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变革

A. 信托业算什么系统的

信托业经过多年高速增长，已成为我国投融资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金融部门。我们认为，今天的信托业应该摆脱过去单纯对资产规模、市场份额与经营业绩的追求，而将目光集中于自身良性生态系统的构建上。结合信托业自身的特点，一个完整的信托业生态系统应包括以下因素。
首先，宏观经济形势构成了信托业的生态环境，信托业未来的生存方式既取决于当前的宏观形势，又取决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其次，信托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通过认清自身的发展驱动力与制动力，做出符合行业演变规律与生态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最后，监管环境确定了信托业生态系统中的生存法则，好的监管环境既应促进个体向正确的方向演变，也应形成生态系统内的自然选择机制。
（一）宏观生态环境发生重要变化

1、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更多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的调整而非趋势的改变。在经济增长层面注重发掘新的增长点，尤其是增加创新成果的转化率，提高创新驱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结构调整的要点一是产业结构，体现为传统产业由于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而战略型新兴产业亟需加大投资力度从而增强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二是产品结构，现有的产品供给同质化严重，未来产品的差异化供给尤其是可以“创造需求的供给”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货币政策适应性调整
与“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相适应，未来我国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应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兴战略产业的投资，从而强化对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支持。货币政策由“稳健”变为“松紧适度”，说明未来将继续以“定向宽松”为主旋律，同时也存在着“降息”、“降准”的可能性，从而缓释经济下行压力、平滑经济增长趋势。
3、全面推进经济领域改革
以信托人的眼光看，“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首先是政府投资体制改革，通过推行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使得投资行为更加透明化、市场化。
其次是区域经济改革，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三角经济带等区域经济规划，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与“多规合一”，促进规模效应与协同发展。
再次是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企业并购、打破行业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将是改革的主旋律。
最后是“三农经济”，将建立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方式、完善农产品(12.00, -0.01, -0.08%)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继续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三农”。
（二）信托业“新常态”具有三大特点

1、信托业资产规模增速放缓
信托业高增速、低不良是基于经济景气周期的特殊表现。最新数据表明，信托业即将告别超高速增长转而进入正常增长，甚至在某些年份低速增长或下滑。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做大的调整，加上新的信托监管政策出台，未来五年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根据我们与波士顿咨询研究的结果，未来五年信托资产规模年均增长率有可能放缓至11-18%（不考虑设立信托业保障基金的影响）。
2、利率市场化深入，资产管理竞争加剧
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存贷款利率向市场真实水平靠拢，银行未来在投资端将会放开更多权限。券商、基金、保险等过去与信托业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金融部门，可以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或子公司等方式与信托业形成正面竞争。
可以预见，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如通道类业务领域，信托业原有的份额将被逐渐蚕食，并更多的陷入到低效的价格战之中。即使是在信托业具备技术优势的领域，也避免不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局面，信托业原本所从事的是风险与收益适中的业务领域，由于银行、券商、基金和保险等机构的介入，形势也将日趋紧张，部分信托公司将被迫向更高风险的领域移动，从而造成了潜在违约率上升。
3、破解“刚性兑付”，带动信托业的无风险收益率理性回归
无论是从经济基本面、信托业发展周期与市场竞争态势上分析，可以确定未来信托业风险事件将较以往更加常态化，从而逐渐改变信托产品的“刚性兑付”属性，带动信托业的无风险收益率理性回归。这对于信托业来讲，在短期将会形成转型阵痛，在长期则是刮骨疗伤式的长效发展机制。
长期以来在“刚性兑付”与“预期收益率”的束缚下，信托产品在营销方面存在缺陷，信托公司没有足够的动力做精确的风险揭示，投资者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充分了解产品的风险属性，从而养成了一大批风险—收益观念严重扭曲的“合格投资者”，而投资者是信托业生态系统的土壤，当土壤恶化时，生态系统内的个体是不可能健康成长的。尽管风险事件将常态化，但是长远来看却利于行业可持续发展。违约现象的出现是信托业正常的“新陈代谢”与“自我更新”。
（三）信托业的生存法则
监管制度就是信托业的“生存法则”。信托业区别于其他金融行业的发展特点，在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更高效的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从信托业历史上数次重要转折来看，每一次的清理整顿，均伴随着对信托制度与信托本源更透彻的理解并使得信托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因此，信托业作为富有高度灵活性与生命力的金融业态所依赖的发展基础，除了一般的构成要素如资本、人力、市场的供给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制度供给”。
1、《信托法》修订
从信托业诞生日起，信托制度便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也正因为如此信托业可以在合理的制度基础之上维持过去近十年的快速增长。然而在经济新常态、金融体制变革加快与行业间竞争加剧的情形下，《信托法》修订亟需提上日程。
在《信托法》修订方面，应着重于完善信托产品登记制度、税收制度、交易平台、跨境外汇信托、公益信托、民事信托等，这些基本制度无论是在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方面均是重要的法律基础，否则如家族信托、公益信托等信托业尚未开发的蓝海就不可能真正驶入，影响信托业的进一步发展。
2、设立信托业保障基金
2014年12月19日，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及保障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这是信托行业的一个重大事件。设立保障基金会略微加大行业运行成本。但是与成本相比，最重要的是稳定建立在风险识别基础上的投资者信心，对金融机构而言，信心远比黄金更珍贵。
与此同时，作为未来监管布局的重要协同组成部分，监管当局正在研究推出《信托登记管理办法》、《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尽职指引》、《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指引》，并拟调整信托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管“组合拳”，以期全面提升行业抗风险能力并建立信托业的长效发展机制，反映出监管当局对行业制度供给和“基础设施”的高度重视，虽然会带来一些前期启动成本，但却是基业常青的重要保障。
3、恢复信托公司的固有资产投资权限
恢复信托公司固有资产投资权符合逻辑，有现实需要。随着社会投资者理财愿望的增加，将会催生更多的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需求，信托业的规模增长与风险处置也需要有强大的资本实力作为支撑。如果仅依赖股东增资维持资产规模增长，则需要股东具备持续的增资意愿与能力，形成了信托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增资悖论”，无形中增添了障碍。
信托资产中包括债权、股权等多种资产，允许交易对手以股权质押，就意味着要做好实现质权的准备，也就意味着信托公司要有股权管理能力继而要有投资运营能力。因此，信托公司固有资产不得从事投资活动本身也是一个悖论，有必要恢复信托公司的固有资产投资权限。
4、监管评级的角色转变
很多人在不同时期都呼吁过，信托监管要从机构监管逐步向功能监管转型。从构建信托业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说，监管思路应以功能监管为导向，更多关注合规性审查与投资者保护等基础领域，减少对系统内个体行为的细节干预。
同时，监管环境的调整应充分考虑各信托公司的层次性特点，通过差异化的监管引导体系，确定不同层次信托公司的发展方向，防止实力不足的信托公司盲目从事创新业务导致行业风险的出现，这种差异化引导体系的基础是信托业监管评级体系的建立。
为建立更适合转型期的监管评级体系，需对传统的监管评级标准做出调整。在关键指标的选择上，应弱化规模相关指标的作用，而将与公司的主动管理能力及内生发展潜力有高度相关性的指标赋予更多的权重，如资产质量、资产结构、公司成长性、创新业务等。同时，为了加强监管评级对信托公司的约束作用，评级应直接与经营许可关联。通过以上措施引导信托公司向正确的转型路径发展，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规模扩张与短期效益。

