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家族信托成立的前提
信托制度产生于英国衡平法与基督教特别是清教徒信奉的一些特殊原则。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是儒家“亲缘”文化，没有形成所谓的“受托人”文化，导致中国法环境下家族信托的受托人不宜由自然人担任。
家族信托的设立关系到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利益与家族事业的兴衰，因此，家族信托是否为“有效”设立至关重要。在当前中国法环境下，如何操作才能设立有效的家族信托？
设立家族信托的有效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家族信托的设立要符合我国法律的要求，将来家族信托不会被司法机关判决无效或者被撤销；二是家族信托的设立要符合当事人特别是委托人的意愿，家族信托能够顺利运行并且要有“效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的规定，有效的信托由四个法律要件构成：一是具有合法的信托目的；二是具有适格的主体；三是合法并转移了所有权的信托财产；四是合法有效的信托行为。家族信托的有效设立，一定要遵循这四个生效要件。
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
《信托法》第六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第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一）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第十二条规定，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
根据家族信托的职能，委托人一般不会设立专以诉讼为目的的家族信托。目的不合法的家族信托则大致分为两类：违法信托和欺诈性信托。
违法信托
《信托法》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该信托无效。信托目的违法而导致信托无效的情形主要有：
第一，按照《婚姻法》规定，对于夫妻的共有财产，在离婚时应当合理地加以分配，如果一方当事人为了独占该财产，把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财物以设立家族信托的方式进行转移，这种信托目的就违反了《婚姻法》，该设立信托的行为是无效的；
第二，按照《继承法》的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如果委托人通过遗嘱的方式设立信托，没有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及受益份额，则该份遗嘱信托是无效的；
第三，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负责人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公司的控股股东擅自将公司的全部股权设立家族信托，这种信托行为也是违法无效的；
第四，为了使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获得某种利益的人获取信托利益而设立家族信托，该信托目的也是违法的，属于无效的信托。另外，家族信托目的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该信托无效。
欺诈性信托
《信托法》第十二条规定，欺诈性信托是指委托人以损害其债权人利益，即以欺诈债权人为目的而设立的信托。欺诈性信托构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对象，《信托法》规定债权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上海契石信托服务咨询：四零零零——零九零——零六五零）否则该撤销权归于消灭。
按照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一项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对于信托目的违法的信托，实践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部分无效的信托不会导致全部信托无效。对于违法信托，其中一部分信托目的违法会导致该部分信托无效，但不会导致整个信托无效；第二，为了平衡债权人和善意家族信托受益人的利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
家族信托主体要适格
设立家族信托，必须有适格的信托主体，即当事人应当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委托人是家族财产的合法拥有者或家族事业的创建者
《信托法》第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信托法》规定的委托人的主体范围非常广泛，但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具有一定的限定性，如果家族信托的委托人不适格，会导致家族信托无效。因此，在家族信托设立时关于委托人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家族信托的最终委托人只能是自然人，在实践中一般是家族事业的创始人或夫妻。因为家族信托是民事信托，与营业信托的委托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同，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只能以归属于其名下的合法财产及家族事务设立信托，而受益人一般为委托人的近亲属，因此委托人只能是自然人。
第二，委托人应该是家族财产的合法拥有者或者家族事业的创建者。与营业信托不同，家族信托的委托人不必是“合格投资者”，但必须是家族财产的合法拥有者，或者家族事业的创建者。
受托人不宜由自然人担任
由于家族信托属于民事信托，无论理论上还是法律上，自然人都可以成为家族信托的受托人，但从设立家族信托的有效性来讲，除了涉及一些简单的保护性信托外，在我国现阶段家族信托的受托人不宜由自然人担任，其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没有信托文化的土壤。信托制度的产生得益于英国衡平法与基督教特别是清教徒所信奉的一些特殊原则，如为他人利益受托管理财产是完成上帝交给的神圣职责，是弘扬上帝慈爱的圣名，必须尽职尽责，不能收取报酬等。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是儒家亲缘文化，没有形成独特的“受托人”文化，如果自然人担任受托人，其行为很难符合信托中“受托人”的行为规范。
第二，很难保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管理的有效性。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需要受托人单独建账、独立运营，这对一个自然人来讲是很难做到的，一旦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发生混同，将会导致家族信托的纠纷甚至解除。另外，与英国当年自然人主要受托管理土地等简单的财产与家族事务不同，现在的家族财产管理与事务管理非常复杂，单独的自然人很难承受。
