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谈外汇

A. 李慧：吴敬琏凭什么发怒 改革真的没有失误吗

李慧 在人们眼里一向是德高望重、一副温文尔雅学者形象的吴敬琏先生，终于在人们面前也有怒容满面的时候了，起因是国内某杂志披露了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文章由此怀疑并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也考验了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吴敬琏先生愤愤不平地说：“我请你 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其实，吴敬琏先生愤怒的不是地方，因为“利益集团”一词恰恰是出自于吴敬琏先生之口，这实在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做法。
吴敬琏先生可能忘记了自己最近的高论：“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确切地讲，多数人过去对吴老先生一直很尊重，从来没有怀疑过，吴老先生每次的大作出来，或是有新的观点必定是最先了解。但是，每每对照吴老先生的理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却总是有不少疑惑。大家都知道，吴敬琏先生可谓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始作俑者，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被冠以“吴市场”的称号。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一直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先生最近却一直在主张要反思改革。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既然是正确的，怎么又忽然会跑出个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来，贫困群体是哪些，这个大家都知道；而既得利益集团是哪些，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问题，却感兴趣的问题，吴先生却不再继续说下去。吴敬琏先生不告诉大家既得利益集团究竟是哪些，却要让人告诉他“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这实在是令人不解的做法。而此前吴先生却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市场化改革是吴老先生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但是，市场化改革走到了今天，却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那这样看来，吴老先生“有人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的观点就有问题了，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叫做自相矛盾；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就叫做把人来回“忽悠”。 哲学的“终结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成名作《逻辑哲学论》中有一段名言：“凡能够说的，都应当说清楚；凡不能够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 能说清楚的您就明说，说不清楚的就不要误导别人，但吴敬琏先生却危言耸听地制造出一个惊人的噱头，并故作高深地摆弄玄机，这怎么能是严肃的“一流经济学者”的做法呢？既然吴先生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而吴先生又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所以，大家猜一猜哪些是既得利益者就很正常。那么，我们怀疑别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人怀疑您与利益集团有瓜葛，您就受伤害了，可是，您如果明确地说出来——国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是既得利益者不就完了么？但您为什么就不明说出来，非要让大家互相猜疑呢？ 要说吴敬琏先生确实是中国少有敢说真话的学者，也确实是为改革作过贡献的专家，吴敬琏先生每一次关于改革的大论，的确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我非常系统地研究了吴敬琏先生的改革理论，可就像著名学者何新呼吁的那样“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惊醒！”因为我得出了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观点，最后，及至像何新先生一样，惊出了一身冷汗！当我把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前后梳理到一起的时候，却看到了自相矛盾、语言混乱、没有逻辑的一面，特别是吴敬琏先生信誓旦旦地驳斥主流经济学家误导改革的时候，没有看到一点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和有明确逻辑思维的观点。 比如吴敬琏先生一会儿说改革是成功的，一会儿有说改革是失败的；一会儿说改革是对的，一会儿却呼吁要对改革进行反思。改革既然是对的、没有问题的还要反思什么呢？那一反思还不就是说改革有问题的了呗！所以，吴敬琏先生马上就抛出来第二个观点，警惕有人反对改革。不过，吴先生有时说话是很恳切的：“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但是，他一转眼又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反思，我们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而不是去问持有这些态度的人的动机，如果凡事都问动机，就复杂了。” 改革真的就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吗？错了，因为改革是社会利益的大调整，。每一次社会的变革就意味着一次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就标志着社会平衡新的调整，而打破平衡就意味着得到和失去。所以，改革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认识是不同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象早就不新鲜了。特别是那种盲目提倡市场化，却忽视了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忽视了市场风险的防范，忽视了市场化进程中，国家体制市场化的同步改革，出现的那种严重的“伪市场化倾向”，或者打着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却做着与市场经济不相干或者是相反的勾当，这样的“改革”能是正确的吗？