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信托

⑴ 古代的钱庄是否就是现在的银行

钱庄

钱庄是旧中国早期的一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的则称为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另一些地方，如汉口、重庆、成都、徐州等，则钱庄与银行并称。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而小钱庄，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俗称"钱店"。

1933年，货币单位废"两"为"元"。当时因银两和银元并用，其间必须有个折合率。但计算非常繁复，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动，犹如外汇涨跌一般。先要将一银元折合成"规元"。规元也称"豆规银"（豆商交易时所用），"九八规元"。所谓"规元"，并无实银，只作记帐之用。与它对应的是上海所铸的"二七宝银"。"二七宝银"使用时作"九八"升值，即为"规元"。银元折合成规元的比例称为"洋厘"，例如"洋厘"为7.225，即一银元可折合规元七钱二分二厘半。洋厘的折合率每天由钱业公会分早，午两市开出公布，升降由当天市场上银元供需变化而变化。

清末，银行逐渐兴起，替代了钱庄。解放后，钱庄多数停业。上海未停业的银行则与私营银行，信托公司一起，实行公私合营，组成公司合营银行。

⑵ 古代商人范蠡，为何三次散尽家财又东山再起

范蠡每次散尽家财都是为了救济贫困，但是由于他惊人的经商头脑，每次散尽家财后都能赚到更多的钱财，成为巨富。

汉史学家褚少孙：夫月满则亏， 物盛则衰， 天地之常也。知进 而不知退， 久乘富贵， 祸积文祟。做官，范蠡能做到功成而不居，经商，他又能做到财聚而不守，所以才能全其身，成其名。甚至被后世供奉为神灵。

(2)古代信托扩展阅读：

轶事典故——鸟尽弓藏：

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功之后，立刻离开了越国。他从齐国写信给文种说：“蜚（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大意是说：飞鸟射杀完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起来。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猎狗就会被煮掉。越王为人阴险，工于心计。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享乐。你为什么还不快离开呢？

文种在收到信后便称病不上朝，但最终仍未逃脱赐死的命运。而范蠡却早早料到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啊！而鸟尽弓藏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成语，比喻事成之后，把曾经出过力的人一脚踢开或加以消灭。后代诸多名臣都以此为警戒。

⑶ 古代的钱庄是干什么的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约在明中叶以后)出现的一种信用机构。起源于银钱兑换，其后逐渐发展为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

⑷ 为什么在古代社会经商被人看做没有社会地位

古代商人地位低的原因：
首先，所谓的旧社会指的就是中国古代近代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帝王往往被神化，被宣传为上天派来掌管黎民百姓的有神奇力量的化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帝王和官员就是最高级的地主阶级。他们通过政治权利剥削百姓，从而维持自身。搜刮来的钱财和土地使得帝王和高级别官员得以控制住黎民百姓。
但是商人通过做生意，互通有无，把百姓的钱财迅速聚积起来，从而也同样能够过上像帝王和官员般奢侈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了一直以来宣传的传统思想，威胁到了帝王和官员的身份和地位，也使百姓质疑到所谓神权的真实性。所以，近代一直以来的“重农抑商”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商人的地位低下是统治阶级刻意贬低的。

在古代，行政管理能力受到科学技术的限制，政府对商人这一群体管理困难：
例如征税，商人不像农民那样可以根据田地来指定确切的税额
又例如征役，由于商人大多游走各地，无法对其进行确切地户籍管理，从而很难对其征集劳役和兵役。

另外商人的流动性对当时的社会的稳定统治也产生威胁：
很多限制流通的物资（如盐、铁）都可以通过商人来流通，还有许多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也是由商人传播开了的。更有甚者，商人可以迅速堆积起大量财富，从而积聚其挑战统治阶级的力量，这也是帝王们所恐惧的。
所以士工农商等级的确定是统治者按其对自己统治的贡献和危害程度来确定的。
政治上：重农轻商便于统治，百姓固定，商人到处跑，不好管
文化：儒家轻商，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如此，以后越来越厉害，到了宋朝作词都被瞧不起。

