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股份制改革在国企改革中的意义
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其财务报表，在短期内吸引新股东和上市，但工行方案显然更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长远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比一年前的中、建两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4月21日，新华社公布了经国务院批准后的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国家支持与自身努力相结合，改革与管理、发展并重的原则，稳步推进整体改制工作。通过运用外汇储备1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使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6％，通过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使资本充足率超过8％。
国务院同时对工行的改革提出了三点要求：实行更加严格的外部监管和考核，确保国家资本金的安全并获得合理回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内部改革，全面加强风险控制；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要严肃追究银行内部有关人员的责任，严厉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不法行为。
方案公布后，评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注资规模。由于工行的资产几乎是中行和建行的总和，而后二者在去年初分获225亿美元注资，因此市场普遍预期工行的注资将在300亿美元以上，如今工行只获150亿注资，不免让市场观察人士大跌眼镜。
数字的变化映射出决策层关注点的变化。一年前，中、建两行的注资模式是：财政部对两行的所有者权益全部用来冲抵两行的损失类贷款，中央汇金公司再另行注资225亿美元作为资本金。这意味着原来的单一股东财政部退出股东行列，而汇金成为新的单一股东和股权多元化的对象。
此种设计，一次性将中、建两行的损失类贷款清零，再继之以对可疑类贷款的再度剥离和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两行的不良贷款率如过山车般下滑，整体财务报表也随即容光焕发。
这对于两行吸纳新股东和上市意义重大，丑女变成靓女是出嫁的前提，获得的嫁妆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在于，银行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改革三步曲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本身？
就改革设计者而言，答案当然是清楚的，去年1月注资中、建时，国务院明确宣布：加快深化内部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是这次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关键。本次注资工行，国务院再次重申：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但在实践中，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视远逊于对财务重组和股改上市的倾心，这不免给人以本末倒置之感。张恩照因“个人原因”辞职后，《财经》杂志对建设银行一年多来的公司治理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读后着实令人唏嘘。这里仅举一条——从去年9月建设银行股份公司成立后到今年3月张恩照去职，公司只开过三次董事会，而党委会却开会多达几十次，因为建行明文规定董事会要向党委会汇报，实际运行中则是所有事情都在党委会研究确定，专职董事均不是党委成员，对重大事项的决策一无所知。
去年9月建行股份公司成立时，人们对该公司的公司治理颇多期望，对当时两名独立董事（一为资深金融学者、一为外籍金融名宿）的作用也寄予想象，但现在看来，建行在建立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总体而言步子迈得似乎还不够大，正如中、建、工三大国有银行的控股股东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所言，张恩照事件暴露的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操守问题。
其实，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银行改革思路本身亦有值得检讨的地方，通过引入海外战略投资人和上市来倒逼国有银行改革的想法现实性究竟如何，亦需重新考量。事实上，在国有银行改革三步走战略启动之前，这种倒逼思路已经在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实践，但是中移动、联通、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巨头上市经年，其公司治理到底改善了多少，相信市场人士心中自有判断。去年12月的中航油事件，去年10月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闪电互换”事件，显现出的不仅是海外上市国企公司治理结构的苍白，而且引起了人们对公司治理结构等问题的广泛争议。而此前的移动资费事件、BP清空中石油股票事件，则说明境外投资者，无论是散户还是所谓的“战略投资者”，看中的其实都是上市国企及其所在行业的垄断利润，对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看来他们不是不感兴趣就是有心无力（因为持股太少）。
