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外汇

『壹』 蒋介石统治末期,怎样通过发行法币掠夺民脂民膏

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以前，市场上除了银两、银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银行（主要为省行）、外国银行、私营行庄也都发行过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和伪满蒙政权发行的货币）。仅就银元来说，就有鹰洋（因上有鹰的图案而得名，又称“墨西哥洋”）、龙洋（因上面有龙的图案而得名，清政府铸造）、大头银洋（又称“袁大头”，上有袁世凯头像，北洋政府铸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图案而得名，南京国民党政府铸造），此外还有英国、法国、日本过去发行的银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铸造的成色低的各种银元，其种类达几十种之多。
1935年国民政府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1935年11月4日起实行。中国疆域辽阔，货币制度一直很复杂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并且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1933年3月，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制，虽对货币制度进行了一次改革，但整个中国的币制仍非常紊乱。1934年6月，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白银收购价格，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动摇了银本位制的基础。国民政府为谋求稳定币值，摆脱财政经济危机，采纳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的建议，决定放弃银本位制，实施法币政策。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施行法币公告，其主要内容为：①统一货币发行权，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他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币换回。②实行白银国有。禁止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白银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③放弃银本位制，采用外汇本位制。为使法币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为此引起美国的争夺，同年12月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
1936年5月，国民政府被迫与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定》，法币又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使法币成为英镑、美元的附庸。
抗日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内战，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困难，财政赤字大量增加，因而大量增发钞票进行弥补，结果进一步引起通货膨胀。从1937年6月—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发行量增加了1445亿倍，同时期物价指数上涨了85000多亿倍。物价暴涨，引起投机倒把盛行。这种情况在解放初期仍未停止。在一些大的城市中大宗交易多用黄金、银元，或以物易（农村中则使用银元）。大批投机商人乘机大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炒买炒卖黄金、美元和银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结果引起金银价格暴涨。金银价格暴涨又反过来带动了一般物价的上涨。
此时的南京政府已把滥发纸币当成发财最简易的办法。1948年8月19日，肯定金元券为本位制，“法币”以及其他地方纸币停止流通，法币300元兑换金元券 1元，同时加强经济管制，冻结物价，限定全国物品及劳务价格、按1948年8月19日各地价格，折合金元券出售。金元券发行同样对人民是一场掠夺，据中央银行统计，至10月底，南京政府搜到计有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余万两、银元5300余万枚以及美钞港市数千万元，合计当时值两亿美元。
金元券只不过是改了名称的“法币”，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 贬值，更加不得人心。1949年6月20日四川地区出现了28亿金元券换银币 1元的情况。1948年后发行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元。新疆省银行还发行过面值六十亿元的巨额纸币，这些恶性通货膨胀的纸币急剧贬值，几同废纸。
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打个比方，1937年6月，全国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此时如果一个人有12亿元法币（按兑换比价折合银元 元），这笔钱几乎等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总量；但是到1942年，则变成中储券（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强迫人民按与法币1：2的比价兑换）6亿元，1945年10月又变成法币3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按中储券与法币200：1的比价收兑中储券）。而到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用金元券取代法币，按1：300万比价收兑），只变成1元金元券了，按当时物价可买5升米；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价又上涨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购买力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元，这时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一粒米的价格以变成130金元券了。
剧烈的通货膨胀也为外国货币占领我国市场打开了大门。除了美钞、港币广为流通外，在市场上还流通着英镑、法郎、叨币（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除苏联及东北亚国家外，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场。据估计，在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国流通的美钞约有3亿美元，港币约有5．8亿港元。港币发行量的半数流入了华南。
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币制，是中国货币制度的进步，在实行初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国民政府利用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加强了金融垄断；又以法币系拥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而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国民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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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蒋介石时期经济来源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为支撑其崩溃局面而发行的一种本位货币。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消耗了巨量财富，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和物价疯狂上涨，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一片混乱，1948年通货膨胀达恶性时期，法币急剧贬值。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按以上要旨，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发行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10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10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一百三十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六万五千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发行时的最高面额一百元，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人民拒用金圆券

『叁』 蒋介石逃到台湾时从大陆拿了多少钱财物过去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1949年3月25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储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 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

