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信托业

1. 近代历史上都发生了哪些金融

概述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
中国金融业的起点可追溯到公元前 256 年以前周代出现的办理 赊贷业务的机构，《周礼》称之为“泉府”。南齐时(479～502)出现了以 收取实物作抵押进行放款的机构“质库”，即后来的当铺，当时由寺院 经营，至唐代改由贵族垄断，宋代时出现了民营质库。明朝末期钱庄 （北方称银号）曾是金融业的主体，后来又陆续出现了票号、官银钱 号等其他金融机构。 中国明朝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比较缓慢，其中出现的各 大商帮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出现的著名的有徽、晋、 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 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 年，最后却在清末民 国时期，被宁波帮后来居上、取而代之。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 地位：它绵延繁荣达500 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 日本、蒙古等国；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 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 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 粮中盐的开中法，山西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 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 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 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 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 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 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 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 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 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 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 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 不久彻底衰败。明中期至清中叶，徽州商帮称雄华夏商界三百余载， 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是时，黄山白岳间十室九商，巨商显宦迭出， 自然美景、人文情态、商业经济交相辉映，盛极一时。接下来，清末 社会动荡、朝廷政策变更、资本主义兴起，然而徽商们由于自身原因 未能及时实施经营转型，没有搭乘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航船，无 可挽回地从巅峰摔到谷底，徽州随之顿陷窘境。龙游商帮是指以浙江 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代中叶， 以经营珠宝业、贩书业、纸张业著名。明万历年间(1573—1602)，它 于徽商、晋商以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中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 游”之谚。它以一府一县之地为基础，聚集了大量资金，而成为中国 十大商帮之一，至清代逐渐为宁绍商帮所替代。 毫无疑问，中国的商帮不仅对中国经济起到促进的作用，而在发 展过程中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一种开发的能力，工具的使用的确促进中 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现代银行在中国出现较晚。鸦片战争以后， 外国银行开始进入中国，最早的是英国丽如银行(1845)。随后又相继 设立了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 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 行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银行是1897 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中国的银行业开始 有较快的发展，银行逐步成为金融业的主体，钱庄、票号等相应退居 次要地位，并逐步衰落。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与民族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发展互为推进的。这表明了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的紧密联 系，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中国在清朝的时候山西晋商虽然构 建起过覆盖国内诸多省份金融体系，但这一金融体系的功能主要局限 在存取、承兑方面，没有多少投资因素在内，还不能看作是金融市场 的出现。而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发展真正开启了中国 金融市场发展的大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融业始创于革命根据地。最早的金融机构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地的农村信用 合作社，以及1926 年12 月在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区由农民协会创办的 柴山洲特区第一农民银行。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各革命根据地纷纷 建立起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银行。1948 年12 月1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 北石家庄市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银 行逐步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政府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银行，并对 私营金融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 国家银行体系。同时，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动和组织农民建立了 大批集体性质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并使它们发挥了国家银行在农村基 层机构的作用。高度集中的“大一统”国家银行体系与众多的农村信用 合作社相结合是50～70 年代中国金融业的最显著特点。 从 1979 年起，中国开始对金融业进行体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 摆脱了具体的工商信贷业务，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国家专业银 行逐一成立；保险公司重新成立并大力发展国内外业务；股份制综合 性银行和地区性银行开始建立；信托投资机构大量发展；租赁公司、 财务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合作银行、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资 信评估公司、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形 成一个以专业银行为主体，中央银行为核心，各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 机构并存的现代金融体系。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的金融工具开发出来，世界性 的金融中心出现，都极大的促进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在中央政 府提出建设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创业板的开设，股指期货的推 出，都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长远健康的发展，利于资本市场的流通融 通。

2. 历史上是否有成大器

上海的大佬中没有成大器这一号人物，当然有人说他的原型是杜月笙

3. 我有个历史的问题：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发展是怎样的谁有视频或者记录片推荐

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1840～1945 内容简介本书采用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梳理近代中国105年的经济、金融发展历史，回顾近代中国金融发展走过的路径；分析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近代中国百年金融结构变迁的方向、内在动力和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1840～1945 本书目录导论 问题的提出 基本概念的界定 本书研究的重点、难点、观点 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本书的缺憾与不足 第1章 鸦片战争前金融发展的概况（1730年～1830年） 1.1 传统金融业出现创新，账局与票号诞生 1.2 外商将公司和财产保险业植入中国，新式保险业产生 1.3 鸦片战争前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特征 小结 第2章 鸦片战争时期传统金融业的发展与新式银行业产生（1840年～1860年） 2.1 传统银行业继续发展，外商将新式银行传入中国 2.2 外商在华股份经济继续发展，公债出现 2.3 战乱引发金融危机，传统金融业受到冲击 2.4 鸦片战争时期金融发展的特点及影响 小结 第3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金融发展（1861年～1895年） 3.1 外资新式银行和民族传统银行快速发展，钱庄向传统银行演化 3.2 保险业出现创新，外商寿险和华商财险业产生 3.3 华商股票开始发行和流通，二元证券市场初步形成 3.4 外商将商业信托及信托公司传入中国 3.5 19世纪60～90年代中国金融发展的作用及相对滞后性 3.6 洋务运动期间金融发展的特征 小结 第4章 清末政府推动下的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建设的开始（1896年～1911年） 4.1 民族新式银行创设，银行监管制度建设迈出第一步 4.2 华商寿险业产生，保险立法启动 4.3 外商证券交易所设立，证券立法开始 4.4 外商信托业结构发生变化，美商信托公司进入中 …… 第5章 民国初期政府引导下的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建设的推进（1912～1928年） 第6章 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干预下的金融发展与垄断金融制度的形成（1928～1937年） 第7章 抗战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演变与垄断金融制度的加强（1937～1945年） 第8章 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走向及启示 参考文献近代中国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1840～1945 作者介绍孙建华，男，1966年生，广西百色人。1984-1988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8-1991年就读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2001年为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系讲师、副教授，1997年在武汉大学管理学院投资系进修。2001-2005年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教学和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史，在《理论前沿》、《抗日战争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海南金融》、《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三十篇。现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4. 中国信托业发展历史有哪些

中国的信托业始于20世纪初的上海。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专业信托投资机构——中国通商信托公司，1935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信托总局。新中国建立至1979年以前，金融信托因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信托没有能得到发展。

1979年10月，国内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此后，从中央银行到各专业银行及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纷纷办起各种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到1988年达到最高峰时共有1000多家，总资产达到6000多亿，占到当时金融总资产的10%。

