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辩论

㈠ 辩论，经济全球化弊大于利

一、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
1、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为各国充分利用全球的统一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条件
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起步较晚，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难题。发达国家由于国内市场饱和，急需为多余资金寻求出路。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有力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显示，自一九九三年起，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4年，我国合同利用外资额为1534.79亿美元。2005年中国吸引外资为724亿美元，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名列世界第三，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有关专家甚至认为，中国在2006-2010年间每年可能将吸引外资1000亿美元。此外，国内外经济学家也通过了实证分析，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金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经济学家Naughton指出，正是借助了源源不断的外资，中国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面向出口的制造业部门。也正是这个部门，在中国外贸扩张和企业制度创新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
近年来，我国国内资源短缺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除煤之外，大部分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宗矿产已不能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严重的资源瓶颈迫切需要中国充分利用世界资源。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得以通过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源供求的缺口，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优化配置。
2、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进出口的不断增长，有利于产品结构的改善
进出口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尤其是出口，更是被人们称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之一。2004年上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已经超过日本。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表的最新全球贸易报告，2006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969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3位。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吴振宇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自1997年以来，中国的出口对GDP的平均贡献率大致在14% 左右，进口对GDP的贡献率大致在10% 左右。
中国出口在世界上位次的变化并不单纯是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还内含着质量上的重大变化。在对外开放初期，中国出口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了50%，可到2004年，这一数据已下降到8%。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更是持续上升，到2005年已经超过92%。这种出口结构的变化表明，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和世界最主要的加工中心。
3、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带来了先进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经验，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为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开辟了道路
竞争促进了优胜劣汰，加速了企业的成长。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企业不断借鉴外国经验，结合自身的特点，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国内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借鉴、思考和创新，使我国企业的素质不断提高。海尔、TCL等大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向跨国经营发展。国内跨国企业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并创造了可观的外汇收入。
4、经济全球化产生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为经济的增长创造动力
经济全球化将大批跨国公司带入中国，又通过中外合资、中外合作过程中有约定的技术转让、国产化等正式形式而实现技术外溢效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其它非正式形式，如员工培训、技术人员流动、产品摹仿等，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技人员的整体实力。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科技全球化的概念。科技全球化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仅仅取决于本国的科学技术知识供应状况，而且取决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知识供应状况。世界范围内研究与开发的溢出效应也能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分享一部分科技全球化收益，而且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更有可能通过积极参与科技全球化进程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差距。
5、经济全球化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机遇
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然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但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地方保护主义得到了更有效的控制。政府职能更是从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向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有效率的市场转变。国内竞争政策得到进一步肯定，公平的市场准入更为有效的实施，市场信息更为有效的发布，国内竞争规则和国际进一步接轨。
6、经济全球化带动了金融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场的效率，对有效地配置资源和中国金融体制的深化起了促进作用
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总体上也将促进我国金融体系素质的提高。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也将会随着对外开放而加快，中国金融业将更快地获得一个自主的良好发展环境。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信托需求的不断增长，国内的金融监管体制也进一步完善。
二、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1、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科技安全提出了挑战
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主要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展开，发展中国家相对处于被动地位，必须遵守已有的国际条约、协定和惯例。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获得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好处，有时甚至还被迫主动对经济管理权限做出某些让步，其直接结果即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受控于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金融资本进一步国际化。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国际金融市场，使资本能够快速地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我国稍不谨慎，加之原有金融体系不完善，就会使金融安全受到巨大威胁。有时某一个金融机构或国家出现危机，就会在整个全球金融体系中引发连锁反应，引发可怕的金融风暴，间接导致我国的经济动荡。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环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反面。“有增长无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极其常见的现象。许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外资企业在中国转移高污染产业，直接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果一味追求高增长而忽视了环境，那将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由于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加强科技安全、积极跟踪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保守我国的重大科技秘密是十分必要的。科学虽然是无国界的，但是科技能沟带来的利益却是有国界的。目前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国家科技秘密管理体制也在发生变化，科技秘密面临着对外开放和政府管理体制转变的双重挑战，其复杂性和难度是空前的。
2、对我国人才资源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加大了竞争，发达国家的企业原本就有较为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而且它们来到中国后，为了迅速打开市场或巩固已有的阵地，大多实行了“本土化”战略。这种“本土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才的本土化。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抢走了大批优秀人才。
3、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经济摩擦，可能对国家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经济崛起和出口迅速增加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较多的国际经济摩擦。如美国和日本的纺织品和服装的贸易战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打到90年代初；钢铁贸易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打到现在；彩电贸易战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直打到80年代初期；机床贸易战从70年代后期一直打到90年代初期；汽车贸易战从80年代初期一直打到90年代中期；半导体贸易战从80年代中期一直打到90年代中期……中国在近几年由于大量的贸易顺差，也遭到了报复，经济贸易摩擦不断。有时贸易摩擦可能升级，影响国家关系。如何面对日益频繁的中外经济摩擦，防止贸易摩擦的扩大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摆在中国面前的一大挑战。
三、中国的对策
1、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其利大于弊，中国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当今世界曾出现一种反经济全球化的倾向，其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新的盘剥。国内也有相应的反经济全球化的言论。可是纵观日本、韩国等以出口导向为基础而迅速壮大的国家的经验来看，只有敢于面对经济全球化，一个国家才能不断强大。中印两国刚开始现代化时，贫困程度都差不多，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极为相近。但自此后，印度被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阿马提亚•森（印度经济学家）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历史昭示未来，中国过去的和平崛起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中国只有继续融入全球化，才能不断前进。
2、实施双向开放，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相结合
就“引进来” 战略而言，我国要继续合理、有效地引进外资，使我国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外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我国的资源和某些控制权，如果国家政策对某些外来投资不加限制，外来投资就很容易形成垄断，影响甚至威胁国家经济安全。政策及税收优惠是吸引外资的必要条件，而过度的优惠政策将导致明显的市场扭曲和寻租，不利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我国已经加入了WTO，虽然经过几年的大幅度调整，但是外资政策仍然存在某些问题和缺陷，一些外资政策仍然与WTO规则不相符，特别是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严重影响了对外资的引进。因此，我国应该按照自由化原则继续加速国内外资立法的修改，消除仍然存在的黑箱操作，确保外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透明度。同时，我国还应加强对外资活动的监管，完善税收政策，加强对外资企业纳税的管理，防止税收流失。
就“走出去” 战略而言，政府部门要为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优质服务，尽量简化审批手续，继续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降低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风险和成本。国内企业应该进一步树立全球化经营的理念。目前中国的经济，放在世界范围内定位，还是一个“制造大国，品牌小国”。所以，企业要不断提高品牌意识，提高中国产品的知名度。国内企业还应该申请国际认证及贸易对象国的认证，取得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以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在竞争中加强收集和研究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技术法规、标准、检验与认证制度，把与企业出口商品相关的内容加以吸收，并制定到自己的产品标准中去，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产品具有了穿透对方技术壁垒的能力。
3、我国政府应该大幅度增加对教育科研的投资，加大实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引进、培养的优惠政策，搭建人才发展平台，给企业一个良好的环境
企业自身也应该不断地改善内部工资、奖金、福利等物质待遇，以公正合理的薪金，完善优厚的福利留住关键人才，提高员工的积极性，着力塑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企业文化氛围，造就能令人心情舒畅的、有助于激发和释放创新能力的宽松环境，增强企业人员对企业的情感、归属和成就寄托以及团队的合作精神，加强对跨国人才的培养，重视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为跨国经营打基础。除了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外，企业还应致力于开发和完善独特的人才培养机制，形成终身学习、永恒成长的能力提高机制。跨国企业更应该利用国外当地的人才资源，实行人员本地化这一西方国家已普遍采用的战略措施，以不断增强自身实力。
4、我国应有步骤地开放证券市场，积极地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加大对短期国际游资的监管，对快速进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游资征收惩罚性税收，鼓励长期的投资，强化对商业银行放贷的责任制约束，扩大内需，培育国内市场；鼓励银行实行混业经营，进一步降低金融风险；加强货币的区域合作，增强共同应对大规模金融危机的能力。
5、经济全球化要求政府不断转变职能，提高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
政府要朝廉洁政府，透明政府，效能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方向改进。中央地方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政府改革与创新，改进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改变施政理念和施政风格，进一步削减行政审批权，建立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等。政府还必须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电子政府和实现网上办公，进一步推动政务公开。

