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三个重要阶段

Ⅰ 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包括哪些内容

一、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框架。

（一）外汇及外汇管理

所谓外汇, 就是指可以用作国际清偿的支付手段和资产。根据我国《外汇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的外汇包括外国货币、外汇支付凭证、外币有价证券、特别提款权、欧洲货币单位以及其它外币资产。根据各国货币在国际清偿中的不同特点，外汇又分为自由外汇和记帐外汇。

外汇管理又称为外汇管制，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对外汇的买卖、借贷、转让、收支、国际清偿、外汇汇率和外汇市场实行一定限制措施的管理制度。其目的在于保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限制资本外流，防止外汇投机，促进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规定，我国实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凡有国际收支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进行国际收支申报。

（二）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框架

我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实行外汇管制。建国初期，基于我国国力较弱以及当时所处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顺势颁布了一系列的外汇管理新法规，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为主，包括其它外汇管理法规、行政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相对完善的外汇管理法律体系，标志着我国外汇管理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目前，我国外汇管理的职能部门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

二、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外汇管理

我国的外汇收支分为经常项目外汇和资本项目外汇，对它们分别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

（一）经常项目外汇管理

经常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经常发生的项目，包括贸易收支、劳务收支和单方面转移等。

我国对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实行银行结汇制，境内机构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必须汇回国内，并按照国家关于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的规定卖给外汇指定银行，或者经批准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外汇账户。境内机构原则上不得将经常项目外汇帐户中的外汇资金转作定期存款；确需转作定期存款的，须凭法定的文件向开户行所在地的外汇局申请。境内机构的经常项目用汇，可按国家关于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的规定，持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支付。境内机构的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应当按照国家关于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和进口付汇核销管理的规定办理核销手续。

对于属于个人所有的外汇，可以自行持有，也可以存入银行或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外汇局对居民个人购汇实行指导性限额及核销管理，购汇金额在规定限额以内的，居民个人可以持规定的证明材料直接到银行办理；购汇金额在限额以上的，居民个人应当持相应的证明材料向外汇局申请，然后再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和相应的证明材料到银行办理。外国驻华机构和来华人员的合法人民币收入，需要汇出境外的，可以持有关的证明材料和凭证倒外汇指定银行兑付。驻华机构和来华人员由境外汇入或者携带入境的外汇，可以自行保存，可以存入银行或者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也可以持有效凭证汇出或者携带出境。

（二）资本项目外汇管理

资本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因资本输出和输入而产生的资产与负债的增减项目，包括直接投资、各类贷款、证券投资等。

境内机构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应当调回国内，在外汇指定银行开列外汇帐户；卖给外汇指定银行的，须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

境内机构向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境内机构向境外投资，在向审批主管部门申请前，须由外汇管理机关审查其外汇资金来源。境内投资者以外汇资金向境外投资的，应向外汇管理当局缴存所投资金的5％作为汇回利润保证金；以设备作为投资的，应按资本设备投资额的2.5％缴存汇回利润保证金。

外债是指境内机构对非居民承担的以外币表示的债务。外债一般可分为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对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由国家统一对外举借；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境内中资企业举借的中长期商业贷款实行余额管理；外商投资企业举借的中长期外债累计发生额和短期外债累计发生额之和应当控制在审批部门批准的项目总投资和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之内。在差额范围内，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自行举借外债，超出差额的，须经原审批部门重新核定项目总投资。外债资金的使用应当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同时，国家外债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法律对外债和对外担保实施监管。

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满或因其它原因无法继续经营而依法终止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理并照章纳税。清理纳税后的剩余财产属于外方投资者所有的人民币，可以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或携带出境；属于中方投资者所有的外汇，应全部卖给外汇指定银行。

三、金融机构的外汇业务管理

（一）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国对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进行如下管理，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必须报经国家外汇管理机构批准，并领取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应按规定为客户开立帐户，办理有关外汇业务；应按规定缴存外汇存款准备金，遵守外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并建立呆帐准备金；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汇业务所需的人民币资金，应当使用自有资金。

（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的监督管理

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应接受外汇管理机关的检查、监督，同时，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报送外汇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其它财务会计报表和资料。

四、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市场管理

（一）人民币汇率管理

汇率是指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率，汇率的高低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和其它有关政治经济因素所决定，同时又对一国的国际收支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反作用。

我国过去一直实行单一的汇率制度。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局面。自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外汇留成，将两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外汇市场管理

外汇交易市场是指进行外汇买卖的场所，在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在我国，外汇市场交易的币种和形式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规定和调整。目前允许交易的币种有人民币对美元、港元、日元、欧元等。交易的形式包括即期交易和远期交易；对银行间的外汇市场只允许进行即期交易，对银行与客户之间则允许进行远期外汇交易。

