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外汇占款下降

㈠ 过去几个月中人民币悄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实际上今年5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在默默升值，无论是离岸、在岸价，还是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均从6.9附近一路上涨，目前已涨至近一年来的新高，累计升值幅度逾3%。

据说，不少在上半年换美元的人“肠子都悔青了”，做空人民币的更是哭晕在厕所……

人民币升值不是“保出来的”

对于今年以来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认为，人民币升值并非“保出来的”，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主要是市场因素在起作用。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性在不断增强。尽管受季节性因素影响，月度数据有所波动，但按照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和惯性，下半年中国经济大概率能够延续总体平稳的态势。

04 大宗商品进口更便宜

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下，燃油进口变得更加便宜，国民出境游需求上升等使得航空运输业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收益。大宗商品的进口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变的更加便宜，因此，对于高度依赖于原材料进口的石油、化工等行业是一个好消息。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进口原油2.47亿吨，同比增加13.6%。国内市场上成品油过剩已导致油价调降，成本下滑对于下游消费企业来说，是一个利好。

㈡ 人民币汇率已实现四连升了吗

据报道，截止3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3141，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64个基点，连续四个交易日调升，并升至2018年2月12日以来最高。

希望人民币的汇率可以保持稳步上升！

㈢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哪些不一样

1、 2017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回顾，2016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妥善应对风险挑战，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会议强调，2017年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同时，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今年没有提具体的GDP目标，意味着政府已经不再简单追求经济增长，从稳增长更多转向改革和调结构。各项政策以“稳”为主，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在政策托底的同时，坚持供给侧改革为主、需求侧适度扩大为辅。17年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以及调控房地产，金融防风险，供需两方面结合，可能会出现类“滞胀”格局，经济增速平稳或略走弱，但工业品为代表的通胀水平上升。
2、 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去杠杆方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低企业杠杆率。
——其中 “控制总杠杆率”、“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降低企业杠杆率”，从社会结构来看，居民加杠杆受限，而企业在去杠杆周期，因此，整体来看，政府或将小幅提升杠杆，延续2016年“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说法，预计2017年我国赤字率或小幅提升（赤字率可能从3%提高到3%-4%），具体的力度有待两会确认，对应的国债与新增地方债额度将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我们认为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有利于增加经济活力，尤其是在目前全社会资本回报率较低的情况下。不过，个人税费改革在此并未提及，有待推进。
此外，会议还提出，“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12月16日，财政部也在其官网上发布《国务院关于实行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定额返还的通知》，表明“以2015年为基数实行定额返还，对增值税增长或下降地区不再实行返还或扣减，返还基数右财政部核定”。
3、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但不意味农产品通胀
会议指出，今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部分行业供求关系、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明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还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到农业供给侧改革，市场认为明年农产品价格可能也会出现像今年煤炭钢铁那样的爆发式行情。我们认为这可能曲解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本意。农业供给侧并不是简单粗暴的去化农业产能，而是要理顺价格和供需关系，包括收储制度的改革。今年已经推行了玉米等收储制度改革，补贴农民而不是补贴玉米价格，今年玉米价格尽管有所上涨，但主要是减产导致的，而不是改革导致的。本质上农产品价格仍是看供需关系。明年政府可能继续鼓励农民减少玉米种植，增加土豆和大豆种植。农作物结构有所调整。但育种能力的提高，使得目前新种子会提高每亩单产，比如美豆今年单产就明显提高。此外，农村土地的集约化，从小农户种植转向大农户机械化种植也会提高种植效率。因此，农业供给侧改革并不等同于农产品通胀。目前在农产品中，除了油脂和白糖基本面相对支持价格上涨，其余的产品还看不到价格明显上涨的基础。
4、 货币政策重提流动性闸门，偏紧态度显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货币政策的定调是“稳健中性”。尽管仍是“稳健”，但含义可能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这次提到“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从历史上来看，当货币政策提到“闸门”或者“流动性闸门”都意味着货币政策处于收紧的基调上，比如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2013年全年以及2014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都提到了“闸门”。
从目前经济环境来看，PPI近期有快速上升的压力，带动CPI也缓慢上升，而全球的通胀水平和通胀预期也在上升，加上今年房地产过热，货币政策在年内其实已经针对通胀风险悄然收紧，包括近期流动性偏紧推动整体市场利率大幅上升。不过，目前央行尚未对基准利率进行调整。如果明年美联储持续加息，如果加息次数达到2-3次甚至更多，那么在美元走强以及人民币汇率压力增强的情况下，国内央行可能也会考虑适度提高基准利率。但前提是经济仍保持相对平稳发展。
不过目前国内经济基本面更类似于“滞胀”格局，上中游工业品价格上涨带来通胀压力，但下游的终端需求可能在房地产调控以及居民杠杆放缓的情况下逐步放缓。这可能对下游企业构成不利。因此货币当局在“滞胀”局面下更艰难平衡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可能处于边走边看的状态。
对于流动性而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如果外汇占款的流出一直使用逆回购和MLF进行对冲，那么可能会存在机构可质押券不够以及LCR指标分子缩水导致融出资金意愿减弱等问题，货币市场流动性偏紧的格局即使在央行不提升基准利率的情况下可能都会处于紧平衡状态。我们的市场调查中，投资者也普遍认为明年7天回购利率平均水平处于2.5%-3.0%区间，高于今年2.0%-2.5%区间。而近期债券市场的剧烈调整已经较大程度反映了货币政策的收紧，明年利率水平不会再出现明显的上升，甚至可能会有一定幅度回落。

