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战役贵金属

Ⅰ 解放战争中的金融之战。

从中国历史上看，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实现统一后的首要经济措施就是货币统一。从现代政府来看，货币统一更是其独立统一的前提和调控经济的首要条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人民政府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实现货币统一的，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旧中国货币混乱状况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阻碍，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十分坎坷，从衡量国家独立统一程度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来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尚出于分裂、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混乱状态。

清末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政治的解体，我国的币制即开始陷入混乱状态。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以前，市场上除了银两、银元混用外’不少地方银行（主要为省行）、外国银行、私营行庄也都发行过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尚不包括各革命根据地和伪满蒙政权发行的货币）。仅就银元来说，就有鹰洋（因上有鹰的图案而得名，又称“墨西哥洋”）、龙洋（因上面有龙的图案而得名，清政府铸造）、大头银洋（又称“袁大头”，上有袁世凯头像，北洋政府铸造）、船洋（因上面有帆船图案而得名，南京国民党政府铸造），此外还有英国、法国、日本过去发行的银元；如果再算上地方政府铸造的成色低的各种银元，其种类达几十种之多。

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试图结束混乱，实现货币统一，使我国的货币走上现代制度。但是不久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国民党的货币统一落空，而且法币（纸币）的发行，反而为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提供可能。从193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额增加了1445亿余倍。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打个比方，1937年6月，全国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此时如果一个人有12亿元法币（按兑换比价折合银元 元），这笔钱几乎等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发行总量；但是到1942年，则变成中储券（汪伪政权发行的纸币，强迫人民按与法币1：2的比价兑换）6亿元，1945年10月又变成法币3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按中储券与法币200：1的比价收兑中储券）。而到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时（用金元券取代法币，按1：300万比价收兑），只变成1元金元券了，按当时物价可买5升米；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物价又上涨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购买力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元，这时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一粒米的价格以变成130金元券了。[2]

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抛弃这种纸币。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和禁止金银、外币流通，强迫人民将其兑换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但是并不能阻止金银、外币的广泛流通。在城市，金银、外币实际上已经取代了金元券成为市场流通中的等价物；在乡村，由于银元、铜币等硬通货不足，以物易物在市场流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粮食、布匹在许多地方成为市场交换的等价物。

剧烈的通货膨胀也为外国货币占领我国市场打开了大门。除了美钞、港币广为流通外，在市场上还流通着英镑、法郎、叨币（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除苏联及东北亚国家外，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中都被派上用场。据估计，在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国流通的美钞约有3亿美元，港币约有5．8亿港元。港币发行量的半数流入了华南。

二、人民币的诞生和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1、人民币产生的背景。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全国性胜利已经为期不远。随着中国革命转入战略进攻，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筹划组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的工作遂提上议事日程。194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批复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1947年11月，华北财经办事处确定有南汉宸负责组织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经过一年的调研、协商、准备，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告成立（由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并从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人民币”。当时确定发行人民币的任务是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同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人民币的发行方针是“适当稳定”。即要根据各地区生产和商品流通情况以及市场货币松紧的程度，有计划地慎重地将人民币投入市场。

2、关内解放区货币的逐步统一。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以后，立即开展了关内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布告即指出：“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违本位货币。新币发行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3]

为了在货币统一过程中不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损失，人民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有计划按步骤地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逐步收回。统一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固定比价，混合流通。1948年12月发行人民币时，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各解放区的物价水平，规定了人民币与冀难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的合理比价，并停止了上述各地区货币的发行，要求各地银行按照规定比价逐步收回上述货币。天津解放前后，华北人民政府再次公布人民币对各解放区货币的固定兑换比价（有的是重申，有的是新规定）。例如：对中州币是1：3；对冀南币、北海币、华中币是1：100；对长城银行券是1 200；对晋察冀边币、热河省银行券是1：1000；对西农币、陕甘宁商业流通券是1：2000；对冀热辽边币是1：5000。这些比价，与当时市场流通中形成的自然比价基本上是一致的。

采取固定比价、混合流通的过渡办法，可使各地区之间原来被割断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既方便了群众兑换和流通，也不致引起市场震动。但是，这种办法又是灵活的。在平津战役期间，为了适应站着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规定暂准东北银行券、冀南币作为人民币的辅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其他解放区的货币则不准进城流通使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15日宣布：停止东北银行券和冀南币在平、津地区流通，并限期进行收兑。与此同时，华北人民政府与东北人民政府在山海关建立了联合办事处，挂牌兑换华北、东北两地的货币，实行通汇，以便利两个地区之间的往来。

（2）按规定比价全部收回各解放区行的货币。为了消除一些人担心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过了兑换期限会停兑作废的疑虑，，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于1949年1月10日发表谈话保证：“人民政府不但对人民银行新币负责，而且对一切解放区银行过去发行的地方货币负责。将来我们收回地方货币的时候，一定按照现在所规定的比价收兑，兑到最后一张为止。”[4] 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对收兑各解放区货币的工作作了多次布置，并规定凡持有解放区货币者，在兑换期限以后仍可到人民银行按规定原比价兑换。以后，人民政府不但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所发行的货币负责收回，而且对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期票、公债也按合理的比价收回。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府通过银行业务、财政征收、贸易回笼等方式，陆续收回了关内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华北、西北、华东和中南大部分地区的货币已经统一为人民币，为新中国的货币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

