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生活融资

Ⅰ 啄食顺序理论的顺序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梅耶（Mayer）很早就提出了著名的啄食顺序原则：（1）内源融资（2）外源融资（3）间接融资（4）直接融资（5）债券融资（6）股票融资。即，在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中首选内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中首选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中的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中首选债券融资。西方国家的企业正是遵循着这一原则进行融资并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啄食顺序却与梅耶的啄食顺序原则背道而驰，从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的演变及特征中便不难看出。我国的融资结构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由财政主导型转变成为金融主导型，在金融主导型融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在此前提下，股票融资的比重在上升。为什么我国企业融资的啄食顺序和西方国家的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方企业的经济条件，国家的政策倾向，人员的文化构成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首先，在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中，西方国家企业首选内源融资，我国企业首选外源融资。所谓内源融资，就是靠内部积累，依靠企业留存收益和折旧进行融资。外源融资则是从外部市场筹集资金。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企业普遍资金雄厚，加之有一套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使得企业无论是在产品力，销售力还是品牌力上都是中国企业可望而不可及的。世界500强几乎全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这一事实就已表明，我国的企业，即使是像海尔这样的优秀企业，它与世界优秀企业的差距决不是在一、二年内可以赶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实力如此雄厚，自然不需要通过外源融资来扩大企业的再生产，只需通过内源融资，依靠企业的留存收益和折旧便可完成。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向银行贷款而支付巨额利息，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股票融资而不得不向股民公开企业的各类信息。而我国的企业的条件则不允许将内源融资作为首选。因为我国的企业底子薄，在创业初期融资势必要通过外源融资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即，从外部市场筹集资金，主要通过贷款、债券和股票的方式。1984年工商银行率先开办科技开发贷款业务，接着其他商业银行也争相开办这一业务，1990年中国银行正式设立科技信贷项目。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从1500万元的规模迅速增长到几十亿元，1994年达到80亿元，已成为科技贷款的主渠道。此后，国内其他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不少为科技发展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我国的第一个科技金融组织——科技信用社于1987年诞生于河南许昌市。全国各类非银行科技金融机构已有80多家，融资能力达到36亿元，这相当于全国各专业银行年科技贷款总额的30%，此外，沈阳市1992年率先建立了科技风险开发投资基金，采取了贷款担保、贴息垫息、入股分红等多种有偿投资方式，为企业发展分担投资风险。由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创办的我国第一家以促进科技进步为主要目标，以人民币经济担保为业务的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开展了对高新技术成果进行工业性试验、区域性试验的担保业务，兼营新技术产业和企业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融资业务，并为这些项目开展评审、咨询业务。这一举措，无疑对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创业投资领域中来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由各级政府预算承担的大量科研经费支出，相当一部分起到了“种子”基金的作用。通过国家“火炬计划”、“星火计划”而投放的资金，以及地方政府的类似支出，也大都投向了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了企业的初始资本投入，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经济是良性循环的：y高→S高→I高→y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恶性循环的：y低→S低→I低→y低。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引进外资,这样,资本多→收入多……由此转化成良性循环，而引进外资也是外源融资的一种有效途径，所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要将外源融资作为首选。当然，引进外资不是越多越好，到底应该引进多少外资，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这里无须赘言，只简单的说明一下：MR=MC。（如图）当然，要把握引进外资的收益和成本的现有因素，诸如法治状态、居民素质、信息交通设施、经济景气阶段等等；从长远看，最佳规模是可以变大的，这取决于因素的改变，尤其是法治状态的提升。这些条件和事实都决定了我国企业融资首选外源融资是劣中择优。
