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信托法

⑴ 基金份额进行了被动卖出处理。被动卖出的份额去那里了

基金被动抄卖出是基金持袭有人卖出基金份额，但是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给持有人，这时基金管理人就会卖出持有的股票，得到现金后兑付给基金卖出者，这个过程就叫基金被动卖出。因为是自动的强制赎回，所以不用支付任何赎回费用。

被动基金比较适合刚接触基金不久的新手投资者，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金率比较低，投资起来比较省心，其次相对来说投资风险也比较低。

(1)日本信托法扩展阅读

虽然被动信托起源于英美法，但英美法却认为单位信托是主动信托而非被动信托。根据英国《1991年金融服务条例》，基金受托人有责任监基金督管理人行为与该条例、信托器乐、计划细节是否一致；对于基金管理人违反信托的指令，基金受托人有权拒绝。

用被动信托理论解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法律地位，主要为日本一些学者的观点，但并未被日本法所采用。

日本信托法第一条规定的信托要件是：须将财产的管理、处分转移于他方，不允许受托人消极管理。实际上不仅日本法有此规定，而且美国《信托法重述（第二版）》第16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受托人一旦接受信托，即对受益人负有管理信托的义务。正因为如此，被动信托能否应用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

⑵ 信托财产和受托人是什么关系

1、信托财产，是指受托人依据信托意图而管理和支配的财产。接受信托并按约定的信托条件，享受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理的人。

2、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是指不变更财物或权利的性质，而只对财产现状进行利用、改良、维护和保存。

3、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理，指受权对信托财产进行财物或权利的变更或消除的行为。

(2)日本信托法扩展阅读

一、一般只要有价值，可以计算、转让，并在法律上不禁止的物品，都可充作信托财产。

1、为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受托人应注意：必须把自己的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相区别，不能继承信托财产，也不能用信托财产抵偿自己的债务；在财务上还必须按照信托财产、固有财产及其他信托财产分别管理，不能混淆。

2、信托财产须为特定化的和现实存在的财产；它可由不动产、股票、公债、抵押契据、保险单、银行存款等构成，但非财产性合同权利不能作为信托财产。信托财产具有物上代位性，它不因财产形态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同一性。

3、受托人基于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改良、处分或毁损而取得的财产也属于信托财产。

二、依据信托文件确定的信托财产是信托法律关系成立时信托人转移给受托人的财产，即原始信托财产。在信托法律关系存续期间，受托人因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处分或因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也属于信托财产的范围。具体包括如下：

1、受托人因管理信托财产而取得的财产

（1）受托人依法有管理信托财产的权利。如果受托人在管理信托财产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收益，这种收益在性质上也属于信托财产。

（2）对此，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的信托法均有明确规定。如：美国信托法认为，凡作为信托财产的不动产、动产或金钱所产生的权益，均应当视为信托财产的一部分。《韩国信托法》第19条、《日本信托法》第14条均规定，受托人因管理信托财产而取得的财产，属于信托财产。

2、受托人因处分信托财产而取得的财产

（1）受托人依法有权处分信托财产。受托人因处分信托财产所取得的财产，在性质上仍属于信托财产。对此，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法也均有明确规定。

（2）如美国信托法认为，只要在信托文件中有规定，因出卖作为信托财产的不动产或动产所取得的收入，即便在数额上超过了在设立信托时对前述出卖物所估计的价值额，也成为信托财产的一部分。

（3）《韩国信托法》第19条、《日本信托法》第14条都规定，受托人因处分信托财产而取得的财产，属于信托财产。

3、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灭失毁损取得的财产

（1）在信托法律关系存续期间，受托人有保护信托财产的义务。如因受托人自身的过错或因第三人的过错导致信托财产灭失、毁损，应由受托人自行补偿或由第三人赔偿。受托人自行补偿或第三人赔偿的财产，在性质上也属于信托财产。对此，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法有明确的规定。

（2）如《韩国信托法》第19条、《日本信托法》第14条都规定，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灭失、毁损而取得的财产，属于信托财产。

