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大跃进

1. 什么叫投资大跃进

不能再搞新的“大跃进”了，投资大跃进违背科学发展观

中央四万亿的投资外加财政预算赤字的政策一出台，面对中央政府重大救市举措，地方政府迅速跟进，纷纷制订本地区宏大的救市计划，而且规模一个比一个庞大，一个比一个海量，一个比一个惊人。截止2008年11月底，其总投资额已经高达20多万亿。这简直让全世界的政治领袖们、金融大鳄们、经济专家们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可以肯定这一轮投资过热、投资膨胀如果真的兑现必将引发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

现在各部委、各地方全都紧急行动起来了，挑灯夜战、热火朝天、争先恐后地上项目、铺摊子。不到两周时间，交通部宣布明年投1万亿元，建设部投3000亿元，铁道部8000亿元，民航总局2500亿元，国家能源局2000亿。地方宣称的投资来势更猛，北京1万亿元，上海1.1万亿元，广东2.3万亿元，江苏2.5万亿，辽宁省1.3万亿，浙江1万亿元，云南省3万亿元，河南省1.2万亿元，山东仅八个行业就投8000亿元，重庆3000亿元，粗略计算，上述累计的投资规模就超过了17万亿5000万元，这只是少数部委和少数省市目前所公布的投资计划。如果加上未报和未统计的各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十几个副省级计划单列市，未来投资规模恐怕要达到30万亿元。“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思维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这样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地发射假大空式的投资“卫星”、拼命上大项目的大跃进式投资运动持续下去的结果将再次导致严重的投资失控、投资膨胀，经济发高烧，大起大落。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凡是“一窝蜂”式的“大干快上”；凡是“运动式”的急躁冒进；凡是脱离实际的“拍脑门决策工程”；凡是“贪大求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凡是“好大喜功”的领导作风；凡是“战天斗地、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思维方式；凡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的工作方式；到头来，都无可避免地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双重惩罚。

投资膨胀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我在1992年就说过。

政府决策不能像墙头草，随风倒，摇摆不定，更不能反复地折腾。比如说，上半年罔视许多专家的警告，左一个加息，右一个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收紧银根，到了下半年一看形势变了，又左一个减息，右一个降低准备金率，这就叫折腾；上半年担心贸易顺差太大造成本币升值压力高企，左一个取消出口退税，右一个劳动法规，自己消弱自己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到下半年一看势头不对了，就又提高出口退税，而一些劳动法规也“打招呼”说可以缓行了，这就叫折腾；去年觉得股市太高，太过热，左一个提高印花税，右一个只能卖不能买，拼命打压，今年一看股市狂跌不休了，就又降低印花税，又是鼓励回购等等，企图托市，这就叫折腾；一会儿觉得钢多了，电太多了，基建项目上马太多了，重复建设了，要限制审批，一会儿又觉得该拉动内需了，要大干快上，多干急上，大量地、几千亿几万亿地批项目，这就叫折腾；一会儿觉得房地产过热了，要限制二套房，严控贷款，一会儿又害怕房价下跌拖跨金融体系，要鼓励购房了，这就叫折腾……

在现代社会中，好的政府就像是一辆车上的导航系统，而不是驱动系统。如果政府对经济发展过于热心和投入，就非常容易把自己当成社会的驱动系统，一脚油门一脚刹车，来回折腾。尤其当经济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政府更容易发力过猛。在当前全球发生金融海啸、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长放慢，甚至进入一场温和的减速和软着陆，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政府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过于急迫地想逆势而上，试图通过大量动员资源来强行对抗经济危机，其结果，短期内也许见效，中长期看，反而可能由于投资过热、投资膨胀而把一次温和的减速和软着陆变成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滞涨的大萧条。打个比方：全球都流行感冒，偏偏就你能不打喷嚏吗？偏要大口大口灌药来硬撑，注射强心剂，服用兴奋剂，决不是高明的医道。

今天的中国的决策层，应该顶住各种压力和诱惑，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开拓视野，放眼未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经济放慢、减速和软着陆期间不乱折腾，而是及时推进各项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提高创造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把钱花在刀刃上，有点战略眼光，发展战略型产业，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而不能病急乱投医，开错方，下猛药，急功近利，急躁冒进。

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旧的生产力产能过剩，有效需求饱和与不足；要摆脱经济危机，使经济复苏，需要适度增加有效需求；同时必须开发、创造新的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战胜经济危机。

从过去的数据看，以政府为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会抑制老百姓消费，起不到增加有效需求的作用，只会加剧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直至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过去25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导致中国目前的最终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3年时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而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2007年中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十几个百分点。
从国际比较看，目前中国消费率太低，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目前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较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减税让利是刺激内需最快最直接的办法，与其急功近利、急躁冒进地搞投资大跃进，不如从拟投资的4万亿规模中拿出2万亿减税让利给企业、给老百姓，鼓励企业去投资，让城镇居民有钱消费；地方政府再拿出大部分资金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使中小企业渡过难关，避免中小企业大规模的停产、倒闭、破产，只有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才能大量吸纳劳动力，解决大规模的就业问题。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中国经济转变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方式，进入以内需为主、依靠技术进步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的良性循环发展轨道。民间投资效率和效益肯定高于政府投资，而老百姓有钱消费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拉动和扩大内需。

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过后，都是产生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要抓住机遇，乘风破浪，在下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中抢占先机、有所作为、开拓进取、发展壮大。

两千年前老子曾经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发展壮大的极好机遇，要变危机为机遇。

2. 建国以来中国推行的经济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改革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缓解困难地区财政运转压力，决不让基本民生保障出问题。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既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也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留出空间。只要就业稳、收入增，我们就更有底气。

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融资大跃进扩展阅读：

经济政策的影响

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与计划体制相比较，市场机制无疑更有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它还存在着许多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在宏观上表现为一个盲目、自发的过程，一方面，单个市场主体对于信息的获取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市场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当价格信号显示出某种产品的生产有利可图时，生产者会蜂拥而至，趋之若鹜；一旦该产品生产过剩、相对价格水平自动降低时，商品生产者明白过来已为时晚矣。

3. 1958年我国改革经济建设中存在主要问题是什么

（1）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动“大跃进运动”；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发动“文化大革命”。（2）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有利于多种形式吸收外国资本，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扩大对外贸易，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也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4. 中国自建国以来经济有什么发展

建国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就。

1、到1956年底，国家提前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它的完成标志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资产阶级处于消灭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基本结束。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了。

2、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此，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3、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次伟大转折；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4、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也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1、到1956年底，国家提前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它的完成标志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资产阶级处于消灭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基本结束。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了。

2、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此，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3、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次伟大转折；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4、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也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现在还是改革开放阶段(加入WTO是典型)