五、违反外汇管理的法律责任

违反外汇管理的各种行为，一般包括逃汇行为、套汇行为、扰乱金融行为、违反外债管理行为、违反外汇帐户管理行为、违反外汇核销管理行为以及违反外汇经营管理行为等，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都对这些违反外汇管理的行为予以了定义，并规定了相应的民事、刑事、行政责任。

Ⅱ 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与评价 相关参考资料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外贸体制的理论主要沿袭了前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改革开放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理论大概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演进，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外贸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已高度发达，并日益与国际接轨，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应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相一致。
前 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就改革而论，理论超前，实践滞后；就开放而言，理论滞后，实践超前。究其原因，开放领域中的改革力度不够，理论探索乏力，思想解放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大的突破：突破外贸垄断论，逐步形成市场竞争的理论；突破国有外贸公司政企不分论，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司理论；突破外贸的单一经营论，逐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理论；突破单纯商品贸易论，形成商品贸易为主、服务贸易为辅的外贸理论；突破关税“无用论”，形成较为科学的关税理论；突破引进外资上的“卖国论”，形成较为系统的外资理论；突破“无债论”，形成完整的外债理论；突破汇率上的固定论，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理论；突破外援上的“无偿论”，形成了外援与外贸、外援与外向投资的挂钩理论；突破地区封锁论，形成开放“窗口”理论和“梯度”开放理论。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外贸领域的理论、政策与体制改革的演进过程进行回顾和梳理，探寻改革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及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中总结未来发展的思路与方向。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理论主要沿袭了前苏联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框架，即计划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该理论要求直接根据计划配置经济资源，以取代资本主义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做法。此外，外贸体制中的国家垄断思想也是中国旧外贸体制的理论基础。在沿用列宁对外贸实行国家垄断思想的基础上，中国根据建国初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对外贸实行国家专营，并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使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一、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统得过死，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三、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

改革的初始阶段（1978-1986年）——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经过1979年一年的准备，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于1980年1月1日正式启动。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首先，自1984年1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1985年1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50％的留成外汇。其次，1984年1月，明确28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第三，1984年9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这一阶段，外贸体制改革虽然起步，但由于国家对外贸易仍实行统负盈亏，外贸企业财务软约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由这种外贸“吃大锅饭”的根本问题派生出的一系列问题使改革任重而道远。

改革的第二阶段（1987-1990年）——外贸承包，财政包干。针对初级阶段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987年开始试行以3项指标为内容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从1988年起在全国推行以省、市、自治区为主的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和推行代理制的外贸体制。通过建立和完善以汇率、税收等为主要杠杠的经济调节体系，推动外贸企业实现自负盈亏。实践证明，实行外贸承包责任制初步改变了责权利分离的状况，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外贸的发展。第二阶段改革理论上的探讨，主要围绕外贸承包责任制的问题展开。外贸承包责任制，即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外贸、工贸专业公司向国家实行各项经营承包（具体承包为出口收汇指标、出口换汇成本指标和财务盈亏指标3项指标）。

正如学者李雨时所说，外贸体制改革的方向，仅仅提外贸企业的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是不全面的。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从根本上看是参加国际交换的各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以货币形态反映出来的差异。中国出口产品发生亏损的终极原因在于生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中国在工资成本低廉方面的优势抵偿不了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所以，应当明确提出出口生产企业首先要实现自负盈亏，并在此基础上使外贸企业逐步做到自负盈亏。

改革的第三个阶段（1991-1993年）——取消补贴，自负盈亏。国务院于1990年底决定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于1991年开始实施。这次改革使中国外经贸易管理体制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外贸企业自负盈亏使出口的发展摆脱了国家财政状况的制约，企业自主经营有利于出口生产发展的长远规划，以保证国家外贸出口的稳定发展；这一改革使中国外贸体制在自负盈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更便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也更适应国际贸易规范的要求。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一、在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行了外贸企业出口自负盈亏的改革，取消了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对出口总额、出口收汇、上缴外汇仍维持承包制，但改为一年一核承包指标。二、改变外汇留成办法，由过去按地区实行差别比例留成改为按大类商品实行统一比例留成。三、调整了出口商品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缩减了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商品的范围。从1992年起，基本上取消了进出口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的总量计划，允许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品放开经营，少数商品实行公开、透明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四、改革关税制度。1992年1月1日起，主动降低225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1992年12月31日起调减3371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使关税总水平下调7.3个百分点；1993年12月31日调减2998个税目的进口关税率，平均降税率为8.8%。五、深化外贸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推动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同时，推动外贸企业开展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形成若干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以外贸为龙头的贸工相结合的外向型企业集团。

