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份外汇占款

1. 2014年2月份之前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上升,2月份后下降,分析原因影响

2月份之前的上涨是延续了去年上涨的势头，之后的下跌主要是3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央行的宏观调控，打击热钱的快速流入
第二，中国外汇占款的大幅度缩水
第三，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2. 人民币为什么贬值 贷款成资金流主战场

随着美元升值，国内资本面收紧，资本流出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已经加大。但人民银行仍然维持了汇率中间价的稳定，释放了稳定汇率的信号。

考虑到目前货币政策定向宽松的基调，我们相信接下来人民银行仍然会以公开市场作为应对资本流出压力的主战场，而慎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从2014年12月开始，人民币对美元表现出了明显贬值压力，并延续至今。目前，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官定汇率——汇率中间价——仍然保持稳定，但即期汇率市场上的每日收盘价相比中间价贬值幅度已经接近2%，达到了政府所允许的日内波动幅度上限。同时，人民币在离岸远期市场（NDF市场）上也走弱。以远期汇率推算，目前市场预期在未来12个月里，人民币将相对美元贬值接近4%。

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主要来自近期美元的强劲升值。就经济增长来看，美国目前在发达经济体中一枝独秀。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明显紧过欧央行和日本央行——在其他主要央行还在进行量化宽松（QE）或降息的时候，美联储今年正准备加息。

这种经济面和货币政策面的明显差异令美元大幅走强。人民币由于与美元挂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几乎没变——因而也被美元带着相对其他货币大幅升值。既然涨得多了，自然就有贬值压力。因此，在美元走强的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的市场汇率明显走弱。

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伴随着资本的流出。用外汇占款、贸易顺差等数据可以估算出，2014年12月我国单月资本流出达到了创纪录的6千亿元。而在2013年6月钱荒的时候，我国一个月的热钱流出也不过3千亿元。考虑到目前仍然较强的贬值压力，近期资本流出的规模也不会小。

资本流出令国内金融市场资金面抽紧。随着人民币贬值压力的加大，国内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价格明显走高，表明资本外流已经影响到了国内资金面。这与2014年2月份那次人民币贬值形成了明显反差。

在去年2月，人民银行通过大量卖出人民币，主动压低了人民币汇率，打掉了当时市场内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为去年3月汇率日内波动幅度平稳放大创造了条件。而当时人民银行卖出的人民币（也就是外汇占款）也补充了金融市场的资金，令国内利率在人民币走贬的同时走低。而去年12月至今的这次贬值则伴随着资本的流出，让国内利率走高。从这样的汇率和利率组合来看，当前的贬值更像2013年6月钱荒时的那一次，而与2014年2月的贬值完全不同。

面对资本的流出，人民银行将对外稳汇率，对内放流动性做对冲。尽管人民币贬值压力已经加大，人民银行仍然维持了汇率中间价的稳定，释放了稳定汇率的信号。这是非常必要的。

如若不然，市场中的贬值压力还极可能进一步加大，引发更多资本流出，加大政策应对的难度。由于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有充分的掌控力——人民银行既有权设定汇率中间价，也是即期汇率市场里最大的交易者——因此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保持稳定。

而在资本流出的同时，人民银行出于维护国内资金面平稳的角度，通过逆回购、MLF、再贷款等公开市场工具向金融市场投放了资金，进行了对冲。考虑到目前货币政策定向宽松的基调，我们相信接下来人民银行仍然会以公开市场作为应对资本流出压力的主战场，而慎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3. 外汇占款余额环比下降是什么意思

首先，先搞清楚外汇占款：外币进来后因为不流通，需换为人民币才能使用，比如1美元换为7块人民币，这7块钱就是外汇占款。在不考虑汇率变化的因素下，当外汇占款下降，意味着市场上的钱减少，会产生银根紧缩---大白话说，钱不够用了。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12月14日更新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央行口径外汇占款11月环比下降3826.76亿元，降至22.26万亿元。

这是央行口径外汇占款连续第13个月下滑，并创下2016年1月来最大降幅。去年年末今年年初，外汇占款曾出现一波大幅下降，今年1月央行口径下降6445亿元，创历史第二大降幅，仅次于去年12月下降7082亿元。

外汇占款是指央行因收购美元等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由于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外贸企业和居民等获得外汇后，需兑换成人民币才能流通使用。过去受强制结汇制度和热钱流入影响，中国外汇占款不断增加。随着美元走强和外汇管理局实施意愿结汇后，外汇占款开始逐渐下降。

在此前很多年，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均被视作央行的货币投放工具，而在外汇占款大幅缩水后，央行可能需要通过降准等其他手段投放流动性来补充。

外汇占款的这一降幅，与11月外汇储备的降幅基本一致。

今年11月外汇储备下降690.57亿美元，这一降幅为今年1月以来新高。3.0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降至2011年3月以来的5年半新低。

受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单边走强，非美元货币承压贬值，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有所贬值，市场上“资本外流”的担忧不绝于耳。

备受关注的美联储将在北京时间12月15日凌晨3点公布议息结果，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将加息25个基点。

而在美联储议息结果出炉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在岸市场双双走低。

12月14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16时30分收盘价报6.9049，较前一交易日下跌34个基点，最低贬值至6.9084。

早间，更多反映央行意志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94个基点，报6.9028。

而在离岸市场上，人民币在表现“淡定”。

在一度贬值至6.9284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复部分失地，回到6.91关口下方。

外汇占款的下降给中国货币政策自主性打开了空间。外汇占款减少的最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持续震荡下，资金避险动机增强，全球投资风险偏好下降，海外资金开始撤出新兴市场，这使我国曾经持续大规模流入压力得到缓解。多年来，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导致外汇占款激增已经严重改变了我国货币供应结构，面对持续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货币当局不断地使用货币冲销工具，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4. 中国的新常态对汇率运行有什么影响

