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融资

1. 城镇化建设贷款是否有逃避政府融资平台的嫌疑呢

很多东西大家心知肚明就可以了

2. 如何采取ppp模式，破解城市建设资金短缺制约

PPP模式：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来换取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境。（典型模式）

一、“PPP模式”在未来“地方债”扮演何种角色？

43号文，提供了新一届政府对“地方债务治理”的框架，其中明确“将逐步剥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10月28日，财政部印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最大亮点就是：要大力推广“PPP模式”，通过PPP模式，将政府债务转为企业债务。在融资政策的基础上，财政部拟采取“公司制PE”形式设立中央财政PPP融资支持资金，为PPP项目开发、准备阶段和融资过程提供资金支持。

根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测算：到2020年，与城镇化相关的融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根据43号文和《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的规定推演：未来，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由一般政府债、专项政府债和PPP债构成。可见，应对未来几十年的城镇化资金缺口，PPP模式被委以了重任。

从43号文规定来看，对于新增政府债务，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的投资和运营。对于存量政府债务，在建工程确实没有其他建设资金来源的，应主要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和地方政府债券解决后续融资。

PPP模式，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2013年中国PPP项目的累计总投资为1278亿美元，和同类型新兴市场比有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2013年新增的PPP投资额仅为7亿美元，而2013年城投债的发行量则高达9512亿元，若“PPP模式”成功替代“城投主导的融资模式”，其发展空间巨大。

二、何谓“PPP模式”？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私人企业-合作”的模式）指的是：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新的融资模式。

PPP模式的一个典型结构是：公共部门与中标单位组成的特殊目的公司签订特许合同，由特殊目的公司负责融资、建设及经营。这种融资形式的实质是：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来换取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境。

三、“PPP模式”与“BOT模式”的区别？

从广义上来说，PPP指的是，“企业参与提供‘传统上由政府独自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模式。从世界银行对PPP的分类来看，主要包括：外包类、特许经营类和私有化类。因此，BOT本质上也可视为“PPP的一种”。

BOT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授予私营企业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某公用基础设施，在规定的特许期限内，私人企业可以向基础设施使用者收取费用，由此来获取投资回报。待特许期满，私人企业将该设施无偿或有偿转交给政府。

但就合作关系而言，在BOT中，政府与企业更多是垂直关系。即，政府授权私企独立建造和经营设施，而不是与政府合作。而PPP则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特殊目的公司”，更强调“政府与私企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

PPP的优点在于：政府能够分担投资风险，能够降低融资难度，双方合作也能够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目标，形成社会利益最大化。但PPP的缺点在于：增加了政府潜在的债务负担。BOT优点在于：政府最大可能的避免了项目的投资损失。但BOT缺点是：投资风险大，私营资本可能望而却步，且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不同，单方面利益最大化的纳什均衡并非全社会最优。

四、“PPP模式”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PPP模式，关键在于“引入私人部门承担公共品与服务项目融资、建设、运营等的大部分工作”，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品与服务相比，PPP有助于地方债务的治理。

“PPP模式”能缓解政府增量债务。私人部门承担项目融资大部分工作，以换取公共品与服务项目长期特许经营权，政府将部分债务转移至私人部门。

“PPP模式”能够消化政府存量债务。私人部门负责项目运营、维护，其比融资平台公司直接运营更有效率。政府部门虽需承担新建项目部分融资工作，杠杆增加，但因项目更有效率地运营所获得的正的净收益，有助于消化存量债务。

PPP分散了部分风险。PPP在项目初期已实现风险分配，政府承担部分风险，减少了私人承担的风险，降低了项目融资难度，有助于项目融资成功。当项目发生亏损时，政府与私人部门共同承担损失。

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资本就已经开始参与了高速公路、电厂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缓解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困境。但由于PPP在实践过程中有许多不足，阻碍了PPP模式的推广。亓霞、柯永建和王守清在中国软科学上发表的《基于案例的中国PPP项目的主要风险因素分析》，系统性总结了导致PPP项目失败的几个原因：