『肆』 看蒋介石到底运走多少黄金

蒋介石从国库运走了多少黄金到台湾？台湾当局一直拒绝公布准确数字。有几种内说法:
——当年为海关总税容务司的李度说，用海关缉私舰装运了80多吨黄金与120吨白银到台湾。
——国民党御用文人陈孝威说，其实黄金只有区区50万两。
——曾担任转运工作的詹特芳说，美金8000万元，黄金92.4万两、银元3000万元。
——李宗仁的秘书梁升俊说，黄金280万两，美钞5000余万元，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美金1500万元。还有价值约2亿余美金的有价证券。

『伍』 蒋介石带走的四百多吨黄金对大陆是怎样一个概念

蒋介石带走的四百多吨黄金对大陆来说，是一场致命的打击。

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储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 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

其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

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四百多吨黄金对大陆来说，是一场致命的打击。

(5)蒋介石外汇扩展阅读：

蒋介石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这是我国基本安定的15年，开发技术和能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才能得到这个产量；

台湾有个被称为文园的“黄金山洞”，位于新北新店是台当局货币政策主管机关的金库，这里藏着当年国民党从大陆带到台湾的部分黄金以及当局陆续购进作为准备金的纯金块，总重量450吨，总价值5000亿元新台币；

到了1977年也就是建国28年以后，我国才有将近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1949新中国建国的时候，中国轻重工业有如白纸一张；

中国对内要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对外贸易出口主要是靠农产品和少量的矿产资源，还要受到美国的封锁，中国当时没钱买原料生产，又没有可以大量出口创汇的物品；

所以新中国政府不得不寻求苏联的帮助，有了苏联的援助和中国百姓辛勤劳动，我国才一点点的又焕发了生机。

『陆』 蒋介石带了多少美元去台湾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 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

『柒』 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到底带走了多少财宝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1949年3月25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储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上海解放前夕，蒋 介 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 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

『捌』 当年的蒋介石从大陆带至台湾多少财富

据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国民党中央银行时，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荡然无存。这些钱运到哪里去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部分被蒋介石分存国外；大部分已运到了台湾。到底有多少？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至今仍是一个谜。
1948年冬，“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打响，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深知此次会战事关“党国存亡”，因此，调集精锐兵团约70万人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期能守住“首都”南京的北大门。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国军”被一一吃掉，蒋介石心知大势已去。东北已经丢了，华北迟早要丢，华东眼看没了，华中靠不住，西南至多挣扎一段时间。惟一的退路只能是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可权作“死有葬身”之地。

后来的形势“不幸”被蒋介石猜中了。经过大陆、海南岛及沿大陆海岸诸岛的丢失，蒋介石只得带着残兵败将近150万人涌进孤岛。15O
多万吃“皇粮”的人口突然涌入，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无疑增加了繁重的经济负担。那时的台湾经济在日本占据时代“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引导下呈畸形发展，大陆内战时期，国民党在台统治恶劣、腐败，台湾的经济并没有得到恢复，相反地，主要经济指数还呈下降趋势，如1949年台湾的大米产量仅为125.1万吨，食糖仅为64.7万吨。

人口的激增使得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批发物价在1949~1950年一年间陡涨4倍，外汇枯竭，而且还负有1050
万美元的外债，……然而，在这种经济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居然挺过来了，而且还使台湾创造出令世人公认的经济增长“奇迹”，在1975
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外汇储备就达到了450亿美元，全省“国民总产值”达510亿美元，这一切其实都有着较深的基础和背景。

首先是发展基金问题。“徐蚌会战”尚未结束，华北局势已经吃紧，的势力咄咄逼人，桂系巨头互唱互和，大演“逼宫”双簧戏，美国人已开始谋划以李代蒋的“换马”政策，……一切都对蒋介石不利。蒋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台湾前，玩起了“一箭三雕”的计谋，将国库中的黄金、美钞、银元偷偷地运到台湾，来个釜底抽薪，使李宗仁的代总统“总而不统”，无法控制国民政权的局面，而且没有与“
和谈”的本钱；丢给将来的毛泽东、政权一个烂摊子，使其难以维持大局；并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知道，中国非有蒋介石不可。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按照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惯例，失败者可以以“出国考察、休养”的名义出去避避风头。当李宗仁把这个想法告诉蒋介石时，遭到了蒋介石“追随总理革命多年
”，“现在仍为国民党总裁”，“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一类的
“严辞”拒绝。李宗仁只得同意蒋介石回浙江溪口老家休养。蒋介石回到故里后，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军、政、财等大权的控制，在住所设立了7座电台，随意指挥，操纵党国各类事务，常常令李宗仁哭笑不得。