国际货币政策分化，美元持续走强
后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表现不一。虽说全球各大经济体时不时都有亮点出现，但不少都是“昙花一现”，与美国经济的稳定发挥和逐步向上相比，尚有不小差距。由于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一致，全球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各个央行都在考虑用非常规的措施走出困境，而美联储却在考虑合适时机进行加息。再加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推波助澜”，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大量资本涌入美国寻求保值增值，导致美元持续走强，而非美元货币则普遍面临贬值压力。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分化，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强。美国经济自2014年二季度以来出现强劲反弹，三季度GDP增速进一步大幅向上修至5%，创下过去11年以来最高。此外，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和“页岩气革命”显著增强了内生增长动力，摆脱了能源条件约束，复苏步伐将稳步加快。而欧洲经济复苏力度依然疲软，日本经济仍将在低位徘徊，新兴经济体风险增大，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主要发达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强。
其次，全球货币政策分化，进一步推动美元步入升值周期，非美元货币贬值压力加大。随着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加息逐步浮出水面。美联储刚刚公布1月FOMC 会议纪要对劳动力市场的改善情况更有信心，同时认为通胀短期虽然会再次下滑，但中期上涨以及长期持稳却是明显的趋势，并取消了保持当前低利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措辞。可以看出，美联储正按部就班，稳步、谨慎地改变加息前瞻指导，此次的FOMC会议声明显示美联储又向加息迈进了一步。因此，不出意外的话，美联储在今年三季度加息的可能性较大。
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央行却在持续大规模放水。欧元区再次接近衰退边缘，且面临较大通缩风险。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再一次重磅出击，并于1月22日宣布了扩大资产购买项目，规模之大，甚至超过市场主流预期。日本央行也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规模，货币基础年增幅目标扩大至 80万亿日元。受欧洲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欧元贬值预期加大的带动，各主要货币有竞相贬值之势。
再次，地缘政治因素导致避险情绪升温进一步推高美元汇率。2014年以来，国际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叙利亚、加沙、伊拉克局势升级，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争端更是无休无止，近期欧美日各国与俄罗斯相互制裁升级，希腊退出欧洲风险加大，一系列因素进一步提升了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未来国际地缘局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出现局部地区争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避险情绪升温状况下，资金将再一次回流美国，从而支持美元走强，加大非美元货币的贬值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经济强势复苏趋势不会改变，但美国经济仍存在不少深层次问题，包括劳动参与率仍低, 通胀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而欧洲、日本等外围经济依然疲弱，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然曲折，可能拖累美国经济，因此，美元走强可能并非一帆风顺。同时还应辩证认识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在美国加快退出QE的初期，全球资本将大规模回流美国，从而引发资本流出，美元走强。但美国经济复苏加快不仅会带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还会导致全球资本的风险偏好回升。因此，随着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不断提升，并带动世界经济向好，美国进口增多，贸易逆差增加，以及风险偏好回升带动资本重新进入新兴市场，美元很可能又将面临贬值压力，出现震荡和反复。
人民币面临较大阶段性贬值压力
全球复苏差异和货币政策分化推动美元走强，进而也带来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压力。自2014年2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波动中走贬，2014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小幅贬值0.36%，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更是贬值2.7%，这是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汇改以来首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年度贬值。进入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出现罕见贬值压力，近期更是连续几日几乎逼近跌停线。
从国际上看，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美元走强可能引发资本流出,带来国内流动性紧缩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欧洲和日本经济迅速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国际金融市场仍将处于动荡之中，美元升值会导致部分资金持续撤离中国而买入美元及美元资产，中国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事实上，2014年以来的外汇占款运行变化已经对此有所反映，新增外汇占款从5月份开始急剧下降，随后一直在低位徘徊，个别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全年来看，2014年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累计增加7786.6亿元，同比大幅下降72%。预计在美联储加息初期中国将再一次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复杂时期，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1月制造业PMI为49.8%，连续5个月下跌，近28个月首次跌入收缩区间。在宏观经济的增速换挡与行业内部深刻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局部行业集聚的风险和问题有集中暴露的危险，导致市场情绪处于较大波动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中性宽松的预期加强，且近期进一步降息、降准的市场预期加大，从而进一步导致资本流出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面临下行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大国。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推动资本外流，增加市场外汇需求。
在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强等因素的影响下，市场主体结汇意愿下降，购汇动机增强，进一步加大了市场上的外汇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衡量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的银行代客结汇占涉外外汇收入的比重（即结汇率）总体下降，由一季度的77%降至二、三季度的68%，四季度略有回升至71%，全年平均为71%，结汇率比上年回落了1个百分点；而衡量购汇动机的银行代客售汇占涉外外汇支付的比重（即售汇率）则逐季上升，由一季度的61%升至四季度的73%，全年为69%，售汇率比上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首先，中国经济将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虽然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内外部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还要看到一系列积极因素正在积累，宏观调控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等战略的稳步推进，将在拓展新外部空间的同时，盘活中国部分过剩产能的存量，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进，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率将不断提高，新的增长点有望得到培育，因此，未来3-5年中国经济仍有望继续保持7-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家的货币会出现趋势性的大幅贬值。