第三，与自然人担任受托人相配套的法律制度缺位。如《信托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托登记制度，自然人将会面临比信托公司更大的登记难度，信托财产转移到自然人名下通常比转移给信托公司更容易被税务机关认为是交易性转移而课税。
因此，从现实角度出发，家族财产管理与家族事务管理应该由更加专业的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律师事务所担任受托人，委托人信任的自然人可以担任家族信托的保护人。
受益人的特殊主体资格问题
根据《信托法》规定，家族信托受益人的范围广泛，一般没有限制性要求，委托人的亲属、家族企业的员工、其他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成为受益人。但在家族信托设立的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以下主体作为受益人的问题：
第一，尚未出生的委托人的后代可以成为受益人。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如果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实际上，我国《信托法》未要求信托设立时受益人必须存在，只要求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能够加以确定即可。因此，胎儿以及尚未出生的委托人的后代也可以成为家族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
第二，外国人能否成为受益人。设立家族信托时，委托人经常面临具有外国国籍的子女或者孙子女问题。外国的自然人能否成为受益人，我国《信托法》对此未作明确限制，因此外国人原则上可以作为家族信托的受益人。但是，如果有关法律、法规对外国人取得某物或者某项权利有限制性规定，而该物或者该项权利作为受益权客体应当移转给该外国人的，则外国人不得成为该信托的受益人。例如，以私人收藏的文物作为信托财产，信托文件规定由受托人将该文物移转给受益人，则外国人不能作为该信托的受益人。
『贰』 信托是什么——七种视角下的追问
“信托火了”，这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常常听到的话。且不说信托产品的销售广告已是铺天盖地，让普通公众也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好奇。当信托业资产规模超越保险，坐上金融业第二把交椅，不管人们过去对这个行业有什么看法，都再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了。实际上，在数年之前，信托还是少有人知的事物。不少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求职时都不知道有这个去向，倒是很多学法律的人曾经在法制史教材上看到过中世纪的英国发展出了这么一种重要、独特又让人摸不清头脑的制度。信托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之中，也不过是寂寂无名的一部小法，而且单门独户，仿佛与其他法律格格不入。所以，不知道信托，实属正常。对信托充满困惑甚至怀疑，也是不足为奇。不过，当信托业有了如此规模，在资金融通和为投资者创造收益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是时候该重新问一问：信托到底是什么？一、投资者的视角目前，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信托是一种投资渠道。如果只有少量存款，还要以此支付各种生活开销，那么只能放在家里或者存到银行。但如果坐拥大笔可流动资金，就不仅需要保管了。银行利率太低，股票投资也存在诸多问题，人们希望用富余资金去投资，以获取相对较高的回报。人们可能会自己兴办或者参股企业。但是有魄力、精力和能力去办企业的人总是少数，合适的投资机会也不好找。这时候，人们可能想找个专业的投资机构去帮他寻找好的投资项目，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考虑信托投资了。信托公司是可以用投资者托付的资金进行投资的专业机构。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某一个信托项目，信托公司汇集了不同投资人的资金然后投给某一个融资企业。说信托是“合法的非法集资”是很形象的，但是存在本质区别。信托公司是经过严格审批而设立的金融机构，它具有全面的投资能力，可以发放贷款，可以进行股权投资，当然也可以进行证券投资、购买债券，等等。由于信托投资非常灵活，如果管理不善，很容易损害投资者利益，甚至扰乱金融秩序。因此，我国对信托业设定了很高的准入门槛，并且非常注重对信托业务的监督管理。中国银监会是信托公司的归口监督机构。目前，我国信托业经过较快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合规风控机制，拥有了素质较高的涉及投资、财务、法律等专业的人才队伍，具备了专业化的投资能力。信托公司一般是先找项目，后募集资金，每笔资金对应着一个特定的项目。投资者可以通过信托公司的尽调报告事先了解项目情况、交易方资质、潜在风险及抵押担保措施等内容，然后决定是否投资。项目实施后，信托公司会按照约定向投资者披露项目进展情况、分配投资收益。信托公司对每笔项目都是单独管理和核算的，一个项目出了问题，其他项目不受牵连，信托公司本身的债务也不能用投资者的钱埋单。为了保证集合投资信托计划的资金安全，银监会出台了专门规定，通过要求信托公司设立监管帐户、聘请外部律师、对部分项目进行事前审查等手段，防范信托公司的不规范操作。在信托投资中，如果项目出现亏损，投资者自负，不过如果信托公司存在失职而导致亏损的，应当向投资者进行相应的赔偿。二、融资方的视角现在，信托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途径。信托融资的优点是更为灵活，缺点是融资成本一般更高些。其实这也无所谓缺点，因为既然无法获得更低成本的资金，信托融资渠道的存在本身就是优点了。目前信托融资整体的高成本并不说明信托一定是高成本的，而是诸多现实原因导致资金稀缺性被放大了。实际上，有些资金来源充足、风格稳健的信托公司甚至会以低于银行整体贷款融资成本的条件为一些还款有保障的优质项目提供融资。由于信托公司只收取相对固定的信托报酬，信托投资收益水平取决于投资者的要求，不存在国家干预的问题，因此信托融资成本的高低是投资者的收益需求和融资方的融资需求博弈的结果。当然不可否认，目前人们对信托投资的风险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存在刚性兑付，信托公司之间的竞争也比较激烈，加之房地产项目的融资方对于资金有迫切需求且对未来风险未必有充分判断，这些因素很可能间接推高了信托融资成本。随着信托业的成熟，信托公司也可以实现更低的融资成本，或者通过提供多元化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拿到好的投资项目。信托可以提供期限更长，方式更多样，资金规模更大，交易结构更灵活的融资服务。有些项目中，为了更好的保障资金安全，信托公司可能会参与融资方的经营管理或者对融资方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进行全方位监管，这对于融资方来说也算是一种缺点。但这也是信托公司掌控项目风险的必然选择，是为投资者负责的表现。三、信托业的视角对于信托业来说，信托是一种业务，是营业执照上的一项经营资质。信托公司就是凭借信托牌照，通过经营信托业务而获取收益的金融机构。如果说信托业是暴利的，应该说信托投资者是“暴利”的。信托公司只收取一定比例的信托报酬，百分之一、二是正常的。在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信托公司可能会索取更高的报酬，但相对于投资者的收益来说，肯定是“小头”。