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一是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二是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改革的第四个阶段（1994-2002）——汇率并轨，宏观调控。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一、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二、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即管方针、管政策、管规划、管监督，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三、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国有外贸企业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科学管理，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综合商社和设立监事会、内部职工持股等试点，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四、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性，增加透明度。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规范之一。五、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进一步发挥进出口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协调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贸行业的律师、会计和审计事务所及咨询服务机制；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力度。

学者佟家栋指出，从宏观方面分析，尽管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政府的行政干预在逐渐弱化，但是，国有外贸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或政府附庸的地位仍然存在。在我们强调增强外贸企业经营活力让其自负盈亏时，在宏观上又否定了企业的自主权，否定了企业以获取最大限度为目标的运行机制。因此，外贸企业改革发展到今天，尚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要坚决割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期使外贸企业能够独立经营。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外贸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使企业真正形成内在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及强烈的竞争意识。

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外贸政策及管理体制的变化。加入WTO使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中国要履行加入WTO的各项承诺，削减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对现行外贸体制进行适应性调整，使其与WTO多边规则相适应；另一方面，要针对加入WTO的影响，做好相关应对工作，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扩大出口，合理调控进口，确保对外贸易的平稳运行。进口调控的原则是，要运用WTO允许的手段合理调控进口，努力实现进出口总量平衡，同时重在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更好地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其重点：一是按照WTO规则完善进口管理的各项具体制度，包括配额、许可证、关税配额、国营贸易和质量安全卫生标准，为进口调控提供根本依据；二是建立健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公平贸易管理体制，加快建设进口预警体系，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过度进口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三是做好某些重要工农业产品的进口调控工作，加强跟踪，及时反馈，统筹应对。在优化进口结构方面要做到：一是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IT等高科技产业调整的机遇，加快引进高新技术和关键设备，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二是优先保证国内短缺原材料进口，满足国内生产需要，同时采取措施解决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三是对不会冲击国内的产业和企业，有利于增加海关税收的商品，适当增加进口。四是对搞重复建设和严重冲击国内市场的进口采取WTO允许的手段加以合理调控，减少不利影响。

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相应完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为中国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具体包括：统一各类企业外贸准入标准，让各类企业享有自主经营和平等竞争的权利；积极引导外贸代理制的发展；建立外贸诚信经营和退出机制；完善进出口商会体制。2007年后，中国进入加入WTO的后过渡期，除继续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外，已放开外贸经营权，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金融、商业、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模式也逐步以全球为基点，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优化组合，以最适当成本，把最合适工作放在最合适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制造业，而且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产业发展，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对外经济互利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结 语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更新，两者互为因果。一般而言，经济体制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标，前者服务和服从于后者，为后者所决定。即是说，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两者必须统一，否则，经济体制会影响经济发展，使战略目标难以实现。但是，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战略有反作用，可以制约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战略未作变更的情况下，经济体制可以作适当变动。建国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决定了只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进口替代为主）——只能是高度集中的统制型体制。这种进口替代战略，在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国民经济、克服过多的贸易壁垒发展生产力等方面，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

通过对30年来的外贸体制改革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外贸的巨大进步可以从外贸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两方面进行管窥。体现为：一是对外贸易经营主体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经营格局；二是外商投资企业从无到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外商来华投资迅速增加，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了经营期，外商投资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到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10362.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8.9％：三是计划经济下的关税制度逐渐被打破，新的与国际贸易惯例相适应的关税制度逐步建立，税目设置和税率水平与世界的国际贸易规范更加接近，与国际市场对接的步伐加快。四是外汇管理制度由计划管理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尤其1994年的汇率并轨及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取消外汇留成制和上交外汇任务，建立外汇指定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等改革措施，促进了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从我国已进行的改革来看，—个由市场调剂的、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的外贸体制必将最终形成。

中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地仍然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一致，即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在经济发展上最有效的经济体制。今后的中国外经贸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这个总趋势是历史的必然

Ⅲ 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历史很急啊！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过去30年中，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适应和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

过去30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1978～1993年，改革开始起步，以双轨制为特征。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建立和发展外汇调剂市场，建立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外汇管理体制。二是1994年到本世纪初，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实施银行结售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全国外汇市场，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初步确立了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地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我们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三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外汇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外汇管理从“宽进严出”向均衡管理转变，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发挥利率、汇率的作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30年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发生了以下变化：