B. 信托税制的改革方向

(一)信托课税的原则
借鉴目前西方国家的做法，我国信托业课税应该坚持下面四个基本原则：
1.受益人纳税原则。
根据我国在对信托收益征收所得税方 酊主要有五种方案：一是对受益人课税，对信托本身不课税；二是对受益人免税，对信托本身课税； 三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对信托本身已课征的税收，在对受益人课税时予以抵减：四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降低税 率：五是开征利得税。从根本上说，前四种方案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了信托导管原理。具体而言，第二种方案有悖于收益课税原理，从未采用过；第三四种方案将信托本身视为纳税主体，并且都出现在英美等国中，因为英美等国的信托大都已经发展为大规模的基金；第四、五种方案不但需要修改我国的所得税法，而且征收管理复杂，税务成本较高， 不具有操作性。因而，我国的信托税收制度，应当以受益人为纳税义务人进行课税。
2.税负无增减原则。
根据信托导管原理，信托只是受益人实现一定目的的管道，因而受益人通过管道进行的任何经营活动的税负，应当不高于受益人亲自进 行该经营活动所承担的税负。以不动产信托契税为例，受托人从委托人处取得信托财产(不动产)，管理一定期限后出售给第三人，将全部租赁收入和出售收入交付受益人。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从委托人处转移 至受托人处再转移至第三人的契税税负，应当不高于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从委托人处直接转移到第三人处所应承担的契税税负。相反，在另外的案例中，如果受托人经营管理信托财产，取得收益，被课征了一次所得税，其后，信托收益被分配到受益人手中，此时受益人又要就此所得缴纳所得税，这就违反了税负无增减原则。这项原则目前已为大部分国家所接受。
3.发生主义课税原则。
根据信托导管原理，受托人取得信托财产即视为是受益人取得了该财产。因而，受托人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时发生应税项目，应视同受益人亲自运用该信托财产时发生的应税项目。受益人应当在应税项目发生时就发生纳税义务，所需税金直接由受托人从信托财产中扣划。在所得税中，受托人管理下的信托财产发生了信托收益，即使在收益发生年度并未实际分配该收益，受益人也应当将该年度的信托收益并入受益人的当年所得额中，依照所得税法进行纳税。
4.公益信托的税收优惠原则。
根据信托导管原理，委托人向公益信托受托人交付信托财产，应视为委托人已经将相应财产实际捐助给了公益项目或团体，因而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应当从委托人的所得税税前列支。公益信托的受托人虽然是信托公司，但信托公司经营公益信托财产时，应当享有公益团体所应享有的各项税收优惠。以发展科教卫生、保护生态环境和救灾济困等公共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属于国家和社会政策要实现的特殊目的。我国《信托法》第61条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在制定信托税制时，也应考虑到公益信托的特殊性，可以通过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扩大信托利益，从而鼓励当事人热心投资于公益事业。
(二)信托税制的框架
我国税法目前还尚未明确的针对信托行为做出规定，但是对信托行为具有实质性的税收处理规定却散见于各相关税种或是补充通知之中。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来，西方国家的信托税收制度几乎涉及到所有税种和信托业务的所有环节，但一般不单独设立信托税税种，有关信托的征税规定均分散于各个税种的法律规定中。信托从设立到终止须经历信托设立、信托存续和信托终止三个环节，各国一般在信托设立环节征收资本利得税；在信托存续环节对信托财产收入征收流转税、所得税，对信托报酬征收所得税；在信托终止环节征收所得税、遗产税等税种。此外，外国税制一般对公益信托予以减税或免税(安体富、李青云，2004)。因此，建立新的信托税制框架应当建立在我国目前的信托税制地基础上，按照上述几种原则来设计。
1.营业税、增值税及其附加。
信托设立时，若信托财产为营业税应税不动产或无形资产时，信托委托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应按照应税不动产或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但如果信托文件规定委托人和受益人为同一人的，免征营业税。若信托财产为增值税的应税货物，则由委托人按照应税货物的市场价值计算缴纳增值税及其附加。
信托存续期间内，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经营活动，与其他非信托业务活动没有实质区别，应按照现行税制规定缴纳各项税款，并在信托收益中进行单独核算和扣除，由受益人或委托人最终承担税款。如受托人如果用信托资金买卖股票、债券等，就应该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印花税、房产税；如果受托人涉及增值税应税货物的销售，就应该缴纳增值税及其附加。受托人在信托存续过程中获得的信托报酬作为经营收入，由受托人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
信托终止时，信托财产的转移，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并不构成销售，无须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如果涉及增值税应税货物，在信托终止环节，应税货物由受托人转移给受益人当然也不构成销售，考虑到增值税抵扣机制的完整性，可在受益人销售这些应税货物环节再计缴增值税(及其附加)，受托人持有待抵的增值税进项税款可以在受益人销项税款中抵扣。
2.所得税。
信托设立时，如果委托人为法人或组织，并且信托财产是增值税应税货物、营业税应税不动产和无形资产，那么委托人需要将信托财产转让视同销售产生的应税收入并入企业应税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信托存续期间内，受托人对于自身经营收入带来的应税所得负有内企业所得税的义务。此外，为避免受托人、受益人就同一笔收益重 税致纳所得税，还应规定受托人负有就信托收益单独核算缴纳企业所 收兑的义务，分配给受益人的为税后信托净收益。
信托终止或信托收益分配时，受益人从受托人处分回信托收益，如 乏益人为企业、组织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受益人可比照目前投资蛊企业所得税抵免的操作办法就受托人已纳的信托收益所得税进行税前地面。如果受益人为个人，则受益人可就受托人已纳的信托收益所得税与信托收益应纳个人所得税的差额抵减自身当期或以后的应纳个斤得税。受托人已纳的信托收益企业所得税低于受益人应纳个人所兑的，由受益人补缴税款差额。
3.其他税收。
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受托人应当就设立的信托合同缴纳印花税。信托财产为契税应税不动产，则在该环节免征契税。信托持续期间，如果信托财产为房产和地产，则由受托人按照有关剐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财产税。如果受托人经营房地产，扫受托人缴纳土地增值税。如果受托人重新调整投资，由此产生的财专移行为，应当按照相应的税率缴纳印花税。