其次，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中，西方国家企业首选间接融资，我国企业首选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都属于外源融资，其主要区别在于资金的融通机制，直接融资是借助金融市场体系，以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为主要方式来实现的；间接融资则是借助金融机构体系，以贷款为主要方式来实现的。中西方国家企业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它们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完善程度和信用程度的不同。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银行），还是非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运作其发展水平都是我国无法达到的。举个例子。众所周知，许多欧洲货币贷款是通过巨大的银行团——辛迪加银团——提供的，多家银行组成的银团能提供独家银行所无法承受的巨额贷款。在国际银行贷款中，无论贷款是由欧洲银行还是部分或全部由国内银行提供，辛迪加贷款程序都被广泛采用。同时，对贷款的成本也做了详细的规定：借款人除了要归还贷款本金以外还要支付其他几种贷款成本。贷款成本包括期间费用和前端费。与借款人签订一份法律文件并不能改变一个严重的信用风险。然而，辛迪加贷款合同在其他方面仍很能说明问题。其贷款协议中的条款对贷款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能帮助人们了解一个贷款人在贷款前所应考虑的经济和其他风险。这些都是我国应该改进和学习的。
但是，我认为造成企业选择直接融资的根本原因还是信用缺失。我国最早是计划经济体制，即国有经济独一份。由于文革时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力不足，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满足不了资金需求，于是将包袱甩给了银行，变资金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同时进行企业化改造，使其自负盈亏。政府（财政）将一部分款项无偿拨付给国有企业（但是并未拨足，特别是固定资金）另一部分则拨改贷，拨信贷基金给国有银行。（83年拨改贷，本应由政府拨给企业的固定资金拨给了银行（建行），再由银行贷给企业）政府本想通过此法将包袱甩掉，但却没有预料到甩包袱的后果：政府的“父爱主义”造成了国有企业高度负债。这是因为国企资本金不足，贷款不受限制（因为是国企），到期不还款本应受到惩罚却不罚，这就造成了国企的高资产负债率。90年代早期便体现出来。国企资产负债率达86%以上，流动资产负债率达90%以上（50%为警戒线）。同时也造成国有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98年国家迫于压力将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报出达25%，为解决这一问题，成立了四家资产公司清理不良资产，2000年至今不良资产仍达26%以上。在中国，企业要想通过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国家就必须将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而如果国企不还债，那么银行就永远不可能有商业化的一天。也正是国企欠债不还，导致银行“惜贷”，在贷款过程中银行对企业要求苛刻，害怕贷款有去无回，这就使得企业贷款的经济学成本增加。国企的欠债不还造成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它还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套句俗话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一些企业的运行中存在大量的三角债、多角债和连环债。这些失信现象普遍给企业的运行带来了很大的障碍。正如郑也夫所说：“我们社会整体信用被破坏，要将其建立起来起码要50年……在信用培育问题上，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必须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农村地区资金也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农村地区资金全部被吸入农行，而农行是商业银行，是赚钱机构，农业属弱势，农民贷款额数小笔数多，所以操作成本大，由此形成了“农村资金返流”。要解决资金供给渠道不足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改革要并行，农村和城市改革要并行。大禹比他父亲鲧智慧的地方就差一个字：疏，而不是堵。
通过我国信用缺失的机理可以看出，为什么西方国家发展间接融资的时候我们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试想，在这样一个信用缺失的环境中，有哪个企业会对间接融资情有独钟？又有哪家银行敢贷款给企业呢？