早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即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开展过有效的货币斗争。在1947年夏秋转入战略反攻至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这段时间，解放区的对敌货币斗争主要表现为排挤蒋币，即限期禁止蒋币流通，同时组织力量将蒋币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换回物资。

1949年1月平、津解放以后，对蒋币则以兑换为主，排挤为辅。1949年1月1日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立于16日颁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10天，在此期间按人民币对金元券1：6的比价予以兑换。2月2日，北平军管会也发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金元券可以流通20天，在此限期内，人民群众有拒用金元券及议定比价的自由。政府的收兑比价为1：10，但是劳动人民可以按1：3的优待比价每人兑换金元券500元。为了做好收兑工作，北平市人民银行在市内设立了247处兑换点，组织了5000多人做收兑工作，结果仅用18天即顺利完成了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8亿多元。在兑换期内，人民政府准备了大批粮食、食油、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天津、北平，使广大人民可以用兑换到的人民币购买生活必需品，不仅树立了人民币的信誉，也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在限期收兑金元券的同时，人民政府还采取了把金元券排挤出解放区的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规定，凡持有金元券10万元以下者，可向人民银行申请登记，开给金元券携带证，凭证可携带金元券到国统区；同时 放宽对进入解放区物资的限制，以鼓励人民群众把金元券运到国统区换回物资。

随着金元券的迅速贬值，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也将兑换比价不断调低，收兑期限也越来越短，一般不超过10天。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兑换比价为1：2500，期限为10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时，鉴于国民党政府已土崩瓦解，人民政府遂采取了无限制无差别的收兑方针，规定人民币与金元券的比价为1：10000，并在市内设立了369个兑换点，仅用7天即完成收兑工作，共收兑金元券36万亿元，占国民党政府金元券发行总量的53%。

1949年7月，溃逃中的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重庆发行“银元券”，企图最后一次利用纸币劫掠大陆人民的财富。对此，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宣告，今后在新解放区，银元券一律作废，不再收兑；并号召国统区人民团结一致，拒用银元券，从而加速了银元券的崩溃。但是，在华南和西南解放以后，为了减轻人民的损失，人民政府还是限期收兑了银元券。如重庆解放以后，军管会宣布按人民币100元兑换银元券1元的比价收兑，仅10天即收兑完毕。共收兑银元券1017万元，折合人民币101700万元。[5]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解放战争改变了过去先解放乡村后占领城市的办法，而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推进，首先占领处于统治地位的城市。而此时的江南广大农村，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深恶痛绝，金元券、银元券等纸币基本被排斥，代之以银元、铜元甚至以物易物。因此，江南解放以后，对农村来说，只是人民币如何去占领的问题。

四、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私相买卖

1、金银计价流通情况及原因。

建国以前，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其发行的法币、金元券等纸币在解放战争后期信誉一落千丈，金、银等硬通货重新回到流通领域，尤其是银元，由于过去曾广泛流通、民间贮藏较多，遂重新成为市场上计价流通的主要货币，其需要量也越来越大。由于银元自1948年以后逐渐成为主要流通手段，其价格也不断上涨，速度往往超过一般商品。以上海为例：1949年1—5月批发物价上涨78307倍，而银元则上涨了112971倍，黄金60682倍，美钞80553倍。就全国看，银元的价格是其本身价值的2至3倍，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抗战前一两黄金可换110枚银元，而1949年5月只换30至40枚银元了。

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后，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人民币也不得不实行逐渐膨胀的办法，1949年4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量为607亿元，7月底达到2800亿元，11月达到20000亿元，1950年2月底达到41000亿元，3月份则达到49100亿元，。虽然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但通货膨胀仍然不可避免，从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3月统一财经后物价即下降），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91．11倍；天津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面粉、小米、小麦、20支纱、白细布五种商品价格综合上涨103．7倍。由于人民币币值不稳，加上旧中国造成的人民不信任纸币的心理，人们仍然愿意使用和保存金银等硬通货。同时，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还造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投机势力，即当时所谓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据估计，1948年仅上海一地参与金融投机活动的人数就达50余万（主要为买卖金银，即俗称“黄牛”和银元贩子），北平市的街头，也到处都是银元贩子。各大城市解放之初，众所周知，这些金融投机势力仍很活跃。因此，人民币的主要对手不是国民党发行的货币，而是金银美钞，尤其是银元。

2、禁止金银计价流通，严厉打击银元投机活动。

为了有效制止金融投机，使人民币尽快驱逐金银，占领市场，同时又不至引起人民币过量发行，人民政府采取了禁止金银流通和低价兑换的冻结政策。

为了制止金融投机，稳定物价，各地人民政府在颁布禁止金银计价流通私相买卖的法令后，即组织行政力量和人民群众严厉查缉金银投机活动。 1949年3月4日，北平市军管会查辑银元黑市，在3天内拘捕银元贩子380人。而人民币与银元的最大较量则发生在江南解放以后的华东地区。早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以南京、上海、杭州为重心的华东地区已经成为银元的天下，金元券事实上成为银元的辅币。江南解放以后，金元券“不打自倒”，而盘踞市场已久的银元则成为人民币的主要敌人。