5、 房地产调控延续
中央经济工作会提提到：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这意味着明年仍会保持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通过限购限贷以及房贷政策打压投机需求，支持刚性自住买房需求。
而就在2015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当时对房地产的基调仍是化解房地产库存，提到“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而2016年的房地产放松使得房地产快速上涨，导致目前又转变为进行调控，市场的起落很快。明年预计房地产销量有明显的放缓，房贷增量也相应下降，也会一定程度带动房地产投资回落。这是明年经济向下的风险点。
6、 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
会议提到，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会议并没有明确指出金融风险点是哪些。但指出是有“一批”。我们认为这些风险点可能包括今年政府很关注的金融杠杆风险、P2P、互联网金融风险、近期的保险举牌、房地产首付贷和土地拍卖融资等房地产违规融资、部分商品期货过度炒作等等。而近期资金面的收紧已经对金融杠杆以及债券杠杆进行了一定去化和调控。预计明年银行理财新规还会对过快发展的银行理财业务进行约束。预计明年整体金融杠杆都会有所放缓，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放缓以及货币增速放缓，这也会某种程度上制约金融资产泡沫。
2001-2016年财政货币政策基调
2001：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保持必要的投资拉动力度……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要加强信贷管理，降低不良贷款比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2002：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一定规模的建设国债。要进一步用好国债资金。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着力提高使用效益。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设。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3：要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4：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第一次转向稳健）
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
2005：坚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006：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合理控制信贷投放和优化信贷结构。要注意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引导和有效调控。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
2007：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转向从紧）
完善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明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更好地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防止投资反弹，促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水平。要采取有力措施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
2008：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供应总量合理增长，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和改善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2009：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要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
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2010：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转向稳健）。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下决心压缩一般性支出，厉行节约；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坚决防止借“十二五”时期开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更好服务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11：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2012：“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各级政府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贷款适度增加，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要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013： 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厉行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
要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2014：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
2015：“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2016：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 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㈣ 人民币贬值压力消失 央行下调外汇准备金率为0

