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信托基金

❶ 台湾人在大陆，要如何开户买股票基金

一、港澳台居民本人开立A股账户需携带的“三证”资料：
香港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香港居民身分证、公安机关出具的临时住宿登记证明表；
澳门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澳门居民身分证、公安机关出具的临时住宿登记证明表；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身分证、公安机关出具的临时住宿登记证明表。

二、A股证券开户流程：
1、办理证券开户，需由本人亲自到证券公司柜台办理，若委托他人代办证券开户的，还须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如果委托人身份证为二代证需提供正反两面的身份证复印件）；
2、证券开户时需填写《证券交
易开户文件签署表》和《证券客户风险承受能力测评问卷》；
3、如果客户从未办理过证券开户的，需填写《自然人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
4、办理银行三方存管，需填写《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协议》，同时证券开户本人携带本人银行借记卡去银行网点柜台确认，没有该银行借记卡者仅需在银行柜台另新办借记卡即可；
5、港、澳、台居民自2013年4月1日起可以开立A股账户，办理流程与境内个人投资者稍有不同，具体可以咨询有证券经纪资格证券公司营业部，如国泰君安上海分公司。

注意事项：

1.证券开户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5:00内办理证券开户的，新开户者可以当场取得两张纸质股东账户卡；其他时间段包括周末办理证券开户的，证券账户卡只能在下一个交易日取得或快递送到，不过这不影响正常的证券交易。这是因为证券开户申请办理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联网，而中登公司周末都是休息的；
2.沪市A股一张身份证只能开一个证券账户，深市A股一张身份证可以开多个证券账户。
3.境内港、澳、台居民A股账户投资范围、适当性管理等账户权限将按照境内个人投资者A股账户权限同等对待。

❷ 台湾有哪些基金公司

国内抄基金细列:
施罗德投信证券
德盛安联投信证券
摩根富林明投信证券
富达投信证券
贝莱德投信证券
瑞银投信证券
富邦投信证券
宝来投信证券
国泰投信证券
第一金投信证券
保诚投信证券
台湾工银投信证券
统一投信证券
永丰投信证券
台新投信证券
华顿投信证券
兆丰国际投信证券
富鼎投信证券
富兰克林华美投信证券
德银远东投信证券
复华投信证券
日盛投信证券
凯基投信证券
景顺投信证券
保德信投信证券
群益投信证券
汇丰中华投信证券
德信投信证券
金鼎投信证券
联邦投信证券
华南永昌投信证券
柏瑞投信证券
新光投信证券
玉山投信证券
安多利投信证券
元大投信证券
宏利投信证券
台寿保投信证券
安泰投信证券
康和比联投信证券
柏瑞投资爱尔兰证券
以上还不包括境外的

❸ 台胞能购买私募或者期货资管产品吗

一、基本情况

（一）关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投资事宜依据

1、《关于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港澳台居民开立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等有关事宜的通知》基金部通[2013]9号——已废止

2、《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

3、《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 加强账户管理的通知》

（二）基本要求

1、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

2、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3、基金销售机构应当以外国或港澳台基金投资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其申购资金的银行账户。

满足以上三条才可在境内申请开立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及其交易账户，并进行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等基金投资。

二、外国人、港澳台投资基金基本原则及要求

（一）基本原则

外国或港澳台基金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

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

在国内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方面业务，可以《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作为身份凭证，享有中国公民同等权利、义务和统计归属。

实名投资制

（二）个人投资所需材料

1、中国公民投资基金基本要求

通过银行投资基金，需要向银行机构出具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由银行机构对投资开户申请人进行身份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对于在中国境内已登记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为居民身份证；不满十六周岁的，可以使用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为中国护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如果银行机构通过有效身份证件仍无法准确判断开户申请人身份的，应要求其出具辅助身份证明材料。

2、同时港澳台基金投资人必须有以人民币结算的银行账户

（四）外国人、港澳台投资基金、资管计划的分类

1、按照代销渠道分类

（1）直销：所谓直销就是外国人、港澳台居民需要到基金公司的柜台、网站等网点去办理。

（2）代销：通过直销途径以外的机构去购买基金或者资产管理公司

2、按照投资基金的方式不同分类

可以分为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定投等投资方式

三、投资资管计划深度分析

（一）关于合格投资者

1、《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中规定资产管理人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从事特定资产管理业务，其所称符合条件的特定客户：是指委托投资单个资产管理计划初始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且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相应投资风险的自然人、法人、依法设立的组织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特定客户。