㈡ 关于国家应不应该资助穷困人群主题的辩论

帮助肯定是要帮助的，否则不符合社会公平。
但是要分情况的来进行帮助，
对于有劳动能力，但由于无技术特长的人群，政府应该以培训为主进行帮助；
对于无劳动能力者，政府应该以福利帮助为主；
对于有劳动能力但懒惰或赌博这类致贫人员，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进行评估，以确定类型手段和金额。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味使用物质帮助，中国有些贫困农村吃到了扶贫的甜头，越来越懒，就等着发东西了。而帮助他们自己脱离贫困，并让其后代脱离贫困才是政府应该作为的事情。
按布莱恩的理论来说就是，每个人都有选择贫困和富裕的权利，当他想选择富裕时，政府应该为其创造出各种适合他奋斗的条件，为他的奋斗和创业提供充足的机会。但如果他贫困，那应该是他自己选择贫困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没有富裕的机会所造成的。这就是社会正义论。

㈢ 黄章说「雷军曾试图套取魅族的商业秘密」，这里的「商业机密」具体指哪些

发个华米黄汪的演讲

来岁，华米将会颁布全新的自主品牌。同时，你和我还会连续与小米的生态链同砚们一起连续打造小米可穿着的系列新产品。

风来了，你没有胆量自大地站在风口，风大概很快就已往了。

不管怎样，将来的路，着实还是必要本身走。智能硬件财产，有很多的机遇，将来属于有自大的团队。

加粗的好好看看。同样都信黄，有人完全便是山西煤老板的思路，这想法还来搞互联网，快回家卖红薯吧

㈣ 保险资金 能否投信托

这个话题作为辩论题目有些不合理，因为这个问题实际取决于银保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相关监管要求。但既然已经出了题，作为正方还是好答的。
保险资金可以进行股权购买，无论从《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还是《信托法》等法律法规，保险或信托的资金均是可以用于购买股权的，这种情况保险资金使用的就是保险资管公司的股东方保险公司的保险资金；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可以是个人或者金融机构。不过往往很少有个人愿意通过信托（此处不涉及保险）投股权项目，因为股权投资往往是长期的项目。
根据此题目，也可能说得是另一情况，即保险资金作为出资人，通过信托投资于相关企业的股权。这种情况在现行的监管条例（特别是资管新规出台后）下，是可行的，只要资管产品分级不超过2层就可以，即第一层保险资金出资、通过信托（通道或者主动管理）、用于到被投企业的股权购买。
建议您查阅相关监管资料，特别是资管新规以及银保监会其他对于保险、信托的相关监管规定。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㈤ 信托理财不是最好的理财方式

