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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制背景

发布时间:2021-05-24 03:26:28

A. 试分析日本的外汇管制办法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放开经常项目的管制之后,正式成为IMF第8条成员国。但是之后我国对于资本项目的管制仍然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2007年IMF通过的新决议,提出各成员方应避免采取引起外部失衡的汇率政策,而判断外部是否失衡一个重要指标是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是否长期处于顺差或逆差状态。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看,中国长期存在顺差。这种顺差其实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状况。 对于我国外汇制度的改革,在我国和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很多的争论。我国是否该放弃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国家的外汇管制是否仍有存在的空间?存在的自由度有多大?如何协调外汇管制与IMF的规定之间的关系?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究竟存在哪些自身应当不断完善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步骤进行改革?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义。 本篇论文通过研究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变迁,分析总结了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缺陷,如个人外汇管理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制度的缺陷以及现有外汇管理法规体系的缺陷等,并在研究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总结其经验,以期寻找能为我国所借鉴之处。同时,笔者也针对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我国外汇管制相关立法的原则、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整合完善问题以及监管机制的法律完善问题等等。 本论文共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外汇的概念与特点、外汇管理的概念与作用,以及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变迁历史。 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存在的法律问题,如个人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制度的缺陷以及现有外汇管理法规体系的缺陷等等。 第三章介绍了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外汇管理法律框架、法律变迁及其经验借鉴。 第四章立足于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缺陷,并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建议,如我国外汇管理相关立法的原则、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整合完善问题以及监管机制的法律完善问题等等。 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写作脉络,并且表达了笔者定当继续关注和吸收理论界关于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改革的意见,并根据国际现状不断提出完善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建议的想法。