（3）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法对此也持肯定态度。如《英国受托人法》第20条规定，凡被保险的信托财产因第三人的行为而毁损灭失，受托人根据保险单而取得的保险金，应当根据信托或财产授予之目的而成为信托资金。

4、由信托人增加的财产

（1）在信托运行过程中，信托人根据信托契约中的专门授权，可以自行决定将自己的其他财产追加投入到信托运行过程中，由此而增加的财产，在性质上属于信托财产。

（2）对此，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法有明确规定。如美国信托法认为：如果一项信托文件有规定，信托人有权修改这一文件的条款，以增加信托基金；增加的金钱与有价证券均构成信托基金的一部分。

（3）此外，即使在信托契约中没有专门授权，信托人在信托运行过程中，只要与受托人协商一致，也可以将自己的其他财产追加投入到信托运行过程中。由于追加财产系经信托人与受托人协商一致，因此，追加的财产当然也属于信托财产。

⑶ 以日本信托业的发展对我国的信托业有何启示或借鉴

日本引入信托制度之初，也面临信任基础构筑以及投资者保护难题，为此日本对于贷款信托等部分金钱信托采取了附加保障本金补充合同的法律制度，要求信托机构从信托收益中提取相应的准备金，同时还适用于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此类信托产品的风险监管约束，也可达到保障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不过日本并不是所有信托产品都适用于上述规定，除了特定金钱信托产品，其他信托产品是不适用于本金保障的规定。这样投资者就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选择信托产品，信托公司也可以根据不同信托产品制定投资策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刚性兑付作为一个信托公司经营策略，容易导致忽视自身责任承担以及相关监管举措缺位的问题，因而一旦风险问题暴露集中化，信托公司能够使用的应对之策就非常少，损耗投资者信心。就解决信托产品刚性兑付问题而言，信托公司可以采取差异化产品设计，发行保本和非保本信托产品，适应不同投资偏好，而监管部门对于保本信托产品则可以安排更加严格风险监管制度，保障投资者本金安全；而对于非保本信托产品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受托人职责，安排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受益人利益补偿机制，以此实现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普及信托文化和理念，使投资者能够更加充分认识信托产品投资本质。

