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本华中国宏观经济与外汇管理

㈠ 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是什么关系

国家外汇管理局设若干职能司和直属单位。在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所在地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在北京、重庆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重庆外汇管理部，在其他省会城市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在非省会的副省级城市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在外汇业务量比较大的地市和县市设国家外汇管理局支局，与同级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合署办公。（完）

㈡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有什么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股市的影响，除开舆论导向和政府直接干预外，其主要、有效地途径是从紧缩银根入手的，也就是利用后壁政策来调控股市的，就此问题论述如下： 一、货币政策工具可分为以下三类： （1）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或称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指中央银行所采用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货币信用扩张与紧缩产生全面性或一般性影响的手段，是最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被称为中央银行的“三大法宝”。主要是从总量上对货币供应时和信贷规模进行调控； （2）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针对某些特殊的信贷或某些特殊的经济领域而采用的工具，以某些个别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与负债经营活动或整个商业银行资产运用也负债经营活动为对象，侧重于对银行业务活动质的方面进行控制，是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必要补充，常见的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消费者信用控制。 （3）补充性货币政策工具，除以上常规性、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外，中央银行有时还运用一些补充性货币政策工具，对信用进行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补充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 ①信用直接控制工具，指中央银行依法对商业银行创造信用的业务进行直接干预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主要有信用分配、直接干预、流动性比率、利率限制、特种贷款； ②信用间接控制工具，指中央银行凭借其在金融体制中的特殊地位，通过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磋商、宣传等，指导其信用活动，以控制信用，其方式主要有窗口指导、道义劝告。 07年度下半年国内面临物价上涨，通胀压力加大的危机，其原因是： 1、供需失衡，比如食品行业 这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胀 ； 2、成本拉动，比如原油铁矿等国际价格上升，国内这些行业的价格上涨； 3、国内投资过热，大量流动性流向楼市股市，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胀压力加大； 4、国际贸易失衡，巨额顺差的长期存在，外汇占款严重，RMB投放过多； 5、RMB升值预期使得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国内； 08年度国家采用的货币政策，在治理物价上涨主要表现在： 1、通过信贷结构调整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农业 尤其是集约型农业 提高农产品产量 加强信贷支持三农的力度； 坚决执行节能减排 限制“两高”行业的发展 鼓励新能源新技术的发展 以减少对国外能源资源的依赖 发展绿色信贷；减少对房地产业的贷款，抑制楼市的涨幅过快，使其健康稳定发展，防止经济泡沫； 2、控制信贷规模 加强额度管理 控制流动性。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正在执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利息、发行央票等等，回收流动性优化信贷结构，多向中小企业、新兴行业企业倾斜，以消化掉相对过剩的流动性； 3、通过税收等财政手段以及汇率手段来改善国际贸易失衡局面，如降低出口退税率，升值人民币等，改变巨额顺差的局面，减少外汇占款，改善流动性过剩局面； 08年度通过这些财政政策的调控，物价的膨胀得到较好的抑制，楼盘的价格也有大幅度回落，虽然调控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股市大跌、中小企业贷款困难，导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但对应通货膨胀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 以上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㈢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几个问

一、当国内、外处于非均衡状态时，需要依靠政府宏观政策的干预，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调整政策等。但政府宏观政策的调节，应针对本国所处的具体状态，实行不同的政策组合。如：（1）经济处于国内均衡与对外不均衡时，只需采取有助于恢复对外均衡的措施，如调整汇率。（2）经济处于国内不均衡与对外均衡时，只需采取有助于使投资与储蓄趋于一致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3）经济处于国内、外非均衡时，又要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①如果是失业与国际收支赤字并存，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同时使货币贬值。②如果是失业与国际收支盈余并存，可以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③如果是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赤字并存，可以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④如果是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盈余并存，可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同时使货币升值。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1）计划手段。计划手段是政府调节经济总量平衡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它包括间接计划和直接计划，充分发挥计划手段的作用，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生产力布局，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财政手段。财政手段的核心是通过对财政收支的调节影响有效需求，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它包括财政收入政策、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财政手段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供求平衡，引导企业投资方向和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以缩小个人收入的差距。（3）金融手段。金融手段的核心是中央银行通过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投资等经济活动，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其调节工具有：第一，存款准备率。变动存款准备率可调节商业银行的自有准备金数量及利息率，从而调节信贷规模。第二，中央再贴现率。央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可以调节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和结构。第三，公开市场业务。央行通过公开买卖各种政府债券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4）行政管制手段。这是国家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发布命令、指示等强制措施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价格管制、信用管制、进出口管制、外汇管制、工资管制和投资许可证制度。这是政府对微观经济过程进行调节的具体形式。（5）经济法制手段。是指国家依靠法律的强制力量来保障经济政策目标实现的手段。国家通过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来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制裁非法活动，保护公平竞争，使国民经济正常运行。