5. 国际96金融案件是什么意思

流通票 最近某报发表《优质上市资源不能流失》，认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本不是坏事,在支持企业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同时,如何让本土市场在优质上市资源争夺中保持足够的竞争力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这篇文章希望能有好的企业在本土上市，强调优质资源不能流失。文章还列举联华超市在上市时的发行市盈率达到了近20倍。另一家H股比亚迪更是远远超过了选择A股发行所能募集的资金。该公司发行前的净资产规模3.9亿人民币,筹资总额达到了16.2亿港币。以前一年的利润计算,其发行市盈率高达24倍。两项指标均超过了目前A股发行的“发行市盈率不超过20倍,集资额不超过净资产2倍”的惯例。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不全面的，联华超市、比亚迪在香港上市正好是在外国投资者重视H股的时候，而且是对H股有选择地进行投资，近几年中石化、华能国际等H股在港上市之后，又回归内地发行A股价格远远高出H股，让内地投资者为其净产值的增加做出了巨大贡献，几乎是净产值发行的中石化H股，却以高出两倍多的价格发行A股，不仅套牢了普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而且还套牢了社保基金。华能国际发行A股也达到H股的两倍，这不仅是对内地投资者不公平，而且让内地的资源大量流失，白白为国际投资者做贡献，近两年来”海归“公司已经让内地投资者望而生畏。

A股市场资源的流失，不仅因为A股与H股的巨大差价，而且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差价，也让广大股民做了无偿的贡献。某软件公司股本结构畸形，75%的非流通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1.118元，发行市盈率达64.35倍，超过了截止2001年4月13日上交所61.43倍的平均市盈率。2000年净资产不过8384万元的普通财务软件公司，在招股时却以每股36.68元的高价发行2500万股，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8.875亿元资金，每股净资产骤然飙升至9.71元。其它A股虽然不象它这样典型，但是“一股独大”的现象也很严重。

张卫星算过一笔账：十多年来上市公司融资获得了8000多亿，一级市场大资金申购主力也获得了8000多亿申购利润，10多年间印花税总收入2500多亿，券商的佣金为2500多亿，10年间一些获利的机构庄家获利为2000亿左右，合计为2.3万多亿。但是，上市公司的效益如何？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一年好，二年差、三年就被ST成了口头禅。不要以为股民的钱都是个人的，从整体上看，居民存款的总和是社会资源，能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关系到国计民生，那么我们的上市公司究竟在干些什么？最近，公布的一组统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去年下半年以来，1175家上市公司中，有57.53%的上市公司（676家）存在被大股东占用巨额资金的现象，被占用资金合计高达966.69亿元，超过2002年市场一年的首发新股融资额度560亿，平均每家被占用资金1.43亿元。非流通股利用价格差从股市吸取的资金，实际上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流失。

至于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造成的资源流失更是让人感到寒心。

蓝田股份也是有名的“绩优股”、“农业板块龙头股”，真是光彩照人。1998年开始公司的每股收益一直保持在0.5元/股之上，98年为0.81元/股、99年为1.15元/股、2000年为0.97元/股、2001年中期为0.378元/股。2001年8月28日、30日在《金网理财》出现了三篇文章《重重迷雾锁蓝田》、《“纸上富贵”话蓝田 》、《蓝田股份：“会计手段”机关算尽》，拉开了打假序幕。9月5日《证券时报》刊登了李向阳的文章《蓝田股份：鱼塘里放卫星？》，直到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鱼塘里放卫星”象1958年的“大跃进”，甚至比“大跃进”还“大跃进”。当假象被揭穿后，事情并没有完。2001年11月20日，蓝田(集团)总公司总裁瞿兆玉亲自来到中央财经大学研究所会议室大叫：“因为你在《金融内参》的文章，全国银行都停了我们的贷款。我们的资金链断了，我们快死了。”瞿兆玉要求刘姝威公开道歉，消除影响，否则后果自负。

2001年12月13日，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通知，“湖北蓝田股份公司诉刘姝威侵害名誉权案”将于2002年1月23日开庭，刘是被告。与此同时，《金融内参》不得不发表声明：刘文纯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

但是1月23日并未成为刘姝威的“劫难之日”，事情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1月23日，蓝田（现已更名“生态农业”）诉刘名誉侵权的庭审非但没有开成，股份公司发布公告称，因涉嫌提供虚假财务信息，1月12日，公司董事长保田、董事兼总会计师黎洪福、董事会秘书王意玲及7名中层管理人员已被公安机关拘传接受调查，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之中。而中国蓝田总公司总裁、蓝田股份原董事长瞿兆玉也已被从北京传至湖北接受调查。（《刘姝威，蓝田谁在“等死”？瞿兆玉后悔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1月28日）

为什么刘姝威一篇600字的文章会引起轩然大波？原来捅了马蜂窝。据查，ST生态仅为中国蓝田总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总额就达到16．39亿元，涉及6家银行，加上蓝田总公司以ST生态名义从北京交行贷款0．6亿元，共计达到16．99亿元，其中已有4．7亿元被起诉并判决。从2002年年初开始，包括中、农、工、建、民生、交通、光大、中信、国家开发银行与洪湖当地的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相继起诉蓝田以追讨贷款，涉案标的高达十多亿元。农行总行曾在北京召集下属各债权人支行开会，会上通报ST生态、蓝田经济开发公司(蓝田股份原第一大股东)以及蓝田总公司(蓝田经济开发公司的母公司)所欠银行贷款的总数在30亿元以上，其中工行9亿多元，农行7亿多元，另外，民生、建行、光大等也是贷款大户。（《ST生态：“上海德隆”惊现蓝田重组始末》《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年9日）。

郑百文从1996年起着手建立全国性的营销网络，在没有一份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大规模投入资金上亿元，建起了40多个分公司，最后把1998年的配股资金1. 26亿元也提前花完。……公司规定，凡完成销售额1亿元者，可享受集团公司副总待遇，自行购进小汽车一部。仅仅一年间，郑百文的销售额便从20亿元一路飚升到70多亿元；与此同时，仅购置交通工具的费用就高达1000多万元。为完成指标，各分公司不惜采用购销价格倒挂的办法，商品大量高进低出，形成恶性循环。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以来濒临关门歇业，有效资产不足6亿元，而亏损超过15亿元，拖欠银行债务高达25亿元。

2001年根据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猴王集团公司于2001年2月27日宣告破产。截至2000年12月底，其资产总额为3.7亿元，而负债为23.96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645.53％。在猴王集团的债权人中，有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上市公司猴王A，其中欠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债务4.5亿元，欠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债务2亿多元，而被欠得最多的是猴王股份，多达11亿元。目前猴王集团已累计亏损25亿多元，其成为被告的经济纠纷案多达230多件，涉案金额高达14亿元，猴王集团称，已无任何资金也没有资产可供执行。猴王集团破产了。《四川金融投资报》2001年3月9日

从蓝田股份到郑百文和猴王，弄虚作假的公司后面都有大股东的操纵，一旦被揭露，巨额欠债就被曝光，而且我们股市还只这三家公司，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有多少资源流失了呢？

股市资源的流失还表现在国有股的贱卖，一些公司竟然以低于净资产值的价格把非流通股卖给外企和民企，美其名曰“资产重组”，根本不考虑付出最大代价的流通股投资者的利益，股民不明白：为什么国际投资者可以用净产值的价格买H股，外企和民企可以用净产值的价格买非流通股，他们付出的代价最小，却享受与股民同样的分红和权利。这算不是股市资源的流失呢？