日本信托业务发展之初，信托业务主要也是发挥融资功能，尤其是以贷款信托为主的信托产品占比非常高。不过，与我国现阶段信托业的状况不同，自40、50年代开始，日本信托业开始执行长期金融功能，这就避免与银行业务同质化以及恶性竞争，同时日本贷款信托法也对贷款信托资金的投向有着明确的规定，起初要求投向钢铁、矿产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而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贷款信托资金则被要求投向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的部门。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还进一步制定了《贷款信托法》，实现了贷款信托商品化，加之门槛不高，获得大量委托人的青睐，也间接起到了普及信托文化的作用，为发掘更大的信托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以贷款信托为代表的融资类信托产品逐步减少，目前贷款信托基本绝迹，逐步被土地信托、有价证券信托等所取代，信托制度的财富管理功能、投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业务融资化与国家经济增长阶段有很大关系，经济增长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融资需求强烈，信托业务融资化特征相对显著，这本身是信托制度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表现。但是，我国信托业务融资化主要在于很多业务都是通道业务，而且很多信托资金投向了国家宏观调控限制的房地产、过剩产能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应该更多发挥信托制度融资优势去支持新兴战略产业，以此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信托融资化问题还在于信托与银行的经营模式近似，同质化严重，虽然信托公司基本选择风险更高的项目运作，但是盈利模式基本也是靠利差，而且各家信托产品同质化严重。目前，我国依然处于相对增长较快的阶段，融资需求依然较为强烈，因为信托业需要进一步优化信托融资功能发挥的路径，实现差异化经营目标。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强信托文化的普及，进一步发掘其他信托业务需求，从而有利于提高信托业收入来源以及未来融资信托业务收缩可能带来的冲击。
面对资管市场开放挑战的日本经验：专业化及规模化
我国信托公司曾经是我国唯一能够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实体进行资产配置的金融机构，然而随着我国金融监管的放松以及资产管理市场逐步的开放，这种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目前，券商、基金子公司、保险公司都可以跨市场进行资产配置，信托业制度红利严重削弱，信托公司经营发展所面临的竞争挑战更大。目前，我国信托公司在通道业务、上市股权质押、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市场已经被分割。
日本信托业也面临着信托市场逐步开放的挑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日本信托业也加快了这样的改革开放步伐，1986年允许外资银行以成立现地法人的形式，经营信托业务。1993年允许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或者是信托合同代理店来参与信托业务，2002年又允许金融机构总公司亲自来从事业务，2004年修订信托业法以后，允许通过新设信托公司或者说新设代理店的形式来从事信托业务。日本信托机构应对之策在于，一方面明确了自身所具有的从事信托业务的专业性，通过聘请或者邀请该领域专家，来提高公司整体专业运营能力。同时，密切跟踪社会经济发展所蕴含的业务机会，及时创新产品服务；综合化服务增强客户粘性，日本信托银行兼营存款业务、证券过户代理、不动产买卖等业务。另一方面，加大规模化经营步伐，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信托业加快了并购步伐，如1999年排名第三的三井信托与排名第六的中央信托合并，2000年4月三菱信托、日本信托和东京三菱银行决定实行联合经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公司发展根本还在于专业化经营，因而我国信托业仍需要加强业务专业性，培育和招聘更多专业人才，深化信托制度的应用空间和范围，加快信托业务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信托公司仍需要加强渠道建设，细化客户管理，通过客户管理系统，细化客户管理策略，分析客户金融服务需求和投资偏好，为客户指定个性化产品推荐和财富管理方案。信托公司需要加强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强各种风险管理工具的应用，诸如评级体系、预警体系等，提高风险管理量化水平，形成良好的风险文化和报告体系。信托公司需要进一步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向社会和市场传递企业经营理念、发展愿景等，增强经营透明性，强化客户的认同感和信任度。同时，信托业也需要通过横向兼并收购和纵向兼并收购，实现综合化、规模化经营，提升综合经营实力。
信托业发展政策扶持的日本经验：制度供给与精心培育
我国政府在引进和促进信托业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然而，面对如何培育和发展信托业，自2001年《信托法》之后才有了明确的思路，不过从当前看，信托业转型发展的相关制度供给和政策依然不充足，而且随着资管市场的加速开放，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解决行业发展方向以及分业监管下的制度协调问题。
日本政府在信托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对于培育信托业非常重视。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断加强有效的信托制度供给，从最初的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到后来的贷款信托法、资产流动化法，再到信托法和信托业法的再修订。信托业务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在大陆法系下需要依照基本的法律制度进行操作，日本信托制度继承了英美信托制度，又有本土化，具有较大先进性。同时，日本又根据信托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制定各类业务特定法律制度，推动信托业的商品化和快速发展。为了适应新时期信托业务的大发展，2004年日本开始着手修订新的信托制度，这赋予日本信托公司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保证信托机构与银行、保险等新进入竞争者保持相同的监管要求，维护行业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而且，日本信托业法律制度与其他不动产、税法等都有很好的衔接，解决了大陆法系下信托业务发展的不兼容问题，有效促进了日本信托业务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二战后以及信托市场开放关键时期也给予了日本信托业很大的政策支持。二战以后由于战争造成的灾难，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资产大量流失，信托公司经营也曾一度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日本政府通过让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业务，成功地打破这了一僵局，日本信托业从此进入了兼营阶段。1953年日本又对信托业确定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并提出了长期金融和短期金融分离的方针，要求信托银行发挥长期金融职能，以信托业务为主，而原来兼营信托业务的银行相继不再经营信托业务，这样，日本的信托业务主要集中到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东洋、日本和中央等7家信托银行手中。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政府的作用却是无法替代，而政府对于信托制度的供给和发展路径设计，也决定了这个信托业发展速度和成熟度。我国缺少“信托业法”，信托公司的合法权益缺乏必要的保障依据，尤其是在资管市场加速开放的当下，由于缺乏顶层设计，信托公司与其他从事类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虽然我国2001年颁布《信托法》，然而信托财产独立性和产权归属问题、信托财产公示问题等还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信托立法过程中存在很多概念模糊、条文不清的地方，这对于信托业务实际操作形成较大制约。因而我国应该加快建立和完善信托行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合理的信托行业制度供给引导其健康发展，为信托行业提供更大创新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可在税收、信托公司异地部门建设、业务创新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和支持，帮助信托公司渡过行业转型发展困难时期。