我国从90年代中期就大力提倡发展直接融资。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市场上发行股票和债券。（企业发行股票2103.3亿，企业债83亿）自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由财政主导型转变成为金融主导型，在金融主导型融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现象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现象。换言之，如果这种势头继续发展而不加以控制，那么一旦条件形成，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知道，直接投资是直接融资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如果我们大力提倡直接融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就是在提倡直接投资，但是，过分依赖国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举例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太大的损失，这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雄厚，“抗击打”能力强，而是因为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放开。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三个项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错误遗漏。目前我国已开放的只有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并没有放开。国家前几年曾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最后期限是2000年，但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更加慎重了。原因何在？因为一旦资本项目放开，多数公司到中国便不是投资，而是投机。换句话说，资本项目不开放就好比已经锈蚀的潜艇的升降水舱的闸门不打开。一旦闸门打开，它就会被水冲烂，想关也关不上了，本来想停在某一个深度，最后不由自主地沉底。中国银行业的烂账会由于资本项目开放而彻底暴露出来，人们纷纷购进外币或将人民币存入外资银行，用来支撑国有企业的政府“商业”银行哗啦啦，国有企业跟着哗啦啦，政府手中的经济资源就剩不了多少了。整个经济会不会垮，则不一定。
. 最后，在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中，西方国家企业首选债券融资，我国企业首选股票融资。中国企业会选择股票融资方式，一定是因为该方式的优点很多。许多教科书所谈的股票上市的优缺点都大同小异，将其归结起来无非以下几点：优点（1）一般而言，在股市上出卖股票可以让卖家赚更多的钱。原因很简单，上市股票买卖容易，因而也就更有价值，由于股票卖价较高，每人拥有的股权就不太容易被新股摊薄。（2）一旦公司上市，股票可以公开买卖，就等于公司进入了资本经营的渠道。只要公司业绩优良，通过增发股票，再次融资也比较方便。（3）上市公司在客户供应上和借贷机构中的信誉较好，也比较容易找到管理人才，并用期权激励他们努力工作。（4）最主要的好处是，作为大股东的创业家和主要股东的创业资本家，可以用股票在市场上换取现金。创业家和创业资本家很容易换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现金。（5）通过上市，也可以增加企业的知名度，提升企业的商誉。缺点（1）上市公司需要披露大量内部情况。公司的竞争对手和客户都从中了解到了许多数据，使公司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连雇员都可以从公布的信息中，找到与公司讨价还价的依据。公司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2）所有上市公司均需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报告要求，特别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而且还须向股东提供规定的信息。这意味着该公司要在报告、审计等工作上多花时间和增加开销。同时也意味着内幕交易难以运作。任何以牺牲公司利益为代价去中饱私囊的交易，一经发现，股东有权起诉。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会对公司进行审计。（3）一旦创业公司变为上市公司，所有新股民都希望公司业绩优异。他们希望每年每股收益都有所增加。一旦业绩下滑，股民会争先抛售股票，使得股价下跌。（4）赏识过程本身既费时又消耗管理人员的精力。律师费、会计师费，以及认购机构费往往高得惊人。可以说股票融资利弊参半。有数据表明，西方国家的公司所采取的融资方式在所有的融资方式中的比例为：贷款61.9%债券29.8%股票2.1%其它6.2%。西方公司还出现了股票回购，即花钱买自己的股票，股票融资规模呈负增长趋势。而中国却选择了股票融资方式，我国企业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出于对上述利弊分析的考虑，而是股票融资更有利于企业甩包袱。（国家将包袱甩给银行，企业也将包袱甩给老百姓）众所周知，股票不用返还，而债券需要还本付息。我国企业股权融资偏好浓重正是出于此原因。企业这样做的后果正如李若谷所说：“这样融资结构的最终结果是破坏信用。”就拿普通股的四大权利来说吧，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参与盈余分配的权利、参与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都是虚的，都是企业在圈钱，只有对新股的优先认购权是实的，而这一实权只不过是再圈你一次罢了。股票融资也好，债券融资也罢，都是在利用虚拟资本（自身无价值，但可定期或不定期的给持有者带来收益）。但是它应与真实资本相联系，表现在一级市场上，即，虚是以真为基础存在的。而我国的现状是：经二级市场炒作，虚拟资本与真实资本出现脱节，而且是虚拟资本超过了真实资本。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因为当超过一定限度时，会形成泡沫，即虚假的繁荣。而金融危机之前往往是虚假的繁荣，一旦泡沫破掉，危机就会暴发，而危机暴发后，会导致资产大量缩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造成大量失业，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Ⅱ 马耳他IIP入国藕