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曾任上海市市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时已去职在香港逗留的蒋介石的亲信俞鸿钧，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溪口拍来的电报，要他想方设法将国库中的黄金提出来秘密送到台湾，并叮嘱再三，“千万要守秘密！”俞鸿钧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之后，迅速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蒋介石心腹陈诚取得联系，密商运送黄金事宜。经过蒋介石的秘密布置和调度，转移国库财产的工作开始。

2月14日下午，一架由香港飞来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此时上海进入临战状态，机场四周，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往来旅客悉数搜查。当头戴一顶黑色礼帽，身穿一袭黑色风衣，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的俞鸿钧一出飞机弦梯口时，立即引起了宪兵们的警惕，他们把俞鸿钧引至候机室，进行了审问。俞鸿钧和颜悦色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但却拿不出任何证件和证明作说明，甚至身上连张名片都没有带，宪兵们哪里肯信，有的听了他的自我介绍，甚至在心里怀疑他是的“探子”。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宪兵提出给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汤恩伯联系一下，在电话机旁守候了多时，终于和汤恩伯接上了话。汤恩伯立即派车到机场迎接。这时，宪兵们才知道他不是冒牌货，而是位大“长官”，立即向他道歉，请他海涵。俞鸿钧摆出长者风度，与宪兵们一一握手道别，嘉许了他们格尽职守的精神。

俞鸿钧在汤恩伯的帮助下，撇开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刘泗业，直接与自己原来的旧属取得了联系，转达了蒋介石转运黄金的旨意。这批旧属获知老长官的来头和来意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方案，将藏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外币、银元做了明细账，告知了俞鸿钧，并协商了安全、可靠的运出方法。安排妥当后，俞鸿钧立即找到汤恩伯，告知蒋介石一切安排停当，只等行动。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曾是自己机要秘书、时任联勤总部财务署长的中将吴嵩庆，让他在上海秘密组织运送工作。并指令：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交由蒋介石掌握，吴嵩庆只对蒋个人负责，在上海运送过程中，不得有误。吴嵩庆接到命令后，立即与汤恩伯、俞鸿钧接洽，布置外运。吴嵩庆的私人秘书詹特芳负责向蒋介石报告外运的国库财产数目和外运详情。

2月18日黄昏，一艘外表破旧的海军军舰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密令后，停泊到了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旁边。中央银行附近的街道，宪兵队奉汤恩伯的命令，临时戒严，过往的行人、车辆必须绕道而行。是日午夜，在一片细雨蒙蒙中，一群由海军士兵化装而成的民工进人中央银行，不声不响地将一箱箱黄金运上了军舰。凌晨4时许，装运完毕，这艘军舰驶出吴淞口，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南方向驶去。20日中午，这批黄金运抵台湾基隆港，台湾省主席陈诚亲自布置人马负责卸运、清点，将它贮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这日晚上，俞鸿钧接到陈诚从台湾打来的电报：货已收到。俞鸿钧放心地舒了口气，随即电告蒋介石。随后几天，还是这条军舰将中央银行的美钞、银元从上海运到了厦门，有的放置几天后才运到了基隆。在厦门，这批硬通货由蒋介石的亲信负责看管，最后一批银元运往台湾时，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押运。库存黄金运到台湾后，蒋介石看着清单，突然想起还有一箱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当即命令侍奉在自己身边的蒋经国迅速办理此事，将它运抵台湾。这箱珠宝多半系日军侵华期间，汉奸走狗们非法搜刮而来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返都南京，对汉奸们进行了逮捕、收审，没收其财产，珠宝落入蒋介石政权手中。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时，知道它的藏处，所以蒋介石让自己的儿子去办理这事感到放心、安全。蒋经国领命后，迅速潜入上海，然而很快其行踪和目的就让李宗仁的手下侦察得知了。