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外汇管理

外汇管理，是指一国政府授权国家货币金融管理当局或其他国家机关，对外汇收支、买卖、借贷、转移以及国际间的结算、外汇汇率和外汇市场等实行的管制措施。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外汇资源短缺，中国一直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战略以来，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沿着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培育市场机制的方向，有序地由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转变。1996年12月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资本项目外汇进行严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汇管理体制。建国以来，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大体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和1994年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三个阶段。 实行外汇留成制度
为改革统收统支的外汇分配制度，调动创汇单位的积极性，扩大外汇收入，改进外汇资源分配，从1979年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办法。在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保证重点的同时，实行贸易和非贸易外汇留成，区别不同情况，适当留给创汇的地方和企业一定比例的外汇，以解决发展生产、扩大业务所需要的物资进口。外汇留成的对象和比例由国家规定。留成外汇的用途须符合国家规定，有留成外汇的单位如本身不需用外汇，可以通过外汇调剂市场卖给需用外汇的单位使用。留成外汇的范围和比例逐步扩大，指令性计划分配的外汇相应逐步减少。
外汇调剂市场
在实行外汇留成制度的基础上，产生了调剂外汇的需要。为此，1980年10月起中国银行开办外汇调剂业务，允许持有留成外汇的单位把多余的外汇额度转让给缺汇的单位。以后调剂外汇的对象和范围逐步扩大，开始时只限于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留成外汇，以后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国外捐赠的外汇和国内居民的外汇。调剂外汇的汇率，原由国家规定在官方汇率的基础上加一定的幅度，1988年3月放开汇率，由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中国人民银行适度进行市场干预，并通过制定“外汇调剂用汇指导序列”对调剂外汇的用途（或外汇市场准入）加以引导，市场调节的作用日益增强。
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
1、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对外公布汇率双重汇率制度
汇率高估，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1981年，中国制定了一个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按当时全国出口商品平均换汇成本加10%利润计算，定为1美元合2.8元人民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的结算，同时继续公布官方汇率，1美元合1.5元人民币，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计算和调整，用于非贸易外汇的结算。两个汇率对鼓励出口和照顾非贸易利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使用范围上出现了混乱，给外汇核算和外汇管理带来不少复杂的问题。随着国际市场美元汇率的上升，我国逐步下调官方汇率，到1984年底，官方汇率已接近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1985年1月1日取消内部结算价，重新实行单一汇率，汇率为1美元合 2.8元人民币。
2、根据国内外物价变化调整官方汇率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物价进行改革，逐步放开，物价上涨，为使人民币汇率同物价的变化相适应，起到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1985－90年根据国内物价的变化，多次大幅度调整汇率。由1985年1月1日的1美元合2.8元人民币，逐步调整至1990年11月17日的1美元合5.22元人民币。这几年人民币汇率的下调主要是依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升的变化，汇率的下调滞后于国内物价的上涨。
3、实行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
为配合对外贸易，推行承包制，取消财政补贴，1988年3月起各地先后设立了外汇调剂中心，外汇调剂量逐步增加，形成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从1991年4月9日起，对官方汇率的调整由以前大幅度、一次性调整的方式转为逐步缓慢调整的方式，即实行有管理的浮动，至1993年底调至1美元合5.72元人民币，比1990年11月17日下调了9%。同时，放开外汇调剂市场汇率，让其随市场供求状况浮动，汇率波动较大。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入市干预下，1993年底回升到1美元合8.72元人民币。
允许多种外汇业务
1979年前，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为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形势，在外汇业务领域中引入竞争机制，改革外汇业务经营机制，允许国家专业银行业务交叉，并批准设立了多家商业银行和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允许外资金融机构设立营业机构，经营外汇业务，形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参与外汇业务的格局。
资本输出入管理制度
（六）放宽对境内居民的外汇管理
个人存放在国内的外汇，准许持有和存入银行，但不准私自买卖和私自携带出境。对个人收入的外汇，视不同情况，允许按一定比例或全额留存外汇。从1985 年起，对境外汇给国内居民的汇款或从境外携入的外汇，准许全部保留，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1991年11月起允许个人所有的外汇参与外汇调剂。个人出国探亲、移居出境、去外国留学、赡养国外亲属需用外汇，可以凭出境证件和有关证明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经批准后卖给一定数额的外汇，但批汇标准较低。
关于外汇兑换券
为了便利旅客，防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和套汇、套购物资，1980年4月1日起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外汇券以人民币为面额。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外国使领馆、代表团人员可以用外汇按银行外汇牌价兑换成外汇券并须用外汇券在旅馆、饭店、指定的商店、飞机场购买商品和支付劳务、服务费用。未用完的外汇券可以携带出境，也可以在不超过原兑换数额的50%以内兑回外汇。收取外汇券的单位须经外汇局批准，并须把收入的外汇券存入银行，按收支两条线进行管理。收券单位把外汇券兑换给银行的，可以按规定给予外汇留成。 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为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明确了方向。1994年至今，围绕外汇体制改革的目标，按照预定改革步骤，中国外汇管理体制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进行重大改革
（一）1994年对外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
1、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取消外汇上缴和留成，取消用汇的指令性计划和审批。从1994年1月1日起，取消各类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对境内机构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支实行银行结汇和售汇制度。除实行进口配额管理、特定产品进口管理的货物和实行自动登记制的货物，须凭许可证、进口证明或进口登记表，相应的进口合同和与支付方式相应的有效商业票据(发票、运单、托收凭证等)到外汇指定银行购买外汇外，其他符合国家进口管理规定的货物用汇、贸易从属费用、非贸易经营性对外支付用汇，凭合同、协议、发票、境外机构支付通知书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兑付。为集中外汇以保证外汇的供给，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除国家规定准许保留的外汇可以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外汇帐户外，都须及时调回境内，按照市场汇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
2、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轨时的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合8.70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形成，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每日汇率，外汇买卖允许在一定幅度内浮动。五年多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略有上升。
3、建立统一的、规范化的、有效率的外汇市场。从1994年1月1日起，中资企业退出外汇调剂中心，外汇指定银行成为外汇交易的主体。1994年4月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连通全国所有分中心，4月4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系统正式运营，采用会员制、实行撮合成交集中清算制度，并体现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对外汇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以调节市场供求，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4、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政策保持不变。为体现国家政策的连续性，1994年在对境内机构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时，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仍维持原来办法，准许保留外汇，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仍须委托外汇指定银行通过当地外汇调剂中心办理，统一按照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汇率结算。
5、禁止在境内外币计价、结算和流通。1994年1月1日，中国重申取消境内外币计价结算，禁止外币境内流通和私自买卖外汇，停止发行外汇兑换券。对于市场流通的外汇兑换券，允许继续使用到1994年12月31日，并于1995年6月30日前可以到中国银行兑换美元或结汇成人民币。
通过上述各项改革，1994年中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
取消经常项目