其次，中国仍有望保持一定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近年来，在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的政策推动下，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有所收窄，但仍将维持一定的规模，顺差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尽管人口红利正在消退，但相比国际市场，中国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优势状态仍有可能维持一段时间。据统计，2014年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仍达1000多亿美元。而随着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世界经济回暖，中国出口有望好转，进口需求有加速回暖趋势，未来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将保持稳步增长，国际收支仍将保持一定规模的顺差。国际收支状况的稳定，将使外汇储备规模基本保持稳定，这将使人民币缺乏趋势性贬值的基础。
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贸易收支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即一方面对欧盟和东盟等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是逆差，而唯独对美国存在巨额顺差，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波动，但同时也制约了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可能。据统计，前些年对美顺差占整个顺差之比重曾高达100%以上，2013年虽有改善，但也达到83%，2014年仍有望保持在65%以上。鉴于贸易结构存在问题，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顺差国货币升值、逆差国货币贬值的国际经济学原理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未来仍存在升值压力。因此，可以说，目前中美之间贸易的较大不平衡基本封杀了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可能。
再次，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保障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引导市场预期的重要基础。中国拥有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位列全球第一，这是防止人民币出现持续显著贬值预期、陷入“预期货币贬值→资本流出→贬值预期增强……”恶性循环的重要保障。有了充足的外汇储备，汇率中间价就可以充分发挥对市场预期的有效引导作用，市场对中间价不会“无动于衷”，从而确保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与“新常态”的
内在要求南辕北辙
在“新常态”下，投资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消费将继续发挥基础作用，出口将继续发挥支撑作用，但经济将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内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常态”下深入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经济提质增效等战略都要求不能再依靠低币值提升出口竞争力，靠贬值促进出口。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汇率是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变量，作为重要的相对价格水平变量，汇率影响着国际分工的成本，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人民币贬值对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人民币贬值可能减弱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力，同时也可能减弱其通过自身创新、求变，从而实现自身产业升级的动力。
此外，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也会导致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成本提高，不利于产业技术的升级和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会影响到经济的提质增效。因此，经济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不支持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政策导向。
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币值坚挺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稳步推进。从国际化战略的角度来看，人民币不宜持续大幅贬值。
当前，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不利于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近几年中国对外经济的一个新亮点，中国已逐渐成为一个资本的输出大国，而且正在持续扩大对外投资规模。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达1400亿美元，而且实际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外资额约200亿美元，成为对外净输出国，而且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国际经验表明，扩大资本输出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本币的升值，英镑、美元、马克和日元所走过的路程无一不是如此。贬值与扩大资本输出背道而驰。人民币出现持续大幅贬值，企业有可能出现汇兑损失，外债成本增加，加剧企业财务风险，不利于企业 “走出去”。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币值稳定且相对坚挺。对于国际货币而言，价值的稳定性是作为交易媒介、计价尺度和储藏职能的基础。无论是贸易领域的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发行都需要以汇率稳定为基础。很难想象，一个持续疲弱的货币会为全球投资者所普遍持有。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不仅不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甚至可能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出现倒退。因此，持续大幅度贬值的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是背道而驰。
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可能催生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人民币持续大规模贬值可能加剧资本外逃风险，使经济面临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当前，中国资本项目规模已不小，持续大幅贬值可能引发短期资本大规模外逃。理论和实践均表明，资本管制不仅代价高昂，而且管制的有效性越来越打折扣，一旦资本加快流出形成趋势，将很难能被有效阻挡住，更何况当前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伐正在加快。而且资本大规模外逃与本币迅速贬值等可能相互影响、循环联动，并通过流动性效应、逆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冲击人民币资产价格和国内金融市场。
从流动性效应看，人民币贬值将压缩投机资本的获利空间，促使资本流出，导致国内流向房地产、股票等市场的资金紧张，进而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从逆财富效应看，人民币贬值将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减少，造成国内商品价格上升，使得社会购买力不足，造成国内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需求降低，最终带来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压力。
从替代效应看，在人民币贬值或者具有贬值预期条件下，政府为保持汇率稳定将进行市场干预，可能造成流动性不足，抑制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当前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反复和波折，加之国内股市较长时间处于熊市，房地产泡沫风险也在潜藏暗长。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若听任人民币趋势性贬值，令市场形成错误预期，不仅不利于稳增长，甚至有可能催生、助长类似的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之前有大量“热钱”在经济形势较好、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期进入中国，“蛰伏”在股市和楼市等金融市场上。在美国经济向好、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的背景下,要特别提防这些“热钱”因某些事件触发（比如美联储提前加息、地缘政治紧张）而大规模、迅速撤出，并引发股价、楼价迅速下跌，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甚至对国内金融体系稳定构成威胁。历史上看，不乏一些国家在强势美元期间股市和楼市泡沫破裂、本币急剧贬值的例子，比如1994 年墨西哥、1997 年泰国菲律宾等国、1998 年俄罗斯、1999 年巴西等。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阶段性升贬值交替
可能成为常态
应当注意的是，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主要是相对美元，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货币甚至还有升值压力，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贬值的可能性更小。以2014年的情况为例，美元指数从7月份开始稳步上升，从80左右一路攀升到目前的95左右，涨幅接近 20%。人民币有效汇率也一改上半年的贬值态势，从8月份开始升值，2014年1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环比续升1.23%，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续升0.75%，均为连续第七个月回升并刷新历史新高。