人们还要问：民企重组上市公司就能带来效益吗？1998年，“四砂”迎来了一位名叫李协平的民营企业家，他的通辽艾史迪公司以每股2.02元的价格收购了“四砂”34.48%的股权，据知情人说，李协平在某些人的帮助下，早就提前进入了“四砂”，开始了所谓的资本运作。一开始，李协平并没有真的拿出8000多万现金来收购股权，就连仅有的1500万元收购定金也是从银行贷出来的。进入“四砂”后，他首先由“四砂”为艾史迪公司担保贷款收购了四家柠檬酸厂，再让“四砂”从艾史迪高价收购这些厂，凑足了购买“四砂”股权的资金。实际上，用“四砂”的钱收购了“四砂”。李协平并没有就此罢休，随后他又以“四砂”股权作抵押贷款5000多万元，等于把“四砂”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如果不是一桩假增值税发票案东窗事发，李协平还会从“四砂”套走更多的钱。一位公司职工说，“四砂”上下都被李协平出色的演技闹蒙了。他来到“四砂”后首先提高待遇，总经理的年薪达到了10多万元。他还把办公室搬到车间，摆出一副同甘共苦的样子，很快就取得了领导权，把“四砂”变成了他的私人企业。（《年报夭折引爆内幕 “四砂股份”沦为提款机》《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9日）

李协平的所做所为，用现在最时髦的话说，可以叫做MBO，深入“四砂股份”，掌握了领导权，然后开始一系自买自卖的“空手套白狼”活动，表面上做出一幅同甘共苦的样子，实际上把自己的年薪提高到10万元。1500万元收购定金也是银行贷出来的，经过一系活动用“四砂”的钱收购了“四砂”。这不仅提醒我们贱卖国有股给了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有可乘机，而且也说明了暗箱操作的MBO后患无穷。

有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2002年上半年,在139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中,采取直接上市方式的民营企业有59家,约占民营类上市公司总数的42%；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共有80家,约占民营类上市公司总数的58%,从2002年半年报来看,民营上市公司平均0.103元的每股收益高于沪深两市0.082元的平均水平，但是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整体业绩要高于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买壳的民营企业整体业绩相对较差,去年平均每股收益为-0.08元。（《民企加盟能否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上海证券报》2002年9月20日）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民企借壳上市的3家公司中，有1家因连续三年亏损已经退市，其余2家经营业绩尚好，退市的公司为PT琼南洋；1997年民企借壳上市的5家上市公司中，到2001年有2家公司大幅亏损，其中最差的是ST万家乐(000533)和国嘉实业(600646)；1998年借壳上市的14家公司中，有6家公司即鼎天科技、ST高斯达、英豪科教、诚成文化、宏盛科技、光彩建设借壳上市后业绩起伏比较大，还有2家公司金帝建设、四通高科到2001年业绩仍没好转；1999年借壳上市的22家公司中，共有7家公司业绩大幅下降，约占当年民企借壳上市公司的1/3，它们是ST银广夏、ST亿安、ST龙科、中讯科技、富邦科技、圣方科技和朝华科技；2000年有ST海洋、世纪中天、美亚股份3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大幅下滑。从资产注入的角度分析，重组没有见效的原因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重组方没有优质资产注入，重组陷入停顿状态；(二)重组方所谓的优质资产并不具备高盈利能力；(三)所谓的高盈利资产至今未获收益。（《民企借壳症》《证券市场周刊2002年9月7日》 ）

由此可见，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未必产生高效益，甚至出现短期行为。

为什么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不如直接上市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有股、法人股的价格远远低于流通股，经营者与普通股的持有者的利益相差很大。银广夏的造假，亿安科技的百元股神话破灭之后，高价买入这些公司流通票的投资者所受到的损失非常惨重。这是不是股市资源的流失呢？

所以，要改变A股市场的资源流失，最根本的问题是改变股权结构的分裂和不平等，既要防止国有股、法人股被贱卖，引起炒题材的“重组”，给股民造成严重损失；也要防止“海归公司”返回A股市场圈钱，让内地投资者白白为国际投资者做贡献。为什么现在A股市场一有“国有股减持”的传闻或者QDII的传闻就应声而落呢？原因就在于A股流通股的发行价高于B股、H股和非流通股，起点的不公平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不按市场规律办事，把A股市场当作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提款机，实际是A股市场资源流失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投资者信心。