⑷ 信托3+2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指信托期限，是5年期，但满3年可以提前结束。

⑸ 日本现在对信托业的监管

日本采取的是统一化的信托监管模式,我们从信托法律网(TrustLaws.Net)获知,日本的信托银行由金融厅负责监管,主要由监管局执行,具体落实在银行二部.

理解日本的信托监管要从研究日本的信托机构变迁开始,并注意<兼营法>和<银行法>在信托监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⑹ 各国公司法发展情况

一．美国的公司立法
1．美国各州的公司法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有关公司的立法属于各州的权限范围，所以各州各自分别立法，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公司法，而没有联邦统一的公司法。美国的公司法以成文法为主，成文法又以州法为主。当然，美国各州以及联邦法院在解释成文法的过程中，又分别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形成了各州及联邦法院的"案例法"。
现在美国各州有关公司的立法虽然不完全统一，但差别不是很大。由于特拉华州公司法（Delaware Corporate Law）规定比较灵活，设立程序简单方便，很多州外的公司以及外国的公司往往选用该州的公司法登记注册。据统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1/3以上是在特拉华州注册的，所以该州享有美国的"公司天堂"的美誉，其立法机构和最高法院也就成为了美国现代公司法的主要来源和权威。现在，纽约州的最高法院和州公司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2．联邦公司成文法
美国联邦没有统一的公司法，而只是由国会通过的有关公司的成文法，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反托拉斯法和反不公平竞争法。托拉斯（trust）原意是指信托，通俗地说，信托就是将财产交给别人代管。19世纪末，信托被一些大财团用来作为实行垄断的工具。例如，1879年，洛克非勒成立的"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公司，为了挤垮竞争对手，用各种手段把美国90%的炼油实施集中于一个由9个受托人组成的信托，形成了美国石油工业的托拉斯。各种大企业联合的托拉斯，由于其形成的市场势力和采用的竞争手段，一方面侵害了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残酷无情地挤垮了大量同业中的中小企业。对此，以美国西部的农民为中心，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托拉斯运动。迫于公众压力，美国国会接受了参议员谢尔曼的提案，l890年制定了《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所谓的《谢尔曼法》，并于1903年在司法部内设立了独立的反托拉斯司。但由于该法规定的模糊性，政府和法院的消极态度，使《谢尔曼法》在初期的适用成为一纸空文，美国许多大工业托拉斯实际上正是在该法颁布以后发展起来的。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为了弥补《谢尔曼法》的缺陷，1914年又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明确并增加了反托拉斯的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则规定了不正当竞争为非法，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来执行反托拉斯法。这两项法律通过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二十年代经济一度的繁荣，反托拉斯法在当时并未得到执行，一直到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时，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促进垄断和管理经济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之后，政府才转变态度，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托拉斯运动。
二是证券发行和交易法。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造成许多公司和金融机构倒闭，导致美国金融和证券市场陷入混乱。为了整顿股票市场，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