1、法律保障体系不健全。由于法律法规的修订、颁布等，导致原有项目合法性、合同有效性发生变化，给PPP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带来不利影响，甚至直接导致项目失败和终止。我国缺少相关法律，对原先签订的PPP项目进行保护。如江苏某污水处理厂采取BOT模式融资建设，在合同签订后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收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外方投资者被迫与政府重新协商投资回报率。

2、审批、决策周期长。政府决策程序不规范、官僚作风等因素，造成PPP项目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决策周期长，成本高。项目批准后，难以根据市场的变化对项目的性质和规模进行调整。在青岛威立雅污水处理项目中，政府对市场价格的了解和PPP模式的认识有限，频繁转变对项目的态度导致合同经长时间谈判才签署。

3、政治影响因素大。PPP项目通常与群众生活相关，关系到公众利益。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可能会因各种因素导致价格变动，遭受公众的反对。如北京第十水厂由于成本上升需要涨价，但遭到来自公众的阻力，政府为维持安定也表示反对涨价。

4、政府信用风险高。地方政府为加快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有时会与合作方签订一些脱离实际的合同以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项目建成后，政府难以履行合同义务，直接危害合作方的利益。在廉江中法供水项目中，政府与合作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廉江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合同》中，政府承诺廉江自来水公司在水厂投产的第一年每日购水量不少于6万立方米，但当年该市自来水日消耗量仅为2万立方米，合同难以执行。

5、配套设施不完善。一些PPP项目，通常需要相应的配套基础设施才能运营，如污水处理厂需要配套的管线才能生产。在实际中，有些PPP项目配套设施不完善，使生产经营陷入困境。

6、项目收益无保障。一些PPP项目建成后，政府或其他投资人新建、改建其他项目，与该项目形成实质性竞争，损害其利益。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未满两年时，相隔仅五十公里左右的绍兴杭州湾大桥已准备开工，与杭州湾跨海大桥形成直接商业竞争。此外，政府对一些PPP项目承诺特定原因造成的亏损进行补贴，但补贴额度与方法无具体规定。

在这些缺点当中，政府信用风险是最主要的风险。这一风险，主要源于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提升政绩，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通过“过高的固定投资回报率，过高的收费标准，过长的特许经营期”吸引民营资本，但最终又因公共机构缺乏承受能力，产生信用风险。

五、“PPP模式”应当如何改进？

未来，PPP债将在地方政府性债务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趋利避害，以尽可能发挥PPP模式的优势”至关重要。PPP模式比较复杂，涉及到多方利益，协调利益分配是实施PPP项目的关键。成功推广PPP模式，促进民间资本进入公共品与服务领域，需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

首先，制定法律、法规保障私人部门利益。公共品与服务项目通常“前期投资额高，回报周期长，影响项目的因素多，收益不确定性大”，私人部门在参与这些项目时，会考虑进入后的风险。如果没有相应法律、法规保障私人部门利益，PPP模式难以有效推广。通过立法等形式，对私人部门利益予以保障，方能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其次，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政府部门对政治风险、法律变更的承受能力强，而融资、经营等风险，与企业经营活动直接相关。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分配风险，建立合理公平的“风险分担”机制。

最后，协调好参与方利益。在PPP项目中，政府主要任务是监管，对私人部门的利润进行调节，代表公众利益的同时保证私人部门能够得到合理收益。在签订合同时，制定好收益分配规则，均衡各方收益。如果私人部门从PPP项目获得利润较低时，政府根据合同对其进行补贴以保证合作继续，反之，若私人部门从PPP项目中获得超额利润时，政府可根据合同控制其利润水平。

