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明朝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夭折
看明朝的历史你会发现,在明朝初期,民间社会受到朝廷很强的压制,社会活力一般;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却有了发达的民间社会,活力巨大,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不亚于大宋。
这前后的区别,和明朝所面临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深刻关联。今天咱们就来解释下这个问题。
伊斯兰世界白银短缺与元朝的瓦解
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明朝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以货币作为传导机制。
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还得再回头看看元朝。
元朝重用来自西域、中亚地区的色目人来理财,这些人是古代和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人群体之一,他们太擅长做生意理财了。
这些色目人做生意天然是以整个欧亚大陆为思考单位的,所以元朝的理财高官也不是以大元帝国为单位,而是以横跨欧亚大陆的整个大蒙古帝国为单位,来琢磨怎么进行资源调配,怎么促进商业流通。
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几种要素都被整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庞大秩序。
这个时候,伊斯兰世界的白银很短缺,白银在中亚和西亚的购买力比中原地区高得多。于是,在大蒙古帝国通盘调配的逻辑下,中原的白银就源源不断流入到中亚和西亚地区。
欧亚大陆西部的经济,因此在中世纪后期获得了活力,但是中原地区就遇到麻烦了,货币严重短缺。
于是元朝又发行纸币作为通货,但是帝国政府根本就控制不住发行纸币的数量,这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原的老百姓一看,你这纸币这是什么破玩意啊,根本不靠谱嘛,没人愿意接受纸币,结果中原的货币就更加短缺。
货币短缺就会导致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时候,东西变得越来越便宜。
不要以为这是好事,人们一旦遭遇通货紧缩,就会不愿意进行生产了。因为在生产的时候,预计这东西能卖一百块钱,我就投入了八十块钱,结果由于通货紧缩,等生产完了,这东西已经跌价只能卖八十块钱了,那我还生产干嘛呢?
所以通货紧缩会导致经济萧条。
大元帝国运气也是糟糕得很,到了朝代后期,又赶上黄河决口,连年大水灾,朝廷没钱救灾,只好发行更多的纸币,这又进一步败坏了纸币的信用,经济更加萧条,形成了恶性循环,元朝的统治最终就瓦解了。
明朝应对白银短缺的户口制度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严重的货币短缺。
这会导致经济大萧条,而明朝面临的萧条问题比元朝还要严重。这是为什么呢?
在元朝的时候,货币虽然短缺,但是对产品的需求还在,因为它能够以帝国为主导,推动中原与中亚和西亚的贸易过程。
如此远距离的贸易,风险成本很高,不容易运转起来,但是有了帝国政府在背后做推手,就能运转起来,从而使得中原经济获得外部需求的拉动。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掉货币短缺的问题,经济萧条可以获得缓解。
但是明朝一立国,就意味着与中亚和西亚的贸易中断了。没有了外部需求的拉动,货币又不足,内部经济立刻会陷入困境,明朝就算想要让市场经济像大宋时期一样运转,也根本做不到。
因为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前提是足够的货币,货币是交易的中介,没有足够多的中介,市场交易就没法足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于是,朱元璋立国后的一个特殊政策就起了作用。这个政策把老百姓给分成四种户口,分别是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四种户口就是四种职业身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继承,不得更改。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评论说,朱元璋这是用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作为全国的标准,取消了商业经济,以农民为主体把国家给统一起来。
但考虑到货币问题,我们能看到朱元璋这一政策的另一种效应。
他把人口按照职业进行划分,又不许人们改换身份,这相当于事先规定了每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关系;他还规定老百姓没事不许外出乱走,去到离自己家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就要申请。
这些政策加一块,搞出的差不多是一种准计划经济的模式。
正是这种准计划经济,才能应对货币不足的困局,因为准计划经济本来对货币的需求量就很小嘛,以货易货就行了。
大明能在立国后不过十年的时间便恢复经济,这种准计划经济的模式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想想,上世纪50年代,中国战乱初定、百废待兴,是不是也是通过计划经济来恢复社会的?
明朝初期,如果指望像宋代那样通过市场活动完成经济恢复,反倒很可能会出大问题,因为没有货币,市场经济没法展开。对应地,明朝初年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控制形式,朝廷肯定会对民间社会形成很大的压制,社会活力就不用太指望了。
但是,朱元璋的设计有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各种职业身份的比例关系,在他刚设计的时候也许还能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可他没法确保每一职业身份的人都是干一行爱一行,更没法确保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繁衍的速度是完全一样的。
时间稍长一点,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繁衍速度不一样,四种户口的比例关系就会出问题。再加上有不爱自己这一行的人,跑出去干别的了,而政府又没法长时间盯着每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的职业来干活,四种职业的比例关系就更有问题了。
这就使得明朝初年的准计划经济,在运转了几十年后,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
到了这会儿,就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让社会健康运转了。
但是市场经济需要有足够的货币,明朝缺的就是货币,咋办啊?