只要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符合投资单个资产管理计划初始委托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且能过识别、判断和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就可以通过非公开募集的方式认购、参与基金公司开展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2、《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1）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2）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平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你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1）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2）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3）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以上（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二）关于转让、受让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鉴于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可以参与、认购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那么其退出机制（此处仅分析一对多资产管理计划的退出，因为一对一不存在退出机制，只有委托人提取委托财产机制；若是嵌套性资管计划则需要另行缝隙）就包括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退出、违约退出及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让方式（关于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让小编已经详细深度的分析过，若想回顾，请在后台直接回复数字“39”就可以看到）。

1、日常的退出机制

在资产管理计划的合同中有明确的约定，一般的条款为：“本资产管理计划每季度开放一次参与、退出，封闭运作期内不接受退出申请及委托退出，具体的开放公告以管理人届时有效的公告为准”；此时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作为投资者可以退出资产管理计划；

2、违约退出机制

在资产管理计划中可以约定违约退出，此时投资者可以在缴纳违约退出费用后退出资产管理计划。

3、转让、受让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若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已经持有了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其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及监管规定的其他平台进行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让，其作为转让方需满足合格投资者的规定，其作为受让人同时也需要满足合格投资者的规定，同时转让过程中不得存在违反公平交易、利益输送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关于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转让小编已经详细深度的分析过，若想回顾，请在后台直接回复数字“39”就可以看到）。

（三）关于参与结构化资管计划的劣后级解析

关于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其参与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时，如果满足合格投资者的规定，那么就当然可以认购、参与或者受让的份额为普通级或进取级或劣后级（以下都简称为“劣后级”），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如果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参与的分级资产管理计划设置了预警线、平仓线等时，其一般规定当资管计划T日单位参考净值小于等于平仓线，劣后级委托人需要追加资产用于增强份额净值，其对劣后级委托人追加增加资金的时效性要求特别高。

例如一般T日触发平仓线，T+1日上午9：45之前须将追加资金银行划款单据复印件传真给管理人，同时追加资产需于T+1日13：00之前到账，否则管理人有权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进行下一步操作。此中情况下可能存在委托人资金在港澳台账户中，未能及时的购汇汇款至人民币结算账户中致使补仓不成功。

在大陆生活工作的外国人投资基金及资产管理计划时还存在反洗钱、税收等问题，小编在这里不展开分析。

四、大资管模式下国内外投资路径简析

（一）国内居民投资境外

QDII: Qualified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E: QualifiedDomestic Investment Enterprise：合格境内投资企业

QDLP: QualifiedDomestic Limited Partner：合格境内有限合伙

到香港开立账户进行投资

（二）国外居民投资境内

QFII: Qualified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LP: QualifiedForeign Limited Partner：合格境外有限合伙

❹ 各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称呼分别是什么

在不同的国家，投资基金的称谓有所区别。英国和中国香港称之为“单位信托投资基金”；美国称为“共同基金”，日本和中国台湾则称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这些不同的称谓在内涵和运作上无太大区别。

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投资工具。

(4)台湾信托基金扩展阅读：

证券投资基金的特点：

1、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集合投资制度：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积少成多的整体组合投资方式，它从广大的投资者那里聚集巨额资金，组建投资管理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和经营。在这种制度下，资金的运作受到多重监督。

2、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信托投资方式：

证券投资基金与一般金融信托关系一样，主要有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个关系人，其中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订有信托契约。但证券基金作为金融信托业务的一种形式，又有自己的特点。

如从事有价证券投资主要当事人中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托管机构，它不能与受托人（基金管理公司）由同一机构担任，而且基金托管人一般是法人；基金管理人并不对每个投资者的资金都分别加以运用，而是将其集合起来，形成一笔巨额资金再加以运作。

3、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金融中介机构：

证券投资基金存在于投资者与投资对象之间，起着把投资者的资金转换成金融资产，通过专门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再投资，从而使货币资产得到增值的作用。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者对投资者所投入的资金负有经营、管理的职责，而且必须按照合同（或契约）的要求确定资金投向，保证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和收益最大化。

4、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证券投资工具：

证券投资基金发行的凭证即基金券（或受益凭证、基金单位、基金股份）与股票、债券一起构成有价证券的三大品种。投资者通过购买基金券完成投资行为，并凭之分享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收益，承担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风险。