1、身份优势

马耳他是世界上唯一“四位一体”的国家。首先，马耳他是个英联邦国家，与英国有着相同的起源，它享有传统的英国教育和相互承认的学术资格。其次，马耳他是欧盟国家，拥有自由贸易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关税优惠，持有马耳他身份可以自由出入任何欧盟和申根国家。如果拿到马耳他护照的话，还可以免签182个国家，并且随意出入，工作和生活在任何的欧盟成员国。

2、马耳他教育

马耳他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马耳他仅仅316平方公里的面积拥有超过300所学校，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一所学校。在马耳他，可以享受纯正的英语教育，这里大多数老师来自世界知名的大学，如牛津，剑桥等学校。马耳他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方面都很优秀，被称为“欧洲优质学习区”。此外，马耳他实行纯英语教育，免费义务教育。它的教育背景是世界公认的。马耳他作为跳板，可以直接应用于许多世界著名学校

3、马耳他医疗

马耳他在医疗保健方面对居民做出了充足完善的保障，公立医院医疗免费。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排名显示，马耳他的医疗服务列为世界第五，外加马耳他当地优异的气候条件，健康丰盛的美食，这些都让马耳他成为著名的养老胜地。

4、移民政策方面的优势

• 1）没有移民监的要求

• 2）承认双重国籍，这点对于不想放弃原来国籍的申请者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点。

• 3）有融资的方式可供选择，对于想通过购置债券拿永居身份的申请者而言，如果预算不是特别充足的话，可以选择融资的方式，一般只需左右就可拿到永居身份。

Ⅲ 求一篇 关于 企业融姿问题的 国外文献 3000字左右就行 国外的期刊什么的都行 要有作者之类的 在线等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中小企业融资研究目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来进行的：一是从企业自身结构特点出发，从企业资本结构角度来进行，虽然其研究对象以大企业居多，但对中小企业也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二是从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

资本结构理论

所谓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和比例关系，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而企业也在致力于寻找最佳资本结构，以期达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也主要是围绕如何形成最佳资本结构展开的，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连个个阶段，即早期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

企业的目标是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一般是由权益资本价值和债务资本价值组成，在企业息税前利润一定的情况下，总资本成本率最低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于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大卫﹒杜兰特（D.Durand，1952）提出的早期的资本机构理论，他将资本机构理论分为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也称为折衷理论）。净收益理论是以权益资本总可以获取固定不变的收益率且企业总能够以一个固定利率筹集到全部债务资金为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债务资金总是有利的，当企业负债率达到100%时，就可以满足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化，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净营业收益理论是以总资本成本率和负债成本率都是固定不变的为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无论财务杠杆如何变化，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都是固定的，企业总价值不发生任何变化，企业价值和资本结构不相关，企业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传统理论也就是折衷理论则是介于净收益理论和净营业收益理论之间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成本并不独立于资本结构以外，企业确实存在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即在加权平均成本由下降转为上升的拐点上，并且这个资本结构可以通过财务杠杆的运用来实现。从上面可以看出，这三个理论均不够成熟，净收益理论重视财务杠杆效应而忽略了财务风险，净营业收益理论则过分的夸大了财务风险，折衷理论则忽略了负债比率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建立在经验推断的基础上，没有经过科学的数学推导和数据统计支撑，不够成熟，在实践中会产生偏差。而以MM定理为代表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出现，则使得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1）MM定理。Modigliani&Miller于1956年在计量经济学年会发表了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后来又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论文上面所提的理论被称为MM定理。MM定理的提出被认为是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结构理论的分水岭，也是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石。MM定理在一系列严格假设的条件下，例如完善的资本市场，无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等，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数学推导，该定理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价值与他们所采取的融资方式无关，即无论发行股票还是债券，对企业价值没有影响。该定理前提假设恨苛刻，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合。

Modigliani&Miller于1963年又发展了他们的理论，放松了没有企业所得税的假设，修正后的MM定理认为，由于债务融资的免税特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将使用越多的债务，即债务的“税盾效应”，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即为100%的负债，企业可以通过利用政策来改变其资本结构从而改变市场价值。

