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国建设银行理财产品可靠吗
中国建设银行理财产品可靠。
因为中国建行理财产品有很多,包括自营版的和代销的。自营的理财产品分权为保本型和不保本型,选择保本型就不会亏本,风险较低,但是收益不高;而代销的理财产品风险高,而且通常不保本,就是投资失败会亏本,但是收益也高,主要是基金,保险,外汇,贵金属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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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自有金融产品分为乾元系列和汇盈系列两大类。包括千元-私、千元-股、千元-股等、千元-满等。最低购买量为5万,收益率在3%-6%左右,大部分在4.5左右。
该系列理财产品分为保本和不保本,乾元大众享系列属于保本理财产品,乾元-满溢、乾元-日鑫高、乾元-孙鑫月溢等非保本理财产品。用户可以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⑵ 有什么好的书可以读的讲了什么
《货币战争》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作者赵煜■
2006年,美国财长保尔森在访华前夕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有线电视频道CNBC访问时指出,作为经济大国,“他们已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世界其他国家不会再给他们很多时间”。毫无疑问,这个“他们”,就是中国。
显然,今天的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变成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和迹象都表明,庞大的中国经济航母,已经起程。
如果说,三年前政治局请几位学者进京讲授大国崛起的历史,还只是在为中国可以预见的发展做准备,那么从“崛起”到“发展”提法上的变化,就足以看出中国自信心的调整,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那部叫做《大国崛起》的纪录片的拍摄速度。
全世界都把目光对准中国:“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204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实力将赶超美国”,类似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已成定局。
然而,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么?在未来至关重要的50年内,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有的“航速”,勇往直前么?可能影响航向、航线、航程的不可测因素又有哪些呢?
按常规分析,中国这艘巨型航母未来数十年最为险峻的航程是能否平安通过“台湾海峡”,以及在东亚相关海域能否获得制海权。但是,笔者认为,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经济真正强国的最主要隐患,更有可能来自于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即潜在的“金融大战”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危险度,随着中国加入WTO五年届满、金融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而日益加剧。
即将对外资全面开放的中国金融业,有足够的抗打击能力包括实战经验,来防范金融衍生工具等一系列金融手段的“远程精确打击”么?
以海战作比:十年前,中国潜艇逼退美“尼米兹号”航母,2006年10月底,中国“宋级”潜艇再次贴近至美军“小鹰号”战斗群五英里。中国在军力暂时无法与美军抗衡的现实情况下,制订出凭借潜艇战术特性遏制美军航母群的相应战略。同样,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根本无法保证,某些认为中国强大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国家不会在经济领域,以金融战争的“核潜艇”,攻击中国这艘已经起航的经济航母,令中国经济发展改变航向和航程。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强国目前只是常规性的预测,并没有包括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可能造成的破坏与阻挠的评估,比如金融战。
金融对外资开放,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因为军事攻击最多摧毁建筑设施、消灭人体,以中国的疆域之广,常规战争几乎不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命脉的彻底损伤。而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例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中国的国家防务是一个巨大挑战。一旦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遭到金融战打击,会迅即造成国内局势动荡,由“外患”引发“内乱”。
历史和现实同样严峻:苏联的解体、卢布的贬值;亚洲金融风暴、“四小龙”们偃旗息鼓;日本经济仿佛被灌了迷魂药似的一蹶不振。我们是否仔细想过:这一切难道只是偶然或者巧合?如果不是,谁是幕后发力的真正推手?谁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暗算的目标?最近几个月来,前苏联的特工和能源大亨、欧洲的银行家接二连三被暗杀,这和前苏联的垮台有没有联系呢?决定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是政治改革还是金融打击?
这不能不令人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防御能力担忧,进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前途担忧。即便暂且搁置人民币汇率和1万亿外汇储备不谈,那么国家层面的、国与国之间游离于正常金融秩序视线之外的政治热钱的博弈,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态势,这不能不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中华文明的善良隐忍,中国反复表达的“和平发展”的理念,能够抵御一贯具有颠覆性和攻击性的“新罗马帝国”的金融入侵么?在现实层面,中国目前是否具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储备,足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攻击呢?如果遭遇隐形的金融“核讹诈”甚至“核攻击”,分布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中国“海龟”中,会出现钱学森和邓稼先这样的国家栋梁么?