1949年6月初，江苏、浙江城市以上海为为中心，金融投机分子掀起银元涨风。上海的投机分子以证券大楼为大本营，利用电话网与全市各个据点进行联络，报喊行情，哄抬价格，从6月1日至10日的10天内将银元价格抬高了两倍，从而带动了物价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市场阵地的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经过周密调查和部署，于6月10日颁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同时立即行动，在投机分子集中活动的高峰时刻，一举查封了证券大楼，缉获现行投机分子1000余人，拘捕其中情节严重的200余人，对其他的投机据点也一并取缔。在此前后，人民政府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人民群众声讨银元投机，坚决拒用银元，取缔了街头巷尾的银元黑市交易。终于使人民币完全占领了市场。随后，南京、武汉、杭州等其他大城市也开展了打击银元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同年12月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了2000余人，对地下钱庄和炒卖金银、外币摊档（当地称其为“剃刀门楣”）集中的地段进行了大清查，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个，对1016个投机分子分别给予惩处或教育释放。

在解决取缔银元买卖和严禁金银计价流通的同时，各地人民政府还采取了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金银的办法。由于社会上金银较多，为了不致因兑换而大量增加市场上的人民币，加剧通货膨胀，人民政府实行了低价冻结政策（西南地区解放以后，由于该区银子较多而人民政府掌握的物资不够多，为避免冲击市场，索性暂时不予收兑金银），即人民银行的兑换牌价较大幅度低于黑市价格，从而使富人不愿将手中的金银去兑换人民币而愿意保存起来。但是这种低价也不是低到不合理的程度，同时也考虑到兑换者的利益，随着物价上涨，几次调高兑换牌价。到1949年底，上海收兑银元108万多枚，北京收兑22万多枚。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国家适当提高了金银兑换比价，加上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1．1%），银元101．2万枚（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73．7%），纯银5323．6万两（其中下半年收兑的占98．2%）。[6]

3、促使人民币下乡，占领农村市场。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剧烈通货膨胀政策，纸币迅速贬值，农村的抵制办法就是拒用纸币，在市场交换中使用银元等硬通货或者实行以物易物，粮食和布匹在许多地区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前，解放战争是先解放乡村并包围城市，然后再解放城市。因此，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渡江以后，情况则不同了，由于我们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人民币，而且本身人民币的推行也十分困难。即使在北方的老解放区，由于人民币也在贬值，乡村中的实物交换所占比重也较大。如果说在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是用行政手段快速有效地禁止了金银流通，使人民币迅速占领了市场；那么对于幅员广大的新区农村来说，以经济手段为主使人民币占领并扩大市场则是最佳选择，因为行政命令为主不仅实施成本过高，而且会导致实物交换比重的增加。经济手段的有效实施是以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人民政府采取的促使人民币下乡措施和人民币真正深入广大农村、占领农村市场，则是在1950年3月统一财经之后。政府促使人民币下乡的经济措施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税收，即政府在乡村征收的各种税费，除公粮外，一律征收人民币，以促使人民币的流通；二是通过农贷和押汇（埠际押汇和进出口押汇），使人民币深入农村；三是通过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即鼓励工业品下乡和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使人民币取代银元和实物交换，占领农村市场。经过1950至1951年的上述财政、金融、贸易三大经济手段的促进，银元基本退出市场，以物易物的比重也大为缩 小，人民币终于深入到农村。据个别调查，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前，人民币尚未占领新解放区农村，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而到1952年底据人民银行总行估算，农民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7]

4、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耐心等待、稳步前进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充分照顾到少数民族的利益和习惯。

1950年，西北、西南都曾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应照顾少数民族群众长期形成的心理和习惯，暂准行使银元，待条件具备后再逐步用人民币收兑。例如同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管理银元办法”（经中财委批准）即规定：（1）甘肃大部、宁夏、青海部分地区仍应继续坚决贯彻禁绝银元流通的既定政策，仅甘肃拉卜楞区、宁夏阿拉善区、青海西南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暂准银元与人民币同时流通，然后再逐渐以经济为主辅助人民币市场的扩大，俟条件成熟时（可能需要数年）再行禁止银元。（2）在暂准银元流通的地区，为了加强政府对银元的统一掌握与管理，可考虑有人民银行领导成立（吸收当地有威望人士参加）“货币交易所”按照当地银元与人民币的市价进行集中的自由交易，以解决持有人民币或银元者相互需要之困难。如该地区银元缺乏，只准人民银行有计划以汇兑方式向该区调剂，其他公私单位都不准自由携往。（3）暂准银元自由流通地区的国营贸易公司及其他国营企业（邮政、交通等）和税务机关一律禁止收受银元，以支持人民币流通范围的稳步扩大；但是国营贸易公司收购土产时，视具体情况，可用银元。（4）为了推行人民币下乡、组织经济力量、削弱银元流通的市场基础，国营贸易公司和人民银行必须尽力扩大业务。（5）在银元暂准流通区与禁止区的交界地带，应加强银元的缉私工作。[8]

1953年初，西南暂准银元流通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包括西藏）银元价格下跌、币直不稳，人民币流通范围开始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可以选择的办法有以下两种：一是沿用所采取的办法，继续压迫银元价格下降，然后一次收兑或只收进不放出，肃清银也流通；二是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才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1953年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建议中央采取后一种办法，3月7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报告，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并要求其他混合使用银元和人民币的少数民族地区，亦照此报告合理调整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