Miller（1997）建立了一个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模型，分析了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了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出了个人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利息的减税作用但并不会完全抵消的结论。该结论与Modigliani&Miller提出的修正的MM定理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有着相同的缺陷，都将债券融资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而忽略了债务的风险和额外的费用增加，与现实经济不符合。

Ang（1991,1992）对中小企业的税盾效应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小企业一般缺乏此类动机，因为，一方面中小企业大多采取独资和合伙组织形式，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弱化的有限责任也使得破产成本至少在局部上依附个人，由于盈利性逊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较少使用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Prttit&singer.1985），而从负债的成本来看，一般认为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破产可能性，因此比大企业使用较少的债务融资。

（2）静态权衡理论。MM定理只考虑了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而没有考虑其所带来的风险和额外费用。本杰明﹒格雷厄姆（1934）在其《有价证券分析》一书中指出，以法律规定的税率纳税，当财务危机可能性不大时，一个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将不会有税盾效应，然而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增加负债率，这些企业就会增加7.5%的收入。

1984年，Myers在MM定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企业的高负债的增加，使得企业固定费用增加，收益下降，从而企业财务面临的风险越大，财务风险的增大产生了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两类成本。企业选择什么样的资本结构取决于他要达到的目标，其中包括在负债的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取舍，我们称之为静态权衡理论。最优的资本结构即为负债的免税利益和财务风险带来的成本之间相互平衡的资本融资结构。

1990年，Mackie-mason估计了一个公司优序租赁股份的发行的概率模型，她指出，低边际税率的企业（比如具有递延税收损失的公司），与那些面对固定税率的更具有盈利性的公司相比更倾向于发行股份，Mackie-mason的结果与权衡理论相一致，因为它说明了赋税企业偏好负债。

（3）优序融资理论。1984年，Myers&Mujluf在其名篇《vestorsDoNotHave》中，根据信号传递的原理推出了他们的优序融资假说。其假设条件是：除信息不对称外，金融市场是完全的。其认为，公司偏好于内部融资，如果需要外部融资，公司将首先发行最安全的证券，也就是说，先债务后权益。如果公司内部产生的现金流超过其投资需求，多余现金将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回购股票。随着外部融资需求的增加，公司的融资工具选择顺序将是：从安全的幅务到有风险的债务，比如从有抵押的高级债务到可转换债券或优先股，股权融资是最后的选择。

1989年Baskin以交易成本、个人所得税和控制权的研究角度对优序融资理论作出了解释,指出由于留存收益提供的内部资金不必承担发行成本,也避免了个人所得税,因此内部资金要优于外部资金。与权益性资金相比较,负债融资由于具有节税效应,发行成本低,又不会稀释公司的控制权,所以对外融资来说负债融资又优于权益性融资。

（4）信号理论。最早将信号引入经济学中的是MichaelSpence，他认为尽管市场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但是潜在的交易收益依然可以实现。

Ross（1977）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分析，最早将非对称信息引入MM理论模型，分别假设公司的未来收益服从连续型和离散型的分布。假定经理人了解投资收益的分布函数，而投资人不了解，建立了融资结构的信号传递模型。企业经理人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向投资者传递了信号。一般来说破产的概率是和公司的质量负相关而与负债水平正相关。破产将给经理人带来损失。因而经理人不会盲目增加负债，在低质量的公司无法通过更多的债权融资来模仿高质量公司的情况下。外部投资者把较高的负债水平作为高质量的一个信号。所以，投资者将企业发行股票融资理解为企业资产质量的恶化，而债务融资则是一种企业资产运作良好的信号，负债率上升表明经营者对企业未来收益有较高的期望，传递了经营者对企业的信心，进而使投资者对企业也充满信心，进而使企业市场价值随之增大。