保尔森将到中国进行一项“战略性经济对话”,伯南克也将随行。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同时抵达北京,这种出乎寻常的举动背后的含义又是什么呢?除了人民币汇率,国与国之间还有怎样不为外界所知的“较量”呢?保尔森在接受CNBC访问时强调,为期两天的对话将集中于讨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所带来的长期挑战。
那么,这种所谓“长期挑战”,是否包括可能的“金融大战”呢?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18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
⑶ 买建行理财产品安全可靠吗
靠谱,一般该类产品有银行自身信用作保障,所以其安全性相对较高,投内资风险相对较低。容但需要知道理财中出现的亏损风险现在是自己承担的。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理财产品并非银行自营,而是由银行代销。这些产品很多是私募基金和信托产品,其中一些产品可能会给出很高的预期收益率,但风险会很大,投资者购买后甚至可能陷入金融“骗局”,甚至到期后无法兑现。
可以根据家庭的资金情况,分成不同比例购买理财产品,切忌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实在无法区分到底自己买的理财产品是什么类型,可以根据理财产品的投资方向来进行选择。例如理财产品涉及股票、黄金、石油、外汇、信贷的,风险和收益偏高,新手和稳健型投资者谨慎购买。
⑷ 男生大学毕业做出纳有前途吗
会计么总是从出纳做起的,是最简单的活。其实这可以给我们一个过度的缓冲期,让我们先适应一下社会实际工作的环境和氛围,也能让我们将技能掌握的更扎实。
刚出来做出纳是最健康的就业途径和过程。
再说了,行行出状元,做什么都可以争取在本行的优异成绩。能将自己的任务做得让老板省心又舒心,那你就是成功的,就是有前途的。
当然要真正的前途,你必须不断进步,去考助理会计师、会计师甚至注册会计师,还有音域、计算机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职业,好好干吧......记住一定要不断向上爬。
⑸ 金融数学研究生毕业能干什么
金融数学专业旨在为金融业提供具有定量分析财务能力的专业人才,它着重应用数学和统计学在金融系统中的应用。该专业在利物浦大学已有多年历史,而且证明毕业生受业面广,极受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欢迎。在2006年该专业在中国首次出现,它将为中国乃至世界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急需的金融人才。
虽然投资银行是金融数学的主要就业行业,但是本专业技能也适用于其它的行业并且有许多研究的机会。例如,那些进行商品贸易或国际贸易的公司(能源公司、航空公司、大型钢铁公司、矿业公司及国际大公司)都会面临商品价格风险及外汇风险。他们便雇用金融数学家处理这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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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学是培养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掌握金融数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数学与金融分析方法进行经济、金融信息分析与数据处理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能在金融、投资、保险等部门从事金融分析、策划与管理等工作,并为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输送优秀人才。
系统掌握应用数学、金融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形成扎实的数学基本功底和严谨的数学思维模式。具备灵敏获取信息能力和分析信息能力,具备不断学习和创新的精神,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教学能力,具有在经济、金融领域从事定量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及设计经济数学模型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⑹ 1949年黄金运台后去哪里了