你的说法都有对的地方，但都不严谨。 你应该先明白两组概念：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版 货币升值--货币贬值 一个国权家内部物价水平的上涨或下跌，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我国外汇增加，应该说人民币也相应对发行增加，这样会在国内出现人民币过多出现“通货膨胀”。 一个国家货币兑换外币的比例的上升或下降，是货币升值或货币贬值。外汇增加，美国希望我们升值，所以目前我们国家才对人民币升值了点？有一定的道理。 一般来说，货币贬值应该伴随通货膨胀，可是有时候不是这样。比如现在的中国。

㈤ 中国现在到底积压了多少人民币

2017年8月公布的资产负债表，目前我国央行攻击发行的可以流通的货币大约30万亿。说明中国印专出来的基础属货币总数是30万亿，这时基础货币。但其中，约有21.5万亿是外汇占款，什么叫外汇占款？就是进到国内1美元，央行就按照汇率发行相应的6.67元人民币。从负债表中可以看到外汇占款有21.5万亿，这是基础货币，但这21.5万亿元的基础货币用于替换外汇准备金专款的形式固定放在央行账户上不能用于其他用途。

说白了，就是外币不能在中国流通，人民币不能在国外流通，央行要留存21.5万亿人民币用来专门把境外进来的货币换成人民币，把境内需要出去的人民币换成外币，所以，真正在中国境内流通的基础货币数量是30-21.5=8.5万亿人民币！

但是，我们经常会在媒体上看到，全国各大银行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150万亿人民币

㈥ 日本为什么会衰落到这个地步

转自知道网友动漫破颜拳

大致说说我对日本这20多年来发展停滞的一些看法。

1.国民投资的提前透支。很多人谈到日本经济这二十年的状况，很自然地就会提到“泡沫经济”与“广场协议”，但是这种看法大体正确但是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泡沫经济”对日本经济最大的伤害并不是90年代初的不动产价格迅速下降，而是在于之前的房价地价飙升提前透支了大量国民投资。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很高，到了20世纪80年末，日本的房地产市场就如同击鼓传花的“博傻游戏”，地价的飙升让当时的日本企业和居民认为与其投资于其他行业，投资于坐地升值的房地产岂不是更好，投资于房地产用于长期对外出租则更受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青睐。再加上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大量的外汇占款倒逼流动性，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地价房价很自然就涨上天了。到了泡沫破裂之后问题就来了，林毅夫就说过东京的房子之前公允价值值5000万日元的，泡沫破裂后就只值1000万日元了，通俗点说就是贷款了20年工资的钱去年好不容易买了个房，结果今年这房只要3-5年工资就可以买了，相当于有15-18年的工资收入被提前透支了，日本的银行体系消化了泡沫破裂的冲击，但是代价就是投资的提前透支，日本银行体系的货币派生能力（或者叫再融资能力）受到了限制。

2.日本的主办银行制度与日本特色的流动性陷阱。首先介绍一下日本的主办银行制度，大致来说就是日本各大商业银行由财阀控股，同时财阀又控股实业企业，而财阀间又相互持股，最后日本政府又对财阀入股或者加以实质控制，从而形成一个高度组织化、政策性强的银行体系，其宏观调控的职能和天朝的情况类似。除此以外日本银行体系还有一大特点，就是银行倾向于提供年限长达10年，15年甚至20年的长期贷款，还款方式通常是年金，同时日本的金融体系还衍生出了以这些年金为基础现金流的年金化理财产品或养老保险基金，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着大量以年金形式支付、以长期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工具。日本的主办银行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快速工业化时期对日本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明显的助推作用，那就是为大量企业尤其是新兴产业企业提供长期贷款，减轻企业每一个财年利息支出的负担，有利于制造业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但是到了泡沫破灭后问题来了，那就是日本主办银行制度下的银行体系活力是有限的。通俗的说主办银行制度下银行考虑的是一个贷款项目未来10年，20年的现金流问题，但是到了泡沫经济破灭之后银行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能提供长期稳定收益的投资项目了：首先泡沫破裂后大量房产抵给银行，这些资产就是死资产而已，不形成现金流，变现也不容易；另外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传统的制造业已经很难有新的增长点，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又风险较大，前景柳暗花明。因此主办银行制度下的日本金融体系无法如他们以前那样找到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现金流的项目，高风险的项目又不敢做（为了作为日本特色的年金化的各种金融工具的基础现金流来源，风险规避是必须的），所以日本的商业银行倾向于大量投资由政府信用为担保的日本本国国债、美国国债与其他固定收益的证券。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次“放水”“开印钞机“效果都不好了：因为放水根本没有放到企业里去，商业银行并没有积极扩大贷款规模，而是选择了稳妥的投资选择，即持有国债，结果就是央行放出去的水到头来又回到了财政账上。这一次的“安倍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解决日本商业银行贷款派生能力差的问题，不过这一次安倍“放水”比较彻底，包括负利率政策，加上日本国债发行的收紧，让商业银行体系的活力有所恢复，日本的大型跨国企业近两年的年报比较好看。