在国外及国内两方面因素影响下，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将出现阶段性流出与流入交替进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更趋频繁，阶段性升贬值交替出现可能成为常态。
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预期提升期限利差进而影响境内外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阶段性的资本外流，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然而欧元区和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在特定时间段产生对冲作用。
另一方面，下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有可能止跌企稳、股市逐渐回暖、金融及资本市场改革释放活力，不排除国际资本可能出现阶段性流入、从而形成升值压力。此外，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逐步摆脱依靠外汇占款供应基础货币的模式，允许汇率根据市场供求双向波动成为常态，不但能有效防范跨境套利和套汇行为，而且能够提升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应在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
尽管也存在有利影响，但美元走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应引起重视。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处在下行周期，PPI持续负增长，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美元走强使得我国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处境。为了缓解企业融资成本压力、促进融资成本下降，需要降低基准利率，但降息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中美利差，加大资本流出压力，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和贬值压力。
为了保持中国出口竞争力，需要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但贬值又不利于开展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过度贬值又与新常态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政策选择有必要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和国际化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在此复杂局面下，建议采取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的总体策略，当然这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同时积极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辅以合适的货币金融政策。
一是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宽松，谨慎下调基准利率，适度下调准备金率。未来货币政策主要在稳增长、防风险和去杠杆之间进行权衡，考虑到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货币政策总体应保持中性偏松。在信贷供需偏紧的形势下，降息对新增贷款利率的影响有限，而且在美国步入升息周期的背景下，中国降息可能会加剧资本流出，引发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有鉴于此，建议在近期利率已经调整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需要谨慎，不建议通过大幅降息来促进融资成本下降。而存款准备金虽然也有宽松作用，但毕竟是对银行体系的负债产生直接影响，而对币值的影响则相对间接。从应对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和提升基础货币投放的有效性看，可考虑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继续使用SLF、MLF等创新工具。这样既可以有效减缓资本流出造成的流动性收缩压力，又可以通过保持流动性合理宽裕、改善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来带动市场利率和融资成本下降。
二是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保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建议利用美元走强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减缓的契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可以从现行的2%进一步扩大到3-4%，并着力用好汇率中间价的调节功能。在人民币呈阶段性升贬值交替出现的格局下，汇率弹性增强有利于降低“热钱”大规模进出套利，减小跨境资金频繁进出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不利影响，汇率机制可以成为调节资本流动的有效手段。
与此同时，建议择机增加货币篮子中其他主要货币的比重，减低美元占比，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降低篮子中美元权重后，应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以减缓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在对美元适度贬值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特别是尽量保持人民币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主要对外投资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或略有升值，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开展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汇率环境。
三是积极稳妥地实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不应操之过急。美元走强加上国内经济下行及影子银行、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积累，中国在一定阶段可能面临较大的资本流出压力。2013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仍高达3262亿美元，而2014年则迅速转变为960亿美元的逆差。在此新局面下，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有必要坚持稳妥审慎的原则，合理设计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相关制度安排，尤其是审慎、稳妥放开金融账户中证券投资流出入的限制。
应关注银行体系相关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因为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活动基本都通过银行来展开。坚持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持续密切跟踪和监测，并做好资金大规模流出下的应急预案准备。从保证有足够的干预能力看，未来中国仍应拥有比通常水平高得多的、充足的外汇储备。
四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输出。在美元走强、人民币对美元偏弱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单靠贸易结算，而应该发挥好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输出的推动作用。当以本国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建立起来，本国企业掌握了从资源采集到中间品分包、再到最终产品销售的生产链条时，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程度自然就会随之提高。
在重点领域上，应以基建投资、资源开采以及战略新兴产业为主；在具体策略上，应积极推进合资并购，并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境外人民币债券融资、权益类融资，以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去”，必要时可以限定这些融资专门用于对外投资。
五是大力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降低企业避险成本。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升贬值交替出现将成为常态，这意味着企业有效应对汇率风险将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习惯了人民币的单边升值和小幅波动的状况，很大程度上缺乏汇率风险意识。而一些大企业在离岸市场使用衍生品多数出于对赌心理用其进行套利，因此对规避外汇风险的工具使用并不充分。未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不可小觑。
当前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容量小，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企业避险的成本比较高，不利于企业进行风险应对。因此，应加快发展汇率期货、期权等在全球市场上比较基础且成熟的衍生产品，并进行适当创新。大力发展汇率衍生品市场，从而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汇率避险工具，降低企业避险成本。