3．示范商业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为了使各州相同对象的立法能够统一，美国的一些法律机构拟订了相关方面的示范法供各州议会参考。如果有若干州采用，就改为统一法，如统一商法典、统一合伙法等。美国全国律师委员会1950年起草，并于1984年修订了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下称《示范公司法》），它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对各州《公司法》的制定影响很大。
二．英国的公司法
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国家，也是股份公司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股份公司的典型代表。英国的公司法主要采取了成文法的形式，同时辅之以判例原则。英国最早的公司立法可以追溯到1835年颁布的《贸易公司法）（The Trading companies Act of 1835）；1844年英国颁布了《合股公司法｝（The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 1844）；1855年为了刺激私人投资，制定了《有限责任法》（The Limited Liability Act 1855）。1862年英国又制定了新《公司法》（The company Act），1908年制定了统一的《公司法）。英国的公司法经常修改，新公司法通过后，原有的公司法就失效了。英国最有影响的是1948年颁布的《公司法》，1961年、1967年、1970年、1976年和1980年分别通过了对1948年公司法的修正案，1989年又对公司法作了最新的修改。
此外，1963年颁布的《股份转让法》、1958年通过的《防止欺诈（投资）法）、1949年颁布的《公司清理规则》以及其他法律中有关公司的规定。1890年通过的《合伙法》和 1907年通过的《有限合伙法》主要是调整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即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调整的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
英国公司法的特点之一是英国公司法主要调整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调整的范围较广泛包括证券及破产等内容；特点之二是比较灵活、自由。英国的公司法没有规定公司资本的最低限额，没有规定法定公积金制度等；特点之三是具有多边性，公司法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断修改，特别是现在进一步修改而与欧盟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制度相统一。
三．法国的公司法
法国1807年的商法典第一编第三章设有关于公司的规定，其中分为人的公司和物的公司。后者因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作了较多的修改，并颁布了单行法作为补充。最重要的是1866年公司立法，对股份有限公司的法规大幅修改。1966年戴高乐执政时，法国从新制定了一部全面规定各种公司形式的完整的、统一的公司法，即《商事公司法》。
四．德国的公司法
德国是民商分立制的国家，关于商事组织的规范分别集中《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中。民法中调整的是社团和合伙的标准模式；商法中调整的是民事合伙的变体，即普通商事合伙（无限公司）、有限合伙（两合公司）、隐名合伙（隐名公司）、股份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继1892年德国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单行法后，商法典中的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的内容也从商法中分离出来，颁布了《股份及股份两合公司法》（下称《股份公司法》）。
五．日本的公司法
在企业组织形式上，日本主要是公司制。公司主要有四种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日本称股份有限公司为株式会社，把有限责任公司称为有限会社。关于公司的组织和活动的法律规范最重要的《商法》第2编。战后，日本受美国的影响，对商法公司篇及有限公司法作了多次修改。但是日本既没有像法国那样将公司法从商法分离出来，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将股份法从商法中分离出来，而拘泥于商法的体系与条文，所以商法公司篇的条数和内容都比较凌乱。此外，日本还公布实施了《有限公司法》、《商法特例法》、《商业登记法》、《附担保公司债信托法》、《公司更生法》等。
六．我国的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于1994年7月1日正式施行。这标志我国企业立法体系打破旧体制下按所有制和行业立法的传统模式，注重市场经济发展中所有制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借鉴国际规范，建立起按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法律形态立法的新体系。
《公司法》共有十一章230条条文，分别是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第三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第五章公司债券，第六章公司财务、会计，第七章公司合并、分立，第八章公司破产、解散和清算，第九章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第十章法律责任，第十一章附则。在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分别规范，实际上其中较多条款是重复的。本教材中没有分开讨论两种公司的形式。
《公司法》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产权界定，强调公司经营自主，企业摆脱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国家只对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督。该法还明确规定公司内部建立责任、权力分明的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机制，即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这种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另外还有关于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司解散和结算等规定。其中也有根据我国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而制定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公司法》的部分条款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1999年12月25日召开的九届人大十三次会议对《公司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仅是局部微调。这次修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增加了国有独资公司设立监事会的规定；增加了支持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近来，《公司法》的进一步修改正在酝酿之中。