3.结构性问题与错失产业转型时机。日本经济的问题，很多人都谈到了人口老龄化，当然老龄化是一个问题，但是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实际上日本的人均要素生产率甚至还处于稳步提高的状态。日本经济结构还是高度依赖于传统制造业，比如汽车、电子元器件、钢铁、机械制造这些。但是20时机90年代互联网这波大潮来的时候，日本正好是泡沫破裂的时期，由于刚才我讲到的日本银行体系的僵化，没有能够为新的互联网时代的起步提供充足的投资。我个人认为，对日本来说，泡沫经济破裂真不是时候。

4.经济周期的问题。我认为日本经济目前的情况，从某个角度来说是经济的一个周期走向尾声后长期没有进入下一个周期的表现形式（个人看法）。

总的来说，我觉得日本式的经济停滞应该说更多的和日本的财政金融领域有关，由于财政金融的问题传导到实体经济上的，让日本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透支了太多投资。不过日本经济基本面还是不错的，从基础设施、制成品的水平，核心技术来说都还是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如果日本经济走出了这个周期，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安倍强调的未来日本经济三大支柱产业：机器人、新能源、微电子）。

㈦ 外汇占款减少了，为什么要“降准”

转自知乎
外汇占款数据过去一直是央行决定“降准”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央行最近一次降准是在2016年3月1日，那个时候的2月份，外汇占款比1月份减少2278亿。随后央行自2016年3月1日起，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
所谓外汇占款指的是央行为购买外汇（主要是美元）而占用的钱。在我国的结售汇制度下，外贸企业在外海赚取的外汇需要兑换成人民币，央行间接从这些企业购买外汇而支付出去的人民币就是外汇占款（当然外汇占款还包括其他，但主要是来自企业）。
如此一来，央行获得了企业的外汇，外贸企业拥有了央行“印出”的人民币。我们假定为100亿人民币，由于这笔钱金额并不小，企业不可能以现金方式持有，绝大多数都会以活期或定期的方式存在X银行的存款账户里。
这时候100亿成了X银行的存款，当然X银行也不傻，自己不是活雷锋，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给你保管钱，而且还支付你利息，X银行会把这些钱拿去放贷，对它来说放贷的钱肯定是越多越好。但是央行现有规定，每存款100块最少需要有16.50块存到央行的账户里，其余的83.5块才能拿去放贷，在这当中，16.50块就是存款准备金，16.50÷100＝16.5%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我们假定X银行拿去放贷的83.5亿全部给了A企业，我们再假定这部分钱又全部打到A企业在Y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里（按现有规定大部分钱是不能取出来的），成为了Y银行的存款，然后Y银行重复X银行的操作，在83.5亿中拿出16.5%的钱放到央行账户后，其余的69.75亿再次拿去放贷……。紧接着K银行、W银行、Z银行……又再一次重复X、Y银行的操作！
最终100亿人民币通过银行体系最多可以创造出的钱M2（可以理解为市场上所有的钱）是：
M2＝100亿×（100÷16.5）=606亿
即原始的100亿是基础货币，派生出来的606亿是广义货币M2（现金+所有存款）。
解释了那么多，现在我们来解读上面那个新闻：
1、“6月份央行的外汇占款余额是21.5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放出的基础货币是21.5万亿，21.5万亿通过银行体系最多派生出来的M2是：
M2＝基础货币×（100÷存款准备金率）=21.5万亿×（100÷16.5）=130万亿
2、“6月份外汇占款减少343亿”，即基础货币少了343亿，派生出来的M2少了：
M2减少量＝343亿×（100÷16.5）=2078亿
3、“外汇占款连续20个月下降”，也就是说通过外汇占款创造的基础货币已经连续20个月降低，通过“M2＝基础货币×（100÷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减少将会导致M2降低，为了保持M2今年12%的速度增长（今年政府定下的目标），那么有什么办法？
央行可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导致（100÷存款准备金率）变大，最终避免了因为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M2降低。
2001年以后，受益于中国加入WTO，中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外贸企业从海外赚取了巨额利润，外汇占款快速增加，从2001年初的1.44万亿增加到2014年末的27.1万亿，导致基础货币随之快速增加。央行为了防止M2过高导致的流动性泛滥，不得不提高存款准备率，促使（100÷存款准备金率）变小，平衡M2。