5. QE退市后如何配置身边的房产

1. 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以鼓励开支和借贷，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量化指的是扩大一定数量的货币发行，宽松即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

2. QE退市意味着货币政策收紧，美国连续缩减QE，许多国家就颇为头痛，新兴市场国家尤其被动，资金流出、本币贬值、经济停滞、社会动荡、QE退市确实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稳定造成了一些困扰，大家对此都有目共睹。从历史上看，中国成功摆脱QE退市困扰的前景似乎颇不乐观。从现实看，如果QE以加速度退出，中国面临的压力似乎就会马上不堪忍受。

3. 对房地产来说，这将会导致房企的融资成本和汇率风险大大增加。巨量的融资规模也将引发房企资金链紧张，甚至有可能出现违约情况。美元走强后，国际热钱将流出中国市场，这会加剧房地产企业“钱荒”窘境，房地产市场将面临颓势风险，从而伤害中国经济。这种情况下，还是尽量避免用借贷的方式投资房地产，可以运用手头空余资金择机在低价位购买，但是大跌之下难言低，能不能抓住低点要看个人判断。

6. 如何看待2014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今年3月份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力度有所加大，货币市场资金紧张的局面有所缓解，社会融资总量有所增加，各方面的改革在加快推进，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如果货币市场利率的下行不能引导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降低，对利率最为敏感的房地产市场将承受更大的压力，一旦房地产出现量价齐跌和投资大幅下降的局面，2014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将出现较大的下行压力。
当前经济增长稳中趋缓，在合理增长区间内运行
1.经济增长减慢，供给结构优化。2014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7.4%，较上年同期和全年均放缓0.3个百分点，是2009年一季度之后的最低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幅较上年同期和全年分别放缓0.8和1个百分点，也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但经济增长速度仍在年度7.5%左右的预期调控目标范围之内。从各产业增长看，采掘业、粗钢、水泥、玻璃、有色金属等过剩行业产量增速放缓较大，是导致工业增速减慢的主要因素，而医药等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农业发展平稳，第三产业增长7.8%，继续延续2013年以来的增长势头并快于第二产业，旅游、文化、信息、现代物流等服务业发展较快。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符合经济转型的要求，趋于优化过程中。
2.消费和出口基本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减速。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增幅较上年同期放缓0.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较上年同期微增0.1个百分点。从外贸统计数据看，一季度，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增速下降3.4%，同比回落21.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6%，同比回落6.8个百分点；贸易顺差167亿美元，同比下降61%。如果剔除去年1-4月份大量套利资金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的影响，一季度中国出口接近7%左右，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基本吻合。从套利资金流入较多的香港贸易看，一季度内地对香港出口大幅下降31.3%，直接影响总体出口增速下降7.2个百分点，仅仅剔除对港出口中国整体出口增长3.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6%，增幅分别较上年同期和全年放缓3.3和2个百分点，是一季度经济减缓的主要因素。其中，制造业增长15.2%，同比放缓3.5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增速稳定；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9%，同比放缓4.7个百分点，今年增速逐月提高；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6.8%，同比3.4个百分点，但增速逐月回落。
3.就业形势稳定。虽然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就业形势较好，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300万人，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外出农民工增加288万人，就业岗位继续增加，失业率维持在合理水平。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一季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224元，同比名义增长12.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1%。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155元，同比名义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2%。根据从2012年四季度起实施的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4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62元，同比名义增长11.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6%。
4.物价水平稳中趋降。一季度，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3%，涨幅同比放缓0.1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2%，跌幅同比扩大0.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25个月呈现下跌态势；房地产价格涨势趋缓，按照住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计算的商品房价格下降1.5%，而去年同期为上涨17.7%；综合反映价格总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上涨0.4%。物价总水平特别是工业价格表明，制造业的需求仍低于供给能力，潜在经济增长能力高于实际增长，但综合就业、价格、经济增长等指标看，中国经济仍然处在合理增长区间内。
当前经济增长减慢的原因
当前经济增长减慢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既有2013年下半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不够、稳健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足的宏观调控政策主动调整原因，更重要的是结构和体制问题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并影响社会预期。
一是投资面临一定的资金约束。2013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控制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2013年下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7.14 万亿元，比上半年减少3.01万亿元；2014年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为5.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700亿元。货币供给增速也有所降低，广义货币M2由2013年4月的16.1%回落到2013年年底的13.6%，2014年3月进一步回落到12.1%。积极的财政政策执行力度弱于往年水平，2013年财政收入增长达到10.1%，超出预算目标2.1个百分点，而财政支出与预算数基本持平，仅增长10.9%，而2013年财政支出得以完成全年预算支出目标主要靠年终“突击花钱”，1-11月财政支出持续低于10%的预算增长目标，12月份当月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幅高达20.3%。2014年1-2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1.1%, 财政支出增长6%,均低于预算8%和9.5%的水平。考虑到资金投放滞后半年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2013年上半年融资总量扩大和下半年减少是2013年下半年经济稳中有升的原因，也是今年上半年经济减缓的主要因素。
二是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现阶段，不管是人民币贷款、中期票据还是房地产信托的融资成本，均处于历史高位，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信托融资成本动辄10%以上，加上各种中间费用甚至高达17%。首先，近年来，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缺乏利率弹性的部门和利润水平较高的房地产资金需求旺盛，在政府加强房地产调控以及银监会加强平台贷款管控后，上述部门大量通过发行债券、银信理财合作等影子银行进行融资，造成相关部门债务和杠杆水平过快上升，社会资金“借短投长”的期限错配和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资金“挤出”等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加剧。其次，银行理财产品、电子金融等存款替代性金融产品及影子银行等市场化融资渠道快速发展，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金融脱媒”现象愈演愈烈，导致金融机构融资成本上升。再次，受存贷比约束和银行季末考核因素影响，在季末、年末及春节前后等时点，银行高息揽储，货币市场利率往往大幅飙升。最后，在中国国际收支逐渐趋向均衡，跨境资金由大举流入转为“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后，以往外汇占款过快增长导致基础货币大量被动投放的情况也出现了变化。
三是人民币升值滞后影响了中国出口，自2011年4月到2014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3%左右，汇率升值对出口影响的滞后期一般在1-2年。
四是多因素交织导致财政金融风险上升，影响市场预期。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化解产能过剩和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一些企业出现破产倒闭、地方性债务迎来还债高峰、影子银行风险增加。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牵一发动全局，既关系产能过剩行业的发展，也是影响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的安全，一旦出现资金链条断裂，对金融稳定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并引起相关产业衰退，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收支矛盾也会加大。近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中诚信托、超日债等若干起金融违约事件。同时，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短期国际流动资本外流，可能引发国内资金紧张，加剧金融市场波动。
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
影响当前经济增长减慢的因素还会继续存在，中国经济仍会延续稳中趋降的态势。
1.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放缓。投资需求如何仍是分析判断当前经济走势的关键。中国的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处于严重过剩当中，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化解产能过剩必然影响制造业投资。2013年中以来，房地产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增速逐月回落，三、四线城市商品房价格调整程度加大。今年一季度地产新开工增速大幅走低，土地购置面积增速也在下降，地产销售增长已经接近停滞，购房者与房地产企业观望情绪加重，房地产投资会继续减慢。2013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14.2%，较上年大幅减少14.4个百分点。2014年一季度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仍然较低，仅增长12.6%，意味着后续投资将有所放缓。但是，总体投资仍将保持适度增长：
一是占投资需求较大比重的基础建设投资继续稳定增长。国家允许平台公司发行部分债券对“高利短期债务”进行置换，加大债务重组力度，并提出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固定资产投资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延长还款期限；通过发行15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成立2000-3000亿元铁路建设基金吸引民间资本，为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筹资；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设立专门机构发行住宅金融债券，支持棚户区改造。