⑺ 试述信托的基本法观念

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

1、民事信托。我国的江平教授和日本的中野正俊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发展中国民事信托的构想。与《信托法》（如第三条）确立的“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模式有所不同，江平教授提出了“民事信托（含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制度架构，他认为我国的民事信托应相当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 ]，而营业信托只是以经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一种民事信托。这无疑是对信托制度本源和社会基础的回归——民间财产转移与管理，对于满足民众迅速增长的理财需求和从根本上推动信托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日本无民事信托”的观念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中野正俊教授在总结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实际上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在性质上仅仅作为判例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这不仅是对日本信托理论和观念的触动，也对我国民事信托的认识和发展极具启示。难道我国当前的民事信托活动就仅限于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初级形式吗？目前，学界对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满信心。随着信托思想的普及和信托制度的健全，越来越富裕的国人必定会逐渐认识并充分运用民事信托的财产保护和增值功能。由此，受托人在“职业受托” 的基础上也会产生“非职业受托”，不断积聚的公民生活资料会更高效地转化为生产资料。不论这样的民事信托是否还保有在英国起源时的“原汁原味”，但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动作用将是非常可观的。

2、公益信托。我国当前各方面的公益需求非常巨大，但公益事业主要以基金会的形式出现。江平教授认为，目前基金会的设立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且程序较繁琐，与公益信托相比虽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却没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学界普遍呼吁，积极引入灵活、便捷的公益信托，以扭转我国公益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但是，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之下，发展公益信托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一是动力不足，即各项鼓励措施（如税收等）还未出台，影响了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的积极性；二是机制不健全，即由于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还未真正明确到位，公益信托的受托人资格难以核定，有效管理无法落实。值得期待的是，有关部门已将公益信托列入议事日程，相信不久将在我国的公益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政部门等相关国家机关应积极推动公益信托的开展，鼓励和保障社会捐助，实现信托业和公益事业的“双赢”效应。

3、信托法学说。目前，学界的目光多集中于信托制度的冲突与协调，对信托理论学说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滞后。中野正俊教授基于当前信托和信托法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日本信托法学界已有的“债权说”、“物权说”、“实质性法主体说”和“相对性权利转移说”之外，提出了颇具创意的“限制性权利转移说”，即认为信托财产并未完整地转移财产权，而是根据信托目的限制性地转移财产权。[ ]该学说对信托目的的重视值得赞赏，在当前的信托理论与实务中均具有相当的解释力。韩国的洪裕硕教授在全面分析日本信托法理论各流派的基础上，赞成把信托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之后再展开解释的“新债权说”。一直以来，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深刻地影响着亚洲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信托立法和司法，我国信托法学界至今没有影响较大的理论学说，因此借鉴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既必要又可行。同时，信托法学界应加强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信托理论交流，并紧密结合信托实务操作和信托发展动向，及早提出我国自己的信托法学说。随着我国信托法制的进一步发展，民商法与信托法之间的冲突将会越来越突出，法学界可以考虑将信托法学提升为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针对其独特性展开全方位研究。

4、信托观念。虽然信托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但国人对信托的认识却相当滞后。我国本身没有信托传统，而“一物两权”的英美式信托与大陆法系国家“一物一权”的传统所有权概念和法律体系相去甚远，加之当前转轨过程中市场信用机制严重缺乏，使得信托制度在我国的继受和发展面临诸多困扰。江平教授认为，信托的观念与运用在我国长期处于误解和歧义之中。洪裕硕教授也坦言，信托在大陆法系的中国和韩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的确，由于人们对信托的普遍陌生和信托公司屡屡被整顿，社会上对信托的质疑与排挤在长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解，这对于信托观念的培育和普及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根源，仍旧是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法律不健全和信誉严重缺失是制约我国发展信托制度和普及信托观念的系统性障碍。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日趋发达，国民理财的需求与人们对信托的认识将会同步增长，尤其在信托理论和立法的不断推动下，信托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必将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接受。

⑻ 信托型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关系及责任

尽管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特征与信托关系基本相同，但是毕竟只是根据信托原理设计，因而不能将其等同于信托，特别是在法律关系主体方面，虽然它遵循了信托关系主体架构，但是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信托关系中仅有三个当事人，而是由四个当事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受益人）构成委托、受托、受益三方法律关系。在这一特征下，弄清四人三方关系，对于确定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他们的法律责任至关重要，而这一点恰恰是理论界争论不清、立法上尚未给出清晰结论的问题。(千金难买牛回头 我不需再犹豫)