朝廷也动了些心思,像大元一样开始尝试发行纸币,但大明也控制不住自己滥发纸币的冲动,很快就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彻底没人要,所以尝试了若干年后,也只能放弃这个办法了。
美日白银与明朝的灭亡
最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依赖于世界的变化。
在明朝统治到中间阶段的时候,欧洲人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到嘉靖年间,西班牙人在其美洲殖民地,今天的玻利维亚一带,发现了一个规模超级巨大的银矿。比美洲银矿的发现略早一点点,也是在嘉靖年间,日本也在其西南部发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银矿。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的发展,大明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成为销往欧洲的顶级奢侈品;对日本方向,嘉靖朝仍然坚持着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寇肆虐,这些倭寇首先是武装走私商人,到了嘉靖朝之后,放弃了海禁,倭寇就变成了合法商人,明朝的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
美洲和日本这两大银矿的白银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大明的经济一下子获得了双重的刺激。
一重刺激是,有了来自远方的市场需求,这就能够刺激本土经济发展,就像当年大元帝国组织起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贸易一样;另一重刺激是,远方的需求还带来了大量的贵金属货币,大明的市场经济一下子就被刺激起来。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朝后期,江南一带的市场经济极为繁荣,民间社会高度发达。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至此已经与全球历史深刻地嵌合在一起了。于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波动,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国运,大明的灭亡也与此有关。
明清之交的时候,正赶上进入一个小冰期,温度骤然下降,导致游牧者南下。但大清在真正有机会入关之前,并没想到自己能够征服天下,因为大明还是太庞大了,关外的大清和它比起来非常之小。除非是大明自己遭遇到严重的内部问题,大清是不会有机会的。
而大明这会儿真就遇到内部问题了,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供给出问题了。
1618年到164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战争,叫做“三十年战争”,战争的主角之一就是西班牙帝国。来自西班牙所属美洲的白银,这回都流到欧洲去做军费了,流入中国的大量减少。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明朝后期,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对银矿也开始进行控制,日本方面流入大明的白银也大幅减少。
这里可以插一句,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军费主要就是来自这个银矿。
欧洲和日本方面的政治秩序变化,却影响到了大明的货币供给,明朝末期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开始萧条,财政也严重地吃紧。
要命的是,小冰期来了,北边游牧者南下的压力开始变大,大明帝国内部又是民变四起,张献忠李自成啥的全出来了,朝廷不得不更多地征税来应对这些问题。
更要命的是,白银短缺了,铜钱的数量却没发生大的变化,这导致大明内部的铜钱相对于白银发生贬值,因为铜钱的相对数量变多了;老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主要是用铜钱,朝廷从老百姓那征税,却是按白银来核算和征收,百姓必须把手里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
可是铜钱贬值了,这就意味着税率变得更高。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老百姓只好就投奔李自成去了,大明王朝的国运就加速度式地冲向了悬崖,最终亡于大清。
今天的核心内容就是,大明的国运变迁,和外部世界的秩序变迁之间,有着深刻的联动关系。
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不能再以中国为单位来理解中国历史的问题了,而是必须进入一种世界视野,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
再看看取代了大明的大清,虽然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已经在沈阳称帝了,但他并不是说自己就能取代大明皇帝了,而是认为自己继承的是大元皇帝的统绪。
入关之后,满清认为自己同时继承了大元和大明两个统绪。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话长,这就是咱们下一次要说的主要内容,雪域高原如何改变了蒙古世界的历史命运,藏传佛教怎样帮助大清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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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周忱是明代的理财名家,其人格魅力一直为后人称颂。本文表现了
周忱是明代的理财名家,其人格魅力一直为后人称颂。本文表现了周忱留心公事,做事细密的优秀品质。
❸ 古代为朝廷理财的人怎么称呼
户部尚书,中国古代官名,六部中户部的最高级长官,相当于今日的财政部长。此职可追溯至汉朝,时有置尚书郎四人,其中一人主财帛委输,即国家财政工作。曹魏时置度支尚书寺,专掌军费统筹。经隋朝稍加改变称民部尚书,至唐朝遂改称户部尚书,至后代仍为常职。户部尚书主要掌管国家经济,包括户口、税收、统筹国家经费等等。
古人的理财就是多挣少花、靠攒致富、靠资本流动来实现增值和放钱收利息等等理财方法。
一、多挣少花、靠攒致富
说到这个不仅现代人犯难,古代人也经常为打理财富而煞费脑筋。中国古代以传统的自然经济为主,就是人们增加财富的手段其实很单一,种地、打粮、攒起来……如此周而复始。就是靠攒存。
总结一下,理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所以学会理财就是长存之计,也是生存之道,更是通往财富大门的必经之路。
❺ 中国历史上的理财高手有哪些人
理家财好的是那些有名的大财主商人,理国财好的是名相,但有两个人最有代表性:唐朝的杨炎和明朝的张居正。前者创两税法,后者是一条鞭法,都是封建时代的重要税收法律。
❻ 沈万三作为明朝首富,一代传奇人物,皇帝都嫉妒他的财富,最后结局如何呢
沈万三作为明朝首富,一代传奇人物,皇帝都嫉妒他的财富,最后结局是客死他乡。
年朱元璋攻苏州城。当时,张士诚之所以能固守苏州达八月之久,是因为得到苏州富民在财力上的支持。作为苏州富民之首的沈万三,当然出力非凡了。城破之后,朱元璋对苏州富民甚至老百姓恨之入骨,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