五、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加强外汇管理

如前所述，旧中国货币混乱、外国货币广泛流通，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信用崩溃，美钞、港币等外币更是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计价手段之一。美钞主要流通于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为最多；港币则主要流通于华南地区，广东、福建等地，几乎是港币的天下。

针对上述情况，各地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加强了外汇管理，制定了外汇管理办法，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同时还规定：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侨民，凡持有外国货币者，必须在限期内，按规定牌价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指定机构兑成人民币，或者作为外币存款换取外汇存单；因公务或旅行进入中国国境者所持有的外币和票据，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设在边境的兑换机构兑成人民币或作为外币存款；一切外汇业务，包括国际贸易结算、国际汇兑、外汇买卖，都必须由中国银行办理或在其监督下由指定的银行经营。

收兑外币的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初平、津解放到建国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华北、华东、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币，以美钞为主；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到1950年底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兑广泛流通于华南城乡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外币。

在第一阶段，人民政府一方面严厉取缔外币黑市买卖，另一方面则采取折实存款的办法，吸收外币存款，由于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双管齐下，效果较好。到1949年底，天津兑入103万美元、97万港元、其他外币折合120万美元；上海则兑入758万美元、149万港元，吸收各种外汇、外币存款共计1242万美元、572港元、65万英镑。[9]

在第二阶段，以驱逐和收兑港币为主的禁止外币流通工作更为艰巨。在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至1950年2月，为了把港币迅速逐出市场，人民政府对港币采取了坚决肃清、排挤为主、兑换为辅的方针（因港币数量巨大，如大量收兑将会引起物价暴涨），将港币打入黑市，以促使其回流香港和海外。 1949年11月18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凡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票据契约，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偿本位，严禁外币流通使用，但是由于港币流通普遍、深入农村，兑换尚需时日，暂准按人民银行的牌价使用。同时，人民政府还开展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运动。为了打击港币黑市，稳定金融局面，人民政府于12月4日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进行了大扫荡，查获地下钱庄170家、剃刀门楣498档沉重打击了港币黑市，把港币与人民币的黑市比价由12月4日的1：3333元压低到12月10日的1：1540元（同期人民银行牌价为1：1500元）。斗争的结果，确定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中的唯一合法货币；铲除了港币黑市的据点——地下钱庄、剃刀门楣；并对人民群众进行了拒用外币的宣传教育。

1950年2月以后，由于人民币流通范围扩大，同时交通的恢复也使政府掌握了较多的物资，基本具备了禁止港币流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2月3日，广州市军管会宣布：禁止港币流通使用。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将兑换牌价提高，以利收兑；并颁布优待外币存款办法，准许外币存款移作自备外汇或按优待侨汇的牌价支取人民币。随后，广东也先后宣布禁止港币流通。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后，由于实行“三平”政策，物价币值都趋于稳定，港币黑市比价已为人民银行的牌价所控制，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市市场。这个时期货币统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大量收兑港币、组织人民币下乡。以广州市为例，3月中旬以后每日的港币收兑量比3月中旬以前每日最高量增加了100倍。仅1950年一年，广东省就收兑港币9211．3万元、美钞71．65万元。据估计，到1950年9月底，停留在华南民间的港币已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人民币已经完全占领了城乡流通市场。

六、中国大陆货币统一的实现

1949年至1950年的货币统一行动，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它只是集中于关内的广大地区，而对较早解放的东北、内蒙和刚解放的新疆并没有实施货币统一，三个地区仍然行使其原有的地方货币，中央人民政府没有急于实行全国货币的统一。这个决策是相当英明正确的。

