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概括英国反腐败方式 并分析其原因
方式：法制反腐；制度反腐；舆论反腐。
原因：工业革命后，英国经济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完善。
㈡ 三个代表人物事迹和如何实施三个代表
牛玉儒1952年出生，蒙古族。1970年参加工作，1975年入党。曾先后担任内蒙古通辽县莫力庙公社党委书记，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常委，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秘书长，包头市市长，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在他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诚党的事业，忠于党和人民，特别是在担任领导职务的20多年里，他心系群众，勤政为民，始终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求真务实，鞠躬尽瘁，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赢得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普遍赞誉。
玉儒（右一）陪同外省市考察团参观呼和浩特市市容（摄于2003年10月）。
勤政敬业 人生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
作为新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牛玉儒同志始终奋发有为，开拓创新，是领导干部勤政敬业的典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位负责同志这样评价他：“牛玉儒同志是一个自加压力，负重前进，从不为自己留余地，从不为自己留后路的人。他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充满激情，充满信心，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1996年5月3日，包头市发生了6.4级大地震，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震后不久，牛玉儒同志出任包头市市长。在此期间，恰逢经济大规模转轨，国有企业步履维艰，工业经济陷入困境，各种矛盾问题十分突出，下岗职工占了自治区的一半。这对牛玉儒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牛玉儒明确提出，包头的工业经济必须走“大企业组集团、小企业民营化、大力优化资本结构，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产品”的路子。在市委的领导下，他带领政府有关部门的同志，对全市23户重点企业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组改造，对83户困难企业实施了兼并破产、增资减债。先后组建了钢铁、稀土、铝业、化工、羊绒等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培植了6大类38种拳头产品。成功地推进了稀土高科、明天科技、华资实业、钢联股份、北方重汽等企业的股票上市。按照一企一策、一企多策的办法，放开搞活了655户中小企业。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市12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14万企业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地领到了养老金。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动情地说，这是牛市长为我们找回来的饭碗和活命钱呀！牛玉儒为推进包头的国有企业改革，搞活包头的国有经济，保持包头的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1年2月，牛玉儒当选为自治区副主席，分管对外开放等工作。当时，我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吸引利用外资的水平很低。为了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他从抓项目建设和规划编制入手，在建立和完善重点项目库的同时，主动提出了当年全区引进国内资金200亿元、进出口总额增长20％、直接利用外资2亿美元的奋斗目标。其中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内资金实现翻番，这在当时的内蒙古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紧紧抓住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不放，积极参与自治区政府组织的赴俄罗斯、蒙古的招商活动，多次带队到沿海发达地区招商引资和经贸洽谈。全力推进满洲里、二连浩特口岸“大通关”建设，积极营造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当年一举超额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了内蒙古对外开放的新突破。
2003年4月，牛玉儒同志出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他刚上任3天，非典疫情在呼市蔓延开来。呼市成为全国重疫区之一。牛玉儒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率领全市人民与SRAS疫情展开了殊死搏斗。他进医院、入企业、到学校，查疫情、听汇报、做决策，吃住在办公室，一干就是40多个昼夜，最终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牛玉儒同志以临危不惧、敢于胜利的风范，向全市人民展示了新任市委书记的良好形象。