红两千 “红两千”是民国36年原国民党时期发行的一种纸币，因为这种纸币是红色的，面值为2000元，俗称“红两千”。这种纸币现在已不能流通，仅仅具有收藏的价值。但是，近几年一些发财心切的人却打起了它的主意，有些人也趁机利用它干起了诈骗的勾当。
2002年12月14号下午，鄄城县公安局经济侦察大队接到一个举报电话，有人利用“红两千”进行诈骗活动，但报案人只提供了对方的车牌号码鲁H—57650，就挂断了电话。接到举报后，县经侦大队迅速组织民警侦破此案。办案民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侦查，终于发现这辆车牌号为鲁H—57650蓝色的桑塔那轿车。这辆车在县水利局招待所、华澳宾馆转了一圈后，开进了县政府招待所。车上下来五个人，在招待所开了房间。
为了人脏并获，鄄城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在他们隔壁定了房间以后，盯梢了一夜，于15号9点半左右，在他们双方进行交易时，被民警当场抓获。办案民警当场收缴了1000张“红两千”，还有5张票据证明。参与交易的七个人中，卖方五个人。卖主焦明桐48岁，山东邹城市北宿镇西江村人；刘福山42岁，山东兖州市小孟乡北门村人；张兆坤46岁，宁阳县建材公司店泗店建材站职工；孙现兵29岁，邹城市王村乡尖村人。徐富亮57岁，鄄城县闫什镇刘楼村人。买方两个人，买主胡三豹今年50多岁，浙江温州人；杨华山34岁，鄄城县临卜乡人。双方已经以每张“红两千”100元人民币的价格谈好了交易。那么一张“红两千”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呢？
菏泽市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徐平安告诉记者说：红两千的实际意义只是国民党证券中的一种，由于当时印发、印制的很少，所以它的价值比其它纸币稍微贵一点。平常收藏交易市场价位也就是好品行的（一张）30多块钱，低品行的（一张）20多块钱、10多块钱，全部连号的稍微贵一些，最高不过（一张）50块钱。
既然如此，胡三豹为什么要高价收购“红两千”呢？原来，在贩卖“红两千”人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成箱“红两千”是5个亿，按张数来说是25万张，每张2000元。据传说最低兑换是人民币5个亿，中间联系人按名额最低可得36万人民币。
正是由于高额利益驱使，许多人做起了“红两千“的发财梦，温州人胡三豹就是其中的一个。胡三豹这几年在陕西搞木材生意，一年前迷上了“红两千”。
2002年九月，胡三豹听说一个台湾客商正在收购“红两千”，就找到在陕西的朋友鄄城人杨华山商量对策。杨华山打听到家里一个叫徐富亮的远房亲戚，认识一些手中的“红两千”的，便马上带着胡三豹从西安赶到鄄城，请徐富亮牵线搭桥。徐富亮告诉他们济宁邹城市有货源。
徐富亮所说的邹城货主叫焦明桐。这个人自称手里有1000张“红两千”纸币和相关证明。一心想发大财的胡三豹、杨华山跟着徐富亮急忙赶到邹城市北宿镇找焦明桐商谈购买“红两千”的事。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焦明桐等人正挖下陷阱准备让他们跳。
焦明桐与徐福亮商议，慌称自己姓李，是国民党机要员李老太的后代，李老太曾保存着大量的“红两千”。为了使骗局做得天衣无缝，焦明桐还四处放风，使胡三豹深信不疑。其实，焦明桐手中的“红两千”，只不过是从市场上低价买来的。大部分货是从曲阜、成都等地买回来的，证明材料都是卖的人跟着带过来的，总共花了一万多块，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假的多，真的少，真的不好弄，买不着，用假的骗人家。
焦明桐带着一沓真的“红两千”到胡三豹、杨华山的住所，让他们验货。胡三豹、杨华山验完货后，决定大量购买。眼看鱼儿上钩了，焦明桐又放出了新的诱饵。
这时焦明桐提出要路费和信誉金。当时胡三豹、杨华山给焦明桐茶水钱1000元，吃饭钱300元，车费200元。
为了骗取更多的钱财，焦明桐提出必须给李老太见面礼，才能早日拿到成批的“红两千”。为此，杨华山给了他3300元。
交上了见面礼，焦明桐仍迟迟不肯发货，胡三豹、杨华山便沉不住气了。他们把目标转移到了焦明桐同伙身上。经过一番说服，焦明桐的同伙答应以每张30元的价格偷偷卖给他们“红两千”100张。既然是偷偷摸摸的事，检验过程当然一切从简，孰不知这正中了别人的圈套。
事后杨华山发现，买来的“红两千”中，只有一张是真的，剩下全部是假的。大小不一样，字头也不一样，里面梅花暗点也不一样，全部是假的。
上当受骗的胡三豹、杨华山仍不死心，心中还惦记着焦明桐手里的真“红两千”。2002年12月，俩人又商量着找到焦明桐准备继续购买真的“红两千”。鱼儿真的要上钩了。焦明桐便找到朋友刘福山、张兆坤和孙现兵，凑了1000张“红两千”。他们到焦明桐家将八、九十张能用的真品用白纸封上，真的放上面，假的放下面，这样，看好就给钱，看不好就不给钱。
这次的交易地点选在了鄄城县政府招待所，他们没成想刚刚谈妥条件，就被鄄城警方一举擒获。
那么，“红两千”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呢？菏泽市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徐平安告诉记者：“红两千”你到哪里都换不出钱来。不象他们说的值几千几万，到花旗银行或到哪个机构，或带到国外都值多少钱。没有这回事，这只是一个骗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当受骗的胡三豹仍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他还希望能找到真正的“红两千”。那么，骗人的人又是如何看待“红两千”的呢？
犯罪嫌疑人刘福山：“参与这个事的太多了，因为这个事情都是一个谜。都想发大财，究竟哪里要，哪里买谁都没见过，哪里真正有货，谁都没见过那么些。”
犯罪嫌疑人徐富亮：“都是跑空的多，也不少花路费，大部分倾家荡产。”犯罪嫌疑人焦明桐：“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骗局，都跟着上当受骗。”
目前，犯罪嫌疑人焦明桐、刘福山、徐富亮、孙现兵、张兆坤因涉嫌诈骗已被鄄城警方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常言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奉劝那些想发财的人，要靠辛勤劳动去致富，要靠守法经营去赚钱。在此也提醒那些想骗人的人，尽快悬崖勒马，停止犯罪活动，否则迟早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6. 如何防止土地流转出现大跃进和工商资本过度进入农业

2015年农村土地流转新政策全文

伴随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必然趋势。实践证明，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应从我国人多地少、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为引导农村土地（指承包耕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理解、准确把握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精神，按照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和走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的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典型示范引导，鼓励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又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能搞大跃进，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让农民成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避免走弯路。

（二）基本原则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

——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充分发挥农民首创精神，鼓励创新，支持基层先行先试，靠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以农民为主体，政府扶持引导，市场配置资源，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违背承包农户意愿、不得损害农民权益、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

——坚持经营规模适度，既要注重提升土地经营规模，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确保农地农用，重点支持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

二、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三）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承包合同取得权利、登记记载权利、证书证明权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完善承包合同，健全登记簿，颁发权属证书，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保护，为开展土地流转、调处土地纠纷、完善补贴政策、进行征地补偿和抵押担保提供重要依据。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方便群众查询，利于服务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原则上确权到户到地，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切实维护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

（四）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地方全面负责的要求，在稳步扩大试点的基础上，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在工作中，各地要保持承包关系稳定，以现有承包台账、合同、证书为依据确认承包地归属；坚持依法规范操作，严格执行政策，按照规定内容和程序开展工作；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依靠村民民主协商，自主解决矛盾纠纷；从实际出发，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为基础，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为依据，采用符合标准规范、农民群众认可的技术方法；坚持分级负责，强化县乡两级的责任，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密切协作、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科学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工作质量。有关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操作性政策建议和具体工作指导意见。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给予补助。

三、规范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五）鼓励创新土地流转形式。鼓励承包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制定扶持政策，引导农户长期流转承包地并促进其转移就业。鼓励农民在自愿前提下采取互换并地方式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土地流转优先权。以转让方式流转承包地的，原则上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且需经发包方同意。以其他形式流转的，应当依法报发包方备案。抓紧研究探索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在土地流转中的相互权利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按照全国统一安排，稳步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研究制定统一规范的实施办法，探索建立抵押资产处置机制。

（六）严格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民家庭，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所有。流转期限应由流转双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协商确定。没有农户的书面委托，农村基层组织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地，更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将整村整组农户承包地集中对外招商经营。防止少数基层干部私相授受，谋取私利。严禁通过定任务、下指标或将流转面积、流转比例纳入绩效考核等方式推动土地流转。

（七）加强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流转市场运行规范，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依托农村经营管理机构健全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建立土地流转监测制度，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咨询等服务。土地流转服务主体可以开展信息沟通、委托流转等服务，但禁止层层转包从中牟利。土地流转给非本村（组）集体成员或村（组）集体受农户委托统一组织流转并利用集体资金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可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流入方收取基础设施使用费和土地流转管理服务费，用于农田基本建设或其他公益性支出。引导承包农户与流入方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并使用统一的省级合同示范文本。依法保护流入方的土地经营权益，流转合同到期后流入方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续约。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健全纠纷调处机制，妥善化解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纠纷。

（八）合理确定土地经营规模。各地要依据自然经济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研究确定本地区土地规模经营的适宜标准。防止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的倾向。现阶段，对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至15倍、务农收入相当于当地二三产业务工收入的，应当给予重点扶持。创新规模经营方式，在引导土地资源适度集聚的同时，通过农民的合作与联合、开展社会化服务等多种形式，提升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