❺ 基金与信托有什么关系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啊

《信托法》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委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在信托活动中存在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和公益信托三种。
民事信托主要是以个人财产的抚养、赡养、处理遗产等目的而设立的信托；
营业性信托主要是个人或法人以财产增值为目的，委托营业性信托机构进行财产经营而设立的信托；
公益信托主要是以发展公益事业目的而设立的信托。

与基金的区别:
1、募集方式不同：一是公募，一类似私募。
2、投向不同：信托资金的投向比基金宽得多。
3、认购产品的起点不同：信托产品的够买起点要比基金高得多得多。

❻ 可转换信托基金是什么意思大体怎么个组成构架

尽管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我国证券市场法治化的进一步深入及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进一步加强，然而该制度组成规则的不明确及某些内容的缺失也同时产生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如制度功能定位之不周及因制度缺失而体现的行业自律性差等，因此，以市场约束为导向，以该制度应有的效应为基柚，以制度引进的精神与形式之契合来匡正目前所存在的缺憾已成为当务之急。

2005年7月《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称为“《办法》”)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已构筑起了以《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以下简称“《收购意见》”)、《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实施办法》等文件为基础的，以中小投资者保护为中心的基金保护法律制度。后续修订的《证券法》第134条所规定的“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内容，更是使这一制度披上了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外衣。虽然这一制度的“闪亮登场”给原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证券市场注入了一支法律的“强心针”，同时也迎来了学界与实务界人士一片如潮之好评，但笔者认为，这一新生制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并非是至善至美的，公正的评判是，它仍存在这样或那样值得我们检讨、反思与改进的地方。对此，笔者分析如下。
一、功能上的定位——一个目标定位欠完整性的问题
“法律必须回应现实发展的要求”决定了任何制度的构建都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使命与社会公众的迫切诉求。对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之功能，《办法》在第1~2条开宗明义地表明：“为建立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长效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是指按照本办法筹集形成的、在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中用于保护证券投资者利益的资金。”籍此，不难发现，我国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功效有二：其一是经济补偿功能;其二是信心支撑功能。
尽管上述功能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保护基金事后赔偿的实质，但是它也人为地掩盖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作为与存款保险制度及保险购买人保护制度相应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事后的赔偿性救济，而在于破产预防。这一立论就揭示出了一个潜在的命题，即该制度的主旨是围绕事先性监管与行业自律所展开的。实际上，各个国家的存款保险公司所蕴含的对银行业之监管权也是对这一理论的反证;然而，《办法》并没有赋予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后称“基金公司”)专门性的针对证券行业的监管权，而只是在其职责部分的第7条设定了4项间接相关的内容：一是监测证券公司风险，参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二是组织、参与被撤销、关闭或破产证券公司的清算工作;三是发现证券公司经营管理中出现可能危及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安全的重大风险时，向证监会提出监管、处置建议;四是对证券公司运营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纠正机制。这样一种职能的定位至少说明在对证券公司经营危机的救助上，“基金公司”是被动善后型，而非主动出击型。尽管法律规则的目的在于定分止争，但是从秩序持续性的维护与和谐关系的营造来说，“事前的防范胜于事后的救济”是法律制度设计中真正常青性的主旋律。如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在运作的30余年时间中，理赔总额也不过43亿美元，这说明建立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根本功能是通过制度效应恢复和提升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之信心 [1]。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该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中，我国有必要增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相应的监管功能，从而使之与其经济补偿功能及信心支撑功能相辅相成地组合成一个系统性的整体。
二、组织模式设计——一个“得形而忘意”的问题