B. 战后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背景,共同原因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南亚经济取得了较其他地区更快的增长率。尽管70年代中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但在70年代东南亚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80年代上半期,由于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但到80年代中期之后,东南亚经济出现了快速复苏。直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经济均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起伏。1997年东南亚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各国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1999年和2000年却出现快速复苏或强劲反弹,而到2001年多数国家经济又急转直下,甚至呈现负增长。2002年后,东南亚经济再次出现复苏的态势。(见图1)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东南亚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严重衰退、迅速复苏、再陷衰退和又呈复苏的增长轨迹。东南亚经济增长的急剧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和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拖累。
图1 1996-2005年东南亚五国经济增长率(%)资料来源:根据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tatistical Database数据编制。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增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更加密切,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愈益增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4。[1] 在东南亚国家,这种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性更大。例如,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最大,美国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96%。[2] 另据美国著名的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本经济每增长1%,新加坡经济就会增长0.24%、泰国经济就会增长0.17%、马来西亚经济就会增长0.13%。[3]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东南亚国家的传导,是通过世界市场扩散的。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向发展中国家传导,是通过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变化实现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发展,东南亚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该类产品已占东南亚国家商品出口的50—90%。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传导已经从初级产品价格为主转向以制成品为主。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制成品价格下降,不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东南亚国家紧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步伐,大力扩展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该类产品出口比重分别高达65%和6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高达25%和19%。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的相应比重也很高。据计算,1992—1999年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造成的损失部分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6.71%、3.31%、1.13%和0.96%。[4] 2000—2001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销售额从年增长30%到下跌30%,导致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急剧波动。例如,200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9.6%,而2001年则下降2%,其中约有12个百分比的大幅波动。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研究显示,世界半导体工业每下降1%,新加坡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12%。而2001年全球半导体工业增长波动达60个百分点,它对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6.8个百分点。[5]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东南亚经济的影响,不仅在于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流量减少,更在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汇率变动的传导。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引进外资的规模持续萎缩,它对以投资—出口推动的东南亚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近年国际股票市场价格和美、日货币汇价的剧烈波动,也引发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危及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美国所罗门美邦公司的研究,日元汇率的变动对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分别为:日元每贬值10%,泰国经济就会下降0.3%、新加坡经济就会下降0.22%、马来西亚经济就会下降0.21%。 二、全球化下东南亚经济运行的特征 随着东南亚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全球化不仅加大各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同步性,而且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从东南亚经济的运行看,经济全球化推动各国的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的进程。 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贸易自由化的浪潮推动下,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逐步放宽贸易管制,大幅降低关税水平。东南亚9国(文莱、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1])均为WTO成员国,在乌拉圭回合中均承诺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同时,它们也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并在协定中均作出了相应的承诺和提交了承诺项目表。[6] 目前,新加坡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率和按贸易额加权的算术平均关税率均为0%,文莱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率为1.98%;印尼、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率普遍低于10%,按贸易额加权的算术平均关税率也都低于5%;泰国、越南、柬埔寨的平均关税率都在10%以上。不少国家在取消非关税壁垒方面取得进展,逐步消除了进口许可证、配额制度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不过,各国关税水平和结构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取得进展,但各国的发展仍不平衡。作为国际性金融、海运、空运中心的新加坡,它在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开放度均是最高的;马来西亚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电信服务、离岸金融和保险、运输服务、旅游都已对外开放;印尼、泰国、菲律宾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步伐有所加快,但仍有诸多部门限制;文莱的服务部门多为政府管理,但某些部门的开放程度较高;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经济比较落后,服务部门的开放也相对滞后。 80年代中期后,卷席西方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证券化浪潮在东南亚国家渐次出现,东南亚国家金融深化的国际进程大大加快。各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均以放宽政府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加速金融国际化为特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率先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起步较晚。1968年,新加坡率先设立亚洲美元市场,以此带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加快国内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放松对利率的控制,放宽信贷限制。1990年设立了纳闽岸外金融中心,加快金融国际化的进程。1983年6月,印尼颁布新的银行管理条例开始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进程。1988年10月,政府又制定一套新的全面改革方案。印尼逐步取消对贷款利率的限制,放宽国内私人银行的经营领域,允许外资持有印尼上市银行不超过49%的股权。从1990年开始,泰国实施了空前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广度和深度均是前所未有的。1990年5月泰国实行外汇管制自由化措施,1991年4月解除与资本项目有关的外汇管制,1993年泰国建立曼谷国际金融机构(BIBF),以推动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90年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指导下,菲律宾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金融改革。政府再度取消了外汇管制,放宽外资银行的进入限制。由于金融自由化过快和金融改革政策失误,导致了90年代中期的严重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大力进行国内金融体系的重组与改革,实施银行金融机构的合并,处理不良金融资产,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以应对金融国际化的严峻挑战。 