发展为本 心血和汗水挥洒在“建设大道”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市的经济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为了把这种大好来势继续保持下去，再造新的辉煌，他提出：“到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时候，全市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要在2003年的基础上实现翻番，综合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水平位居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第一”的奋斗目标，并把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措施。在呼市工作的近500天里，他有200多天在外招商，不是洽谈项目，就是考察城市建设，日程排得满满的。浙江华门房地产集团总经理告诉我们：“2004年刚过元旦，牛书记就到华门考察，从早上8点一直看到晚上12点半，第二天还要乘早上5点的班机返回呼市开会。凌晨4点，他就去了飞机场。牛玉儒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他是个干事的人，到老牛那里投资，我放心！”在他人格魁力的感召下，一大批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好的大项目相继落地呼市。呼和浩特的乳业、电力、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有色金属和冶金工业形成了产业集群，成为支撑呼市经济发展的台柱子。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了财政收入的明显增加，两年中市里拿出了1.4亿元给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长工资，人均月增资700元。牛玉儒同志在重视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也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以产业化为龙头，在全市推进7个“百万工程”，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两年中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100多元。这两项增长对富裕地区而言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我们西部地区来说，它的份量是很重的。
呼和浩特、包头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两个城市。牛玉儒为推进这两个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出任包头市长后，面对包头震后内伤严重的现状，满怀信心地告诉大家：“地震虽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同时也给包头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在重建家园、恢复和发展城市基础设施过程中带动相关产业的大发展，建设新包头。”他以经营城市的理念，拓宽城建投融资渠道，几年中相继投入城建资金达100多亿元，实施了供水、供热、供气、道路畅通和蓝天碧水绿地等一系列利民工程。在旧城拆迁改造过程中，他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力。位于市中心的曹家营子和赵家营子两个村，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两个村子近8000户、3万人口。村内垃圾成山、污水横流，严重影响了包头的形象和城市建设。历届政府都想拆迁但始终没有拆成。牛玉儒任市长后下决心要将这两个村子拆迁出去，他说：“这个得罪人的事儿我不干，也得有人干，决不能把这两个破破烂烂、脏兮兮的村子带入新世纪。”在市委的领导下，他亲自担任拆迁改造领导小组组长，带领市政有关部门的同志，一次又一次进村入户与村民促膝交谈，商讨拆迁方案。当了解到村民不愿拆迁主要原因是怕利益受损时，市政府研究后决定：保证村民的利益不受损害，在城中拆1亩地，在城边补3亩；拆迁后政府给村民建1个新村，在新村附近建1个农贸市场，村民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出租；要用土地置换来的资金，补偿村民的合法权益。几条刚性政策一出台，立刻受到村民的热烈拥护，拆迁工作顺利进行。3个月后，两个村的村民搬进了新村，住上了小二楼。他任市长5年，新建居民住宅1100多万平米，超过了震前46年的总和。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1995年的14.76平米增加到2000年的21.3平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7平米。包头城市面貌的显著变化，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好评。包头市先后荣获了创建文明城市先进市、园林绿化先进市、住房制度改革先进市、安居工程先进市等多项全国性荣誉称号。2000年6月，在迪拜举行的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评奖中，包头从118个国家700多个参评城市中脱颖而出，荣获了最佳范例奖，2002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在干旱少雨、荒漠化比较严重的北方地区，城市建设获得1个又1个殊荣，牛玉儒同志立下了汗马功劳。
牛玉儒同志到呼和浩特工作后，他主张首府建设，必须坚持高起点、大手笔，向现代化大都市方向发展。2002年开工建设的东河工程是呼市城市建设的标志性工程。牛玉儒同志非常关注这项工程，他不但亲自参与工程设计，而且上百次到施工现场指导。他要求，要把这项工程设计成经得起世人品味、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工程。要在整体布局、景观造型、视觉效果上统筹兼顾，和谐搭配，突出美感。如今，东河两岸180米宽的绿化带侧柏苍翠，鲜花盛开。169米高的智能音乐喷泉冲天而起，与已经建成的如意广场浑然一体，交相辉映，成为呼和浩特市的一大景观。与景观建设相配套，城市道路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主次干道拓宽为8车道、6车道，270多条小街小巷全部实现了硬化、亮化、美化，1000万平方米的绿地和48幢2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正在建设当中。今天的呼和浩特城市变大了，楼房变高了，环境变美了。这些变化，无不凝聚着牛玉儒同志的心血和汗水。
执政为民 位居高位民众为高 身负权重大局为重
牛玉儒同志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亲民、爱民，是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楷模。他常讲“我希望和老百姓随时能够接近，能够经常听到老百姓的声音。”在包头任市长期间，他提议开通了市长电子信箱和热线电话，并破例写下了“要办，就一定要努力办好”的题词。对于下岗工人反映取暖费调价后负担不起的问题，包钢夜班工人休息遭噪音干扰的问题，贫困学生上不起学等问题，都一一通过这一渠道得到了解决。对群众来信，牛玉儒同志每封必看。在呼市工作期间，他先后批阅了314封群众来信，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他说：群众找我们办事，都是大事、急事、难事，我们决不能推。一次，他看到一篇题为《这15户居民啥时能喝上自来水》的报道，他立即作出批示：“群众反映已1年多，是什么原因使这个看似并不复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看，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头脑中‘三个代表’思想太淡薄，请你们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举一反三，认真反思，请新闻界继续监督。”