从以上背景出发来审视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我们感到决策层对金融改革的规律性已有了较深入的把握。为什么注资金额是150亿而不是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因为决策层意识到财务重组和上市只是手段，目的是建立以规范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为特征的现代金融企业。由是，工商银行的损失类贷款并不像中、建两行那样由公共资金冲消，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经营利润逐步核销，政府的注资只是帮助其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及格线。这样一个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工行的财务报表，在短期内吸引新股东和上市，但显然有助于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范可能的道德风险，长远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比一年前的中、建两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工行方案与中、建方案的另一个不同是财政部的角色变化。注资工行后，财政部由单一股东变为与汇金公司各持50％股份，共同影响工行此后的命运，而注资中、建后，财政部股权清零，汇金成为两行的单一股东，此后的股改由汇金操持。
以上变化意味着什么？由于目前披露的信息实在有限，我们无法对此作出更多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工行是拥有中国金融资产总和近1／5的国内最大的金融机构，决策层对工行的改革将比中、建两行更加谨慎。
当然，市场对150亿美元的注资金额和工行股改方案有着多种版本的解读，我们也并不排除政府再度注资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1998年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再造的成功与否，决定性的力量只能来自内部，而最需要解决的内部问题，就是银行高管的身份认知问题。银行家和政府官员遵循的完全是两套规则，如果银行的每一个高级管理人员都要由政府来任命的话，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恐怕就永远只是一个梦想。这也是张恩照事件最值得吸取的教训。
『贰』 金融危机环境下中小企业有那些机会
2005年到2008年期间，整个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产业的变化就是外资开始进入，特别是外资品牌企业开始重拳出击，去并购大量的中国企业。另外，随着一些内资企业的崛起，也成为并购的另一部分主体。
目前，并购市场上外资所占份额相对高很多，而且近期国家商务部开始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这是外商投资的新趋势。
这种并购将是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因为，在金融变局的情况之下，尤其在我国进入高成本运营通道的背景之下，企业的成本都在上升，而销售价格却无法轻松地提高，这就使得企业的利润被摊薄、被吞噬。当企业的成本上升、利润被压制的时候，往往就是并购行为大幅度增加的时候，这时候，任何一个企业都可能更为关注规模效应。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中国的并购行为较之过去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经济背景。
作为我们中国的企业，如果选择了被并购，那么，我们唯一考虑的就是以合适的价格，实现企业价值。这是一个变现的过程，企业家不要觉得就是把公司卖了，不情愿。我们通过把公司进行股份的转让，拿回宝贵的资金去投身到新的产业发展之中，其实是更重要的战略抉择。“五次创业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所以，对于公司并购，企业家要有宽阔的胸怀，只要不是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产业，并购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
以食品行业为例，山东有一家民营饼干企业——正航食品有限公司，拥有1800名员工，9条生产线，年产量大概在11万吨左右，产能是达能的两倍，是华北地区主要的饼干生产商之一。但是，由于品牌低端，这家企业的总销售额却只有达能的30％。这家企业当时的总资产是1至5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6000万元，还有9000万元负债。这也意味着，企业经营中由于负债而要支付的利息费用很高，经营利润的很大一部分都被财务费用吃掉了。由于原材料和经营成本上升非常快，终端价格也无法提高，导致经营中的获利非常有限，处于苦苦支撑的状态。
这时，达能主动提出来要收购这家企业，以扩大生产能力。达能的收购条件很简单：按照净资产价值对企业估值，支付4200万元现金，并偿还所有负债，收购企业70％的股权，实现控股并主导管理。这时候，这个企业应该如何决策？
从本质上讲，卖和不卖是一项决策问题，但是怎么卖是一个艺术问题。如果决定了要卖，那么，余下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资产进行定价了。
但是，很多民营企业对这个方面的认识是非常陌生的，往往被外资以很低的价格买走，这对中国企业是不利的。形象地说，并购谈判通常有三种谈法。
第一种谈法称之为“谈结果”。就是对价格讨价还价，这是比较低级的一种谈判方式，结果也不会太好。
第二种谈法是“谈过程”。重心在于如何对企业资产进行估值，就账面资产的估值方式进行明确。