信托的盈利模式跟银行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经营方式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信托公司更像是投资者和融资方之间的一个媒婆，起到匹配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和不同利润创造能力的企业的作用。信托报酬是一种管理费或者说服务费。当然优秀的信托公司可能会参与融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为降低经营风险起到积极作用，这时信托就不仅仅是个媒婆了。银行赚的是差价，人们把钱存到银行，表面是保管，在法律和财务上则是借贷关系。银行是通过向存款人支付较低的利息和提供“保管服务”换取了资金的使用权，然后把钱当作自己的钱，以远高于存款利息的贷款利率贷给需要钱的融资者。在通胀率高于存款利率时，银行连保管义务也无法尽到，因为“保管物”实际上是不断缩水的。信托业的融资成本常常高于银行贷款，因为信托项目风险一般更高些。在卖方市场下，银行完全可以选择更优质的交易对手和项目，更何况存款利率很低时，不太高的贷款利息就可以让银行大发其财了。信托公司并不是没有能力去跟银行抢这些优质的项目，因为他完全可以以低于贷款利率的融资成本提供资金，只要投资者愿意接受高于存款利息但是低于贷款利率的回报。等投资者回归理性，只要银行利率保持这种管制模式，相信今后这种低收益率的信托项目也不会鲜见。如果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通过合法渠道拿自己的钱投资显然比让别人用自己的钱赚钱好得多了。不过总体看，信托业注定是要在风险相对较高的项目中通过中后期管理和运用各种风险防控措施降低项目风险。社会中注定有大量资金愿意承受高风险，以获取高收益，这是资本要追求更高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在风险相对较高的项目上有所作为，是信托业的立足之本，否则它跟银行的实际功能便没有差别了。信托业的使命和特性决定了，它必须要有强大的项目发掘、甄别能力和风控能力，否则就当不了好媒婆。而且必须严格依法经营，尽到勤勉管理义务，否则就会导致资金风险承受力和项目实际风险不相匹配，进而放大市场风险，扰乱金融秩序。也正因此，信托营业必须是一种特许经营，至少有行政法规以上的法律文件才能予以规定，而且每一个新的营业机构都必须由工商部门和监管机构的特别审批或者认定。有了信托法，就可以依法开展民事信托，但是作为一项经营资质的商事信托必须有相应国家机关的特别许可。否则，即便有无数合理的理由，也属于无证驾驶、非法营业。四、金融业的视角对于现代金融业来说，信托是金融分支之一，它能够满足资金的投资、增值需要。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金融诸分支各成一路，是因为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或者能以不同的方式满足资金融通的功能。银行实现的是资金存储、结算、流通的功能，它以货币在大范围内的流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基础，是货币流通的基本途径，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金融活动。它以资金安全、保值为重，否则结算功能会受到损害，所以银行资金的融出活动不能够经受太高的风险，并且要受到规模限制；商业保险满足的是人们对商业活动安定性的需要。古罗马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们所自发创造的互保机制是它的渊薮，不过现代保险制度只能追溯到中世纪城市经济的发展时期。而当现代社会肢解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内部保障机制，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也需要在大社会内寻找一种可靠的保障，否则便无法建立对未来生活的基本预期，人寿和健康保险就必然要发展起来了。凭借大数定律，越大范围内的互保越可靠，保险公司规模越大自身盈利也越多。而保险公司沉淀下来的巨额资本再投入社会中，便在为自身获利的同时，融通了资金；西方证券观念的诞生远早于上市公司制度的出现，外延也不限于上市公司股份，不过对于中国而言，证券行业是以帮助实力较强的企业实现上市、提高透明度、发行证券以及代理投资者买卖证券为核心职能的行业。自营业务虽是证券公司创收的重要渠道，但运用自有资金投资并不是证券行业特有的功能。或许中国证券行业的价值并不在于直接融通资金，而在于为股票投资者了解他们的投资标的提供了可能，从而间接鼓励了投资，同时高效、集约化的代理投资者完成交易操作，降低了股票交易的社会成本。以营业信托为代表的资管行业也有它特殊的功能。正如马斯洛所说，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对于资产持有人来说，银行满足的是资金在当下的安全需要，保险满足的是资产未来的安全需要，信托业满足的则是人们希望资产增值的需要，是要把生活过的更好的需要。所以，信托业注定只有在社会繁荣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发展，而且必定会发达起来，因为促使他产生的社会需要本身是足够强大的。人们把钱存到银行，是为了保管，用钱购买保险，是为了安定感，但把钱设立信托，主要是为了获取投资回报。信托业的存在自然会吸引大量资金转移过来，人们有时候说信托是银行贷款不足的替代品，可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信托凭借其资产增值能力把大量潜在银行存款客户吸引了过来，减少了银行可贷资金规模。逐利冲动所引发的投资需求必须要被满足，否则，可能会有资金回流到银行，但是恐怕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资金会毅然流入非法的途径，因为渠道合法与否对于资金而言，也不过是一种风险考量因素而已，更何况更高的风险也意味着更高的回报。这已经被各地如此普遍的民间借贷甚至是非法集资所证明了。相对于其他金融行业，信托也有自身的经营特性。银行以自己的名义将资金融出，必然要承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而保险则是直接受让自然人和经营实体的各类风险，银行和保险都是在经营风险。但是信托制度决定了，只要经营规范，风险不会向信托公司本身传递。所以很难说信托公司是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他的立足之本还是投资能力和对项目的风险掌控能力。也正因此，必须要加重他的法律风险，通过严密的法律规定迫使他尽到一个专业的资产管理者的职责，各国信托业法的核心诉求也在于此。五、历史的视角从历史角度看信托，首先应该区分信托行为和信托制度。信托行为是自古有之的，古罗马就存在遗嘱信托，但那是个覆灭了的文明，所以人们把现代信托追溯到英国十二三世纪盛行的以规避国家没收和税负为目的的土地信托。实际上，中国过去按土地征税的朝代里，小户农民为了规避国家的高额税负，也经常与可以规避重税的士绅大户订立协议，将自己所有的土地虚转至其名下，缴纳固定的“保护费”以规避重负，这该算是标准的信托行为。及至清代，中国土地的租佃制度极为发达，实际上形成了土地所有权的内部分割，地主和佃农对于土地的权利分割很接近于信托模式下委托人和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分割。当下中国，有人为了规避限购政策将自有住房转到别人名下，也算是信托行为。可见，为了规避某种负担或转移财产而将财产转移到他人名下的行为，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不过这些并不是现代信托制度所要保护和鼓励的活动，法律怎么可能会创造一种工具，让人们专门用它来规避法律并以此获利呢？！