（二）1996年取消经常项目下尚存的其他汇兑限制，12月1日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1、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1996年7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帐户区分为用于经常项目的外汇结算帐户和用于资本项目的外汇专用帐户。外汇局核定外汇结算帐户的最高金额，外商投资企业在核定的限额内保留经常项下的外汇收入，超过部分必须结汇。外商投资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对外支付，凭规定的有效凭证可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同时，继续保留外汇调剂中心为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服务。 1998年12月1日外汇调剂中心关闭以后，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全部在银行结售汇体系进行。
2、提高居民用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1996年7月1日，大幅提高居民因私兑换外汇的标准，扩大了供汇范围。
3、取消尚存的经常性用汇的限制。1996年，中国还取消了出入境展览、招商等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的限制，并允许驻华机构及来华人员在境内购买的自用物品、设备、用具等出售后所得人民币款项可以兑换外汇汇出。
经过上述改革后，中国取消了所有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的限制，达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1996年12月1日，中国正式宣布接受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至此，中国实行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资本项目外汇进行严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汇管理体制，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巩固。如1997年再次大幅提高居民个人因私用汇供汇标准，允许部分中资企业保留一定限额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开展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等等。1998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蔓延深化的背景下，针对逃、套、骗汇和外汇非法交易活动比较突出的情况，在坚持改革开放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前提下，完善外汇管理法规，加大外汇执法力度，保证守法经营，打击非法资金流动，维护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和正常的外汇收支秩序，为创造公平、清洁、健康的经营环境，保护企业、个人和外国投资者的长远利益做出积极努力。
深化体制改革
（三）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迅速发展，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外汇管理主动顺应加入世贸组织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进一步深化改革，继续完善经常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贸易便利化。主要措施有：
提高行政许可效率
1、大幅减少行政性审批，提高行政许可效率。根据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的要求， 2001年以来，外汇管理部门分三批共取消34项行政许可项目，取消的项目占原有行政审批项目的46.5%。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保留的39项行政许可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对这些项目办理和操作程序予以明确规定和规范，提高行政许可效率。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2、进一步完善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允许所有中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一样，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几次提高企业可保留现汇的比例并延长超限额结汇时间。多次提高境内居民个人购汇指导性限额并简化相关手续。简化进出口核销手续，建立逐笔核销、批量核销和总量核销三种监管模式，尝试出口核销分类管理；推广使用“出口收汇核报系统”，提高出口核销业务的准确性、及时性。实行符合跨国公司经营特点的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便利中外资跨国企业资金全球统一运作。
拓宽资金流出入渠道
3、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拓宽资金流出入渠道。放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限制，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推广到全国，提高分局审核权限和对外投资购汇额度，改进融资性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允许部分保险外汇资金投资境外证券市场，允许个人对外资产转移。实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提高投资额度，引进国际开发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促进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允许跨国公司在集团内部开展外汇资金运营，集合或调剂区域、全球外汇资金。出台外资并购的外汇管理政策，规范境内居民跨国并购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行为。规范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开展股权融资和返程投资的行为。
浮动汇率制
4、积极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以前，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改外汇单向交易为双向交易，积极试行小币种“做市商”制度；扩大远期结售汇业务的银行范围，批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办外币对外币的买卖。7月21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配合这次改革，在人民银行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外汇管理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外汇市场发展，包括：增加交易主体，允许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即期银行间外汇市场；引进美元“做市商”制度，在银行间市场引进询价交易机制；将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扩大到所有银行，引进人民币对外币掉期业务；增加银行间市场交易品种，开办远期和掉期外汇交易；实行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增加银行体系的总限额；调整银行汇价管理办法，扩大银行间市场非美元货币波幅，取消银行对客户非美元货币挂牌汇率浮动区间限制，扩大美元现汇与现钞买卖差价，允许一日多价等。
积极防范金融风险
5、加强资金流入管理，积极防范金融风险。调整短期外债口径。对外资银行外债实行总量控制，外资银行向境内机构发放的外汇贷款按照国内外汇贷款管理。实行支付结汇制，严控资本项目资金结汇。将外商投资企业短期外债余额和中长期外债累计发生额严格控制在“投注差”内，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不可以结汇用于偿还国内人民币贷款。以强化真实性审核为基础，加强对出口预收货款和进口延期付款的管理。将境内机构180天（含）以上、等值 20万美元（含）以上延期付款纳入外债管理，同时规范了特殊类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管理，并将境内贷款项下境外担保按履约额纳入外债管理，由债务人逐笔登记改为债权人定期登记。加强对居民和非居民个人结汇管理。
强化国际收支统计监测
6、强化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加大外汇市场整顿和反洗钱力度。加快国际收支统计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初步建立高频债务监测系统和市场预期调查系统，不断提高预警分析水平。加大外汇查处力度，整顿外汇市场秩序，积极推进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初步建立起了以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为主的信用管理模式。建立和完善外汇反洗钱工作机制，2003年起正式实施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制度，加强反洗钱信息分析工作。
现阶段，根据内外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要求，外汇管理部门正在加快建立健全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一是改变“宽进严出”的管理模式，实行资金流入流出均衡管理，逐步使资金双向流动的条件和环境趋于一致；二是调整“内紧外松”的管理格局，逐步减少对内资、外资的区别待遇，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转变“重公轻私”的管理观念，规范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外汇收支；四是减少行政管制，外汇管理逐步从直接管理转向主要监管金融机构的间接管理，从主要进行事前审批转向主要依靠事后监督管理。 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1996，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为了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防止无交易背景的逃骗汇及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我国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仍然实行真实性审核（包括指导性限额管理）。根据国际惯例，这并不构成对经常项目可兑换的限制。
1、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实行限额结汇制度。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都须及时调回境内。凡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批准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境内机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可在核定的最高金额内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超过限额部分按市场汇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超过核定金额部分最长可保留90天。
2、境内机构经常项目用汇，除个别项目须经外汇局进行真实性审核外，可以直接按照市场汇率凭相应的有效凭证用人民币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帐户上对外支付。
3、实行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货物出口后，由外汇局对相应的出口收汇进行核销；进口货款支付后，由外汇局对相应的到货进行核销。以出口收汇率为主要考核指标，对出口企业收汇情况分等级进行评定，根据等级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扶优限劣，并督促企业足额、及时收汇。建立了逐笔核销、批量核销和总量核销三种监管模式，尝试出口核销分类管理；目前正在设计、开发和推广使用“出口收汇核报系统”。