于是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由2007年的9.00%升高到了2015年的20.5%（而欧洲央行只有2%左右），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说，以前外汇占款增加了导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而现在外汇占款减少了是不是该“降准”呢？
对于这个问题，观点如下：
1、现在不同于以前，国际层面上，2017年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几乎要见顶，美国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加息了4次，日本、欧洲也在酝酿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中国为了防止钱流出，也开始收紧货币。而在国内“降准”一直被视为宽松货币的重要象征，如“降准”将会和目前总基调相违背，可行性不大。
2、按照监管层最新的定调，货币政策2016年底被定为“中性”，最新的表态定为“稳健”。所谓“稳健”最根本的是要控制M2的增长速度，未来M2具体的增长速度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近期的信息，M2同比增速已经由原来的两位数（2009年接近30%），降低为最近2个月的个位数（6月份是9.4%）。
也就是说在M2同比降低的情况下，并不需要下调“M2＝基础货币×（100÷存款准备金率）”公式中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对冲基础货币（外汇占款）下降而导致的M2增速不足。
3、央行“印钞”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外汇占款，二是通过购买债券投放资金，从而达到“印钞”的目的。也就是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外汇占款减少了，央行还可以通过购买债券放出钱呢！

㈧ 央行缩表对股市影响有多大

缩表即资产负债表缩小，简称缩表。我们简称缩表的时候不需要注明是负债缩小还是资产缩小，资产负债表是同增同减的。只需要注明是扩表还是缩表即可。
缩表，即资产负债表缩小，简称缩表。
小号开张，客官来存银子，存白银一百两，掌柜给开具一张银票，凭票即兑一百两白银。此时，地窖里多了一百两银子，这就是票号的资产，而开具出的银票就是票号对客官的负债。资产负债表是同时增加的。
客官去做生意的时候，不需要搬动大量银两，可以直接支付银票即可。如果持有银票者去票号兑现白银，则从地窖里取出白银，银票销毁，此时资产减少白银，负债的银票也取消了。资产和负债同时减少。
这叫资产负债表缩小，故而我们简称缩表的时候不需要注明是负债缩小还是资产缩小，资产负债表是同增同减的。只需要注明是扩表还是缩表即可。
所谓的央行缩表，既可指资产方的收缩，也可指负债方的收缩。虽然从复式记账会计恒等式的角度来说，资产和负债两边永远相等。但资产或负债中不同分项的变化，其政策含义却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缩表”未必总是等于货币政策收紧；反之，“扩表”也未必总是对应于货币政策转松。
除黄金和其他资产外，央行资产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外资产，二是对政府的债权（包括对政府的贷款和所持有的政府债券），三是对银行的债权。这三类资产的减少均可能导致央行资产规模的收缩。
在中国，外汇资产是央行的主要资产。在2014年以前，受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双顺差的影响，央行外汇资产不断积累。然而，在2014年后，随着金融账户逆差的扩大，央行外汇资产规模出现了下降。
面对外汇资产的下降，中国央行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降低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这种情况下，央行的负债规模可能随之下降，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出现收缩，即出现“缩表”；二是通过扩大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来弥补外汇资产下降，也就是更多通过逆回购、PSL、MLF、SLF、SLO等方式来注入流动性。考虑到流动性需求会随着经济规模扩张而自然增长，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增幅可能超过外汇资产的降幅，此时往往表现为央行的“扩表”。