信托理财的投资门槛过高抄，导致这一投资方式不够大众化，而现今需要投资理财的人们越来越多，而不够大众化的投资方式便是与此格格不入了，与之相比，P2P御 泰金服投资，基金投资这些，投资门槛低，收益也稳定，就正好适应现今投资人群的需求了。希望题主认同的话可以采纳一下我哦，十分感谢你。

㈥ 贫困是一种财富的辩论资料

富裕病毒
美国调查:继承15万美元以上财产的小孩，会有两成放弃工作，多数一事无成；他们得到的越多，越不满足，甚至失去奋斗目标。这股“富裕病毒”正席卷全球，从美国、日本到中国……
“好好待你的小孩，但不要给他们太多财产。”这是最近美国《商业周刊》出版的《二○○六年最佳观念》专题的点睛之笔。配合一张皱着眉头、不开心的小孩照片，这句话格外引人好奇:为何要这么慎重地谈这事？
答案是文章中的一个单词:“富裕病”(affluenza)。
富裕病（毒）这一名词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源于美国，由两个单词“富裕”(affluence)和“流感”(influenza)合成，指那些由于父母供给太多，造成孩子过度沉溺物质、生活缺乏目标等后遗症。
童年富裕、长大负债，
美国年轻破产族，每年增加16%
在美国,家族企业在第二代能够存在只有30%，到第三代还存在的只有12%，到第四代及四代以后依然存在的只剩3%了。葡萄牙有“富裕农民”、贵族儿子、穷孙子的说法，西班牙也有酒店老板、儿子富人、孙子讨饭的说法，德国则用三个词“创造，继承，毁灭”，来代表三代人的命运。“富不过三代”，原因何在？
2004年，在美国父母心中具有权威地位的美国小儿科学会（AAP）出版了一本新书《About Children》（关于孩子），作者以敏锐的观察，探讨了46个将在21世纪影响美国孩子的关键议题。其中一个就是:“童年富裕病”(child affluenza)。
当美国婴儿潮世代到达人生成就最高峰、准备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的阶段时，却突然发现，他们的儿女或孙子们，正受到富裕病毒的威胁。
据美国消费者联盟的一项调查，2003年有31%的大学生，有超过3000美元的信用卡债，比2000年增加了67%;25岁以下因为负债而破产的人数，过去十年也以每年16%的速度快速增长（25岁以上破产人口的增加速度只是5%）。
不是因为年轻人没钱，而是因为他们太爱乱花钱，所以，如今美国许多大学将消费性负债，列入学生退学的评量因素之一。
据研究，美国的破产族当中，超过七成都来自于中产或者更高收入的家庭。他们的人生因为负债搞得一塌糊涂，并不是他们资源太少，反而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资源的供给非常充裕，甚至是太过充裕了。美国青少年的消费金额，去年总计飙升到1750亿美元。
物质越多，快乐越少，
供给过度，反而导致不易满足
放眼望去，我们周围有许多《关于孩子》第一章描述的症状：狂热的购物和花钱、物质需求的期望膨胀、对广告的免疫减弱、自我概念依据服装的品牌而定义……
许多人都以为物质供给越多，人将越满足。事实上，根据耶鲁大学罗伯•连恩（Robert E. Lane）教授在1970年就提出的“幸福的丧失”研究中发现，当人的需求与供给刚好对等的时候，满足感与愉悦感是最高的。而过多的供给，反而让人比物质匮缺时更为失落。
用罗伯•连恩的发现来看，现在许多物质过剩的白金小孩，反而可能是“满足感被剥夺”的一代。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富有的小孩较易出现物质滥用、焦虑、抑郁等问题。美国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在继承15万美元以上财产的子女中，有两成的人放弃了工作，他们大多数一事无成，整天沉溺于吃喝玩乐，直到倾家荡产;有的则一生孤独、出现精神问题或是做出违法犯罪的事。
也许，现代的父母，为了下一代的“健全”，要思考的已经不再是如何让他们过更好一点的生活，而是怎样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少一点的富裕”。
美国兴起反思浪潮，
1/5富豪宁捐出财富不留给子女
今日的美国，百万富翁在十年内成长了400%，对财富却出现了反思的浪潮：2003年，哈佛大学募款人柯立尔估计，全美320万名百万富翁中，约有60万人因担心会宠坏子女而将捐出大笔财富。他说:“许多新富之家希望子女只享有中产阶级的生活形态，好让他们拥有快乐婚姻，并且养育快乐子女。”