从历史角度研究信托，应当是研究信托制度发展至今的基本过程。信托何以成为一种制度，并发展成一个重要的金融行业？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研究现代商事信托，不得不回到中世纪的英国，还必须得提及英国法的两种渊源，普通法和衡平法。十一二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宋代的高度文明社会，但彼时的英格兰却还是一片荒蛮、落后的景象，成规模的城市经济几未形成，不同的地方适用的法律大相径庭，而且非常原始，巫术审判随处可见。诺曼征服后，为了提升自己的权威，英王便率领大臣们到各地巡回收税、裁断纠纷，于是发展出了相对于传统地方法律更合理性、更加统一的法律，人们称之为普通法。普通法本身是在司法案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要求后面的案例严格按照之前的判决来进行审判，难免会陷入苛求形式、过于僵化的弊端。其中一项便是，完全按照地契来确认所有权的归属。而中世纪的英国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继承制度，比如土地所有人死后，土地将归国王所有。人们为了规避这些恶法便在生前把土地转移到一个可信的人名下，但土地利益仍由自己的子嗣享有，或者纯粹出于宗教信仰将土地赠给教会。这种被称作信托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王的利益，于是到16世纪，国王颁布了一部《用益法》，法律的核心可以总结为：虽然人们为了规避法律而将土地信托给了其他人，但是实际上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自土地所有人死亡之时便根据法律归国王所有了，即便进行了虚假的转让或者非法赠与，土地的名义所有人也不过是以自己的名义为国王的利益而持有土地罢了。这个法律的初衷显然是为了打击当时的土地信托行为，保护国王自己的利益。不过却无心插柳的确认了一条重要的信托法原则：一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持有他人的财产。这是信托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石。显然面对实际的利益，国王的制度是无法简单奏效的。人们又想出各种不同的办法来规避。不过，信托法律关系本身的合法性被永久确立了下来。在以后的时间里，信托行为大量存在，包括以规避为目的的信托行为，也包括为了实际需要而采取的合理信托行为。与信托行为如影随形的一个问题是：信托关系往往发生在相互信任的至亲好友之间，可难免会有一些见利忘义的人要吞没信托财产，不按照当初的约定履行义务，另外，有时候受托人由于过错没能履行好受托职责。可是，受托人根据普通法的规则持有地契，便是法律上的所有人，僵化的普通法拒绝保护委托人即实际所有人的利益。于是，人们诉诸国王的大法官。这位大法官并不巡回审案，他端坐在王宫中，专门处理那些因为普通法的僵化和教条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以平衡普通法所造成的利益不均。他因此被称为“国王良心的守护人”，根据他的审判所发展起来的法律被称为“衡平法”。显然，信托土地的实际所有人就是急需他保护的人，为了确认实际所有人的合法利益，惩罚那些见利忘义或者太过疏忽大意的受托人，大法官不断地确立了以受托人尽职义务为核心的信托法。此时，信托财产的独立地位得到全方位的确认，信托法律关系真正形成，受托人义务也有了明确规则可以依循，信托法的雏形也就有了。在后世的发展中，大法官的衡平法和巡回审判发展起来的普通法不断融合，甚至改变了以案例为主要载体的存在形式，被编辑成文。现在，英国信托法已经有大量的成文法可查了。人们说英国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是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其实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它是起源于衡平法的一种权利，如今早已经纳入成文法的体系了。信托法确认了一个人可以代另一个人持有财产的观念，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个常识，可对中世纪的英国人来说，却是对所有权观念的重大挑战。根据这种法律观念，人们又发展出了公司制度、合伙制度等，甚至当民族国家兴起，英国人用信托理念来解释民族国家和王室作为法律主体的正当性。所以，信托的概念对于英国的意义非比寻常。在随后的发展中，基于信托法律关系的灵活、实用和独特价值，在普通的民事信托的基础上，人们发展出了公益信托、家族信托和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的的商事信托。英国海外殖民所运用的大量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信托制度汇集起来的。商事信托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典型代表便是各种证券化业务。信托制度在普通法系国家得到了最广泛、灵活的运用，这也是因为信托的发展需要配套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比如公益信托在NGO不发达的国家是难以发展的，垂死之人能够将财产托付给商业机构，那肯定得以信托机构本身经久不衰的声誉为前提。大陆法系国家在传统法律体系和理论框架下，难以接受信托法律关系中委托人的请求权和受益人的受益权并存的现实，所以迟迟不肯继受信托制度。不过由于信托制度的特殊优势和价值，不少大陆法系国家现在也结合实际情况采纳或者借鉴了信托制度。信托制度是普通法系给大陆法系最重要的馈赠之一，这是世所公认的。善于学习的日本则将资金信托发展到极致，在二战后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监管不配套，也出现过信托公司泛滥扰乱金融秩序的情况。目前世界重要的国家大都有信托制度。在亚洲，日本、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无一例外。信托行为本身确实是起源于纯粹的信任，人们以可靠的友情、亲情来对抗恶法。但是信托制度在衡平法上不断发展的过程，恰恰是为了约束那些恶意或者因过失违反了管理义务的受托人。及至商事信托发展起来，出现以资金信托为主的信托业，信托显然已经变成了投资需求促动下的商业行为，逐利冲动才是它的本源。营业信托也需要信任，但这份信任是靠信托法对受托人职责的严格规定以及信托机构本身的声誉所铺垫起来的。六、法律制度的视角在法律上，信托被定义为新托人将其财产交由信托机构设立信托，由信托机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为信托受益人获取收益或者实现特定目的的活动。从法律制度的角度，信托与委托代理、合同、合伙、公司等一样，都是财产运用的法律机制。在不少普通法系国家，信托也是法律认可的一种经济实体的组织形式，跟公司、合伙企业相并立。所以说，在法律视角下，信托的意义远不限于金融，信托财产也不限于资金。只是资金信托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信托自然成为一种资金融通机制。直观看，信托更像是委托投资，但是基于信托法的规定，财产设立信托后就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不相牵连，与受托人的财产也不混同，这就降低了信托投资的风险。风险隔离是信托成其为信托的根本要素。