（九）扶持粮食规模化生产。加大粮食生产支持力度，原有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归属由承包农户与流入方协商确定，新增部分应向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按照实际粮食播种面积或产量对生产者补贴试点。对从事粮食规模化生产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符合申报农机购置补贴条件的，要优先安排。探索选择运行规范的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开展目标价格保险试点。抓紧开展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营销贷款试点，允许用粮食作物、生产及配套辅助设施进行抵押融资。粮食品种保险要逐步实现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愿保尽保，并适当提高对产粮大县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品种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相应配套办法，更好地为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提供支持服务。

（十）加强土地流转用途管制。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严禁借土地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建设。严禁在流转农地上建设或变相建设旅游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别墅、私人会所等。严禁占用基本农田挖塘栽树及其他毁坏种植条件的行为。严禁破坏、污染、圈占闲置耕地和损毁农田基础设施。坚决查处通过“以租代征”违法违规进行非农建设的行为，坚决禁止擅自将耕地“非农化”。利用规划和标准引导设施农业发展，强化设施农用地的用途监管。采取措施保证流转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可以通过停发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办法遏制撂荒耕地的行为。在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高产创建项目实施区，不符合产业规划的经营行为不再享受相关农业生产扶持政策。合理引导粮田流转价格，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四、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十一）发挥家庭经营的基础作用。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要继续重视和扶持其发展农业生产。重点培育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使之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分级建立示范家庭农场名录，健全管理服务制度，加强示范引导。鼓励各地整合涉农资金建设连片高标准农田，并优先流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经营农户。

（十二）探索新的集体经营方式。集体经济组织要积极为承包农户开展多种形式的生产服务，通过统一服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有条件的地方根据农民意愿，可以统一连片整理耕地，将土地折股量化、确权到户，经营所得收益按股分配，也可以引导农民以承包地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通过自营或委托经营等方式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各地要结合实际不断探索和丰富集体经营的实现形式。

（十三）加快发展农户间的合作经营。鼓励承包农户通过共同使用农业机械、开展联合营销等方式发展联户经营。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深入推进示范社创建活动，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农社对接。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建立农户入股土地生产性能评价制度，按照耕地数量质量、参照当地土地经营权流转价格计价折股。

（十四）鼓励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涉农企业重点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农户和农民合作社发展规模经营。引导工商资本发展良种种苗繁育、高标准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等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开发农村“四荒”资源发展多种经营。支持农业企业与农户、农民合作社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合理分工、互利共赢。支持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农业示范园区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共同出资、相互持股，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混合所有制经济。

（十五）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鼓励地方扩大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扶持资金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承担涉农项目，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加快建立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的管理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实际情况，在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中可单列一定比例专门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配套辅助设施，并按规定减免相关税费。综合运用货币和财税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建立健全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保险支持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分散规模经营风险。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鼓励融资担保机构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设立融资担保专项资金、担保风险补偿基金等加大扶持力度。落实和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

（十六）加强对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各地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明确的上限控制，建立健全资格审查、项目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对租地条件、经营范围和违规处罚等作出规定。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按面积实行分级备案，严格准入门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浪费农地资源、损害农民土地权益，防范承包农户因流入方违约或经营不善遭受损失。定期对租赁土地企业的农业经营能力、土地用途和风险防范能力等开展监督检查，查验土地利用、合同履行等情况，及时查处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对符合要求的可给予政策扶持。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并加强对各地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五、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十七）培育多元社会化服务组织。巩固乡镇涉农公共服务机构基础条件建设成果。鼓励农技推广、动植物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围绕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拓展服务范围。大力培育各类经营性服务组织，积极发展良种种苗繁育、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粪污集中处理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服务业，支持建设粮食烘干、农机场库棚和仓储物流等配套基础设施。农产品初加工和农业灌溉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鼓励以县为单位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创建活动。开展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试点，鼓励向经营性服务组织购买易监管、可量化的公益性服务。研究制定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的指导性目录，建立健全购买服务的标准合同、规范程序和监督机制。积极推广既不改变农户承包关系，又保证地有人种的托管服务模式，鼓励种粮大户、农机大户和农机合作社开展全程托管或主要生产环节托管，实现统一耕作，规模化生产。

（十八）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定专门规划和政策，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整合教育培训资源，改善农业职业学校和其他学校涉农专业办学条件，加快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远程教育。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围绕主导产业开展农业技能和经营能力培养培训，扩大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养培训规模，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和返乡农民工的培养培训力度，把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努力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认定、扶持体系，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探索建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制度。

（十九）发挥供销合作社的优势和作用。扎实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按照改造自我、服务农民的要求，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利用供销合作社农资经营渠道，深化行业合作，推进技物结合，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服务。推动供销合作社农产品流通企业、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网络终端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接，开展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服务。鼓励基层供销合作社针对农业生产重要环节，与农民签订服务协议，开展合作式、订单式服务，提高服务规模化水平。

土地问题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事关全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按照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办事，及时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搞好分类指导，充分利用农村改革试验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开展试点试验，认真总结基层和农民群众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牢固树立政策观念，准确把握政策要求，营造良好的改革发展环境。加强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明确相应机构承担农村经管工作职责，确保事有人干、责有人负。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抓紧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工作指导和检查监督制度，健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

7. 什么是伊斯兰融资

一、伊斯兰金融概览

伊斯兰金融是一种特殊的金融体系，具有浓厚的宗教背景，遵照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提倡勤劳致富，鄙视依靠投机手段来获取财物的行为，认为人们应当保持诚实、勤恳、俭朴的作风，这也就从原则上排斥了赌博、投机以及投资任何可以抑制不确定性的金融衍生类工具等活动。因此，伊斯兰金融严格遵循“禁止利息、禁止投机行为、禁止投资于伊斯兰教义不允许的产业”等原则，并有专门机构对金融机构恪守教义情况进行监督。

回顾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历程，从1963年成立首家伊斯兰银行，到2007年伊斯兰金融资产达到3000亿美元，伊斯兰金融发展迅速。在过去10年里，伊斯兰金融资产的年增长率高达10%～15%。事实上，不少金融中心已经在关注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机会。2006年6月，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公开表明，欲将伦敦打造成全球最大的伊斯兰金融中心，允许各银行在英国销售伊斯兰金融产品并制订一系列措施，使包括符合伊斯兰法的储蓄账户和抵押服务合法化，香港政府2007年提出要大力发展伊斯兰金融，并于当年1 1月发行了首只向零售投资者发售的伊斯兰基金，而在2009年3月初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我国“发展伊斯兰金融”的建议。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我国正筹备在宁夏银行开展伊斯兰金融试点。

由于伊斯兰金融的宗教背景，其产品也较为简单，主要有利润分享协议（ Mudaraba）、股本参与协议（ MusHarakah）、成本加利润销售合约（MurabahaH）、租赁合约（ljarah）、伊斯兰债券（Sukuk）、伊斯兰保险（Takaful）、商品货币化融资协议（Tawarruq）、制造加利润许可协议（lstisna'a）等八种产品。虽然没有复杂的金融杠杆和衍生工具，但这些产品覆盖了融资租赁、产品制造和销售、债券融资、保险等多个领域，旨在满足当地的金融需求，而其产品无一例外地遵循伊斯兰教义，对应实物资产，收益不是利息形式，而是设计成租赁收入或利润分成。

