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汉武帝时期三大理财家
桑弘羊
西汉景帝四年(前153年),在洛阳的一个富有商人的家里,生下了一个儿子,他就是汉武帝时著名的理财家桑弘羊。
桑弘羊成为著名的理财家,协助汉武帝处理财政问题几十年,和他的家庭与故乡有很大的关系。洛阳是周朝建立的一个军事和政治重镇,周公征服殷人后。把俘虏的殷人以“顽民”的称号安置居住在洛阳,这些人当然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多数就去经商。到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一些人经商致富后,就参与了政治活动。象有名的苏秦、白圭、师史、贾谊等政治家和商人,就都是洛阳人。桑弘羊的家庭一定是洛阳很富有的大商人,否则他十三岁不可能就做了汉武帝的侍中。侍中是一种加官,从大至列侯、将军、卿、大夫,下至太医、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当了侍中,就可以经常出入禁中,接近皇帝,所以它很为大家所重视,成为升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当侍中的,除了贵家子弟和著名的儒生外,一般人很难得到。才十三岁的桑弘羊,既非贵家子弟,也非名儒,他怎么能当了侍中呢?可能是用钱买的。西汉初年,要作比较大的官,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由郡太守、诸侯王这样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定期向中央政府推荐,他们当然是推荐自己的子弟,桑弘羊不会有这种机会;另一条是拿钱买官,也就是“入粟补官”,桑弘羊作为商人的儿子,在十三岁的时候,他家就给他花钱买了个侍中,他大概是走的这条路。
汉武帝时,为了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得力官吏,选拔了很多有才干的青年在他的身边作侍中。象朱买臣、卫青、霍去病、霍光、桑弘羊这些以后的文武大臣,就都当过他的侍中。名儒孔安国在给他当侍中时,为了照顾他,让他拿皇帝唾痰用的御唾壶,就一时传为美谈。汉武帝的这些侍中,并不仅仅是帮助他做点身边的琐事,他往往也与他们商量一些军国大事,遇有他的意见与大臣不合时,还常常让他们出面与大臣们进行辩论。如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决定在河套筑朔方城,御史大夫公孙弘多次上书反对,汉武帝就让侍中朱买臣等人与公孙弘辩论,说服了公孙弘,使他转变为筑朔方城的积极支持者。
桑弘羊在当侍中期间,一定参加了很多汉武帝制定军国大事的讨论,他了解了汉武帝的为人和抱负,自己也深受汉武帝思想的影响。这期间,他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因而也没有受到汉武帝的重用,但他却学习和锻炼了参加国家大政的能力,为以后的从政准备了条件。
担任农丞 算缗告缗
桑弘羊从十三岁作侍中,一直到三十九岁出任大农丞,当了二十六年的侍中。这期间,由于汉武帝大规模的对匈奴用兵,国家的府库余财已经用尽,财政发生了困难。元狩三年(前120年),主要负责财政的大农令郑当时,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向汉武帝推荐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担任大农丞,利用他们经商的经验和技术,负责管理盐铁事务,通过盐铁收归官营,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桑弘羊这时已经三十四岁,他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汉武帝让他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估算研究盐铁官营的规划。这个规划经过一年的起草才完成,主要是将原属少府管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管,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不许私人经营。汉武帝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全国各产盐铁的地区,设立盐铁官营的机构,任命原来经营盐铁生产的商人为各地官营盐铁的主管官。看起来,汉武帝对经营盐铁政策的改变以及孔仅、东郭咸阳和桑弘羊对这一新政策的执行,在经济上是取得了成效的。所以三年之后,孔仅就升任为大农令,桑弘羊也被提拔为大农丞。大农令是封建政府掌管财政的最高官员,大农丞是他的主要助手,从这时开始,桑弘羊在理财上就显示出他的突出才干,越来越受到汉武帝的重用。
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与商人瞒产漏税作斗争的方法。这也是由于大规模的对匈奴用兵,而山东一带又遭了水旱灾,为了弥补财政不足而对工商业者采取的一种筹款措施。最初提出这个办法的是御史大夫张汤,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颁布了推行的法令。但是由于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此事,所以未能认真贯彻执行。桑弘羊出任大农丞后,才在全国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
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都要如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二缗抽取一算的税(一缗为一千钱,一算为二百文钱);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凡有乘坐马车的(官吏和战士除外),一乘抽税一算,运货的马车抽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一算。所谓告缗,就是对不如实呈报财产的人,鼓励大家告发,经调查属实者,除了被告发人的财产被全部没收、戍边一年外,告发的人可得到被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
算缗和告缗的法令颁布后,遭到了工商业者的顽强反抗,他们采用各种办法转移和藏匿财产,不报或少报自己的财产数。为了与这些工商业者作斗争,汉武帝让杨可专门主持告缗的事。这时作为右内史(管理京师的官)的义纵,站在商人的立场上,指责告缗的人不是好人,竟然加以搜捕,公开和告缗令作对。这件事报告给汉武帝以后,就以义纵有意破坏告缗为理由,杀了义纵,并将对算缗和告缗持消极态度的大农令颜异,也借它故撤职并判了死刑。这样,就从政府机构中清除了推行算缗和告缗的障碍,使杨可得以放手进行。