信托投资模式下，信托财产的用途是委托人知晓的，但是具体的运用和管理则不一定会在信托合同中明确下来，这需要受托人发挥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签订信托合同后，委托人有权了解后续的管理情况，但不能对受托人的管理行为任意干涉，也不能随意撤销信托。这是信托与委托代理、合同的不同之处。通过设立公司投资，也具有风险隔离的功能，但是投资者不一定具有经营公司的能力和时间，而且公司设立、清算都很麻烦，信托投资则要简单的多。信托是风险隔离的委托，是简化了各种设立、清算程序且营业范围不受局限的企业。它是介于委托投资和直接经营企业之间的一种资产管理机制，它在信托法律的支撑下，通过信托合同，建立起一个具备高度灵活性的准法人主体。信托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与股东的股权很接近，信托机构可以代表信托财产行使签署合同、参与表决、追索债权、提起诉讼等各项权能。信托机构负责收取信托财产的收益，计算和支付信托存续期间发生的费用和自己应得的信托报酬，然后将信托收益支付给信托受益人。信托制度在委托代理制度和公司制度之间的巨大空白地带获得了无限的可能性，可以随时、随事、随地、随人的需要而调整，它是一个交由人发挥创造力的机制。他像一块无限宽广的地基，需要人发挥智慧和才能去建设高楼大厦，其他国家的信托实践已经树立起了可资借鉴的榜样。以逐利为出发点的商事信托的社会功能已然远远超越了商业逐利，在家族财产传承、公益事业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一切楼宇建筑的地基则是完善的信托法律制度，只有当法律明确了信托财产的特殊地位、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保护措施，信托业才能够良性持续发展。七、社会的视角从不同的市场主体的视角，信托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具有不同的功能。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信托是立基于信托法律，以运用资产管理能力满足资产增值需求为本位的一种资金融通机制。信托法律制度是它的前提，投资需求是它的驱动力，融通资金是它的必然结果。信托机构的产生是为了通过经营信托业务获利，但是信托机构必须以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为立身之本，否则就真的沦落到合法的非法集资的地步，可以随便被取代。信托业的规模化发展必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行业，它把社会闲余资本引入实业，鼓励了投资，带动了就业，增加了税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信托的繁荣是可以让整个社会受益的。信托实现了不同风险需求和不同利润创造能力的企业的直接对接，减少了资金流通的中间环节，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进社会财富；信托业通过发挥专业能力，挖掘好的项目并适当介入融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让好的项目得以发展，通过主动管理增加社会财富；信托业的存在，有利于资本的充分运用和灵活组合，它可以方便的汇聚巨额资金投入同一项目，使重大项目可以得到社会资金的支持并分散投资风险；信托业的出现意味着大批资产管理人员集约化的介入到大笔资产的管理之中，还意味着没有能力进行投资但手握资本的社会阶层可以在专注本职工作的同时，获取资产增值。八、与文化论者商榷文化确实是个无底大筐，但空泛的往里装不能增进任何认识。人们赞叹英美诸国信托制度的广泛应用，却又模仿不来，便将中国社会的信任缺失当了罪魁祸首。其实，信托经营者首先要懂得的是，国外对信托业的信任乃至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信任，都是以完善且行之有效的法律为基础的。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环环相扣、每个人的过错甚至过失行为都可能损害他人根本利益的现代社会，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就不会有信任可言，这跟文化不甚相关，与人的逐利冲动和防卫本能有关。信托制度在英国生根发芽，又在更多的国家开花结果。法律是她的基石和框架，急于求成的模仿者往往只爱仰望别人的高楼大厦，而不知道楼下有坚实的土壤，甚至心急到连力学原理也置之不顾。如此建造的大楼注定是不稳当的“楼脆脆”而已。茫然无措的穿过迷雾去找一个所谓“信托文化”来兜底，虽无可厚非，但实在经不起历史事实和理性常识的推敲。人性注定是多变的，如果受托人的行为是不受控制的，信托机构不过是个没有专业水准的“通道”，连他的失职行为也是无法界定、无需赔偿的，人们何以相信他呢？提倡信任文化没错，但是信任文化的第一要义是：信托机构要把自己打造成值得托付的受托人，而不是其他。当本身就有特殊利益冲动的人要求别人信任自己的时候，往往说明他是不值得信任的。更何况，在法律不完善，制度得不到公正、恰当执行的社会，信任文化不过是一场奢谈。结语信托到底是什么？可以从多个角度回答，都有道理，但又都不全面，更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定义的困难不在于对象本身的复杂，而在于人们根本不了解定义所指向的对象，如果对象本身还是不断变化的，就难上加难了。关于信托定义的争论像是一个罗生门，不同的是，每一种回答都是出于真诚的。理解信托，或许也不止于七种视角，而且每一种视角的检视都期待更深更远的洞见。不止是中国，对于那些信托业发达的国家，信托的概念也注定是一个无限开放的问题，因为信托的优势和魅力就在于信托制度的灵活多变、富于弹性，能够根据社会需要而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人们不是常常引用斯科特那句“信托可以与人类的想象力相媲美”来正打歪着的证明时下诸般“创新”的精明么？既然概念是一种归纳，那么任何概念都注定容纳不了无穷尽的形态。信托的定义，注定是一个没有最终答案的问题。刻下，对于中国而言，或许我们无需空泛的去赞美信托，也不必急于去解开她所有的面纱，倒是先把信托最基本的原理和机制搞明白，使她获得社会和决策者的基本认可，让她能够在坚实的土壤上开花结果，而不被当做一个随手可以除去的异类，才是信托业的命脉所系。信托业的根基恐怕不在于复杂高深的业务模式，而在于信托之外的广阔天地。七十二般变化练得再熟练，若不懂得培植社会基础，也只能在花果山里抖抖威风，一出山门便无人敬服了，更何况，入不了佛祖的法眼，随时都会被压在五指山下。中国信托业虽火红一片，可越是得意时，越该有一份清醒头脑和危机意识。花皆有盛放期，常开不败、结实落仔的才能生衍不息；树皆有葱茏时，枝大根深、土壤肥沃的才可屹立不倒。新鲜事物，注定毁誉皆有，路途漫漫，难免风浪坎坷。不过如果一个事物有它根本的功能和难以替代的价值，就必然会发展起来，任何一种合理、强大的社会需要都必然会有相应的机制来予以满足，这是不可阻挡的规律。信托业的长远前景是值得期待的。然而，栉风沐雨才有芳华绝代，历尽风浪方得日现云开，中国信托业刚刚起航！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研究生柏钦涛，现供职于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叁』 梅艳芳家族信托是失败案例吗
马华桂律师 京师上海律师所
回看梅氏信托，我们解读其中的成与败
很难堪，无爱的处理方式
明星梅氏的信托Karen Trust（以下简称梅氏信托）经常见诸报道，一些内容刺激观众的神经：
各大媒体报道的一则新闻震惊了整个财富管理圈——“梅氏92岁母亲欠房租被强制搬家，坐地痛哭不愿离开！
一代巨星梅氏的3000项遗物，包括新秀冠军奖座、波鞋、公仔连贴身内衣裤被信托受托人香港汇丰信托进行拍卖……