二、伊斯兰债券与资产支持证券的比较

由于篇幅有限，考虑到近期的迪拜世界的债务危机引发了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对伊斯兰债券（Sukuk）的讨论，本文将重点剖析一下伊斯兰债券与资产支持证券的异同。伊斯兰债券主要包括政府债券（Sovereign）和公司债券（ Corporate）。目前，马来西亚占据了伊斯兰债券市场的最大份额。以发行量计，全球67%的伊斯兰债券在马来西亚发行。2004年至2007年，全球伊斯兰债券发行呈稳步增长态势。

从最基本机理上，应该说伊斯兰债券与传统债券是相似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伊斯兰债券的持有人分享的是相关资产的收益，而非传统债券的利息支付责任。这种法律机制安排也许会让投资者感到困惑，下面笔者就“解剖麻雀”，以迪拜世界2007年5月发行的lSIN代码为030740815的伊斯兰债券为例，探讨伊斯兰债券的基本结构。

该债券的利润分享方和债务人均为迪拜世界有限公司（DP World Limited），发行方和受托人为迪拜世界债券有限公司（DP World Sukuk Limited），发行规模为15亿美元，2007年发行，2017年到期，“预期税后年收益”6.35%。

利润分享协议规定了利润的分享比例，受托人分得99%，利润分享方获得1%，再由利润分享方发放利润。也就是说，投资者可以获得6.29%的收益率。有意思的是，受托人同意协议的前提是投资计划中的期望收益是可以得到的，但他们不以任何方式担保期望收益。发行人、联席牵头经办人、交易管理人也对利润分享协议资产的收益不负责。如果利润高于定期分配数额，受托人应退回超过的部分给利润分享方，作为利润分享方的激励费用。如果净利润没有达到定期分配数额，利润分享方将提供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流动资金，以确保在发放日受托人的资金足以支付定期的利息发放。

利润分享协议自交割日开始生效，在201 7年7月2日债券到期赎回，或者201 7年7月2日前债券赎回当日终止协议。债券销售所得即为受托人和利润分享方的资本金，该资本金被投入到利润分享方制定的遵循伊斯兰教义的投资计划项目中。

通过条款分析可以发现，伊斯兰债券在法律设计上引入了所谓”受托人”的概念，就是投资银行通常意义上的“特殊项目机构（SPV， Special PurposeVehicle）”，这与结构化的“资产支持证券（ABS，Asset-Backed Security）”是一样的。为了厘清两个SPV之间的异同，下面以国家开发银行2008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为例，进行具体比较。

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主要由发起机构（国开行）、受托机构（平安信托）、贷款服务机构（国开行）、承销商（中信证券）、资金保管机构（中国银行）、登记结算机构（中债登）等组成。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发起机构以部分信贷资产作为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以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受托人，设立一个专项信托。受托人向投资人发行该期证券，并以信托财产所产生的现金为限支付该期证券的本息及其他收益。证券的发行由主承销商组建的承销团来完成。信托有效期内，受托人委托贷款服务机构对于信托财产的日常回收进行管理和服务。

该证券分为四档，分别为优先Al档、优先A2档、优先B档和次级档证券。其中，优先Al档5亿元采用固定利率方式发行，A2档27.03亿元和8档3.43亿元采用利率基准+利差的浮动利率方式发行，次级档证券2.201 7亿元无票面利率，投资者获得收益账下和本金账下的剩余资金。

对于信托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流，受托人委托资金保管机构提供资金保管服务。优先A档及优先B档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交易，次级档证券在认购人之间通过协议进行转让。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证券登记托管机构，负责对证券进行登记托管，并向投资者转付由资金保管机构划入的到期应付信托利益。

通过对比迪拜世界发行的伊斯兰债券与国开行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的结构，笔者发现，虽然两种证券在形式上都引入了SPV，但其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1）抵押资产的方式不同。国开行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将用于抵押的资产真实出售给了受托机构，而迪拜世界发行的伊斯兰债券则采用“出售后租赁”的方式，卖方以固定价格出售特定资产给受托人，而后又回租，受托人可以分享抵押资产带来的利润。

（2）抵押资产的结构不同。国开行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由一篮子信贷资产组成，又根据其信用等级分为了四档，而迪拜世界发行的伊斯兰债券，其抵押资产为Mudaraba的所有资产，却并未细分评级。

（3）发行人的义务不同。在资产支持证券中，由于国开行的资产实现了真实的转移，发行人对于债券的偿付不再承担义务，债券的持有人没有对发行人的追索权；在伊斯兰债券中，如果受托人（DP WorldSukuk Limited）的净利润没有达到定期分配数额，发行人将提供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流动资金，以确保其资金足以支付定期的利息发放。

（4）利息的界定不同。国开行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将不同级别的资产对应不同级别的利息，其利息是有保证的：而迪拜世界发行的伊斯兰债券中，任何人均不担保债券的期望收益，并且其利息来自于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资产投资的利润分成，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使用权让渡收益。

（5）债券约束效力的不同。通过两种债券的结构图不难看出，资产支持证券通过一系列条款的设计，包括引入评级机构、承销机构、资金保管机构等，对债券进行动态全方位的监测：迪拜世界发行的伊斯兰债券虽然也引入SPV以实现资产隔离，但其SPV为迪拜世界的子公司，其职能主要是债券发行，契约的约束其实是形式大于实质，而伊斯兰教义才是真正的行为准则。

三、伊斯兰金融的未来前景讨论

受全球信贷紧缩，以及经济环境不利的影响，伊斯兰金融去年增长放缓，2009年新发行的伊斯兰债券规模萎缩达55%，至140亿美元；但2010年已计划及宣布发行的债券规模将逾450亿美元。这看似矛盾的数据引起了笔者对伊斯兰金融未来、乃至伊斯兰社会发展的深度思考。

还是从迪拜债务危机说起。笔者前文解析了一支典型迪拜世界债券的债权结构关系，不难发现其实伊斯兰债券无外乎是在伊斯兰教义允许的范围之内，构建市场化的法律关系，进而解决世界金融主流融资模式的兼容性问题。这种中间路线未尝不是解决“伊斯兰民族融资习惯与国际金融监管之间矛盾”的积极探索。从更宏观的角度上，以国际资本为依托的“迪拜模式”对伊斯兰社会发展的影响也许会是深远的。国内很多学者把迪拜债务危机看作是”国家经济过分依赖房地产”的反面典型案例，而我们更愿意通过迪拜的发展模式，理解伊斯兰社会寻求自身发展的一种新模式探索。

截止到2009年底，世界人口约64亿人口中，穆斯林总人数是15.7亿，分布在20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世界的23%。地处海湾的伊斯兰国家由于天赋的石油资源，在过去几十年中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形成了大规模的“石油美元”和“主权基金”，投资于国际金融市场。但是，这种投资更多的还是以证券组合的形式存在并发展，伊斯兰的商业精英并没有直接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管理，伊斯兰商业文化对全球化的影响也没有随着财富所有权比例的增加而增强。加之固有的地缘政治矛盾引发的局部战争，伊斯兰文明如何融入全球化的大潮，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国际问题之一。