吴敬琏先生自己不是也谈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实际问题根本不是“改革是对的，但要对改革反思”的问题，而是要正确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旗帜鲜明地反对假改革，坚定不移地用改革的精神来捍卫真正的改革，而这种假改革就是发展市场经济最大的危险。此外，市场化体系并不是把发达国家的模式照抄照搬过来就行了，市场化的推进还与文化传统有着莫大的渊源，否则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首先在西方形成，而不是在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东方出现？ 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我们探讨，并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的。吴敬琏先生信誓旦旦地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哪些是计划经济，哪些是市场经济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相反，大家倒是感觉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中的计划手段不是减少了，而是越来越强了，而有些该开放的市场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针对市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吴老先生也说了，市场经济么，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敢情这样的话您早说呀！我们特别想让您明确地说出来，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改革，那些是好的市场经济，那些是坏的市场经济，这事情不就简单了么？可是，吴敬琏先生至今也没有说出来。应当说，翻开吴敬琏先生的煌煌巨著《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着实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在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不管是人们对改革的争论也好，不管是理论家们对改革的探讨也好，迄今为止，尚没有专家、学者对改革给出一个清晰和比较系统的回答。尽管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著作表面上热闹，但是，每每当我们想要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大多要么是做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要么是对过程做一个简单回顾，很难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吴敬琏先生这本题目很大的著作，与以前那些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著作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虽然结构上看起来非常完美，理论上也似乎无可挑剔，但关于改革的定义、改革的前提、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方法、改革的宗旨、改革的理论、改革的路径依赖竟无一涉及。既然是谈改革，为什么这些关键的问题不谈呢？为什么不能给改革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呢？特别是对改革为什么会“攻而尤坚”？改革为什么会出成绩？改革为什么会出问题？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会有人对改革喝“倒彩”？为什么改革这么一个大课题，迄今却没有人能深入地研究下去？等等这些过去我们大家都经常谈论的问题，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清晰的回答。虽然吴敬琏先生可谓是改革巨擘，此书的题目也很大，但是，主要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说，这样的研究方法能告诉人们什么呢？充其量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为政策做“注脚”，或是套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经济学“帽子”，这是否也说明“主流经济学家”那套虚伪、虚无、虚夸的研究方法过时了呢？ 我不知道吴敬琏先生是怎样研究改革的，但是，我必须提醒吴敬琏先生和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的研究不是在书斋里能够得出的产物，那些凭着东拼西凑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现抄照卖，而不去根据中国的现实进行深入的实践，却提出一堆似是而非、空洞乏味的“改革方案”是不灵的。那些到处挂名、见好处就要，只知道为了职称而研究却不能专心做学问，只知道紧跟政策而没有自己理论的学者也是难以做到的；那些借着考察为名到处观光游览、到处让人簇拥着宣讲指点改革的领导们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改革的探讨必须能有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并能就每一个问题都抓住紧紧不放，坚持不懈地深入下去，才能最终找到事物的本源。也只有长期地深入到实践中去，亲自参与并广博地涉猎，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说教者，只有那些真正是以天下为己任，不惧付出者，才能挑起对改革认识的这个重任。 改革不仅是一门高深的理论，更是一门丰富的社会实践学，你必须亲自去遍尝改革的酸甜苦辣，比如让下岗的经济学家研究失业问题，让住过医院的病人讨论医疗改革的问题，让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参与教育改革的设计，让开过煤矿的老板解决煤矿的安全问题，让民营企业的老板讨论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让政府的官员体验一下打工的感觉，让教育部门的官员当一段时间小学生，这样才能对改革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就能提出更多的问题。吴敬琏先生呼吁不要把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品德、个人品德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我要明确地告诉吴敬琏先生，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不能研究好社会改革问题的。因为我至今没有听说过“主流经济学家”中，有谁这样做过研究的。所以，我真的怀疑，你们那些个经济学家的研究课题，究竟要研究的是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市场经济已经走了一半，但是，本应当是有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经济和改革的理论问题，却竟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大多理论解释仅仅是从原始交易行为的角度来分析，可分析到最后还是又把问题归为到了开始的结论，结果是使之成为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症结。