桑弘羊当了大农丞后,为了支持杨可把告缗坚持下去,又重申了告缗令。这样,告缗的活动就在全国普遍推开了,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大都受到了告发。政府派出官吏到各地处理算缗和告缗的事,政府得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政府的国库却充实起来,有力地支援了汉武帝的对外战争。
算缗和告缗的活动,桑弘羊一直是积极的支持者。张汤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桑弘羊虽然还是个侍中,但已经因为他会算计经济问题,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所以汉武帝在研究和决定采用张汤意见的过程中,桑弘羊肯定起了积极的作用。算缗和告缗的法令公布后,内外的阻力一直都很大,迟迟未能贯彻执行。桑弘羊当了大农丞后,就可以直接插手此事。所以后来杨可的主持告缗,以及对反对告缗的一些官吏采取的镇压措施,肯定桑弘羊都是参与了汉武帝的决策的。因而可以说,算缗和告缗虽然不是桑弘羊直接出面推行的,但他是决策的积极参与者。
整顿货币 盐铁官营
汉朝初年,国家对钱币的铸造采取放任的政策。当时不但钱的大小、轻重不一,钱币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差悬殊,因而盗铸钱的风气盛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和通货膨胀。到了汉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放任大家自由铸钱,因而币制更加混乱。一些豪强和大商人,常常在铜内杂入铅、铁,铸大批的劣钱来谋取暴利。政府虽然一再禁止和打击,但因为有利可图,而且铸钱者又多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所以并不能制止私铸的大量劣钱混入市场,破坏社会的正常经济生活。
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整顿过一次货币,但效果不好。当时造了三种货币:一是皮币,用禁苑里养的白鹿皮制成,每个一尺见方,上面还绣上五彩花纹,每个值钱四十万,它是作为诸侯王朝觐皇帝时垫璧的礼品,所以只在上层贵族中流通和使用,另一种是白金,这是用少府库存的银、锡作的合金币,分值钱三千、五百和三百三种;第三种是取销半两钱改铸的三铢钱。还规定,盗铸钱者要处死。这次改革因为品类复杂,币值的规定又不合理,所以不但使用不便,而且一些人纷纷去盗铸比值很大的白金币,所以第二年就放弃了三铢钱而改铸五铢钱。当时虽然因盗铸钱政府抓了数十万人,仍不能制止盗铸劣钱,所以市场和货币仍然比较混乱。
元鼎四年(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他的意见主要是:取销郡国铸钱的权利,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到中央;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
这次币制改革是成功的,从此以后基本上制止了私铸劣质钱币的流通,从而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稳定市场和流通,起到了巩固西汉统治的作用。为什么这次整顿货币比较成功呢?因为这次货币改革,首先将全国的铜材集中在中央,由上林三官统一调拨,使私铸者得不到铸钱的原料;其次,价格标准与重量标准一致,这次所铸的三官五铢钱,实际重量也是五铢,因而减少了货币毁销改铸的流弊;第三是铸币技术提高了,铸造的工序比较复杂,盗铸者造起来比较困难,容易得不偿失。
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这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是分不开的。
盐铁收归官营,早在元狩六年(前117年)汉武帝就派孔仅与东郭咸阳进行了。但是他们在各地设立盐铁官的时候,由于多选用商人担任,所以不但执行的不彻底,而且也产生了一些诸如质量低劣、价格太高等问题。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司农之后,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盐铁问题进行了整顿。他选派了得力的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头到各郡国,在整顿原有盐铁官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一批盐铁官。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全国二十七郡有盐官共三十六处,铁官在四十郡中有四十八处。其分布在东北远至辽宁的盖县,西南至云南的安宁,西北达内蒙的河套西北,南抵广州,东南到浙江的海盐。其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
盐的生产,是由政府招民自备资金,盐官供给煮盐的工具和粮食,在盐官的监督下将煮成的盐全部售给国家,然后由国家出售给人民,个人不得私售。这是一种由公私联合经营生产,但由国家统一购销的办法。
铁的生产,是在郡国出铁处设铁官进行生产,不出铁者置小铁官负责销售,其生产和销售完全由国家进行控制。因为铁的冶炼不但技术比煮盐要复杂的多,而且成本和规模也要大,所以它主要采取国家经营的方式。根据现在对西汉时的冶铁遗址的发掘情况看,一般都有十几座直径达一米六的冶铁炉,需数百名工人。由于官营冶铁资金比较雄厚,生产设备比较齐全,技术比较先进,而且是按统一设计的规格进行协作生产,所以它比起原来私营的小规模冶铁业,显然有更多的优越性。这一点桑弘羊是看到了,并且在公开的场合一再宣传他的这一看法。
盐铁的官营,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打击地方豪强的势力,以及发挥某些大规模生产协作的优点上来说,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地方的某些盐铁官吏的不良,以及大规模统一生产经营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在盐铁官营之后,对农民也有很多不利之处。如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对盐铁的销价定得太高,而质量和品种也有问题,一些官吏又常常强制农民购买,因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和不便。桑弘羊对盐铁官营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他也是有所认识的。当有人以此来攻击盐铁官营问题本身时,桑弘羊就说:“这是一个如何选择好盐铁官吏的问题,而不是盐铁官营本身造成的。”