第一，人民币经常项目分步实现了可兑换。改革开放之前，外汇统收统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所有外汇收入上缴国家，外汇支出由计划分配。1979年以后，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在外汇分配领域引入市场机制。随着留成比例逐步提高，市场调节外汇收支的作用不断提升。1994年，实现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取消对中资企业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非贸易经营性用汇限制。1996年12月，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取消所有经常项目对外支付和转移的限制，所有经常项目外汇交易只需以真实性为基础。此后，不断简化经常项目真实性审核程序和凭证，逐步允许企业按需保留经常项目外汇，对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全面推进进出口核销制度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

第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逐步提高。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不接受外商投资。1979年以来，坚持审慎开放，按照“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的次序，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适度对外借债、建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有序对外开放境内证券市场，到实施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战略、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企业外汇强制调回要求及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实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7大类43项资本项目交易中，我们严格管制的主要是针对非居民在境内自由发行或买卖金融工具、非居民在境内自由发行或买卖金融衍生工具、居民对外借款和放贷等几项，限制较少或实现一定程度可兑换的共计二十多项。

第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市场化。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币汇率水平由官方确定，实行固定汇率，汇率只作为核算工具。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外汇留成制度的实行，开展外汇调剂业务，形成官定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 1994年初，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汇率转向由市场决定。2005年7月，进一步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作用进一步加强，汇率弹性进一步扩大，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第四，外汇市场建立并获得长足发展。计划经济时期，外汇高度集中管理，没有外汇市场。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建立和发展外汇调剂市场。1994年，实行银行结售汇，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和银行对客户的结售汇市场。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继续改进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机制，扩大市场主体，增加市场交易工具，进一步理顺供求关系。目前，初步形成了外汇零售和银行间批发市场相结合，竞价和询价交易方式相补充，覆盖即期、远期和掉期等类型外汇交易工具的市场体系。

第五，外汇统计监测体系不断健全。1981年，我国制定了国际收支统计制度，自1982年开始正式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1985年起向社会发布；2005年起发布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06年起发布国际投资头寸表；1986年开始外债统计；1994年开始银行结售汇统计；1996年开展跨境资金流动统计，2003年正式运行国际收支风险预警系统，2005年运行高频债务监测预警系统和市场预期调查系统。目前，已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和要求、适合国情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制度。

第六，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日益完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极小。1994年以后，适应外汇储备持续较快增长的需要，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为目标，完善储备经营管理制度和操作程序，有效控制各类风险。建立以投资基准为核心的管理模式，逐渐从侧重短期流动性管理转向长期多元化投资管理，建立较成熟的策略研究、投资决策和交易执行体系，形成较完善的业绩评价、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架构。通过积极专业的投资、有效控制风险，实现了国家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

实践证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是成功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特别是涉外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收支与经济总量之比从1982年的19%提高到2006年的126%，年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前三位，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位于前列，外贸外资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我国外汇资源配置已经实现由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由稀缺到相对充裕的飞跃。1994年以来，除1998年外，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2007年年末外汇储备增至1.53万亿美元，储备规模排名世界第一。从2003年起，我国由对外净债务国转为净债权国，2006年年末对外金融净债权达 6621亿美元。外汇管理方式则逐渐由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监督，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在促进对外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国际经济风险的防范。

经验和体会

回顾30年的改革历程，我们有以下几点经验和体会：

一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随着市场化、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新事物、新矛盾不断涌现，对外汇管理工作不断提出新挑战、新要求。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不断开拓创新，敢于攻坚克难，坚持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适时在人民币可兑换、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市场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突破，不断消除影响涉外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体制机制障碍。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管理思路、转变管理方式，从重点管流出转为对外汇资金流出入均衡管理，从事前审批、直接管理为主转为事后监督、间接管理。

中国历年外汇储备总表 （1950～2007年）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二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服务大局。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30年的实践证明，对外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当前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也必须依靠改革开放。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要注意妥善处理推进改革与创新管理的关系，通过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增强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改善管理体制，创新管理方式，完善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有效性，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三是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扩大，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企业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不断提高。但是，我国人口众多，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增加就业的压力很大，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宏观调控还需要进一步健全，经济金融体系整体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有待加强。作为发展中大国和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后发国家，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必须把国情意识和世界视野相结合，既要学习借鉴国际上推进货币可兑换的经验做法，又要结合国情特点，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在实践中始终要注意把握改革力度和节奏，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可兑换的道路。

四是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是外汇管理的中心任务。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要始终注意按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积极支持发挥扩大内需、结构调整等政策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性作用；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支持优化出口结构、扩大进口、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拓宽资金流出渠道，促进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

