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请介绍——比较可信的当今经济学家
郎咸平 是财务专家 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家
此人的讲话比较夸张，比如在解释风险的时候，他会将风险夸张成世界末日一样
现在没有可信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判断是基于一系列假设的情况下作出的推论，所以在现实往往是不同的。
另外经济学中也分为很多学派，各个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也不同，针对某个经济问题是不可能形成共识的，也就是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在可能在事情发生后，判断谁错的不是那么离谱。
我个人偏向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等，国外的大牌还有萨谬尔森、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科斯等。
2. 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是
郎咸平不能说是最好的，但绝对是最客观的。他的言论往往一针见血，让人听了很受启发。
呵呵 可同时，又对现状很无奈啊~。
3.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美国次货危机发生的客观必然性
美国次贷危机成因的深层次思考：述评与探讨
邵传林 张存刚
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它不仅重创了各国金融业，还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在此背景下，及时梳理学术界对次贷危机形成原因的各种理论观点，并重新探讨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成因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总结了关于美国次贷危机成因的七种理论观点，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出发，提出了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观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经历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代，资本市场更是无限繁荣。自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了使经济尽快走出全面衰退的困境，美联储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降息13次，将联邦基准利率从6．5％降至1％，为美国46年来的最低水平。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刺激下，再加上政府力推的宽松住房政策，以及金融创新的巨大推动，最终造成流动性过度泛滥，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业，同时投资银行不断介入次级抵押债券市场，使住房贷款机构的放贷积极性空前高涨，借贷条件也就越来越宽松，甚至信用分数低于620分的借款者也能申请到贷款，这必然使美国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房价泡沫不断膨胀。
然而，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两年时间内连续升息17次，将利率由原先最低的1％升到了5.25％，连续升息提高了房屋借贷的成本，促使房价开始下跌，随之而来的是经营次级按揭贷款业务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遭遇困境。实际上，对这次次贷危机产生重要影响的次级抵押贷款的数量并不是很大，只占了全部贷款的14％平左右，即使全部违约，损失也不会太大，但由于投资银行的介入，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使得次级贷款的影响无限地被放大。
截至2008年11月3日，世界五大投资银行已不复存在，华尔街经营模式已彻底被改写，美国已有14家银行倒闭，世界各国联合救市，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次贷危机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国股指纷纷下挫，冰岛已宣布财务破产，美国、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英国、日本、阿联酋等国家也岌岌可危，一场世纪性的金融大动荡已席卷各国。因此，在此背景下探讨此次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一、关于美国次贷危机成因的讨论
（一）监管不力论。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已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政府的不力监管就成了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吴建环指出，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监管机构失职，在于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金融业进入混业经营时代，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实际上仍然实行分业监管，各监管机构并没有高度协调配合，致使监管出现漏洞；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不够重视，监管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明显滞后。
（二）委托代理链过长论。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债券层层证券化必然使委托代理链条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专家陈志武认为次贷危机的起因就是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太长了，尤其是无限衍生的证券链条会使资金的最初供应者与最终使用者之间的距离太远，从而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被无限地延伸，这必然使风险监管机构形同虚设，再加上受利益驱使的证券信用评级制度失效，这都会使风险被无限地放大，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的主因。