C. 如何看待信托业务创新与交易结构合法合规之间的关系

金融合规与创新，好似射击。相同的本质需求等于靶心，创新是内环，合规是外环。射击的法则是以击入环内（合规）为前提，尽可能进入内环（创新），以靶心（本质需求）为最终目标。那么，对于金融企业而言，合规与创新的“射击论”应用则是：金融企业在合规基础之上，通过建立能够化解或弱化系统风险的多项科学合理的配套制度，推动金融创新，带动金融市场走向深度发展与变革，从而实现最大化满足人们需求的终极目标。
■安晓博
今年3月份以来，央行密集下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手机支付业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暂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等业务意见的函》等相关政策文件，因风险不确定性叫停支付宝、腾讯的虚拟信用卡产品，同时叫停条码支付等面对面支付服务。互联网金融迎来密集监管。
毋庸置疑的是，合规经营是金融企业生存及发展的基础，是不可动摇的基石。金融企业归根结底是承担风险获得收益的特殊企业，成功的金融企业就是在风险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
当前，在宏观环境及市场等变量发生明显变化时，合规政策是否需要与时俱进就不得不提及创新的行为和概念。创新是建立在改变基础上的无止境满足人类需求的认识能力和行为方式。合规是为满足人们获取最大化收益需求的行为准则。从本质上看，二者都是为了实现人们的需求，创造最大化的价值。二者的核心是重叠的。
然而，在过去十几年的金融机构改革进程中，因创新不足导致的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下问题束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合规与创新似乎看来又形成悖论，二者有着分立的边界。

再看创新的定义，创新是人类对于发现的再创造，是对于物质世界的矛盾再创造。人类通过物质世界的再创造，制造新的矛盾关系，形成新的物质形态。由此来看，显然解决矛盾，再造矛盾是一个自然循环，而连接这一循环的有效手段便是无止境的创新。解决合规与创新的矛盾那就是创新，用创新才能对不同利益群体进行重新分配再造，事物才能连绵不绝地发展。合规与创新二者实则有交集。作为信贷也是一样，首要的是诚信合规的经营，但如果要让人们享受到金融带来的商业价值及社会价值，则需要不停地围绕客户需求进行创新，让人们享受到金融带来的便利。
处于风口浪尖的马云说：“创新者往往不是在成功前被弄死，就是在成功以后被恨死。创新者会死，但创新不会死。”
金融合规与创新，好似射击。相同的本质需求等于靶心，创新是内环，合规是外环。射击的法则是以击入环内（合规）为前提，尽可能进入内环（创新），以靶心（本质需求）为最终目标。那么，对于金融企业而言，合规与创新的“射击论”应用则是：金融企业在合规基础之上，通过建立能够化解或弱化系统风险的多项科学合理的配套制度，推动金融创新，带动金融市场走向深度发展与变革，从而实现最大化满足人们需求的终极目标。

D.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

国有独资时代的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4-1999）
这一历史阶段中，公司作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独资的金融机构，主要围绕北京市改革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往、服从服务于北京市经济建设，通过开展国际金融业务、投融资业务、担保业务、证券业务，在承办市政府交办的投资、贷款、担保项目等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开办中外合资企业、拓展海内外业务、融通建设资金、促进北京市扩大开放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高质量的金融服务，积累了丰富的金融服务经验，并赢得了良好信誉。这期间公司开展的主要业务体现了公司以政府信誉为背景、承办政府指定项目、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早期业务特点，是九十年代信托行业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和缩影。 增资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0-2001）
2000年，北京信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北京信托于跨世纪之初，在全国信托行业规范整顿中，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率先进行增资改制并取得成功，引入了国内航天科技、石油化工、钢铁冶炼、高新技术等领域的若干具有雄厚实力的企业资本，成为由多家知名企业参股、跨地区、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股份制金融企业，公司更名为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增资改制，使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向更具活力和效率的方向转化，开拓受托理财的信托业务、参与市场竞争、服务首都经济建设的能力得到增强，为公司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新型信托业务不断展开（2002至今）
2002年3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北京信托重新登记，公司获得了新型信托市场的准入资格。在《信托法》的规范指引下，公司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原有信托业务的清理，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迅速开展了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为职能，以资产管理为特征的新型信托业务。2002年9月，北京信托面向社会成功推出首个新型信托产品-北京朝阳商务中心区CBD 信托计划，其标志着以新型信托业务为核心的业务创新工作在北京信托全面展开。在随后的几年内，公司信托核心业务不断创新并加速拓展，截至2008年末，公司受托管理的信托财产余额为621亿元，是新型信托业务起步初期受托管理信托财产余额的30倍。自2002年开展新型信托业务以来，公司管理信托财产规模累计达2000亿元，累计开发信托项目829个，到期的569个信托项目全部安全结束，累计分配信托收益63亿元。与此相适应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经过2007年公司新的战略重组，使得公司股权结构不断优化，以合规和风险控制为核心的内控体系不断健全。北京信托已经成为一家资产质量高、流动性良好、抗风险能力强，以追求并实现投资人、受益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拥有众多高端优质客户资源的金融机构。
公司事件
唯一一家北京市属的信托公司——北京信托亮相于金博会。在展台前记者看到了“北京CBD土地开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北京信托财富管理总部经理江方介绍，这是公司在2002年率先发行的全国第二个、全北京第一个信托产品，由于当时的收益率相对存款较高，募集资金达6亿元，信托资金直接用于CBD核心区的开发建设，开创了以信托方式引入社会资金参与经济建设的先河。
2008年末上海证券报公布的信托公司理财能力年终大排名，在六个单项排名中，北京信托在信托产品规模、风险控制、专业能力、信息透明度四项排列行业前十名之内，理财能力综合排名第二。