如果信托公司与信托受益人即梅妈提前协商，将这些估价不高、意义特殊的私密物品，以实物形式交付梅妈，既维护了受益人的利益，也恪尽了受托人的职责，公众将更容易接受。
梅氏家族信托的设立简述
2003年，12月30日在香港养和医院梅氏病逝，终年40岁。在医院治疗期间，在专业人士帮助下，梅氏完成了其信托的设立，是一个依据开曼法律设立的酌情信托（自由裁量信托）（Discretionary Trust）。从公开的资料看，香港罗兵****会计师事务所为税务筹划，汇丰国际HSBC受托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人，也是遗嘱的执行人，但是设立过程中没有咨询独立的第三方，尤其是律师。梅氏信托赋予了受托人HSBC较大的权力，如取得和管理信托投资收入、变更受益人、认定被排除人士等。
除了信托协议和遗嘱，梅氏确认了受托人备忘录（Trustee memoranm）。在该备忘录中，梅氏向受托人表达了以下意愿：
（1）在梅母在世期间，受托人应为梅母持有信托资产，并每月向其固定分配7万港币；
（2）将两处分别位于Happy Valley和伦敦的房产赠送给好友刘培基；
（3）留出170万港币用于4名侄子侄女的教育：在这四人25岁前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时，梅氏信托每年将给付10万港币给相应的受教育者，但每人最多不超过40万港币，剩余10万港币作为HSBC的管理费;
（4）在梅母去世后，信托资产全部分配给妙境佛学会有限公司（New Horizon Buddhist Association Ltd.）。
还有一个大前提值得特别提醒：梅氏原本想设立的应该是生前信托，可惜在圣诞节期间就过世了，没来得及将信托财产转入信托，只能借助兜底性工具信托意向书、受托人备忘录、遗嘱等文件成立并将财产注入信托，梅氏信托得以遗嘱信托形式出现。因这两类信托在生效起点、功能和稳定性上区别巨大，引发纷争不断。
梅氏信托是开曼信托，为何香港法院有管辖权？
就梅母在香港法院提起的一系列诉讼，梅氏信托的受托人HSBC主动接受了香港法院的管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信托管辖权这一问题，虽然梅氏信托的适用法是开曼Cayman法律，但是如果梅氏信托的受托人和主要资产均在香港，受托人也同样在香港对信托资产进行管理，香港法院也可能会对梅氏信托有管辖权。
母亲覃氏的诉讼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梅氏在医院治疗期间因用药等原因而丧失了行为能力为由，要求撤销遗嘱信托的安排，是对遗嘱效力的不认可。由于此时梅氏已经故去，要审查其行为能力只能靠人证与物证了。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何冠昌太太的证言，一则她当时每天都陪在梅氏身边；二则她与本案遗产无任何利益瓜葛。毕竟是专业人士参与设计的遗嘱内容，它当然不容易被推翻。法官认定梅氏的遗嘱及信托安排有效，并经过高等法院、终审法院的一致肯定。后梅母又先后控告遗嘱执行人、主诊医师、遗产受益人等，结果均被法院判决败诉。 第一阶段的诉讼梅母虽败诉，但关键的诉讼中法院对其倾斜照顾，由梅氏遗产支付其诉讼费及律师费。
第二阶段，梅母与信托受托人及妙境佛学会有限公司发生了长达10年的多次诉讼。是在信托生效后，就受益权安排不合理性提出的诉求，诉讼的结果是梅母一再取得胜利。确实在设立之初，梅氏信托没有考虑房租水平上升、物价上升、医疗费用的增加等因素，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而且生前信托未生效很多有益的保障条款无法生效，基于梅氏保护受益人的目的，法院一再判决梅母胜诉，最终每个月获得的生活费从7万增加到了2016年的21万。同时，也因无力支付长期多次诉讼高昂的律师费，梅母一度陷入个人破产的境地。
破产后，覃氏仍然不懈通过各类诉讼讨要生活费，由于请不起律师，其只能以90岁的高龄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法官实在于心不忍，曾破天荒地判给了已破产的覃氏一笔律师费，保障其得到充分的法律服务；2014年10月，覃氏因无力支付各类上诉所需要的保证金，请求香港终审法院豁免，但遭到上诉委员会的驳回。由于覃氏并没有大量资产支付律师费，所有的费用几乎都来自于其从信托收益中的“透支”，最终无力支付的时候，便只能宣告个人破产，沦落到穷困潦倒的生活状态。信托所管理的资产也因此大幅缩水，梅氏的大爱慈善目的大打折扣，遗愿或难实现。
梅氏信托技术上值得借鉴也值得反思
从结果来看，梅氏所设立的信托，似乎并未达到其生前“保障梅母体面生活”的遗愿，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梅氏所设立信托的意义。
从技术上来说，梅氏信托还是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首先，该项信托设立了多顺位、多层次的受益人。其母亲作为第一顺位的受益人，享有终身的受益权；其侄女及外甥，则享有固定数额的教育基金；妙境佛学会有限公司获得剩余的信托财产（如有）。这样的安排并不算复杂，但是能满足设立人诸多不同的需求。
其次，在这样一个亲人索取无度的家庭中，如果不设立这样的信托，那么家人之间发生争执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在梅母的屡次挑战下仍然未被击破，有效发挥了资产隔离和保护的作用，依然保障了梅母在梅氏去世后大部分时间的基本生活。
基于财富传承的考虑，在家族信托中，委托期限往往跨越委托人的生命周期，甚至长达几代人，可以说信托是委托人从坟墓中伸出来的一双手，呵护后几代人的幸福。而委托人去世时，受益人不一定具备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甚至不一定掌握财富传承的隐私信息，这就需要委托人在信托内容涉及中非常的细致、专业、周到和制衡。
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人性之叵测，再完美的计划也只是一种可以被人颠来倒去的工具。这一点，是所有拥有大额资产、传承筹划需求的人士所必须警醒的。梅氏信托所聘用的产品设计、规划的专业人士无可指责；但信托的设计更是一门艺术，尤其家庭情况各异，特点不同，挑战性就会更大，切忌照抄。
笔者认为，如果在当时在一些信托条款设计上引入信托保护人，保障和监督受托人完整、真实按委托人梅氏订立的家族信托协议和遗愿履行，比如将内衣等私密物品从信托财产拍卖物之列剔除，比如阻止梅母不理性的诉讼行为等。当然，本案是家族信托失败的一个典型案例，设计上远不仅仅是这点疏忽。我们作为相关律师，也非常期盼通过我们的努力，善良人的合理意愿都够在信托中得到良好表达，并受到法律的良好保护和实施。
梅氏信托有诸多制度设计的不足，可以进行六个方面的优化：
一是没有来得及制定一个统领性的家族宪法，作为家族最高法律，将自己秉承的价值观融入家族宪法中，使用到家族财富管理、家族事物运作的方方面面，使得所有的信托角色都必须遵守。如，家族宪法可以最高效力来设定诉讼的惩罚机制，如果受益人不合理地提起诉讼，经过信托保护人审核，受益人将面临损失更大收益权的可能。同时也没有对信托各角色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教育，使他们明白他们的位置，明白设立人的一片苦心，明白违反信托的法律后果。
二是家族信托的投资和分配应当更加灵活，而不应当是固定分配的方式。同时不应该将家族中的某些人排除在受益人范围之外，可以适当的给一些分配以求家族的和平。如果完全不给梅兄任何利益，那么他必然会通过对孩子、母亲监护权来谋取利益。如果梅母、梅兄的诉求如果在信托设计时候可以得到更合理的灵活调整和照顾，那么他们对信托的安排应当更加满足。
三是家族信托应当设立纠纷调解机制。即使受益人仍有不满，也可以通过调解机制去做有效协商，合理调整，不经过内部诉讼纠纷机制，绝不能走到对簿公堂的局面，而诉讼应当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保证家庭关系和稳定得以有效维护，这也是信托设立的基本目的，逝者在九泉之下难堪，最后一点儿尊严也不会被亵渎。