3天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他时时关注着弱势群体的生活。2004年春节前夕，牛玉儒同志慰问困难户，来到了残疾老人孙震世的家中。看到孙家窘迫的生活境况，他心情十分沉重。当他看到老人连台电视机都没有，对同来的民政局长说：“你们调查一下，摸个底儿，看全市有多少这样的困难户看不上电视，咱们想想办法，从几个渠道凑点钱，争取给每家都买上一台。”除夕夜，全市近500户没有电视的困难群众都看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牛玉儒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牛玉儒同志身居高位，但他位高从不高高在上，权重总以大局为重，是领导干部讲政治、顾大局的榜样。他参加工作几十年，调整工作十几次，每当组织需要他的时候，无论担子有多重，他都听从召唤，每到一处都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脚印。包头大地震不久，他出任包头市市长；当“非典”肆虐的时候，他就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在这些非常时期、紧要关头，他都义无反顾，迎难而上，经受住了考验，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份出色的答卷。他善于团结同志，在包头当市长，他坚决维护市委的权威；在呼市当市委书记，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千方百计调动班子其他成员的积极性，支持人大、政府、政协等几大班子的工作。牛玉儒是一位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与他搭班子的多是汉族干部，他说蒙古族汉族是一家人，谁也离不开谁。牛玉儒同志无论是在包头当市长还是在呼和浩特任市委书记，他都十分重视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和国防建设。在包头被誉为拥军市长，在呼和浩特被誉为拥军书记。在包头当市长期间，他组织企业家参观边防连队，增强企业家的国防意识，并动员他们捐资建成了我们祖国北部边疆最漂亮的哨所楼房，大大改善了边防战士的居住和生活环境，被誉为北疆第一哨。他还十分重视复转军人的安置工作，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安置好复转军人。2003年转业到呼市的干部全部安排了实质性职务，受到了内蒙古军区领导的高度赞扬。牛玉儒心地善良，胸怀坦荡，谋事不谋人，凡是与他共过事的人都说：“和牛玉儒同志一起工作安心、放心。”
牛玉儒同志的权力只用在人民身上，从不为个人谋取利益，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表率。一位承包商说，他包揽工程三次想去牛玉儒家里表示表示，都被拒之门外。了解牛玉儒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允许干部到他家里“谈工作”。牛玉儒兄妹6人，5位是普通百姓，他的妹夫、侄子相继下了岗，他的姑夫至今还在以蹬三轮车为生。
市民们沿街肃立，迎接牛玉儒骨灰回呼市。
鞠躬尽瘁 忠魂常驻百姓心田
牛玉儒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是一头默默耕耘的孺子牛。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把有限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奉献给了人民。正是他这种高强度、超负荷、连轴转的忘我工作，使他本来十分壮实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透支，积劳成疾。2004年4月，他常常觉得肝区疼痛，到医院检查时被确诊为结肠癌肝转移。在京手术后，看到周围的同志和家人都瞒着他，他感觉到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要与时间赛跑，他要与病魔抗争，他要为党和人民再多做一些工作。住院治疗期间，他几乎每天都通过电话询问、指导和督促重点工程的进展情况。化疗后，他先后三次返回呼市，强撑着极度虚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查验各处重点项目。去世前不到1个月，仍以顽强的毅力，主持召开了市委九届六次全委会议，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激情澎湃、催人奋进的报告，进一步描绘了呼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8月8日他的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8月14日凌晨4时30分，牛玉儒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噩耗传来，全区各族人民悲痛难忍。从首府呼和浩特到钢城包头，从科尔沁草原到北疆哨所，人们无不为之扼腕痛惜。8月19日清晨，牛玉儒同志的骨灰从北京运抵呼市。当灵车缓缓驶入市区时，近万名群众伫立街道两旁，迎接他们的牛书记回家。8月20日，举行牛玉儒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这天，呼和浩特愁云密布，凄雨霏霏，各族干部群众自发地冒雨前来和牛书记作最后的告别。殡仪馆内外庄严肃穆，数不清的花圈和挽联表达着人们对牛玉儒同志的无尽哀思。雨水和泪水流淌在一起，哽咽声和哀乐声交织在一起。一些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手捧鲜花深情地呼唤着：“牛书记，你把我们的生活问题解决了，你却1个人留在这里，我们舍不得你呀！”
牛玉儒同志走了，他走的是那样匆忙，那样悄然，以至于连倾注他全部心血的重点项目都没来得及再看上一眼。牛玉儒同志走了，但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却永远地留给了草原，留给了党，留给了人民。2004年9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批示：“向勤政为民、鞠躬尽瘁的牛玉儒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党需要这样的好干部，人民需要这样的贴心人。我们应该学习他，宣传他，让千千万万个牛玉儒式的好干部涌现出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向牛玉儒同志学习的决定”，全区上下掀起了向牛玉儒同志学习的热潮。我们要以牛玉儒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勤政为民、鞠躬尽瘁的公仆情怀，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坚强党性，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革命本色，把内蒙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不断推向前进。