第一种情况的典型案例出现在2015年。2015年4月至9月，在央行资产端，外汇占款累计下降近1.4万亿元。为应对外汇占款的下降，央行于2015年4月和9月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15年4月至9月，央行的总资产共计下降约1.6万亿元。
在此期间，尽管央行资产规模出现了明显的收缩，但准备金率的两次下调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这种情况下的“缩表”显然无法与货币政策的紧缩对应上。
第二种情况则是2014年之后更为常见的情况。随着2014年后外汇占款的下降，央行更多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MLF等方式投放货币。2014年1月至2017年3月，央行外汇资产累计下降4.8万亿元，而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累计增长接近6.8万亿元，此时，央行是“扩表”的。
然而，与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种“缩表”行为相比，以公开市场操作、MLF等所进行的“扩表”，其显然具有更强的紧缩意味，因为公开市场、MLF等方式投放的流动性不仅期限较短、需要商业银行提供抵押品，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向央行支付一定的资金成本。
2002年1月-2017年3月，央行总资产从4.5万亿上升到了33.7万亿，上涨6.4倍；而上证指数仅仅从1491点上涨到3222点，仅1倍多的增幅。总体上看，两者没有多少直接关系。

就央行总资产本身而言，2015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2015年以前，基本稳定上升，2015年后则出现了明显的下跌以及随之而来的上升和震荡。这基本上与2015年开始的人民币快速贬值、外储快速下降，以及GDP增速明显放缓直接相关。

2015年起，央行的资产规模似乎和股市呈现了更加明显的关系（如果计入今年4月份的数据，应该看得更明显，但央行暂未公布）。而若没有股灾以来的国家队救市干扰指数，两者关系可能更为直接。这两年，两者在总体上涨跌态势接近，而股市的变化基本滞后央行的资产规模变化1-2个月。这种关系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2015年的大牛市注水严重！

今年以来的资产负债表缩减

截止2017年3月，央行的总资产约33.7万亿元，相比于1月的34.8万亿元，下降了1.1万亿，降幅3.13%。这可不是小数。因为央行印出的钞票都属于高能货币，在现实中流通起来会有个乘数效应。按目前的5.4倍乘数估计，相当于缩减了近6万亿人民币。

可能有人认为是这是外储下降的结果。外储下降当然是事实。1月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余额约21.7万亿，3月份约21.6万亿，下降约0.1万亿。相比于总体资产规模的下降占比10%都不到。因此，从年初以来的资产负债表缩减和外汇占款并无直接关系。（理论上，即使外汇占款下降，央行也仍然可以印发货币来保持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从资产负债表的明细科目上看，“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从1月的9.1万亿下降到3月8万亿，恰好下降1.1万亿。看起来整体的规模缩减主要来自于借给银行的钱少了。这和近几个月连续上调逆回购利率，以及加强金融业监管、控制房价的行政措施基本匹配。我在此前的文章讨论过：