随着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涌入,东南亚国家的生产一体化得以不断发展,并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工业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从衡量国际化生产的一些重要指标看,东南亚国家的生产国际化程度不断发展。无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还是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固定投资的比重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表明这些国家的生产国际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据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的统计,1980-2005年,东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从24.14亿美元增至371.33亿美元,增长14.4倍;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从247.22亿美元增至3748.14亿美元,增长14.2倍。2005年,东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占国内固定投资比重为18.3%,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3.2%,均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7] 在东南亚国家的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不仅仅由母公司和子公司组成,还包括供应商、分包商、经销商、零售商、研究开发联盟以及各类合作协议。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国家的电子信息工业、石化工业、汽车工业的渗透率较大,这些工业部门多数企业由跨国公司所主导,并被纳入跨国公司全球的生产体系中。例如,东南亚国家是世界办公和通讯设备产品的重要生产与出口基地,跨国公司在当地形成了庞大的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产品生产的区域网络。它们把精密元件加工制造和研究开发等价值链的高尖端环节留在母国进行,将绝大部分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组装和中低档元件的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欧美石化公司在90年代大举进军东南亚石化市场,美、欧的石油跨国公司纷纷在当地的炼油与石化工业投下巨资。这些跨国公司在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当地取得廉价石油,按照合理的区域分布,跨国界组织炼油加工,定点生产,定向销售,它们在新加坡所设的子公司则是把它作为石油加工转运的一个区域中心;进入90年代,日、美、欧的著名汽车制造商大举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汽车工业。由于泰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高度集中,产品质量高且制造成本低,许多跨国汽车制造商开始从汽车零部件到整车生产转移到泰国,使之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汽车生产与出口基地。[8] 三、经济全球化与东南亚区域一体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浪潮,东南亚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前,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从三个层次展开:一是东盟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二是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三是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东盟自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经历了从特惠贸易安排到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再向经济共同体迈进的过程。自1978年起,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实施了15年的时间。从1993年起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随后这一进程不断加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不断扩大,涵盖的领域逐步深化。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由6个增加到10个,自由贸易区也逐步从贸易扩展至服务、投资以及其他经济合作领域。到2002年,原有6个成员国初步建成自由贸易区。2003年10月,在第9次东盟首脑会议上,各国同意在2020年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加速推进自身区域经济一体化。根据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行动计划,东盟将全面推进和落实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和投资区计划。2004年11月,第10次东盟首脑会议确定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是建成一个稳定、繁荣、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实现区域内货物、服务、熟练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确定原有6个成员国在2007年之前率先实施11个优先领域的产品关税削减为零,新成员国将在2012年前实现这一目标,这11个领域包括木材、橡胶、汽车、纺织、电子、农业、资讯科技、渔业、保健产品、航空以及旅游等。[9] 2007年1月,第12次东盟首脑会议确定将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时间表从2020年提前至2015年。同时,东盟通过了《东盟宪章蓝图联合宣言》,决定成立高级别特别小组负责起草东盟宪章。[10] 东盟宪章将成为东盟成立40年来最重大的成就,它是东盟区域性组织的第一个宪法,并将为东盟摆脱松散机制、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性组织提供法律架构。 进入21世纪,东盟与区外国家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迅速兴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相继涌现。2000年11月,中国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宏伟构想。时隔一年后,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宣布决定在20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正式启动。2004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2005年12月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二次修订议定书》和《<货物贸易协议>修订议定书》,2007年1月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继中国之后,东盟与印度宣布将在2011年建成印度—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区,东盟与日本也确定了在2012年建成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现目标也订在2010年。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降税计划已全面启动,[2] 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协定已正式签署,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进行,日本-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取得一定进展。 与此同时,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取得较快进展。目前,新加坡已与新西兰(2000年11月)、日本(2002年1月)、欧洲自由贸易协会(2002年6月)、澳大利亚(2003年2月)、美国(2003年5月)、约旦(2003年6月)、印度(2005年6月)、韩国(2005年8月4日)、巴拿马(2006年3月)正式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泰国已与印度(2003年10月)、澳大利亚(2004年7月)、新西兰(2005年4月)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马来西亚已与日本(2005年12月)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新、马、泰与区外一些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在进行,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相继展开。与以往区域贸易自由化形式不同,新兴的双边贸易自由化形式的目标和内容更为广泛而多样。除商品贸易自由化外,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重要方面。它突破地区和距离的限制,协定双方的非对称性,强调与WTO规则相一致,所承诺开放的程度超过WTO成员国之间的协议范围。[11] 四、结语 综观全球化时代的东南亚经济发展,各国既经历了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也遭受到经济全球化而引发的巨大冲击。作为参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国际经济机构的权威研究显示,尽管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同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同步性愈益增强。作为高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国家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各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加大,同步性也随之增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尽管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是双向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相互依赖的双方是对称的和均衡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属于非对称和非均衡的相互依赖。战后,虽然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总体上有所缩小,但未根本消除。东南亚经济的开放经验表明,全球化使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对各国的生产流程、产业升级、对外贸易乃至经济政策均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实施积极的全球化战略,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以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