五是必须坚持改善监管、防范风险。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金融危机、拉美货币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国际金融动荡此起彼伏。这显示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金融领域的风险问题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和突发性，国际资本流动复杂多变，一国的开放也增加了受外部冲击的可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把防范风险放在突出位置，在改革的整体部署上，注重审慎和渐进开放，注意与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企业承受能力、金融监管水平等相适应；在改革的过程中，注重与相关领域改革的综合配套；在放松管制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进外汇业务的合规性、真实性监管，监督银行履行代位监管职责，提升监管的手段，强化统计监测和预警，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战略部署，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坚持用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力争在外汇领域关键环节和重点方面的改革取得新突破；继续深化对外汇领域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国际收支平衡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积极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不断完善国际收支调节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继续稳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Ⅳ 谈谈对我国汇率的认识 （从历史回顾、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方面回答）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1949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天津首次正式公布人民币汇率。四十多年来，在不同的时期，人民币汇率安排（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有着不同的特点。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币汇率安排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50～1952）。由于人民币没有规定含金量，因此，对西方国家货币的汇率，最初不是按两国货币的黄金平价来确定，而是以“物价对比法”作为基础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建国初期人民币汇率制定的依据是物价水平，这是一种比较市场化的汇率安排。
建国初期，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物价节节上涨。如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以1949年6月为100，到1950年3月则上涨至2242.93。由于国内物价上涨、国外物价趋跌的价格对比关系，根据前述政策要求，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由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旧人民币，调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 元旧人民币，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民币汇价下调49次。至于和其他外汇的汇价，则是根据它们对美元的汇价进行间接套算的结果。
从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随着国内物价由上涨转变为下降， 同时，由于美国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大量抢购战备物资，美国及其盟国接连宣布一系列对我“封锁禁运”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降低外汇汇价，以利于推动本国进口。因此，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汇率政策的重点也由“推动出口”改变为“进出口兼顾”，并逐步调高人民币汇价。1952年12月，人民币汇价调高至1美元＝26170元旧人民币。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美国，对外贸易主要由私营进出口商经营。人民币汇率的及时调整，可以调节进出口贸易，保证出口的增长。
2．第二阶段（1953～1972）。从1953年起，国内物价趋于全面稳定，对外贸易开始由国营公司统一经营，而且主要产品的价格也纳入国家计划。计划经济本身要求对人民币的汇价采取基本稳定的政策，以利于企业内部的核算和各种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同时，由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确立，各国之间的汇价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相对稳定。再加上我国同西方工业国家的直接贸易关系和借贷关系很少，因此，西方各货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在国内物价水平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我国进行建国以来的首次币制改革。1955年 3月1日，开始发行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折合比率为1:10000。自采用新人民币后，1955年至197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1美元折合2.4618元新人民币。
1971年12月18日， 美元兑黄金官价宣布贬值7.89％，人民币汇率相应上调为1美元合2.2673元人民币。
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政策采取了稳定的方针，即在原定的汇率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逐渐同物价脱离。但这时国内外物价差距扩大，进口与出口的成本悬殊，于是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口统负盈亏、实行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的办法，人民币汇率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减弱。
3．第三阶段（1973～1978）。1973年3月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为了避免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及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国从1973年开始频繁地调整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调整了61次），而且在计算人民币汇价时，采用了钉住加权的“一篮子”货币的办法，所选用的“篮”中货币都是在我国对外贸易的计价货币中占比重较大的外币，并以这些货币加权平均汇价的变动情况，作为人民币汇价相应调整的依据。
这一时期人民币汇价政策的直接目标仍是维持人民币的基本稳定，针对美元危机不断发生且汇率持续下浮的状况，人民币汇率变动较为频繁，并呈逐渐升值之势。1972年为1 美元＝2.24元人民币；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币；1977年为1美元＝1.755元人民币。
自5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外自我封闭，对内高度集权，直至80年代初，国家外汇基本上处于零储备状态，外贸进出口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且大体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也被指令性计划所冻结，尽管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但它并未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