那么这些新富会留多少钱给子女？柯立尔表示，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富豪，会留给子女每人约150万美元，这笔钱可用来买一幢房子，且受良好的教育。
连续13年蝉联《福布斯》全球富人排行榜第一名的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则早在1999年时宣布，他和妻子将他们两个孩子的遗产继承金额，限制在1亿美元以内。盖茨目前的身家有500多亿美元，却只留下1/500给孩子，剩余的财富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和社会福利事业。
富人增加更是全球性的趋势之一。美林证券在《二○○五年世界财富报告》中指出:2004年时，拥有100万美元以上流动资产的全球“高净资产个人”较前一年增加60万人，达到830万人。其中香港、新加坡的富人增长率都达两位数。
对富裕人口也快速增加的华人社会而言，如何恰当地给孩子金钱、资源？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续上
犹太人传承千年的用钱智慧，
让犹太家族可以致富百年
说到财富教育，许多人也很容易窄化为理财教育。事实上，财富教育是要建立一套对应物质生活的价值观，并非只是教孩子如何存钱、赚钱。
犹太人就有一套积极正面的财富教育。
美国股神巴菲特、量子基金创办人索罗斯、美国前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微软公司共同创办人艾伦、华纳电影公司创办人华纳、路透创办人路透、《纽约时报》董事长奥克斯、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们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口只占全世界0.3%，但据《财富》杂志统计，全世界的超级富翁中，犹太人占1/4到1/5强。《塔木德——犹太人的致富圣经》一书指出，犹太人之所以能有高人一等的经商和理财能力，都来自一代传给一代的独特信仰和金钱观。
犹太人的长期流亡，使他们不可能鄙视钱，因为钱是他们最方便携带的东西；也是他们在和其他宗教教徒打交道时，唯一不具异端色彩的东西。犹太人在全世界寄居，钱更是他们在一个国家中买下生存权利的重要工具。中古世界欧洲的犹太人，必须缴纳林林总总的人头税和其他特别税，赚钱，是为了生命安全的需要。至今在犹太人家庭还有一种习惯：留给子女的财产，至少不应该比自己继承的少。
因此，金钱拥有“准神圣性”地位，犹太人对于财富的文化传承，靠的是《塔木德》经。
《塔木德》凝聚了十个世纪中2000多位学者对自己民族智慧的探索。当中有许多这样的谚语:“身体依靠心而存活，心则依靠钱包而生存。”、“残害人们的东西有三样：烦恼、争吵、空钱包。其中空钱包害人最甚。”、“金钱给人间光明，金钱给众生温暖。”这本经典揭示了金钱的价值，也揭示钱是拿来做好事，不是用来炫耀身份的。透过研读这本经典，犹太人教育孩子从小时就学会管理钱包，与如何看待财富的价值。
象征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洛克菲勒家族，就是犹太人活用《塔木德》教诲的最佳范例。
洛克菲勒16岁时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助理簿记员。他上班后，花一毛钱买了本红色小本子，在上面详细地记下自己每一笔收入和开支。洛克菲勒一生都把这本账簿视为自己最珍贵的纪念物，那个本子被存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就像一件无价的传家宝。而洛克菲勒也用“小账本”作为子女财富教育的基石。他让孩子们学着记账，在每天睡觉前记下今天的每笔开销，无论是买玩具，还是买铅笔，都要如实地一一记录。无论孩子们买什么，他都要询问为什么要这些东西，让孩子们做一个合理的解释。此外，他拒绝儿女们进入自己的公司，即使是他的妻子，他也极少让她进入，除非是有什么急事。他要让子女们知道，一切必须靠自己的奋斗去获得，绝不要因为父亲是富翁，而有任何的依靠。
犹太人除了致力于子女的财富教育，还充分运用他们最擅长的“契约”，用信托（TRUST）来管理遗产。
透过信托详尽的规范，犹太人子弟是越优秀越能得到更多的资源。例如，家族后代进入大学，可以领到若干资金；娶妻生子、创业，又可以领到若干资金。反之，败家子就拿不到钱，因此一份庞大的家产，不容易被一个不肖子孙散尽，可以留给以后更有出息的子孙使用。
以信托方式照顾自己的亲人、族人，就是犹太人的“大算盘”。也难怪人口很少的犹太人，却能控制全世界的金融、思潮。
让孩子走出“金鸟笼”，教导正确用钱观念，对自己负责。