四是家族信托应当设立制衡机制。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设立保护人或监察人，享有如“撤换受托人”、“按要求变更受益人”和“决定、修改家族信托的投资和决策分配”等制衡的权利。保护人委托家族利益的代表，与受托人、受益人形成三者的制衡关系，并且在变化来临时临时改变家族信托的安排，以便更好抵实现委托人的目的。如此，梅母和梅兄的荒唐行为便不可能实现。
五是梅氏在设立信托之前没有向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咨询，该信托的受托人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方便，信托设置相对简单更容易管理。不设置信托保护人，其权利不会受到过多的干预。是啊，天底之下谁愿意主动限制自己权利，给予他人更多权利呢？
六是年轻时候对风险思考不足够，没能做好风险防范性准备。待病倒后才启动信托设立程序，可惜时间仓促，梅氏信托个性化设计有限。由于节假日没法办理财产登记，梅氏没有等到变登记就过世了。于是，生前信托没有生效，该信托只能够按照遗嘱的内容设立信托，使得她的诸多意愿得不到实现，终酿成苦果。上帝不公，梅氏的爱没有敌过时间。
总结为，族信托的条款不必要规定的过于呆板，导致缺乏信托的制衡和调整机制，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切勿轻易挑战信托独立性
从“梅氏信托”事件上，我们可以发现信托受益安排上的两个突出特点。
首先，梅妈挑战遗产信托诉讼耗资巨大，但最后事实证明香港司法支持了信托的有效性，这充分说明了在一般情形下要挑战或质疑信托是不可能的，同时也足以彰显信托顺利实现财富传承的强大功能。
其次，“梅氏信托”设立的受益人受益条件，实际上充分体现了信托对受益人的约束兼保障功能。信托对受益人的正向激励及反向约束，是信托的在所有传承工具中最明显的优势，信托激励后代的成长，然后获得更多的受益权和更多的财产支配权，鼓励后代发展事业，并提供资金支持。
显然，梅妈今天的遭遇，是其固执坚持无谓诉讼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劝告作为信托受益人，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应该是谨遵信托合同游戏规则，不要轻易挑战信托独立性，否则如同玩火。
最后四点小忠告
家族文化的建立和传承很重要，维护家族的和睦是传承的基础。
有效的财富管理安排不仅能够帮助财产保全和增值，还能够减少家庭冲突发生的可能。
家族信托的首要目标是资产的有效隔离和安全性、家族信托架构的柔性和灵活性，法律对家族诉求和家族信托的尊重、对家族适当的权利保存的认可是设计的基础。
在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中往往作为兜底性的工具，而不建议把遗嘱作为唯一的传承工具，因为太容易发生纠纷。
『肆』 世界名人中有哪些人在设立了家族信托
NO.1 比尔·盖茨疑以慈善捐款规避遗产税
2010年，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发起的“捐赠誓言”活动在欧洲国家遭到质疑和批评，许多德国富豪拒绝跟随他们的步伐捐出财产。 带头的德国汉堡船运巨头彼得·克雷默表示 : 富豪捐身家承诺、、于将应该缴税的钱捐出去，令富人凌驾于国家之上，影响公众利益
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富豪要把遗产给子女，联邦政府会从中抽掉过半的遗产税。 事实上，许多美国富豪都以慈善捐款的手段规避遗产税。 欧洲媒体也对此次活动大泼冷水，很多评论都表示美国富豪与其参加“捐赠誓言”行动承诺捐款，“不如按时交税”
NO.2 乔布斯遗孀被收高额遗产税
苹果公司前董事长、、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辞世后，名下至少三座房产置于信托机构名下，这一举动使得乔布斯的巨额财产数额和分配成为谜团，乔布斯拥有 555 万股苹果股票 ( 市值大约 20.5 亿美元 ) 及 1.38 亿股迪士尼股票 ( 价值大约 47.4 亿美元 ) 虽然在乔布斯去世后，其遗产被交由一个信托基金管理，以避免遗嘱认证税，但其税率仍然高达 15% 乔布斯的遗孀收到的资本收益税账单高达 8.67 亿美元，这是她出售乔布斯持有的迪士尼和苹果公司近 70 亿美元股票的税金。 这些税金的缴纳日期截止到 2013 年，过期税率将从 15% 上调至 20% 而且到期之后，还可能被额外增收 3.8% 的收益税
NO.3李嘉诚分家
2012年 5 月， 84 岁的华人首富李嘉诚正式向媒体公布了自己的财产分配方案。 按照李嘉诚的分配方案，李泽钜将得到超过 40% 的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的股权，以及加大最大的能源公司赫斯基 35% 股权，这三块业务约有2000 亿港元。 而对于小儿子，李嘉诚也丝毫没有吝啬，李泽楷得到的现金相当于现在资产的数倍。 港媒称，从分配的公平性角度来说，李嘉诚两个儿子分到的财产无论是实物还是股票、、现金，从数量上来说，应该是旗鼓相当的。 此外，李嘉诚还表示要留足资产给他的“第三个儿子”——李嘉诚慈善基金会。 李嘉诚在自己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就向社会公布了其财产安排，令股民和社会没有受到不必要的冲击，也没有引来不必要的争论
NO.4林心如婚前财产做信托
早在2012年 3 月，身价上亿的林心如明确表示，如果她要结婚将会先把财产信托。 此言一出，顿时引起媒体和业内人士的大胆猜测，影视娱乐明星的带头效应或会使得婚前财产信托“浮出水面”。 在国外及港台地区，个人在婚前将自己的个人财产交予信托已经不是新闻，但是在国内，“婚前财产信托”这样的处置渠道尚未成型
NO.5梅艳芳防挥霍立遗嘱信托
一代歌后梅艳芳香消玉殒已 13 年，却依然无法从人们的视线中远去，与她有关的新闻时不时还会占据各大媒体的大幅版面，其中，她的上亿遗产尤其令人关注
梅艳芳生前知道母亲覃美金不善理财且喜挥霍，如果把财产一下子全给母亲，担忧母亲会一次性把遗产花尽，或被别有居心的人骗走。 因此，梅艳芳选择了遗嘱信托，将近亿财产委托给专业的机构打理，信托基金每月支付 7 万港元生活费给母亲，一直持续到她去世
但梅妈对女儿遗嘱不满，认为自己应该独得遗产，一度质疑梅艳芳生前成立的信托基金是否有效，认为梅艳芳签订遗嘱时，正在医院住院，健康逐步变差，怀疑她是在精神不佳的情况下，在遗嘱及信托基金上签名的。 梅艳芳亿元遗产官司持续了 5 年，但最后法院的判决是梅妈败诉，梅艳芳生前遗嘱有效
NO.6吴亚军家族信托
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国界，跨过一条栽满鲜花的小道，看到点缀王冠的徽章，就来到了这个阿尔卑斯山中的小城。 这儿，聚集了欧洲大部分顶级的信托公司
不过，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还有一个飘逸着薰衣草香气的小岛，这个名为泽西岛的英国皇室属地，基金业规模高达 1967 亿英镑（约合 1.9 万亿元人民币），聚集了全球顶级的信托公司
也许你很难相信，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历任”首富，都和这个小岛有不解之缘 2009 年女首富张茵，这个以回收废纸发家的纸业大王，通过岛上的法巴信托公司（ BNP Paribas Jersey Trust Coporation Limited ）设立了 3 只家族信托
吴亚军， 2011 年的中国女首富，这个优雅而妩媚的女人通过汇丰国际信托公司设立了家族信托。 当然，作为一家老牌的英资银行，汇丰几乎在每个享有宽松金融法案的小岛上都有分支，也包括信托公司