移民屯边 假民公田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相当的胜利后,为了巩固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就在桑弘羊的大力支持下,继续大规模地执行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的募民实边的办法。汉武帝初年,已经在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十万屯卫朔方(今内蒙杭锦旗西北),元狩四年(前119年),又徙关东贫民七十多万至今甘肃一带。桑弘羊任大农丞后,又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先派吏卒五、六万人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接着不断扩大到上郡(今陕西馁德东南)西河(今内蒙东胜县)及新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均在今甘肃境内)四郡,人数增加到六十万人。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不但开发了西北边疆的农业生产,就地解决了边军的粮食供应,而且加强了西北的边防,巩固了对匈奴战争取得的战果。所以它在当时的边防建设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项措施。
在算缗和告缗取得重大成果后,政府在各地没收了一批田地,为了经营和管理这些土地,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四个机关,都设置了农官,负责将这些土地租给农民,政府收取田税。桑弘羊对这件事是竭力支持和赞扬的。但是由于政府经营和管理不善,租种的农民不愿在上面种桑榆菜果,而且这些土地又常常被官僚豪强等有权有势的人所侵占,因而对封建政府和租种的农民都得不到好处。有人因此提出要停止出租时,桑弘羊认为,它仍然是利多弊少,如果因为地力未尽,获利不多而罢去,不但会影国家收入,对租地的农民也没有好处,所以桑弘羊是一直主张坚持执行下去的。
西汉初实行一种由地方郡国定期贡纳实物的政策,各郡国贡纳的数量和种类,看来是由中央政府主观决定的,所以贡纳的货物不一定都是当地的特产,这样就使一些郡国为了交纳贡物,而必须到别的地方去购买。因为购买的数量大,、时间也比较集中,因而一些商人乘机哄抬物价,从中牟取暴利。购买之后,还有一个运输问题,一些运输路线长而又易损坏的货物,运输中的费用和损耗往往要比货物本身要贵数倍。所以这种办法,不但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连地方政府的官员也深感不便。
元鼎二年(前115年)桑弘羊为大农丞时,就开始试行均输法。什么是均输法呢?就是各郡国上交中央的贡品,一律按照当地的市价,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产品,交纳国家后,由均输官统一调运到缺乏这些产品的地区出售。这样不但各郡国再也不用为了贡物而派人四出采购物品了,而中央政府却借货物的地区差价,从中获得了很大利润。显然,均输法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利,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打击了商人的暴利。但是在均输法开始实行的时候,由于盐铁这两项重要的货物还把持在孔仅的手中,所以均输法还难以全面地铺开实行。
当桑弘羊代理大农令后,一方面由于均输法试行了五年,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另一方面盐铁等一切财经大权,这时都已掌握在桑弘羊的手中,因而他开始在全国普遍地推行均输法。他在向各郡国派出盐铁官的同时,也派出了均输官,由于盐铁是均输的两大重要物资,所以某些地方均输官可能是由盐铁官兼任的。因为这些均输盐铁官,都是由大农部丞十人统一管理。均输法在全国推行之后,货物的流通渠道比较畅通了,国家在全国各地征的贡赋,通过均输官源源不断地运到首都和边疆地区,因而大大地加强了汉武帝对外斗争的经济实力。
平准法是桑弘羊为了配合均输盐铁政策的推行而实行的另一项经济改革。过去,西汉中央政府各部门所需的物资,都是由各部门自行采购。由于各部门采购的货物多而又比较集中,为了按时完成采购任务,各部门的官员之间互相争购,因而哄抬丁首都的物价,这不但对人民生活有影响,也使国家吃了亏,商人得了暴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桑弘羊在算缗告缗和盐铁均输政策实行后,由于国家手中已掌握了大量的物资,有经济实力可以控制首都的物价了,所以他又创立了平准法。
平准是桑弘羊在首都设立的一个机构,它通过国家掌握的由大农诸官和各地输进的货物以及工官制造的产品,在首都市场上贵卖贱买,以稳定首都的市场物价。中央各个机关采购物资,也就可以从平准官那里以平价购到所需的东西。所以平准法的创立,不但解决了均输官运到京师的多余货物的出售,也解决了政府一些部门对货物的采购,由于它沟通了政府各部门之间货物的供求,因而就减少于市场物价的波动,打击了投机倒把的商人。从封建政府的利益,还是对人民群众,平准法的实行都是有利的。
⑵ 2010行业春联(按行业分类),有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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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术精艺治难疾 灵丹救世乐千家
我处华佗今再世 银针刺开云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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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采取四断诊 红心巧手健千家
虽无华扁回生术 丹心妙手除固疾
但有歧黄济世心 草药银针有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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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怀巧技,看我拔龙牙
医护合作,一心为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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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有秘方,可使万民益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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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暮辛劳,春风布雨杏林连
望闻问切,四法善辨百样病
草木虫鱼,一笺妙除十年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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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险公司春联