⑸ 宣言信托有什么用我觉得它就是多此一举，它是怎么发展来的

监管漏洞

有利肯定就有投资。

比较稳妥的还是相信信托公司，毕竟有专门的法律约束这些正规公司。

⑹ 信托的起源，有谁知道

信托起源：

原始的信托行为发源于数千年前古埃及的“遗嘱托孤”。信托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公元前2548年古埃及人写的遗嘱，其中指定其妻继承财产，其子为受益人，并为其子指定了监护人。

从法律的角度讲，信托源于罗马法“信托遗赠”制度。《罗马法》中规定：在按遗嘱划分财产时，可以把遗嘱直接授予继 承人，若继承人无力或无权承受时，可以按信托遗赠制度，把财产委托或转让给第三者处理。古罗马的“信托遗赠”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托概念，并且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

从操作的层面上说，现代信托起源于英国的“尤斯制”。

英国在封建时代，人们普遍信奉宗教，按照当时的基督教义，信徒“活着要多捐献，死后才可以升入天堂”。这使得教会的土地不断增多。

根据英国当时的法律教会的土地是免征役税的。教会土地激增，意味着国家役税收入逐渐减少。这无疑影响到了国王和封建贵族的利益。于是，13世纪初英王亨利三世颁布了一个《没收条例》，规定凡把土地赠与教会团体的，要得到国王的许可，凡擅自出让或赠与者，要没收其土地。

当时英国的法官多数为教徒，为帮助教会摆脱不利的处境，通过“衡平法院”，参照《罗马法》的信托遗赠制度，创造了(尤斯)制度。尤斯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凡要以土地贡献给教会者，不作直接的让渡，而是先赠送给第三者，并表明其赠送目的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第三者必须将从土地上所取得的收益转交给教会。

随着封建制度的彻底崩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契约关系的成熟，商业信用和货币信用的发展，以及分工的日益精细繁复，使尤斯制度逐渐演变为现代信托。
信托（Trust）是一种理财方式，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律行为，同时又是一种金融制度。信托与银行、保险、证券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信托业务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法律行为，一般涉及到三方面当事人，即投入信用的委托人，受信于人的受托人，以及受益于人的受益人。

⑺ 古代的金是指什么颜色

秦汉之时，动辄赏金百斤，若将史书里面的赏金加起来，比现在存世的黄金还多，恐有上万吨。以至于出现了古代的黄金到底是“黄铜”还是“黄金”的争议。到底是铜是金还是要看时间段。
古文中的金很多时候代指金属。比如我们说历史上的金石并用时代，就是指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这里的金可以理解为铜。然后看史书中关于货币的记载有黄金、白金、赤金，其实就是指黄金、白银和铜。在夏商周时期，青铜被叫做金还是比较普遍的，而青铜器上的铭文也被叫做“金文” 后来新朝王莽时期铸造过一款钱币“国宝金匮直万”，而当时史书记载：此钱可易金千两！其实这里的金也是铜，指得是值一万个铜制钱。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商业并不发达，所以金子更多是用来做各种黄金器具，最为法定货币的功能很弱。西汉《史记平准书》：“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当时主流货币还是以制钱为主，但那时候黄金已经出现。
时间的推移，商品交易越来越发达，作为财富象征和支付手段的黄金显得越来越稀缺。黄金至唐以后才真正的大行其道。在清朝如果说“一金”，不带单位，就是一两白银，如果带单位，说“一两黄金”，那就是黄金。从清末到民国，“一金”就指一个银元了。