㈦ 辩论；西部大开发支持与资金哪个更优先（急），正反都要

第一,西部地区比较贫穷,相对来说引资应该是当务之急,西部地区在有些方面是不缺人才的(西部有很多著名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所缺的就是将他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资本.拿深圳的中兴通信来说,他的前身就是当初处在西安的一个航天单位,侯为贵也只是被派往深圳创业的一个技术科长,现在中兴在国内的地位大家有目共睹.同样的人为什么能在深圳发展的这么快?不就是因为那里有宽松的环境来引进资金.所以说当前西部在创业阶段首先引进资金.
第二,资金如果能得到比较好的使用就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和硬件环境.条件好了反倒能吸引人才创业.东部地区为什么发展的比较快,国家的政策鼓励很重要,有了国家的政策,解决起资金来就很容易,国外投资和银行资本有了政策做后盾他们的投资风险相对就减轻不少,而且在另外一些方面也可以得到政策性回报,相对西部的确,他们更愿意将资金投到更能给他带来丰厚回报的地方.有了资金这个后盾,加上东部和西部的智力资源也相继的进入,促进了东部的繁荣和迅速发展.
第三,"孔雀东南飞"是中国人才流动的真实写照,大量专业技术人才被吸引到东部是为什么呢?到东部有发展机会,可以得到较高收入是人才流动的主要原因,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资金的重要性.
第四,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实例:深圳!这个小渔村为什么能发展那么快呢?政策性投入和大量资金注入使他具备了很好的硬件条件,这样即使这个原先全村也可能没几个大学生的地方一下子吸引了包括院士在内的相当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现在大学生毕业最向往的工作地方.
我并不是说人才不重要,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侧重点不一样,现在的西部最需要的不是人才而是资金,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好的项目,但是并没有把这个项目转化为生产力的资本,阻碍了发展和技术的创新.另外还需要国家的政策去鼓励大家到西部投资,给他们象东部的优惠政策,有了政策,有了资金,再加上人才,西部的发展将会很好!
当不少人还在为振兴东北战略会否导致西部大开发停滞而忧心忡忡之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已经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吹响了第二战役的冲锋号。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庞大的西部大开发资金从哪里来？有关专家测算，仅到2010年实现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两个突破性进展，就需要数以万亿计的投资，每年也需要数以千亿的投资。因此，保持西部开发的持续推进，必须要有长期、稳定、充足的资金供给。
不容否认，西部开发以来，由于国债资金、财政预算内建设资金向西部投资倾斜、地方配套增加以及东部资金介入等因素，西部地区的投资得以快速增长。在投资增长因素中，政府投入尤其中央政府投入成为主要带动力量。
但是从长期看，单纯由国家投入的办法是难以持久的，而且可能演化为扶贫式的投入，降低投入的效益产出。《意见》对此作出的回答用一句简单通俗的话来概括，就是国家出政策，多方想办法。
《意见》强调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是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保障。要继续保持用长期建设国债等中央建设性资金支持西部开发的投资力度，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西部开发专项资金。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继续向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倾斜。
更为重要的是，创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和境外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西部开发间接和直接融资渠道，鼓励各金融机构采取银团贷款、混合贷款、委托理财、融资租赁、股权信托等多种方式，加大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进一步推进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加大农村信用社改革力度，继续扩大农户小额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支持有生产能力、守信用的贫困农户尽快脱贫致富。加强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增加对西部地区信贷投入。
可见中央对西部的优惠政策很多体现在金融支持上，这种支持还包括积极支持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优先发行企业债券，支持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股票。修改、完善并适时出台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优先在西部地区组织试点，支持西部地区以股权投资方式吸引内外资。提高西部地区利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赠款及国外优惠贷款的比例。
这样的支持力度应该是很大的。目前中央政府正在实施宏观调控，然而如果投资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交通通信和生态建设、农业、教育等西部地区的重点工程，在审批立项、信贷、税收等多方面均可享受相关的优惠甚至扶持，这种投资获得较为可观的回报是可以预期的。对此，无论是外资，还是东部地区的内资，都不会无视这一历史性的机会。
当然，由于在投资的软、硬件环境上，西部地区和东部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西部地区利用内外资上形势仍不容乐观，内外资的增长要有质的突破，还需要西部人作出更多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在《意见》公布之后，更会有一种多方的合力推动这一进程。
西部前景光明，谋利资金拥入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自己找合适的

㈧ 关于大小政府的辩论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