年年保险 一年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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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为国为民 保险转危为安
保险防灾防害 保君年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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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户平安户户歌 险而化夷处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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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天灾,常备不懈
参加保险,居安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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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厂(店)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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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纳活水,玉尺引水接三江
利剪频挥,巧裁天上云霞彩
飞轮急转,精制人间锦绣衣
春夏秋冬,四季服装皆溢彩
东南西北,八方顾客尽开颜
时泰年丰,四季霓裳添异彩
河清海晏,九州风物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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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批(春联通用)
一代风流 一心耕耘 一尘不染 一帆风顺
一心一德 一身正气 二人同心 两袖清风
三十而立 三元及第 三阳开泰 四时如意
四季呈祥 四海升平 四季平安 四世同堂
四海同春 五世其昌 五谷丰登 五福临门
门盈五福 六合同春 六事修治 六脉调鸷
十年生聚 百年树人 百事大吉 恩泽千秋
向阳门第 积德人家 幸福人家 春意盎然
鹏程万里 万象更新 国泰民安 钟灵毓秀
勤劳致富 深化改革 人杰地灵 万事大吉
大展宏图 物华天宝 万事如意 松风竹韵
门臻百福 壮志凌云 柏翠梅香 户纳千祥
⑶ 如果你在古代你怎样处理汉武帝的税赋制度
⑷ 桑弘羊的人物生平
汉景帝中叶(前155—前152年),桑弘羊出生于洛阳的一户富商家庭。 洛阳前身是西周都城“洛邑”,居民主要是商朝的旧贵族,他们有着经营工商业的传统,至西汉年间,洛阳号称“天下冲扼,汉国之大都” ,人口超过三十万,“富冠海内” ,成为一个以商业著称的大都会。 悠久的商业传统对洛阳的民俗产生了巨大影响,洛阳人多以善于经商而著称,如战国时期的白圭和西汉的师史。
洛阳人文荟萃,许多先贤的传奇事迹深深打动了幼年时期的桑弘羊。苏秦刺股、佩六国相印的传说给桑弘羊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出相入将、封土拜爵的出仕立功思想一直牢牢占据桑弘羊的头脑,并对“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的看法也深有感触。 贾谊的“非和亲主义;积贮之重要;非放铸论(统一币制)”的政治主张也被桑弘羊所接受与继承。
家乡独特的社会环境对桑弘羊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家庭的蒙学教育与父辈的熏陶下,桑弘羊自幼对数学及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少年时期的桑弘羊就深谙算术和经商之道,并能帮助家庭进行一些理财活动。 汉景帝末年(约前142年) ,年仅十三岁的桑弘羊以“精于心算”名闻洛阳。 汉廷诏书,特拔桑弘羊入宫(一说捐官入宫),任为侍中,侍奉汉武帝兼陪读。 桑弘羊的入宫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使他没有再像他的父辈那样走上商贾的道路,而是踏上了仕途。而长期在武帝身边伴读,使桑弘羊与武帝形成了亲密的君臣关系,并逐渐成为武帝的得力助手。
博览群书
桑弘羊入宫不久,武帝开始逐渐实施“独尊儒术”的政策,在学习上对经学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 在这样的环境下,桑弘羊也开始研读《五经》,并有很深的造诣。 借助在皇宫伴读的有利条件,桑弘羊还得以广泛涉猎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尤其精通法家和管商之学 ;在史书方面,因为秦汉时隔并不久远,并有着阅读皇家档案的便利条件,桑弘羊的历史知识则显得更为丰富。
崭露头角
武帝即位后,凭借西汉前期七十多年的积蓄,国家财政本来非常富裕 ,但由于武帝的“有为”,尤其耗费巨大的对外战争,兼之大兴功业和救灾 ,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仅仅二十年后,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出现亏空。 在财政困难面前,武帝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元朔年间,为增加收入,专门设置“武功爵”,共值三十余万 ;还专门树立了一个献财典型——卜式,号召百姓向国家捐献钱财。 这些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仍是杯水车薪,而且还造成了吏治败坏等弊端。
元狩三年(前120年),为了应对因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问题,武帝采纳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原属少府管辖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并任命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专门负责此事。桑弘羊由于善于计算经济问题,参与盐铁官营规划,负责“计算”和“言利”之事。 元鼎二年(前115年),鉴于桑弘羊在理财上显示出的突出才干,武帝提拔桑弘羊为大农丞 ,担任大农令(掌管财政的最高官员)的副手 ,统管会计事务。桑弘羊在出任大农丞的五年里,先后参与并圆满完成了几项重要任务,初步展现出卓越的理财才能。