二是营改增试点扩大范围，大力发展养老、健康服务业等，有助于服务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
三是在国家确保粮食安全，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政策的支持下，农业投资增长水平有望提高。同时，央行决定自4月25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据测算，此次定向降准向三农领域释放的资金将超过千亿元。
四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有利于激发民营企业投资。今年初国务院已经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事项82项，并在加快制定政府权力清单；部分国企已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总体来看，中国投资增速将有所放缓，预计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17%左右。
2.消费需求将保持基本稳定。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在三大需求中属于较为稳定的因素。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9%。当前，中国消费需求仍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一是就业稳定、居民收入增速回升，夯实了消费基础。二是社保体制日益完善支持消费稳定增长。国家财政支出不断向社保、公共卫生、教育、低保等民生领域倾斜；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重点关注农民工、社会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情况；重视结构性失业问题，建立全国统一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些措施有助于稳定消费者预期。三是信息消费、社区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拉动消费增长。伴随着扩大信息消费政策的落实，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等产品的销售加快，网络购物销售迅速增长。同时，社区商业中心将逐渐转变成城市的服务中心，居民相关商品与服务消费增长将加快。四是汽车类等热点消费增长较快。汽车市场存在城市家庭、机构用车更新换代、消费升级的需求，仍将延续较快增长态势；此外，中西药品、通讯器材等消费增长较快。预计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增长12.6%左右。
3.出口需求将温和回升至正常状态。当前，全球经济在发达国家向好的带动下，有望延续温和复苏态势，国际市场需求逐步好转。4月份IMF春季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长3.6%，较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增长加快，有利于拉动中国出口增长。海关总署发布的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提升，预示着二季度出口相对乐观。今年3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41.7，较上月提升0.4；一季度出口先导指数月度平均值为41.6较去年四季度的39.4有明显上升。
此外，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稳中有贬。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将引发国际资本流向发达市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压力减小，汇率双向波动可能性加大。截至4月底，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出现1%左右的贬值。
但是，外贸增长面临的制约因素仍不容忽视，新兴经济体在资本外流、本币贬值、结构性风险等多重压力下，经济增长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将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不足；美国等国家的货币政策和世界贸易投资格局变化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国际市场争夺日益激烈，中国出口难有显著改观。
总体来看，4月中旬之后对港贸易虚增基数因素将会消除，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将回升至正常状态。预计二季度中国出口将增长7%左右，进口将增长6.5%左右。
4.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从工业品价格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稳定，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大。中国工业产能规模较高，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工业品价格仍将保持负增长态势。从服务价格看，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低端劳动者工资上涨推动部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价格上升。从食品看，2013年粮食再次增产，粮价基本稳定，并且由于中国粮价已经高于国际价格，粮价进一步上涨空间较为有限；生猪存栏规模较大，猪肉价格不会大幅上涨。从资源产品看，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2014年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时机较好的时间窗口，调整资源产品价格会推高物价。此外，二季度居民消费价格翘尾因素为1.5个百分点，较一季度回升0.4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中国物价总水平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既没有明显的通胀压力，也不会出现通货紧缩。预计二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将上涨2.3%左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将下跌1.1%左右。
5.宏观经济增长将稳中趋降。国家信息中心开发的经济景气系统显示，中国综合先行指数的峰值出现在2013年3月，至今连续下降12个月，先行指数下降速度较为缓慢，并且在下降过程中还出现了小幅震荡的走势。先行指数一般领先一致指数约6个月，先行指数平稳略降态势表明二季度中国经济仍会延续稳中趋降的态势。初步预计，二季度中国GDP将增长7.4%左右，工业增加值增长9.1%左右。
政策建议
把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要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有前瞻性的加强宏观调控，巩固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稳定社会预期，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1.加快推进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落实财政支出的政策，加快拨付棚户区改造、中西部地区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改造等建设项目资金，推进一批水利、粮食储备、核电、水电等项目开工建设，加快盘活财政资金存量，重点用于民生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二是在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事权关系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并实施财政转移支付的意见，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清理和整合。三是加快推进营改增试点改革，将小微企业减税等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完善消费税制度，积极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加快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进城市维护建设税改革。四是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规范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实行限额管理，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性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市政债市场为基础的，采取由中央确定总规模的市场调控性地方债制度，正式启动省级和县级政府在公开市场捆绑发放地方债。五是继续发展政策性金融为基础设施建设筹资。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通过扩大政策性银行专项贷款规模、资产证券化规模等方式，来增强开发性金融机构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的作用。
2.适度灵活运用稳健的货币政策。金融调控要从资金供给和需求方面加强调节和引导，促进市场利率平稳运行。既要维持中性的货币信用条件来抑制经济主体的加杠杆意愿，也要切实降低实体部门的融资成本，防止社会资金成本过度上升危害实体经济。
一是加强短期流动性调节，保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根据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供求形势，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常规流动性调节工具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必要时可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确保银行体系流动性稳定、充裕。在流动性出现异常波动时，灵活运用SLO和SLF工具实现有选择的“定向放松”，以防范流动性危机，维持市场平稳运行。
二是修改商业银行法，取消商业银行的存贷比限制，或适当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比的计算口径，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引导商业银行降低信贷利率。
三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深入与互联网金融的兴起，“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的挤压也越来越强烈。银行监管机构要重视利率市场化推进中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问题，重视“余额宝”、“易付宝”等互联网金融和非银行“理财业务”等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存款“抽血”的影响。引导和推动商业银行转型，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金融创新“冒进”带来 “金融脱媒”过度，危害到银行体系的平稳运行。四是货币当局需要通过密切监测跨境资金流动来把握外汇占款增长情况，加大汇率波动幅度，防止热钱无序流动，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3.以城镇化为抓手释放内需巨大潜力。一是努力实现城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引导民间资本和外资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二是借助高铁发展契机推动城镇化，带动有效需求增长。三是加快改革相关制度，推动常驻人口获得相应的市民待遇，按照城市全部人口的新构成特点，规划城区的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相应的医疗、养老、健康等产业，保证居民需求与供给的准确对接。四是根据各地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适当放开房地产限购政策的限制，继续支持自助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防止房地产价格短期大幅波动。
4.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是抓紧制定负面清单，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大国有资本对水、电、气、公共交通等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收入增量重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投入。二是继续减少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事项，抓紧制定政府权力清单。三是建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合理举债；建立有效的偿债机制，地方政府应通过出售、转让或证券化国有资产偿还债务，努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四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五是当前通胀较为温和是价格改革的较好时机，应加快推进水、电、天然气、石油等资源价格改革。
5.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一是应强化正向预期引导，明确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变化，正确认识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寻求新常态属于客观经济规律。二是要强调当前各项经济指标仍处于合理增长区间，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金融和财政风险总体可控。三是逐步建立市场对宏观政策信号的合理预期，避免出其不意造成政策信号的混乱。四是明确调控政策信号，稳定社会预期，加快落实改革举措，提振市场信心。