权力与责任：关于“最好政府理论”的考证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这句名言历来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守夜人国家”等主张的经典表述。但如此有名的话最早出自何人？这却是思想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至今为止，英语世界最普遍的说法是：此话出自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但是现存的各种杰弗逊文集与书信中都找不到这段话。专门以搜集杰弗逊文字为务的美国杰弗逊遗产协会以及弗吉尼亚大学阿德尔曼图书馆杰弗逊电子资源库中也检索不到这段话。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999年，杰弗逊遗产协会主席科茨（Eyler Robert Coates）鉴于查询此话的人之多，特在网上发表答贴，指出“几乎可以肯定”杰弗逊没有讲过这句话乃至类似的话。除了现存杰弗逊文献中查不到此言之外，科茨认为此话也不符合杰弗逊关于政治与政府问题的一贯思想。他引述了杰弗逊强调政府责任的许多言论，并总结说：“最小的政府最好”的说法过分集中地关注那作为一种体制化权力的政府，但杰弗逊的政府思想则是关注作为顺从人民意愿的服务者职能，武断地让政府“管得最少”未必有助于它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科茨还考证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实际是19世纪前期著名的政论家、杰弗逊的崇拜者、《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的撰稿人约翰. 欧苏利文（John O’Sullivan）最早于1837年讲的, 正是欧苏利文最先把这句话归之于杰弗逊。但问题在于：即便这句话是欧苏利文而非杰弗逊最先讲的，毕竟欧苏利文是个当时公认的“杰弗逊主义者”，他那句话即便不是杰弗逊的原话，至少也是他归纳出来并自以为属于杰弗逊的思想。那么杰弗逊是否确有类似的思想？科茨对此的否认就大有争议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众所周知，美国建国之初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与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派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论战，正是以要不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为争论焦点的。双方态度鲜明：汉密尔顿要，而杰弗逊不要。论战中杰弗逊关于政府（尤其是中央——联邦政府）权力太大会威胁公民权利与人民自由的言论可谓比比皆是。于是针对科茨的说法，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出反驳。他们认为“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虽然由欧苏利文首言，但的确是对杰弗逊思想的正确归纳。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与古典自由派的辩驳相反，美国与“保守主义（即古典自由主义）”对峙的“新政自由主义”（在欧洲常被认为类似社会民主主义）支持科茨的说法。事实上长期以来，“新政自由主义”一直陷于“杰弗逊困惑”。因为在传统上杰弗逊与汉密尔顿通常被认为分别倾向于下层民众和上层精英，分别体现了美国二元政治中的“左”与“右”、民主（或自由民主）与保守（或自由保守）两支传统。但是20世纪美国出现以罗斯福新政为路标的“自由主义转向”后，自认为继承杰弗逊平民倾向的新政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福利国家政策却与杰弗逊反联邦党人时表现的“小政府”主张产生严重的紧张。如今科茨出来证明杰弗逊并未主张过“最好的政府最不管事”并恰恰强调政府对人民的责任，这就消除了紧张，使新政在理论上更能自圆其说。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不过，假如杰弗逊认为政府的权力应当受到最严格的限制——简单化地说就是：最好的政府权力最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必然主张政府对人民什么责任都不必负？或者说：杰弗逊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负责任的政府”吗？当然不。早在当年新政时代罗斯福支持者陷于“杰弗逊困惑”的时候，著名新政自由主义者沃尔特. 李普曼就指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这完全正确；但同样正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1其实，如果撇开那句原话而就杰弗逊的思想论，可以说如今双方的解释都是有根据的：杰弗逊既如“右派”所说的那样坚决主张限制、缩小政府权力以维护人民的自由，也如“左派”所说的那样坚决主张重视、强调政府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为人民提供“公仆”服务。换言之，所谓政府或国家的“大小”可以从两个意义来谈，这两个意义是不能混淆的：杰弗逊主张权力意义上的“小政府”，但同时主张责任意义上的“大政府”。今天美国的“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各自从一个意义上对此都作了成功的证明。但他们以今天的问题意识去套18世纪的前人，于是陷入了一场“鸡同鸭讲”的争论。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实当年杰弗逊反对联邦党人时的亲密同志乔治．梅逊在《弗吉尼亚权利法案》中就说：“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即使后来人们普遍把“小政府”理论归之于杰弗逊，但从没有人把梅逊关于“最好政府”的这种说法看成是对杰弗逊的反驳。实际上梅逊与杰弗逊的立场是一致的。梅逊讲的“大政府”是对国民的“幸福和安全”承担“最大”责任的政府，而不是拥有无限“最大权力”的政府，正如杰弗逊讲的“小政府”是权力最有限的政府而不是最不负责任的政府一样。杰弗逊与梅逊的共识实质上可以表述为：“最好的政府”是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的政府。亦即从限制公民自由方面来说是“小政府”而从提供公共服务来说是“大政府”。2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是这种“杰弗逊－梅逊共识”所追求的“最好政府”可能存在吗？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没有权力的政府事实上是无法对公共服务承担责任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世上没有这样的事。近代的民主宪政只能做到治权民授、权责对应，从而使人们有可能争论什么是“次好政府”，即民主宪政下的公民们打算授予他们的“公仆”多少权力？是授与政府更多的权力以便要求它承担更大的责任、为社会提供尽量多的福利与保障，还是授与政府很小的权力因而也就无法要求政府承担什么福利责任？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与自由主义之争，或曰“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之争。但是这种争论迄今并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面包与马戏”与“摇篮到坟墓”：“契约国家”与福利责任的西方传统