（三）国际货币体系扭曲论。一些学者认为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严重扭曲的、不合理的，以美元为本位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难以解决全球性的经济失衡问题，还会加剧经济的不平衡。王永利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探究次贷危机的成因，并把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当今的货币体系。杨公齐认为区域或全球性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重新配置，而国际资本通过扭曲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来流动就会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当然，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充分条件。
（四）过度消费论。许多学者认为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经济波动。国内学者余永定和王小东都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显然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乌克兰专家尤里•帕霍莫夫则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式文明”，即金融海啸的源头并非只是单纯的市场过热的反映，而是起源于“惟一全球大国”美国的生存方式。由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导致其贷款债务的持续增长，为弥补巨额消费赤字，美国人想出种种投机方法来出售以债券为载体的债务，通过债务去侵吞其他国家的财富，经年累月，大量购入商品与支付能力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最终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金融危机。
（五）政策诱致论。政府各种不适当的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都可能使原本均衡的宏观经济失衡，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往往适得其反，加剧经济的波动。许小年指出，美联储所发行的货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再加上对对冲基金监管不力，最终成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肖本华认为，次级债危机从表面上来看是因为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放松和金融创新所造成的，但根本原因是美元本位下美国放纵的国内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所造成的。雷鸣则认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为了避免“9•11”恐怖事件及后来的对外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美联储不得不连续降息，并采用刺激房地产业发展作为投资增长点的产业政策，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赵夫增等也认为美国实行的金融自由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致使美国资产极度膨胀和信用过度扩张，最终导致信用市场面临全面危机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
（六）流动性过剩论。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不仅使全球的通胀压力加大，还会加速国际资本的流动，大量的“热钱”涌入房地产业，使房价泡沫越吹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危机。韩振亚认为，一般贷款机构出于谨慎考虑会采取惜贷的原则，本来其贷款客户是资信等级较差的，但是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次贷证券化的手段让贷款机构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而房价的持续上涨使贷款机构进一步忽视了风险，降低了贷款审核标准。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不合理加大，再经由证券市场传导给全世界投资美国次级贷款证券的投资者，最终演绎成为全球的潜在金融风险。黄纪宪、张超和张云也提出了流动性过剩导致次贷危机的观点。
（七）综合因素作用论。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并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虽然不同的学者都认为次贷危机是各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他们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刘峰、叶红光认为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为此次危机埋下了隐患，房价下跌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2004年后利率的待续走高和贷款发放机构乐观放贷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马骥、张长青则认为，利率走高和房价走低只是造成次贷危机的外部原因，实际上，在美国次贷市场繁荣的表象下，其市场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廖湘岳从低门槛的贷款标准、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不断上升的基准利率等方面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邱兆祥、粟勤从次级贷款借款人的行为特征出发，指出传统利润空间缩小、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加剧、次级贷款的证券化以及信用评级技术的缺陷等因素都构成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初始原因。曹红辉、刘华钊从五个方面总结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即美联储实行的利率政策的变化；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大幅下降；次级贷款标准的放松和监管的缺失；CDO等衍生产品的缺陷；交易中高杠杆融资。张宇、刘洪玉认为，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机构过分自信，而根本原因则在于政府监管缺位；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政治导向客观上也诱发了次贷危机。杜厚文、初春莉也提出了多种能引发次贷危机的因素，并认为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因再探付