7. 外汇占款减少了，为什么要“降准”

转自知乎
外汇占款数据过去一直是央行决定“降准”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央行最近一次降准是在2016年3月1日，那个时候的2月份，外汇占款比1月份减少2278亿。随后央行自2016年3月1日起，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
所谓外汇占款指的是央行为购买外汇（主要是美元）而占用的钱。在我国的结售汇制度下，外贸企业在外海赚取的外汇需要兑换成人民币，央行间接从这些企业购买外汇而支付出去的人民币就是外汇占款（当然外汇占款还包括其他，但主要是来自企业）。
如此一来，央行获得了企业的外汇，外贸企业拥有了央行“印出”的人民币。我们假定为100亿人民币，由于这笔钱金额并不小，企业不可能以现金方式持有，绝大多数都会以活期或定期的方式存在X银行的存款账户里。
这时候100亿成了X银行的存款，当然X银行也不傻，自己不是活雷锋，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给你保管钱，而且还支付你利息，X银行会把这些钱拿去放贷，对它来说放贷的钱肯定是越多越好。但是央行现有规定，每存款100块最少需要有16.50块存到央行的账户里，其余的83.5块才能拿去放贷，在这当中，16.50块就是存款准备金，16.50÷100＝16.5%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我们假定X银行拿去放贷的83.5亿全部给了A企业，我们再假定这部分钱又全部打到A企业在Y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里（按现有规定大部分钱是不能取出来的），成为了Y银行的存款，然后Y银行重复X银行的操作，在83.5亿中拿出16.5%的钱放到央行账户后，其余的69.75亿再次拿去放贷……。紧接着K银行、W银行、Z银行……又再一次重复X、Y银行的操作！
最终100亿人民币通过银行体系最多可以创造出的钱M2（可以理解为市场上所有的钱）是：
M2＝100亿×（100÷16.5）=606亿
即原始的100亿是基础货币，派生出来的606亿是广义货币M2（现金+所有存款）。
解释了那么多，现在我们来解读上面那个新闻：
1、“6月份央行的外汇占款余额是21.5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放出的基础货币是21.5万亿，21.5万亿通过银行体系最多派生出来的M2是：
M2＝基础货币×（100÷存款准备金率）=21.5万亿×（100÷16.5）=130万亿
2、“6月份外汇占款减少343亿”，即基础货币少了343亿，派生出来的M2少了：
M2减少量＝343亿×（100÷16.5）=2078亿
3、“外汇占款连续20个月下降”，也就是说通过外汇占款创造的基础货币已经连续20个月降低，通过“M2＝基础货币×（100÷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减少将会导致M2降低，为了保持M2今年12%的速度增长（今年政府定下的目标），那么有什么办法？
央行可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导致（100÷存款准备金率）变大，最终避免了因为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M2降低。
2001年以后，受益于中国加入WTO，中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外贸企业从海外赚取了巨额利润，外汇占款快速增加，从2001年初的1.44万亿增加到2014年末的27.1万亿，导致基础货币随之快速增加。央行为了防止M2过高导致的流动性泛滥，不得不提高存款准备率，促使（100÷存款准备金率）变小，平衡M2。
于是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由2007年的9.00%升高到了2015年的20.5%（而欧洲央行只有2%左右），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说，以前外汇占款增加了导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而现在外汇占款减少了是不是该“降准”呢？
对于这个问题，观点如下：
1、现在不同于以前，国际层面上，2017年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几乎要见顶，美国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加息了4次，日本、欧洲也在酝酿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中国为了防止钱流出，也开始收紧货币。而在国内“降准”一直被视为宽松货币的重要象征，如“降准”将会和目前总基调相违背，可行性不大。
2、按照监管层最新的定调，货币政策2016年底被定为“中性”，最新的表态定为“稳健”。所谓“稳健”最根本的是要控制M2的增长速度，未来M2具体的增长速度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近期的信息，M2同比增速已经由原来的两位数（2009年接近30%），降低为最近2个月的个位数（6月份是9.4%）。
也就是说在M2同比降低的情况下，并不需要下调“M2＝基础货币×（100÷存款准备金率）”公式中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对冲基础货币（外汇占款）下降而导致的M2增速不足。
3、央行“印钞”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外汇占款，二是通过购买债券投放资金，从而达到“印钞”的目的。也就是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外汇占款减少了，央行还可以通过购买债券放出钱呢！