我国信托业发展的几起几落有其客观原因：

诞生时缺乏基础，一是缺乏一定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基础。“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是信托的基本功能，因此信托生存的首要条件是有“财”可理。建国以来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工资、低收入的政策，民间基本上无可理之财。二是缺乏健全的社会信用基础。

信托“以信任为基础”，信任关系的确立和稳定是信托赖以生存的土壤。我国社会信用关系尚缺乏刚性，信用链条十分脆弱，契约意识较差；总体而言，信用基础仍十分薄弱，制度建设滞后，不完备。

直到200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正式施行，我国的信托制度才初步确立。在此之前没有一部专门的信托法，也无其他明确信托关系的法律规范。这使信托机构的活动长期缺乏权威的基本准则，令信托业的发展陷入歧途。这些年来，信托公司主要从事银行存贷业务、证券业务和实业投资业务，没有集中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主业上来。

5. 中国近代经济有那些事件(1900-1940)

（一）清末社会经济状况1。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扩大
各国对华进行资本输出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但规模不大，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航运业、银行业、船舶修造业以及一些出口产品的加工业等方面。当时各国对华资本输出，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在华外国银行业的业务也局限在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汇兑方面。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各国为把中国变成它们各自独占的市场，对华资本输出大量增加，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清政府的借款。从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共向各国借款120，382.5 万库平银两，实收借款66，053.596万库平银两①，主要用于战争赔款、铁路、军械、财政支出等方面。这些借款不但条件苛刻，利息高，折扣大，而且大都以中国的关税、盐税及内地税为抵押，而这些又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
第二，对铁路和工矿业的投资。在铁路方面，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 年），清政府举借用于铁路修建的外债共计2.8 亿两白银。列强通过这些借款取得了中国铁路的建筑权、经营权、收益分配权等。至清宣统三年，中国修建铁路9，618 多公里，但自主铁路只有665.2公里，仅占6.9％，帝国主义经营、控制下的铁路达8，800 多公里，占91.5％②。当时中国绝大部分铁路为帝国主义所占有，如中东铁路、胶济铁路、滇越铁路等。在工矿业方面，帝国主义增加投资也很快，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 年），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重要厂矿约136 家，资本1 亿多美元，几乎为此前50 年各国在华工矿业投资的13 倍③。
第三，帝国主义的银行成为控制中国金融的中枢。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有8 家，16 个分支机构，而在清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 家银行，85 个分支机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的作用也有新的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指挥、执行机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借款、投资、储蓄、贸易等经济活动，大都通过银行来进行。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银行，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资本，控制着中国的财政金融。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在帝国主义国家扩大对华资本输出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也加紧了对华商品输出和对中国贸易的控制。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净进口货值为171697 千海关两，净出口货值为143 293 千海关两，入超28404千海关两。到清宣统二年（1900 年），上述三个数字分别为211070 千海关 两，158997 千海关两52074 千海关两①。进口货值、入超额都增加很大。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为外商所控制，民国二年中国外贸总额为9.7 亿海关两，其中90％都操纵在外商手中②。
2。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分解.在中国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和冲击，从19 世纪70 年代以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
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和冲击下，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在发展，农业进一步卷入到商品经济中来。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加强了对中国农业产品的掠夺，农产品的出口迅速增加，从而引起了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在农产品输出方面，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输出值为280 多万元，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为2800 多万元，清宣统二年（1910 年）达8900 多万元②。茶叶、生丝、棉花等出口量增加都很大。另外，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近代工商业、交通业等的兴起，对农产品的需要也在增加，从而刺激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在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中，粮食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提高很大，粮食的流通规模、范围都有较大扩展，长沙、武汉、芜湖等地成为著名的粮食集散中心。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冲击，一方面使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应该看到，上述过程随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特别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而得到加快。由于中国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在外国侵略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因此，旧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发展并不相应地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主要地是小农经济产品的商品化。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压迫下，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农民带来生活的幸福，广大农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农村经济的发展非常缓慢。
3。中国近代经济的兴起.
最早在中国出现的近代机器工业，是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商经办的船舶修造企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从60 年代开始，清政府的一些官僚掀起了洋务运动，先后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民用工业，较著名的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等。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是中国自己开办的最早的机器工业。从70 年代开始，民营资本企业也开始出现，主要集中在缫丝业、绵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业和印刷业等行业，较著名的企业有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朱鸿度创办的裕源纱厂、徐润创办的同文书局、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纱厂、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孙多森创办的阜丰面粉厂等等。据统计，从清咸丰八年（1858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 年），中国共设立资本在1 万元以上的民用工矿企业共953 家，创设资本额共20380.5 万元①。中国早期民营工业无论规模、资本、技术设备等都还非常小，十分薄弱。从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来看，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由手工工场经过产业革命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道路不同，中国最初的近代工业是直接由外国机器工业引进移植而来的。