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后的去向 1949年前后,蒋介石下令将四批总值700万两黄金秘密运往台湾。吴兴镛,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他写的《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被评为有关黄金运台的“最详尽客观之作”。 蒋介石下野期间(1949年1月-1950年3月1日)的总裁办公费 1997年9月,笔者回台湾担任短期访问教授。留台期间,在先父的一个公文柜中找出一张借据。这是40多年前笔者留美时,为筹措旅费,先父向经国先生借的新台币6万元(当时合美金1500元)。看到这张借条上印有“主计室主任赵志华”,并批有“奉准照借”四个字。笔者来美不到一年如数归还后,把借条拿回。 这张借据上的赵志华,1962年12月他在这张借据上签章时,担任“国家安全局”主计室主任。据他说,签批“奉准照借”当然是奉蒋经国(当时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统一掌管情报)之命借的。这张借据,是先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向人借贷。父亲当时刚从联勤副总司令退伍(全部退役金才10万元新台币,是2500美元),担任唐荣钢铁公司董事长的新职。这是台湾经济起飞前,做公务员的窘态。相信这是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军、公、教人员及家属所共有过的经验。 从1997年的电话长谈中得知,赵志华于1949年-1950年间在侍从室工作。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又有多次机会长谈,才知道先父经管的财务署的“军费”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总裁。赵志华回忆道,在溪口期间,他在第九组(组长陈舜畊)。当时总裁办公室编制总共不到100人。大家都没有薪水,每个月夏功权到宁波市银行去“借”伙食费。随从人员生活很苦,赵志华说:“三餐只有酸菜、毛豆等蔬食下饭。偶尔大家吃点荤肉,就挨总裁骂。”在离开溪口转往马公、上海(复兴岛)前后,曾得毛人凤“赒济”银圆4万块。 另据侍从医官熊丸于1991年回忆(《中外杂志》): 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即先父)为我们带了银圆来溪口,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曹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群)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但没带到。 1949年7月10日,蒋总裁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之邀,有碧瑶会议;8月6日应南朝鲜李承晚总统之邀,有镇海会议。在这之前,据赵志华说,先父以“军费节余16万美金,交总裁办公室,方得出国访问”。譬如,到菲律宾,预算为5万美金,包括购买珊瑚等礼物在内。在1949年蒋介石复职前,毛和先父转拨的这两笔款子,据赵志华记忆,除了宁波市银行的少数生活费外,是“总裁办公室”仅有的两大笔收入。 1950年1月,父亲有一则记录颇堪玩味:“舜畊来办公室,送来账单一迭,嘱研究。即邀往公园坐后,说蒋教育长(按:指经国)有事转达,但吞吐其词,此已为第三次,不知究为何事,实属不解。”以后几天里,两人又见了面,但始终没有再记此事。关键在于这迭账单究竟是谁的?如果是蒋经国的,以他当时的职位(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应该不能向财务署直接报销的(蒋介石到3月才复职,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才有政府公职);如果是总裁的,那就无须吞吞吐吐了。先父不是搞政治的人,换个人这就是拉拢蒋经国的良机,有何不可解呢?也是明知故问的,要站稳脚跟,不愿去做讨好奉迎的事。 世界各国退休或刚离职的总统,多能以公费继续维持一个办公室(虽然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建立此制度),陈舜畊向先父替前总统要点生活费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总裁办公室”,他们生活也是自我克制的,没有大吃大喝,其实是十分清苦,如果不是赵志华说出这些生活细节,大家不会相信在蒋身边会这样苦。早年中共宣传的蒋介石,是一个腐败集团的中心。台湾也有些人以为两蒋强人时代,党国不分,如果真的不分,在掌管这许多金银美钞的笔者父亲那儿,尽可予取予求,蒋总裁身边的人生活何必那样寒酸呢? 董德成老先生最近告诉笔者一件颇有趣的事,那就是财务署掌管的钱,在蒋介石复职之后,就成为“总统府”的“小金库”。在50年代,台湾经济尚未起飞,预算很紧缩,“总统府”总有些额外的需要。