Ⅱ 天津战役的战斗经过

天津国军在环城碉堡工事线长达八十四华里的周围，分为三个防守区。工商业市区，则由警备旅、宪兵、警察等施行交通管制和灯火管制，日夜检查行人和住户，严密监视人民的活动。同时将天津各部队的炮兵集中起来，归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秋宗鼎统一指挥，一律用汽车牵引，企图集中火力支援作战。预先做好了各地区的炮兵阵地和预备阵地，测好了市郊的目标距离，利用天津市区最高建筑物为观测所地点。在各军进入了防守区以后，随即施行封锁交通，非经防守司令部的许可，不准人马车辆船只出入市区。
十二月二十日，外围的激战开始。灰堆据点在一个夜间就经解放军袭占，保安团团长以下全部被俘。布设的许多地雷，效用不大。在杨柳青的两个护路旅，经一日夜激战后，仅有一团撤回市内。在北仓的一个旅经解放军一夜猛袭，溃乱得零散不堪，收容起来还不足一团。静海保安团尚在减河地区对解放军炮兵的占领阵地作了很大的妨害，终于被驱回来。另有个宝坻的“还乡团”，也随护路旅退入市内。对这些地方团队，既要利用它作战，又顾虑它起内变，都把它收枪而重新改编在收容回来的护路旅内(护路旅的干部是傅总部教导团选编的)，作临时新编师，置于第三线工事上。在西南区第九十四军那一个师方面，由于灰堆的失落和前方静海保安团不能立脚，也受威胁，不能以重点支持西营门方面即将发生的剧战，就强迫关外流入市内的游勇(多选云南籍的)再急编为一个新师。军械库存尚有余，因而能够急就，不少滇籍军官也受到利用，暂时作为总预备部队。西营门一接火，又把这个师加到它的西翼来缩短第六十二军的阵线，加深它的纵深。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鉴于北仓、灰堆外围据点的孤立，轻易就被解放军摧毁，他为宜兴埠据点之团担心。又以他的基本第一五七师留北平不得归还建制，感到主阵地兵力不够用，以为北站和西营门双方都要受攻，再无能顾到宜兴埠据点，就撤回那个第一五一师派出的加强团，作军的预备部队。他怕原来阵地为解放军所利用，作为进攻北站的根据，令该团撤出时加以破坏。原指的是工事而言，哪知该团长竟然是纵火焚村，给千数家人民造成严重灾难。我尚无所知，杜建时来告，同为惊愕，电话问了第六十二军，才明究竟。虽然严斥了林伟俦，而未将那个罪恶团长置诸军法以平民愤，我亦负有严重责任。趁解放军尚未进占宜兴埠时，责成第六十二军迅即抢救，市消防队全数出动，收效也不甚多，造成一笔莫大罪债。我曾对杜说：“这不同于长沙大火吗?还防守什么!”杜当时还强慰我以“军务为重，急筹善后!”那也就是按照傅作义所宣布的“布设城防阵地拆除民房赔偿办法”，会同杜出了布告，由市府拨款“赔偿救济”。结果军事日日紧张，灾民也同林伟俦的处理相反，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认为东局子营房据点的重要而又坚固，遮蔽着接近主阵地的要害，能坚持该点，全线就都可保安全。他特别加强该点的配备，并从主线增加炮火，作强力的支援。这还是他所见特到之处。但这样的设阵配置思想，对砉特具攻坚威力的解放军的英勇强战，又属枉然。第八十六军举其精萃力量用在东局子支点上，只经解放军一日夜的猛攻强袭，即被突陷，炮火的日夜支援，也没起作用，一个大团干净灭亡。这使得原来软弱的第八十六军就全部丧胆了。一九四八年底，外围各据点已经解放军扫荡干净，全阵线处在围困中，如同瞎子般看不出解放军的调度。但从杨柳青、东局子的受猛攻和解放军炮兵重点针对这两方，认出西营门和民族门将受猛攻，而以对西营门的顾虑更大，但还没想到会一下子就被突破。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阵线各处都有不断的接触，河北和西营门地区起了激战。在解放军的一虚一实的迷惑作用下，第六十二军竟将控置的有力一团推进于河北地区，恢复第一五一师建制，置于无用之地，而吁请缩紧西营门阵地线的配置。西营门战斗日紧一日，国民党空军曾有两次，每次两架轰炸机乘夜从青岛飞来，在西营门、减河间找出目标进行轰炸，掷弹即去，不敢参与地上作战。西营门初战，曾有解放军一个突击队插入第六十二军阵地网，大约是侦察队的过分勇猛深入以致被击灭，第六十二军那一师防守的部队缴获了解放军“尖刀队”的旗帜，视为“珍重”的战利品，从事宣扬。一时虚骄之气大作，而不知灭亡即在眼前。十日解放军的攻围部署已经完毕，炮战更趋激烈。解放军战士从一点一点的地堡，逐步灵活地迫近阵前。守军日夜发射雨一般的机关枪火倾倒阵前，以壮孤胆。其实是虚耗弹药，要想制止解放军已不可能。由于西营门的不停地激战，东局子的被猛攻陷落，已看出受攻的重点，将是在西营门和民族门的东西两方面。 解放军的重炮火更多倾注于西营门的西头一带，并有战车活动于运河自来水厂附近地区。当这紧急时期，请求青岛的飞机来助战不见答应(正为应付淮海的危殆，而不遑顾天津)，就将护路旅所改编的新师，推进于西头方面，支援西营门。当西营门激战中，林伟俦恃着新师的准备援应，仍忧虑到河北的孤立突出，将所控制之团(第一五一师有力之团)交给该方师长使用。民族门方面，除了炮战，只见解放军的小部迫近，逐步夺取第八十六军阵前的小支点，在构成地堡作攻击准备。 1月14日10时，总攻开始，经过40分钟炮火准备后，11时，第2纵队第4师突击队首先突破成功。担任“东西对进”的主攻部队如潮水般涌进突破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天津守敌拦腰杀去。从14日夜至15日凌晨，西集团先头部队先后攻克中部守敌各个支撑点，并相继占领海河上游中游各个桥梁。其中，第1纵队第1师第2团、第2师第5团先头部队于15日凌晨攻占金汤桥，第2师第5团第7连于15日晨8时许攻占胜利桥（今北安桥），第3师第7团第5连也于15日拂晓攻占中正桥（今解放桥）；第2纵队第5师第14团攻击部队在连克大丰桥、金华桥、金钟桥、金钢桥后，也在15日凌晨进至金汤桥；东集团第8纵队第23师第70团突击部队于15日拂晓与西集团在金钢桥、金汤桥等地会合，使之南北不能相接 。敌人整个防御体系被打乱，陷入极度慌乱之中。
第1纵队第1师从15日5时开始向敌核心工事天津警备司令部发起攻击，激战5个小时，第1团的战士们敏捷地冲进敌司令部大门，活捉陈长捷等7名国民党将领。15时，据守天津城北部、敌军战斗力最强的第151师，在我军重重包围之下，宣布投降。至此，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历时29个小时。守敌13万人全部被歼。