有人戏称，假若未来“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伊斯兰文明”之间发出对抗，倡导中庸之道的“中华文明”将成为救世主。笔者姑且把这种“戏说”当作一种善意的提醒，而寻找文明冲突解决之道才是更现实的考量。其实，伊斯兰文明本身也是热爱和平的，而“伊斯兰”这个词系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

全球化是解决文明融合问题的最好办法。具体的妥协和努力需要来自文明冲突的两个方面，本文所讨论的所谓”伊斯兰金融”，就是这种融合的具体体现，是传统伊斯兰融资体系适应全球化经济下的一种新模式探索；迪拜就是地缘位置的交汇处，以英国银行为主体的西方现代金融体系和以迪拜酋长国主导的企业集团，共同构建迪拜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梦想。逐渐成熟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体系、现代金融学理论和市场经济制度，必将是21世纪全球化的主流，已经创造了过去半个世纪全球人类生活水平大跃进的奇迹，伊斯兰社会当然可以借鉴。

始自19世纪的所谓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就是伊斯兰世界内部，以宗教改革为基本内容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思潮。伊斯兰现代主义主张对伊斯兰教实行某种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主张在坚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使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相协调；主张采用新的思想和科学方法，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弊端进行适度的改良。笔者期待着伊斯兰现代主义能够促进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和成熟，促进伊斯兰社会更好地融合到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

回到迪拜的具体发展模式讨论，笔者不得不承认在具体操作上，“迪拜模式”确实在环境保护、特别是淡水采集上，有持续性发展的问题，而且过度依赖举债融资和房地产支撑经济。但是，迪拜模式中对非伊斯兰世界开放的投资环境，以及不依赖石油资源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设想，应该值得国际社会的肯定。毕竟，石油资源不是无穷无尽的，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倡导者，中国也应该鼓励这种积极的新模式探索，鼓励文明间通过交流而彼此接受。

8. 为什么这几个月要大规模的股改

从4月29日开始的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已经走过了7个多月的历程。这是一场政府以行政计划手段打开局面、市场各方只能选YES不能选NO的改革，而政府打开局面的目的正是形成股市的市场机制。这场改革其手段与目的的鲜明矛盾，也注定了它将充满尴尬，备受质疑。

7个月来的股改，可以用1个字来形容——“乱”：一乱民粹抬头；二乱夹带私藏；三乱刻舟求剑；四乱黑道贿选；五乱股东遭殃。

但股权分置改革终究是要继续的，“开弓没有回头箭”，意味着股改也需要“讲政治”。

一乱民粹抬头

股改中的舆论自由与民粹权利已经超英赶美：任何具有话语权的人，都可以自由抨击与评价改革的施政效果；任何股民都可以自由通过互联网投票反对股改方案。

2005年3月，“股民领袖”张卫星宣布了一条新闻：他已经以个人名义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全流通扩股、缩股、送股对价计算方法专利，并得到了专利局正式受理。如果专利获批，他将按照专利授权收费的模式，向采用这三种办法支付对价的上市公司收取专利费用。

1300多家上市公司，按每家支付10万元专利费用计算，就是1.3亿元。

张卫星离经叛道的想法使所有的人大跌眼镜，而监管部门以对其“专利”不闻不问的态度，告诉了所有的人：这场改革的真正主导者与民粹精英之间的隔阂，可以使正在受理的专利沦为一张废纸。

同样觉得自己的真金白银沦为废纸的，是畅销书作家周梅森。毫无疑问，周梅森是个优秀的作家。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周梅森是个不及格的投资者：2002年，周梅森买了几万股金丰投资作为“对股票长期价值投资的追求”。时至今日，他已经以70万股的持仓量，成为金丰投资事实上的“死多头”。

客观地讲，周梅森的损失，根源是熊市大环境与其理财能力的匮乏。然而，张卫星告诉“周梅森们”，他们的亏损是由于“两类股东投资成本溢价”造成的，股民的损失，应该由大股东送还。这对正郁闷的没处发泄、亏损的回家不敢抬头的股民们而言，不啻于黑暗中的明灯——原来自己赔钱不是自己傻，而是因为这个可恶的溢价。

按张卫星的“两类股东投资成本溢价论”计算得出的10送20的平均对价水平得到了广大股民的支持，并不难理解，因为广大股民也在大熊市中受到了和周梅森一样的亏损，张卫星的股东溢价学说充分满足了亏损股民们的情感需求，有需求就是硬道理。

2005股改中的民粹，就这样抬头并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对抗大股东铁公鸡的强大力量。然而周梅森的一段话与金丰股东现场大会的混战，似乎告诉了我们，民粹领袖的施政水平其实也不高——真理难分对错，易分彼我。

周梅森在成功否决金丰实业后说：最郁闷的就是来和他谈判的都是说了不算的，大股东一直不出来，他希望“有朝一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能够真正独立自主决策”。周梅森财经知识的匮乏可窥一斑：送股送的都是大股东的股份，金丰的董事会如果真的独立到能作这个主，那他们就独立到犯罪的境界了。

金丰投资的股东大会，丝毫没有由于周梅森的缺席而显得冷落，股民中群情激昂的反对者向股改支持者投掷茶杯和矿泉水瓶，其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台湾议会。

周梅森振臂一呼和张卫星的理论与专利，可以作为2005年股改民粹最写实的一笔。他们高呼着：凯撒的归凯撒，人民的归人民。在股民的簇拥中，奔向2006年凯撒的仓库。

二乱夹带私藏

上交所与深交所，上演了15年的战争，2005年股改是双方决胜的关键一局。于是双方都在股改的大形势下，利用政策对股改的倾向性，大演夹带私藏部门利益的好戏。

深交所首先打出夹带私藏的第一张牌：中小企业板“大跃进”式股改。深交所自2000年以来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超过上交所，至少也得以“中小企业融资天堂”的身份，和上交所并驾齐驱。

中小板的相对独立性，使深交所9月5日急令各中小企业以10送3为底线两个星期内完成股改，从而上演了一场“股改大跃进”。中小企业板的企业，几乎不问业绩、行业、性质，一律10送3.5，在两个星期内全部上报方案停牌，这是2005年股改的一大景观：不是民企想10送3.5，是深交所着急交卷发行新股。

随后，上交所打出了夹带私藏的第二张牌：宝钢权证T+0。上交所这一招，让深交所傻了眼：人家不玩股票了！不但如此，T+0打开了券商营业部客户资金地下融资的黑箱，买卖权证的资金成几何级数放大。一时间权证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废纸炒成了天价。每一个买入废纸的人都可以赚钱。宝钢权证的交易量超过了深交所全部股票交易量。上交所笑了，笑得舒心，笑得豪爽。

遭遇一个回合的挫败，深交所咬咬牙，甩出了夹带私藏的第三张牌。中小企业板T+0。深交所很快识破了上交所的秘密：吸引大批资金炒作权证的关键不在于权证而在于T+0。于是，深交所在加紧打包权证上市抢市场的同时，提出了中小企业板率先T+0的宏伟设想。这一招立即引起了中小企业板的11月30日狂涨。然而这一招却被监管机构不冷不热地处理掉了。深交所的这一次夹带私藏，虽然对投资中小企业板股票的股民来说是个绝对的好消息，但因此变得希望渺茫。