不过历史虽然并未“终结”，但历史毕竟在“进步”。“杰弗逊—梅逊共识”如今并未实现，权力最小责任最大的“最优政府”今天与过去一样在东方与西方都不存在。然而相反的情况，即权力最大而责任最小的政府，过去曾经在东方与西方都十分流行，今天它则已经日薄西山——在一些地方它已被历史淘汰，在另一些地方它的合法性资源也日渐衰微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过去的时代并非如此。
我们知道18世纪时自由主义是在新旧大陆同时兴起的，而且应当说美洲自由主义的源头还是欧洲自由主义。但“最好的政府最不管事”的想法却只出自美国的杰弗逊、欧苏利文、梭罗、哈里逊等人，18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家强调权力制衡、治权民授、限权分权的言论很多，但没有人像美国人那样谈论“小政府”。为什么？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我看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已经实现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美国，没有人会设想很少承担公共服务责任的政府还能拥有很大权力来剥削和禁锢人民。可是在18世纪绝大多数国家仍是专制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家天下”而非“公天下”的欧洲，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统治者私人或小集团服务的，在公共服务领域“最不管事”的政府同时却拥有强权来汲取民脂民膏、侵犯国民自由，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在这种“既非福利国家又无自由放任”的状态下，单纯强调“不管事”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最好政府”——正如那时“管事最多”的政府也未必是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最好政府”一样（请想想马克思对“重商主义”、对俾斯麦体制的憎恶）。专制政府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同时也往往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政府，因此在专制条件下，政府推卸责任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权力或接受对其权力的约束，政府很少提供公共服务也不意味着它不会最大程度地弄权自肥。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责任意义上的“小政府”与权力意义上的“大政府”是完全可以同一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另一方面，“契约国家”的传统在欧洲毕竟比较久远。在这方面，过去人们常常讲述西方的自由与个人主义传统如何如何，而很少讲述“福利国家”也是一种悠久的西方传统。其实仅就城市景观而论，西方古典城市那种到处是大型公共设施（圆剧场、竞技馆、大会堂、公共浴场等）的外观就与中国城市中大面积的皇城宫城高度封闭而坊里间少见公共场所形成鲜明对比。在历史上，古希腊和罗马都建立过以公民授权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或共和政体，在这类体制下国家权力未必大于波斯帝国式的君主国家，但公共服务职能却发达较早。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劳里昂银矿等公民共同体控制的国家财源大搞公共设施，并且在财政上实行过一系列“古代福利国家”政策，从公款赎俘、债务豁免、贫困救济等生活保障，到观剧津贴、公职津贴这类资助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决策的措施。3亚里士多德记载说：当时雅典专门有称为poleos argurion(“城市的钱”)的福利预算，雅典议会定期进行福利资格审查，无工作能力者与其他符合资格的雅典公民可以得到每天两个奥波尔持续补贴、或者不超过300德拉克马（即1800奥波尔）的一次性补贴。早在雅典民主初建的梭伦时代，城邦已有向老兵发放养老金的记载，而到庇西特拉图时，雅典已经立法确立了军人养老金制度。由于城邦实行的是公民兵而非职业兵制，这实际上也等于有了公民养老制度，稍后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又正式立法把养老金制度推广到全体公民。泰米斯托克利执政时，为解决公民失业问题政府推出工赈制度，安排穷人到公益场所与舰队供职。到“雅典式民主”发展至最高程度的伯利克里时代，国家负责补贴的公民达到两万人——对于这个一城之邦而言比例已相当大，同时还对孤儿、残障人、为国牺牲者家属等弱势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公元前358年，雅典公民大会决议把观剧津贴制度化，在城邦预算中设立泰奥里克专项基金，穷人观剧只要不中途退场，每次可以得到两个奥波尔。此外，城邦必须保证穷人能从市场上得到廉价粮食。雅典之外的一些希腊城邦实行过粮食分配，而雅典则是靠国库与epidoseis(“自愿公益捐赠”)建立储备来平抑粮价。4城邦还有责任资助公民到海外开辟殖民地，并在其能够自立前维持其在本邦公民身份下的福利待遇。5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罗马共和国的福利更是发达，色普洛尼亚法（Lex Sempronia）是罗马建立“有效的公共福利制度的开始”。6马克思当年曾经有句名言：“现代的无产者养活社会，而古代的无产者被社会养活”，后者说的就是罗马共和国对公民中的贫困者（ploretariate，即现代西语“无产阶级”ploretarian的拉丁语源）承担福利责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公元前后之交，罗马的共和制度衰败并开始向帝国转变，经过元首（princip）制到皇帝（imperator）制，君权逐渐坐大而致不可制约。但是，从共和国的土壤上形成的罗马帝制的成立过程与东方多数国家不一样的是：在共和晚期的危机中“共和派”实际上是贵族寡头派，而依靠平民与军队的支持挑战贵族共和国的“民主派”领袖则在颠覆共和之后权力渐大，从“第一公民”（princip一词的本义）变成的皇帝。这一背景使得罗马君权的扩大是以“收买”“讨好”民众为主要手段的。终西罗马帝国之世不管君主实际上已经多么专制，没有一个罗马皇帝敢于宣称国家是他个人或他家庭的私产，形式上罗马帝位也一直不是世袭。因此罗马帝国的专制制度颇有“社会主义”色彩，君权需要显示自己的“人民领袖”身份，这就使得国家的福利责任随君权的强化而扩大。罗马公民在整个帝制进程中政治上虽然日益消极，享受的福利保障却比共和国有增无减，实际上是被皇帝收买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就成为新兴权力对民众的刚性承诺，即国家不仅要对公民的物质生活（“面包”），而且对公民的精神享受（“马戏”）都要负责保障。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帝国黄金时代”，罗马政府掏钱搞的公共娱乐设施（决非像我们的颐和园戏台那样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娱乐活动越来越频繁。为承担福利责任，国家靠战争、索贡等方式来自外部的收入已经远远不够，帝国初年已经实行了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的“高税收高福利”制度。7皇帝尼尔瓦建立的alimenta(儿童津贴)制度当时影响尤其大。这种津贴用于支付罗马与意大利境内自由贫民子女的食品与教育。8在很长一个时期，alimenta资助的覆盖率相当高，至今意大利境内还有当年留下的上百处alimenta分配记录铭文，成为今天学者治历史人口统计学的重要史料。9除了保障性质的津贴外，帝国时期国家还为贫民的需要发放低息无息贷款，在“罗马黄金时代”,这笔钱实际上往往无须偿还——图拉真等皇帝都曾废除过贫民积欠国家的债务并销毁债契。