先父就记下了一项:“送林可胜出国5千元美金……”林可胜教授是国防医学院的创始人(Robert K.S.Lin,1897-1969,1948年12月出任卫生署长,1949年5月辞职,赴美任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访问教授,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专家)。这些都是蒋“总统”为公家的支出。 《联合报》拿去了多少黄金? 2005年2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有一篇颇有趣的文章,为习贤德著《王惕吾、王永涛与民族报崛起的相关考证》,细细一读才知道,联合报系的崛起与第二批黄金军费有关。王永涛就是王逸芬,就是派驻台北收支处的那位处长。那时全国有二十几个收支处。当然,台北收支处的处长有些特殊,是蒋的亲信,帮忙看管军费金银。王比起先父要“聪明”太多了,他已经想到用些军费金子去发展自己未来的事业,1960年以少将退伍就变成台北《民族晚报》报社的发行人。在1987年报禁开放前夕,报载王的家人想出价2亿新台币卖掉,当时记得有人愿出1亿来买(那也有300万美金),但没谈成,后来不到半载,台湾报禁一开,大概就不值那么多了。现在请看这些蒋介石周围的亲信人物,怎样把老百姓的金子作为自己新闻事业的“开办费”,当然名义上,大概是为“党国”办报纸。 习贤德在《传记文学》上是这样写的: ……联合报系(按:包括《美洲世界日报》,2008年约年赚美金200万元汇回台湾)能有今日的规模,一般人都会推崇:这是王惕吾先生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结晶。但是,若要论及“联合报”前身“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联合版”之前“民族报”时代的创业故事,早年真正令惕老感恩戴德,而视为至友的王永涛先生,才是全力扶植当年“民族报”逐步茁壮的重要幕后金主兼重要推手…… 到这里,读者不禁会问,作为一位少将收支处长,有什么经济能力“开办”《民族报》,又有什么力量做王惕吾的“重要幕后金主”?且看习文怎样描写先父财务署的这位下属王逸芬(永涛)处长: ……49年1月21日,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前,特别将王逸芬由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调往台湾,担任联勤总司令部(按:中间还有财务署)台湾收支处主任。王逸芬的继配王爱筠为浙江奉化人,故在此危疑震撼的关键时刻,能受到层峰高度信赖,成为协同看管……抢运来台的80万两黄金(按:有误)、白银、外汇美钞等国有财资的重要角色。 读者到此大概也明白了,习文写的王逸芬变成了掌握运台黄金的主角了,或许已认定他是负责看守整个国库的。连提到国库黄金总量,也少得离谱。[按:其实笔者有关军费黄金的来龙去脉,早十多年前(1996-1997)同一杂志《传记文学》就发表过。但还是没有说清楚,王逸芬怎么会让王惕吾感恩戴德是他“恩人”。但这里面又牵扯到陈诚与蒋的权力角逐,习文继续写道: 依照叶邦宗所著《蒋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与一段遭到留白的历史》一书所述,1947年底,彭孟缉于“228事件”之后向中央建议:台湾需要派驻一支部队并规划人选;军务局长俞济时乃向蒋中正总统建言,由于大陆情势恶化,台湾是最后的落脚地,必须以精锐的亲兵屯驻,于是搁置彭孟缉自行预为规划的建议人选名册,官佐全部都由总统府警卫总队派任,主要干部名单为:警卫总队副总队长任世桂少将为旅长,俞济时的机要刘铁君上校为参谋长,总队附王瑞钟上校为第二团团长,其他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全由官邸派出,浩浩荡荡于1948年2月来台成军。 这里的王瑞钟就是王惕吾,“习文”继续写道: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突于49年5月下令:将王瑞钟上校调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高级参谋,改派追随陈诚多年的汪奉曾上校接任。 但官邸人马除了蒋总裁、俞济时,一向无人能下令替换,此举立即引起第二团全团官兵大哗,几乎演成兵变。结果,汪上校没有到差,原团长王瑞钟抗命不交,人就躲在台北市杭州南路前联勤总部(按:即财务署内)由该团看管的黄金仓库里头,这个仓库的门需要三道钥匙会合才能开启进入内部,彭孟缉虽派了很多情治人员四处抓拿失踪的王团长,但毫无下落。 所幸,陈诚这道干犯官邸人事大忌的调职令发布第二天,蒋总裁即飞抵澎湖马公,俞济时(是总裁办公室主任)面告紧急求见申诉的王瑞钟:“再忍耐,老先生很清楚”。同年6月,王瑞钟调任高参的命令只发布了一个月,即又改为:升任台湾省警备旅上校参谋长,表面上,似乎结束了一场卡位的明争暗斗大戏,但亦赤裸裸地预告了王惕吾在军中求取发展的末路…… 按习的说法: (1949年底)当王惕吾决定退役投身新闻事业之际,“民族报”亦正陷于社论文字肇祸而停刊的低潮。引起当局不满的原因,是一篇呼吁军公教人员应该调薪,标题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社论,撰稿人是“民族报”主笔殷海光。