E. 如何看待金融业的种种变革

我们处身于金融时代。现代社会，人们因为持有信用卡、炒股票、买保险与银行、证券、保险发生联系，还会购买余额宝、银行理财，参与众筹，我们很难与金融绝缘。即使什么都不做，我们的浏览记录、购物行为也会被采集，成为互联网企业预测消费与投资行为的素材。更何况金融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配置资源，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要素，不可或缺。
金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金融业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中，从机构设立、业务准入到定价机制，管制无处不在。片面的看，金融的历史就是金融管制的历史，金融业的创新是在突破金融管制，金融业门外的“野蛮人”颠覆传统金融的产品也是他们受到较少管制的结果。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几年金融业的种种变革？这成为“鸿儒论道”在金融领域选题的主要问题来源。
宏观尺度上，中国金融体系是在两条鲜明的主线的引导下发生变革的：利率市场化与金融风险。《利率市场化势如破竹》指出，随着银行理财、信托等融资渠道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正处于加速状态，金融脱媒现象明显，新兴金融机构开始活跃。利率市场化推高了传统企业的融资利率水平，也释放了风险。传统金融不得不开始艰难的市场化转型。
自2010年以来，金融体系风险是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体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债务水平较高是其最直接的显现。《企业债致中国金融体系风险高企》采用信贷与GDP的缺口指标计算中国社会债务水平，中国的阙值显着高于10个百分点，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三季度的缺口指标为18。4个百分点，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传统研究里面的警戒线水平，其中企业债务金融风险是中国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来源。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债务没有风险。《货币幻境下的地方债悬崖》估计算了中国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2012年底，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28。5万亿元左右，省、市和县三级地方政府占了16。5万亿元。按三种偿债率口径计算，地方政府都需要普遍、持续的借新还旧，它们实际上在玩庞氏游戏。金融体系风险的高与低及风险化解的进程直接决定着金融业改革的推进力度和策略。
微观尺度上，中国金融变革在两个维度展开：传统金融的突围和新金融生态的颠覆。过去三十年的金融也是传统金融机构转型的历史，金融机构从政府部门中分离，不断的分化、多元化，形成今天银证保分立的格局，同时还存在大量的民间金融。在利率市场化等的冲击下，分业经营格局受到严重的影响，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突破了现有的监管框架，影子银行即是一例，也是今天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低利率、信贷扩张、通胀、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的根源。《影子银行内幕》认为影子银行的资产质量并不亚于银行贷款，而且他们规模太小，还不足以威胁银行系统。相比之下，互联网金融中的P2P贷款，没有担保的P2P难成大器，易在竞争中落败，有担保的P2P则抬高了经营的难度，也限制了规模，其生存难度要远远超过其他金融业态。
传统金融机构不仅遭受新金融业态的冲击，金融业内部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向银行集中。《保险业能否飞得更高》指出保险业趋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保险作为风险保障的主业发展缓慢，既制约了保险行业的扩张，也让行业的发展方向不明。新形势下，保险业在资金运用、寿险费率市场化、偿付能力新标准、保险销售渠道创新等已经有了很多突破，在更市场化的环境下，对保险机构及其监管也是不小的挑战。
与私人财富增值最密切相关的莫过于证券市场了。为什么炒股不赚钱？为何经济牛而股市熊？《最牛经济难为股市另辟蹊径》以国别、时序等数据为基础，对比股市风险、股票定价、公司上市过程、退市过程以及关联交易等问题，中国股市被经济增长远远抛离并不意外。从问题的主次来看，上市门槛高与退市惩罚机制弱是股市与经济脱钩的主要原因，《资本市场该有怎样的制度改革》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多层次市场命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创新原则等四个层面梳理了改革的难点，也给出了资本市场顶层设计的图景。其中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行将结束，以IPO注册制与转板通道等上市、退市机制再造中国股市，中国股市前景可以期待。

F. 信托责任是什么，如何更好地发展下去

信托责任就是为抄了能够保证投资者的收益，并且要维持在更高的水准，按照行业内的基础动态数据，关键还是要确定在信托运行的基本价值下发挥的更彻底。本身在金融资本的合理调配领域，必须要加强对于责任的运行，而且无论是保证安全还是实际收益，在有效渠道的拓展过程中都已经成为重点。按照目前的行业属性以及变革渠道，在最关键的核心部分已经足以发挥价值，按照当前的对应指标，关键是要快速的提升运行的渠道和平台，结合当前的数据参考指标，本身在实际应用的领域内具备更大的发展思路。信托其实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必须要保证不同的资本运行在稳定的区间。