为什么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了，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仍是一片模糊。再搞不好，市场化改革就快成了“邯郸学步”里那个燕国寿陵人了，“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所以，“坚持改革不动摇，市场化的方向不能变”，给人们的感觉就好像是经济学家跟在政策后面“喊口号”，而没有反映出您老的真实水平。所以，我们就想让您老说清楚，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市场化的模式都不清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都没有，我们究竟如何继续地改革走下去。 我还特别想问一问您老：哪些是计划经济的手段？哪些是市场经济的手段？哪些是好的市场经济？哪些是坏的市场经济？因为在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的时候，对改革的本质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是十分必要的，不了解这一点，改革就无法深入地进行下去，特别是您老指出了改革出现的四个重大缺陷问题究竟该咋解决。您呼吁对改革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看到对中国的改革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理论是要有预见性和对现实的指导作用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正确的理论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不是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了吗？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经济学家是对的，但现在我们不应当这样想了。没有拿到实践中检验的理论是不能称之为理论的。 有人也讲了，改革的理论是对的，但是对改革的执行是有错误的，学者是左右不了现实的，所以，有人说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影响不大。比如吴老先生就谈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这我们可就更搞不明白了，请问，你说一个死掉的孔夫子有多大的作用？但那个在世时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的孔夫子，他的理论不是堵住了老百姓的嘴，维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吗？如果没有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思想禁锢，中国文化又何至于后来衰落了呢？虽然，经济学家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改革之中，但是，如果经济学家的理论有问题，却足以用来堵住群众的嘴，让人们的思想不能自由的呼吸。更何况哪有不考虑现实环境的理论呢？如果没有经济学家为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市场化改革怎么能搞起来呢？而市场化改革出现问题，却与经济学家的理论毫无瓜葛，这样的说法是难以服众的，而经济学家也是难辞其咎的。所以，不是经济学家的理论有问题，就是经济学家本身出了问题。 为什么人们都在谈论改革，但却往往浮于表面，而未能对改革有比较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呢？一个现象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在中国经济学家争相攀比学历，却忽视社会实践的方面，他们甚至不如大思想家孔子，因为孔子不仅终生恪守并倡导“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他甚至更早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了“自知自己无知”的命题。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自己：“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不仅承认自己的无知，还举例说对农夫的提问都不知所以然。这种思想开放的态度是中国经济学家所不能及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竟然得到比较一致的同意？因为，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不承认自己的无知的人才是真的无知。
郎咸平先生曾提出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所以，人们早就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惊天语录，以及他们关于改革的“高论”中看到了他们自相矛盾、不学无术、投机钻营、利欲熏心的面目了。这些“经济学家”究竟有没有什么真实的水平？是只能跟着政策制造所谓的空洞理论，还是只能生吞活剥地搞一些西方已经淘汰的乏味“先进”理论呢？今天人们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诘问，与当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人们试图将腐朽的儒家文化逐出主流文化舞台的道理是一样的。 事实上，在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郎咸平现象”问题上，就郎咸平先生的个人力量来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郎咸平先生所阐述的事实却极具冲击力量的。所以，我们看到网友对郎咸平先生理论的热烈追捧，而不是对郎咸平先生本人的盲目崇拜，这正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回归，也是中国从改革开放走向开放变革的新标志。有一位自称自己是“主流经济学家”阵营里的李肃先生，曾公开挑战郎咸平先生，他要与郎先生叫阵辩论的五大问题是“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中国改革历史和产业大势的无知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国企改革大局和效率追求的破坏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金融工具创新大事的阻扰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经理人股权激励机制的扼杀者和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企业家群体的恶意攻击者？”在此，我只是想把这五个问题前面的名字换一下，就是把“郎咸平”的名字换成“吴敬琏”，不知吴敬琏先生将做何回答？