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看到了形势的严峻,只能大拍皇帝的马屁以求得太平。先是朱元璋要建南京城,沈万三就“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即现今南京城墙的中华门到水西门一段;后来索性想趁热打铁,请求出资犒赏三军,这一下拍到皇帝马脚上。
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好得马皇后还算清醒,觉得有点过分,劝道:“不祥之民,天将灭之。陛下何诛焉!”沈万三才保住小命,发配云南,最后客死他乡。这是洪武六年的事。
(6)明朝理财扩展阅读:
沈万三(有说生于1286年,另有两说1330年和1328年;卒于1394年),本名沈富,字仲荣,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第)三秀,所以又称万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 吴兴南浔(今属浙江湖州)人,元至顺间随父沈佑迁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今苏州市昆山周庄东垞)。
元末明初商人、巨富。沈万三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广辟田宅,富累金玉,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他依周庄,凭三江之利,广集货资。后通过开展海外贸易积累巨大财富,从而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
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也实为沈万三之功。关于沈万三富豪事,民间甚至传说他有一只聚宝盆,不管将什么东西放在盆内,都能变成珍宝等等,由此反映出他财富多到不可胜数,生财聚财技巧高超。
至今,苏南、浙北、皖南一带仍广泛流传着关于沈万三发财、豪奢、田产、经商以及家庭生活诸方面的许多故事和传说。
❼ 唐朝两锐法和明朝一条鞭法体现出改革者的理财思想是
唐朝两税法和明朝一条鞭法体现出改革者的理财思想是 依产纳税
杨炎两税法回是唐德宗答时代宰相杨炎所创之税法。由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为主,一年两次征税,是为两税法。因为武周末年均田制颓萎,唐初的租庸调法早已不适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到全国。"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此法虽有良好初衷,却最终残民害民,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一条鞭法之目的有三:一简化税制,二增加收入,三方便征收税款。
❽ 明朝吕昶是怎么死的
自己意见得不到重用,郁郁而终当朱元璋决意废了中书省,舍弃宰相制,文武百官内莫不依从,不敢有容半句意见,唯有吕昶冒死进奏,孤意要将奏摺呈上御览,恳请皇帝务必思考再三,最后朱元璋亲自执弓,拔箭射伤吕昶,警告他,更是警惕所有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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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朱元璋占领金陵,原本大元的主战派宰相脱脱帖木儿的南方战略要地失守,于是元朝改变方针,派脱脱帖木儿招抚朱元璋,刘伯温举荐了吕昶。吕昶到金陵后,朱元璋爱其才,就把吕昶留在身边“养着“。开国后,吕昶为大明理财,还真把大明打理得井井有条。
只是后来,朱元璋猜忌重臣,吕险被谋害,因掌握了左丞杨宪的罪证,反遭杨宪栽赃陷害,快70的老人被发放戍守边关玉锋台。途中险些被杨宪同党所杀,幸好明太祖聪慧精明,料到杨宪的诡计,救回吕昶。
❾ 如何评价明朝永乐年间的财政
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明朝永乐年间的国家财政年收入约三千万两白银!靖难之后,中原糜烂。但是朱棣登基后,营建北京城,北征蒙古,南征交趾,疏通新开运河,郑和下西洋,还要修大典。上面每一件事都是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却少有人称永乐朝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说到这不得比提一个人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 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 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 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 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 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 “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换取盐引,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 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 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 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
❿ 慈不掌兵 情不立事 义不理财 善不为官出自哪里
出自明朝万历年间的一部民间谚语集《牡丹亭》,属于儿童启蒙书目,后来改成了《增回广贤文》。
意思答:过于仁慈的人不能带兵,太重感情的人不能做成大事,义气过重的人没法管理财务,善心太重无法做官。
(10)明朝理财扩展阅读:
作品介绍:
《增广贤文》从表面上看似乎杂乱无章,但只要认真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有其内在的逻辑。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儒家荀子“性恶论”思想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友情只是一句谎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尊卑由金钱来决定,“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法律和正义为金钱所操纵,“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性被利益扭曲,“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
世故导致人心叵测,“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言善恶难辨,“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
《增广贤文》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增广贤文》绝大多数句子都来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其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儒道经典,从广义上来说,它是雅俗共赏的“经”的普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