⑻ 古代在钱庄是怎样存钱的

起源于江南的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因货币的兑换而产生的一种信用机构.票号是清代出现的一种以汇兑为主营的金融机构，由山西商人创办经营。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使中国社会渐渐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强大的外国金融势力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左右着资金的吞吐，汇率的涨落和金银的出入，使得清末金融风潮不断。再加上钱庄、票号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弱点，且对外商银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导致其抗风险能力的削弱，由此钱庄、票号便退出了历史舞台。钱庄、票号，与银行的相同点是：都属于金融机构，不同点是：钱庄、票号，是我国的前期金融象征，规模较少，势力薄弱；银行，是后期从国外传入的事物，逐渐取代了“钱庄、票号”，而成为新时期的金融力量，逐渐至今发展着！

⑼ 中国古代宋朝金融发展史

宋代的金融(上)

邓高峰

金融，简言之即资金的融通。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规模庞大的货币资本运动，因而金融早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历史地看，金融又是一个很古老的部门与行业。今年高考语文（河南卷）现代文阅读试题，是一篇关于宋代金融与信用的短文，文章在娓娓道来中勾勒了宋代信用的形式、特点及其作用。其实，在中国古代金融发展史上，宋代金融及其信用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一方面续写着中国古代金融发展的新篇，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深刻教训。

币制的整顿

唐灭亡后，中国陷入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五代政权都以正统自居，因而都铸造自己的货币，十国中的前蜀、楚、闽、南汉、后蜀、南唐也都曾发行货币，铸有铜钱、铁钱、铅锡钱等，其中以铁钱为多，加上民间私铸恶钱屡禁不止，因而这一时期的货币币材低劣、币种多样、币值波动不定，流通具有割据性、封闭性。政权的林立导致货币制度各自为政，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十分混乱，就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因而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倒退。

北宋政权建立后，就着手对货币进行整顿，严禁私铸钱和劣币流通。《宋史》载，太祖时，“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公式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太宗时又下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整顿的结果是，除川、陕外，铜钱成为全国多地使用的货币，传统的铜本位币制再度确立。到真宗年间，铜币逐步取代了五代时的旧币。

为此，朝廷还规定了铜钱的配料和重量，各时期有所不同。如真宗景德年间，朝廷规定的铜钱铸造标准是，每贯（即1000文）用铜3斤10两、铅1斤8两、锡8两。

宋代的铸币机构，依唐旧制，也称钱监，分布于全国各地。因铸钱的币材不同，有铁钱监、铜钱监两大类，其中主要是铜钱监。

为保持对铜钱的绝对控制权，朝廷实行“铜禁”政策，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及冶炼，同时禁止民间储存铜钱或铜器，犯“铜禁”者严惩；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阻止铜钱外流。但是，由于以上政策收效有限，加之货币流通量的增加、铜钱的外流、民间的窖藏等原因，最终还是引发了闻名于历史的“钱荒”。对此《宋史》载：“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至于贵金属金银，其目的本不在日常交易流通，而是作为财富贮藏和大宗的支付手段。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朝廷就宣布禁止伪造黄金白银。政府将金银铸成金银铤，作为财富的代表而贮藏起来，铸造的金银钱则主要用于赏赐和喜庆。在对外贸易和与西夏、辽的关系中更是大量使用白银和绢帛。

北宋的交子

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的产生就是为了方便商品的交换。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宋代货币成就的最大亮点。它的出现当然有其必然性。

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普遍使用的是铁钱，真宗景德年间还铸造有大铁钱。铁钱体重大而价值小，“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可见铁钱自身的缺陷是“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

交子成为纸币有一个过程。最初交子是蜀地商人私自印行，属“私交子”，结果导致“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以治蜀著称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张咏（字复之）进行整顿，令16家富户“连保作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张咏也因之有了中国“交子之父”的说法。这时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信用凭证，也可以说是一种代金券。交子出现后，因为随时可以变现，方便了交易，但随之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富户中有的“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形势逼迫着交子必须升格，由私人信用上升为政府信用。

天圣元年（1023年），时担任益州转运使的薛田、张若谷上奏朝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益州交子务在成都设立，次年开始发行交子，自此交子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正式发行流通，此为“官交子”。其面值最初为1贯到10贯，共10种。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起改为5贯和10贯两种。