3. 政府融资需要到处跑地方吗

政府融资需要到处跑地方

财政收入减速对中央和地方的冲击是不一样的。根据中央预算情况，2012年中央的税收增长目标大约是9.2%。到了地方，税收增长目标则大为增加，不少地方都将税收增长目标定到了25%甚至30%以上。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地方财政实际增收与目标相去甚远。部分地方为了账面数字好看，财税收入有不小的水分，这使得地方财政收入的情况更糟糕。
再看地方的融资情况。自金融危机后，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大为增加，据银监会统计，地方融资平台对银行的负债曾一度达到10.7万亿元。这直接引发了国内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整顿。近两年，随着房地产调控持续，“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这也显著加大了地方的财政压力和融资压力。
虽然地方财政收入和银行融资减少，但地方发展经济的需求却在增加，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行政支出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很多产业发展也要求地方资金配套。这逼得地方政府不断在融资渠道上去“创新”突破。近两年，除了银行信贷之外，信托、地方债、企业债、金融租赁等多种方式都被开发出来，去年地方政府甚至“创新”出了向公务员集资的方式，来缓解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
然而，对于地方的这类融资创新，监管部门如影随形。去年底，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规定“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共租赁住房、公路等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需要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债务……不得向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借款，不得通过金融机构中的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直接或间接融资”。这次监管部门联合堵塞的是比银行信贷更广泛的“影子银行”的融资渠道。
这些做法，无疑会在今年加剧地方政府的融资焦虑，还会加剧地方与中央政府在融资问题上的矛盾。最近，这些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我们最近接到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的查询，希望能找到破解融资问题的“特效药”。有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现在各种融资都很困难，想从银行信贷又缺少足够的抵押物，土地财政又玩不转了，资金问题已让不少官员焦头烂额。尤其是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官员表示，中西部地区发展得晚，经济刚起来不久，就碰上了宏观调控；这两年刚有起色，又碰上经济下滑，再加上政府整顿融资渠道，不知道今后该怎么来搞经济？现在中央把城镇化提得很高，地方的看法是，即使是新型城镇化，也是要花钱搞投资、搞建设的，钱从何来？如果把所有渠道都掐得很紧，那就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我们注意到，在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增收放缓、经济转型与调结构、持续房地产调控、整顿“影子银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融资环境非常不理想。地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惯性，过去铺开的摊子不可能一下子紧缩，因此，地方政府的融资焦虑，不仅会持续，而且会加剧。这是需要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的。

4. 如何解决城镇化建设多元化投融资

围绕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包括农民进城的成本、市政基础设施、道路、医院、版保障房等都将产生巨大的资权金需求，也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钱从哪里来？一直以来，土地财政就是各地城镇化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一方面土地财政饱受诟病，会加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土地财政来满足城镇化在建设和维护方面的资金需求，不仅难以做到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到2030年，将有10亿人生活在城市，如何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加有质量、更加有水准，迫切需要有效的资金匹配机制来加以实现。在解决城镇化“钱从哪里来”的困境中，“政府引导、多元化投融资跟进”将是应有的题中之义。

5. 中国城镇化建设带来了哪些机遇

我国城镇化建设发展面临的机遇

推进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走的阶段，也有利于提高各种市场要素的配置效率，是破除城乡二元隔阂的重要通道，从当前的国家的整体国情出发，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与生存理念转换。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觉醒，要求更高的工资与保障性待遇，不再为沿海地区低劣的工作付出劳力，与之相比，更愿意在内地一般城市选择较为体面而有保障的工作。很多农民工多会在家乡附近的县城买房，在距离县城较近的大中城市务工或者经商，相比大城市局促的居住与生活空间，在县城生活则更为舒适。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为城镇化建设注入了更多的资源，成为当前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国家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2010年一号文件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关键就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长久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给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城乡户籍差别所带来的家庭保障、子女教育和身份歧视等问题制约了他们在城市的发展，农民很难分享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城乡差距不断增大。国家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同时，中央将完善加快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在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时支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以后国家还将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让农民获得了真正进城的条件。中央近几年在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推动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放管理权限。强县扩权这项地方性行政体制改革，试验区域正从原来的浙江迅速扩展到江苏、山东等地，得到各方的积极回应。其是以财政体制的“扁平化”，渐进带动行政体制的“扁平化”，最后以体制改革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上县级政府提供的优越条件，推动产业更加合理地往内地聚拢，更多地往中小城市小城镇布置，进城的农民可以在家乡附近的城市或城镇就业，这给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