文献与“图拉真圆柱”之类的古迹都记载着这种场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免除的是国家出于义务，应贫民要求贷给的钱，而不是国家凭借权力向臣民征收而臣民无力交纳形成的积欠。它与我国历史上朝廷偶尔开恩免除百姓“积欠逋赋”是不同的。也与我国唐宋时期那种朝廷强制“抑配”发放“公廨钱”、“青苗钱”用以创收的“官高利贷”不同。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公民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国家要求“面包与马戏”，这一传统影响久远已经符号化，今天在欧美时常可以看到以“bread and circus”为招牌的超市、食品连锁店、旅馆与剧院等等消费场所，10取其便宜、实惠之意，与古代的国家福利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以这个招牌之寓意实惠、大众化，仍然可见历史的影响。古罗马国家的这种“高福利”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今人可以指它只惠及自由民不惠及奴隶，指它造成公民的消极化寄生化和共和政治的消亡，指它最终造成帝国晚期的财政危机与崩溃，当今的不少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还喜欢把希腊罗马国家与文明的没落解释为“古代福利国家的破产”并借以隐喻当今西方福利国家的困境、宣传其自由放任的理念。不过价值上的褒贬姑且不论，古罗马国家以“面包与马戏”相讨好换取公民的“安静”（图拉真语），和中国古代朝廷以严刑峻法使草民畏服还是很不一样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世纪典型时期，罗马式的古代国家解体，欧陆成为教俗领地、村社、自治城市的世界。那时王权通常不振，自然也不会再有罗马式的福利责任。但是那时的教俗领地和自治城市犹如一个个小国，其内部的统治权力与责任还是相对地比较对称的。中世纪的封主与封臣之间的依附关系，包括领主与农奴（最下级封臣）的关系，都是束缚与“保护”的结合。封主的对封臣的束缚权力是以对后者有“保护”责任相联系的。所以有人说，中世纪最穷和最富的都是自由人，而农奴居于中间。马克思也说过：中世纪的农奴是有保障的，而近代（他所处的时代）无产者是没有保障的。因此当年拿破仑在莱茵区解放农奴时曾经遭到被“解放“者的反抗：“没有主人，谁来保护我们呢？”中世纪的采邑－村社体制下农民保有份地、使用公地均有保障，所以进入“近代”时自由租佃制打破这一传统（即以往所谓的“圈地运动”）会引起剧烈反应。这是没有这种保障的中国背景下难以理解的。11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而教会则是中世纪公共服务责任的最重要的承担者。在王权不振、“王责”因而也不显的当时，各派基督教会在社会上建立了大量的教会医院、免费药房、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救济所。尤其是教育，从12世纪以三大教会学校（圣保罗学校、圣马丁学校与圣玛丽学校）为代表的普通教育之后又兴起了教会办大学之风。12今天西方的公共卫生、公共教育与其他公益体系都与教会传统有关。在政教分离之前的中世纪，教会兼有社团与政府性质，教会公益因此也被视为近代民间自治公益与国家公益（福利国家）的共祖。13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世纪晚期欧洲重新出现强大王权，并在中央集权背景下产生民族国家。这种王权在侵夺领主与教会的传统权力同时，也继承了后二者负担的公益责任，出现了上继罗马“古代福利国家”下接现代福利国家的前近代国家公益。以英国为例，宗教改革前教会基金曾占全国公共财富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都铎王朝强化王权，于1532、1545年两度借宗教改革之机大举没收教产，同时也接管了庞大的教会公益体系。1601年英国国会通过《济贫法》，规定国家有救济穷人的责任。同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慈善款使用条例》，规定慈善信托是“私人与国家共同参与的职能”，而且国家应当是全国“慈善基金的总建立者”，从而对信托者承担最终责任。法学界一般认为这两项立法是公益福利制度的“大宪章”，是关于福利社会的“盎格鲁萨克逊法律之核心”，因而也是近代“福利国家”的源头。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当然，都铎式专制制度使国家对福利责任的承诺缺少监督，因而口惠多于实至。在民主化使福利国家的责任约束刚性化之前，都铎英国并未完全落实这些法律，以至有人认为直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才实现了这份“福利大宪章”的原则。14但是前都铎时代的社会公益特别是教会公益在都铎时代至少是部分“国有化”的结果，也使得相当一批过去教会的卫生、教育、福利机构人员转化为国家雇员。15如今有人算出都铎王朝按人口比例的国家雇员数量比中国的清王朝多，便说清王朝更近于自由主义小政府。其实都铎时代英国官僚群体因君主集权专制体制的发展而膨胀固然是事实，但近代民族国家公共服务职能扩展的因素也很重要。相对于拥有更强的专制权力却不承担多少公共责任的中国传统王朝而言，后者主要仅为钱粮刑名之类压迫职能而豢养的官僚群规模即便小些，与所谓宽容开明云云恐怕也绝不是一回事。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是，专制制度本质上的权责不对应并不会因特殊的“文化传统”而消除。尽管希腊罗马古典公民国家民本传统与基督教伦理因素的影响使某些欧洲封建国家相对而言更多一些契约性，而少一些家天下和有权无责的霸道。“大宪章”、“无代表不纳税”、对民而言无权利不应有义务，对国而言无服务不应有权力的观念形成较早。但是专制时代国家权大责小的总体状况仍然存在。既然专制条件下少尽责的官府未必不会多聚敛，无“福利”的国家未必就会有“自由”，则欧洲人不像“民主早熟”的北美人那样喜欢不辨权责地讨论国家或政府的“大小”，也就不难理解了。都铎王朝在17世纪初结束，下一个斯图亚特王朝就发生了革命，接着美、法相继变天。尽管如今强调美法革命之异已成时髦而且不无灼见，但从长时段看它们还是同方向的——即都造成了统治者权力更受制约，责任更难推卸。到如今即便是最少“福利国家”的英国，经过19世纪迪斯累里的“托利社会主义”，劳合乔治的社会福利计划和20世纪麦克唐纳的“工党社会主义”三次政府公益大扩展，国家的责任也已比伊丽莎白《济贫法》时代不知重了多少。而即便是最典型的福利国家如瑞典，“从摇篮到坟墓”的责任压得国家如牛负重，但其权力的不可制约性不要说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比，就是与那个伊丽莎白老太太相比，无疑也要小多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于是如今“右”如美国，“左”如瑞典，都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实现了权责对应——虽然相对而言前者权小责亦小，后者权大责亦大。于是人们不分权责地争论“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或褒瑞贬美，或褒美贬瑞，也就有了某种合理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是在没有宪政的时代，我们能说政府责小必定权也小？没有“福利国家”的地方就必然有“自由放任”？不像瑞典的地方，就必然像美国？显然，我们的常识无法接受这种逻辑。但是浸染在现代西方“问题情境”中的“汉学思维方式”却往往就是按这种逻辑考虑问题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㈨ 关于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性质的辩论有没有意义

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究竟是对 人权还是对物权,是信托法上颇具争议的问题。厘清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有助于我国信托立法将受益人权利纳入到物权法的保护范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