交子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楮币”或“楮券”。据《宋史》载：“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这是因为印刷交子使用的是楮纸，一种用楮树皮为材料制造的纸张，而成都造纸业发达，楮纸制造精良，故用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戴蒙知绵州，又请求朝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交子的印制过程。

南宋的会子

会子原产生于北宋，有寄附会子、铅锡会子、钱会子、合同会子等多种，这里的“会”是兑、取之意，因此会子是一种有价证券或领取钱物的凭证，并非纸币。南宋初，都城临安民间也自发产生了便钱会子，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钱端礼知临安府，“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东南用会子自此始”。自此，会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会子作为南宋纸币正式诞生。后钱端礼任户部侍郎，会子由户部接办。绍兴三十一年（1162年），设立“行在会子务”（后更名为“行在会子库”。行在，天子所在之地）发行会子，有1贯、2贯、3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会子。因发行机关为行在会子务、会子库，故会子称“行在会子”，又因为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乾道四年（1168年），会子立界限额发行，“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

会子流通之初，由于有10万缗铜钱作准备金，会子币值坚挺。孝宗乾道以后，因宋金交战，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加上开始不设界发行兑换，发行额大增，会子一度贬值，对此辛弃疾曾上疏：“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宋金议和后，朝廷进行整顿，孝宗年间，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以新换旧﹐会子的币值一直稳定。光宗绍熙年间以后，为筹措军费，会子发行量猛增，会子不断贬值。到理宗末年，恶性通胀愈演愈烈，两百贯会子买不了一双草鞋，几乎是一文不值，南宋的货币体系全面崩溃。对此，学者许衡曾批评说“无义为甚”。学者高斯得也说：“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

南宋的会子还有地方版，主要有湖广会子、两淮会子、银会子、铁钱会子等。理宗宝公式四年（1256年），朝廷改钱引为四川会子，直至宋亡。

钱引与关子

纸币的发行量是有限度的，过度发行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最初交子发行，以两年为一界，界满换发新交子，币值稳定。王安石变法后，货币需求量大增，加上西北边境军需开支，加剧了北宋钱荒。政府一方面增铸铜钱，另一方面，自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开始，交子两界并行流通。哲宗绍圣年间，交子“每岁书放亦无定数”，政府对于交子的发行已经开始失控。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发行42界交子，发行量有两万四百多万贯，相当于仁宗天圣年间的20多倍，交子陷于恶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令诸路更用钱引……时钱引通行诸路”。大观元年（1107年），“诏改四川交子为钱引”。由于发行随意，钱引继续贬值。南宋时，钱引继续流通，仍以两年为一界（后改为三年一界），发行量也继续增加，“增引日多，莫能禁止”，以至于“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交子与钱引沦为政府攫取社会财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货币体系的全面崩溃。

南宋时期，还有一种称为“关子”（后称“见钱关子”）的纸币，最初由户部于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发行。其原因是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运军费，而都城临安“至婺州不通水路，难以津搬”，于是诏令户部“印押见钱关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执关子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有伪造者，依川钱引抵罪”。关子的持有者可以到榷货务兑换现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官营汇兑。关子发行后，因为准备金充足，并可以随时兑现，所以信誉较高。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要求民间“依见缗用”（缗：1000文铜钱穿成一串叫1缗），关子遂成为纸币。后来还发行有“铜钱关子”“金银关子”以及湖广关子、淮西关子、随州关子等。

为保证关子的信用，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规定关子“听民间从便使用，即不得辄有减落。如有妄说事端、贱价兑买之人，主赏钱五百贯，许诸邑人陈告，其犯人取旨从重断罪”。诏令关子不许私自贬值、贱价收兑，以保护关子作为货币的流通。到了南宋末年，财政困难，贾似道当权，乘理宗病危之机，发行金银见钱关子，物价急剧上涨。南宋亡后，关子与会子皆成为历史。