中国新式交通运输业，最初大多是由政府创办经营的。在铁路修筑方面，清政府于光绪七年（1881 年）完成从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的修建，后来这条铁路先后分别延长到天津和山海关外。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在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主持下，分别建成台北至基隆的铁路、台北至新竹的铁路。到清宣统三年，中国铁路里程有9618 公里，其中中国自主铁路665 公里，占6.9％，大部分铁路为外国控制。在轮船航运业方面，中国轮船航运业最早由外国轮船公司完全垄断，到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轮船招商局成立，中国才有了自己的轮船航运业。在辛亥革命前，轮船招商局一直是中国自办的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此外，南通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烟台的政记轮船公司、上海的宁绍轮船公司等也是著名的民族航运企业。民族航运业的兴起，在中国航运业中，其作用逐渐显露出来。
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户部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该行订有章程，规定其营业项目为："专作收存出放款项，买卖荒金荒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折收未满限期期票及代人收存紧要物件"①；并有铸造货币、发行纸币等权利。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这一年，清政府采用官商合办形式，在北京创办了交通银行，该行经营范围除了经办交通、邮政、电讯等方面的金融业务外，还参与普通的存、放款及汇兑、贴现、生金银买卖等业务。此外，各省地方政府还设立了一批官银钱局号，它们采用官督商办形式，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发行地方纸币。在中国自办银行中，私人创办的银行也已出现，如上海的信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镇江的信义银行、杭州的浙江铁路兴业银行等等。到清宣统三年，中国自办的银行达30 家左右。
（二）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 南京临时政府是在炮火中诞生的，自其成立后，财政困难威胁着政权的生存。为解决财政困难，临时政府采取了许多办法，如发行公债、发行军用钞票、向外国借款、向私人借款等等，但这些办法效果甚微，财政危机远未解除。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加剧了南京临政府政治、军事的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很快为北京政府所取代。
（三）北京政府时期的社会经济 1。北京政府的财政和金融①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北京政府成立后，就建立了中央、地方财政机构。在中央，民国元年五 月在清政府度支部的基础上，设立了财政部筹备处，下设会计、赋税、财务3 个司，不久又增加公债、库藏2 个司。民国三年（1914 年），修正财政部组织，确定财政部内设一厅四司，即总务厅、赋税司、会计司、泉币司、库藏司，后又增设税务处、盐务署。这样，初步建立起了北京政府的中央财政组织机构。在地方，北京政府于中华民国元年提出在各省成立国税司，次年各省相继成立国税司，不久又改名为财政厅，地方财政机构基本建立。为加强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民国三年六月，袁世凯颁布《财政厅办事权限条例》，规定各省的财政厅长由大总统任命，财政厅直隶于中央财政部。但由于许多地方为地方军阀所盘踞，他们拥兵一方，各自为政，中央实难控制，故北京政府难以建立起统一的财政体制。在北京政府时期，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或资产阶级人物曾担任过财政总长，如熊希龄、周学熙、梁士诒、陈锦涛、李思浩等人，他们都曾提出过一些近代理财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所采纳。
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举借内外债。
税收是主要财政收入，包括关税、常关税、盐税、田赋、厘金、统捐、工商税、各种杂捐等，其中以关税、常关税、盐税、田赋为主。关税包括进口税、出口税、过境税等。田赋收入，清代以来田赋征收混乱，北京政府曾两次清丈土地，以图整顿田赋，但收效甚微。民国八年以后，田赋收入多为地方截留。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家税收初期尚能保证，后来各省截留逐渐增多，国税收入日减，中央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
举借内外债是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另一主要来源。从民国元年至十六年（1927 年），北京政府共举借外债387 项，借款额为12 亿多银元，实收9.2亿多银元③。比较重要的外债有善后借款、铁路借款、西原借款、工矿借款等等。这个时期，内债的发行也是惊人的，从民国元年至十五年，北京政府共发行内债27 种，实际发行额共为6.12 亿元。此外，还有国库证券、盐余借款、国内银行短期借款、银行垫款，至民国十四年底止，这四项借款合计共 据估计，北京政府财政收入每年约在4 至5 亿元之间。
北京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军费、偿付内外债、政务费、教育费等几类。②金融业的发展北京政府时期，金融业发展较快。
在国家银行方面，确立了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两大支柱银行。民国元年四月，北京政府决定以原大清银行为基础，在北京设立中国银行筹备处。八月，中国银行筹备处正式开业。次年四月，北京政府颁布《中国银行则例》，规定中国银行为官商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6000 万银元，计分60 万股，其中政府认垫30 万股，其余由民间认购。规定中国银行营业范围为：国库证券、商业确实期票及汇票之贴现或买入；办理汇兑及发行期票；买卖生金银及外币；经营各种存款，代管证券、票据及其他一切贵重物件；代素有交易之银行、公司、商号及个人收取各种票据之款额；以金银货及生金银为抵押之借款等。还规定其具有经理国库券及募集或偿还公债事务、代理发行国家货币之责。故中国银行是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初时实际资本不足300 万元，到中华民国九年时增为1229 万元，其中官股为500万元，私股中以江浙财阀拥有较多。民国三年（1914 年），北京政府颁布修改的《交通银行则例》，规定交通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由500万两扩大为1000 万两，分为10 万股，其中官股占四成。规定交通银行除具有一般银行的经营业务外，还具有掌管特别会计之金库、受政府之委托分理金库、专理外款及承办其他事项等职权。故交通银行具有国家银行性质，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控制下的又一家中央银行。中国、交通银行的存款在这时期增加很快，民国二年至十一年（1922 年），中国银行存款由1800 万元增加到1.87 亿元，交通银行存款由3442 万元增至7115 万元。
除中国、交通两行外，北京政府还在北京成立了殖边银行、劝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新华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后迁上海），在上海设立了兴华汇业银行，在成都设立了中国惠工银行等。这些银行专业性强，资金大部分靠发行股票，具有官商合营性质，但实权操在掌握主要股金的军阀、官僚、商人之手。
除国家银行外，各省地方银行纷纷设立。各省银行主要由清政府设立的各省官银号改组而成，如广东省银行、江苏银行、山西省银行、富滇银行、浙江地方银行、湖北省银行、陕西省银行、河北省银行、河南省银行、四川地方银行、湖南省银行、广西银行、江西民国银行、福建东南银行等。这些银行资本主要由地方当局从地方金库中调拨，基本为官股官办，大多数对地方金融实行垄断。
在这时期，私营银行业发展也较快。辛亥革命前，中国有银行30 多家，但纯粹私营的很少。辛亥革命后，私营银行发展迅速，仅民国三年至十年期间，全国新开设的私营银行有96 家，其中"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和"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成为颇具实力的银行。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各地还出现了银行同业组织银行公会。民国六年（1917 年），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由私营银行组织的银行公会。此后，上海、汉口、天津、苏州、杭州、哈尔滨等地银行公会相继成立。银行公会的出现，反映着新兴银行资本势力的发展。这时期旧式信用机构钱庄也有所发展，以上海钱庄发展较为典型。民国元年上海营业的钱庄有28 家，资本总额为106 万两，到民国十五年发展到87 家，1341 万两资本。从盈利来看，民国元年21 家钱庄盈利额为47 万余两，平均每家23000 余两；民国十四年82 家钱庄盈利额为323 万余两，平均每家39000 余两①。
这时期随国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信托公司和交易所作为中国金融业中的一个新兴行业开始出现。最早的信托公司出现于上海，民国十年上海首先出现了12 家信托公司。最早的交易所为民国七年在北京开设的证券交易所。上海的交易所发展较猛，民国九年七月由华商组织的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又成立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杂粮油饼交易所等等。民国十年一年间，全国创立交易所达136 家。信托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尚不发展的中国，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的膨胀，也引起金融风潮的出现，民国十年冬爆发的"信交风潮"，造成许多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纷纷倒闭，此后，信托公司和交易所所剩不多。
③对货币的整顿.
北京政府时期，纸币的发行既乱且滥，国家银行、地方银行、私人银行、外国银行都发行纸币，滥发纸币情况较严重。为统一纸币发行，北京政府于民国四年（1915 年）十月公布了《取缔纸币条例》，规定禁止新设的金融机构发行纸币，停止原有的金融机构增发纸币，并限期收回其发行纸币；在中国银行内设置货币交换所，负责货币和纸币的兑换；实行领用兑换券制度，使原有发券的私营行庄，得领用中国银行券等等。
2。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