●算缗告缗
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对商贾隐瞒资产、逃避税收的惩罚措施,兼具保障算缗和剥夺商贾的特殊意义。最初提出这个办法的是御史大夫张汤,元狩四年(前119年)曾颁布了推行法令。但由于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此事,所以未能认真贯彻执行。
元鼎三年(前114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一年后,在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下,算缗告缗迅速在全国展开,尤其杨可所主持的告缗更是雷厉风行。 到元鼎六年(前111年)宣布告缗停止,前后仅仅三年的时间,告缗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政府得到以数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政府的国库却充实起来,再加上盐铁的收益,有力地支援了汉武帝的对外战争。
●假民公田
假民公田,即国家把一部分公田(官田)以租借的名义分给丧失土地的农民,然后向他们征收相当于田租的“假税”,是安抚内地流民的一项举措。 在桑弘羊的领导下,大大扩充了租借于民的公田数量。除了大农所掌管的公田、原有荒地(“草田”)和兴修水利增加的溉田,还增加了算缗告缗时没收贵族、官吏犯罪和商贾的田产 ,并开放部分园池和苑囿的土地租借给贫民。
假民公田的实施,使相当一部分丧失土地的农民又重新得到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使得大批流民得以自食其力,缓和了由于土地兼并所激化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内地许多荒地得到开垦,从而扩大了全国的垦田面积。还使许多流民不再成为国家救助的对象,不仅节省了开支,还为国家恢复和增加了税源。
●移民屯垦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为了巩固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问题,沿袭西汉前期的民屯政策,继续大规模地执行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策略。为了进一步巩固内地军事要塞,武帝时又开发出军屯。元鼎六年(前111年),又派吏卒五、六万人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接着不断扩大到上郡、西河,及新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人数增加到六十万人。
在桑弘羊的谋划和组织下,这次大规模的军屯活动得到了圆满成功。多达六十万人的屯田卒一边从事于农业生产,一边肩负着边塞保卫任务,为保证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发挥出了安置流民、开发西北边疆、减少军费开支和巩固边防的重要作用。
●币制改革
汉承秦制,法定货币也是黄金和铜钱,汉初铜钱仍继续名为“半两”。 由于经济凋敝,国家对铸钱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 虽然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了货币轻重不一,币值混乱的问题。 到了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因而盗铸钱的风气盛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也借此极力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作为与中央王朝相抗衡的资本。 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造了三种货币:皮币、白金(银、锡作的合金币)、三铢钱,但效果不好,形势已发展到近乎完全失控的地步。
元鼎四年(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由政府指定上林三官(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新铸的五铢钱(三官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
这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私铸铜钱、币制混乱的问题,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稳定了市场和流通,起到了巩固西汉统治的作用。 同时,这次币制改革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这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是分不开的。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由于在理财方面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从此之后,直到汉武帝去世,桑弘羊独掌财权二十三年,开始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出谋划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结构改革
桑弘羊出任代理大农令不久,立即奏请汉武帝设置了“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 由大农部丞负责监管和指导各个郡国的财经事务,改变以往对财经多头管理的弊端,同时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财经管理系统,为保障和推行新的财经政策做好人员上的准备。 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后,大司农系统又进一步扩大了组织机构。除了大司农中丞外,大司农的属官增加了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和斡官、铁市两长丞。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在扩大大司农属官的同时,桑弘羊对地方上的有关财经官员也进行了改编和重组。以往隶属于郡国的诸仓(主管仓库)、农监(主管农桑)、都水(主管水利)等六十五官长丞,都被划归大司农直接管辖。这就进一步统一了全国的财经管理,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也使桑弘羊可以有效地实施自己的理财措施。
●盐铁官营