C. 国外公司代中国子公司支付人民币服务费给我公司,是否涉及外汇管制

可以操作,因为是服务性质,可以与代表处D签订服务合同。。。。将服务内容设定为代表处提供服务,代表处支付费用。。。。代表处作为日常经费支出登记。。。。严谨些的话是不怎么合法,但有很多代表处违规操作,甚至暗地里直接从事经营活动,用办公经费直接用于经营或通过第三方渠道支付货品货款。。。。。

D. 外汇管制,只针对美元的管制对吗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银行有个人年结汇金额50K美元的限制,那么如果你赚的外汇超过了这个数目,要怎么样突破这个限制而转移到国内呢?方法一、使用直系亲属银行账号结汇大家都知道,外汇限制只是限制了结汇金额,而对收汇金额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无论你收多少美元/外汇,央行是不管的,管的只是你将多少外汇/美元换成人民币。比方说,你年收20万美元,那么,你个人的名义结汇5万,将剩下的15万转到3个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开的银行卡,再各结汇5万美元即可(手续会有点麻烦)。这种办法优点是现汇可以直接转,不会变成现钞(现钞便宜),没有任何损失。方法二、利用香港招商银行一卡通1:打电话95555问清楚你所在的城市哪个网点可以办理招商银行一卡通;
2:5万开户一个招商银行金卡,再办张香港招商银行一卡通(如果去香港方便也可以直接过去办);
3:等待大概15-20天时间拿到招行香港分行汇来的带银联标志的招商银行一卡通;
4:Paypal免费汇到你的这张香港一卡通上(你卡里收到的是港币);
5:在国内的任意一家银联的提款机上取人民币(每日2万限额)。这样取出来的钱,不会计入你的年度结汇5W限额,当然这张卡你可以直接用它来买东西刷卡也很方便。方法三、如果你有100万港币以上资金,你可以直接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开个人民币账号,再直接从香港的人民币账户打钱到国内的账户,这样的操作不受结汇限额的限制。方法四、直接取出美元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取出来以后,可以去黑市换取人民币,当然会有一些手续费和汇率损失。(不推荐黑市,据此操作,风险自负)方法五、各大银行的门前都有黄牛党,他们会帮你突破任何限制,呵呵,当然,我们不提倡,据此操作,风险自负。方法六、资金实在太大,可以考虑开设离岸公司避开外汇限制。其实大家都明白的,包括央行在内,按照现在的外汇管理制度你有无数办法可以资金随便转入转出,外汇管制迟早会放开的,5W的结汇限额其实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意义,等你赚到了钱有的是办法哪怕开个离岸公司呢。钱不放在国资背景的银行里面是为了自己的财务状况及隐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最本质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的金融状况对于政府而言是完全透明的,它们知道我们拥有多少资产,你没有多少钱的时候没人会在乎的,等你超过多少资金之后你会接到各种推销房产/移民服务/出国子女教育咨询等等,当然你最不希望接到的电话自然是资金来源的查账缴税电话,呵呵。我倒是觉得如果不需要的话把钱放在海外的银行里面(包括香港的非国资背景银行)更加安全一些,而且可选的合理保值投资项目也更多。推荐渣打或者汇丰,这两个我知道很确定可以支持各种转账(PP免费电汇/国际ACH转账)。不推荐花旗,是我很奇怪它们的银行卡居然是16位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不确定能否接收到ACH转账。标准的ACH转账到香港行账户只需要SWIFT跟12位以内的银行卡就可以了。办卡应该很轻松但需要本人香港柜台去办理,带上三个月以内的水电账单自己身份证办理好港澳通行证,直接杀过去就能办理了,开通网上银行可能要第二天,7天内足够你办N张卡了,注意开户的理由一定要是理财,不要提及任何转账到国内的用途(当然这个功能肯定是有的,渣打好像是50万以内只要120港币每笔)。注:不相误导大家啊,我个人还没来得及办理(想想电汇能接受就懒得办理了,年后再说),但上述是我自己把香港各大银行的客服烦的够呛的情况下得到的,应该没啥问题,或者等我办理完了再跟大家写个详细的经过啥的。