G. 信托市场与间接金融市场有什么区别

一、简介：
现代信托：现代信托的形成，标志着自然人为受托人的民事信托向法人为受托人的商业性信托的转变。以受托人盈利为目的承办信托的活动，使信托成为一种商业行为，使信托业务成为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信托成为一种商业行为后，特别是其特殊的制度优势成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信托这种服务方式的需求和供给的总和就形成了信托市场；也可以说信托服务业实现其价值的领域即为信托市场。信托市场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市场。
间接金融市场：是指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进行融资所形成的市场。在间接金融市场上，是由资金供给者首先把资金以存款等形式借给银行等金融机构，二者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再由银行等机构把资金提供给需求者，又与需求者形成债权债务关系，通过信用中介的传递，资金供给者的资金间接地转到需求者手中。
二、区别：
(一)风险控制
(二)信息生产、信息不对称及处理
信托融资、权益融资和债权融资在信息产生及信息不对称的处理既能有共性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区别，它们共同的对手就是各类市场企业主体。考虑到投融资关系人之间所掌握的信息的不完备性存在市场机制失灵的可能性，以及存在信息不对称可能带来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一系列能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的问题。当然，知识的欠缺也是一类信息不完备问题，它会扭曲投融资关系人之间最优化行为，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对信托融资、权益融资及债权融资在信息生产及不对称的处理上的比较，可以从两方面展开。
首先，三种融资模式在信息产生和扩散机制的区别。相对于债权融资，权益融资具有较高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一方面其中存在自动生产信息的机制，例如有大量的信息如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等被强制要求披露，还有大量的针对这些初始信息的加工信息，像各种分析报告等，另一方面信息在其中也易于传播和扩散。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则所有与资产定价相关的信息包括未公开的私人信息都会反映到价格上，从而价格就成了信息的集成器，投资者的行为反映到了价格中在权益融资中，从而判定资产是否被市场正确定价来判断是否通过交易去获得额外的收益。与此同时，权益融资中的价格还能体现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在权益融资中，投资者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并通过交易将风险偏好清楚地显示在价格信息上。
与权益融资可以制造大量的信息不同，债权融资直接生产出的信息是有限的，甚至是单一的，主要是存贷款利率以及相关的信用评级信息等。债权融资公开性和透明度较差的特性也使得信息不容易传播和扩散。此外，与在权益融资中投融资关系人之间可以清楚地显示出风险偏好不同，对债权融资来讲，所有存款人都是同质的，其风险偏好难以通过债权融资传递出来。这样，虽然理论上也能论证，通过债权融资的信贷市场可能也可以如同证券市场一样吸纳私人信息，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恰当的价格信号。但由于在存款人信息上存在缺失，这种价格信号也容易出现偏差，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结果出现。但是，权益融资大量信息的产生也不是始终具有正面作用，它会导致价格的波动，而价格波动可能给投资者资产带来损失的风险。还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权益融资中的信息也有“噪音“。这些“噪音”可能会干扰资产的准确定价，从而使价格信号的可靠性受到影响。此外，权益融资在产生信息上的优势也存在悖论。既然价格是信息的集成器，并反映了全部信息，投资者只需要把目光盯在价格上就可以了，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动力去收集信息并作出反应。如果所有的投资者都这样做，则价格就不会反映全部信息。
信托融资在信息产生的处理上也突出体现在信托制度优势、信托专业管理人才及信托平台的结合，可以有效化解权益融资的海量信息及信息“噪音”的影响资产的价格，能很好的克服了权益融资在产生信息上的存在悖论，另外，因为信托业务渗透到融资公司及具体项目上，信托由于专业的管理水平以及信托业务可以横跨金融市场及产业市场，也就是说信托可以通过股权投资方式直接进入企业的决策和日常管理，这样的业务是银行所不具体的优势，信托可以投资于产业市场，特别对于现代产融结合日趋紧密的趋势于更具明显的优势，这对于信托集中资源判断各类信息的能力比个体投资者要更全面准确，减少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经济决策的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另外信托通过设置各类信托产品满足市场上不同投资者的需要，募集社会上闲散的金融资源集合成可以投资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资本的各类企业，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其次，对于信息不对称方面，在权益融资中，投资者直接面对企业。而投资者个体受自身的知识欠缺及或受限于财力有限，比较难以掌握企业全面的信息，因此，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权益融资对此的应对之道主要是“以脚投票”的机制，通过市场的事后惩罚来防范企业的道德风险，即有意公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但是，这种防范机制使投资者自身也付出了承担资产价值波动风险的代价，同时它还容易引发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可见信息不对称是市场融资的一个软肋。与权益融资中的投资者个体相比，债权融资在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在我们国家，目前相对于权益速效，债权融资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稳定的客户资源及网络平台，同时也有足够的财力，因此，容易获得企业较全面的信息。
根据博弈论相关结论，债权融资可以有效减少贷款的事后道德风险。当双方的博弈是长期的时候，企业的最优对策就只能是恪守信用。债权融资特殊的业务性质也增强了长期关系对它获取企业全面信息的作用。债权融资因信贷与企业建立的紧密关系而形成的信息优势，还增强了其在企业资产重组市场上的重要性，使之可以更便利在企业之间进行资产再配置。但是当企业资产重组市场是分立市场时，它易受交易摩擦的影响，有偿付能力的企业去寻找破产企业的替代资产，但并不是总能找到匹配者，而信托融资的制度优势、灵活的业务模式及跨行业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为融资者提供综合的金融服务，满足融资者的融资需求。此时，另外信托融资可以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市场出现，处于财务困境企业的资产和购买者的信息在其中可以很充分地获得，使得不匹配问题更容易被克服。另外，企业与债权融资机构之间的紧密而长期的关系，也会存在着负面作用。任何长期合同都存在着“敲竹杠”问题(Hart，1995)，即合同的一方可能利用自己有利的讨价还价位置，从合同的另一方去榨取租金。考虑到债权融资可以同时和很多企业打交道，掌握很多企业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并不容易被其他债权融资所了解，因此，它相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处于有利的讨价还价的位置。债权融资可以利用这一优势位置去挤压企业的租金。
信托融资在集聚和配置金融资源过程中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相比较债权融资与权益融资方面有突出的优势，主要本源于信托的功能以及业务优势的灵活性和创新性，特别在资金融通过程中，无论是债权融资还是权益融资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金融服务时滞和偏差及契约的不稳定性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信托融资可以通过产融结合，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可以更方便快捷地就金融信息和金融服务进行沟通，能很好的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经济决策失误及金融服务偏差问题。产融结合在资金和信息集聚的基础上可以充分发挥信托调控企业经济运营的功能，提高资金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有效聚集、灵活调度资金，提高产业部门的经营效率。同时，信托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扩大其融资和投资功能，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同时，产融结合形成的信息一体化效应可以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外在契约的不稳定性，通过金融结合与产权结合的双重联系，将外部契约内部化，降低外在金融安排的不确定性。另外，由于信托业务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在产融结合过程中除了发挥信托融资的中长期优势外，还可以根据资本市场的运行情况及经济运行周期进行逆周期进行短、中及长期结合运用，信托正是这种结合信托功能及金融功能的结合体，在提高金融资源的跨时空配置效率的同时克服了债权融资与权益融资本身难以克服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问题。
信托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信托和其它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作用机制不一样，对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果也存在区别；相对于证券公司而言，信托公司可以直接从事产业投融资，也可以协助上市公司提供公募性融资服务，又可以为各种非上市公司提供私募性融资服务。“信托构架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托管人与投资项目的多边金融信用，既可融资，又能融物，是连接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混合信用形式，体现的是一种财产管理制度及商业信用关系”。信托尽管与商业银行在金融资源来源与运用方面不同，但是与银行一样，信托公司在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时，信托公司不但将金融资源投向生产性较高的项目，而且还能够同信托市场一起为金融资源需求者和金融资源供给者提供包括产品的未来价格信息及关于投资项目的各种信息等，这些信息既有助于金融资源需求者正确制定和执行其投资决策，又有助于金融资源供给者为金融资源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信托机制能够促进金融的流动性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依据艾伦和盖尔分析原理，信托融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通过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关系来化解企业贷款时事先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特别在关系型的信托融资模式是与权益融资和债权融资相互区别的一个重要点。任何金融交易都会在交易双方之间形成一种关系。而权益融资良好的流动性，这些投资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卖出其所持有的证券，因而他们并没有多少积极性去和企业接触，去了解企业，监督企业。而考虑到单个投资者对企业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力，企业也就没有什么积极性和投资者接触。所以，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甚至短暂的。而信托融资与项目合作的工作中银行可以充分地掌握企业信息，从而消除贷款的事先逆向选择。
(三)运行成本
(四)流动性效应
流动性问题一直是融资者选择不同融资方式的的主要因素之一，信托融资、债权融资及权益融资三种融资方式由于各自己的运行机制、产品设置及交易结构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导致其资金的流动性也有不同，根据阿罗—德布鲁完美市场的假说不存在流动性问题，但现实不存在这样的市场，资产能否顺利按照其现值变现涉及投投融资关系人之间都会面临流动性问题，如果流动性缺乏，那么在流动性需求的约束下，经济关系人之间可能偏好收益好、周期短的项目，那些流动性差但回报高的项目，可能就难以融资，而这样的偏好一方面会直接影响到投融资项目的均衡发展，另外一方面也影响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建立流动性提供机制，则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得到提高。信托融资、权益融资和债权融资都能提供流动性，即它们在这方面都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它们提供流动性的机理和功效却不尽一样。权益融资的流动性依赖于市场的深度，市场具有足够的深度又是市场能够存在的前提。权益融资可以满足投资者追逐流动性差但回报高的项目。债权融资则是通过将流动性风险内部化来为投融资关系人之间提供流动性的。一方面它对投融资关系人之间的流动性有坚定的承诺，要随时满足其提款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则作为投融资关系人之间的代理人，去介入流动性差但回报高的项目。但是债权融资在提供流动性方面也存在脆弱性。债权融资提供活期存款合约具有多重均衡，比如银行挤兑就是其中的一种。而当这种不幸的均衡出现时，实体经济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与权益融资中资产的流动性相比，债权融资资产的流动性是较差的。这样，债权融资就将原先是投融资关系人之间要面对的流动性问题，转化成了自己的问题。它能够这样做的原因也在大数定律，即很多人同时提款的可能性可以小到忽略不计。如同大数定律保证了权益融资的流动性一样，大数定律也保证了债权融资能提供流动性。但与权益融资不一样的是，权益融资提供的流动性是通过投融资关系人之间之间的交易实现的，权益融资自身不需要面对流动性问题，即它与投融资关系人之间没有交易，但债权融资却要面对流动性问题，所以，它要留有准备金，持有一部分流动性好的资产，以备满足投融资关系人之间流动性需求，对过于长期的项目，也倾向于持保守的态度。从保证流动性角度看，权益融资的存在改善了债权融资的资产结构，使之可以持有高流动性资产，从而也改善了后者的处境。有学者研究发展现代债权融资利用权益融资提高自身流动性的新趋势。上海契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解答，如商业银行现在有时会直接出售而不是保留全部贷款，还将信用卡、按揭等各种贷款证券化后加以出售。这样，它在一定程度上就无须将流动性风险内部化，而将相关问题转交给了投资者。不过，如此一来也会给以债权融资为主的中介融资模式带来新挑战。因可以直接或加以证券化后出售贷款，债权融资去甄别借款人、监督贷款契约履行的动力就会下降，从而使道德风险大大增加，以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市场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H. 深圳变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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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国信托业的发展脉络是怎么样的能够讲讲么