根据设立模式之不同，国外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大体可分为两种运作模式，即独立模式和附属模式。前者即指成立独立的投资者赔偿公司，由其负责投资者赔偿基金的日常运转，如目前的美国、英国、爱尔兰、德国等国家都是采取这一模式，而其中又以美国SIPC最具代表性。该公司成立于1972年12月30日，为一个非营利性的会员制公司，所有符合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5(b)条的证券经纪商和自营商都可成为该公司的会员。从其组织结构看，该公司的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5位董事经参议院批准后由美国总统委任。为了保证代表性及公司预期职能的发挥，在这5位董事中，3位来自证券行业，其它2位来自社会公众。另外的2名董事则分别由美国财政部长与美联储委员会联合指派。在公司的权力架构中，有一大亮点更是值得我们关注，即基于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与副主席由总统从社会公众人士中进行任命 [2]。后一模式即由证券交易所或证券商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起成立赔偿基金，并负责该基金的日常运转工作。采取此模式的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那么，这两种样板孰优孰劣呢?笔者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是与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因此，究竟采用何种模式可能是一个因民族的共同意识和共同精神而异的选择问题，然而无论如何论之，选择的结果必须应能顺应本民族发展的内在要求。就基金的管理模式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的状况、金融风险意识水平、边缘性的法律制度环境及制度所能体现出的效率。晚近以来，设立统一的基金并交由单一的组织管理，在扩容资金，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索赔服务已为大势所趋 [3]。
对于组织模式问题，很显然，我国吸纳了独立公司模式，如《办法》第9~11条规定：“基金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证监会推荐，报国务院批准;董事会为基金公司的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基本管理制度，决定内部管理机构设置，任免高级管理人员，对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等重大事项作出决定，并行使基金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基金公司董事会按季召开例会。董事长或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联名提议时，可以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董事会会议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会议决议，由全体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客观来说，模式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制度构建的要害在于其所能够达到的预期结果，在于这个制度是由什么样的规范来充实，在于是由什么样的程序来保证，即不以“形式论”，而以“目的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估量，若我们意图对中国目前的这种模式作出一个比较客观且公正的定论，那么就必须透过形式来把握其内容。在中国金融法治化的过程中，由于欠缺本土化的金融制度与金融法治资源，美国金融法及其创新所折射出的理念一直是我们廉价的亦步亦趋的对象，如1995年我国金融业经营大分的格局就沾有美国1933年《银行法》的印迹，2003年金融业大分而小合的调整便或多或少地折射出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分久必合”的精神。虽然借鉴或模仿使我们的立法者与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省心又省力”的事半功倍之效果，然而由于“西学东渐”并没有实质性地置换或改良内藏于中华民族心理的传统价值观念，所以往往我们只是“得形而忘意”。《办法》所创制的独立模式及其实践便是我们再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又一个缩影。其原因如下：其一是董事会组成不当。虽然《办法》规定“基金公司”董事会为9人组成，然而企业登记资料却显示，该公司的董事会由来自中国证监会、央行、财政部及上证所、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8名董事构成 [4]。尽管我们可以推知这种偶数的配置可能是出于各方力量均衡之考虑，但是它却会导致在票数相同时议而不能决的结果。虽然依惯例，在此境下，董事长可多投一票，但是此举却与公司法的基本原理相悖，因为从公司法原理考究，董事长只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和法定代表人，其表决权重应与其它董事无异 [5];其二是角色定位的不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创立之目的在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维护与强化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因而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及其法定代表人便应具有强烈的“主权在民”与“平民化”色彩。也正是基于这一初衷，在美国SIPC里便专门设置了社会公众型的董事席位，且董事会正副主席都必须由平民化的社会公众担任。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基金公司”里的董事会成员清一色地由具有“品级”的官员充任，这不仅体现了强烈的“官为民作主”的传统“父母官”理念，而且也间接地向本就先天发育不良的证券市场传递了一种“政府导向而非市场导向”的声音。虽然我们可以从“基金公司”资本金来源上为这种官僚化的组织结构的正当性提供一种辩护，但要注意的是，未来公司基金的补充还要更多地依于会员会费的缴纳。笔者认为，目前的这种单一化的权力架构不仅直接削弱了社会公众的话语权和基金可能运行的独立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了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在利益均沾上的寻租心态与严重依赖政府之心理。