上述分析美国次贷危机成因的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析了危机的成因，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只是分析了次贷危机的表面原因或具体原因，并没有揭示出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或深层次原因，因而很难令人信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透过事物复杂的表象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因而我们不应当只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认识上。笔者以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可知，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结果，经济危机只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与市场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资料被少数资本家占用，对广大劳动群众而言，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生存，从而社会分化为两大阶级：一个是资本家阶级，一个是雇佣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资本循环运动中，随着资本家财富积累的增加，产品生产的能力将持续扩大，但是却伴随着雇佣工人的相对贫困。则这种相对的贫困，导致社会的相对有限的购买力（即市场的相对狭小），从而必然造成社会总供给超过社会总需求，从而导致危机的爆发。因此，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破坏了宏观经济的均衡，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是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来源。
当然，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多次周期性爆发，使资产阶级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资产阶级开始变得聪明起来，绞尽脑汁地想出各种办法来规避经济危机，并采取了各种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办法，如股份制、宏观调控等等，尤其是从1927年经济大危机之后，开始创造性地转变其“守夜人”的角色，同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积极使用各种政策措施主动去干预经济，但这并没有消除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依旧周期性地爆发，只是危机形成的具体原因和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到了70年代之后，经济危机不再以商业危机的形式爆发，而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到了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虚拟金融资产已经大大超过了其实际GDP数倍，虚拟经济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利润的主要来源，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虚拟资本不断地膨胀，资本拜物教也取得了新的形式。
虚拟资本为什么能不断地膨胀呢？或者说虚拟经济为什么会如此繁荣呢？面对雇佣劳动者相对狭小的收入而言，房屋作为商品而言，其价格太高了，雇佣劳动者没有足够的货币来购买房屋，只能诉诸于借贷市场。另一方面，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贪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动力。面对资本平均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以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残酷现实，再加上金融创新对衍生证券的层出不穷的“包装”，这一切都会使资本家铤而走险。马克思早就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即使雇佣劳动者不具备申请贷款的条件，也能取得抵押贷款，因为抵押贷款机构并不在乎借款者的资信，他可以借助金融创新把抵押贷款证券化，再把证券化的资产转卖给投资银行，从而取得巨额的利润，而投资银行为了巨额的利润会铤而走险，如此反复循环，使风险无限地放大。
随着虚拟资本的不断膨胀，更多的抵押贷款公司发行证券化的债券，更多的公司和政府购买衍生债券，同时金融创新还会进一步把金融衍生品推向全世界的投资者，尤其是通过出口赚得巨额外汇储备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对美元债券有巨大的需求，这一切都使得实际资产的虚拟化发展到了极致，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越来越脱离实际的物质生产过程，使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矛盾完全外在化了，但虚拟资本的价值不可能彻底脱离实际的物质生产过程，随着它距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虚拟经济回归实体经济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一旦遭遇了资本主义的信用危机，就可能全面爆发金融危机。