在工矿业方面，民国三年一月，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发《公司保息条例》，规定由国家拨出专款，专备新开企业保息之用。同年十一月，农商部又颁布《公司条例》，规定公司是以商行为业而设立的团体，凡公司均认为法人。条例还详细地规定了公司的种类及业务则例。为方便公司注册，民国二年政府颁布了《公司注册章程》18 条，民国三年又颁布《公司注册条例》，在公司注册条件、注册费方面都一再放宽、降低。民国三年三月至五月，农商部颁布了《矿业条例》、《矿业条例施行细则》、《矿业注册条例》等法规。其中《矿业条例》规定，凡民国人民或依中华民国法律成立之法人，得依本条例取得矿业权，允许人民开采的矿产共有3 类62 种。条例放宽了对民族资本开矿的限制，如对金、银、铜、煤、铁等重要矿产的开采规定，不论是否拥有地面的所有权，以先呈请矿业权者优先。
在商业方面，进行商业立法，以法律形式整顿商业，鼓励其发展。民国三年废除了清政府颁行的《商人通例》，制订颁行新的《商人通例》。新的《商人通例》对于商业的范围、商人的名称、性质、经商者的条件、商业注册登记、商业经营帐簿、商业雇员、代理商的性质及业务范围等都有详细规定。同年还颁发了《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商业注册规则》、《商业注册规则施行细则》等条令。这些法规对整顿和发展商业具有推动作用。针对民元以来商会增多的情形，为加强对商会的管理，民国三年九月颁布了《商会法》，明确商会是编查商号、发展商业、维持商务、补助商政、裁判商事、议定商律、商税及议结商约的团体组织。在商品销售方面，提倡使用国货，以促进国货的销售。农商部曾劝令各部所辖局署厂校，限购洋货，以重国货。民国四年十月，农商部在北京举办大规模的国货展览会，参展国货产品约10万件，全国18 个省都有产品参加。这一展览会的举行，大大提高了国货的声誉。为提高国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政府还多次组织中国产品参加国际博览会，如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日本大正博览会，一些中国产品在这些赛会上获奖，受到了好评。这些对于国货的销售和民族工业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在农林牧等方面，鼓励开垦荒地，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和改良牲畜良种。
民国三年，农商部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规定凡国有荒地，除政府认为有特别使用之目的外，均准人民按照本条例承垦，对人民开垦国有荒地的承垦权予以承认。同年，农商部还颁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对种植经济作物、改良羊种者给以奖励。如规定，扩充植棉者，每亩奖银二角；改良植棉者，每亩奖银三角；种植糖原料者，蔗田每亩补助苗银三角、肥料银六角，甜菜田每亩补助甜菜种银一角、肥料银三角；牧场改良羊种者，每百头奖银三十元。此外，还在各地创办棉、糖、林、牧等各种试验场，以推动农林牧的发展。
3。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了发展。从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 年）的62 年中，中国历年所创设资本额在1 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共约951 家，创办资本总额共计20380.5 万元，而从民国元年至十六年的16 年中，所创设的资本额在1 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共约1984 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895.5 万元①。其中，民国元年至二年，新设企业16.4 家，创办资本额共2396.9 万元，年均82 家，年均创办资本额1198.5 万元；民国三年至七年，新设企业539 家，创办资本额共11934 万元，年均107.8 家，2386.8 万元；民国八年至十一年（1922 年），新设企业673家，创办资本额共21235.3 万元，年均168.25 家，5308.8 万元，民国十二年（1923 年）至十六年（1927 年），新设企业共608 家，创办资本总额约10322.7 万元，年均121.6 家，2064.5 万元②。从发展速度来看，民国三年至七年，发展较快，民国八年至十一年，发展最快，民国十一年后发展缓慢下 来，但仍在发展。 卷烟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民族卷烟工业已开始兴起，但发展缓慢，中国烟草市场为势力强大的英美烟草公司所垄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卷烟业发展徒增。其中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发展较为突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香港创办南洋烟草公司，清宣统元年（1909 年）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该公司创办数年来，历经坎坷，发展不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国卷烟进口减少，该公司产品销路大增，该公司也趁此扩大规模。民国五年，该公司在上海设厂，在广州、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公司，其营业不断扩大。
火柴工业：这时期火柴业发展较快，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民国元年以前，全国有民族资本火柴厂40 家，资本共280 万元，民国十年增加到129家，745 万元，民国十一年又增加到135 家，800 万元。到民国十六年止，民族资本火柴厂资本额在1 万元以上的达153 家，资本共约1135.4 万元。民族火柴工业虽然发展较快，但在原料和生产技术方面依赖外国的局面并未改变，而且民族火柴工业仍然面临着称霸于世界的瑞典火柴的强大威胁。这时期较著名的民族火柴企业有北京、天津的丹华火柴公司、上海的荧昌、中华火柴公司、武汉的燮昌火柴公司等。
造纸工业：中国新式造纸工业始于清末，民元以后，民营造纸厂增多，据民国八年统计，全国共有机器造纸厂7 家，资本176.5 万元①。民国十三年，造纸厂达14 家，资本总额为501.9 万元，年产量为36634 吨②。上海是当时的造纸工业中心，中国造纸工业的天章、龙章、竟成、江南等几家大厂都在上海。
化学工业：这时期是中国化学工业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门类，如酸碱、染料、涂料、西药、搪瓷等，这个时期是中国化学工业真正起步的时期。有"南吴北范"之称的爱国实业家吴蕴初、范旭东分别在南方、北方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化工企业。民国三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立久大精盐公司，先后在塘沽设立6 个厂。中华民国六年，范旭东又在塘沽设立永利制碱公司，并聘请化学专家侯德榜为总工程师。永利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制造纯碱的化工企业。吴蕴初于民国十二年在上海设立天厨味精厂，其产品"味精"打败日货"味の素"，产品远销东南亚。
机械工业和电力工业：在机械工业方面，民国二年前，包括机器制造、修配在内的五金机械厂共有101 家，资本共3122 万元，另有军械工厂23 家，资本12800 万元。到民国九年以前，全国共有民用机械厂252 家，资本共3888.5 万元①。机械工业的门类也有所扩大，在制造车床、缫丝机、棉纺机器、印刷机、小型柴油动力机等方面都有工厂制造。电力业的发展也很快，民国元年至九年，全国华商电厂由33 家发展到70 余家，发电量由1.2 万瓩增为2.9 万瓩。但华商电厂与外资电厂相比，仍显落后。
钢铁业和采矿业：到民国十六年，全国钢铁厂有11 家，其中华资的7 家，借用外资的2 家，中日合资的1 家，日资的1 家。从产量来看，民国元年，全国钢产量2521 吨，生铁产量177989 吨；民国十年，钢产量76800吨，生铁产量399413 吨；民国十六年，钢产量30000 吨，生铁产量436815吨②。其中，钢产量波动较大，生铁产量稳步增加。这时期民族钢铁工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在采矿业方面，这时期采煤业发展较快。民国元年全国煤产量900 万吨；民国五年为1590 万吨，其中民营新式煤矿产量为115 万吨，小煤窑产量为602 万吨，官营煤矿产量为176 万吨，外资、中外 合资煤矿产量为697 万吨；民国十六年煤产量为2400 万吨，其中民营新式煤矿产量为417.5 万吨。比较大的煤矿有江西萍乡煤矿、山东中兴煤矿公司、辽宁抚顺煤矿公司、河北开滦矿务局、门头沟煤矿等。但这时期，一些大煤矿却为外商控制，如英商控制了开滦矿务局、门头沟煤矿，日本控制了抚顺煤矿等。
除以上工业外，这时期肥皂工业、制药工业、油漆工业、水泥工业、化妆品工业等都有所发展。
②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农产品、工业品、手工业品的商品化在扩大，长途贩运贸易增加。市场经济也在逐渐扩大，许多新兴商埠兴起，形成以某一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经济区域。新兴商业发展较快，自民国以来，在沿海、沿江一些大城市中，如广州、上海、天津、青岛、武汉、重庆等地，现代商业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新式的大型百货商店，其经营范围已经以工业品为主了。在新式商业发展中，从这个时期起出现了一批现代大型商业百货公司，如著名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等。 除了一些大型商业百货公司外，也还有一些中型百货公司。如建立于民国十五年六月的上海丽华公司，属于中型百货公司，经营以中、低档洋货为主。
这时期对外贸易仍呈增长趋势，进、出口额都有增长。
③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铁路：这时期共修铁路3422.4公里，平均每年修建213.89 公里，全国通车总里程为13040.48 公里③。这时期完成了粤汉路湘鄂段、陇海路洛阳至灵宝段、开封至连云港段、云南的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东北的打虎山-通辽铁路、洮南-昂昂溪铁路、京绥路大部分等等。民国元年至四年，北京政府推行铁路国有化计划，并取缔民办铁路，将8 条省办铁路收归国有。
航运：这时期民族航运业发展快，清宣统三年，全国共有民族航运公司596 家，资本额2184.4 万元，轮船1092 艘，总吨位147087 吨，到民国十年，公司数为1328 家，资本额达9000 万元，轮船达2332 艘，总吨位达489190吨②，分别比清宣统三年增加1.23 倍，3.1 倍，1.13 倍，2.32 倍。
公路运输：中国汽车营业运输出现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这年德商在青岛开办了由市区到崂山柳村台的短途客运，是为中国汽车营业运输之始。民初，汽车运输发展很快，在各地兴起。
④邮政电信的发展民国建立后，交通部设立了邮政总局。民国二年，邮政总局对全国邮区作了一次重新划分，全国共设22 个邮区。
这时期电信业务也有发展。电话方面，民国三年全国主要城市大多有了市内电话。民国元年，全国电话装机数有1 万部，民国十三年为3.3 万部