Ⅲ 天津战役的介绍

天津战役为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1月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遵照中央军委及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命令，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指挥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22个师和特种兵司令部之炮兵、坦克、工兵等，共34万人夺取天津。同时以1个纵队(2个师)位于军粮城地区监视塘沽，并准备截歼天津突围的国民党军队。此役，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3万人的代价，取得歼灭国民党军13万余人与占领天津的胜利，为和平解决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Ⅳ 平津战役中攻打天津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苹果这都是比较常见的故障了。就是忽然间屏幕失灵，点击不了屏幕
这种一般是这样造成的
一、摔过，或者不久前摔过，屏幕触摸屏已经松了，用一段时间，直接接线脱落。
二、进水过，干了又能用了，当没事一样。其实要清理主板的，不然线路生锈，用一段时间就出问题
三、高仿充电器，充电线。很多人买的时候就给掉包了，拿回来就是高仿货，用一段时间，伤了电源。直接废机子，特别是港版手机。
四，边玩手机边充电，也会伤害手机。有时候电流过大，把内屏烧了。
这种有什么办法修复呢，检查一下，如果是线路松了，换个排线。如果是内屏坏了，直接换屏幕总成。
如果换了屏幕还不行，那就是主板的触屏ic问题了，所谓触屏ic就是控制触摸屏的一个芯片，能换，但是对工艺要求非常高，这是芯片级别的维修，一般的小店都不会的。只能联系售后中心进行维修。手机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因此手机没电是很常见的事情了，有时候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发现手机充不进电应该怎么办？

一，手机使用年限太长导致电池损坏，解决办法是更换电池，建议不要自行更换，去售后更换即可。

二，充电器损坏，更换充电器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三，有可能是充电线和手机接触不良，重复连接充电线和手机看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可以使用棉签擦拭手机充电器口。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手机受系统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比如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声音，很影响用户体验。
01
进入手机主界面，选择“设置”

02
进入设置界面，选择“声音和振动”

03
进入声音振动设置界面，确定是否开启了“静音”，如果是静音的话就需要关闭。

04
另外在开启静音的情况下，也可以单方面设置音量，确保音量不为零。

05
在使用一些应用的时候，应用设置也会影响声音设置，以微信为例，进入微信界面，选择“我”

06
进入个人界面，选择“设置”

07
进入设置界面，选择“新消息提醒”

08
在新消息提醒中，找到“声音”选项，查看是否关闭了这个功能，如果关闭了则是不会有声音提醒的。
华为手机密码忘了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恢复

1、EMUI5.X及以上的系统忘记密码：通过强制恢复出厂设置清除密码：这个方法会清除您之前的数据，建议您经常定期备份自己的资料到华为云服务。手机关机，在不插USB线的情况下，同时长按音键上键和电源键，直到显示logo界面。3 秒后再松开音量上键，即可进入 Recovery 模式。进入后，选择恢复出厂设置。（通过音量键上下移动，开关机键确定）注：EMUI4.1及以下平台未开启查找我的手机功能可尝试此方法解决。

2、EMUI 4.1及以下平台、手机开机、手机联网、手机上登录华为账号、有手机找回功能并已开启通过查找我的手机（手机找回）的方式修改密码。在电脑上输入华为账号和密码进入云服务首页。然后选择查找我的手机。此时页面跳转到定位手机页面，在定位到手机后，点击远程锁定。这时，你需要输入新的锁屏密码，点击下一步。以下步骤操作为选择性操作，如不需要相关提示信息，直接选专择下一步 ，然后点击锁定即可。锁定成功后，页面上会出现“锁定成功”字样，这时使用新设置的锁定密码解锁手机即可。若以上方法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请提前备份好属数据，携带购机发票前往华为客户服务中心检测处理。

Ⅳ 天津战役的曹将军

天津战役为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1月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遵照中央军委及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命令，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指挥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22个师和特种兵司令部之炮兵、坦克、工兵等，共34万人夺取天津。同时以1个纵队(2个师)位于军粮城地区监视塘沽，并准备截歼天津突围的国民党军队。此役，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3万人的代价，取得歼灭国民党军13万余人与占领天津的胜利，为和平解决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Ⅵ 天津战役的国军部署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军队即于九月三十日在塘沽登陆，进驻天津、北平、唐山、秦皇岛等地区，接着空运国军第九十四军到天津和唐山一带。一九四六年九月，又海运第六十二军到秦皇岛登陆，接替第九十四军在天津和唐山的驻区。一九四七年春美军撤走后，又于八月调第九十二军接替第六十二军在天津的驻区。以上国军的活动，都是在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指挥下进行的。到一九四七年年底，华北“剿总”成立以后，即由“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
一九四八年十月，辽沈战役开始以后，傅作义将驻在天津的第九十二军一部调到葫芦岛，另一部调到唐山，增援锦西国军，其驻地又由第九十四军接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解放军向平绥线的张家口和新保安进攻，傅作义又将驻天津的九十四军两个师西调平绥线，将第八十六军由秦皇岛调驻天津。当张家口和新保安相继解放，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被歼后，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迫近平津，傅作义又于十二月十日急将第六十二军的两个师从北平、丰台凋到天津。
从此，天津战役前夕守卫天津的国军计有：第八十六军三个师，第六十二军两个师，第九十四军一个师，河北省两个保安师，天津市警备旅一个旅；临时增编的有第六十二军第三一七师和第九十四军第三0五师(人员武器不全)，加上宪兵第四团、汽车兵团、警察等，共约十三万余人。 1948年夏，经过易县、涞水战役的失败后，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鉴于解放军的野战威力，采取了集结部队于平绥、北宁铁道线区的措施；将张垣、北平、天津作为三个基点，连同平津张铁路线上的重要城镇，预行工事设施，以为依据，实现所谓“灵活机动、集中优势”的“依城决战”