上交所打出的夹带私藏第四张牌：武钢权证创设机制。11月25日以涨停价格买入武钢权证的股民，再次印证了杨百万10年前的一句话：股市里的傻子比韭菜还多，你割都割不过来。

创设武钢权证，给券商提供了到价格虚高的权证市场圈钱的免费大餐，因此，武钢第一天创设的权证数量就超过了其发行数量的三倍。问题是：股民拿到手里的权证，本来是作为股改对价换来的。现在，券商在上交所可以随便印新权证来冲击市场，那股改对价无疑就被兑了水。上交所这一夹带私藏，富了券商，肥了上交所，坑苦了“比韭菜还多的傻子”。

三乱刻舟求剑

刻舟求剑的人也是傻子，这一点没有人反对，可是300家股改公司的股改对价都是采用的刻舟求剑法，却没有人自称傻子。

颇具代表性的是G铜都。铜都的对价底线是大股东背后的江西国资委确定的10送2.7。公司于是拿出了10送2.5的方案试探投资者的反应。怎么解释10送2.5的合理性呢？大家都采用对流通权估价的办法，以国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合理溢价水平，推算本公司的流通权对价水平，于是，G铜都也从Bloomberg上找来所有美国、日本上市铜矿的市盈率。

这一下问题来了：这些企业的市盈率从10倍到50倍都有，而且每天都在变，G铜都怎么说服大家自己应该10送2.5呢？于是，找几家市盈率正好等于铜都10送2.5后的市盈率的国际上市铜矿说事儿，把不符合这个市盈率标准的其他铜矿删去。

如此计算，10送3可以得到依据，10送5可以得到依据，1股不送也可以得到

9. 建国以来我过经济体制的发展转变的几个阶段和各个阶段的特点

一、5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党和政府就着手于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要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体制。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化中形成的，大体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使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确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完成土地改革，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统一财政经济，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强市场、物价和金融的管理，以及进一步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货币发行，到1952年实现了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为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第三步，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建立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重点建设实行统一管理。后来，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工业、物资、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国营企业和部分公私合营企业主要实行直接计划和实物调拨，并对财政、信贷和劳动工资等也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放和统分统配。于是，形成了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
对于这种体制的形成，《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

“大跃进”时期，“左”的思想占了上风，经济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服从于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经济体制也有很多突然变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企图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和国家经营。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运动，把小社并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实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残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有的转为或并入国营企业，并使经营方式、购销形式和分配力、法归干一律。这都脱离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权，实际上是“大撒手”。针对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下放管理权有必要，但当时不加分析，一放就过了头。
第三，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扩大企业权限也是必要的，但在整个经济混乱的情况下，这无助于增强企业活力。当时规定减少指令性指标，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制度，企业有权调整机构和配置人员，自行处理固定资产。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层层抬高指标，企业失去正常管理，经济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制度上，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调”，使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职工的积极性，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掩盖下，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
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这个方针，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得到了全面贯彻。贯彻这个方针，在缩小投资规模、放慢发展速度、恢复工农业生产并抑制通货膨胀、保证人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同时，在经济体制上也有相应的对策。
首先，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管理，搞好综合平衡。为了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经济管理上加强集中统一。
其次，开始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为了纠正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注意了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运行。
再次，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为了制止几年中造成的各经济领域的混乱现象，除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外，还先后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和《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四十条》以及计划、财政等各项工作条例。
在调整过程中，还对体制改革进行了若干探索。例如：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在工业、交通部门按照专业化协调的原则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按照《工业七十条》，要求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等；改进物资管理，要求对生产资料参照商业部门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转环节，按照经济区设供应网点；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固定工与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并存，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在继续加强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该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给地方管理，包括计划留有机动和提高财政预备费的比例、给予调剂物资分配的权限等。调整时期的体制演变，针对以调整为主的任务，强调集中统一，取得了很大成绩，克服了困难，经济很快恢复，效益逐步提高，出现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势。

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构架已大体确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农村改革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实行合同定购制；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等主要衣产品实行保护价；鼓励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和非农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推进了贸、工、农一体化和产、供、销“一条龙”建设，农业产业化方兴未艾，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可以说，经过改革，农村作为传统经济中自然经济色彩最浓、经济发展水平最薄弱的环节，其运行机制基本上已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农村新经济体制的实行和政策的不断开放，使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人间奇迹，对其他方面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第二，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得到确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

过去指令性计划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覆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经过改革，已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在工业总产值中，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为目前的4.6%；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以上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及其价格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管理的价格占商品总价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为7.2%左右。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已具规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证券品种总数已达999个，上市公司达851家，市场总值达21420亿元，开户投资者达3989万户。

第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

尽管目前不少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但与改革前相比，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抓大放小”战略和“三改一加强”的举措得到有效实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在积极进行。公司制、兼并、联合、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产、出售等改组、改制的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国有资本正从一些低效领域和不宜进入的领域向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产业领域转移，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素质和质量。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且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不少国有企业正在从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产品经营正在向资本经营转变；单一投资主体正在向多元化投资主体转变；分散化、小型化的企业开始转向联合化、集团化。但是，国有企业冗员、债务和社会负担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其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国有经济与市场结合、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添了新内容。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彻底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国有经济的结构有很大的调整，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例如：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为3201.4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达到54620.8亿元和38878.5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基本实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等不同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这种格局，不仅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形成多家竞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机制。

第五，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机制和手段正日趋成熟和完善。

我国在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手段时，并没有对市场放任自流，而是稳步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首先，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80年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与地方分事基础上的分税制，基本上确立了适应市场要求的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并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其次，金融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性步伐。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控体系初步建立，调控方式有较大改进。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地方股份制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制度。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体系得到了稳步发展。此外，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开辟了多种融资渠道，重视了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引导。总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已大体确立，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1978－1997年，经济增长率的级差，即年度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之间相差11.4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的26年，经济增长率的极差高达48.6个百分点。特别是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标志着我国成功地摆脱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开始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六，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过去，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管理体制，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从取消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允许生产要素参加分配，把个人的有效贡献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单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所取代。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顺初次分配关系的同时，注重建立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体系。传统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正在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转变，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

第七，市场经济法规和新的经济秩序逐步形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法制建设越需要全面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据统计，1979－1997年底，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了791件行政法规、多项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约有17000件，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增强法制意识、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化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也为我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正走向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在改革开放前期，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后又建立了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新区，建立了一系列沿边开放口岸、内地开放城市和开发区，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适应国际惯例的对外经济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1994年底始，国家取消了外汇收支计划，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亿美元，增长近15倍。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国家大中型企业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筹措资金95.6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700多亿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近2300亿美元；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1750万人。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债风险。

总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分配资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竞争、市场横向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实现了由凭票供应、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品种繁多、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经济运行由以“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并与资源约束相结合的类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如果方便最好找一下高中历史教材（里面有挺简练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