[按:此大误,主笔及撰稿人是张铁君,其外孙女即华人旅美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南京大屠杀》] ……“民族报”登载这篇看似无奇的社论当天清晨,偏巧被即将登机飞往大陆巡视的蒋总裁看到,总裁大为光火,立即用红笔在报纸上批示:“如此社论!如此荒谬!”并且交代陈诚必须停刊惩处。据了解内情者指出,当时蒋表示:“如果那是别人办的报纸,我可能没办法处理,但是‘民族报’是我自己出钱办的报纸,我就用家法处理!”于是创刊仅三个月的“民族报”于同年8月宣告停刊。 ……但何以蒋总裁看了社论后竟会脱口表示:“民族报”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呢?原因即在该报筹备时的主要资金,部分来自当时姓名还是王逸芬的王永涛负责看管的央行存金,数目是100根金条。 这100根金条一定是10两重的“大条”,那就是1000两,应该是属于先父交王逸芬看管在财务署的第二至第四批黄金,不可能是“央行”国库黄金。习没分别清楚“央行”与财务署黄金的区别。先父命王逸芬保管的是财务署的军费黄金,属于第二至第四批;有别于第一批260万两的“央行”国库黄金。 ……“民族报”被迫停刊将近满月时,社内干部包括王逸芬等在内的湖北同乡,央请同为鄂省乡亲的军委会侍从室文胆出身的陶希圣出面向蒋公请示:该报停刊快一个月了,是否可以准许复刊? ……王惕吾接掌“民族报”的时机,即出现在蒋先生同意复刊之后。 ……王惕吾考虑后便同意了,但亦向俞济时坦率表示:“我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接啊!”于是,俞济时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动用了央行紧急转运来台的资金。据说,这回共拨交了200根金条另加一笔美金给王惕吾,让其风风光光的能以独资的方式,力取经营实权,跃居“民族报”重新出发的发行人兼社长…… 此时是1949年底,先父正冒着生命危险,押运金子银圆车队挣扎在重庆撤退到成都的东线公路上,想亲自给前线军队发饷,激励士气。国民党政府也正是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面临被大规模歼灭的穷途。而王逸芬、王惕吾就在这紧要关头打军费用的黄金的主意。背景则是高层的争权夺利,岂不令人浩叹? 这里要指出的是,王逸芬没经过他顶头上司我父亲的核准,岂敢动用,其实俞济时一定得蒋介石指示先父给的。但若仔细一想,也不一定。为什么?像蒋周围的一批人如俞某等,原来都是大军头(俞黄浦一期,曾任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会尊重父亲的职权?尤其是已得到蒋的指示之后,也许就要王逸芬开库房门先拿了再报账。后来因为俞太专权,与蒋经国发生了冲突,被整调。 以上习、叶所说如属实的话,《联合报》以《民族报》起家,前后就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另加一笔数目不详的美金。美金外汇一定是用来购买国外印刷机以及纸张的。仅仅黄金,如以3万新台币一两算,就是近亿元新台币(加上外汇),即使在今日也是个大数目。联合报系今天当然不在乎这笔钱,是否考虑拿出这笔钱来回馈两岸,捐作下文提到的“黄金教育基金”的种子钱(seedmoney),加不加利息,就让继承王惕吾遗产的后代来决定了。从另一角度看,《联合报》也应属于国民党的“党产”。但是追究这个“党产”的人,应该是两岸的老百姓。当然,有一小的可能性是,这数千两黄金是支出自蒋存在财务署的那4200两私人的“特种保管款”,这也许是蒋为什么说是他“自己出钱办的”原因。但此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财务署到1961年还存有黄金6000多两,应含这“特种保管款”在内。
⑺ 当一个大型企业的高管是种怎样的体验
文/知乎网友
这个话题恐怕只好我自己来答了,秘书恐怕写出来的会是段子手的感觉。
首先必须匿了,不是怕你们找我要工作,当然还是怕被人肉,更是我不愿意做第二个毛行长啊。
说到当行长,我已经有些年头了,作为一个中年男人,还是有些感慨的。
1、压力很大
各项指标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尤其是存款,其次是贷款质量,如不良贷款额和不良率的控制,银行的税后利润更是重中之重。然而如今各类理财产品、短券中票、结构性存款、海外代付及国内证等所谓的新型业务或结构性业务,事实上都削薄了银行的利差,转移了中间业务收入,增加了盈利的不确定性,还带来了流动性管理的难度。当然,我不该抱怨,因为过去保护性的市场环境是特殊的,对银行有利而对大的经济和居民不利的。因此,银行应该逐步承受这些管理难度了。
很多压力不仅是市场的白热化同业竞争带来的,也是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带来的,比如存款大家都知道难拉,年轻孩子进银行很快就抱怨银行业务毫无专业性,只要会拉存款。确实,我不得不承认仅就这一项权重可以高达50%的指标,就会逼退很多年轻才俊,我当年喝白酒一茶杯可以带来1亿存款,现在恐怕只能拉来1千万,如今即便我自己做支行长,可能也面临完不成任务而下岗。