早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孔仅和东郭咸阳就提出了一个实施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 盐的官营采用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 铁的官营,则由官府彻底垄断。 汉武帝还是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 在最初几年盐铁官营特别是铁的铸作曾取得明显成效 ,但由于他们多选用商贾担任盐铁官,所以不但执行的不彻底,还造成了严重的吏治混乱现象,
桑弘羊掌管财政大权后,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盐铁官的设置地区。据统计,经过桑弘羊的努力,一共设置了三十五处盐官(一说三十六处),分布在全国二十七个郡 ,盐铁官营前,这些地区的私营盐业都非常发达,国家对它们采取征收盐税的政策 ;铁官则至少设置了四十八处,分布于四十个郡国,所有铁官均由大司农所属铁市长丞掌管,基本完善了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由于资金雄厚和人力充足,在盐铁官营全面实施后,它们的生产规模都迅速扩大起来。
官营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无论其资金、设备和人员方面,还是降低成本、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工艺技术改进方面,对于规模一般很小的私营盐铁业来说,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总结后,桑弘羊对大生产的优越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二十多年后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为了捍卫盐铁官营政策,就指出官营盐铁业的大规模生产要优于私营盐铁业的小规模经营。
然而,由于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弊端,盐铁官营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官营铁器只注重产量,所生产的铁器多为应用很少的大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 不仅如此,官营铁器还存在成本高、质量低、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官营盐铁的价格昂贵,许多贫民都根本买不起。
●推行均输
均输法最早由桑弘羊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创立 ,并在部分郡县试行五年。 均输法规定,凡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 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商贾的中间盘剥,大大降低收购的成本,又可以免除郡国向朝廷输送贡物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同时还可以流通物资,并随时调剂国家所需要的物品。 而朝廷不费分文即得到了各地的土特产品,并通过这些物品的转运贩卖获得巨额的利润。
元封元年(前110年),由于官府自行买卖,互相竞争,从而导致物价,为了平抑物价上涨,桑弘羊在全国普遍推行均输。 设置数十个大农部丞,分别掌管各个郡国的农业和官营工商业;在县一级设置由大农部丞领导的均输官,负责物资的转运和贩卖,以统一管理全国的物资转运和贸易。 太初元年(前104年)后,各地的均输官统一接受大司农均输令丞的领导后,均输官的分布应相当普遍(如黄霸就担任过均输长)。
自元封元年全面推行均输法后,在短短一年之中即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史载国家向急需粮食的地区调运粮食,而大农诸官则都向京城运送粮食,结果使山东漕运由汉初的数十万石竟猛增到六百万石。同时,太仓和甘泉仓这两个著名的国家粮库都装满了粮食,边郡粮库也都有余粮,通过均输所直接获得的赢余有五百万匹帛。
均输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均输官征收贡物,不是征收当地能够生产的土特产品,而是征收当地没有的物品。 二是在上交物品的验收上有些均输官故意刁难百姓,在买卖货物时又往往采取欺诈手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和痛苦。
●创立平准
元封元年(前110年),为了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的推行,桑弘羊创立了一项新的财经措施—“平准”(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并专门在京城长安设立了一个隶属于大农的机构——平准,由平准令掌管。 大农诸官以各地均输的物品和工官生产的车船、器具为后盾,当京城某种商品过分涨价时,就以平价向市场抛售,使其物价下降;反之,如果某种商品价格过低,就大量买进,促使物价回升。
桑弘羊实施平准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定物价,但也有营利作用。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是控制市场、平抑物价政策的两个不同侧面。平准要靠均输来提供货源,均输官所征收或收购的物资,运往京师后也要通过平准出售,两者如影随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平准法的推行,对于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商操纵市场的不法行为具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但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一方面,官府乱发号令,强迫收购各种物品,导致物价上涨,为商贾牟利创造了条件;另外,官吏直接从事贸易,也必然会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的现象。
●纳粟拜爵
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出任大司农后,又奏请汉武帝批准,大力推行纳粟拜爵、补官及其赎罪政策。 秦汉时期的纳粟拜爵最早始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多交粟帛可以免除徭役的政策。 及至西汉建立后,纳粟拜爵的政策被继续沿袭,并增加了赎罪的内容。 武帝前期为解决财政危机还采取过“募民买复”、“入羊为郎”的措施 ,桑弘羊出任大农中丞后,进一步扩大了纳粟补官的范围,不再限于官吏,普通百姓也允许买官。