㈤ 外汇管理局与银监局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有什么关系

曾经，复银监局、外汇局、人民制银行是一家。

外汇局是从人民银行分出来专门实施外汇管理，管理外汇储备的机构，在总行一级外汇局独立，在省分行一级，外汇局附属于人民银行，只是人民银行的一部分。

银监局是2003年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专门管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从上到下都有银监局，跟人民银行无附属关系。

㈥ 中国货币网和国家外汇管理网哪个更权威

当然是国家外汇管理网了，这是政府网站

㈦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对问题有哪些

我们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话题。历代统治者都把税收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权的根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都论述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的每次重大变革、变法都涉及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从理论上弄清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税收宏观调控作用，促进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
一、税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任何事物有位才有为。研究税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问题，首先要认识税收的范畴，弄清税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就要研究经济与分配和分配与税收的关系问题。
宏观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及其运行状况，是相对微观经济(部门经济或局部经济)而言的，是对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高度概括，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方面的活动及相互关系。社会再生产四个方面的活动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中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等三个环节，分配、交换、消费等三个环节并不是被动地、消极地适应生产，而是积极地影响生产，反作用于生产。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是生产者的事，交换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事，消费是消费者的事，政府一般不参与不干预这三个方面的活动，但通过税收参与企业和个人的收益分配，影响各方面的经济活动。
恩格斯把经济所包含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方面的关系概括为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关系都与财产所有权有关，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这就如同科学技术凝结在劳动产品中一样，财产关系凝结在四个关系之中。要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要用法律明确财产关系，保护财产关系。劳动者的劳动权、企业的财产权、国家的政治权力都要参与收益分配。工人拿工资、企业拿利润、国家拿税收是收益分配的基本形式。收益分配关系确定财产归属，是财产关系在经济上的体现；财产关系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决定收益分配关系。财产和分配的关系问题是经济的核心问题和要害问题，关系到各方经济利益，各方对此最敏感最关心。税收之所以成为各方利益矛盾的焦点，就是因为它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到国家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对所有制、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调整财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国民共同利益的需要，是由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所有制决定的。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权力。权力统治着财产，……捉弄财产。”恩格斯说：“为了维持这种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纳税原则本质上纯属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征税都是从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国家所有制，而国家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力，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就成了真正的主人。要求国家宣布自己是全国的主人，从而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我们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真正福利的征税办法，作为达到目标的第一步。”
马恩论述告诉我们：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国家主权在经济上的重要体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征税不能超过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税收是国民的福音。在世界被各个国家分治或由各个国家瓜分占有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单位和个人都有自己的国籍，它的生产经营一般都在某一个国家里进行，它所有一切首先属这个国家所有，并受该国家的保护。即使在以跨国经营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也是以纳税人的国籍为依据。国家所有制使国家有权对管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征税。国家政权机关管理国家事务、兴办公益事业、保护单位和个人财产及人身安全，都需要大量财力作后盾。然而，国家政权本身不创造财富，国家财力来源于税收，税收来源于经济，国家要把税收蛋糕做大，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就要大力发展经济。
从上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经济包括分配，分配包括税收，税收是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第二，经济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经济。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影响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所有制高于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和所有权，决定劳动权、财产权和所有权的收益分配关系。税收与国家政权的生存紧密连在一起，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税收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运用政权力量，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第四，财产和分配关系是经济的核心和要害。税收处在国家与企业和个人、中央与地方等各方利益分配的焦点上，是各方最关心最敏感的经济问题。必须从全局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税收与各方利益分配关系，调动各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讲，税收属宏观经济的分配范畴，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经济决定税收与税收对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决定税收和税收反作用于经济，是经济税收观的基本观点，对于正确理解、认识和处理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经济是税收的源泉，决定税收的产生和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1.经济决定税收的产生。税收分配的对象是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生产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一般来说，经济活动延伸到哪里，税收就跟踪到哪里，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税收。
2.经济规模决定税收规模，税收规模随经济规模扩大而扩大。如全国2001年GDP达到95933.3亿元，比1995年的58478亿元增长64.05%，平均年增长10.6%；全国税收2001年达到10453.4亿元，比1995年的3927.9亿元增长166.13%，平均年增长27.68%。河南2001年GDP达到5645.02亿元，比1995年的3002.7亿元增长87.99%，平均年增长14.66%；河南国税收入2001年达到260.54亿元，比1995年的143.77亿元，增长81.22%，平均年增长13.53%。
3.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一是产业结构决定税源结构。发达国家一、二、三产业的大体比例为10%、20%、70%；中国2001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5.23%、51.15%、33.62%；河南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1.86%、47.16%、30.98%。从上述比例来看，发达国家的主体税源已经转向第三产业，中国的主体税源仍在第二产业，河南是中国的农业大省，农业增加值不含税，决定河南经济增长和税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所有制结构决定税源结构。改革开放以前，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占GDP不到1%，税收99%来自公有经济。目前，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上平分秋色，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达到30%以上。三是地区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来自该地区的税收占全国税收30%以上。河南省辖市区税收占全省税收80%左右，税负达到7%左右，而县城及农村税收只占20%左右，税负只有2%左右。
4.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税负水平。国家征税要从计税收入中扣除企业成本和居民基本生活费。发达国家作了这两项扣除后，可分配的收益基数仍然很大。而发展中国家作了这两项扣除后，可分配的收益基数小，如我国企业微利经营，甚至亏损，国家征所得税很少。又如我国对大量达不到起征点个体户不征税。所以，尽管各个国家的税制相似，但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税负差异很大。我国现行税制在设计上参照了国际税制，尤其参照发达国家的税制。然而，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一般不低于30%，发展中国家一般不低于15%，中国2001年税负只达到16%。在中国境内发达地区税负高，欠发达地区税负低；城市税负高，县城以下税负低。
5.经济科技含量决定税收增长。科学技术是经济和税收增长的推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大，带来的税收多。技术落后的传统产业，增加值小，带来的税收少。凡是经济和税收高速增长的地区，都有高新技术产业支撑；凡是经济和税收增长缓慢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落后，传统产业占的比重大。
6.经济状况决定税收征管。企业行业特点和规模以及企业所有制和收益分配多元化，决定税收征管方式和方法的多样性。如规模限额以上的企业出于内部管理需要，一般都要建账，加强财务核算。对这类企业实行查账征收。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般不建账，大量交易不开票。长期以来，对这类业户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漏税较多，征管方法亟待改进。目前，河南国税部门对税源进行分类管理，探索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征管办法，已经初见成效。
7.经济改革决定税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搞活国有企业，发展个体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后进行两步利改税和建立新税制的重大改革，不断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二)税收对经济的反作用，主要通过税种、税率、减免税、税负、征管等要素调节各方经济利益，影响经济发展。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当税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1.税种对经济的影响。每个税种都有它的征收目的和范围。一般来说，主体税种侧重组织财政收入，税基广，具有普遍调节经济的作用；其他税种侧重调节某种经济行为，且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功能。
2.税率对经济的影响。税率是税制核心，它对企业实现的收益进行分配，确定国家与企业各占份额，最终确定财产归属。税率高低表明国家征税深度，亦称调节经济的程度。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用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表明，税收随税率增大而增大，当税率超过纳税人承受能力时，税收就随税率增大而减少。可见，税率适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税率过高则影响经济发展。
3.减税对经济的影响。减税产生扩张效应，如：刺激民间投资和需求、吸引外资、促进资本在地区之间和国际之间流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经济发展后劲。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采取了一轮又一轮的减税措施，但并没有减少税收总收入。各国减税后，宏观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呈上升趋势。我国现行减免税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为了支持、鼓励、保护和照顾某类企业和个人的生存发展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其中许多减免税带有歧视性，不但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影响企业公平竞争。中国应当选择无歧视性的减税政策。
4.税负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税负反映国家征税深度，也反映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把企业利润都拿走，资源由国家配置。发展市场经济，就要让企业有利可图，以激励民间投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增加经济活力。如果国家征税后，大多数企业微利甚至亏本，就会妨碍民间投资，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影响经济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用税收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一般不能把税收用于盈利性的生产投资，否则，国家配置资源，加重企业负担，部分企业受益，容易产生腐败，导致企业竞争不公平，影响市场经济发展。所以，税负高低关系到资源是由国家计划配置还是由市场配置，关系我国经济转轨和旧体制复归。
5.税收征管对经济的影响。税制靠征管来落实。科学严密的征管，不仅可以正确贯彻落实税收政策，把应收的税征上来，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而且可以发现税制中的问题，促进税制改进和完善，同时还可以方便纳税人，节省纳税人办税时间。反过来说，征管疏漏，税款流失，造成实际税负低于名义税负，削弱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引起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经济发展。