从投资基金主体之间的关系来讲，基金份额持有人是委托人，这一点已为两大法系的信托理论所认同，但是在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两大法系信托理论存在着不同看法，而且同一法系内部也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分离论。此为大陆法系国家较为流行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投资基金中存在着二元结构，认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并不处在同一层次，因此需要将两者的功能进行分离。该理论又分为自益信托型分离论和他益信托型分离论。前者以德国学者为代表，认为投资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与经理人（基金管理人）之间存在第一层信托关系，经理人与托管人之间存在第二层信托关系。依此结构，投资人集委托人和受益人为一身，此为自益信托型分离；后者以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为代表，认为投资人虽为委托人，但仅是名义上的委托人，而实际委托人则是经理人，托管人为经理人的受托人，投资人为受益人，这一结构中实际委托人与受益人不是同一个人，此为他益信托型分离。

分离论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英美信托理论的移植。根据英美法关于信托的双重财产说，受托人拥有信托财产普通法上的所有权，这是判断基金管理人是否是受托人的根本标准。虽然基金管理人对信托财产拥有巨大的管理处分权利，但是毫无疑问，事实上是基金托管人而不是基金管理人拥有信托财产法律上所有权。正因为如此，不论分离论将投资基金的信托关系作几层分解，但其最终的或法律上的受托人仍然归结为基金托管人。在这一点上它与英美法上确定受托人的标准是一致的。

被动信托论。英美法根据受托人是否负有积极行为义务，将信托分为被动信托和主动信托两类。所谓被动信托是指受托人虽为信托财产名义所有人，但对信托财产并不负有积极行为的义务。该理论认为，在投资基金关系中，托管人名为受托人，实质上不负责基金的实际经营，而是接受管理人的指示对基金财产加以运用和处置。英美国家之所以对被动信托予以承认，旨在使人们对信托的利用更加灵活，以达到使自己和他人获益的目的。

虽然被动信托起源于英美法，但英美法却认为单位信托是主动信托而非被动信托。根据英国《1991年金融服务条例》，基金受托人有责任监基金督管理人行为与该条例、信托器乐、计划细节是否一致；对于基金管理人违反信托的指令，基金受托人有权拒绝。

用被动信托理论解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法律地位，主要为日本一些学者的观点，但并未被日本法所采用。日本信托法第一条规定的信托要件是：须将财产的管理、处分转移于他方，不允许受托人消极管理。实际上不仅日本法有此规定，而且美国《信托法重述（第二版）》第16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受托人一旦接受信托，即对受益人负有管理信托的义务。正因为如此，被动信托能否应用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

共同受托人说。该学说认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是委托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共同受托人。我国许多学者持此观点。

倒分离论。这种理论与分离论的分层结构相似，但是层次却相反，因此笔者将其称为倒分离论。该理论认为基金托管人是受托人（第一受托人），同时基金托管人又作为委托人，将基金财产委托给基金管理人（第二受托人）进行投资运作。

独立被信任说。该学说认为，基金管理人既非作为委托人的被信任者，亦非作为受托人的被信任者，而是一种独立的被信任者。

对于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的界定，我国立法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向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在信托制基金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决定其相互权利义务、责任承担直至整个信托制基金的构造。”基于此考虑，立法机关这个问题持慎重态度。由于对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的定位，即由谁来履行受托职责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法在起草和审议过程中确定了四项原则：一是考虑在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基础上切合国情，尽量减少法律重新定位给基金运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考虑和信托法、合同法等法律之间的协调与衔接，避免相互矛盾和冲突；三是在现行信托制基金运作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分别独立承担相应职责，即基金管理人依法承担管理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人依法承担保管基金财产并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等；四是避免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过错造成基金资产损失时承担连带责任。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最后通过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对投资基金当事人法律关系作出了有别于英美法和大陆法信托理论的特别界定。根据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相关条款的分析，笔者认为，该法对投资基金当事人法律关系的界定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时界定为受托人，但并未区分是独立受托人还是共同受托人，或是有层次区别的受托人。《证券投资基金法》第3条关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履行受托职责。”的表述即反映了这一特点。