信托是建立在财产转移和财产处分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是以经济自由为前提的。因此，我国信托制度的再次导入是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这也决定了信托业的演进具有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我国信托业从1979年开始至今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与市场混合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基本上也就可以理解为三大阶段，即：恢复与扩张阶段(1979—1992)、整顿阶段(1993—2001)和规范阶段(2002至今)。

目录

一、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1979—1992)
1.1、改革开放前的我国信托业简介
1.2、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
二、我国信托业的整顿阶段(1993—2001)
三、我国信托业的规范阶段(2002 至今)

一、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1979—1992)

1.1、改革开放前的我国信托业简介

20世纪初，面对当时日益加重的信用危机，我国一些了解西方文化、鼓吹我国经济进步的人士建议学习西方，改造传统信用制度，建立近代金融制度。我国“信托”二字最早的导入是在上海，1919年聚兴城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信托部，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信托部，可以说是我国现代信托业的发端。1921年我国通商信托公司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专业信托公司，从此信托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得到很快发展。除了民营的信托业外，官营信托机构在1931年也开始出现。1935年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到1937年信托业有了一定发展。上海、东南等十几家信托公司大多兼办银行、储蓄和保险业务，也有一些银行设立了信托部。此外，还有官办的上海市兴业信托社和中央信托局。各家经营的业务大同小异，即信托存款、信托投资、证券信托、商务管理信托、监工测量信托、保管信托、遗产信托、监护信托、房地产信托、代理信托等，但实际上有些业务并未形成完整的市场，其信托业可以说是“金融超市”，除了信托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自己的信托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部，其业务包括房地产、运输、仓库、保管及其他代理业务。同所有领域一样，国家对旧中国的信托业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原来的民营信托公司和银行信托部，国家实行严格的管理、整顿和改造。一部分资力不足、缺乏正常业务的机构首先被淘汰停办；余下的被纳入金融系统，与银行钱庄一起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但1951年9月以后陆续停办。这主要是在以公有制改造为主要手段的金融体系重建过程中，稳定金融局势、实现经济恢复是政府主要的目的，政府垄断了金融机构的产权，形成了完全单一化的国有产权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原有的信托业务消失，对于官营信托公司予以没收和接管，并直至1952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为止。至此，信托业在我国的发展告一段落。虽然在国营银行里设有信托部门，但很快同民办信托机构一样收缩业务，最后停办。

1.2、我国信托业的恢复与扩张阶段

从信托起源和发展来看，信托功能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制度的完善有着密切关系。我国信托制度的再次引进使我国信托业迅速发展，同时，特殊的国情，又使我国信托业在不断“纠错”中艰难的成长。

1979年10月，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可以办理国际信托投资和金融业务。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始恢复信托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特定时期我国金融改革与制度创新的产物。