而更大的压力来自不良贷款,哀鸿遍野的浙江市场,无一幸免于民营企业的互保与联保陷阱,江浙一带依旧不断冒出钢贸企业的不良,根源就在于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走到了繁荣周期的尽头,还叠加了短小轻薄行业产业升级不利,掉进了房地产收益率陷阱等因素。这些不断地考验着各级银行工作人员,从客户经理到分行长直到总行和董事会。外部环境的变迁是外生变量,我们唯一可以做好的更加努力地建设我们自己的风险管理机制,尽量建立科学而长远的考核机制。
每代人都要恪尽自己的历史责任,我想,我的职责就是在利率自由化的前夜稳住市场份额,尽快加强投行、交易等产品业务板块,争取在利率自由化并脱媒后的市场争夺先机,更加坚实地充实风险管理队伍及数据处理系统,提高我行的风控能力,争取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状况上,把接力棒交给后人。
2、应酬很多
商业银行利差受到保护,产品同质化,要保住并扩大市场份额,赶上并超越市场增速,关系营销就是龙头。从基层支行到地方分行,再到总行,各级行长都必须精心组织各类应酬活动,拉近银企关系,增进感情,稳固合作。不仅客户如此,众多监管部门也是如此,同业之间有时也不得不如此,更多的还有系统内部的感情交流,
这几天过年了,刚和人行的领导吃完饭,送送东红行长,他年龄到了,退休了。从深圳外管到总局总行,李行长对我们都特别理解、特别照顾,所以也该多和他喝几杯,聊聊孩子,下次再约个球局。李行长可不打高球,他比我们都健康,我们约几个行里的小伙子,跟他在八中的室内场地一起打场篮球。
应酬不仅很辛苦,也是考验每个领导意志品质教养能力的艺术。不仅要喝好酒,白的、红的、啤的、洋的,包括混的,都要行,还要把握好气氛。跟严肃的领导侃政商,跟风流的领导聊文艺,跟部委的领导谈政策,跟军队的领导问装备,总之都要迅速掌握对方的兴奋点,不能冷场,不能尴尬,还要有节奏。回家妻子说我对女人越来越会耍嘴皮子了,我苦涩地回答都是应酬出来的,她还是怀疑我和计财部的小柳有一腿。其实你也曾经侧击过我,我想你还不够理解我,我以为君子甘相思之苦若饴,芳泽一亲便萧索,你们这样的漂亮女孩子谁都动心,但是远观即可,近亵便无情了。
3、创新很难
商业银行是个500多年历史的古老行业,基本盈利模式、操作安排与管理实施本质上已经没有大的变化。应对市场、应对监管、应对技术变革,银行产品的创新不是躲避管制,就是疏通渠道,有些是迫不得已,有些是勉为其难,要开辟所谓的蓝海市场,或者产品突破,谈何容易。况且很多“创新”无非是风险递延而已,譬如次贷,所以说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动辄奢谈创新,其实是挺肤浅的。这些年来我真正赞赏的创新也就是资产证券化,这在即将来到的自由化市场里,会焕发出很大的生命力,为此我也已早早布局。
盛嚣尘上的互联网金融,我个人是颇不以为然的。微存微贷的普惠金融,本质上无非是让利,这非得用其他高收益资产业务去弥补的,也就是应该由现有很强盈利能力的金融机构衍生去做的业务线或附属机构,怎么可以设立新生的银行来办理呢,主机和服务器的折旧成本都难以消化,再谈何大数据收集、整理与运用的成本呢?如此廉价的数据过程的质量又会如何?说起大数据,这又是一个浮躁的口号而已。
记得前年的世行年会,大通的杰米戴蒙跟我聊起来说,美国人有个玩笑,大数据就象青春期的性,谁都在说,未必有几个做过,做过的甚或暗自神伤呢。起码我的看法是数据是死的,收集、识别、归类、整理和输出运用,仍然要依靠人脑,有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的人脑,并不可能一上数据处理系统/模型就灵的,即便有了成熟的系统,参数也是人为设置与调控的。至于高息揽储,那只是钻利率管制的空子,利率一放开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我会比较谨慎地提创新。我个人非常赞赏西门子这家德国公司的做法,尽量不做异想天开的研发,避免不必要的沉淀成本,但是始终保持一只队伍去发现具有商业潜力的专利,紧跟市场趋势和技术进步,做好先驱但绝不做先烈。而这样认认真真的扎实工作,却必须戒除浮躁,苦苦等待,并且需要真正的一线分行反馈、总行产品部门响应、风控计财跟进、决策部门突破的一体化机制。我希望我的想法得到实践的检验修正,把我们行打造成为真正的百年老店。
4、管理很累
各类的会议,讨论汇总之后的决策拍板都集中在我这里,虽然几位副手各有分工,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我来定,而且决定之前的各个选项、利弊分析和可能的反应及应对措施,事前还要和董事长汇报清楚,争取支持,取得谅解。