http://www.xinhuanet.com/bo/20050118/bo.htm
㈢ 什么是出口导向政策
以国家保护和本币低估为主要内容的出口导向政策需要及时作出调整
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强劲增长中，出口导向政策功不可没。然而，正像一些用出口导向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随着经济发展，这套以国家保护和本币低估为主要内容的政策需要及时做出调整；否则，它的负面效应将会日益突显出来。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若干病象，如投资过度膨胀而最终需求不足、出口数量迅速扩张而盈利性降低、房地产价格猛涨而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不足等等，就与这种调整不够及时有关。
从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采取了苏联式的增长方式，集中力量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时指出过的，主要靠物质资本（不变资本）投入的增加实现增长，必然造成多种经济社会问题的激化。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不过两三年，就发生了由1956年“小跃进”招致的全面紧张和1958年“大跃进”引发的大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并没有完全改变旧的增长方式，但维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强劲增长没有出现大的折腾。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它仿效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出口导向的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代替远不足以支撑快速增长的内需。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加上低廉的要素价格，我国出口贸易增长一日千里，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但是，正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样，阴暗的方面总是伴随着光明的方面而出现。出口导向政策也是如此。
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在出口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国的企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缺乏从事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成为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此外，在这类政策支持下的低档商品出口利润很薄，出口商只能靠数量扩张创收，这就容易引起出口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进口国蓝领工人对出口国的敌意。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出口导向政策的成功，会使出口国面临外汇存底大增和本币升值的压力。而为了抑制本币升值的势头，中央银行只能频繁介入外汇市场，收购外汇。截至今年7月，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了创纪录的9545亿美元，高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每年为了收购数以千亿计的美元，需要支付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高能货币。按我国货币乘数接近5倍计算，仅此一项，每年将增加数万亿元的货币购买力。这必然造成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泛滥，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另一种是资产价格（如房地产、股票价格）上涨和资产“泡沫”的形成。不管哪一种结果，最终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有必要对目前的出口导向相关政策进行全面的考量，做出必要的调整。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表明，这种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减少政府的贸易保护和对汇率形成机制的干预，即进一步的市场化。
由于许多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也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很有必要认真研究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于今年4月在“两岸经济论坛”上所作的专题报告（全文载《比较》第25辑）指出，台湾的出口导向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许多人预计台湾将很快成为发达经济体。但时至今日，“台湾似乎离发达地区的境界日远”。
台湾的问题，出在决策者对调整“局部自由化”的出口导向政策的必要性缺乏认识，以至踌躇不进。20世纪60年代，台湾本应顺应出口扩张、贸易差额改善的情势，逐步放宽对进口的限制，修正新台币偏低的币值，从而进一步增进资源利用效率。1984年台湾当局曾提出“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正确方向，但囿于短期利益，政策实施迟疑不决，造成了往后的被动局面。比如，在外汇资产大量增加的条件下，迟迟不放开外汇管制，而是大量收购美元以便控制新台币的汇率，这使货币供给大幅增加，引起了资产价格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形成。房地产泡沫刺激开发商将大量资源用于空置房的建设，造成了严重浪费；泡沫破灭后，不但无数厂商陷入财务困难，银行也由于不良资产的大量增加而不胜负担，最后只好由政府帮助银行抵消坏账。
孙震教授认为，台湾的基本教训是：经济体制和政策应当与时俱进，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推进经济的“自由化”，即市场化。这些看法很值得认真研究。
吴敬琏/文《财经》杂志/总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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