这些措施的施行,增加了财政收入,特别是增加国家粮库的储存,仅仅是元封元年一年,国家粮库即堆满了粮食。 但是这种做法却造成许多严重的恶果:一方面,纳粟拜爵使得许多地主和富农可以免役,不但导致贫富异役,而且减少了国家征发徭役的来源 ,最终便把徭役的征发摊派到农民身上。 另一方面,破坏了司法制度和选官制度,造成贫富异刑,进一步扩大了司法不公,同时也导致了管理效能的下降和吏治的败坏。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桑弘羊的理财措施仍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功。武帝对此也非常满意,所以特别给桑弘羊赐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
●酒类专卖
天汉元年(前100年),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 ,除了继续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财经政策外,所采取的最有影响的理财措施就是实行酒类专卖。
中国古代的酿酒业源远流长。 酒的产量和销量也很大。 早在殷商时期,酿酒业就相当发达 。到了西汉时期,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和粮食的不断积累,酿酒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饮酒之风盛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酿酒业非常兴盛,私营酒酤的利润也相当丰厚。
天汉三年(前98年),为了更多地增加财政收入、镇压农民起义和更加垄断市场,桑弘羊奏请武帝实行了酒榷(酒类专卖),由官府对酒类实行专营,以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
酒榷政策实行后,对于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仅仅是通过销售,国家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每生产一千酿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二千钱的盈利,其收入将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确实能够“赡边,给战士”,解决很大的问题。 从天汉四年(前97年)到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是桑弘羊在武帝时期继续独掌财权的十年。虽然天汉四年,桑弘羊因受到其昆子弟犯法的株连 ,被贬为搜粟都尉。 但武帝只是降低了他的职务,以示惩戒,并没有真正追究他的责任。桑弘羊虽然被贬,武帝仍对他非常信任,让他代理大司农的职务,即降职留用。这一时期,他仍然大力推行盐铁等各项理财措施,并积极为解决各种新问题而出谋划策。
征和四年(前89年),汉军出兵西域,再次攻破车师后,为了巩固胜利成果,确保中西商路畅通,桑弘羊与田千秋等联名上书,建议武帝扩大轮台屯田,加强轮台、渠犁的屯田规模 ,以保障军粮供给。 对桑弘羊的建议,武帝最终却没有采纳,相反还批评了桑弘羊等人,并自我检讨,下诏承认遗忘战争正常的错误,同时要调整政策,认为当务之急应是与民休息(轮台罪己诏),执政理念发生重大变化。 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十二日,汉武帝病重,将年仅八岁的刘弗陵立为皇太子。 二月十三日,武帝诏近臣托孤,任命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接受遗诏辅政。加封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共同辅佐少主。 二月十五日,刘弗陵登基为帝,是为汉昭帝。遵照武帝遗诏,由大将军霍光主持国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磾、 左将军上官桀为其副手。
霍光是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霍去病去世后,霍光升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等职位,侍奉汉武帝左右,前后出入宫禁二十多年,未曾犯一次错误,因此得到汉武帝的信任。 昭帝即位后,霍光受武帝《周公辅成王》图辅政,实际上已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 霍光与辅政大臣上官桀有联姻关系,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娶了霍光长女为妻,生有一女上官氏,两家关系密切。
桑弘羊和霍光的经济理念不同,自从桑弘羊推行一系列官营政策以来,由于国家几乎完全控制了生产销售和市场,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都对这些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和抵制。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不要管的太死,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严管。 但桑弘羊的理财政策并未随着武帝去世而废除,相反,是一直贯彻执行下去的。桑弘羊因此经常自夸功劳,并以此作为替子弟某官的资本,却屡屡被霍光拒绝,因而桑弘羊与霍光矛盾也慢慢激化。
始元四年(前83年),昭帝十二岁,鄂邑长公主为其选皇后,上官安打算让年仅六岁的女儿上官氏入主后宫,遭到霍光反对。上官安与鄂邑长公主的情夫丁外人关系要好,转而通过公主立女上官氏为皇后(即上官皇后)。上官家族为了回报鄂邑长公主,想将丁外人封为列侯(汉代有规定,非列侯不能娶公主),被霍光以“无功不得封侯”驳回。双方因而结怨,成为政敌。 于是,上官桀等就与桑弘羊联合起来,反对霍光独揽大权。 主词条:盐铁会议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杜延年建议行文帝时期政策,提倡节俭、对民宽和 ,霍光采纳,诏令三辅、 太常各举“贤良”二人,各郡国察举“文学”一人。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达京师的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所选拔出的人才),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会议在京师隆重召开。