三、税收与经济管理体制
国家只要征税，税收就要发生作用。税收宏观调控是国家有意识地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要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就要研究税收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
经济体制是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计划、财政、税收、物价、金融等手段。在历史上，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有两种形态，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二者在资源由谁配置、对微观经济管与不管和如何管等问题上有本质的区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富有效率，主张自由放任，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美国供求学派凯恩斯认为市场有缺陷，主张政府干预，达到供求平衡。许多国家政府采用凯恩斯理论，避免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缓解了经济危机，保持了经济持续发展。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同时认为市场并非灵丹妙药，主张政府调控，不能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捉弄经济。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资源由国家配置，企业既没有经营自主权，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经济杠杆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失去影响力，税收只是国家筹集建设资金的工具。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要进行经济改革。我国经济改革的取向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文件中都强调发挥宏观调控体系的作用。199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人力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1993年11月14日，中央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二大以来，几届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强调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避免经济大幅度波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经济体制包含税收手段，经济体制改革包含税制改革，决定税制改革；税收是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每次重大经济改革都要反映到税收上来，都要对税制进行相应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此进行两步利改税，建立多税种、多环节、多次征的复合税制。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酝酿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第三次税制改革，即1994年出台新税制，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1999年11月，中国加入WTO，需要改革完善中国现行税制，促进对外开放，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要发挥税收的宏观作用，就要从理论上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国家宏观调控需要财力作后盾，税收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扩大税收规模，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
(二)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是财税体制的核心问题。因此，税收规模的扩大，不能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会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公平竞争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公平税负，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
(四)发展是硬道理，税收政策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扶持弱势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五)税收调控作用包含在税制中，通过征管来实现。当前，一方面企业负担重，经济效益不高，亏损面较大，靠提高税负，增加税收不大可能；另一方面我国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债务连年上升，靠减税刺激经济增长，也不大可能。但是，税制不尽合理，税负不平，税收流失较多，税外收费额较大，费挤税的现象相当突出。因此，要完善税制，合理设置税种，调整税率，清费立税，清理减免税，开征新税种，扩大税基，加强税收征管，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经济发展。
四、税收调控与经济发展
税收调控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是要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应当根据当前形势，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和对策。
(一)调节供求关系，促进供求平衡。经济能否均衡发展，取决于需求与供给是否均衡。我国经济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民间投资不足、大多数低收入阶层消费不足。国家在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到2002年，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出现快速增长势头。但是，国家债务连年攀升，政府投资，部分企业受益，影响企业公平竞争；一些地方和企业争项目、跑项目，容易产生腐败；一些项目缺乏科学论证，仓促上马，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有些国债资金被用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被挪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重视累进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在调节经济、实现供求平衡中的作用。在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减少，税率自动降低，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升温；在通货膨胀、求大于供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增加，税率自动上升，抑制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降温。发达国家实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既发挥税收对经济自动调节器的作用，又保护了税本，或者说企业不因国家征税而蚀本。我国税收，流转税占的份额大，所得税占的份额小，对经济调节缺乏灵活性，征税容易侵蚀税本。1994年实行的新税制，与当时通货膨胀有关，1996年以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转为通货紧缩，需要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实行减税政策。然而，我国执行的是一条增税政策，税收超常增长。在正常情况下，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在1左右。1998年至2001年，我国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为2.40、3.33、1.99、2.84，平均2.93。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1996年前的两位数降到7%左右。据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用实证回归分析法测算，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36个百分点。所以，要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就要调整税制结构，逐步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供求状况，实行以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既是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二)调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2001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62481.9亿元、28667.8亿元和14329.8亿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了328.2%、300.8%和254%，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7.5%、16.7%和15.1%。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448元；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7382元，位于全国之首；河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942元，位于全国中等偏下；贵州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865元，位于全国最低。可见，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扩大。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能否平衡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此，为了促进各地经济的协调发展，让各个地区都走上富裕之路，必须实行分税制，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三)调节个人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不是趋向共同富裕，而是趋向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来源渠道增多，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同时出现了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乃至悬殊的现象。一方面，农村还有几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未解决，城市也有上千万的贫困人口；另一方面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估计达到1000万人以上。2001年，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外资企业人均年工资高达1.6万多元，为全国平均工资10870元的147.19%，而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1178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6867元，农、林、牧、渔业的人均年工资只有5741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因此，对合法收入应当保护，并依法征税；对过高收入作适当调节；对于非法收入，必须坚决取缔和打击。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将各类应税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实行按年综合计征个人所得税，同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加大个人收入调节力度，缩小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四)调整税负，促进公平竞争。市场经济要求税收公开透明，保持中性，不扭曲企业的经济活动，给企业创造一个透明的、公平的、可预见的税收环境，促进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税收负担一要公平，二要合理，三要透明。所谓公平，就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不搞歧视政策；所谓合理就是税收负担不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不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所谓透明就是让企业预见自己缴纳的税款。按照原则来衡量，我国2001年税负为16%，相当于发展国家的税负水平，若考虑政府部门收费，企业税费负担在30%以上，接近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许多企业微利经营，甚至亏损。我国主体税种生产型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若按国外可比口径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的税率为23%，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20%以下的税率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基本税率为33%，高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的税率水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对外资企业优惠较多，外资企业的税负轻于内资企业。在内资企业中，由于管理上的原因，规模限额以上企业的税负较重，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负较轻。因此，要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征税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当降低税率，取消不必要的税收优惠，加大税费改革力度，加强税收征管，尤其改进和加强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征管，努力实现公平税负的目标，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五)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税收优惠是国家利用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减少税收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世纪初的10%猛增到80%。所以，应当把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上，可采取投资抵免、降低税率、税前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等形式，加大对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要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清理整顿过多过滥的减免税，取消歧视性的税收优惠，避免引起不公平的竞争和反倾销案的发生。
(六)调节对外经济往来，促进对外开放。中国加入WTO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给我国经济和税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一要按照WTO规定的公平、透明、无歧视、国民待遇等原则，完善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合理合法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二要通过《税收协定》等法律文件，界定国与国之间的税收管辖权，避免重复征税，促进企业走出去，引进来。三要履行加入WTO承诺，降低进口关税，调整税率，使关税总水平降低，但在某些产品的税率上有升有降，以保护我国幼小产业的发展。同时要改进出口退税的管理办法，实行免、抵、退，扩大产品出口。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征管合作，大力开展反避税斗争，维护我国权益。