如今不比我当年在上海干基层工作的年代了,业务的复杂程度和广度,人员机构的数量,监管环境的多变,都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的。这不,前几天去纽约出差,专程赶到华盛顿会见OCC的高级监理官,关于我行纽约分行美元清算业务的一些疏漏,要作出当面解释,对于国内客户汇出款的基础交易涉及到的敏感地区和敏感交易问题,我必须当面表态改正,并保证在业务系统的改善方面增加投入,翻译小王光华毕业来总行工作几年了,涉及这类业务仍然力不从心,我还得把当年在UCLA读书时的底子发挥出来,一场会下来两个小时,真心感觉很疲乏。
行里的管理最难的还是队伍管理和建设方面,各方的利益都要照顾周全,年底前刚召开一次董事会的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会议,各方的意见就分歧很大。股东当然有股东的考虑,财政部和外汇局下派的几位董事的意见也很中肯,外方也有外方的要求,尤其鉴于我行目前股价表现不佳。
但是我仍然非常希望能够扩大几个业务条线的薪酬市场化程度,避免几家竞争对手的恶意挖角,增加分行管理层的激励力度。最终方案通过了,但是以折衷的方式,估计今年的推行会比较尴尬,会有些骂名,必然也是我来承担,但事情还要继续推进。有时从地库下车出来到总行茂林修竹的大堂,看到熙熙攘攘的年轻面孔,谦卑地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会有些于心不忍。
5、精神很苦
外表看起来很风光的工作,背后蕴含了很苦涩的滋味。当然好的方面也是有的,说到光宗耀祖就是一例,毕竟我从很传统的普通家庭出身,做到这一步是千载难逢的。偶尔陪总理甚至总书记会见外宾,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参加各类国家重要计划的商讨,在央视新闻里露面或访谈都是深得我心的机会,我承认这方面我挺虚荣、挺要面子的。
3月份陪小川、克强(圈内这是尊重的称呼)会晤IMF[微博]的拉加黛,商议关于人民币(6.2620, -0.0020, -0.03%)加入特别提款权的计划,我的意见关于人民币在新的特别提款权里应当占有的合适比例、分配方案和交割流程,都深得人行和财政部领导的赞许,连克强总理都不禁点头称道,这一刻我感觉还是很得意、甚至很自恋的。但是之后我还要特别跟人总行派驻IMF的副总裁褚民特别通话表态,以便打消他们国际司的顾虑,免得对我行产生不必要的猜忌,并约定他春节回国休假的时候一起吃个便饭。所以,你看这些工作尽管风光,其实也很累心。
同样,行里的日常工作通常是由会议、汇报和出差组成的,中间很难得有什么停歇的机会,每次会议的决策或者分配或者执行,都免不了很多小算盘。作为管理者既要杜绝这类偷奸耍滑的伎俩,又不得不适度容忍,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偶尔还要借这样的机会抓个把柄,有针对性地杀杀一些部门甚至背后黑手的副行长们的威风。
好比FTP这种一厢情愿的计划经济的混账东西,不就是主管计财的傅行长想以此一劳永逸地获得,如同风控条线那样生杀予夺的权力嘛,这就是典型的“祭司牟利”,是人类历史长河里最黑暗却优雅的部分。当然,鉴于政治正确,我也只好先同意实施,毕竟不明真相的董事甚至董事长都欣然点头过的。
去年8月份,我及时抓住美元存款定价过高,导致多个分行存款考核亏损的失策大肆抨击。同时,我还发动几家沿海分行准备材料给我往死里狠狠地轰,我们的银企关系不能是一单一利索的妓女-嫖客关系,而理应成为帮助客户成长的贤妻良母!不过,最后还是我还是不得不给这丫一个台阶下,维持FTP执行的基本框架不变,定价权下放省分行,按客户综合收益及营销需求自行定夺。你看,这些都需要时时刻刻的剧烈思考和临时机变,也因此会很疲乏。我原本算精力旺盛的,年轻时也很爱好运动,如今体质下降很多,时常有些后背疼痛、疲惫不堪等亚健康状态,大有负重爬坡的感觉。
出差间隙,分行有些比较熟悉我的同事,知道我本性不喜欢宴请,会在公务结束后安排我在一些博物馆里放松一下,或者在山里休息。我喜欢古代艺术,每当看到中世纪的那些精妙绝伦的工艺品或艺术品,我都会体会咂摸那时的人们,如何在极其艰难和绝望的生活里,通过艺术创作来寻找灵魂的安慰;我也喜欢山水,尤其喜欢我们南方的青翠山岭,那种钟灵毓秀,那种焕然气象,既是一位睿智老者,给人以安详,又是一位婀娜少女,给人以憧憬。也就是这些短暂的瞬间,我可以获得一些喘息,得到一些放松,而回北京的飞机又会立刻把我拉回到战场。
6、收入很“高”
你有时会调侃我这个大行长收入是天文数字,我想对你这样天真灿烂的学生妹而言确实如此,但是跟同业对比起来,跟工作压力对比起来,跟管理要求对比起来,应该说是underpaid的。记得前任的前任那位传奇式的前辈出狱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通过他最后供职的那家银行的领导跟我提出,能够保留当年分配给他的灌英园那套四居室,我深知他的情况,满口答应,不管怎样,老领导是有贡献的,起码不能让他晚景凄凉。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还在坚守的人们图的是什么呢?我想图的是个机会和见识。我不奢谈什么为国家为人民的贡献,也不想说有什么上升空间或变现机会。我坦白地承认,我这样的普通职员家庭的孩子,做梦都不会想到会身处高位华堂,光鲜亮丽地出入于觥筹交错的舞台,在国际市场上引人注目,这样的待遇与成就感难道是某些机构动辄上千万人民币年薪可以换来的吗?