二、改革后的人民币汇率安排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79～1984）。1979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部门一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由于我国的物价一直由国家计划规定，长期没有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偏低且比价失调，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且出口亏损的状况，这就使人民币汇价不能同时照顾到贸易和非贸易两个方面。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 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前者主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后者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且仍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
随着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国相应调低了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使之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已调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币，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持平。
2．第二阶段（1985～1990）。在人民币双重汇率制下，外贸企业政策性亏损，加重了财政补贴的负担，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生产厂商对双重汇率提出异议。1985年1月1日，我国又取消了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重新恢复单一汇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币。
事实上，1986年随着全国性外汇调剂业务的全面展开，又形成了统一的官方牌价与千差万别的市场调剂汇价并存的新双轨制。而且当时全国各地的外汇调剂市场，在每一时点上，市场汇率水平不尽相同。这种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制一直延续到1993年底。其间，外汇调剂市场的汇率形成机制，经历了从开始试办时的人为定价到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过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物价上涨速度加快，而西方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有意识地运用汇率政策调节经济与外贸，对人民币汇率作了相应持续下调。1995年8月21日，人民币汇率调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 日再次调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0日又调至1美元＝3.20元人民币。
从1986年1月1日起，人民币放弃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做法，改为管理浮动。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币汇率适应国际价值的要求，且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1986年7月5日，人民币汇率再度大幅调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币。1989年12月16日，人民币汇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调，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币调至当日的4.7221 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汇率再次大幅下调，并由此前的4.7221调至当日的5.2221元人民币。
从改革开放以后至1991年4月9日的十余年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别实施过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与公布牌价并存的双重汇率体制，以及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体制；二是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按市场情况调整，且呈大幅贬值趋势，这与同期人民币对内实际价值大幅贬值以及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基本上相适应的；三是在人民币官方汇率的调整机制上，做过多种有益的尝试，如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小幅逐步调整方式以及一次性大幅调整的方式，这些为以后实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奠定了基础；四是市场汇率的机制逐步完善；五是市场汇率的调节作用在我国显得越来越大。
3．第三阶段（1991～1993）。自1991年4月9日起，我国开始对人民币官方汇率实施有管理的浮动运行机制。国家对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改变了以往阶段性大幅度调整汇率的做法。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实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即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多重汇率制度。
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指人民币官方汇率的有管理的浮动，其基本特点是，我国的外汇管理机关即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对外经济活动的要求，参照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情况，对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官方汇率数十次小幅调低，但仍赶不上水涨船高的出口换汇成本和外汇调剂价。
4．第四阶段（1994～2005）。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8元；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8.7元左右。从1994年1月1日起，将这两种汇率合并，实行单一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定为1 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同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度，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这次汇率并轨后，我国建立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趋稳，并一直保持在1美元＝8.3元左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我国政府承诺：在2000年之前，将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
事实上，1994年我国已开始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并已削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中的绝大多数限制，如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重汇率安排已完全废除，而绝大多数经常项目交易的用汇和资金转移也不再受到限制。
199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后仍保留的经常帐户下非贸易非经营性交易的汇兑限制；1996年7月， 又消除了因私用汇的汇兑限制，扩大了供汇范围，提高了供汇标准，超过标准的购汇在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起初后即可购汇；1996年7月1日，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也全面纳入全国统一的银行结售汇体系，从而取消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尚存的经常项目汇兑限制。
1996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将不再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14条第2款所规定的过渡性安排，并正式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 我国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从此不再限制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不再实行歧视性货币安排和多重汇率制度。
2001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郭树清指出，根据中美1998年签订的有关协议，中国承诺将扩大人民币弹性。因此，如果现在中国选择钉住其它币种或采取一揽子货币联系汇率制度，不但会违背承诺，还是一种后退。增加汇率弹性是现实的选择。中国现阶段仍将以稳定汇率为主，同时用足每日3‰的汇率浮动区间，使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今后将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如有效利用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调整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政策；进一步完善结汇制度。

三、人民币汇率安排的新阶段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5〕第 16 号文——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相关事宜公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1）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
（3）2005年7月21日19∶00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
（4）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
（5）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汇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这一次的人民币汇率安排改革的核心是放弃单盯美元，改盯一篮子货币，以建立调节自如、管理自主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从此次人民币短期升值来看，这将有利于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巨大压力，同时，释放人民币潜在的升值压力，并能淡化人民币兑美元的国际矛盾。从长远战略来看，人民币汇率新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最终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创造渐近条件。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简单的说就是从管理汇率制度逐步过度到以市场供求决定的浮动汇率制

Ⅳ 论文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现状与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怎么写啊想不出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汇储备曾有过两次高速增长时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终于摆脱了十余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增长。第二次发生在21世纪之初。从亚洲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之后，中国经济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轨道。与此相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长；到了2006年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万亿美元。

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担心和争论也纷至沓来。人们或怀疑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或诟病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或指责外汇储备的积累输入了通货膨胀，或认为人民币汇率因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为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惴惴不安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拥有“关键货币”的经济体，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此类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恰恰是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摒弃了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并转向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之时；而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外汇储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国转向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

本文旨在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我们首先从功能转变的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分析，然后对外汇储备增长引起国内流动性迅速增加的现象以及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进行评论，最后，在借鉴国外管理外汇储备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汇储备体制的改革问题。

二、外汇储备的规模：着眼于功能转变的分析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从传统外汇储备功能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应付支付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堆积外汇，等于将我们用宝贵的资源换回的资金低成本地交给外国使用。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视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与高额外汇储备积累相伴相随的新现象，我们必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说起。