2007年4月，美国房价显著回落，次级房贷的坏账问题恶化，作为美国最大贷款机构之一的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拉开帷幕，此后数家房地产公司相继破产，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制度开始崩溃，各国政府开始大量注资，以拯救濒临“破产”的国家信用制度。信用制度危机显然成了美国次贷危机转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始作涌者，资本主义整个信用链条一旦断裂，就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的一发而不可收拾。马克思说过；“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可见，资本主义的信用具有二重性，在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危机，从而，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客观必然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假定资本主义经济是封闭的，并把国家假定为“守夜人”的角色。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贸易往来非常密切，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次贷危机的蔓延性和传染性，越开放的经济体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就越大；资本主义国家当局虽能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但这并不能根除经济危机，只能推迟危机爆发的时间或改变经济危机的存在形式。所以，次贷危机的爆发具有客观必然性，它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1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我也是准备经济金融方面的考试，也在浏览这些内容。恰恰看了一篇文章，希望对你有用~~~
4. 中国房地产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人
王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康瑞安集团主席
冯仑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主席
黄光裕鹏润投资集团董事长
孙宏斌融创集团董事长
资本事件
2004年顺驰中国在高速扩张的同时，为了缓解资金的压力，在地产金融领域，顺驰也通过信托、海外基金以及资本市场等多种途径来融资。
顺驰历来善于利用信托工具。2003年7月7日，顺驰即通过天津信托正式发行资金规模为3000万的顺驰“蓝调街区”集合式信托计划，该计划是天津市第一个以房地产项目为指定项目的信托产品，也是顺驰与天津信托在信托产品上的首次合作。其后，顺驰一发不可收拾，先后与多家信托公司合作发行信托项目。
可以说，顺驰对于信托融资的运用已经得心应手，未来顺驰将逐步扩大信托融资，并计划于2005年推出全国首个“房地产信托基金”。
除上述融资渠道之外，战略合作者的引进也是顺驰解决资金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其合作伙伴中既包括天津信托、华厦、滨海市政建设、市政投资、天津路桥基建等实力机构，也有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国际金融巨头。2004年5月，顺驰与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正式达成战略合作投资意向书，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进行房地产开发投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5. 关于股票的问题
2006年5月，全球股市是一片乱局，美国股市在跌，英国股市在跌，德国股市在跌，法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巴西的股市也都在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股市经过四五年的低迷之后，却走出低谷，迎来了春天，一路高歌，交出了一份被称为飘红五月的答案。
有评论者认为，这是继第一次1991年至1993年间、第二次1996年初到1997年5月间、第三次1999年2001年牛市之后的第四次牛市的开始。这些人多是股评家和证券公司的老板，但他们的声音目前是股市上的主流判断。不过对于形成这种判断的依据他们却无法达成一致，有人认为显是政府托市的后果，有人认为应该是不明资金涌入股市所致，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制度溢出效应，国家两年多来在制度上的努力总算开始有所回报，还有人认为是以上的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应该过于乐观。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就指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之难，在于如何打破公司圈钱--官员寻租--中介炒作--股民投机--政府救市的原有博弈格局，以及在多次博弈中形成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各式各样的潜规则，若不能及时地将政策重心从指数点位真正转移到全面的制度建设上来，若不能将投资决策的基础从人气、资金转移到公司的基本面上来，市场规律的再次惩罚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本刊邀请到了著名经济学家、金融证券领域的权威学者曹凤岐先生，著名法学家、经济法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史际春先生以及著名法学家、公司法领域的权威学者赵旭东先生为我们解开股市上涨的秘密。
曹凤岐：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不是政策市。
赵旭东：投资者的心理感受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史际春：股市盘子不能适应市场情况正常地扩容所致。
这次不是政策市
《法人》：进入五月，尤其是五月中旬以后，大家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股市。经历了四年多的熊市之后，股市在五月一路飘红，有人大喊：牛市来了，更多的人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投入到股市大干一番。请问，您认为中国股市飘红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还是政策市，您认同这种说法么？
史际春：股市涨跌无非就是进入股市的资金多寡的问题，大量资金突然涌入，而股市盘子不能适应市场情况正常扩容，就导致了这种情况。
曹凤岐：自2001年6月份开始，虽然中间小有反复，但是我国股市的大趋势一直是在下跌中，从此便进入了四五年的漫漫熊市。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中国的宏观经济面很好，这几年GDP的增长一直稳稳地在9%左右，外汇储备也是快速增加，与此相对，股市情形却是不妙，股市本身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人们对股市也失去了信心。现在股市走势看好，只不过是调控股市使之与宏观经济发展尽可能保持一定的协同度的结果。这也应该算是股市作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一种正常回归吧。以前股市与宏观经济发展脱离开来，是不正常的。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么多年来，中国股市一直处于制度创新和规范建设的过程中，例如去年推出了股权分置改革，现在参加股改的A股上市企业已经占到了70%。我23日参加了我国上市公司100强的发布会，发现有两个特点：一是前21家都是国企控股，资产占了所有上市公司总资产的一半，二是其中七八十家都是经过了股改。这首先说明在股市中，大盘股的典范作用不可忽视，其次说明股改是给投资者带来信心的保证。