第三种谈法是“谈前提”。就是选定更有利的估值方法，例如，按照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估值，或者通过对行业内市场的公允评价进行重估。
更重要的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应同时主动跟产业内有并购可能的多家企业展开谈判，来估出一个大致合理的价格范围。
正航食品有限公司正是采用了“谈前提”的形式，并且与达能、卡夫等多家企业展开并购谈判，最后被另一个全球食品行业巨头家乐氏并购，资产的估值定价较之达能惯用的净资产模式更为合理。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金融变局的经济环境下，尤其是信贷紧缩的环境里面，应该做好被并购的思想准备，积累足够的金融谈判意识和能力，甚至主动去寻求被并购。在并购中，尽量考虑一部分换股方式，不要只是拿回现金，因为通过换股可以分享未来公司发展或上市的更大收益。如果我们不做必要的准备，结果可能就会出现温水煮青蛙的状态，等到有一天你的成本已经支撑不住了，因为环境变化造成资金链紧张，各种融资渠道又被堵死的时候，企业可能就会面临猝死的危险局面，那时，就不会有人来并购了，或者并购价格会极低。因为，到了那一步，你已经不可能拥有谈判的主动权了。
与龙头企业建立联盟
企业的第二种产业出路是建立联盟，成为产业链中龙头企业的配套企业，并努力形成战略互动。这来源于对自己的产业定位，如果将龙头企业定位为开发区产业集群中的主要推动力，与之配套就是将自身定位为辅助推动力。
这种模式下，通过质量、效率与服务的竞争，成为龙头企业的主要上下游配套资源，除了会获得更加稳定和健康的发展，也会使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而在不同的产业集群中，与大型国企组成战略联盟是一种最佳定位。
中央政府所管理的工业现代化的基本骨架，一个是特大型的重点国有企业，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里，主要用于对经济领域中主要的、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实施有计划的控制，以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平稳，不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居民常用消费品短缺。因此，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中央对经济的功能既有发展，也具有保障功能。
未来中国国有企业整体实力不会弱化，只会强化，整体数量会大幅减少，但个体实力将迅速增强，中国出现世界级企业或企业集团短期内最大的机会还是“国家队”。
按照世界级企业发展的规律，其所形成的“群居价值链”是其核心竞争力。因此，中国的“国家队”也将越来越快地改变过去“小而全”的传统模式，逐步走向“群居价值链”，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在研发、设计、分销、零售、服务各个环节进行配套服务。由此，成为“国家队”的供应商、服务商等配套模式，将形成巨大的商机。
如果说“国家队”大型企业是航空母舰，那么它也需要大量的驱逐舰、预警机进行辅佐与支援，所以，中小企业的配套服务能力对于提升“国家队”的全球作战能力也至关重要。
这里要打破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觉得配套服务不上档次，另一个误区是把配套服务的核心能力设定为请客吃饭拉关系。其实，配套服务是一个专业领域，在很多情形下甚至是高科技，因为能够为世界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已经是很高水准的表现了。
因此，战略联盟关键能力在于如何通过专业能力与快速反应能力，与“国家队”形成战略层面的互动能力，靠请客吃饭拉关系的时代早晚要结束。
搭建自主生态系统
企业依靠自己的能力创建强势品牌，搭建自主生态系统，无疑注定是一条最为艰辛的出路，但也注定是一条价值最大化的出路。在金融变局的时代里，意味着更多的“危”与“机”，如何充分地把握住每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做到始终领先一步，是选择这条道路成败的关键。
即使在受到人民币升值冲击最大的服装产业，我们也依然能看到李宁集团、安踏集团等成功案例。安踏的成长历史其实是中国服装产业演进的历史缩影，也是中国服装产业生死转型的成功模式之一。
1983年，国际巨头耐克公司在晋江设立工厂，生产运动鞋，并开始开拓中国市场，这也迅速带动了晋江的制鞋产业。到了20世纪90年代，晋江几乎家家做鞋，人人做鞋。1993年，整个晋江有大小鞋厂3000家左右。但随之而来的是快速发展的危机。由于制鞋企业良莠不齐，很快晋江鞋业出现质量危机，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星期鞋”，鞋子穿一个星期就坏了。晋江鞋业信誉严重受损，刚刚打开的内需市场渐渐地抛弃了晋江的制鞋企业。这时候，大家将目光纷纷转向国外产品代工和贴牌出口。
安踏本来也是这些企业中的一员，而且是较小的一员。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安踏认识到出口代工的模式存在巨大隐患，而中国企业的真正立足点还是在内需市场，于是，安踏开始大力度地建立全国营销渠道。
1999年，安踏的渠道建设达到一个较为广泛和稳定的程度后，开始了大范围的全国性品牌宣传，邀请当时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孔令辉作为形象代言人。这一举措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00年，安踏的营业额突破3亿元，是1999年的6倍。
这时，安踏将重心投向了国内渠道的强化与提升，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优化渠道结构，并从单一的运动鞋产品扩展为全面的体育装备产业中。此时的安踏又将战略重心开始转向研发，并开始开拓国际新兴市场。品牌专卖店遍布东欧、亚洲各国，甚至已经成为俄罗斯市场第一运动服装品牌。