B. 吴敬琏：遏制权贵为何走不出怪圈

《影子里的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 摘要:现在有一种看法,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权力寻租的租金总额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租金总额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悬殊的程度。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租金总额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但是,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正在成长起来。这个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他们,现代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而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现在中国还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中产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显重要。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产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整个中产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社会的进步。

C. 陈志武的早期经历

陈志武的父母都是农民，陈志武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直到1979年考上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
1986年，陈志武被国防科大留校任教。
8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的一股风也刮到了这个角落。陈志武开始尝试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他给耶鲁大学一位老教授写信，询问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
在崔之元的建议下，陈志武选了金融学，“当时我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当时给我看了一些书，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4个月后，一封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带着几十美元，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等主流学报上。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陈志武这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
2001年7月，在上海飞纽约的飞机上，陈志武翻到了一本当月的《财经》杂志。“从头到尾都读了一遍，觉得很吃惊，办得和美国的《商业周刊》没什么区别，完全没有那种国内杂志惯有的、意识形态化的官腔官调。”
从那时起，陈志武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2001年，正是中国A股的转折之年。当时，《财经》接连曝出深圳世纪新源、银广厦等一系列的内幕交易丑闻。吴敬琏由此抛出“股市赌场说”。几个月后，股指从2245点一路下跌到998点，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在媒体上，关于上市公司的治理成了重要话题。
2001到2002年，陈志武在《新财富》上开设专栏，介绍美国证券法案，监管规则、法律以及诉讼案例、内幕交易。
2006年，美国《华尔街电讯》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这份引人注目的榜单把学术影响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次是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陈志武名列其中。他陆续整理出版了《24堂财富课》、《金融的逻辑》、《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等书。其中，《金融的逻辑》把历史、社会文化与现代金融联系起来，把枯燥专业的金融问题阐述得通俗而有趣，试图从另一种可能性来解答近代中国落后之原因。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部分运用金融学分析，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兴趣及热议。

D. 谁能解释下“吴敬琏模式”

你可以参考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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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为了回答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而对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进行的研究。
吴敬琏：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经过三十年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未来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的高速增长，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走向。

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的高速成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减贫取得的成效，这是所有尊重事实的人都承认的。但未来，中国经济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经济社会生活的层面上看，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社会环境的问题也较严重，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扩大；从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内部GDP在投资和消费结构上失衡、过渡的投资和消费不足，外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就是流动性过剩，或者称货币的过量供应。这导致资产泡沫的形成，或者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上升，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导致这些问题最深层的根源在于增长模式的缺陷，而关于“增长模式”这个说法，在十七大上有一点改变，叫做经济发展模式，但我想内容是一样的。那么要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转变发展的模式，而这样的转变难点颇多，实现不易。这几年来，许多学者对此都发表过深刻的意见，经过非常深入的观察认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的障碍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最重要的是四点：

首先，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如由于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土地产权制度不明确，各级政府对信贷的发放、土地使用依然有着很大的支配权力。

其次，各级政府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这不光是政府内部的看法，似乎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种观念。

第三，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

最后，市场的力量很小，很多要素价格由行政定价，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以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实际是扭曲了资源配置。

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话，那么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于像十七大所要求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过去三十年的事实告诉我们，改革并不是方向不对，而是改革还没有到位。改革前以“城市老爷卫生部”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无法工作，到了1993年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在社会保障方面出台了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然而近15年过去了，社保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责任是在所谓市场化的改革，还是在于没有能够执行这个决定呢？这样的现象还体现在国企改革和农地改革等方面。

同时，中国改革需要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这都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来非常困难。但如果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同时，我们的市场是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在立法方面，虽然数量不少，但一些基本性立法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从速度到内容都还存在不少问题。

解决司法和执法的问题，操作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非人格化交易占主要地位，当非人格化交易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庭执法，合同执行不能得到保障，经济活动参与人的财产安全性无法得到保护，勾结官府、买官卖官就会越来越盛行。权力会导致腐败，这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市场经济的继续良好发展，就要靠法治来约束权力。

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就要在这些方面进行突破，而这并不是空洞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包含着非常实际的内容。