6. 中国近代有哪些前景比较好的行业

我觉得像通讯工程，自动化类的就不错，这些属于国家的基建设施，一般来说现在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这种基建方面的人才是不可或缺的。还有比如说像中医药类的人才也是稀缺的，因为现在国家大力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7. 请教福建省信托业的发展历史！！！！

历史沿革
福建简称“闽”。唐开元21年(733年)设“福建经略使”，始称“福建”。南宋设有1府5州2军，故又称“八闽”。福建在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伊斯兰教等重要文化发源地和商贸集散地，福州、厦门曾被辟为全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闽江口的马尾港是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和培养科技人才的摇篮。
福建在历史上曾经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在宋、元时期，随着港口的对外开放，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福建与海外贸易往来频繁，进入经济鼎盛时期，在全国占据重要的位置。明清两代，福建的丝织业、制糖业、制茶业、造船业、造纸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自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以后，福建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尤其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福建经济每况愈下，基础脆弱，结构畸型，到1949年已处于全国沿海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省份之一。

福建历史悠久，原始社会就有人类活动，属于古越族的一支，被称为“东越”。战国时期，越国为楚兵所败；越国一些王族南逃至福建和浙江南部，其后裔与福建的闽族人融合，成为“闽越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福建设闽中郡，第一次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出现在中国版图上。唐朝中期设福、建、泉、漳、汀5州。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为加强边防；设“福建经略使”。始有“福建”一词。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据闽成立闽国基本上奠定了后来的省界。福建又有“八闽” 之称，南宋时福建设l府5州2军，府、州、军为同级行政机构，共计8个，故称“八闽”。宋后基本延袭旧制。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增设台湾府，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单独设省。清末福建共有9府2州，58县6厅。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除府、州制，设省、道、县三级制，几经调整,至解放时止，全省设2市、7个行政督察区,共有67县。1949年福建解放后，全省设2市、8专区，共有67县。1951年，增设泉州、漳州2市，委托专署领导。此后20多年间，行政区划又曾数次调整。开革开放以来，福建根据自己的特点，调整了行政区划，地区改为地级市，形成市带县体制。至2o00年底，全省设9个省辖市，共有14个县级市、25个市辖区、46个县（含金门县）。
福建历史源远流长，科学文化曾盛极一时。5000年前，先民们就在此生息繁衍，创造了可与仰韶又化、河姆渡文化相媲美的昙石山文化。三国时因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发达，福建成为孙吴的一个水军基地和对外通商口岸。南宋和元代，泉州成为世界上最大商港之一，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关系，形成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多次在福建驻泊，招募水手，修造船舶，从福建扬帆出海。清同治五年间，在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和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和造船工业的摇篮。福建历史上人才荟萃，涌现出一批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杰出人物，如天文学家苏颂，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思想家、文学家李贽，音韵学家陈第，学者、书法家黄道周、蔡襄，文人严羽、杨亿、柳永，史学家郑樵、袁枢，民族英雄郑成功、林则徐，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林纾，铁路建设专家詹天佑等。他们以自己的胆识和献身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上福建人民为反压迫、反侵略进行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福建人民贡献出万千优秀儿女，作出了卓越贡献。福建是全国重点老区省份之一，老区分布遍及的62个县（市）；其中有46个老区县（市）、518个老区乡（镇）、7772个老区行政村、2919个革命老区基点村