198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关于银行要试办信托投资公司的指示，正式开办信托业务。此后，各家银行、各部委和各地政府等纷纷设立信托投资公司，其中，国有银行的一些省级分行也相继设立信托机构。从1980年到1982年底，全国各类信托投资机构己有620多家，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信托部186家，建设银行的信托部266家，中国银行的信托部96家，农业银行的信托部20多家，绝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和专业银行开办的，少数几家是中央部委开办的。当时设立信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渠道的多余闲置资金，以弥补银行信贷之不足。我国信托业的重新崛起，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但是，我国信托业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高级形态——金融信托，远比受托理财要多的功能，它肩负着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筹集社会资金和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功能。我国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积极性，人民银行相关政策使信托业迅速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自由发展阶段，出现了一定的盲目性。信托业的金融功能(主要是信用中介、支付功能和信用创造功能)，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基本建设规模，冲击了信贷收支平衡。有鉴于此，国务院于1982年4月下达了《关于整顿信托投资机构和加强更新改造资金管理的通知》，规定除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单位批准的信托投资公司以外，各地区、部门都不得办理信托投资业务，已经办理的限期清理。要求信托投资业务全部由银行来办，地方信托投资公司一律停办，这一阶段整顿的重点是业务整顿，限定信托业只能办理委托、代理、租赁、咨询业务。

到了1984年，我国信托业发展又出现了一次高潮。但是，信托业务的内容和方式并未体现现代信托业的特征，基本上还在行使银行功能，是银行存贷款业务的重复。而且，其资金多用于投资固定资产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固定资产规模的膨胀。

到1984年底，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造成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双重失控现象，我国宏观经济采取紧缩性政策，信托业再一次开始全国性整顿，暂停办理新的信托贷款和投资业务，对存贷款加以清理。同时，国务院要求停止办理信托贷款和信托业务，对己办理业务加以清理，次年又对信托业资金来源加以限定。

在1986年以后，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导致资金需求过大，引发了信托业的迅速膨胀和再次扩张。由于监管工作跟不上，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分散了有限的资金，扩大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影响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再次给国民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随着国家对经济实行治理整顿，信托业又面临整顿收缩的局面。在这期间，我国人民银行先后颁布了《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和《金融信托机构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两个法规性文件，就信托机构、信托业务和资金管理作了一些规定，对规范信托业务和防止信托投资公司信贷业务冲击信贷收支计划发挥了一定作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所进行的改革使原体制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发展”对资金产生的巨大需求，从而各专业银行相继成立信托投资公司或信托部，各地方也设立信托机构。

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清理整顿信托公司的文件。同年10月，人民银行开始对信托业进行整顿。第二年，国务院针对各种信托投资公司发展快，管理较乱的情况，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理整顿。至1992年，我国信托业一直处于发展的低潮阶段。总体上看，当时的信托投资公司面临资本规小、运营风险高、资产质量差、主业不明确、经营不规范等问题。因此，管理层先后于1982年、1984年、1986年和1989年对信托业进行了四次清理整顿。

二、我国信托业的整顿阶段(1993—2001)

1993年后我国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基本上转变到以市场为主体的轨道上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金融体制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例如，多元化金融体系的建立、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确立和加入WTO等等。而信托业却是进入了长达七年的整顿，直到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颁布。

1993年，为治理金融系统存在的秩序混乱问题，开始全面清理各级人民银行越权批设的信托投资公司。到1993年，全国的信托投资公司达到389家(不含各地越权审批的机构)，总资产规模近4300多亿元。其大致格局如下：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创办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如上海市政府创办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二是各专业银行(包括总行与分行)设立的全资附属性的信托投资公司或信托部，如中国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这类信托机构为绝大多数；三是各地方政府创办的信托投资公司，如北京市政府创办的“北京市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四是各行业部门创办的信托投资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创办的“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等等。至此，我国信托业进入了清理整顿。

1995年，又进行了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重新登记和国有商业银行与所办信托投资公司的脱钩工作。到1997年末，全国共有信托机构242家，资产规模约为4600亿元左右。这些信托机构举步维艰，普遍存在资产质量差、支付困难和破产危机等问题。

1999年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决定对当时的239家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全面的整顿撤并，按照“信托为本，分业管理，规模经营，严格监督”的原则，重新规范业务范围，把银行业和证券业从信托业中分离出去，同时出台严格的公司设立条件。信托业又再次进行了整顿，采取撤销、改组、合并、移交等措施大量撤并信托机构。信托业在整顿金融秩序中不断调整，各种问题不断暴露，由于管理失控，监管滞后，大量的信托公司出现盲目拆借资金，大规模发放贷款，以及投资炒作房地产和股票，甚至出现了在STAQ系统等国债回购市场买空卖空变相违规拆借资金等问题，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停止了银行向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拆借，银行不得向自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金，并限期收回己投放的资金，从资金来源上限制了信托投资机构扩大贷款规模的能力。

从业务角度来看，多年的“金融超市”功能使很多信托投资公司不仅获得了国内国际渠道的融资权，还相继获得了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租赁等多项投资经营权，并向企业、政府提供贷款。国家分别于1995年、1998年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规，从法律上规定了金融各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

从1995年起，我国人民银行加大了对信托机构的监管力度，全面引入并开始实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金融退出机制开始启动。1995年10月，我国人民银行接管违规经营、资不抵债的中银信托，并要求所有银行开设的信托投资公司全部与银行脱钩或转为其分支机构；1997年2月，我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因到期债务不能偿还被关闭；1998年6月，我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因同一原因被关闭：1998年10月，按照市场原则和法律处理程序，号称我国信托业“老二”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因资不抵债和支付危机被关闭。1999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华融、长城、东方、信达、中保等五家信托投资公司撤销；3月，我国电资力信托等6家信托投公司和中经开等7家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完成改组和从中央移交给地方的工作。4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信托投资公司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损失冲销的规定》，由此全面拉开了金融信托业20年来的第五次整顿的序幕。

200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信托投资公司清理工作会议，其中，特别强调了保留的信托投资公司的条件是不得有逾期外债、不得有个人债务、不得有分支机构、不得有资金缺口、资本金在按有关规定冲销呆帐、坏帐和投资损失，并弥补历年累计经营亏损后，不得低于人民币现金3亿元等。’这次整顿的目的是要让我国金融信托业回归至信托本业上来，真正办理“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业务，整顿的重中之重是要使信托业和银行业、证券业分业经营，不能用负债资金从事投资、贷款业务和证券业务。

在这次整顿中，将对各类信托投资公司分类处理，进行合并重组、扩充资本金、壮大经营实力，提高资产质量、降低经营风险；不符合条件的信托投资公司将被摘去其金融牌照，改为各类实业公司或改为财务公司和证券(经纪)公司，以银行业务为主的信托投资公司，经协商可转为国有独资银行的分支机构。这次整顿一是把证券业务剥离出去，二是把银行业务剥离出去，突出信托主业。在这一阶段中，将按照国际通行的信托管理方式来规范金融信托业的各项业务，促使我国金融信托业走上规范之路，使之真正成为从事受托理财业务即从事中介服务的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服务体系。