李宗仁立刻下令中央信托局妥善保存，没有他的手谕，任何人都不得动用，并将保管这箱珠宝的人调到香港。蒋经国无功而返，就劝说蒋介石：“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蒋介石听了，非常生气，指责蒋经国道：“
你懂什么，到了台湾，当军队粮切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蒋经国被斥责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得再作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把珠宝取出来，蒋介石为此很不高兴。“无粮不聚兵”，蒋介石尽管已经“下野”，但却操纵着国民党的兵财大权。随着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战火燃至江南，此时国民党四分五裂，人心惶惶。没有硬通货压阵，金融秩序更加混乱，李宗仁只得抛洒金圆券抵挡，但无济于事，反而抱薪救火，加剧了通货膨胀。

4月22日，也就是蒋介石偷运黄金到台湾的两个月之后，李宗仁飞到桂林，准备到广州找孙科协商政务，孙科致电给他，要李宗仁拿出钱来才能好办事。李宗仁苦笑之后，只得与蒋介石联系，索取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并再次要蒋介石不要过问国事，早日出国。蒋介石对李宗仁的建议厌恶之至，致函何应钦，请他代转李宗仁，其中对黄金一事作这样的说明交待：“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至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问。一切出纳收支皆作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李宗仁在蒋介石那里碰了软钉子，仍不罢休，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直接致电陈诚，命令他与财政部配合，将运去的黄金送到广州，由政府支配。陈诚依蒋介石的指示，对此阳奉阴违。一会儿说风大浪高，航运不便，一会儿说即使运到大陆也不安全，敷衍了事。李宗仁催急了，陈诚干脆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前从大陆带去了多少美元、黄金、银元？据有关资料显示：“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黄金92万两（其中属蒋介石私人贮藏的有2万余两），银元约3000万元。此外，此时的宋孔两大家族也偷偷地把他们在大陆搜刮的财富近20亿美金（80年代的价格）存入美国的花旗、大众银行。”

蒋介石这些运往台湾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人民的血汗”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勒令国民交出私藏的黄金、美金、银元兑换成“金圆券”，不惜采取军事和特务手段强行索取、没收，不交的甚至被抓去坐牢、杀头。不少老百姓辛苦了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攒下的硬通货一夜之间变成了印有蒋介石头像的面值为50万、100万不等的纸币。而随着战局的紧张、银根的收缩，这些“金圆券”一夕之间狂跌几倍、几十倍，甚至千倍，老百姓欲哭无泪，这也是国民党政权不得人心，最终垮台的原因之一。蒋介石运往台湾的这笔钱财，在今天看来兴许不算大数目，但对当时台湾的750万人口，对当时的金、银、美钞的实际购买水平而言，却是一笔巨额财富。正是靠着它，蒋介石才稳定了台湾的金融，控制了物价的上涨，支付了150万文武职员的工资、军饷，一句话，稳了当时的军心、民心。当然，蒋介石把它的作用看得更大，认为这是“反攻复国”的资本。

2.美元与侨资

在20世纪中叶，台湾的经济能够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除了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巨额财富外，还有另外两大重要来源，即美援和华侨捐款。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6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驶人台湾，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国政府视台湾为其全球战略，特别是太平洋(601099,股吧)战略体系中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军在朝鲜战场失败后，为了封锁和遏制中国大陆，建立起马尼拉台北东京汉城的所谓“太平洋防御体系”。1965年到lpo3年，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台湾对美军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从1950年到
1973年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提供给台湾的各种经济援助达20多亿美元。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安全法案”，向台湾当局提供大量“援助”，总称为“一般经济援助”，包括“军协援助”、“防卫支援”和“技术合作”，其目的在于帮助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稳定当时的台湾社会状况，因为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生产凋敝、物资蒉乏、物价飞涨”。由于当时蒋介石的台湾政权无力偿还，此种“援助”
实为赠送。两年后，台湾经济在“美援”的帮助下，趋于稳定，转入恢复发展时期，“美援”的目的转向支持台湾经济自给自足，弥补财政赤字。美国国会修正了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案”，规定，以剩余农产品售往台湾，收取台币，并将售得款项赠与台湾使用；拨款的一部分由台湾采购美国剩余农产品，在台销售后收取台币，再将它赠给或贷给台湾当局；美国向台湾提供剩余农产品，台湾可用台币购买，所得款项贷给或赠予台湾，依照美国政府指定的用途予以使用，不得另作他用。