方略。
然而9月下旬济南解放，十月初东北完全解放，华北的国民党军更为孤立暴露。无论华东、中原解放军的北进或东北解放军的入关，联合起华北解放军，都要形成为绝对优势。(当时傅所指挥的连杂编的护路旅、保安团以及后勤部队，不逾五十万。)对此形势再不容排成一线，必须集结一头，策定根本动向。计有三条路线：(一)傅内部属于察绥系，倾向西去，保察绥基地，但不能带动蒋嫡系中央军，尤其不能和马鸿逵合作，没有后路；(二)蒋介石以徐(州)海(州)在危急中，想放弃平津，免蹈辽沈复辙，给傅以华东全责，依青岛为后路，以图挽救淮海危局；(三)美国以司徒雷登通过胡适等人的呼喊，要以军火直接给傅，就须东靠，死踞津、沽海口，扰乱华北。
十月后，蒋介石与傅作义不断讨论，最终傅倾向于“依托美援保持津沽”的向东靠，以观望形势。其认为有能力保住平津，支撑华北（防止东野直驱徐蚌），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依照此意图，陈长捷在天津构筑的大量工事，进行固守。 天津市的碉堡工事始于日本侵占天津的时期。日军曾在天津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构筑红砖碉堡，有的高及一丈多，有的低及数尺，大大小小总共有几十个，并在碉堡周围架设一层铁丝网。在一九四五年间，美军接替日军，加筑一些铁丝网。国军接替美军后，更积极修筑碉堡工事。一九四六年间，第九十四军在高碉堡驻有部队，又加筑一些鹿砦的障碍物。而后于1947年，进一步完善了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线。此时，天津城防工事长达八十四华里。有一道宽五米、深三米的护城河。内墙顶到河底高达七米，墙内每隔三十米有一座碉堡。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和电网，沿着护城河有大型碉堡三百八十多个，连同市内纵深的碉堡先后完成共约一千多个。环绕天津市护城河放进运河河水和海河潮水，经常水深保持两三米左右。沿着环城碉堡工事线只留了八个门为出入交通，其余都围绕了铁丝网。每个大型碉堡部安装了电话，足够一班兵力的驻用。而且在护城河内墙各大型碉堡之间还构筑散兵坑掩蔽部和交通壕及马路，连贯一起，便于使用汽车运送人员、弹药、粮食的补给。原来天津市周围是广阔平坦的水网地带，可以四通八达的，自从构筑环市碉堡工事线以后，形成了天津城防形势。在战事尚未迫近天津市郊的时期，只有在八个门来往交通，每个门都驻有警察和宪兵，检查行人和车辆，入夜闭门。其余地段筑有铁丝网和护城河，不易通行 。
但国民党方面对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势判断不足，认为将来主力作战会在天津外围一百里或几十里的地区，天津市为后方而不是前线，以一个师或两个师必要时一个军防守天津就足够了，故而当时环城碉堡工事过于靠近天津市区。1948年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再向天津市商民筹款几十亿元法币，加筑水泥钢筋碉堡几十个，分布在天津市郊的主要地区在战前又仓促修建了一些以红砖墙构成的工事。其将外围防御阵地前1000米以内的树林、房屋清除以利于射击视野，并布了4万颗地雷。同时还在市内各主要马路、胡同巷口等地筑了380多座大碉堡，此外，还将运河水引入护城河，使护城河的水深达3米。国军在天津连年构筑碉堡工事，是企图凭借坚强工事而作顽强抵抗 。 十二月十一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在平津交通被切断、北平形成孤立据点的情况下，依据北平、天津和塘沽的现存残余部队，最后对华北地区作出“防守”计划，将天津和塘沽为一个防守区，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任司令，陈长捷兼任副司令，陈长捷兼任天津警备司令、天津防守司令，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涛和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兼任副司令。
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陈长捷根据傅作义对平、津、塘的整个部署，认为应固守天津，将强城防，又判断敌人主攻方向为天津北面宜兴埠、丁宁沽方向而来，那里没有河流，容易使用大兵团接近。其将天津市分为三个防守区，他并指定西北区以第六十二军担任，由林伟涛指挥；东北区以第八十六军担任，由刘云瀚指挥；南地区以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担任，由陈长捷兼任指挥；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在耀华中学附近。