㈧ 我想了解一下宏观经济！和中国有哪些宏观经济和政策！求大神指教～谢谢

倡导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就是试图通过资本市场，让存量财富创造收益。资本市场是对存量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它通过对资产进行估值，通过证券化，让资产流动起来，让存量财富升值。这样，社会就处在一个很良性的状态：一方面，现期经济增长了，收入水平提高了，这是流量方面；另一方面，过去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在增值，两种收入加在一起，这就是小康社会的财富形成方式。经济增长的目标，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生活得舒适。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加班加点，非常辛苦；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了吧，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一有空就去做事赚钱。我们也要休息，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模式。要让今天的收入保障今天的生活，让过去买的那些资产通过增值来保障未来的生活。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已经从贫困、落后、封闭的国家，迈向正在现代化的小康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三十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瞩目中国非凡的成就，但世界上也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崛起心怀嫉妒。中国的崛起的确正在改变全球的经济格局，所以有人会有些不舒服。但是我想,谁也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盛唐时期，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时中国的GDP比今天美国的GDP在全球所占的比重还要大得多，约占全球GDP的40%以上。时隔一千年，中国终于又迎来新的强盛时期。这完全得益于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走的正确道路。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成为经济大国还不是我们的目标。我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经济上强大的国家，甚至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强大的国家。我们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智慧。在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过程中，我们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时期，我们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矛盾，有些矛盾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没有遇到的。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把握大局，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政策，化解矛盾，所以我们的经济社会仍然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一、中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期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非常快速。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CPI（消费物价指数）上涨控制在4.8%。这是非常稳健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会超过这个指标，这是可以理解的。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10.4%，比去年11.4%有所滑落。CPI上半年上涨了7.9%。物价上涨从总体上看正在得到遏制，经济仍然在高速状态下运行。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要成为现代化国家，一定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业化过程。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现代化。没有现代制造业、现代核心装备企业，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我们一定要推进工业化，补工业化这一课。我国是从一个农业社会，或者说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社会走过来的。总体上看，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还是落后的。工业化水平落后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社会秩序、现代伦理等，都是欠缺的。所以，工业化是一个综合指标，它不断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能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进步是我们的根本目标。现在我们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或者说中后期，这一时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经济高速增长。日本、韩国的现代化过程，经历了长达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这十年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没有今天的日本和韩国。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而且中国的经济体量要比它们当年大得多。从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将维持到2020年。到那时，中国将超过日本，和美国的经济规模应该不相上下。我们大概在2012年就要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将再用8年的时间从经济总规模上接近美国的水平。当然，也有个别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到2028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这比较乐观。所以，我们的经济仍会持续增长，在持续增长过程中，我们要适时调整经济政策，提升经济结构和产业竞争力。二、中国宏观经济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今年底，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一般说来，特别是对于一个经济体量很大的国家来说，人均GDP3000美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需要升级，产业结构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中小企业发展等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必须正视的问题。这就如同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第一次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大发展时，给当时很多国有企业带来冲击一样，由于方向正确、政策适当，我们非常幸运地渡过了难关。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的中小企业该怎么？政策如何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找平衡？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两个方面，就是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中国的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应该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地方，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地方。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高，这给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挑战。由于我们处在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期，所以面临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使经济进入滞胀。我认为，当通货膨胀超过7%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控制通胀作为经济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但是，控制通胀不能过度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仍然是我们头等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认为中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一个发达国家，发展可以歇一歇了，可以考虑其他问题了。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今年的通货膨胀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不同的。今年的通货膨胀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它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主要是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上涨对物价全面上涨产生了重要影响。石油价格是能源价格的标杆，石油是资源之王，其价格攀升当然会传递到中国。中国是一个开放国家，我们对石油的需求量非常大，我国50%的石油依靠进口。最近石油价格从每桶147美元下跌到120美元左右。石油价格大幅波动，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幅度波动的时期，风险急剧加大。虽然现在石油价格出现下跌，但是高油价仍是基本趋势，而且这种高油价是同美元有关系的。我们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说紧缩人民币、紧缩流动性，是难以让石油价格跌下来的。教科书上说通过紧缩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减少对商品的需求，从而使价格回落。教科书还说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说到底是货币发多了，引起价格的上涨。但就石油价格上涨而言，不是人民币发多了，而是美元发多了。所以全球经济动荡，美国负有重大责任，特别是在衍生品金融市场。为什么中国要崛起？中国的崛起将改变全球的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现在全球都用美元做结算货币、储备货币，所以美国就不断发货币。如果二十年后，人民币成为可以与美元相互替代的国际性储备货币，这对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全球经济体系都有重要作用。中国崛起的核心标志是中国金融的崛起。中国除了产业要崛起、要有强大的制造业外，还必须有金融业的崛起。中国金融的崛起可以改变全球的金融秩序，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没有独立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强大的金融体系，中国是成不了经济强国的。目前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这次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动型。所谓成本推动型有两点含义：第一，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所有劳动者都应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到他应得的福利。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生活水平。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呢？第一，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沿海很多地方，企业为什么出现劳工荒？是因为劳动者的收入没有得到足够的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第二，资源价格上涨。