6. 金融支持城镇化可有怎样的路径

不容回避的现实是,虽然金融在支持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助推城镇化发展尚有很大空间。一方面,金融支持的制度保障尚不完善,比如一些具体实施政策不明晰,缺乏激发城镇化金融创新活力的相关机制,金融相关的其他政策措施不尽完善,这都影响了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金融支持总量仍有缺口,存在供需矛盾。目前,城镇化建设融资方式过于倚重传统的银行信贷手段,间接融资居主导地位,直接融资比重较低,仅凭信贷融资难以满足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对金融产品的多样化需求,而且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抑制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毫无疑问,金融支持是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的重要条件。因此,应尽快调整金融结构使其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并探寻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最佳路径,满足大规模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
探寻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最佳路径,要着力构建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小城镇的金融资源配置力度,增加机构网点、人员配置和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服务覆盖面,增强服务对接能力。同时,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和经营发展战略明确市场定位,减少同质无序竞争,开展差异化、特色化竞争。制定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特色发展战略,通过提供综合的金融服务实现业务和收益的快速增加。
探寻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最佳路径,要着力构建充分动员各类金融资源、适应不同融资需求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根据城镇化建设的多层次金融需求特点,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实现以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向体制外引入更多民间资本转变。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缓解建设资金不足,减轻财政支出压力。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推动其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区域集优票据融资;对资信等级较高的城镇龙头企业,推动其上市融资。
探寻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最佳路径,要着力构建能够盘活沉淀生产要素、破解融资难题的金融产品体系。有序开展土地经营权质押融资业务,探索更多土地资本化方式,充分利用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集聚金融资源;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中小企业股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等金融产品,激活城镇化建设中的产业链、销售链各个环节的闲置资产;探索环保金融,围绕城镇化中的碳减排量、污水减排量等开发碳金融产品。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信贷产品,大力运用林权抵押贷款、订单农业贷款等信贷新模式,促进农业规模经济效益的提升。
探寻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最佳路径,要着力构建有利于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在构建有利于支持城镇化建设的金融生态环境同时,要构建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正向激励机制,即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激励引导作用,引导银行机构将更多资源投向城镇化。

7. 中国城乡建设投融资工作委员会是什么企业

中国 重点城镇建设投资指导工作委员会，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针指引下，为抓住国家“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关键时期，积极、有力、有效的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整合多方资源，于2008年在北京正式成立的专门从事中国重点城镇小康建设发展工作的国家事业单位

以联合政府协调部委关系，把党和国家关于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作为重点展开工作，全面为中国城镇经济发展和企事业单位参与城镇化和城市建设服务。

重点围绕发展以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为核心战略的智慧城市、农创扶贫、精确扶贫、文化、教育、养老、医疗等产业建设，构建国家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多元化、多产业、多维度的体系，提供全面性的服务。

(7)城镇化建设融资扩展阅读:

工作内容

中国重点城镇建设投资指导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是：全面推进“1887工程”，（ 由建设部、发改委、民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科技部六部委联合在全国范围内选择确定了 1887 个重点城镇进行小康示范建设﹝简称“1887工程”﹞。

按照重点城镇建设总体要求，从中国重点城市建设理论研究、模式探索、经验推广，到提供重点项目投资、融资咨询及指导，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 的发展路子，推动中国特色重点城镇建设。

中国重点城镇建设，是基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城乡统筹概念的新的发展战略，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