以信息产业为例，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信息产业市场，不管是移动通信网还是固定通信网，在网络容量和用户数量上，近五年来都稳居世界第一；我们有世界最强的硬件制造能力，现在许多信息产业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代工在中国制造。虽然很多中国制造的知识技术含量很低，可我们的进步速度很快。目前中国信息产业拥有高等学历的技术人员人数是世界第一，研发经费根据OECD去年的报告，也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所以我认为，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基础，中国的信息产业或者叫做信息通讯产业就可以顺利地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完全改变面貌，创造中国自己的拳头企业和拳头产品，在某些产业里处于主导地位。

可惜的是，我们到处都能看到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发明创造，但一旦欲将其变为产品就碰到了种种体制上的障碍，包括行政单位运用自己的行政权利保护自己的企业，设置障碍阻断市场准入等等。在很多行业，我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能不能实现升级转型，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这其中政府机构端正自己的行为起着关键性作用。

未来，党政领导机关根据十七大的决定，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我并不赞成“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说法，但我也不同意将好政府定义为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我认为，政府应该是“有限” 的，提供公共产品，而不处理企业的微观事务；在市场上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给市场提供秩序和条件。

同时，促进改革的努力应该来自各方。传媒应为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极力推动各种改革新思维和想法的传播。专家学者也应该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多种视角提出自己的见解，汇集在智慧库里供决策参考。社会各界对专家学者也应有所理解，因为他们并不能穷尽真理，舆论一律只能扼杀学术。

E. 求一篇吴敬琏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文章

吴敬琏：“左”“右”极端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震荡，“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