股改是由一个政策问题，但这种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干涉股市，不是短期政策，而是通过股改确立上市企业再融资的制度、确立新的股票发行规则、建立三板市场、扩大QF额度，属于一种创新，属于制度建设的范畴。
因此，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不是政策市。
我向来反对政策市。
我认为，中国股市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作用。但由于中国股市缺乏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得政府支持新兴股市发展的意向转变为国家信用在股市上过度倾斜，这就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一种额外的政策租金。由于股市的参与主体是理性的，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与分享租金。于是在股市机制不完全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为此会同庄家合谋，而投资者则由于寻租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的投资收益也常常选择投机。于是，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了市场过度投机行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这样的结果最后只能是：市场风险转嫁给国家，转化为系统性风险；政府的体制性风险镶嵌于市场之中，并由市场自身消化。这就是政策市带来的恶果。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要合理定位政府在股市发展中的角色。政府在充分发挥其在制度创新方面能动性的同时，还应严格界定政府行为的边界，防止政府对市场功能的过度替代。这次股市如果一定要和政策扯上关系的话，我觉得也是政府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政策发挥了作用。
需要补充的是，这次股价上扬和人民币汇率坚挺、大量资金进入中国以及国内房地产政策手紧也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关联到底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统计数据的支持。
赵旭东：我基本同意曹老师的判断。法律、政策等制度性规范的出台和完善为股市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条件。虽然很难说，这次股市飘红是由于制度性的变化直接导致，但是，应该是股民重新树立对股市的信心的重要来源。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制度性作用由于各部门对国九条落实配套措施还没达到目标，国家资源调配还需要逐步到位，受到一定限制，将来的作用会更大，更明显。
我说不太清楚，但是我想投资者的心理感受也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像曹老师说的那样，投资者的信心是左右股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股市的投资者达成共识，对中国的股市充满了信心，或者认为股市有一天迟早会变好，形成利好判断，再加上媒体、舆论的推动作用，一个利空的消息也许会变成利好。而如果反之，则一个利好的消息也会变成利空。
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次股市飘红是由于偶然性的因素诱导，在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是，如果因此便判断中国股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则没有实际的证据，即使目前公司治理结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有一定改进，但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这可能会影响对中国股市未来走势的判断。
《法人》：呈现良态的股市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赵旭东：股市应该是经济的晴雨表，应该既具有融资、投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但是现在似乎都做不是很好。希望将来能够起到这种应该的作用。
史际春：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美国式的企业融资道路，欧、日以银行主导的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也更值得中国借鉴。因此，任股市折腾吧，让他在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中走向成熟吧，希望它不要对经济有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就让它作为社会、法治发展的某种晴雨表，仅此而已吧。
曹凤岐：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有一定的联系。在股市跌入低潮之后，对一般人而言，最基本的投资方式就剩下了房地产，同时很多在股市捞了一笔的聪明人也转手把钱投在了房地产上面，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是和股市低迷有关系的。现如今股市好了，国家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又呈收紧趋势，一部分资金可能会从房地产行业撤出，另有一些闲散游资也会更倾向于考虑股市而不会再是房地产。
曹凤岐：如果一切如愿的话，2007年、2008年的股市会非常好，值得期待。
赵旭东：中国的股市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越来越趋于稳定，越来越趋于健康发展。
史际春：中国股市仍将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地前行，直到中国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股市值得期待
《法人》：除了股市涨势的原因，人们也很关心中国股市的走向，不知道您怎样看待？