（5）代理理论。代理理论是指企业内部和外部投资者之间潜的冲突决定着最优的资本结构，即企业要在代理成本和其他融资成本之间进行取舍。

1976年Jensen&Meckling开创了代理成本理论，即代理理论、企业理论和财产所有权理论来系统地分析和解释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融资结构问题的学说，Jensen&Meckling把代理关系解释为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而同时又要求代理人为其提供利益的服务关系。例如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引起的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就属于代理关系。由于经营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存在外部股权），经营者的工作努力使他承担了全部成本却只能获取部分收益。而当他在职消费时，他却得到了全部的收益却只需承担部分成本。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代理人就不会总是根据委托人的利益来采取行动的。也就是说经营者将不会努力工作，却热衷于在职消费，这将导致企业的价值小于管理者为企业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个差额就是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简称股权代理成本。在投资总量和个人财产给定的情况下，增加债务融资的比例将会增加经营者的股权比例，进而降低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但债务融资又会引起另一种代理成本。因为作为剩余索取者，经营者将更倾向于从事高风险项目。如果成功的话，经营者可以从中获取成功的收益；而一旦失败，他便借助有限责任制度将失败的损失推给债权人。经营者的这种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就是债权融资带来的代理成本，即债权代理成本。在对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Jensen&Meckling认为，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当两种融资方式的边际代理成本相等的时候，使得总的代理成本达到最小，进而企业便可以实现最佳资本结构。

（6）控制权理论。控制权理论主要是从企业经营者对控制权本身的偏好角度探讨了资本结构问题，主要反映了企业通过对资本结构中负债和股权结构的选择而对公司治理结构效率的影响程度。该理论认为，企业融资结构在决定企业收入分配的同时，也决定了企业控制权的分配。也就是说，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企业融资结构的。

Harris&Raviv，主要探讨Jensen&Meckling所提出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利益冲突所引发的代理成本问题，他们分别用静态和动态两个模型说明了经营者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从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的，因而有必要对经营者进行监督，他们认为债务融资有利于强化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Aghion&Bolton于1992年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引入到融资结构的分析框架，并对债务契约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在多次博弈的过程中，当出现不容易得到的收益信息时，将控制权转移给债权人是最优的。

Davidsson（1989）在对瑞典中小企业所有者、管理者样本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小企业增长最重要的是“预期金融回报”和“独立性的增长”。当中小企业扩张与独立发展发生矛盾时，所有者会保持企业的独立性为重。可见控制权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是很重要的因素。

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

国外从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所作的研究很多，大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层面上，企业自身成长周期对资本的需求，以及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境角度；二是宏观经济层面，货币政策，银行业合并以及结构化调整等。

1.微观层面

（1）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是指企业融资结构问题，并没有考虑到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所不同的融资特点，也没有动态的研究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对资本结构安排有什么影响。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弥补了这方面不足。

Weston&Brigham（1970）根据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融资来源的变化提出了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并将企业的成长周期分为初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Weston&Brigham对该理论进行了扩展，将企业的金融成长周期分为六个阶段，即创立期、成长阶段Ⅰ、成长阶段Ⅱ、成长阶段Ⅲ、成熟期和衰退期，并根据企业的资本结构、销售额和利润等显性特征说明了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来源情况，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较好地解释了企业融资结构变化的规律（见下表）

Berger&Udell（1998对Weston&Brigham的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进行了修正，即将信息约束、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等作为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基本因素并引入到他们所构建的企业融资模型中，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随着信息约束、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等约束条件的变化，企业的融资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进行不同的融资安排。

（2）企业融资困境方面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议员Macmillan在向英国国会提供的关于中小企业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着“金融缺口”，即著名的“麦克米伦缺口”。Macmillan发现，中小企业的长期资本供给存在短缺，这种短缺尤其明显地发生在那些单靠初始出资人的资金已经不敷运用，但规模又尚未达到足以在公开市场上融资的企业身上。“麦克米伦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的失灵，即市场的力量无法使资金向中小企业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也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中小企业无力从金融市场获得直接融资时，只有从银行获得间接融资。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所以银行贷款成为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唯一途径。这就使得银行具有相对的借贷优势。

1981年Stiglitz&Weiss发表了《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之后，信息不对称被公认为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Stiglitz认为，信贷配给源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并由此导致了信贷合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此问题的发生是基于商业银行不具备监督借款者的能力、借款人与贷款人利益不一致性以及他们之间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这三个主要因素。