铁矿石、各种有色金属矿，甚至包括淡水，都会涨价。价格的上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它在动态地寻求利益均衡点。30年前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改革僵化的价格体制。计划经济时期，价格管制把经济管死了，没有利润，也就没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价格如此之低，也会使很多人耗竭式地使用短缺的资源。实际上，我们现在要地关注供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就在于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市场化的供给体系。抗震救灾显示了我们强大的供给能力。如果退回到三十年前，汶川地震这么大的灾难，不要说三个月，就是三年也难稳定当地人民的生活。直接受灾人数400多万人，间接受灾3000万人，我们三个月就稳定下来，我们靠的是强大的供给体系，这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再加上我们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中国很难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提高存贷款利率被看作是收缩流动性的一个手段。在目前条件下，提高存贷款利率，有可能创造更大的流动性，从而可能推动通货膨胀。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汇率机制与国际游资问题。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复杂，不像20年前经济活动非常简单，那时通货膨胀一来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原因，采取什么措施。今天的经济结构太复杂了。如果提高存贷款利率，在不考虑汇率预期情况下，是可以收缩流动性的。但在目前的汇率机制下，会带来的国际游资，即热钱。为什么热钱想方设法要进入中国市场呢？因为人民币正在升值。我们今年已经升了6.3%了，也就是年初1美元换成人民币，现在经过汇率变动已经赚了6.3%了，同时我们的存款利率是4.14%（一年期定期），这两个加起来，大约是10.5%。也就是说还没有到年终，收益已经达到10.5%了，这是无风险的。关于热钱，首先要清楚它从哪些渠道进来。我们不能因为热钱的进入，就试图把大门关起来。开放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中国永远不能回到封闭的时代，只有开放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如果因为怕一只苍蝇进来就把大门关上，这是非常错误的。热钱有各种管道进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还有外商直接投资，经济贸易夸大价格等，还有很多个人自己带进来。国际游资，或者短期资本流动，时机一旦成熟，它肯定会流出去。如果流量非常大、非常急，就会对我国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体系带来冲击。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最终会演变成货币危机。对于热钱，我有以下看法：第一，我们不要害怕热钱，中国有这么多外部资本进入，是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环境稳定，人们有良好预期。实际上，我们将和热钱相伴而存在，把热钱消灭掉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适时疏导。同时，我们要通过改革，把热钱变成正常的短期资本流动。为此，要着力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现在是央行和个人、企业进行交易，未来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应主要是企业与企业的交易，把风险分散给企业。第二，我们要从技术层面采取措施，防止这些以班排连营方式进来的热钱在未来某个时候以集团军形式出去。游资大规模流出将给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我们现在有一万八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按照一定的结构分布在不同资产上，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储备以现金的方式搁在账上。如果热钱以集团军方式出去，负债和资产的结构就可能不匹配，危机就会出现。韩国当年的金融危机与资产负债的结构性失衡是有关系的。在一国金融体系内，如果单一银行出现由资产负债结构严重失衡导致的支付危机，通常央行会提供流动性帮助其渡过危机，但在国际范围内，如果一国金融体系出现危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提供帮助，但这个帮助要以付出巨大代价为前提。我们要从政策和技术上防止热钱以集团军形式出去。在外汇管理上要做很多细致工作，要不断调整外汇资产结构，以防范未来的金融风险。三、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性，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首先是有害气体减排与工业化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整个大气环境被破坏，南极和北极的冰川都在融化。工业化加大了温室气体排放，使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威胁。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与我们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减排承诺。美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最近几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较快。但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美国不能承担相同的义务。尽管如此，我们仍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因为地球只有一个。其次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从南到北，我们的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污染，特别是比较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更是严重。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让人民生活美好，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最终目标。如果人均GDP达到一万、两万美元时，水都不能喝，GDP还有什么用？所以对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对水资源的保护，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等环境已经污染了再治理它就太难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再次，是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很令人忧虑。资源匮乏了，环境污染了，我们的后代该如何生存？对石油、煤炭、水以及各类矿产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美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美国近海油田不开发，煤矿基本上也不开发，资源得到了很好保护。美国不开发其地下资源，主要是买其他国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很自私。自私的一面我们不学，但保护环境的一面我们要学，要借鉴。我们不能耗竭式地利用自己的资源。我们现在也要学会保护资源。我们要学会资本运作，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全球资源的配置。我国外汇储备的应用，相当大部分应该放在这方面。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海外资源做支持，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最后，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劳动力就业问题。我们给中小企业的支持不够。应该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方面要有更大的支持。四、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应该在解决上述问题之间找到一个深层次的平衡点。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单一政策目标是不够的，必须统筹兼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如前面所说，要正确处理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与控制通胀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要控制高耗能企业。我国的经济增长，还需要通过内需的增长来拉动。中国这样的国家试图长时期通过出口，靠外部需求，靠美国、欧洲的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是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的，这种增长模式肯定有问题。我们要靠内需来拉动，必须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靠内需拉动，首先要提高与内需有关的经济主体特别是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要地关注民生。能不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适当降低税赋？中国特别需要从经济发展角度灵活地运用税收政策。从目前看，税收政策运用的重点在降低税率或提高税基。对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太快，建议把起征点进一步加以提高。这样把钱留下来，人们才会消费，才会拉动经济增长。要努力提高群众的财产性收入。这实际上是在说，要充分重视存量财富的增长，重视存量资源的再配置。我们的文化有一个负面因素，就是不重视存量，只关心流量、增量。这实际上就是不尊重前人的成果、不尊重历史。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很多楼被炸掉，这些楼不少是10年前建成的，它们构成了当年的GDP。10年前建成的楼实际上是很新的。我到欧洲大学访问，我要他们让我看一下最新的楼。他们最新的楼就是10年、15年前建的。欧洲人对历史、对前人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非常重视，尽最大努力去保护它。而我们却没有做到。这种不尊重历史的行为在学术研究中也经常存在，抄袭就是一种蔑视前人成果的行为。写一篇论文洋洋几万言，没有一个注释，说这些都是自己的创造。难道前人的研究成果没有对你产生任何影响？没有一个注释，没有一句话来自于前人？作为一个研究生导师，我在评判研究生论文时首先就要看论文的注释，看学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很尊重。我们一定要尊重过去，尊重他人的成果。在学术研究中要这样，在经济发展、财富创造中也要有这样的传统。我在很多场合倡导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就是试图通过资本市场，让存量财富创造收益。资本市场是对存量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它通过对资产进行估值，通过证券化，让资产流动起来，让存量财富升值。这样，社会就处在一个很良性的状态：一方面，现期经济增长了，收入水平提高了，这是流量方面；另一方面，过去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在增值，两种收入加在一起，这就是小康社会的财富形成方式。经济增长的目标，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生活得舒适。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加班加点，非常辛苦；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了吧，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一有空就去做事赚钱。我们也要休息，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模式。要让今天的收入保障今天的生活，让过去买的那些资产通过增值来保障未来的生活。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矛盾时，要善于运用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很快，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钱的一部分留在民间呢？中国经济增长要靠民间需求来拉动。我们要向靠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告别。民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持久的。