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起因于各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制的恶意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经济体大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声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著名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在对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缜密研究之后敏锐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只是一种假象；从汇率的走势和各经济体的操作实践来看，各种自称自许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等等，其运行特征更像钉住汇率制度。”他将此概括为“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这种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即公开宣布的弹性汇率制、(出于稳定目的)对汇率的频繁干预、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我们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新特征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为的是使投机资本难以获得关于汇率变动的明确信息，从而大大弱化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地区)汇率展开攻击的动力；之所以要稳定汇率，是因为对于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而言，本国(地区)货币汇率对关键货币保持稳定，事实上将使得本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获得一种稳定的“名义锚”，从而有助于本国(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为的是使货币当局更灵活地干预(而不是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单方向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并据以对国际投机资本保持一种“威慑”，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本国(地区)货币汇率进行攻击。从实践效果上看，一国(地区)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慑”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地区)的汇率和金融体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为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增强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的信心。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货币制度下黄金的功能，一国(地区)的外汇储备就类似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该国(地区)货币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有一种实际价值的资产——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而，一国外汇储备越多，居民对该国(地区)信用货币的稳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货币替代的发生。发达国家的实践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在增强货币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欧洲央行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但同时黄金储备却相应上升。欧元是当前惟一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为增强欧元同美元的竞争力，欧洲央行就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储备发挥增强货币信心的作用——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总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外汇储备的“务实”功能，即，一旦经济受到不利冲击，货币当局就准备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支付债务和干预汇率的需要。在浮动汇率制下，满足上述三项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保持信心”，具体而言，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支持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过吸收货币危机冲击以及缓和外部融资渠道阻塞，来克服本国(地区)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国(地区)能够偿还外债的市场信心；支持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本国(地区)货币稳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偿还外部债务与使用外汇的需要；应付灾难和突发事件。

外汇储备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就意味着其作为一国(地区)财富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追求国家财富的增长，成为外汇储备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加强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统计期内，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应当说，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资而言，外汇储备的投资业绩都是毫不逊色的。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仔细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表，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情况(图1)。以2005年为例，当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顺差91.2亿美元，实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投资收益流入356.2亿美元，同比增长92.2%；投资收益流出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6.9%。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中国的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项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外汇储备使用)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投资收益大幅上升与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外汇储备增加)密切相关。这间接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鉴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从满足进口支付、偿还债务和干预汇率全面转向提供信心并增加国家的财富，鉴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讨论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

三、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及对冲困境

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规模过大的外汇储备不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带来不利的结果。相反，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它将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后果。我们看到，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

(一)央行的对冲努力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卖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品种也不断增多。目前，其未清偿额已经超过政策性金融债，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

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保持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采用了连续滚动发行方式和竞争性招投标机制，并开拓了比较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和交易利率逐渐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某种基准利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

(二)央行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成本问题

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须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进行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别样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年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强有力的解释。

2.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的影响

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央行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央行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事实上，近年来央行票据发行曾出现过若干次流标情况，正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的质疑。

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此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行票据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行票据，固然达到了收缩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为开放性大型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际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行票据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

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做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

(一)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

关于外汇储备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

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便是合适的例证。

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二)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

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地区)，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置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

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行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证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1／3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作为一国财富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五、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一)根本的任务是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

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之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藉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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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制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战略转变，我们首先需要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等相关概念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定义。

六、结束语

从本质上说，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内容，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Ⅵ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史沿革