8. 国内信托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起的

信托是建立在财产转移和财产处分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是以经济自由为前提的。因此，我国信托制度的再次导入是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这也决定了信托业的演进具有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我国信托业从1979年开始至今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与市场混合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基本上也就可以理解为三大阶段，即：恢复与扩张阶段(1979—1992)、整顿阶段(1993—2001)和规范阶段(2002至今)。

目录
一、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1979—1992)
1.1、改革开放前的我国信托业简介
1.2、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
二、我国信托业的整顿阶段(1993—2001)
三、我国信托业的规范阶段(2002 至今)

一、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1979—1992)

1.1、改革开放前的我国信托业简介

20世纪初，面对当时日益加重的信用危机，我国一些了解西方文化、鼓吹我国经济进步的人士建议学习西方，改造传统信用制度，建立近代金融制度。我国“信托”二字最早的导入是在上海，1919年聚兴城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信托部，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信托部，可以说是我国现代信托业的发端。1921年我国通商信托公司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专业信托公司，从此信托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得到很快发展。除了民营的信托业外，官营信托机构在1931年也开始出现。1935年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到1937年信托业有了一定发展。上海、东南等十几家信托公司大多兼办银行、储蓄和保险业务，也有一些银行设立了信托部。此外，还有官办的上海市兴业信托社和中央信托局。各家经营的业务大同小异，即信托存款、信托投资、证券信托、商务管理信托、监工测量信托、保管信托、遗产信托、监护信托、房地产信托、代理信托等，但实际上有些业务并未形成完整的市场，其信托业可以说是“金融超市”，除了信托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自己的信托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部，其业务包括房地产、运输、仓库、保管及其他代理业务。同所有领域一样，国家对旧中国的信托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原来的民营信托公司和银行信托部，国家实行严格的管理、整顿和改造。一部分资力不足、缺乏正常业务的机构首先被淘汰停办；余下的被纳入金融系统，与银行钱庄一起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但1951年9月以后陆续停办。这主要是在以公有制改造为主要手段的金融体系重建过程中，稳定金融局势、实现经济恢复是政府主要的目的，政府垄断了金融机构的产权，形成了完全单一化的国有产权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原有的信托业务消失，对于官营信托公司予以没收和接管，并直至1952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为止。至此，信托业在我国的发展告一段落。虽然在国营银行里设有信托部门，但很快同民办信托机构一样收缩业务，最后停办。

1.2、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

从信托起源和发展来看，信托功能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制度的完善有着密切关系。我国信托制度的再次引进使我国信托业迅速发展，同时，特殊的国情，又使我国信托业在不断“纠错”中艰难的成长。

1979年10月，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可以办理国际信托投资和金融业务。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始恢复信托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特定时期我国金融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产物。

198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关于银行要试办信托投资公司的指示，正式开办信托业务。此后，各家银行、各部委和各地政府等纷纷设立信托投资公司，其中，国有银行的一些省级分行也相继设立信托机构。从1980年到1982年底，全国各类信托投资机构己有620多家，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信托部186家，建设银行的信托部266家，中国银行的信托部96家，农业银行的信托部20多家，绝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和专业银行开办的，少数几家是中央部委开办的。当时设立信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渠道的多余闲置资金，以弥补银行信贷之不足。我国信托业的重新崛起，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但是，我国信托业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高级形态——金融信托，远比受托理财要多的功能，它肩负着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筹集社会资金和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功能。我国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积极性，人民银行相关政策使信托业迅速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自由发展阶段，出现了一定的盲目性。信托业的金融功能(主要是信用中介、支付功能和信用创造功能)，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基本建设规模，冲击了信贷收支平衡。有鉴于此，国务院于1982年4月下达了《关于整顿信托投资机构和加强更新改造资金管理的通知》，规定除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单位批准的信托投资公司以外，各地区、部门都不得办理信托投资业务，已经办理的限期清理。要求信托投资业务全部由银行来办，地方信托投资公司一律停办，这一阶段整顿的重点是业务整顿，限定信托业只能办理委托、代理、租赁、咨询业务。

到了1984年，我国信托业发展又出现了一次高潮。但是，信托业务的内容和方式并未体现现代信托业的特征，基本上还在行使银行功能，是银行存贷款业务的重复。而且，其资金多用于投资固定资产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固定资产规模的膨胀。

到1984年底，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造成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双重失控现象，我国宏观经济采取紧缩性政策，信托业再一次开始全国性整顿，暂停办理新的信托贷款和投资业务，对存贷款加以清理。同时，国务院要求停止办理信托贷款和信托业务，对己办理业务加以清理，次年又对信托业资金来源加以限定。

在1986年以后，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导致资金需求过大，引发了信托业的迅速膨胀和再次扩张。由于监管工作跟不上，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分散了有限的资金，扩大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影响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再次给国民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随着国家对经济实行治理整顿，信托业又面临整顿收缩的局面。在这期间，我国人民银行先后颁布了《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和《金融信托机构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两个法规性文件，就信托机构、信托业务和资金管理作了一些规定，对规范信托业务和防止信托投资公司信贷业务冲击信贷收支计划发挥了一定作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所进行的改革使原体制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发展”对资金产生的巨大需求，从而各专业银行相继成立信托投资公司或信托部，各地方也设立信托机构。

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清理整顿信托公司的文件。同年10月，人民银行开始对信托业进行整顿。第二年，国务院针对各种信托投资公司发展快，管理较乱的情况，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理整顿。至1992年，我国信托业一直处于发展的低潮阶段。总体上看，当时的信托投资公司面临资本规小、运营风险高、资产质量差、主业不明确、经营不规范等问题。因此，管理层先后于1982年、1984年、1986年和1989年对信托业进行了四次清理整顿。

二、我国信托业的整顿阶段(1993—2001)

1993年后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基本上转变到以市场为主体的轨道上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金融体制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例如，多元化金融体系的建立、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确立和加入WTO等等。而信托业却是进入了长达七年的整顿，直到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颁布。