盐铁会议是在霍光一手策划下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大会,霍光召开盐铁会议,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贤良文学对盐铁等政策的攻击,从政治上打击桑弘羊。 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等财政措施进行了全盘否定,并进而攻击汉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内外政策。作为这些财政措施的经办人,桑弘羊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不仅就盐铁等政策的存废与贤良文学展开了激烈论辩,而且充分肯定了诸如抗击匈奴、加强中央集权、抑摧豪强和农商并举等政策的作用。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会议结束。通过这次会议,霍光成功利用贤良文学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赢得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也使得官营政策有所收缩,罢黜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 ,是盐铁会议的一个最大赢家。会后,霍光任命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为列大夫,贤良文学活跃一时。 始元六年(前81年),上官桀等人勾结燕王刘旦,密谋燕王上书昭帝揭发霍光谋反,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弹劾霍光,被昭帝识破。昭帝也因此更加亲近霍光而疏远上官一派,霍光的辅政地位愈加稳固。
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上官桀等筹划政变,由鄂邑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拥立燕王刘旦。公主门下的稻田使者(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燕仓发觉了他们的阴谋,于是昭帝、霍光在政变未发动之前,先发制人,将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桑弘羊亦牵连被灭族。
⑸ 桑弘羊在担任大农令期间有哪些改革措施
正因为桑弘羊理财有功,深得武帝的信任,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他又被提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在此后的13年中,他一直掌管西汉王朝的财政大权,继续广辟利源,以支持封建国家庞大的财政开支。
一是全面实行盐、铁官营,大大增加国家收入。盐、铁官营,春秋时管仲相齐时就已提出。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已颁令实行,并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主持其事。东郭咸阳是齐之大盐商,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商,他们靠煮盐、冶铁获利累千金。当时的大农令郑当时向武帝荐举,任命他们为大农丞,主持盐、铁官营之事。他们在各地设立盐、铁官时,大多选用商人担任。由于用人不当,对盐、铁官营法令执行得很不彻底,而且还出现了盐铁质量低劣、价格太贵等问题。桑弘羊接手以后,大力加以整顿。他选派得力的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别下到各郡国,对原有盐、铁官进行整顿、甄别,又新设了一批盐、铁官。盐官的设置增至28郡的37处,铁官增设至40郡的49处。其分布之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盐的生产销售,是由政府招民自备资金,盐官供给煮盐工具和口粮,在统一督促下煮成的盐全部由国家收购,然后再由国家卖给私人食用,煮盐人不得私自销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统购统销。铁的官营,则是在郡国产铁处由铁官组织生产,不出铁的郡国,则由铁官组织销售。铁的生产、销售主要采取国家统一经营的方式,有利于资金的筹集、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冶铁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盐、铁官营,国家控制了这两个重要的生产部门,便从经济上削弱了诸侯王和地方豪富的实力,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二是创立和实行均输法。西汉前期,各郡国向朝廷定期输纳贡物。贡物的种类和数量,是根据朝廷的需要决定的,不一定是郡国当地的特产。一些郡国要完成贡物任务,必须到别的地方采买。因为所需数量较大,商人哄抬物价,再加上长途运输,运费和损耗有时比货物贵几倍,这样便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任大农丞时就创立了均输法,企图解决这一弊端。所谓均输法,就是将郡国应交贡物,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的土特产品,上交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到缺乏这种产品的地方出售,政府便借这种产品的地区差价,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这样做有许多好处:国家所需物资有保证,减少了长途运输的困难,各郡国个必再派人四处采购,商人从中所得暴利转化成国家收入。均输法实行初期,盐、铁两项重要物资还掌握在孔仅等人手中,孔仅下台、桑弘羊代理大农令以后,均输法便在全国普遍推广,物资的流通大为加速,京城长安和边疆所需物资源源运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北狩至朔方,东至泰山,游海上至碣石,远达辽西,巡北部边境到九原,再沿秦始皇所筑的直道回到甘泉宫,“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百万计,皆取足大农”(《史记·平准书》)。
三是在推行均输法的同时,创立和实行平准法。所谓平准,就是在京师设立物资仓库,储存货物,某种物资价格下跌时,由官府收购,上涨时再出售,以调理物价。这样,官府不受损失,商人不能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既解决了由均输官运到京师的多余货物的出售问题,又满足了官府和百姓对一些货物的需求,于官于民都是有利的。
四是创建“酒榷”法,实行酒类专卖。汉代饮酒之风盛行,消耗量大,销售酒的利润也高。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少府丞令建议实行“酒榷”,由国家对酒类实行专卖。桑弘羊积极予以支持,报请武帝批准后实行。酒榷法规定:由官府向私营酿酒作坊提供原料和酒曲,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再卖给个人,设榷酒官进行管理。酒类专卖,是国家的又一大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