2、3月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手段，屡屡调高逆回购利率，已基本宣告宽松时代也将转向。但这还不够，总量上控制了，结构上也要打击金融系统和房市系统的套利。因为银行理财资金和保险资金都是房市和金融系统套利的最便宜资金来源。……土根和银根的结合，是控制房价，同时进一步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完美组合！

——《中国经济巨舰转舵开始》,2017/4/21

可以基本推断，此次央行缩减资产负债表直接剑指房市和金融系统的去杠杆。因此，此轮缩表的节奏将极大程度地影响房地产市场。尽管股市短期内难以独善其身，但打击各种制度上的套利，将最终有利于股票市场长远发展。

㈨ 结合实际谈谈对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看法

一、 我国外汇储备现状
1．外汇储备持续增加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2008年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9万亿美元,高居世界之首;2009年上半年,我国的外汇储备额达到21316.06亿美元:；2010年3月，我国的外汇储备额达24470.84亿美元，截至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4543亿美元。
2．国际收支双顺差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经常账户顺差额在1999—2001年有所回落，但大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近三年以来呈现明显增加趋势，尤其是2006年达到2498.66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55%。资本与金融账户也只有在1998年出现逆差，从2001年以来顺差的幅度也不断扩大，在2004年曾突破千亿大关，该差额在2006年出现明显回落，较2005年回落84%。两个账户共同影响到双顺差的总额，在1998年至2000年出现低潮，而后几年保持大幅度上升，在2005年超过2千亿。
二、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成因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持续的贸易顺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现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并形成了多年的贸易顺差。这已经成为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直接原因。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新增外汇储备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和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吸收，相当一部分滞留在金融系统内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直接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增加。
三、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国际短期资本进入升值预期导致各种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任何国家的资本管制都是有一定缺陷的，大量国际游资（即，热钱），绕过资本管制进入目标国，以期获得升值之利，并导致了外汇储备增加。
四、我国现行出口结售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出口企业和个人外汇留存，抑制和直接限制了外汇需求和有效利用，导致外汇储备持续、被动的增加。