8. 存款准备金率的再次下调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2月18日晚间宣布，从2月24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自2011年12月5日，央行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的第二次下调。调整后，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20.5%，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7%。
“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意在缓解银行体系流动性偏紧的局面。”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央行最新统计显示，1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8000亿元，同比多减7800亿元，银行体系流动性吃紧，一些中小银行“无米下炊”，甚至面临无钱可贷的窘境。
“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能释放出4000亿元左右资金，有利于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合适的货币环境。”连平说，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5%，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为连续第二个月回升，但PMI反弹力度较弱，总体低于近年来平均水平，反映出中国经济景气度仍较低的现实。
“此次下调，正式确认存款准备金率进入了下调周期。”连平说，“我们预计今年存准率将下调2—4次。如果2月份外汇占款增长继续放缓、新增贷款难以回升，那么3月份仍可能下调存准率。”
2014年6月9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14年6月16日起，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不含2014年4月25日已下调过准备金率的机构）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此次定向降准覆盖了大约2/3的城商行、80%的非县域农商行和90%的非县域农合行。定向降准将促进商业银行将更多资金配置到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5年6月28日起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以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调整。（1）对“三农”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对“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3）降低财务公司存款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进一步鼓励其发挥好提高企业资金运用效率的作用。
同时，自2015年6月2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8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2月29日宣布，自3月1日起，普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9. 贬值，对出口重大利好.没好处，为什么要贬

贬值或升值都不能单纯地理解成利好或者利空。

人民币贬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作者： 闫峰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进出口贸易
一、人民币汇率的政策背景及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1979年至1984年：人民币从单一汇率到复汇率再到单一汇率。1985年至1993年：官方牌价与汇率调剂价格并存，向复汇率回归。自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此，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更富有弹性。自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停地升值。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2005年的8.10元左右升值到2013年的6.07元，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3.4%，到2014年1月份更是升至6.05的历史新高。人民币的连续升值增强了市场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致使海外热钱大量流入中国，国家得外汇储备大幅增长。通过此次汇率改革，将会大大促进我国金融深化和创新，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因此长远看来利大于弊。
自2014年年初以来，美元强势回归，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一季度人民币贬值2.64%，打破了人民币汇率这几年不断升值的上升态势，同时，这是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经历的最大的幅度和最长周期的持续贬值，完全超过了市场的预期。以下将对造成人民币贬值的因素逐一进行分析。
二、影响人民币贬值的因素分析
首先，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从国内市场看，一方面由于近期国内经济发展走弱，市场利润走跌，热钱流出导致投资市场收缩，另一方面，制造业面临压力，房地产行业价格持续下跌，外贸出口下降，我国实体经济存在增长动力不足，而且预计2015年内需可能进一步下滑。只能通过出口的改善来缓和下滑的经济。而对于金融风险的考虑，部分外资撤离中国市场，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民币的贬值。
其次，在国际金融背景下，美国经济回暖，而且退出量化宽松政策。2013年美国经济领先全世界率先回暖，2013年美国的GDP总量持续上涨，一至四季度分别增长了1.3%、1.6%、2%和2.6%。美国强势的经济复苏，奠定了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货币政策。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削减最后的购债规模150亿美元，并从11月起结束QE3。随着美联储QE退出影响以及多个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性的逐步显现，全球新兴市场普遍出现新一轮大规模资本流出，并带动多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等货币剧烈走贬。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政策决策者想要保持有效汇率在今明两年不变，就必须允许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在美联储退市、美元走强的背景下，人民币走弱正常，这是对过去持续升值的调整，美元将继续维持世界货币的地位。
再次，央行减少对外汇的干预，让市场决定汇率的走向。在央行一度干预下，人民币持续长达9年的单边升值，人民币的连续升值增强了市场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致使海外热钱大量流入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大幅增长。这不仅推高我国各类资产的价格，扰乱了正常的进出口贸易秩序，同时资本的快速流动也一定程度的影响了我国的金融稳定。2014年2月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从1月份的4373.66亿元骤降至1282.46亿元，央行或许基于对风险问题在阻止投机性资本进入上的作用的考虑，并未采取人为地支撑人民币升值的措施。
最后，由于海外利率预计趋升而国内利率预计下降，居民海外投资需求增加，再加上资本管制逐步放松，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人民币升值预期较低。
三、人民币贬值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人民币贬值对进出口贸易既有利又有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币贬值对进出口贸易的积极影响
人民币贬值对进口贸易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由于人民币的贬值，使进口的商品兑换成人民币的价格提高，国内居民对进口商品的购买能力减弱了，从而降低了进口贸易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内需。
人民币贬值对出口贸易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贸易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人民币贬值，意味着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生产成本下降，生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企业在出口商品时的价格就会降低，从而增强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企业将承接更多国外订单，从而成为“世界工厂”，给出口企业带来更大利润。在2014年我国外贸出口下降的形势下，人民币贬值有利于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扩大产品出口，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的产能过剩。
外商对我国进行投资的积极性上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以相当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大量外商和跨国企业入驻我国。人民币的贬值意味着外商对我国的投资成本将会下降，从而提高外商投资的积极性。
（二）人民币贬值对进出口贸易的消极影响
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虽然可以大幅增加我国的出口贸易额，产生巨大的贸易顺差，但长久下来，会增加国际贸易摩擦，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
我国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依托出口贸易，尤其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凭借价格优势在国际中低端市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这样大的份额给当地相同产业的生产者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与当地产生了贸易摩擦。随着人民币的贬值，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显现出来，贸易顺差趋势不断扩大。从而招致一些贸易攻击，如反倾销诉讼等，给企业带来不利的贸易环境。
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降低企业竞争力。人民币的贬值会提高产品进口的价格，尤其是原材料、高级设备以及技术引进价格的上升，对于本国的企业来说，走出去发展的成本增加，不利于企业进一步引进新技术，新的生产设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不利于使用他国资源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而降低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
四、结语
虽然此次人民币贬值引起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但是，人们也没必要过分紧张人民币汇率变化，因为这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各方经济实体经济利益博弈的过程。我们要做的是，首先，适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次，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利率管理过程中的内控机制，全力推进我国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工具的健全，从而为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保证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再次，积极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逐步健全经常项目的意愿结售汇制度，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参与要素。不过，只要中国经济保持较高速度的稳定发展，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趋势还将继续。（作者单位：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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