宋代的金融(下)

邓高峰

两宋金融机构

今天的金融机构，按地位和功能不同，分为银行和非银行（如保险、证券、信托等）两种。以此参照，在宋代的金融机构体系中，交子务、会子务可分别称为北宋和南宋的“银行”。因为如前所述，交子务是北宋掌管纸币印刷、发行事务的机关，会子务（会子库）则掌管南宋纸币的印刷、发行。除此之外，两宋的其他金融机构主要还有：

1.便钱务：宋代朝廷为了增加京师的铜钱储量以及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根据唐代飞钱办法，实行便换，称为便钱。太祖开宝三年（970年），京师设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至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也就是说，商人把钱纳入左藏库，得到取款凭证“券”，然后到经商的州县领钱，并且朝廷有信用的保证。这里的券相当于现在的定额支票。商人携带这种“支票”免去了携带大量现金进行交易的麻烦，因此便换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

2.榷货务：我国自古以来，多数朝代都实行禁榷制度，政府对重要商品如盐、铁、酒、茶、香料等实行垄断经营。宋代也如此，并且由于“三冗”（冗官、冗军、冗费）和外患的原因而得到强化。作为宋代的财经和金融机构，榷货务最早设立于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在京师和地方均有设立。除了在专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榷货务还承担了不少金融职能，概而言之有便钱，即现金汇兑。如景德三年（1006年），诏令：“客旅见钱往州军使用者，止约赴榷货务便纳，不得私下便换。”这是榷货务经营便钱的最早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因婺州屯兵，“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子于榷货务请钱”。在货币的兑换与回笼方面，徽宗时期，钱引取代交子后，手持交子者须到榷货务买钞所兑换钱引。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间，榷货务又承担了回笼纸币会子的功能。在政府收购粮草上，榷货务还负责拨款给地方政府，或者兑付地方政府为赊买粮草所发的信用证券。熙宁三年（1070年），“河北缘边，岁于榷货务给缗(
钱) 三二百万，以供便籴”。熙宁四年（1071年），“诏给榷货务封桩银十二万七千两、绢万七千匹，赴陕西转运司籴军储”。

3.市易司（务）：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市易法（王安石变法之一）颁布实施，据此东京设都市易司，后在一些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市易务贷款商贾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年息两分，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因而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哲宗元公式元年（1086年）废，绍圣四年（1097年）复置。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后再废。

4.质库：作为以财物作质押而进行借贷融资的一种方式，典当业也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两宋城市尤其是东京和临安，商品经济发达，融资活跃，因而典当业十分红火，官、民和寺院典当并行，并逐渐向专营发展。质库就是从事典当业、进行押物放款收息的金融机构。民营质库又称“解库”“典库”，寺院开办的质库叫“长生库”。《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家悬挂“解”字招牌的店铺即是典当铺。《东京梦华录》有“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的记载。南宋时民营质库更加普遍，都城临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官营质库叫抵当所（抵当库），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设立于京师，元丰七年（1084年）推行于诸路，属官营借贷机构，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也即是经营抵押贷款，因而已具有今天商业银行的性质。王安石变法中的两个关于政府的法令，市易法和青苗法，前者规定，百姓可以用田地、房产和其他贵重财产作抵押向政府借款，年息两分，过期不赎纳利息，每月罚钱2%。后者规定，每年春天，农民可用秋收作保证，向政府借款，利率两分，期限半年，秋收后归还。

5.金银彩帛铺：北宋东京有一条集中经营金银、彩帛的街巷。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南通一巷”是指向南通往一条巷子，“界身”是这条街巷的名字。这是个什么地方？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这是个怎样的地方？“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这里的交易规模怎样？“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据此可以说，这里是北宋东京的金融一条街。因为北宋时期，金银和彩帛都是价值的代表。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就诏令：“禁伪造黄白金，募告者赏钱10万。”至于彩帛（彩色丝织品），与银一样，是北宋朝廷输辽、西夏的重要物资。