Ⅶ 天津战役的战后统计

天津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共伤亡二万三千七百九十九（23,799）人。其中伤师级一人、团级十一
人、营级九十二人、连级四百（400）人、排级八百三十八（838）人、班以下一万七千八百七十二（17,872）人，合计一万九千二百一十四（19,214）人。牺牲团级七人、营级二十八人、连级一百一十七（117）人、排级二百一十六（216）人、班级以下三千七百三十八（3,738）人，合计四千一百零六（4,106）人。其他四百七十九（479）人，共计二万三千七百九十九（23,799）人。天津战役消耗炮弹八万八千九百七十二（88,972）发、子弹二百四十九万九千三百四十二（2,499,342）发、手榴弹四万三千七百八十三（43,783）枚、炸药二万零九百二十五（20,925）公斤、爆破筒一千二百六十八（1,268）颗，遗失重机枪五挺、轻机枪三十一挺、六零炮八门、掷弹筒十四具、其他一千零八十六（1,086），损坏重机枪四十三挺、轻机枪七十八挺、迫击炮九门、六零炮二十二门、战防炮四门、步兵炮四门、山炮十门、平射炮七门、榴弹炮一门、坦克八辆、装甲车六辆、汽车一百八十九（189）辆。 天津战役共毙伤国民党守军正规军九千九百三十三(9,933)人、地方军一千三百三十七(1,337)人，合计一万一千二百七十(11,270)人。俘虏正规军九万二千三百九十九(92,399)人、地方军二万四千五百三十六(24,536)人，合计十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五(116,935)人。投降正规军八百零二(802)人、地方军一千九百七十(1,970)人，共计十三万零九百七十七(130,977)人，其中毙伤一万一千二百七十(11,270)人俘虏十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三(116,933)人，投降二千七百七十二(2,772)人其中将级军官三十人（其中天津市政府市长兼北宁线护路军司令中将杜建时自首，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李汉元是否少将）、校级军官四百四十一人。将级军官名单如下：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中将陈长捷、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少将秋宗鼎、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秘书长少将李叶靖、第八十六军军长中将刘云瀚、第八十六军军长副军长范玉书、第二十六师师长少将张越群、第二十六师副师长何卓、第二八四师副师长少将罗先、第二九三师师长陈廖华、第二九三师副师长陈昆、第六十二军军长中将林伟俦、第一五一师师长少将陈直、少将教育长李上达、第六十七师师长少将李学正、第六十七师副师长少将刘顺楚、第六十七师副参谋长曾会奇、第九十四军副军长少将王治熙、第四十三师师长少将饶启尧、第四十三师参谋长少将徐奇春、第四十三师少将副师长余和、第三零五师师长少将姚葛民、第三零五师副师长少将程德煌、第三二六师师长少将柴玉峰、第三二六师副师长少将吴继先、宪兵第二十团团长少将曾加林、国防部军纪检查组少将杨威。津南第一支队支队长少将白英杰、补训总队总队长少将宋捷、还有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李汉元。天津战役缴获火炮一千六百四十八(1,648)门（其中榴弹炮九门、山炮二十五门、野炮二十八门，其他一千六百四十八(1,648)门。枪五万四千六百八十二(54,682)（重机枪五百一十五(515)挺、轻机枪三千零三十八(3,038)挺、其他五万四千六百八十二(54,682)支）、坦克十一辆（十二辆）、装甲车九辆、汽车八百七十九(879)辆、大车一百五十三(153)两、炮弹六万八千九百二十一(68,921)发、手榴弹八万九千五百二十四(89,524)枚、子弹七十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三发（713,713)）。骡马一千二百八十一(1,281)匹。

Ⅷ 天津战役的共军部署

天津战役前，中央军委最初部署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出海口，从而防止傅作义逃跑。但刘亚楼通过观察地图发现先攻塘沽有诸多不利：塘沽以东、以北地形开阔，盐田连绵，冬季不结冰，不能构筑工事，不便大部队运动与迎敌，更不能对敌形成四面包围；敌17兵团司令部及防守司令部均设在军舰上，很容易逃脱……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想法，刘亚楼进行了实地勘查，并听取各纵队的意见，最终决定不打塘沽转而夺取天津。中央军委同意改打天津的决定，并任命刘亚楼担任天津前线司令员。
1949年1月2日，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根据天津地形特点和敌军布防情况，拟定了天津战役作战方针，即：“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决定首先打下天津，尽早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在天津战役前，东北野战军总部在战役的部署中，东北野战军天津前线指挥部将主要攻击方向定在天津中部。
具体部署是：西线，由一纵、二纵配属特种兵纵队三分之二炮兵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从西向东攻击，由天津西南和平门（小西营门）南北地段突破,即从和平门两侧（在和平门、西营门、胜利门间），以金汤桥为第一目标，迅速与东集团会合，然后会同南集团，歼灭南半城之敌，尔后视情况向北半城发展。
东线，由七纵、八纵配属特种兵纵队三分之一炮兵，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从东向西攻击，由天津城东之王串场（民权门）、民族门地段，从民权门（在民权门、民族门、中正门间）两侧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第一步到达金汤桥与西集团会合，然后七纵向南半城发展，以八纵向北半城攻击 。

Ⅸ 使天津解放的战役

1948年11月～1949年1月东北解放军和华北解放军合力进行平津战役，平是北平，津是天津，平津战役使天津获得解放．
故选C．

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具体时间

1、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开始，同年11月2日结束，共历时52天。

2、淮海战役，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始，1949年1月10日结束。

3、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开始，1949年1月31日结束，共64天。

三大战役是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中华民国国军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个战略性战役。

(10)天津战役贵金属扩展阅读：

三大战役各自意义：

1、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在兵力数量方面超越国民党军。

2、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二个战役。

3、平津战役：消灭及改编中华民国国军3个兵团，13个军50个师共计52.1万人，解放了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大片地区。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最后一个战役。

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