1957年开始，由于台湾的经济和货币的运行情况呈良性态势，“美援”转而扶植台湾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在“共同安全法案修正案”中增设“开发贷款基金”项目，把原用于防卫的援助转为发展各项工矿建设，并改为贷款方式处理，这种“开发贷款”一是为台湾经济由“进口”向“出口”作准备；二是为美国的私人资本进入台湾市场打下基础。这种贷款由于利率较低，偿还期较长，并没有给台湾的财政造成负担。1961年，美国对台援助由“一般经援”向“开发援助”转变，美国向台湾的贷款其条件、利率逐步按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进行运转。lop年5月，美国政府声明将在1965年6月终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计划，实质上，美国对台经援直到1968年才完全停止。“美援”加入到台湾经济运行过程中，稳定了50年代的台湾经济、社会秩序，1951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由1950年的400%降至66%，1952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美援”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还平衡了台湾的外汇收支。

蒋介石退守台湾岛后，打着“总理信徒”、“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等旗号，加上当时许多海外华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了解、误解，所以不少人出于各种目的向蒋介石和台湾当局捐款献金，这笔数目在当时达近10亿美元。
1958年到1962年间，台湾当局对原来的“进口替代”政策进行了调整、改革，先后颁布了“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外汇贸易管理办法”
、“奖励投资条例”、“技术合作条例”等政策、法规，吸引华侨投资，外资企业进口自用机械设备、原料、半成品等可一律予以免税；合资企业开业后5年内可免除营业税、商品税及企业所得税，5年后的企业所得税仅征18%。1964年到1973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政策性调整，仅仅10年间，就吸收侨资10.25亿美元。华侨的捐款及投资对台湾在蒋介石时代的经济稳定和初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玖』 蒋介石当年发行金元卷聚敛黄金外汇这里面是什么道理

因为世界货币之间的比值是通过黄金作为中介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仍然是这样
例如版美元同英镑的权比值 是将美元和英镑各自同黄金进行比较 分别得出1两黄金值多少美元和英镑 再用这两个数进行比较 得出美元和英镑的比值
所以说 黄金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不会"贬值"的东西 是可以看作"恒值"的
而当时发行的金元卷只是一张白纸 随时会通货膨胀 变得一文不值 所以蒋介石大力用金元卷换取黄金外汇 以求其价值的稳定
在当时看是明智的选择

『拾』 蒋介石四大财阀

四大家族
指旧 中国 以 蒋介石 为首的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即 蒋介石 、 宋子文 、 孔祥熙 和 陈果夫 陈立夫 四大家族，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利用反动政权，掠夺人民财富，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迅速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 蒋介石 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朞间和 日本 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的手段：

（一）发行公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十八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一百五十一亿九千二百万元，关金一亿单位，英镑二千万，美元二亿一千万。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一九三七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党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二）增加捐税。由于工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盐、统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党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党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三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增至六十元。由于通货膨胀，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一九四二年增至四市斗。从一九四二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一九四三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麦子二亿四千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

（三）通货膨胀。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党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九三七年底为十六亿元。一九四五年底为一万零三百一十九亿元。八年中增加了七百三十八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四）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国民党政府从一九三八年三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一比二十，而黑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为一比八五点四，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为一比五四二点二。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五）实行专卖制度。一九四一年四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党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一九四二年为四亿七千八百万元，一九四三年为十七亿四千七百万元，一九四四年为十八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六）统购统销。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国民党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一九四二年二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党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一九四二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一百元，一九四三年差一千一百元。

总之，国民党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在金融方面，抗战初期设立了中、中、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党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一九四二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六桔，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战前的一九三六年只占百分之五十九。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

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一九三五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百分之十一弱。抗战开始后，一九三七年九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做为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一九四四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一百零五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三千七百余家工业中，官营的六百余家，民营的三千一百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百分之六十九，民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一。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一九三九年七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一千二百万元，到一九四三年增为十二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十三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四○年成立，一九四二年五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十八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甘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一九四二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四分之一强。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十五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二十六，一九四○年为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四二年为百分之五十九，一九四四年为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党政府统购统销。在证实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最大剥削者，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由于官僚资本残醋剥削所激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