今年年初我应邀在一个博士生讲座上演讲。当我讲到顾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追问，即沿着1789－1870－1917的道路进行革命的国家，为何会在胜利后从理想主义转化为专制主义时，推荐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作为研究“九三年”雅各宾专政的参考。不久，一位主持讲座的朋友郑重向我推荐林达的另一本书《西班牙旅行笔记》。我急忙找来这本书，一上手，就完全被它所讲述的西班牙几个世纪寻求民富国强之路的历史所吸引住了，不能不一口气读完。的确如我的朋友所言，这本书精辟而生动的阐述，将纷繁的人类历史变迁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类进步是各种社会力量抗争之后，达到一个暂时的平稳，再走向下一个冲突。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班牙经历了近百年的坎坷曲折。剧烈的社会冲突、民族分裂、内战、专政和杀戮，只是“在一次一次冲突之后，汲取了惨痛的教训，才告别了血腥，告别了专制，走到今天”。
林达讲述的西班牙故事对中国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肯定无疑。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公元前209年各路草莽英雄怀着对秦王朝残暴统治强烈的义愤揭竿而起，推翻了暴秦的统治，然而这种革命并没有带来它曾经允诺的公平世界，而是“彼可取而代也”，“打倒了皇帝做皇帝”，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的1967年，当顾准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1789－1917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为什么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继顾准之后，还有不少学人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破解。
《西班牙旅行笔记》提供了新的佐证。它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西班牙的近代历史表明，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震荡，“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这就是西班牙从18世纪初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多次上演过的悲剧。就拿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这次轮回来说，正像《西班牙旅行笔记》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在1931年建立第二共和国的初期，虽然西班牙存在左右两派，但是两翼的温和派之间存在着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最底线的基本共识。它们之间的分歧，无非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另一个主张共和形式的民主制。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即使这种分歧不能通过和平协商来加以消除，也可以由选民用选票来决定，谁应当上台，谁应当下台。可是，当社会矛盾被激化，左右两边的极端派拉走了几乎所有的民众，国家分裂成了完全没有基本底线认同的两半，加上国际上德意和苏联两大集团的支持和挑动，分歧只能用全面内战的武力解决，最终以极右派将军佛朗哥的白色恐怖和40年独裁统治作为结束。
如果左边的极端派取得胜利那又如何呢？恐怕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就像顾准所指出的，不论个人品质多么崇高，当1789－1917传统的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西班牙左派还在政权存亡未卜的内战时期，就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斗。林达为我们讲述了曾经是英国著名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故事。满怀革命激情的奥威尔在国际纵队的列宁营中亲身目睹和经历的，是左翼阵营内部以“保卫人民主权”和“肃清内奸”为名进行的残酷斗争乃至人身消灭。他由此痛切地认识到极权统治以公众意志的名义恣意侵犯个人自由的极端危险性。这一经历，使他创作出对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的世界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
如果说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是一场旷世悲剧，1975年佛朗哥去世、卡洛斯国王加冕后，西班牙迅速“回归欧洲”和走向民族复兴则堪称现代奇迹。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要归因于有关各方，包括出身于佛朗哥集团的新首相苏亚雷斯，共产党的领袖、当年在内战中负责马德里秘密保安工作的卡利约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冈萨雷斯，他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共同参与了民族和解、民主转型和西班牙复兴的进程。西班牙共产党的老领导人伊巴露丽和新领导人卡利约早在佛朗哥死前多年就开始反思，并在斯大林去世后率先提出了“民族和解”的口号。1974年接任社会党领袖的冈萨雷斯大幅度地修正了传统社会党的纲领，放弃了完全摧毁旧体制的革命纲领。而从佛朗哥的青年运动领袖出身的政府总理苏亚雷斯，也早已认识到西班牙进行民主转型的必要。再加上开明的年轻国王卡洛斯一世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从中斡旋，占了主导地位的右派温和派和左派温和派都能够采取理性态度进行协商和博弈，为共同的利益达成妥协，使西班牙得以度过重重风波，在佛朗哥死后短短几年，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踏上复兴的道路。
其实中国人在最近一个半世纪谋求国家富强的途程中，也有过和西班牙人相似的某些经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国际上，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讨论中，人们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是应该支持他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不是谩骂、不是无中生有，一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立论都应该受到欢迎。我现在感到特别担忧的是，如果匡救时弊的措施只是停留在宣言和承诺上，而实际的改进鲜有成效，各种极端的力量就会趁势而起，动员目前显得愈来愈不耐烦的民众，导致社会的动乱。
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
旧中国社会和欧洲中世纪相同，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它的一头是大量的贫苦农民，另一头是少数权贵，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级力量即市民的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社会里，矛盾容易激化，政治诉求也容易趋向极端。在传统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暴君的残暴统治激起农民暴动推翻旧皇朝，农民当政后又或迟或早变成新的暴君，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更替。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市民阶级和知识阶层开始壮大。在新的社会力量的孕育下，首先发生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着发生了建立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变革。到了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和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政府等公共机构的职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虽然我国新中等阶层的利益自觉和公民意识都还有待提高，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他们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改善，他们和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

F. 《吴敬琏传》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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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吴敬琏的80年激荡人生，吴晓波的深情之笔描绘一个经济学家的肖像
追溯影响共和国经济史的重大经济争论，梳理一个国家走来的坎坷历程
2010年1月24日，在吴敬琏80大寿之际，一次绝无仅有的历史回眸
2010年1月24日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80大寿，这位历经风云际会的传奇人物身上存放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基因。而由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倾力而作的《吴敬琏传》适时出版，用深切之笔，描绘了这位最值得敬重的经济学家的一生。据吴晓波称，为创作此书，他与吴敬琏6次深谈，每次均在3个小时以上，并用摄像机全程拍摄记录，是一次全景式的历史梳理。尽管当时吴敬琏已近80高龄，仍然以旺盛的精力完成了这场考验精力与体力的访谈与写作。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他达到了他那个专业领域里可能达到的济世高度。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尤其自80年代中期后，他是多场论战的主角；这些论战主题涵盖了众多的改革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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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吴敬琏功不可没

党的“十四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

谈起这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功不可没。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吴敬琏在1982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了由经济学家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意见书的写作，为商品经济“正名”成功，给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那是1991年冬天，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召开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座谈会，以吴敬琏为首的几位经济学家以各种方式，反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开倒车论调，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