Bester(1982)引入了贷款抵押甄别机制，提出了低风险的企业承诺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而高风险企业则相反，以此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Strahan、Weston（1996）提出了匹配理论，即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与银行的规模成较强的负相关性。

Berger&Udell(1998)发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成为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关键。而关系型借贷被视为银行和企业双方在关系导向下达成的一种合意合约。如果借、贷者之间保持一种长期的关系，则有利于贷款人获得借款者的相关信息。如：借款者在贷款期限内生产经营状况，其产品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借款者的还款的意愿及能力，是否需要抵押品以及是否需要签订有其他附加条件的合约等。

Uzzi&Gillespie（1999）认为，与中小企业贷款直接关联的贷款员，可能较其他人掌握更多的关于中小企业的权威信息。这些贷款员与中小企业主和其雇员保持着长期的关系，了解企业在当地的运行情况和企业的市场份额，甚至该贷款员就生活在当地的社区中。因此对中小企业及其所有者的财务状况非常了解，对其当前及未来的绩效有着比较准确的认识。

2.宏观层面

（1）银行业合并及结构调整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

一般认为，银行业合并后形成的金融机构不仅规模会增大，组织结构会更复杂，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通常不利于关系型贷款的开展。

Strahan(1998)认为小银行合并之初，多样化使得合并后的银行抗风险能力增强，从而能够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但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银行开始有能力向大企业提供贷款，并且内部管理也越来越复杂，所以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率就会下降;相反，小银行被大银行兼并时，新成立的银行则会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同样，当大银行之间发生兼并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会减少。

Peek&Rosongren发现大银行对小银行的合并或大银行之间的合并倾向于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Berger进一步指出银行业并购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4种潜在效应：静态效应、重组效应、直接效应和外部效应。

Sharpe认为，市场力量使银行能够加强它与小企业的隐性长期合约关系，小企业从长远打算，会倾向于和银行保持长期关系。因为企业转换“基础”银行的沉淀成本相对较高，所以当银行与企业保持较长时期的关系后，银行就有可能使企业支付高于完全竞争时期的利率水平，使以前吸引小企业的短期低利率补贴部分得到补偿。Peterson和Rajan的研究发现，当银行的市场力量增加时，信用级别相对较低的小企业也有可能获得贷款支持。

（2）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主要有两个传导渠道：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货币渠道指货币政策通过改变利率，进而影响经济部门的真实支出。信贷渠道则又分两种，一种为银行贷款渠道，另一种为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贷款渠道是指，货币紧缩伴随着银行储备的减少，进而导致贷款供给的减少。。资产负债表渠道是指，货币紧缩通过提高利率损害到企业抵押品的价值，降低企业信用等级，进而削弱了企业获取贷款的能力。因此货币政策改变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冲击更大。

Gertler和Gilchrist在对制造业小企业的经验研究中发现，小型制造业企业不仅直接对利率反应敏感，而且还深受经济周期的间接影响，因此，货币紧缩对小企业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大企业的影响。

Taylor指出，金融自由化不会导致资金供给总量的增加，因为利率提高只会使得资金供给从非正规部门转向正规部门，总的借款额不会出现净的增加。Steel认为，由于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抵押品的缺乏以及历史渊源等，使得小企业在获取正规部门的贷款时仍将面临着诸多的限制。如果放开金融管制，金融自由化将会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恶劣。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关于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方式的选择及相关实证研究；第二，关于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所面临困境原因以及相应对策的研究；第三、国际上中小企业融资在操作层面上经验介绍以及比较研究。

1、贺力平（1999）认为，妨碍我国银行机构扩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主要因素是银行机构缺乏企业客户风险方面的足够信息，从而不能做出适用的风险评级并提供相应的信贷服务，指出可以通过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转变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来解决贷款者与中小企业借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周业安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抑制政策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分析表明：信贷市场的利率管制、价格和数量歧视导致了企业的过度负债、逆向选择、寻租等现象，浪费了信贷资源；资本市场的行政管制则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