㈨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与经济全球化的选择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呈现出以调控国内均衡为主的特点。但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调控模式将受到外部经济的强烈冲击。本文在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关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各种理论之后，提出了中国应该选择“内外兼重，双重平衡”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观点，同时认为在具体模式构建上，应积极发挥人民币浮动汇率稳定国际收支的作用，同时重点采用浮动汇率条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较优势的货币政策实现国内均衡，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遵循WTO的有关规则，强化政府在供给政策中的作用，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调控 外部均衡 内部均衡

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和计算机通信以及网络技术的强力推动下，各国市场进一步融合，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世界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其次，从国内情况看，总供求关系出现了根本性转变，经济开始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选择将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
（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与趋势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市场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沿海地区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据《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显示，20年里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656亿美元，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左右。据专家估计，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照此推算，外资投入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在6%左右。显然，国际间要素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生产率。据有关统计表明，9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通过扩大投资和提高要素生产率，对GDP平均增长10.7%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构成上都有很大变化。在收支规模上，1979—2000年累计进出口总额约为3万亿美元，是建国以后前29年的15倍多。我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随着国际收支规模的扩大，国家外汇储备总水平不断上升，2000年底达1513亿美元。近20年来，除进出口和侨汇两个传统项目以外，其它如旅游、运输、服务承包和资本项目收支急剧增长，其中资本项目收支增长尤其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断加深，涉外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为例，1988年为25.6%，2000年则上升到约40%。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国民收入得到了飞速的增长，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二）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始于199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国家采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加以辅助和引导，这种调控区别于以往的计划手段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使得其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对外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面对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经济，中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侧重于对国内均衡的追求，显然这是由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仍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以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且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确实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现的市场震荡和1989年供给缺口的拉大导致了1989—1991年的经济急速滑坡。1991年经济步入低谷并缓慢回升，1992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势头特别猛烈，但1994年发生了中国改革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1.7%，消费价格上涨了24.1%。1993年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开始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口号，实施了抑制经济过热的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整个国民经济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长的势头。97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虽然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但增长的速度却有所放慢，目前维持在7%左右，同时国内有效需求逐渐转向不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状态，物价出现了负增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现今，但已开始表现出反弹的迹象。1988年和1989年高达20%以上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潮，针对该种状况，中央政府于1989年下半年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即在全面紧缩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又大力紧缩信贷。在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下，实现经济“硬性着陆”，这使得经济由“过热”陷入“过冷”之中。1992年以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期，但同时又引发了“过热”问题，针对这一次的投资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国务院实施了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并不是全面的紧缩。此次财政紧缩不是针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紧缩，而只针对引发投资冲动的房地产和开发区投资的紧缩，货币政策并非全面的信贷紧缩，而只是针对乱集资，乱拆借的信贷紧缩，正常的生产和建设的资金供给没有受到影响，有效地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97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对此国务院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增发国债，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进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和物价的回升，目前已经显现出积极的效果。
在国内宏观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却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不均衡状态。国内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出口与外商投资的政策倾斜，引发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年年递增。同时，虽然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顺差的不均衡状态，但是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呈现出贬值的状况而促进了出口的增加，事实证明顺差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有利的。人民币的汇率之所以表现出上述特点，这是由中国国内市场体系与国际市场体系接轨所产生的效应决定的，以往人民币一直处于名义汇率高估状况，人民币汇率体系在1996年被改革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银行结售汇制，加速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一直高估的名义汇率不断贬值向实际汇率接轨，使得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有利的顺差状态，同时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对外经济呈现出顺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必要急于改变这种状态，而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经济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之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明显地表现出侧重于对国内经济周期的调控之上，并且这一策略的选择有效地平抑了国内的经济周期，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挑战
对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与外部经济的联系对该国经济的运行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在经济全球化为该国经济提供了许多封闭条件下不具备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冲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调控不但要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且要确定经济开放的合理的程度，这样就必然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协调上的矛盾。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原先只侧重于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均衡问题的宏观调控模式必然受到开放经济下经济运行方式的冲击，带来内外均衡的冲突，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都可以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首先，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接轨，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是极其不利的，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要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其次，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继续减速，2001年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0%。市场信心不足，投资和消费不振。日本经济，欧元区经济，我国的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经济受美国经济大幅滑坡的影响，都明显表现出经济衰退的迹象。近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低了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4%，低于IMF原先预计的3.5%。联合国则预测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4%降为2001年的2.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将从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造成我国出口的巨大压力，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其需求紧缩势必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亚洲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也非常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增长，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视。如果出现逆差的话，采用紧缩需求的方式进行逆差的调节必然加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对逆差调节的政策经验，因而对国际收支逆差的调节将是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确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条件下，家庭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更强，他们更能准确地对事物做出判断和预测。因而，经济全球化下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模式发生了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不致于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成为完全理性，但预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递进必然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而完全归于无效。另外在出现巨额逆差的情况下，在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预期的自我持续可能酿成国际储备大量流失，资本严重外逃的货币危机。在货币危机中，市场投机者的贬值预期因名义利率机制的作用表现出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成本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放弃对外汇市场与汇率的干预而爆发货币危机。从这一投机者与政府的动态博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预期模式对政府干预政策的冲击与影响。因而在以上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受预期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第四：中国即将加入WTO，然而WTO的多边规则对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首先，WTO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的规则。另外WTO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地区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将受到WTO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而在加入WTO后，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机制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的、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要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形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教育，人力资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政府应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等方面创造出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从各个不同层面塑造出研究与开发，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运作机制。由此可见，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面临着对本国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合理开放性之间的协调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一致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此时，当政府采取措施努力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这一措施可能会同时造成另一均衡目标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均衡目标的干扰或破坏，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同样也会促使政府对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理论研究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关于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则”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等理论的出现发展了开放经济下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开放经济的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是以预算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来论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的分析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的升贬值可以明显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斯旺认为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对付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应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虽然蒙代尔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对实际经济作了相当简化处理的基础之上，但其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作用的。
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对外部均衡调控的主要目标。最早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可追溯到18世纪休谟的物价一现金流动机制学说，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分析法是琼•罗宾逊在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着重考虑货币贬值取得成功的条件及其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该理论分析认为，当国民收入大于国内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逆差。相应，政府对顺差和逆差的调节应着手于对国内吸收水平的调节上，以扩张性的政策调节顺差，以紧缩型的政策调节逆差。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法由哈里•约翰逊和雅各布•弗兰柯在货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逆差实际上是一国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超出了名义货币的需求量，因而对逆差的调节主要在于实行紧缩的货币供应政策。货币论的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政府应当紧缩国内信贷。国际收支分析结构论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给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长期性的供给不足往往是由经济结构问题引起的，如经济结构老化，经济结构单一和经济结构落后等。如果国际收支失衡是由经济结构导致的话，那么调节政策的重点就应在改善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政策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调节国际收支以实现外部均衡时应灵活运用上述各种理论分析具体问题，吸收上述各理论正确的部分，摒弃不合理的成份，灵活地加以综合运用，力争使政府的决策与分析切合现实。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况相比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它是以标准的IS--LM模型为基础，针对开放的小国，假定总需求不足，对国际资金流动采用了流量分析法。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一般都比较有效，一国可以自主控制货币供给，货币政策会通过对汇率的影响而加强其效果。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例，它会带来产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这两者都会带来国际收支的恶化从而使本国货币汇率贬值，这就又加强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同时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是相对无效的，虽然在不存在国际资金流动时，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变动会引起汇率的调整，从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财政扩张政策为例，它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带来国际收支的改善，顺差会带来本国货币汇率升水从而削弱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论证了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比较优势，对于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该模型还在很多方面被进一步改进，但主要理论结论并没有太大变化。由该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浮动汇率制下，一国可以更为主动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标，这一分析结果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向理性预期的递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政府相机诀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会完全被微观经济主体基于理性预期下的行为所抵消，这就构成了宏观经济问题中政府与大众之间的动态不一致。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中解决动态不一致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建立和保持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对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大众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奕。关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誉又具体有委托模式，契约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论。所有的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设计出激励机制促使政府有维持其政策信誉的动机。在这些旨在寻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誉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之中，对策论的引进起了关键的作用。对策论方法强调预期的关键作用，以及理性预期概念的不完备性。信誉博奕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情形，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其制定政策必须要从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实践中能够产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话，将会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从而能达到防范货币危机的目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不但要在总需求方面进行经济调控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而且还要有效地运用供给政策对开放经济的总供给方面进行调控。关于供给政策的理论重点目前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政策的讨论之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国际竞争也主要表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仅应该要做到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应着重于克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流动的障碍，因此政府要在宏观上予以调控，建立解决结构性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业制度。如果开放经济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么政府就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政策主要体现在企业制度上，包括企业创立时的投资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开放经济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目前还重点体现在对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之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参与国的经济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性，仅仅通过一国的政策搭配还不足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各参与国应该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国际协调。特别是在浮动汇率制下，国际间政策协调已受到广泛的重视。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研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学者们设计了很多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政策协调方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方案包括：托宾提出的各国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的托宾税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汇率目标区方案、麦金农提出的恢复固定汇率制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实现内外均衡的各国协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国际间政策协调因各国的主权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碍，而且参与国际政策协调本身也有成本收益问题，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