在同年底，吴敬琏与学生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在冒着风险、遭到多家出版社婉拒的情况下，由中国财政出版社出版，明确提出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这一观点。这本书后来并被评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吴敬琏和他的主张正式走向前台。这年4月，吴敬琏向中央领导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建议被采纳。

H. 吴敬琏最新撰文是什么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是向少数人专制和大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民富国强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
从经济生活的表层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各地不断发生，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环境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寻租腐败蔓延和贫富差距扩大。
从经济生活的深层结构看，主要是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过度膨胀和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使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大偏离了正常状态。这样就造成了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这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本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自己的资源和环境。
经济结构内外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是：货币供应过量、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等等。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形势一度十分严峻。经过一年多来“扩需求，保增长”的巨大努力，虽然GDP增速回升，但是上述结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进一步追问原因，我们会发现，根源在于不彻底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保持国有经济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这虽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但它们并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取代，而是逐渐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的重商主义式体制。可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履维艰，结构失衡难以解决，寻租腐败猖獗，贫富差距拉大，是这一体制的必然结果。
最令人忧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说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于是，向我们再次提出中国向何处去——是向少数人专制和大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的大问题

I. 吴敬琏的中国梦

与80后谈中国梦
在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跟80后们作了一次小范围的沟通，相信吴老的很多观点会对80后一代的成长有很多启发。吴老说我不太觉得中国梦是一个新的问题，“中国梦”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十八大给了我们希望。
吴老说：中国梦你可以把它概括为一些基本的元素。基本元素可能是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共同的。它表现在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那里提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这好像是大多数中国人所具有的中国梦。虽然有党派的区别，但是实际上也许当时主要两个中国政党，他们自称都是代表着这样的中国梦。在1949年以后实际上也是一些基本的元素，还是大多数人具有的。只不过在前三十年，达到时下中国梦，他走的路径和后三十年有区别。前三十年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建立一个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通过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来实现中国梦。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觉得这条道路是实践不了的。所以就有了新的实现中国梦的途径。当然为了实现一个强大、富强、独立的中国，它在前三十年要经过一个道路，经过一个道路是东方国家普遍都认可的，就是所谓的威权发展主义这么一条道路。威权主义非常有权威的政府，在他的统帅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实现。发展主义，就是一切工作目标就是为了发展。在威权发展主义下实现。结果发现不行。还是要有一个市场经济。中国梦到了世纪之交有几个要点，有人把它叫做富强，还有人叫做富裕，民主文明，后来加了和谐。到十八次代表大会，又加了二十四个字又加了一些元素。比如说自由。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对于我们父兄那一代人都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十八次代表大会给人一种希望，它的可及性有了新的目标。特别是80年代改革以后，我们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很快。但是又发生了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发生，它是这样的。大概在了这个世纪之交，原来上个世纪就有的矛盾尖锐化。它主要的从经济范围的表现是资源的耗竭，资源用的太多，国内的资源就不够用了。像很重要的资源石油，石油大部分靠进口，还有铁矿石等等。第二就是环境破坏。像雾霾这样的问题，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了。另外在社会方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腐败。跟腐败相关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拉大。这个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些矛盾从何而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像我们这些人的解释是说因为我们的改革来到了。特别到本世纪初改革放慢了，甚至出现了停滞，所以这些矛盾越来越尖锐。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就是因为市场化的改革造成的。而且十八大前一年左右吧，也许后一种观点占了上风，于是就发生了一些领域的改革不但停滞而且是倒退。比如说在一些重要产业中的国进民退，还有法制受到了破坏。司法公正我们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丧失了。我们建立法制国家是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作为进一步地推进。从我们的司法部门也做了一些改进。但是你看，从重庆这样的事例来看，三长联合办案，都是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一块联合办案，三者是互相监督的。他联合办案，先就定了这个人是什么罪，未审先定罪。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做的建立法制国家，做的好多工作虽然没有到位，但是真是有很多的进步，这些进步都一扫而光。所以在十八次代表大会前的一年左右有很热烈的讨论。一方面在讨论中，人们认识真理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都说明，如果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方向，它是绝不会有好结果的。不管从纯的经济方面来说，还是从社会政治方面。应该说在十八大前一年认识上有很大的提高。因为十八次代表大会它到底往哪里走，这一点应该说它是明确做主流判断就是要坚持市场改革这个方向的。另外在建立法制国家和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面的要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十八大给了我们希望。可是这是不是能够实现还是需要大家的努力。
2013年3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论坛，并发表“中国怎样重启改革”演讲。