8. 如何创新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人到哪去、地怎么用、钱从哪来”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三大问题，其中的资金保障是关键一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大、期限长，社会外部效益强但商业效益不高，需要以改革创新思维，推动建立市场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避免地方政府债务无序扩张，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平稳释放城镇化潜力。
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应当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禀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实际出发，合理确定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顺势而为，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城镇化融资能力下降。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须妥善应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将债务风险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第一，建议加快研究市政债发行相关工作，建立统一的市场评级体系，探索编制完整的政府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目前我国“城投债”从发行人资格和募集资金投向来看，具有市政债特征，但准入条件和债券期限等方面的规定要求与基础设施投融资特点和盈利模式尚存在差距，融资规模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第二，建议按照控总量、可持续的原则，制订城镇化建设融资规划，统筹考虑各地发展条件、政府负债、资金供给等因素，设立动态、包括市政债在内的全口径负债“天花板”，防范地方政府过度举债。
第三，以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为契机，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动态监控体系，同时针对基础设施建设“一次建成、长期使用”的资本性支出特点，逐步建立包括跨年度资本预算在内的财政预算制度，着力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度。
第四，可从未来新增加的一般预算收入、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覆盖市政债等政府性债务的风险偿债基金，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局部、突发的流动性风险，稳定金融机构和债券投资者的市场预期。
拓宽市场化、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
《规划》提出，要放宽准入，完善监管，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市场化的城镇化建设资金不仅为城镇化发展特别是相关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财政风险。
第一，建议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公私合营政策法规制度，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和公私合作项目运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指导国企、民企、外资等各类市场化主体，通过PPP（公私合营）、BOT（建设―经营―转让）、特许经营等商业模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第二，可参考设立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配套政策，鼓励设立专门的城镇化投资引导基金和城镇化投资基金，大力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推进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
第三，引导利用保险、融资租赁等社会资金投入城镇化建设，保险、融资租赁等长期、大额社会资金对安全性、收益性有特殊要求，与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现金流相对稳定、资金回收期限长的特点较为匹配，可鼓励创新匹配两者需求特点的合作模式，如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主要投资于市政公用事业领域的融资租赁产品或资金信托计划等。
第四，加快培育多元化的投融资主体，改革创新现有地方融资平台，可通过注入资源、注入股权、赋予特许经营权等方式，充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本实力，使其发展成为治理规范、财务可持续、以企业信用为主要依托的市场化投资主体。
第五，积极创新项目融资模式，借鉴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成功做法，有效发挥政府引导职能，统筹整合地方财政、土地、金融和政策等各类资源，将经营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有机组合，建立“以丰补歉”的项目综合收益平衡机制，提升社会资金向公益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积极性，为引导商业金融和社会资本进入创造条件。
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规划》提出，要发挥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要作用，研究制定政策性金融专项支持政策。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性资金需优先安排社会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支出，难以独力筹集大额资金支持中长期建设。而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民生类建设项目公共性强、外部性大、收益性低、回收期长，对商业资金缺乏吸引力，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吸储资金基于期限匹配的考虑，主要用于中短期项目和个人金融业务。这就决定了在现阶段，城镇化建设资金不能仅仅依靠财政支出和商业银行资金，仍需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撑、介于政府财政投资和商业银行贷款之间“四两拨千斤”的引领性作用。
第一，进一步发挥现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建设的主力银行作用，不断总结经验和创新融资模式，继续在建设起步阶段运用开发性资金发挥好“启动器”功能。
第二，建议进一步完善城镇化中长期投融资的制度性安排，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赋予开发性金融机构永久国家债信等级，建立稳定、可持续的中长期金融债发行筹资机制，通过开发性金融资金支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民生领域。
第三，为管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可考虑由国家开发银行或通过招标确定一家银行，进行“统一评级、统一授信、统借统还”，从总量、结构、操作上防止地方政府一哄而上、盲目举债，避免投融资总量失控，形成系统性风险。
第四，可通过设立专项贷款、专项基金和专项债券等配套政策，弥补政府投资特定项目的资本金以及地方配套资金的阶段性缺口。如每年在全国信贷规模安排中设立城镇化政策性贷款专项规模，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保障性住房和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等城镇化瓶颈领域的融资难问题。

9. 新型城镇化和医疗养老将成政府投融资主要方向吗

日前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袭(以下简称“财科院”)发布了《政府投融资报告2017》。在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财政学会共同举办的成果发布会暨地方政府债务研讨会上，业内专家表示，我国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不过依然存在碎片化等系列问题，应协调整合推进。

此外，报告建议，政府需要加快职能转变，进一步明确自身与市场的边界，降低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领域投资的门槛，加强政府公共投资的阳光决策，构建以财政为枢纽的政府投融资预算约束机制和评估体系，加快改革政府会计制度，提高财政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