1993年，为治理金融系统存在的秩序混乱问题，开始全面清理各级人民银行越权批设的信托投资公司。到1993年，全国的信托投资公司达到389家(不含各地越权审批的机构)，总资产规模近4300多亿元。其大致格局如下：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创办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如上海市政府创办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二是各专业银行(包括总行与分行)设立的全资附属性的信托投资公司或信托部，如中国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这类信托机构为绝大多数；三是各地方政府创办的信托投资公司，如北京市政府创办的“北京市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四是各行业部门创办的信托投资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创办的“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等等。至此，我国信托业进入了清理整顿。
1995年，又进行了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重新登记和国有商业银行与所办信托投资公司的脱钩工作。到1997年末，全国共有信托机构242家，资产规模约为4600亿元左右。这些信托机构举步维艰，普遍存在资产质量差、支付困难和破产危机等问题。

1999年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决定对当时的239家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全面的整顿撤并，按照“信托为本，分业管理，规模经营，严格监督”的原则，重新规范业务范围，把银行业和证券业从信托业中分离出去，同时出台严格的公司设立条件。信托业又再次进行了整顿，采取撤销、改组、合并、移交等措施大量撤并信托机构。信托业在整顿金融秩序中不断调整，各种问题不断暴露，由于管理失控，监管滞后，大量的信托公司出现盲目拆借资金，大规模发放贷款，以及投资炒作房地产和股票，甚至出现了在STAQ系统等国债回购市场买空卖空变相违规拆借资金等问题，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停止了银行向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拆借，银行不得向自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金，并限期收回己投放的资金，从资金来源上限制了信托投资机构扩大贷款规模的能力。

从业务角度来看，多年的“金融超市”功能使很多信托投资公司不仅获得了国内国际渠道的融资权，还相继获得了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租赁等多项投资经营权，并向企业、政府提供贷款。国家分别于1995年、1998年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规，从法律上规定了金融各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

从1995年起，我国人民银行加大了对信托机构的监管力度，全面引入并开始实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金融退出机制开始启动。1995年10月，我国人民银行接管违规经营、资不抵债的中银信托，并要求所有银行开设的信托投资公司全部与银行脱钩或转为其分支机构；1997年2月，我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因到期债务不能偿还被关闭；1998年6月，我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因同一原因被关闭：1998年10月，按照市场原则和法律处理程序，号称我国信托业“老二”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因资不抵债和支付危机被关闭。199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中保等五家信托投资公司撤销；3月，我国电资力信托等6家信托投公司和中经开等7家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完成改组和从中央移交给地方的工作。4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信托投资公司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损失冲销的规定》，由此全面拉开了金融信托业20年来的第五次整顿的序幕。

200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信托投资公司清理工作会议，其中，特别强调了保留的信托投资公司的条件是不得有逾期外债、不得有个人债务、不得有分支机构、不得有资金缺口、资本金在按有关规定冲销呆帐、坏帐和投资损失，并弥补历年累计经营亏损后，不得低于人民币现金3亿元等。’这次整顿的目的是要让我国金融信托业回归至信托本业上来，真正办理“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业务，整顿的重中之重是要使信托业和银行业、证券业分业经营，不能用负债资金从事投资、贷款业务和证券业务。

在这次整顿中，将对各类信托投资公司分类处理，进行合并重组、扩充资本金、壮大经营实力，提高资产质量、降低经营风险；不符合条件的信托投资公司将被摘去其金融牌照，改为各类实业公司或改为财务公司和证券(经纪)公司，以银行业务为主的信托投资公司，经协商可转为国有独资银行的分支机构。这次整顿一是把证券业务剥离出去，二是把银行业务剥离出去，突出信托主业。在这一阶段中，将按照国际通行的信托管理方式来规范金融信托业的各项业务，促使我国金融信托业走上规范之路，使之真正成为从事受托理财业务即从事中介服务的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服务体系。
在这一期间我国信托业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信托业的“金融超市”功能——混业经营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其本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民事信托，几乎没有发展。信托业的一些重要作用和优势逐渐消失，信托企业逐渐发展成兼营银行业务、证券业务、投资经营业务的金融百货公司，实际上己经名不副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托机构。

2、由于信托投资公司是各级政府出资建立的，一些信托公司己成为政府的“小财政”和“举债的窗口”；

3、由于缺少信托业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一些信托公司为了生存只得“混”业经营，而经营结果又因企业产权不清，管理不善形成巨大的市场风险，以致最终被关闭。

三、我国信托业的规范阶段(2002 至今)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信托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些变化为我国信托业的规范发展和功能创新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与基础。2001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法》颁布，并在2001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我国信托业终于从制度上规范了信托关系和信托行为，确立了信托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为促进我国信托事业奠定了制度基础。2002年6、7月又相继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使信托公司业务向本源回归，即围绕“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内涵开展业务，标志着信托业开始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与以前有名无实的信托业相比，整顿后的信托业面临着内外发展的大好环境。
2003年，随着金融机构改革的深入，原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进行了分离，成立了银监会，承担原人民银行对银行和非金融机构监管等职能，信托投资公司由银监会直接监管。信托投资公司由银监会直接监管之后，信托投资公司的发展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信托业务更趋规范。截止2003年年底，共有59家信托投资公司完成了清理整顿和重新注册登记工作，这标志着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的第五次清理整顿已基本完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全新的信托业阵容基本形成。

在国务院确定的信托整顿方针的指导下，信托公司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接受管理的信托财产总额己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性信托业务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国信托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受托管理资产达。2500多亿元，其中信托财产1600多亿元。全行业自有资本额481亿元，资产负债率49％，全年共盈利15．5亿元。至2004年6月底，信托公司从业人员约为4600人。2004年3到10月，我国银监会的多位主要领导均明确肯定了信托业在改革开放及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指出信托业是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之一。11月，经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历经三年漫长筹备的我国信托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我国信托协会创立大会终于正式召开。从此我国信托业终于与其它金融机构一样有了行业性的自律组织，有了面对社会和外界的统一形象与声音。