除了泽西外，还有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甚至毛里求斯。 每天，驻扎在繁华都市的信托管理人，都将无数的文件和资金输往这些小岛。 信托管理人的要求也许并不高，免税可以让他们节省大量的中间成本，低廉的管理费也可以让他们赚取多一点的利润。 富豪们的要求也许更简单，每年的回报率不需要多高，只要稳重且有保障
NO.7洛克菲勒家族信托
最早的信托见于十字军东征时期，那时人们因为远征，而将自己的财产转托给信任的人照管。 后来这一方式逐渐固定，也有不少人选择将自己的财产转给牧师代为经营
刑成介绍说，国外几乎不存在国内现有的信托公司的模式，国外的大型信托公司多为银行经营的信托公司，比如说汇丰国际信托、、。 用益信托的分析师李旸则告诉记者，国外的普遍做法是直接将律师设为受托人
大型的财阀家族拥有自己的律师、、会计师，也有自己专门的信托机构。 掌握着宝马的科万特家族就有自己专属的信托机构，家族财产都由这个公司打理，家族成员定期领取收益。 该机构在香港成立了投资分支机构，同时也是大陆 PE 公司九鼎投资旗下一只基金的 LP之一。
美国总统几代更迭，洛克菲勒家族的王朝却始终未变。 洛克菲勒家族组建了自己的信托公司来打理家族成员的私人财产
洛克菲勒家族的兴起源于石油，第一代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创立了标准石油，在上个世纪初赢得了十数亿美元的身家，成为那个年代数一数二的世界富豪。 他的遗产通过信托的方式被传承
到他儿子那一代，一共设立了五个信托
洛克菲勒中心大楼在曼哈顿市中心，在这栋大楼的最顶层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机构。 在这个大套间办公的正是帮洛克菲勒家族打理财产的工作人员。 他们管理者洛克菲勒集团 90% 的股权
NO.8 SOHO中国潘石屹、、张欣家族信托
并不是每一个家族都富可敌国，可以设立自己独立的信托公司。 以巴克莱、汇丰、大型银行为代表的公司解决了大部分无力拥有自己专门机构却需要金融指导的家族的问题
国内富豪在自己的公司中构建信托架构也是多通过银行系信托公司
SOHO中国在香港上市，实际控制人张欣与潘石屹对公司的控股正是通过信托来实现。 信托的受托人是汇丰国际信托，合计持有 SOHO 中国超过 60% 的股权，信托受益人是张欣
公司上市之后为了履行披露义务，股东的信息都会呈现于投资者的面前，但是如果通过信托来持股则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股东的隐私。 通常招股书或者公司财报上显示的只有信托的成立人和受托人，除非信托受益人在董事会或者高管名单中，否则受益人的信息不会出现在财报中
以上述 SOHO 中国为例，公司财报中显示张欣是信托受益人，但是这只信托是否还有其他受益人以及收益比例如何则无从得知
NO.9 家族信托
•开曼和泽西岛上的信托
两大女首富选择海外信托，香港大部分信托汇丰操办，富人们选择信托，就是选择一地的法律体系
明亮的落地玻璃外，是维多利亚港浅绿的海景，不时有几只海鸥从天空掠过
这里是法国巴黎银行（ BNP ）位于香港金融中心的总部会议室。 当然，这家在英属泽西和卢森堡都设有大型信托公司的跨国银行，还拥有更加神秘的 VIP 客户室。 房间布置幽雅，墙上是画风前卫的油画，米黄色的小几上，浅蓝色的瓶中插着鲜花。 你可以很悠闲的坐在宽大的沙发上，而你的银行顾问会详细地向你解释各种繁复的程序
事实上，多年以来，内地和香港富豪都愿意委托类似法巴这样的跨国银行打理他们的财富。 一种选择是信托
•神秘的信托岛
也许你没有想到，那些在地球仪上都难以看清的小岛竟承载了众多富豪的财富
在香港，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操刀了其中大部分家族信托
龙湖地产的董事长吴亚军出生于重庆，可是龙湖地产的注册地在开曼群岛上。 这是一种常见的运作方式，将公司注册地选择在海外离岸金融中心上
龙湖地产的股东名单中有“丝质信托”。 其中的蔡氏家族信托以及 Silver Sea Asset Limited 是控股股东 Silver Sea 的受托人是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5.465% 股权。 这是一只全权信托。 全权信托指受托人可以在委托人的意愿指导下自行决定信托财产的分配方式、财产的管理运作方式、。 信托的设立人与监管人是吴亚军，受益对象则包括吴亚军在内的其他若干家族成员
吴亚军今年只有 48 岁，这个优雅而又妩媚的女人做过记者， 1993 年开始涉足房地产业， 1995 年创建了重庆龙湖地产有限公司 2008 年，龙湖地产在香港上市。 吴亚军的个人财富一度超过杨惠妍，成为内地女首富
吴亚军现在是龙湖地产的董事会主席。 公司上市之后，为了避免家族企业的弊病，吴亚军的丈夫蔡奎辞去了在公司的所有职务，只保留了股权。 吴亚军家族的另一只家族信托为蔡氏家族信托，持有龙湖地产 30.25% 股权
除了实际控制人通过信托持股外，公司其他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是通过信托实现。 上市之前，公司高管，房晟陶、邵明晓、人通过 Long Faith Trust 持有公司股权，受托人也是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上市之后，吴亚军给公司约 550 名员工设计了股权激励计划，这一部分股权转入一只名为 Fit All Trust 的信托之中
一样是事业有成的商界木兰，张茵与吴亚军的操作方式不尽相同
1957年，张茵在东莞出生。 她的创业之路始于香港 27 岁时，张茵辞掉了当时薪资丰厚的工作，只身前往香港做起了废纸回收的生意
1990年她移民美国，也将生意建议不拓展 10 年之后，她的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废纸回收商
为了进一步拓展产业链，张茵在东莞设立了玖龙纸业，开始了自己的造纸之路 2006 年，玖龙纸业在香港上市，那一年，张茵登顶胡润百富榜
张茵在股权的信托架构中显得低调与审慎。 张茵一共设立了四只家族信托。 其中通过 The Northern Trust Company of Delawcere 设立了 YC 2006Family Irrevocable Trusr ，持有玖龙纸业 29.706% 股权
张茵又通过了泽西岛上的一家信托公司 BNP Paribas Jersey Trust Coporation Limited 设立了三只家族信托，分别是刘氏家族信托、、张氏家族信托以及金巢信托。 她一个儿子的名字作为信托受益人出现在股东名单中，另一个儿子是特别受益人，但是名字并未出现在股东名单里。 张茵自己有 7 个弟弟妹妹以及 2 个儿子
•内地罕见的遗产信托
事实上，龙湖地产与玖龙纸业并不孤单，在香港上市的许多内地民营企业都选择了信托持股，例如永达汽车、、阿里巴巴、宝信汽车、
并不是只有企业家才能选择家族信托的方式来传承财富，对于一般高净值人群来说，信托亦是遗产传承的方式之一，只是这种方式在大陆尚不多见
已经逝世的香港明星沈殿霞在去世前，将约一亿港币的资产交给信托管理人打理，避免刚刚二十出头的女儿不善打理庞大资产的状况的出现
沈殿霞找到的信托管理人包括前夫郑少秋以及生前好友，如果她女儿要动用遗产，需要经过管理人的一致审核
梅艳芳的处理方法则更为直接，她将接近一亿港元的遗产交给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打理，信托受益人只有她母亲一人。 梅艳芳的母亲目前每个月固定从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处领取 10 万港元生活费，直至去世
但是，不久之后，梅艳芳母亲将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诉至法院，称遗产被谋夺，最终撤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