E. 欧洲英镑的历史背景

英镑为英国的本位货币单位,由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发行。辅币单位原为先令和便士,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1971年2月15日,英格兰银行实行新的货币进位制,辅币单位改为新便士,1英镑等于100新便士。流通中的纸币有5、10、20和50面额的英镑,另有1、2、5、10、20、50新便士及1英镑的铸币。
英国于1821年正式采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镑含7.32238克纯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废除金本位制,金币停止流通,英国停止兑换黄金。1925年5月13日,英国执行金块本位制,以后又因世界经济大危机而于1931年9月21日被迫放弃,英镑演化成不能兑现的纸币。但因外汇管制的需要,1946年12月18日仍规定英镑含金量为3.58134克。
到20世纪初叶,英镑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趋于衰落,逐渐被美元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英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将英镑汇率固定在1英镑兑换4.03美元的水平上。1947年7月15日,英国宣布英镑实行自由兑换,由于外汇储备迅速流失,于同年8月份又恢复外汇管制。
1949年9月,英国宣布英镑贬值30.5%,将英镑兑美元汇率贬到2.80美元,
1967年11月18日,英镑再次贬值,兑美元汇率降至2.40美元,英镑含金量也降为2.13281克。
1971年8月15日美元实行浮动汇率后,英镑开始以不变的含金量为基础确定对美元的比价。同年12月18日美元正式贬值后,英镑兑换美元的新的官方汇率升值为1英镑兑换2.6057美元。实际汇率可在1英镑兑换2.5471美元至2.6643美元的限度内浮动,波幅为4.5%左右。
1973年3月19日,西欧八国组成联合浮动集团,英国未参加,继续单独浮动。翌年1月,英镑实际汇率制成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同年,英镑区缩小,仅包括英国、爱尔兰、开曼群岛和海峡群岛。英镑发行的黄金准备至少相当于26.5亿英镑以上。
1990年10月8日,英镑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其对货币体系内各种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为6%。
1992年9月16日,英国宣布英镑暂时脱离欧洲货币体系。
2013年2月22日穆迪信评公司正式宣布调降英国债信评级,由Aaa降至Aa1,继2011年的美国、2012年的法国之后,如今调降轮到了英国。这是英国首次失去权威评级机构的最高评级。其实,穆迪早在去年2月就将英国主权和央行的评级展望由稳定降至负面,历经一年的观察,终于正式出手调降。回顾穆迪于1978年3月授予英国政府债券Aaa最高评级,标准普尔与惠誉都给予英国AAA最高评级,但后两者对英国的评级展望均为负面,估计他们亦将重新评估英国。
穆迪总结此次降调评级的关键动因有三;首先是英国中期增长前景持续疲弱,穆迪预计,今后五年都将持续疲弱增长。其次,中期增长前景有限对政府财政整顿方案形成挑战,这将持续到下届国会。最后更糟糕的是,英国债务高企且还在不断增加,政府资产负债表消化能力逐渐恶化。

F. 台湾有没有外汇管制

台湾没有外汇管制。

1987年七月,台湾“政府”正式宣布取消自1949年以来长期实行的外汇管制并披露了有关细节,即任何人都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外汇。

允许公众持有全部外汇收入,并可以使用这些外汇直接、自由地在海外房地产、证券和其它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取消外汇管制将使台湾有可能成为亚洲新的金融中心,是香港、东京金融中心潜在的竞争力量。台湾已连续十一年对外贸易顺差,1986年贸易顺差155亿美元。

台湾的经贸自由化始于一九八O年代中期,除降低关税管制、积极开放内部市场之外,更表现在解除外汇管制与开放对外投资等重大经贸决策之上。

(6)外汇管制背景扩展阅读

外汇管制基本方式

一:对出口外汇收入的管制

在出口外汇管制中,最严格的规定是出口商必须把全部外汇收入按官方汇率结售给指定银行。出口商在申请出口许可证时,要填明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结算货币、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并交验信用证。

二:对进口外汇的管制

对进口外汇的管制通常表现为进口商只有得到管汇当局的批准,才能在指定银行购买一定数量的外汇。管汇当局根据进口许可证决定是否批准进口商的买汇申请。有些国家将进口批汇手续与进口许可证的颁发同时办理。