6.交引铺：交引是官府发给商人的商贸凭证，由交引库负责印发、收纳。榷禁制度的推行，商人经营茶、盐等，都需要先付出粮草或现钱，领取交引，再凭交引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因此宋代交引有茶交引、盐交引、见钱交引多种，交引也成为一种有价证券。有些持有交引的人愿意将它卖出，于是买卖交引的店铺即交引铺就应运而生了，其盈利当然来自于交引买卖的差价。南宋还诞生了金银交引铺，又称“金银盐钞引交易铺”“金银钞引交易铺”。据《梦粱录》载，南宋都城临安，“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由于交引买卖属大宗交易，交引经营者财力雄厚，所以交引铺里往往“前列金银器皿及见钱，谓之看垛钱”。官巷南街可以说是南宋临安的金融一条街。

7.检校库：这里的“检校”是官府为遗孤查核、登记、保管财产，因而检校库就是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得的父母遗产，其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类似于今天的信托机构。仁宗时期，朝廷专门在开封府设立检校库，到神宗时，检校库又以所保管的遗孤资产进行放贷，允许百姓从检校库贷款，所得利息收入用来补贴遗孤生活，于是检校库就有了融资的功能。

影响与教训

两宋时期，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共同发展，金融业务多种多样，信用工具不断创新，加上信用管理的制度化，因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币制的整顿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五代十国以来货币割据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纸币的产生及其流通解决了铜钱的短缺和铁钱的不便，加上货币的兑换、信贷业务的推行，这无疑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抵押、检校等业务的开展缓解了百姓的用钱难题，保证了生产的进行和生活的急需，也促进了社会优抚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各种金融票据的发行和纸币投放的增加也缓解了财政困难，增加了财政收入，等等。

但是，两宋金融留给后人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多方面的。首先，纸币发行、流通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反假币。两宋政府从精选用纸、印制复杂图案文字、使用多重印押防伪、进行多色套印、使用铜版印刷、定期换界流通等方面加大防伪技术，同时通过颁布法令、严惩造伪、重奖举报、失职追责等手段反假打假，但假币一直不绝，特别是两宋之交和南宋末年，伪造纸币横行，南宋理宗曾有“伪造之禁不严，真伪莫辨”的无奈。其中原因，除了不法之徒见利忘义、肆意妄为外，纸币滥发导致用纸质量下降、拖延换界导致纸币使用期限过长也是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保证纸币的信用，必须在不断提高防伪技术和印刷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金融法治和金融文化建设。

其次，金融业的发达同时也伴随着投机性、寄生性甚至是腐朽性的增加，货币兑换、典当抵押、高利贷的发放，无不存在着盘剥甚至是商业欺诈，这对社会弱势群体如农民、小生产者、小商人等非常不利。《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在神宗年间，赞同王安石变法的人曾言：“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不得。”即便是新法推行后，由于官吏舞弊等原因，执行的实际情况也不理想，对此苏辙曾言：“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因此，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弱势群体的照顾。

当然，两宋金融留给后人最深刻的教训当是由于纸币发行的无序和无度而导致的信用危机以及币制与经济的崩溃。特别是两宋末年，面对庞大的军需开支和严重的财政危机，两宋政府往往通过滥发纸币来转嫁危机，加上发行准备金严重不足，因而导致了两宋纸币的巨额发行和政府对通胀的束手无策，其结果当然是经济的崩溃和人民生活的灾难，也动摇了自身政治统治的基础，加速了政权的覆灭。这告诉我们，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定要按照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对于金融，必须科学管理，做好对其风险的评估与管控。

引自：汴梁晚报

⑽ 贷款信托是哪个国家首创的

没有确切的答案：本国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在古代就有借贷担保以及信托，知道现在发展成一种行业。
国外发转才300多年的历史，远没有中国历史长久
所以应该是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