曹凤岐：在今年1月7号的中国第十届资本市场论坛上，我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中国股市的春天就要来了，第二句是中国股市的牛市特征开始显现，第三句是不要指望今年的指望股指涨得很高。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是因为2006年，股市还处于新旧交替时期,面临着四项重要任务：把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到底，重塑市场信心,搞好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改；认真贯彻执行新《公司法》和《证券法》,继续进行市场制度和市场交易品种创新；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建立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上市公司内部形成保护投资者的机制；逐步实现全流通。我们要认识到，股改还没有最后完成,投资者的信心还没有恢复,市场还面临新股发行和再融资压力。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逐渐释放出来,对价自然除权也会使有些G股走低,影响大盘。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股改不能解决公司治理的所有问题，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司的法人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问题是我们始终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因此今年属于打基础的一年。如果一切如愿的话，2007年、2008年的股市会非常好，值得期待。
史际春：中国的股市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政策市，并非一个正常的市场。它仍将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地前行，直到中国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包括整个市场本身的成熟、政府基于市场机制的市场调控的娴熟、法治的确立，等等。
赵旭东：在法律制度的层面，我的判断是中国已经建立起基本的证券市场主体制度、市场行为制度、证券监管制度，整个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框架体系。现在，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证券公司或是会计师事务所、律所的组织形式、行为规范均有了相应赢得法律予以规定；股市上的股票交易行为、发行行为均有了明确的规则，对内部交易、市场操纵行为、信息披露的限制也非常严格；至于监管，有经验，也有教训，尺度、程度、力度都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现在在平衡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中也算是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制度建设对股市的促进作用是长期性、根本性的、建设性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股市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越来越趋于稳定，越来越趋于健康发展。
《法人》：曹老师，您对股市的发展前景保持着乐观判断，但是5月24日的时候，股价却应声而降，这又是什么原因？
曹凤岐：5月24日，股市大跌，主要与发行新股有关系。之所以出现现在这种状况，与缺乏资金没有关系，而是在于股民对股市还是缺乏信心或者说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果新发行的股份是几支优质股，这种应声下跌的局面应该会马上有所改善。但是我并不希望看到股市暴涨的局面，暴涨之后肯定有暴跌，大涨大跌都是不健康不正常股市的表现。
我觉得在认识和评价我国股市的功能时，有两个误区应该打破：一是把市场融资规模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志，认为融资规模越大，市场功能越强。应该说，这种认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上述逻辑关系隐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所有的融资活动都是具有充分效率的。由于我国股市情况特殊，因而融资规模只对股市的规模和广度具有表征意义，而不能说明资本使用效率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有时结论恰恰相反--当市场所融资金使用处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时，融资规模大不仅不是成绩而是过失。二是把股价指数增幅视作一个衡量标志，认为股价指数增幅越大，市场的作用和成绩越大。从道理上讲，股价指数与作为指数计算依据的采样股票的数量、价格等因素有关，并不直接反映上市公司手中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股价指数增幅较大，有时恰恰是股市泡沫大和投机过度的反映。
我希望看到股价能够平稳上升。
曹凤岐：中国股市想健康发展，股民的信心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史际春：主要不是什么制度的结构性问题，而是社会本身的问题。
股民信心是股市最大的公约数
《法人》：网上有评论，说此次股市转暖，属于制度溢价，自从国九条颁布以来，政府出台或修改的法律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曹老师也一直在主张要依靠制度来规范和振兴中国的股市，史老师和赵老师都是研究法律的，法律和制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或者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请问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仍然存在哪些制度的结构性问题？
史际春：存在的主要不是什么制度的结构性问题，而是社会本身的问题，如社会信用水平低、社会成员普遍缺乏角色和信托意识、企业治理的幼稚、政府管理的简单粗暴、法官只认法条不懂法治精神等。
曹凤岐：我想通过谈一下国企海外上市和国内上市的比较问题来回答你的提问。
我前一阵子主张，大型、特大型企业到国外去上市，有条件的中小型科技企业也可以先到海外去上市，从而借鉴海外的经验，吸收外资，到海外去壮大自己。有人说，国企海外上市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贱买国有资产，而且会使中国股市边缘化。事实是否如此？
不见得。像建行、中行等国有银行上市，主要来自于中国加入WTO的压力，是和其公司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既面临着剥离资产的重压，还要迅速的建立股份制公司。这种情况下，筹资就成为亟需的事情。但是当时中国股市容量不够，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不到海外上市怎么办？至于很多人说定价太低，这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差，透明度又差，不良资产数目也不算少，国外成熟的投资者当然不愿意给比较高的价格。实际上，据我所知，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谈判非常辛苦。虽然定价不高，但是海外战略投资者依然要求签订保护条款，规定如果将来审计证明建行2004年净资产存在泡沫，中央汇金公司将对美国银行给予额外股权补偿，有效期为5年。