外汇管理，是指一国政府授权国家货币金融管理当局或其他国家机关，对外汇收支、买卖、借贷、转移以及国际间的结算、外汇汇率和外汇市场等实行的管制措施。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严格外汇集中计划管理，国家对外贸和外汇实行统一经营，外汇收支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所有外汇收入必须售给国家，用汇实行计划分配；对外基本不举借外债，不接受外国来华投资；人民币汇率仅作为核算工具。改革开放后，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沿着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不断培育和增强市场机制在配置外汇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方向转变。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外汇管理体制。1978年以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起步。这一阶段以增强企业外汇自主权、实行汇率双轨制为特征。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涉外经济领域，过去外汇统收统支的体制逐步松动，出口企业开始拥有一定的外汇自主权。为调动出口企业创汇的积极性，确保有限的外汇资源集中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从1979年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办法，在外汇集中管理、统一平衡、保证重点的同时，适当留给创汇的地方和企业一定比例的外汇，并允许持有留成外汇的单位把多余的外汇额度转让给缺汇的单位，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双重汇率制度并存。总的看，这一阶段，外汇管理体制处于由计划体制开始向市场调节的转变过程，计划配置外汇资源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市场机制萌生和不断发育，对于促进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创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1994-20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汇管理体制框架初步确定。1994年初，国家对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此后，进一步改进外汇管理体制，1996年全部取消了所有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的限制，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为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我国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重点加强资本流出的管制，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我国初步确立了适合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框架，外汇供求的市场基础不断扩大，奠定了市场机制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性地位。
第三阶段（2001年以来），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对国民经济影响日益增强。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积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健全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伴随着入世后外汇储备规模的较快增长，2001年，外汇储备经营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为目标，建立了投资基准经营管理模式和风险管理框架，完善了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体制机制。2005年7月启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企业和个人持有和使用外汇的政策更加便利，外汇市场加快发展。与此同时，外汇管理方式加快从重点管外汇流出转为流出入均衡管理，逐步建立起资本流动双向均衡管理的制度框架，在2008年新修订的《外汇管理条例》确立了均衡监管思路，并在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度。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及时启动应急机制，做好国际收支逆转的应急预案，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确保了外汇储备资产的总体安全，顶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以来，针对跨境资金流向复杂和规模增大、市场主体便利化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外汇管理加快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变到“负面清单”（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加快转变，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作用不断增强，对于促进外贸持续快速发展、引导资本有序双向流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Ⅶ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是哪三个

1.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前，我国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由计划决定，是指令性计划在维系着国民经济运转。在所有制方面，追求的是“一大二公”。在分配领域，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推行的却是平均主义“大锅饭” 2.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30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变动活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自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了近14倍。我国已提前完成现代化“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前两步，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 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在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我国已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格局。从1978年到2007年，对外贸易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21738亿美元，增长约200倍。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由第27位逐步攀升到第3位(2006年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国际贸易组织规则来协调、解决贸易争端，还可以通过参与制订世界贸易规则，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Ⅷ 国家外汇管理局 成立时间

从官网上看，应该是在1978年，36年了已经

官网内容如下：

外汇管理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严格外汇集中计划管理，国家对外贸和外汇实行统一经营，外汇收支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所有外汇收入必须售给国家，用汇实行计划分配；对外基本不举借外债，不接受外国来华投资；人民币汇率仅作为核算工具。改革开放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沿着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不断培育和增强市场机制在配置外汇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方向转变。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外汇管理体制。1978年以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起步。这一阶段以增强企业外汇自主权、实行汇率双轨制为特征。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涉外经济领域，过去外汇统收统支的体制逐步松动，出口企业开始拥有一定的外汇自主权。为调动出口企业创汇的积极性，确保有限的外汇资源集中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从1979年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办法，在外汇集中管理、统一平衡、保证重点的同时，适当留给创汇的地方和企业一定比例的外汇，并允许持有留成外汇的单位把多余的外汇额度转让给缺汇的单位，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双重汇率制度并存。总的看，这一阶段，外汇管理体制处于由计划体制开始向市场调节的转变过程，计划配置外汇资源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市场机制萌生和不断发育，对于促进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创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1994-20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汇管理体制框架初步确定。1994年初，国家对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此后，进一步改进外汇管理体制，1996年全部取消了所有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的限制，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为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我国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重点加强资本流出的管制，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我国初步确立了适合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框架，外汇供求的市场基础不断扩大，奠定了市场机制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性地位。
第三阶段（2001年以来），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对国民经济影响日益增强。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积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健全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伴随着入世后外汇储备规模的较快增长，2001年，外汇储备经营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为目标，建立了投资基准经营管理模式和风险管理框架，完善了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体制机制。2005年7月启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企业和个人持有和使用外汇的政策更加便利，外汇市场加快发展。与此同时，外汇管理方式加快从重点管外汇流出转为流出入均衡管理，逐步建立起资本流动双向均衡管理的制度框架，在2008年新修订的《外汇管理条例》确立了均衡监管思路，并在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度。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及时启动应急机制，做好国际收支逆转的应急预案，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确保了外汇储备资产的总体安全，顶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以来，针对跨境资金流向复杂和规模增大、市场主体便利化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外汇管理加快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变到“负面清单”（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加快转变，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作用不断增强，对于促进外贸持续快速发展、引导资本有序双向流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Ⅸ 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的历史有哪些阶段

主要三大时期：
第一时期、利率市场化的提出
1993年党的十四大《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利率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的市场利率管理体系。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中央银行按照资金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并允许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在规定幅度内自由浮动。
2003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
第二时期、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开放金融市场的需要，人民银行将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存款先大额长期、后小额短期的基本步骤，逐步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时期、也就是到现在还在进行最重要的一环的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