J. 吴敬琏：中国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资料图）吴敬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线
目前对于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和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众说纷纭。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主要靠资源投入（包括投资和劳动力投 入）驱动的增长，另一种是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也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或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增长模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就是从前一种增长模式转变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
资源枯竭、 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
1994年实施人民币深度贬值和汇率并轨，支持了出口贸易的大发展，一方面使得 我们维持了199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
外汇结余不断累积，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发行大量货币来购买外汇。货币超发的后续效应显现，通货膨 胀压力增加和房地产等资产泡沫成为宏观经济的常态。
中国经济出现的上述问题，在本世纪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且不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即使滞后期较长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也从2007年第4季度起迅速升高，中国政府不得不从2008年2季度起采取紧缩政策，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政府采取了注入海量投资和贷款的措施来“保8”。2011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和再次实施紧缩 政策。
今年以来GDP增速下滑超出预料。现在许多人呼吁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来阻止增长率下滑。其实正像我在两年前已经说过的那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陷入了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的两难困境。
只能采取标本兼治的“两手对策”，一方面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不致发生严重通胀或经济崩盘；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上。
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十分相似。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等东亚经济体通过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曾经取得了二十来年高速增长的优良成绩，但在长期执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宏观经济大问题。在危机发生后，东亚各经济体表现各异。其中，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虽然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但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短期政策来稳定宏观经济，一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改革措施，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现在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创新都达到了世界级水平。
这几年中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尽其所能，采取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稳定，相当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短期稳定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经济经常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稍有闪失就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机。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时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了，中国的底子还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还很低，一 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
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是解决增长模式的问题
，或者如“十二五”规划讲的，“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障碍
（至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并不理想）首先，是因为存在
认识方面的障碍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都是由大规模的投资支撑的，因为按照斯大林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基本原理”，积累（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
虽然每一次增长的“大跃进”，都带来了大灾难，但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大规模投资支持GDP高速增长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
其次，是因为存在
体制方面的障碍
。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曾经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归纳为四条：第一，政府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如土地、银行信贷）的配置权利。第二，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这两条加在一起，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努力运用掌握资源的能力营造GDP增长政绩。第三，现行财税体制使各级政府官员必须去追求GDP。从财政收入看，一半的财政收入是来自生产型增值税，而生产型增值税的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依赖于物质生产部门GDP的增长；从财政支出来看，很多应该由中央支出的责任（在中国叫做“事权”）都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须努力筹钱才能够承担起他的支出责任。结果，地方政府必须努力提高GDP的增长速度。第四，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生产定价制度通常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 助长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除投资外，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以下因素：改革开放解放了民间创业的积极性；改革推动的城市化使大量原来低效利用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运用；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资源投入和效率提高双重驱动，其中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较，这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进步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效率提高的某些源泉，正在走向枯竭和消失，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源泉，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好势头。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然而，当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愈是接近外国产业技术的一般水平，中国企业靠进外国装备和技术实现所谓“适应性创新”的空间就愈小。如果不能靠原创性的创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赶进行创新的步伐，中国企业就无法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
改革开放以来效率提高的另外一个因素，即劳动和土地资源由于产业结构转换带来的效率提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以劳动力从低效产业到高效产业的转移，即获得所谓“人口红利” 而论，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正在消失，要继续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来提高效率的潜力已经不大。而且，随着劳动力供应趋紧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简单加工业的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将风光不再。
总之，我们已经不能指望继续沿用前30年的老办法来提高经济效率了。据一些经济学家报告，近年来效率提高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升反降，就是上述问题已经出现的明证。在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我们就可能会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