务融资的行为，因此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和融资的总成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在研究的总成本变化的金融充分利用企业融资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问题。

通常有三种方法来衡量财务杠杆的资产负债率，偿债率和市场价值的的杠杆资产及负债的账面值账面资产总额负债率，债务率往往与利息保障倍数或偿债倍数表示;市场价值杠杆股市值的负债总额或总的资产的市场价值之比的研究，总负债 - 总市值在实际分析财务杠杆作为衡量的资产，总负债分类为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来计算的短期和长期的财务杠杆，在这里，我们假设市场负债价值是等于负债的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权益性资本，等于股价乘以总股本由数量。总资产的市场价值等于负债的账面价值加上市场股权价值。

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的。

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

1 ，股市的平均收益率，预计融资总成本的存在的一个显着的积极作用，而SEO的类型（即发行前公司A股或B股）总成本的显着影响融资。
2，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成本的成本融资的总成本有显着的正面影响，但在此之前，发行后的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更大。股权融资总资本充足率的总融资成本显着影响总成本的融资，其中发行前的股权融资的比例，积极在更大程度上的影响。

3，前筹集额外资金上市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的份额超过总成本的数额的资金或筹集额外资金的融资存在一个显着的积极作用，但增加额外的，附加的股东权益的比例，或筹集额外资金，发行前股权融资的资本充足率或额外融资占上市公司的融资总成本的比例总资产的市场价值没有显着影响

4，上市公司的长期比短期的财务杠杆，短期财务杠杆远远超过了长期的财务杠杆，财务杠杆普遍较低，反映普通股权益融资偏好上市公司的长期融资方案，以及上市的大量的长期债务之前剥离行为。

5之间的变化，财务杠杆和企业融资的总成本，有没有显着的关系，也就是要增加债务融资是不融资相反，上市公司的总成本的上升，减少了债务融资的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并不一定导致上市公司融资的总成本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