另一方面，自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基本上转变到以市场为主体的轨道上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市场体制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正在形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私人财产的保护，为信托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清理整顿后的信托投资公司通过资产剥离和增资扩股，增强了资本实力，优化了资产结构，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市场主体地位得以形成；从外部环境来看，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居民的闲置资金增多，投资理财的市场需求充分体现，这无疑为信托这一财产管理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信托法》的颁布使得信托所具有的制度优势被法律认可，信托投资公司的发展有了制度的保证，而作为监管当局的银监会对信托业赋予的产品开发备案制度大大降低了信托业产品创新的成本，这些环境和条件促成了信托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从业务角度来看，2002年7月18日，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发售了首只信托产品，这也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信托公司回归主业的开端。从当时投资人的身份看，中老年人占了相当比例。而信托公司的监管机构我国银监会制定的法规，显然是希望将抗风险能力较差的投资人排除在外。《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信托计划的份数不得超过200份，单个信托计划的最低规模为5万元。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121文件”，旨在遏制房地产投资过热，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银行贷款的门槛又大幅度提高——规定自有资金(指所有者权益)不低于开发项目总投资的30％。一些地产商们向银行求贷无门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信托公司开始“拾遗补缺”。截至2004年12底，约有60只集合资金信托产品通过信托公司网站公布了到期清算报告。从实际结果看，2004年几乎所有信托产品均达到了预期收益水平，年平均收益率达到4．304％。其中北京国投的三环新城项目年均收益率超过预期收益0.3529个百分点；衡平信托不仅完成2004年到期的全部信托产品的兑付工作，而且其中
约30％的产品在收益水平和收益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提前清算，最高收益率超过6％。此外上海外环隧道项目资金信托计划等24只信托计划也分别不同程度地超出了预期收益水平。

随着信托业的不断创新，财产信托也成为信托投资公司的“新宠”。例如，中诚信托率先推出了一项名为财产信托的信托计划，随后，各家信托公司纷纷效仿，并进行创新。2005年12月15日，期盼已久的金融创新终于面市——国内(两个)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同时发行成功，并正式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其发起机构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发行人分别为中诚信托和中信信托。2005年12月23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与中海信托举行签约协议，委托中海信托理财30亿元，期限一年，投向铁道部的铁路建设，由交通银行北京分行提供担保。自此以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除了委托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证券市场之外，又增加了新的安全稳定的理财渠道。中海信托为信托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筹资渠道，我国信托公司一次重要的业务机会来临。同时，机构投资者的加入，使得信托公司能够做大信托业务规模。不过，2004年初以来许多的创新最主要的意义是合理突破了200份的限制，能够“圈更多的钱”。一些信托投资公司频繁突破“一法两规”框架，以“创新”之名行违规之实，主要表现在：一股独大，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措施极不完备；明显缺少市场公允的关联交易，损害投资人利益；人才结构不合理，专业素质较低，少数公司在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新的风险和坏账又开始继续累积。2004年庆泰信托投资公司投资证券市场资不抵债被关闭；2004年伊斯兰信托投资公司和金新信托投资公司挪用委托人资产等问题被接管；因为炒作云大科技(*ST云大，600181)导致巨额浮亏，北方信托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霍津义涉嫌重大违纪，于2005年12月2日被实施双规；2005年12月30日，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发布公告：由于金信信托违规经营和经营不善，造成较大损失，责令金信信托停业整顿。这使整顿后刚刚起飞的信托业又一次笼罩在厚重的阴云之下，我国信托业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

新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法规在200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业务定位做出了新的规定。信托公司根据新规要求进行实业投资清理、存续业务的整改，以申请进行重新登记或执行过渡期政策。截至2008年2月，正常经营的54家信托公司中已有34家获准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

在新的法规施行下， 2010年，全国范围内共有55家信托公司正常经营。共成立了2337只集合信托产品。总规模达到2579亿元。随后几年信托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行业规模从11年的3000多亿，在短短的5年时间。突破到16年的16万亿。其数量也增加到现在的68家。随着政府对信托牌照的限制。国内信托公司的数量目前稳定在了68家。

随着2016年9月1日《慈善法》的正式施行。各大信托公司纷纷设立慈善信托。信托公司业务出现了新的道路。

9. 近代金融业发源于哪个国家

参考网络“金融业”词条：http://ke..com/view/20258.html?wtp=tt

金融业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寺庙和公元前 6世纪希腊寺庙的货币保管和收取利息的放款业务。公元前5～前3世纪在雅典和罗马先后出现了银钱商和类似银行的商业机构。在欧洲，从货币兑换业和金匠业中发展出现代银行。最早出现的银行是意大利威尼斯的银行(1580)。1694年英国建立了第一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这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确立了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此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业迅速发展，并对加速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集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信用活动为中心的银行垄断与工业垄断资本相互渗透，形成金融资本，控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命脉。 中国金融业的起点可追溯到公元前 256年以前周代出现的办理赊贷业务的机构，《周礼》称之为“泉府”。南齐时(479～502)出现了以收取实物作抵押进行放款的机构“质库”，即后来的当铺，当时由寺院经营，至唐代改由贵族垄断，宋代时出现了民营质库。明朝末期钱庄（北方称银号）曾是金融业的主体，后来又陆续出现了票号、官银钱号等其他金融机构。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现代银行在中国出现较晚。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开始进入中国，最早的是英国丽如银行(1845)。随后又相继设立了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银行是 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中国的银行业开始有较快的发展，银行逐步成为金融业的主体，钱庄、票号等相应退居次要地位，并逐步衰落。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互为推进的。这表明了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 现代金融业 金融业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演变，从古代社会比较单一的形式，逐步发展成多种门类的金融机构体系。在现代金融业中，各类银行占有主导地位。商业银行是现代银行最早和最典型的形式，城市银行、存款银行、实业银行、抵押银行、信托银行、储蓄银行等，虽都经营金融业务，但业务性质常有较大差异,而且,金融当局往往对它们的业务范围有所限制。现代商业银行一般都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大商业银行除在本国设有大量分支机构外，往往在国外也设有分支机构，从而成为世界性的跨国银行。现代大商业银行通常是大垄断财团的金融中心。持股公司已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与商业银行性质有所不同的是专业银行。专业银行一般由国家（政府）出资或监督经营。其业务特别是信贷业务，大都侧重于某一个或几个行业，并以重点支持某些行业的发展为经营宗旨。 中央银行的建立是金融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现代金融业中，中央银行处于主导地位。它是货币发行银行、政府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的金融政策，调节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一般也是金融活动的管理与监督机关。 除银行外，现代金融业中还包括各种互助合作性金融组织（如合作银行、互助银行、信用合作社或信用组合等）、财务公司（或称商人银行）、贴现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金融咨询公司、专门的储蓄汇兑机构（储金局、邮政储汇局等）、典当业、金银业、金融交易所（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外汇调剂市场等）和资信评估公司等等。现代金融业的经营手段已十分现代化，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服务已相当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