3、樊纲研究员(1999)认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原因主要是政府一直没有采取发展非国有银行的政策所致。所以作者提出要积极地发展非国有银行。同时为避免人们的‘市场选择’扭曲，提出对非国有银行的存款人提供与国家银行同等的社会担保。

4、张杰认为，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源于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国有企业对这种支持的刚性依赖，以及由此形成的信贷资本化。他认为，解除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

5、陈晓红教授(2000)指出：由于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自身素质差、财力物力有限、设备落后陈旧及生产的都是属于卖方市场的终端产品，而非生产与大企业相配套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经营效益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竞争的加剧而变得较差。基于风险和利润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大量向大企业集团倾斜，使中小企业信贷资金严重不足，为解决这种资金关系的不协调，作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第一重构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建立中小企业的主办银行制；第二建立政策性中小银行；第三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性中小银行。

6、魏开文博士(2000)认为，我国市场型的银行和中小企业关系的模式应该是一种契约型的主办银行关系。这种关系模式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用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来规范银行和中小企业的行为，并体现契约型的信用关系。

7、林毅夫（2001）、李永军从我国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出发，认为我国中小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较高，企业规模的限制决定了采取编制公开财务报表上市要承担巨大的信息成本；而在间接融资中，大企业在经营活动的透明性、抵押及贷款规模效应等方面原因，大型金融机构更偏好对大企业的贷款。而与大型金融机构所不同的是，中小金融机构比较愿意为中小企业贷款，而从企业的技术类型看，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唯一的方法是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8、白钦先、薛誉华（2001）指出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赶超战略，强调规模经济的观点占据了政策层的主导地位，忽视了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认识上的差距导致长期

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9、杨思群教授(2002)在对国外中小企业与银行关系的研究基础上，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惜贷”、信贷的可歧视性、非长期关系、支付体系及中小金融机构等问题。提出我国银行和企业间问题的缓解思路是：银行“惜贷”一方面是反映中小企业素质及信用程度低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银行在信贷文化、重视资产的安全性方面有了积极的变化，所以“惜贷”只能是作为短期的特殊环境下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从长期看，为保障信贷资产的安全稳定运行，银行必须提高信息的分析能力和信贷担保技术;对于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的非长期关系上，建立中小企业的主办银行制;在支付体系上，中小企业存在“多头开户”现象，这不利于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运营情况和信用状况的了解，所以要减少这种现象并提高银行小额支付体系的效率;在中小金融机构上，片面强调国有化和国有控股，使中小金融机构存在着公司治理结构不良、预算约束不强等体制方面的弊端，为克服这一弊端，需按市场化的准则设立和监管中小企业，同时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在整和过程中进行市场化的兼并和重组。

10、张捷教授(2003)通过银行组织结构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型借贷特点来说明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特殊性意义。关系性贷款的基本前提是银行和企业之间必须保持长期、紧密相对封闭的交易关系，即企业固定地与数量极少的(通常一到两家)银行打交道。由于关系型贷款不拘泥于企业能否提供合格的财务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适合资产抵押品较少的中小企业。也就是说，中小银行在收集和处理公开硬信息(如企业财务数据、信用编码等)处于劣势，但由于其地域性特点，它们通过与中小企业保持长期密切的近距离接触而获得各种非公开的关联信息，具有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贷款优势。由于软信息传递存在成本问题，会在银行内部产生代理问题。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科层结构简单，代理链条短，代理成本也相应地就低。

理论研究不足及以后研究方向

虽然说企业融资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对较为成熟，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理论在很多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各种实证检验也经常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充分说明小企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其融资需求理论还远不够完善，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和争论有待于进一步地解释。尤其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运作方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经济形势复杂，今年以来温州，鄂尔多斯相继发生的高利贷崩盘现象，充分的体现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学科交叉，例如将博弈论以及行为经济学加入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中去，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