二是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既非共同受托人，又非独立受托人，而是兼有两者特征的特殊受托人。我国《信托法》第31条规定：“同一信托的受托人有两个以上的，为共同受托人”；第32条规定：“共同受托人之一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他受托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按照《信托法》31条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该是共同受托人，因为他们是对同一基金财产进行受托管理。但《证券投资基金法》第83条关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违反本法规定或者基金合同约定，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分别对各自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因共同行为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前一种情形与《信托法》第32条规定的连带责任制度不符，因而很难认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共同受托人；而后一种情形则符合《信托法》第31、32条的特征，在这种情形下，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似乎又是共同受托人。

三是，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委托人的关系。《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9条第5款规定，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从该款规定看，基金托管人是基金管理人的受托人。但29条第10款又规定，基金托管人有权监督基金管理人的运作。从这一款规定看，基金管理人又是基金托管人的受托人。同时，《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4、35条又分别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两者任何一方的职责终止时，另一方均有权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财产进行审计。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9条的规定，并结合第24、35条综合考虑，笔者认为我国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是在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委托下的互为委托的关系。

⑼ 设立信托的条件有哪些，设立信托的形式是什么

北京遗产继承栏目关注：遗嘱信托成立的要件是什么遗嘱执行人有哪些哪些人可以做遗嘱执行人
一、设立信托的条件有哪些
设立信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各国信托法对设立信托的要求基本相同。英美学者将设立信托的三个基本条件概括为三个确定性，即委托人意图的确定性、信托标的物的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确定性。
设立信托的首要条件是，委托人必须有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委托人作出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各国信托均未规定必须采用某种特定形式。委托人的意思表示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甚至可以是足以表明委托人意愿的行为。但是，对委托人设立一些特殊的意思表示，各国法律都规定了形式要件，例如，依照日本有关法律规定，委托人设立附担保公司债信托、贷款信托和证券投资信托等，需要经主管机关批准，因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英国法律规定，委托人设立涉及土地权益的信托，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设立信托对信托财产的要求体现在两方面，即信托财产的确定性和合法性。信托财产的合法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委托人用于设立信托的财产应当是合法取得并占有的财产。委托人对此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委托人以采取盗窃、抢劫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财产设立信托，应属无效。
第二、设立信托的财产应当是可以作为信托财产的财产或财产权，不能是身份权、名誉权、姓名权等人身权。
第三、用于设立信托的财产不得是法律禁止委托人处分的财产，如委托人及其家庭生活必需品等不能强制执行的财产。
第四、用于设立信托的财产必须是法律允许自由流通的财产。
受益人是信托的受益对象，是享有信托利益的人，委托人设立信托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一项信托必须要有受益人，没有受益人，一方面，受托人不知道谁是信托的受益对象，不知向谁履行义务，信托无法实施；另一方面，受托人不实施信托时，也没有人能够要求强制实施信托。当然公益信托除外。
二、设立信托的形式是什么
以何种形式设立信托，除我国以外，各国信托法均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就是说，委托人设立信托，原则上不需要采取书面形式；但是设立一些特殊的信托或者以特殊财产设立信托，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对于设立信托的形式，英美信托法没有具体规定，并不要求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理论上说，委托人可以通过遗嘱、契据、合同（包括口头合同和书面合同）、行为等方式设立信托，甚至委托人的一句话、一个便条、一个行为，都可以有效的设立一项信托。不过实际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当事人都是以书面形式设立信托。
大陆法系信托法普遍承认以合同（包括书面合同、口头合同）、遗嘱等形式设立信托。日本、韩国信托法虽不承认委托人以行为设立信托，但也未限定信托合同采取书面形式。不过，有关法律对设立特定的信托的形式施加了一定的限制性要求。例如，以依法应当办理登记、注册的财产设立信托的，以及设立特定的商事信托和公益信托的，都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惟有我国信托法对设立信托采取要式主义。我国《信托法》第八条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信托合同、遗嘱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等。就是将信托合同规定为一种绝对要式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