三 巨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 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过大，提高机会成本
高额外汇储备使机会成本大大增加，降低了资本的有效使用率。外汇储备是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外国银行的，如果不是用于储蓄而用于对外投资的话，可以用于进口或投资，那么收益率则要远远高于储蓄收益，这样就构成了外汇储蓄的机会成本。由此可以看出越多的外汇储备，就有更多的机会成本。
（二）高涨的外汇储备影响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外汇储备变动是货币供给的重要渠道。一国的货币供应量是由中央银行发行，再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投放的货币数量。外汇占款是中央银行持有外汇储备所对应的货币投放。同时，外汇储备占款具有高能货币的性质，通过乘数效应可以对货币供应产生成倍的放大作用。当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顺差时，外汇市场上供过于求。
（三）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增加通货膨胀压力
1994年初，我国实行了单一汇率制度，在对资本与金融项目实行严格管制的同时，对经常项目实施强制的结售汇制度。该制度规定，除了允许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开设外汇现汇账户外，对中资企业实行强制结汇，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除少数非贸易非经营性收入外，都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而外汇指定银行的结算周转头寸等都是有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实际情况核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外汇市场最大的买入者。近年来，我国连续贸易顺差，中国人民银行只能购买超额的外汇，这就造成了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大，加上货币乘数的作用，形成过分宽裕的货币供给，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人民银行对国内的宏观经济进行调控。
（四）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
从国际金融体系角度观察，我国外汇储备快速上升，但结构仍以美元为主。这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已有成果和未来命运承受着巨大的汇率风险，特别是美元汇率风险。
（五）结构相对单一，增大了储备风险
目前，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例较大，每当美元贬值或美国国内出现通货膨胀时，我国外汇储备都会随之贬值，从而造成外汇储备的损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国际资本迅速大规模地流动，金融市场的利率与汇率波动也将十分激烈，因此汇率风险增大。另外，一国大量地持有另一国的货币资产，势必会带来一定的政治风险。假使中美关系恶化，我国很可能面临持有的美元资产被冻结的风险，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遭受重大损失。
（六）巨额外汇储备给人民币带来巨大的升值压力，使央行需要使用更多的手段来维持币值的稳定
持续扩大的国际收支顺差，造成了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明显失衡，在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政策操作下，其结果就是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这使人民币处于不断增大的升值压力下。事实上，尽管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但必须承认，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存在是人民币升值压力形成的关键和根源所在。而人民币的升值势必给中国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对促进就业和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七）央行所承受的风险日益加剧
央行长期以来一直是外汇市场的出清者，因此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方的外汇储备不断扩张，资产越来越“外币化”；同时负债方的基础货币外汇占款发行也在飙升，负债越来越“本币化”，央行面临日益严重的货币错配风险，以至使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汇率风险加速向央行集中。
四 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建议
妥善管理我国的外汇储备能提高我国的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增强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增加国家财富。针对我国外汇储备现状，笔者有三点管理政策建议：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协调内外均衡。
在我国经济内外失衡并存的结构中，外部失衡是外在表现，内部失衡才是根源所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是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结果，而持续15年左右的双顺差是我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存在内外失衡和市场扭曲现象的结果。协调经济的根本途径是要转变中国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济建立在以内需为主的基础上。
二、逐步推进意愿结售汇制。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结汇和售汇在经常项目下一直是放开的，而我国主要的进出口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再加上大中型进出口企业的用汇也基本放开，所以实行意愿结售汇制不会给外汇市场造成大的冲击。企业和居民持有一部分外汇可以减轻我国外汇储备过度的压力，同时对于外汇体制的完善和外汇市场的活跃也具有积极作用。
三、提升外汇储备管理理念，拓宽外汇运用渠道。
按照“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经营管理外汇储备，转变思想观念，将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性放在管理的首位，并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富裕储备的多元化运用渠道。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通过中央汇金公司注资改制国有银行，不但促进了国有银行改革，也提高了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为化解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高风险，可尝试外汇储备证券化以释放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可适当引入战略储备政策，购买全球战略性物资，建立战略储备，提高宏观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五、总结
中国的外汇储备高增长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因国内经济不平衡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表现。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探讨高外汇储备的综合管理政策，另一方面，还需从多角度入手，化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扩大消费需求，以保持内部平衡的方式化解外部不平衡。鉴于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国应该充分利用高外汇储备的优势，发展中国经济。

㈩ 如何理解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

2002年之后，央行的扩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4年之前，外汇占款是央行扩表的主要方式。年5月，央行外汇占款余额达到峰值27.30万亿，较之2002年初增加了25.50万亿，与此同时，央行资产规模增加了28.37万亿。

第二阶段：2014年之后，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成为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的主要途径。2014年之后，随着外汇占款的下降，央行主要通过MLF、PSL、OMO等工具扩张资产负债表。截至2017年4月底，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资产由2014年5月的1.39万亿增加至8.46万亿，累计增加7.07万亿，外汇占款下降5.72万亿，净增加1.35万亿。同期，央行资产规模增加1.23万亿。

图2：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路径

同样，央行的“缩表”也是通过减少资产的方式来实现。

2015年外汇占款减少2.2万亿，同期央行资产规模减少2万亿；2017年2、3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和MLF共计净回笼9185亿，对存款类公司债权减少1.06万亿，同期央行资产规模减少1.1万亿。2015年的“缩表”主要是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央行资产规模被动减少，而2017年2、3月系央行主动减少投放，造成的资产规模减少。

由此可知，外汇占款、购入国债、增加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OMO、MLF、PSL、再贷款等）是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的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中，购入国债和增加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央行具有绝对的主动权，而外汇占款的主动权较差。

在目前外汇占款较为稳定的背景下，央行的扩表与缩表只与其货币政策选择有关。换言之，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与收缩只取决于央行OMO、MLF、PSL等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