也有人说那就不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了，引进国内战略投资者得了。可是，首先国内成熟的、合格的战略投资者还不多，再就是国内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的不是大型国有企业就是国有控股公司，对改变股权结构、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到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这个窝条件还不够好，我们完全可以到海外去借窝，到别人的窝里去孵蛋，等小鸡孵出来了，甚至等小鸡长大了，再回到国内这个窝也不迟，这叫借窝孵蛋。事实也证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于改变银行股权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促进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是有很大好处的。而且，懂股市的人都知道，不是外国人赚了我们的钱，而是我们和战略投资者一起赚了外国人的钱，上市以后，建行、中行的资产不是增值了么？
另外，我从来没有一概而论，说国企只能到海外上市。企业今后应根据自身条件和要求选择引进国外或国内战略投资者，并以此为依据选择在境内或境外上市。企业海外上市，有人称之为倒逼机制，认为可以逼迫国内资本市场要尽快成长、成熟，企业也是先到海外练练筋骨，建立好的治理结构还可以回归。我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不过在海外上市或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我们要使外资为我所用，牢牢抓住控股权，学会与狼共舞。
现在国内资本市场环境逐渐转好，不但允许并购，不动用现金，通过权利划拨就可以实现股权置换；而且允许外资的介入、券商融资，各种政策比较宽松，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考虑在国内上市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良好的投资环境都是不可或缺的，譬如法人治理结构、成熟的投资基金，等等，只有先把市场做好，把公司做好，才能重塑投资者信心，才能重塑企业对国内股市的信心。我们已经在证券市场监管方式、监管措施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方面做出了成绩。但是，我们应该在寻求股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更多的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
我们需要进一步淡化股市的融资功能，强化其投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进一步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和中介，进一步确保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落实，进一步建立保障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信用体系。监管部门必须真正地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把预防和惩处市场操纵或欺诈行为作为主要目标，把确保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性、市场信息的有效性作为监管重点，才能真正实现股市的公平、公正、公开和公信原则。
我非常赞同赵老师刚才的判断，中国股市想健康发展，股民的信心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我们所有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树立、维护和增强股民对中国股市的信心。
赵旭东：目前的有些制度大部分都是共性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各国共同适用的制度。但到底是不是适用中国，还不知道，中国股市特有的问题可能在某一阶段还会出现缺乏制度、规则调整的现象。因此，中国股市所具有的个性的东西还需要不断总结。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些共有性的规定，而是要注意到中国股市问题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实现相关制度、规则机动应变性，以使中国股市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在不同的层面得到圆满的解决。
曹凤岐：比股权分置改革、《证券法》、《公司法》更有战略意义的是国九条。
赵旭东：最重要的问题当属法律的实施问题。
史际春：法≠法条，法治水平不可能因为若干法条的变化而在短时间内获得大的提升。
法律实施是最大的问题
《法人》：如果修改后的《证券法》《公司法》属于此次股市发力促因的假设成立，它们的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什么地方？还有没有提升的空间？
曹凤岐：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不仅在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市场作为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对注册资本、股票回购也有了较为宽松规定，同时还保证了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对券商也不是一味地限制，而是允许他们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融资融券。
我在此想强调的是，我们国家近几年对股市进行制度上的调控，不是始于股权分置改革，而是始于国九条的出台。国九条明确指出了中国证券市场改革的方向，指出要坚定不移的发展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证券法》《公司法》的修改乃至新《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都是在制度设置层面对国九条的落实。
比股权分置改革、《证券法》、《公司法》更有战略意义的是国九条。
史际春：没有贡献。因为法≠法条，法治水平不可能因为若干法条的变化而在短时间内获得大的提升。