在这一期间我国信托业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信托业的“金融超市”功能——混业经营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其本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民事信托，几乎没有发展。信托业的一些重要作用和优势逐渐消失，信托企业逐渐发展成兼营银行业务、证券业务、投资经营业务的金融百货公司，实际上己经名不副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托机构。

2、由于信托投资公司是各级政府出资建立的，一些信托公司己成为政府的“小财政”和“举债的窗口”；

3、由于缺少信托业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一些信托公司为了生存只得“混”业经营，而经营结果又因企业产权不清，管理不善形成巨大的市场风险，以致最终被关闭。

三、我国信托业的规范阶段(2002 至今)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信托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些变化为我国信托业的规范发展和功能创新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与基础。2001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法》颁布，并在2001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我国信托业终于从制度上规范了信托关系和信托行为，确立了信托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为促进我国信托事业奠定了制度基础。2002年6、7月又相继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使信托公司业务向本源回归，即围绕“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内涵开展业务，标志着信托业开始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与以前有名无实的信托业相比，整顿后的信托业面临着内外发展的大好环境。

2003年，随着金融机构改革的深入，原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进行了分离，成立了银监会，承担原人民银行对银行和非金融机构监管等职能，信托投资公司由银监会直接监管。信托投资公司由银监会直接监管之后，信托投资公司的发展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信托业务更趋规范。截止2003年年底，共有59家信托投资公司完成了清理整顿和重新注册登记工作，这标志着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的第五次清理整顿已基本完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全新的信托业阵容基本形成。

在国务院确定的信托整顿方针的指导下，信托公司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接受管理的信托财产总额己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性信托业务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国信托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受托管理资产达。2500多亿元，其中信托财产1600多亿元。全行业自有资本额481亿元，资产负债率49％，全年共盈利15．5亿元。至2004年6月底，信托公司从业人员约为4600人。2004年3到10月，我国银监会的多位主要领导均明确肯定了信托业在改革开放及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指出信托业是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之一。11月，经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历经三年漫长筹备的我国信托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我国信托协会创立大会终于正式召开。从此我国信托业终于与其它金融机构一样有了行业性的自律组织，有了面对社会和外界的统一形象与声音。

另一方面，自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基本上转变到以市场为主体的轨道上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市场体制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正在形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私人财产的保护，为信托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清理整顿后的信托投资公司通过资产剥离和增资扩股，增强了资本实力，优化了资产结构，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市场主体地位得以形成；从外部环境来看，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居民的闲置资金增多，投资理财的市场需求充分体现，这无疑为信托这一财产管理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信托法》的颁布使得信托所具有的制度优势被法律认可，信托投资公司的发展有了制度的保证，而作为监管当局的银监会对信托业赋予的产品开发备案制度大大降低了信托业产品创新的成本，这些环境和条件促成了信托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从业务角度来看，2002年7月18日，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发售了首只信托产品，这也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信托公司回归主业的开端。从当时投资人的身份看，中老年人占了相当比例。而信托公司的监管机构我国银监会制定的法规，显然是希望将抗风险能力较差的投资人排除在外。《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信托计划的份数不得超过200份，单个信托计划的最低规模为5万元。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121文件”，旨在遏制房地产投资过热，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银行贷款的门槛又大幅度提高——规定自有资金(指所有者权益)不低于开发项目总投资的30％。一些地产商们向银行求贷无门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信托公司开始“拾遗补缺”。截至2004年12底，约有60只集合资金信托产品通过信托公司网站公布了到期清算报告。从实际结果看，2004年几乎所有信托产品均达到了预期收益水平，年平均收益率达到4．304％。其中北京国投的三环新城项目年均收益率超过预期收益0.3529个百分点；衡平信托不仅完成2004年到期的全部信托产品的兑付工作，而且其中
约30％的产品在收益水平和收益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提前清算，最高收益率超过6％。此外上海外环隧道项目资金信托计划等24只信托计划也分别不同程度地超出了预期收益水平。

随着信托业的不断创新，财产信托也成为信托投资公司的“新宠”。例如，中诚信托率先推出了一项名为财产信托的信托计划，随后，各家信托公司纷纷效仿，并进行创新。2005年12月15日，期盼已久的金融创新终于面市——国内(两个)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同时发行成功，并正式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其发起机构分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发行人分别为中诚信托和中信信托。2005年12月23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与中海信托举行签约协议，委托中海信托理财30亿元，期限一年，投向铁道部的铁路建设，由交通银行北京分行提供担保。自此以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除了委托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证券市场之外，又增加了新的安全稳定的理财渠道。中海信托为信托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筹资渠道，我国信托公司一次重要的业务机会来临。同时，机构投资者的加入，使得信托公司能够做大信托业务规模。不过，2004年初以来许多的创新最主要的意义是合理突破了200份的限制，能够“圈更多的钱”。一些信托投资公司频繁突破“一法两规”框架，以“创新”之名行违规之实，主要表现在：一股独大，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措施极不完备；明显缺少市场公允的关联交易，损害投资人利益；人才结构不合理，专业素质较低，少数公司在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新的风险和坏账又开始继续累积。2004年庆泰信托投资公司投资证券市场资不抵债被关闭；2004年伊斯兰信托投资公司和金新信托投资公司挪用委托人资产等问题被接管；因为炒作云大科技(*ST云大，600181)导致巨额浮亏，北方信托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霍津义涉嫌重大违纪，于2005年12月2日被实施双规；2005年12月30日，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发布公告：由于金信信托违规经营和经营不善，造成较大损失，责令金信信托停业整顿。这使整顿后刚刚起飞的信托业又一次笼罩在厚重的阴云之下，我国信托业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

新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法规在200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业务定位做出了新的规定。信托公司根据新规要求进行实业投资清理、存续业务的整改，以申请进行重新登记或执行过渡期政策。截至2008年2月，正常经营的54家信托公司中已有34家获准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

在新的法规施行下， 2010年，全国范围内共有55家信托公司正常经营。共成立了2337只集合信托产品。总规模达到2579亿元。随后几年信托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行业规模从11年的3000多亿，在短短的5年时间。突破到16年的16万亿。其数量也增加到现在的68家。随着政府对信托牌照的限制。国内信托公司的数量目前稳定在了68家。

随着2016年9月1日《慈善法》的正式施行。各大信托公司纷纷设立慈善信托。信托公司业务出现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