2007年，安踏在获得了中国巨星姚明所在美国NBA休斯敦火箭队老板亚历山大的3000万美元战略投资后，于同年10月在香港证交所成功上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是初级加工制造出口型企业最困难的一年，大量的企业开始转产甚至倒闭。
安踏通过自我滚动发展模式搭建一个产业生态系统，同时，在自主品牌建设过程中，采用资本整合方式也是极为重要的模式，这也是中国企业非常薄弱的方面。资本整合也是一种重要的搭建生态系统的方式。
通过资本整合，一方面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产业的整体能力。如果我们把企业比喻为一个碎片，那么，这个碎片的价值和能力都很有限，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就会被吹走。而初级的整合就是将这些碎片凝聚成一块砖头，或者一块瓦片，使企业的价值得到质的提升。最高级的整合就是将这些砖头瓦块搭建成一栋房屋，一座宫殿，从而实现价值飞跃，而且能够遮风挡雨，抵御各类重大的金融风险。
所谓艺高人胆大、独闯虎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高手都是“群居价值链”，价值链之间的竞争代替了某个企业之间的局部竞争，长期竞争代替了短期竞争。合并是战略性联盟的极致表现，双方的关联性是如此之重要，双方资源的连接性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双方必须在最高层面——资本层面展开深度合作。
中国企业在国外不敢涨价，因为国内同行都处在恶性竞争的环境之中，不仅大家都没有利润，而且都没有技术研发、品牌塑造的持续资金，这样的股东价值绝对有限，而且在国外还到处被“低价倾销”所诟病。如此恶性循环实在是令人扼腕，中国企业为什么不试着通过各种层次、各种方式的“联合”来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呢？不要说这不可能，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只是身处其中之人还没想到解决方案，还没有英雄出来挑头。
企业无论是循序渐进的自我滚动发展，还是依靠联合的力量实现飞跃，要建立自己的品牌，一定不是单靠自身的能力就可以完成的，一定要依靠包括上下游的供应商和经销商共同去实现，也就是说，在发展品牌的同时，一定也“要”发展自己的生态系统。在这里，品牌企业就是龙头，就是生态系统的核心，它有责任去维护整个系统的利益，也必须去维护这个系统的稳定，当然也要担负起对这个系统的管理
『叁』 中国领衔“清空美债” 央行何时再买入
美元越是强势，全球抛售美债所谓全球最安全资产的速度就越快！而这也将成为放在耶伦眼前最头痛的问题。
美国财政部最新发布的国际流动性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1月底的12个月内，海外央行累计抛售美债规模达到4050亿美元，再次刷新历史记录。而截至10月底的12个月内，累计抛售的美债规模为403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不仅仅是中国，全球各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基金经理以及其他持有美债的官方机构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抛售美债。
中国领衔“清空美债”
虽然11月日本减持了230亿美元的美债，为连续4个月卖出，但这次减持潮中要数中国抛售的力度最大，中国已经连续六个月减持美债，去年10月中国所持美债规模下降了413亿美元，成最大抛售者，而日本则自去年4月份以来首次反超中国，成为各大媒体口中的“美国头号债主”。
而11月，中国美债环比减少664亿美元，降至6年半最低水平1.0493万亿美元，减持规模环比增长60%，降幅为2011年12月以来最大，日本连续两个月超过中国，继续保持美国海外最大债主的身份。
『肆』 美国一共打败过几个国家
独立战争 击败英国
美墨战争 击败墨西哥
美西战争 击败西班牙
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协约国一起击败同盟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 和盟国一起击败法西斯
朝鲜战争 败给中国
越南战争 败给越南
后面还有 格林纳达 巴拿马 索马里 阿富汗 伊拉克 南斯拉夫
可以所美军自建国至今唯一在朝鲜和越南败北,在朝鲜直接面对中国志愿军.在越南着面对着受到中国援助及训练的越南
『伍』 如果有天中国忍受不住美国的欺负起冲突，我们的巨额外汇储备会被欧美日取消归零吗
亳无疑义，一旦与美国形成武力冲突，巨额外汇储备归零不奇怪。伊拉克、阿富汗、特别最近利比亚是明鉴。如果不会，那是因为中国的逐步强大，美国不敢武力叫板。因为美国与中国真正形成和发生武力冲突的后果，双方智力集团人物都要惦量输赢的后果，谁输了必然承担全部损失呗！二战以后，美国在中国家门口（朝鲜、越南）挑起两场实际与中国武力叫板的战争，都没有讨到便宜。现在两国要人飞来飞去大谈战略关系就是要明白这个理。中国目前是要在和平环境中抢时间发展经济，美国再耀武扬威，也不会主动去与它发生武力冲突；但一旦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也会把外汇储备归零的利弊考虑进去的。总之，中国越强大就不可能归零。当然，金融海啸也可能让部分外汇储备归零，那有个操盘问题，与你的提问有区别，那是另一个范畴。
『陆』 对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看法
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今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如何迅速遏止金融危机、迅速遏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头等大事和一致行动。
【关键词】金融危机 次级贷 金融创新 CDS 金融监管 中国经济影响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GDP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