赵旭东：修改后的公司法在鼓励投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公司运作效率、健全股东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严格上市公司及其有关人员的责权利、健全公司融资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作出或者增加了新的规定，例如，高管违法给公司造成损害的要赔偿 ，股东的诉讼权、调查权、特殊情况下申请解除公司权和退出权，股东滥用权利逃避债务要承担连带责任，上市公司可以设立独立董事，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强化公司的清算责任和社会责任，等等。
修改后的证券法则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防范和化解证券公司风险、加强对中小企业投资者权益进行保护、完善证券发行制度、完善证券交易和证券登记结算制度，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做出和增加了新的规定，例如，建立保荐人制度，确立公司披露信息制度，拓宽合法资金入市渠道，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等等。
曹老师刚才也提及了，2002年的《证券法》出于金融危机和稳定证券市场秩序的考虑，当时的表征倾向于打压股市。修改后的《证券法》在信用交易、国企炒股、银行业入股、混业经营、期货交易等方面均有了相对宽松的规定，留出了一些弹性空间。
应该说，目前我国有关证券市场法律制度方面的规定，在基本方面，国外有的，我们都有，基本上没有真空。如果一定要说现在法律制度还有没有什么提高的空间，我认为下一步《公司法》在怎样防止公司发生内部人控制、实现董事会和监事会职能的充分实现方面还有余地。
《法人》：除此之外，我国在证券市场法律制度的层面还有哪些地方亟待改善？
赵旭东：目前证券市场法律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当属法律的实施问题。不仅仅是《证券法》《公司法》执行和落实面临的问题，而是包含绝大多数领域法律执行和落实共同面临的问题。最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进步很快，社会的各个方面基本上都实现了有法可依，不过，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的就要差得多。有人说，很多已经颁布的法律能够得到30%、50%程度的执行就很不错了。《证券法》和《公司法》当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相比较而言，《证券法》比《公司法》更难执行。《公司法》任意性规范多，大部分涉及公司的自治性问题，实施起来还相对容易。可《证券法》包含了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实施难度显然就大多了。
《证券法》《公司法》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在证券市场监管上面临的难题。目标是有的，规范是有的，规则是有的，而且规范和规则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实，但是如何持久和真正的落实需要一种长久的努力。所以，证监会外，还包括其他机关、当事人，也包括司法机关，都要一起携手，众志成城，把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定加以认真落实，从而期待很好地维护股市的作用。
曹凤岐：中国股市并没有和世界股市形成联动。
史际春：中国的股市与世界股市从未有过直接的关联。
世界与中国：冷暖各不同
《法人》：世界股价大跌已经引起了国内金属板块股票价格的下挫，您认为世界股市和中国的股市是怎样的关系？
曹凤岐：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大，我们的石油价格就已经与世界同步了。但是，由于外汇还没有实现自由兑换，汇率也没有实现自由浮动，国内公民也不能够到国外股市投资，所以，中国股市并没有和世界股市形成联动。不过，随着境外资金进入国内股市，大量投资机构和仅仅组织进驻中国，中国股市受世界股市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史际春：中国的股市与世界股市从未有过直接的关联，过去没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如果资本项下的外汇可自由兑换，中国股市与世界股市就直接关联了，幸亏这不是事实，否则中国股市、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和国家将面临血光之灾，这是另一个话题，恕不能展开来谈）。所谓世界股价，不过是指主要发达国家的股市，由于金属和其他原材料价格大涨，资金流入商品市场，所以股市就跌了（与银行利率大涨资金就一定会流入银行而导致股市下跌一样）。
曹凤岐：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也许更重要的层面在于防患于未然。
史际春：问题不在于市场设计，而在社会本身，包括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
保护中小投资者是世界级难题
《法人》：现行的证券市场设计中，您认为是否足以保证中小股民的利益？有没有改进性建议或者意见？
史际春：总的来说，问题不在于市场设计，正像我在前面讲的那样，问题的根子在社会本身，包括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须知，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社会成员的冲突、博弈中真正形成本土内生的法（而不是纸面的或舶来的法条或制度）。这个过程，50年、100年都不算长吧。
曹凤岐：虽然现在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都着力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可是，我认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也许更重要的层面在于防患于未然。
首先，《公司法》《证券法》和证监会的一些规定只能是一些抽象性的、一般性的规定，不可能规定的特别具体，像强制分红就不现实，有没有内部回报只能靠公司的自觉。
其次，在一些个民事赔偿案件中，举证责任归属现在是很大的问题。谁来认定公司操纵股价或者散布虚假信息了？ 即使法院判决公司败诉，公司说没钱怎么办？代理诉讼和中小股东赔偿基金会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作用有多大还需要观望。
再次，中小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是任何国家任何市场都存在的普遍问题，因为中小投资者在市场信息获取的能力和资金实力方面都不占优。曾经有一个老太太问我，您认为如何才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投资风险。我说把您的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多选几支股票。她马上说，我没那么多钱，就一个鸡蛋呀。那我无奈地说，您还是别在股市上呆了，把钱存到银行里最保险。
所以，我认为，对中小投资者最大的保护是迫使上市企业尽可能详细、尽可能真实的披露相关信息，减少中小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所背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