针对我国“有形而无意”的独立模式，作者的修正意见是，既然美国版本为我们参考与印证的对象，那么我们所需要仿造的不止是“形”，而更应是其“神”，因此，有必要对目前“基金公司”的董事会进行“平民化”与“亲民化”的改革。为了达到此目的，可进行如下设想：其一是在目前法定的9个董事会成员中，进行官方与非官方董事的适度抗衡性配置，如官方董事4个，非官方董事5个;其二是“平民化”的董事可考虑从社会公众、证券公司、证券行业自律组织中进行选拔;其三是确立话语权平民化把握的理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对外意思表示的主体，因而为了体现“基金公司”一定限度的自律及亲民化，作者认为我国也有必要确立基金公司董事长从平民化董事中进行选任之原则。实际上，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其终极目的都在于再造出一种抗衡机制，从而实实在在地体现投资者的话语权，并进而传导出保护基金应有的功能。
三、资金不足与费用分担不公——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及显失公平的问题
依据《办法》第12~14条之规定，“基金公司”的资金主要源于以下几项：一是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在风险基金分别达到规定的上限后，交易经手费的20%纳入基金;二是所有在中国境内注册的证券公司，按其营业收入的0.5~5%缴纳基金。经营管理、运作水平较差、风险较高的证券公司，应当按较高比例缴纳基金。各证券公司的具体缴纳比例由基金公司根据证券公司风险状况确定后，报证监会批准，并按年进行调整。证券公司缴纳的基金在其营业成本中列支;三是发行股票、可转债等证券时，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收入;四是依法向有关责任方追偿所得和从证券公司破产清算中受偿收入;五是国内外机构、组织及个人的捐赠;六是其他合法收入。
虽然从上述六大内容来看，“基金公司”的资金来源广泛，但相对于庞大的证券市场来说，在遭受风险之时，与可能的损失相权，这些资金也会表现得捉襟见肘。而且，目前的现实状态已表现出了一些端倪：其一是据现实情况的测算，2005年《办法》第12条所规定的前三项收入来源仅20多亿人民币，且在成立以来，证券保护基金为处置风险券商已支出了近300亿元款项 [6]。其二是虽然国务院给投资者保护基金确定了680亿人民币的额度，并先由央行进行垫付，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笔款项最终是要偿还的 [7]。实事上，《办法》第13条也证明了这一点，该条规定：“基金公司设立时，财政部专户储存的历年认购新股冻结资金利差余额，一次性划入，作为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中国人民银行安排发放专项再贷款，垫付基金的初始资金。专项再贷款余额的上限以国务院批准额度为准。”其三是虽然《办法》安排的债券融资可一解“基金公司”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但是债必须本息偿付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资金的非长久占有性。这一特点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金公司”的财务包袱。
此外，费用分担上的安排也存有欠公平之嫌，如虽然《办法》原则性地借用“经营管理、运作水平、风险度”等作为券商具体费用承担比例考核的因子，但是在欠缺比较客观且具可操作性证券风险级别评估体系的情形下，以上因子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是无从考证的，这就可能使这些有形的标准处于一种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为了保证适度充足的金融资源能发挥最大化的效果，一般都对投资者保护基金设定一个资金数量的上限，或设定费用征收持续的时间，如德国即规定，若赔偿基金现有资金足以支付投资者的债权请求，在监管当局同意后，则会员机构可减少或停止缴纳会费;葡萄牙为了防止会员机构负担过重，则对会员的年度会费最高额进行限定;然而不言自明的是，我国目前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对此还缺乏全局性的思考。
针对以上不足问题，笔者的建议如下：其一是将对违规券商及高层管理人员的罚没资金纳入收入来源的范畴 [8]，如法国投资者赔偿计划就规定，违规的投资公司将向基金支付罚金，罚金归入赔偿基金之中;其二是既然会费(我国不作此称谓)是收入的主要源流之一，那么如何提取会费便是一个需要斟酌的问题。虽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有利于量化管理，但是也有背于公正合理之原则。目前，我国采取的是以“营业收入”为标准。笔者认为，在该问题上，我们可以本着权利义务相配的原则，务实地采取综合化标准来确定会费的多寡。考虑的指标包括券商的资产规模、券商客户的数量、雇员数量、利润额的高低、券商的经营管理水平及风险情况等，如此不仅可以兼顾费用分摊之公平，而且也可以弱化证券机构可能侥幸存在的逆向选择风险;其三是公平地收取所得税。目前，我国对国有股与法人股的所得不征税，而只对流通股征收所得税，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是值得探讨的。从理与法出发，应考虑对非流通股的资本所得征税，并全额拨入投资者保护基金，甚至可以考虑从非流通股资产中强行拨出部分资产作为投资者保护基金之可能 [9];其四是确立基金适度与充足之原则。由于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最终目的在于强化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若资金过多，则不仅会造成有限资源的一定浪费，而且也加重了券商的负担。所以，在保证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对费用的征收有必要确立“灵活性原则”。如基金总额已达一个理想度，则可以减征或少征或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