三:对非贸易外汇的管制

非贸易外汇涉及除贸易收支与资本输出入以外的各种外汇收支。对非贸易外汇收入的管制类似于对出口外汇收入的管制,即规定有关单位或个人必须把全部或部分外汇收支按官方汇率结售给指定银行。

为了鼓励人们获取非贸易外汇收入,各国政府可能实行一些其他措施,如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居民将个人劳务收入和携入款项在外汇指定银行开设外汇账户,并免征利息所得税。

G. 外汇管制第八条的理解

就是说会员抄国经常项目交易,外汇的兑换需求若符合真实性交易背景,应当无条件满足,不能加以任何限制。并且只能采用单一的汇率,不得针对不同的交易对方和交易性质采取不同的汇率措施。关键是你要理解经常项目交易的概念,就是不涉及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资产负债变化的交易项目,例如进出口货物贸易、各种服务贸易、捐赠、援助等。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本项目,例如外债、投资。我国资本项目目前部分可兑换,就是还有很多限制,所以说目前人民币还不是完全可兑换货币,就是因为这个。 后面说了很多废话,是希望你有所比较,能更好的理解这个规定

H. 论文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现状与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怎么写啊想不出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汇储备曾有过两次高速增长时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终于摆脱了十余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增长。第二次发生在21世纪之初。从亚洲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之后,中国经济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轨道。与此相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长;到了2006年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万亿美元。

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担心和争论也纷至沓来。人们或怀疑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或诟病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或指责外汇储备的积累输入了通货膨胀,或认为人民币汇率因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为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惴惴不安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拥有“关键货币”的经济体,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此类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恰恰是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摒弃了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并转向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之时;而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外汇储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国转向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

本文旨在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我们首先从功能转变的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分析,然后对外汇储备增长引起国内流动性迅速增加的现象以及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进行评论,最后,在借鉴国外管理外汇储备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汇储备体制的改革问题。

二、外汇储备的规模:着眼于功能转变的分析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从传统外汇储备功能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应付支付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堆积外汇,等于将我们用宝贵的资源换回的资金低成本地交给外国使用。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视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与高额外汇储备积累相伴相随的新现象,我们必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说起。

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起因于各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制的恶意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经济体大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声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著名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在对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缜密研究之后敏锐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只是一种假象;从汇率的走势和各经济体的操作实践来看,各种自称自许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等等,其运行特征更像钉住汇率制度。”他将此概括为“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这种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即公开宣布的弹性汇率制、(出于稳定目的)对汇率的频繁干预、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我们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新特征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为的是使投机资本难以获得关于汇率变动的明确信息,从而大大弱化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地区)汇率展开攻击的动力;之所以要稳定汇率,是因为对于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而言,本国(地区)货币汇率对关键货币保持稳定,事实上将使得本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获得一种稳定的“名义锚”,从而有助于本国(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为的是使货币当局更灵活地干预(而不是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单方向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并据以对国际投机资本保持一种“威慑”,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本国(地区)货币汇率进行攻击。从实践效果上看,一国(地区)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慑”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地区)的汇率和金融体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为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增强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的信心。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货币制度下黄金的功能,一国(地区)的外汇储备就类似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该国(地区)货币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有一种实际价值的资产——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而,一国外汇储备越多,居民对该国(地区)信用货币的稳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货币替代的发生。发达国家的实践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在增强货币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欧洲央行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但同时黄金储备却相应上升。欧元是当前惟一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为增强欧元同美元的竞争力,欧洲央行就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储备发挥增强货币信心的作用——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总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外汇储备的“务实”功能,即,一旦经济受到不利冲击,货币当局就准备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支付债务和干预汇率的需要。在浮动汇率制下,满足上述三项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保持信心”,具体而言,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支持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过吸收货币危机冲击以及缓和外部融资渠道阻塞,来克服本国(地区)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国(地区)能够偿还外债的市场信心;支持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本国(地区)货币稳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偿还外部债务与使用外汇的需要;应付灾难和突发事件。