我在尚属年轻的时候就被总行派到海外,历任多个主要金融中心分行的管理岗位,回国后有幸主抓过几个业务板块和沿海大行,那种学习与历练的机会,恐怕不是任何package可以带来的;在这样一个规模的银行,无论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深入国民经济的肌理之中,我在各项业务里所领悟到的,关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经历着怎样一个焕发活力的生发机制,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思路想法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获得贯彻,而对民族有所助益,这样的心得体会也绝非货币收入可以衡量。
可以说,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很感激生活,很感激领导和同事们的扶持,我是另一个意义上的“高”收入人士。
2015年是个非常特殊的一年,头一个月发生的事件,油价下跌、欧元日元放水、人民币被迫扩张、汇率应声下跌,等等,几乎都足以奠定一个时代,所以说它是今后某个时代的元年也不为过,接下来还会可能发生的利率自由化及汇率自由化、资产泡沫的破裂等剧变,都考验着我们这代干部,考验着党和国家的危机处理能力,也考验着全国人民的信心,我会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股东、客户和员工看好门,扎紧篱笆,做到守土有责,不辱使命。
好了,暂时说到这里,已经又是后半夜了。这些片断,我想大致也能表达一些当银行行长的体验了吧。
祝你一切都好,寒假回家过个好年,也好好陪陪父母家人
⑻ 业务跟单的主要工作内容有什么
一、业务跟单工作内容:
1、接收客户订单,核对确认回传。
2、将客户订单的信息传达给相关部门。
3、根据客户的交货排期,制作交货计划并分发给相关部门。
4、跟进客户订单的生产进度,如有异常状况及时向上级报告。
5、协助品质人员做好客户投诉处理事项。
6、月底与客户进行交货对帐,并对所开票的款项跟进。
7、根据当月的销售实际制作月销售报表。
8、同客户保持联系增加沟通,了解客户所需,做好客户服务工作。
9、完成上级主管安排的其它临时工作。
二 、跟单员要求
(一)能力要求:
1、 能利用互联网、展会、政府推介、平面媒体等渠道收集业务和客户相关信息,做好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
2、 能利用互联网、展会、政府推介、平面媒体等渠道选择供应商;
3、 能根据客户的要求转化成样品制作要求,协调供应商或生产部制作样品,寄送样品,并对样品进行科学管理;
4、 能根据生产要求及时跟进原材料、零部件或辅料等的采购情况;
5、 能及时与供应商或生产部沟通,跟进产品的生产进度、质检、包装事宜;
6、 能与跟进货物的运输、报检和报关事宜;
7、 能落实外贸合同履行的各个环节。
(二)知识要求:
1、熟练掌握国际贸易基础知识以及进出口业务的基本流程;
2、熟练掌握有关国际贸易的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和行业标准;
3、熟练掌握交易商品的相关知识;
4、熟练掌握客户服务的基本知识;
5、熟练掌握外贸单证和国际结算基本知识;
6、熟练掌握参加展会基本知识;
7、熟练掌握运输和运输保险基础知识;
8、熟练掌握报检和报关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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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单亦称“加工路线单”。一种跟随工件移动而记录其加工过程中各道工序间收、发移动情况的产量凭证。它由生产计划调度人员交给第一道工序的工人,然后跟随每道工序,依次转移,逐项记录,直到产品完工时的最后一道工序。
跟单应按每批零件的全部加工过程开设,反映材料消耗、实动工时、加工方法和工艺技术规程的遵守情况以及各道工序上毛坯、工件、产成品数量的变化,是车间成本核算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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