外汇储备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就意味着其作为一国(地区)财富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追求国家财富的增长,成为外汇储备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加强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统计期内,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应当说,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资而言,外汇储备的投资业绩都是毫不逊色的。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仔细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表,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情况(图1)。以2005年为例,当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顺差91.2亿美元,实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投资收益流入356.2亿美元,同比增长92.2%;投资收益流出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6.9%。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中国的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项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外汇储备使用)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投资收益大幅上升与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外汇储备增加)密切相关。这间接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鉴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从满足进口支付、偿还债务和干预汇率全面转向提供信心并增加国家的财富,鉴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讨论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

三、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及对冲困境

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规模过大的外汇储备不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带来不利的结果。相反,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它将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后果。我们看到,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

(一)央行的对冲努力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卖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品种也不断增多。目前,其未清偿额已经超过政策性金融债,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

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保持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采用了连续滚动发行方式和竞争性招投标机制,并开拓了比较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和交易利率逐渐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某种基准利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

(二)央行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成本问题

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须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进行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别样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年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强有力的解释。

2.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的影响

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央行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央行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事实上,近年来央行票据发行曾出现过若干次流标情况,正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的质疑。

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此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行票据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行票据,固然达到了收缩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为开放性大型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际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行票据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

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做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

(一)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

关于外汇储备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

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便是合适的例证。

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二)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

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地区),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置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

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行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证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1/3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作为一国财富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五、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一)根本的任务是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

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之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藉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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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制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战略转变,我们首先需要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等相关概念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定义。

六、结束语

从本质上说,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内容,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I. 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历史及背景

变革历程:

1979年至1984年:人民币经历了从单一汇率到双重汇率再到单一汇率的变迁。

1985年至1993年:人民币对外币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向双汇率回归。

1994年: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建立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

2005年:中国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影响汇率制度的重要事件:

人民币汇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并公布。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中国银行,德意志银行等七家银行根据前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价格,公布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货币的汇率,各银行以此为依据,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浮动幅度内自行挂牌。

2015年:在制定当日人民币中间价时,首先参考上日“收盘汇率”,即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兑美元收盘汇率(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供需状况。

同时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即在一篮子货币兑美元汇率有所变化情况下为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所要求的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调整幅度。各家做市商可以根据对不同篮子的权重选择不同从而报出不同中间价。

形成背景:

1994年以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币汇率由国家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需要,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汇率体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单一浮动汇率制(1949~1952年)、五六十年代的单一固定汇率制(1953~1972年)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以“一篮子货币”计算的单一浮动汇率制(1973~198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为鼓励外贸企业出口的积极性,我国的汇率体制从单一汇率制转为双重汇率制。

经历了官方汇率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存(1981~1984年)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1985~1993年)两个汇率双轨制时期。其中,以外汇留成制为基础的外汇调剂市场的发展,对促进企业出口创汇、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平衡和中央银行调节货币流通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人民币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多种汇率的并存,造成了外汇市场秩序混乱,助长了投机;另一方面,长期外汇黑市的存在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人民币的信誉。外汇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

1994~2005年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改革外汇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

1993年12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具体包括,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取消外汇留成,实行结售汇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等。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1997年以前,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海内外对人民币的信心不断增强。但此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防止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轮番贬值使危机深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主动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减弱,近几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外汇管制进一步放宽,外汇市场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创造了条件。

党中央、国务院于2005年7月21日出台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革的内容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两个多月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有序过渡,平稳运行。

(9)外汇管制背景扩展阅读:

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有利于缩小国际收支差距,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维护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一些层面方面看,这一汇率制度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比如人民币汇率因素贸易巨额顺差关系太过密切。

“外需”变身为“内需”将推动国内资产泡沫迅速形成,还有一旦人民币汇率出现拐点,升值预期的消失将导致投机人民币升值的外资大量出逃等,这些问题都需逐步加以完善。

从长远来看人民币汇率应适用浮动汇率安排,而近中期内应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人民币改革的方向所在,也是中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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