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农基业股票

1. 炒股票能发家致富吗

可以。如果抄你的方法对，将获得很大的收益。
前提是你会投资，会投机，会做股票。
但是股票炒作中所运用的任何经验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散户炒股水平的提 高，主力为了成为赢家往往煞费苦心，不断地变化作盘手法，创新一些手法，脱离过去经验的特征，以期误导对手，使散户失手在经验之中。环境在变，条件在变， 经验会失灵。在股市上，股价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主力的做盘的花样也是层出不穷，从这个角度说，股市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经验也要不断的总结积累，适应市 场的变化。一旦某种经验被达成共识并广泛应用的时候，主力就会彻底抛弃它，或者反向操作。一定要和实际结合起来，随着主力的变而变。经验要重视，但它不是 科学，要避免经验主义。

2. 北京国农基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北京国农基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10日，主要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
法定代表人：潘尉尉
成立时间：2008-11-10
注册资本：15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110108011440293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0号3幢3层3174室

3. 大数据时代应该如何投资股票

给一篇关于【如何使用大数据进行A股行业投资】的教程给你参考一下~

好的投资，首先是选好行业

红杉资本曾经有一条著名的投资经验，大意是：好的投资，首先是选好赛道，其次是赛道上的选手。对于每天活跃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而言，赛道所指的正是你正在投资、或者将要投资的那家公司它所在的行业，更直接的说，你投资于什么行业，投资于这个行业的哪家公司，决定了你最终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表现。

那么，红杉资本的这条投资经验是否适用于A股市场，并给我们带来可观的投资收益呢？本文试图通过量化分析和交易回测来验证这一投资模式是否真正有效，所采用的数据取自于聚宽数据出品的JQData本地量化金融数据，通过梳理出自2010年以来A股市场上不同行业的发展情况，进一步构建出一个优质行业龙头组合，观察其从2015年股灾至今的收益表现。最终发现，这样一个优质行业的龙头组合，从股灾至今大幅跑赢了上证指数和沪深300指数高达30%的以上的收益率，可以说是超乎预期的。以下是具体分析过程。

2010 ~ 2017 沪深A股各行业量化分析

在开始各行业的量化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两个问题：

• 第一，A股市场上都有哪些行业；

• 第二，各行业自2010年以来的营收、净利润增速表现如何？

第一个问题：
很好回答，我们使用JQData提供的获取行业成分股的方法，输入get_instries(name='sw_l1')
得到申万一级行业分类结果如下：它们分别是：【农林牧渔、采掘、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电子、家用电器、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轻工制造、医药生物、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房地产、商业贸易、休闲服务、综合、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电器设备、国防军工、计算机、传媒、通信、银行、非银金融、汽车、机械设备】共计28个行业。

第二个问题：

要知道各行业自2010年以来的营收、净利润增速表现，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各行业在各个年度都有哪些成分股，然后加总该行业在该年度各成分股的总营收和净利润，就能得到整个行业在该年度的总营收和总利润了。这部分数据JQData也为我们提供了方便的接口：通过调用get_instry_stocks(instry_code=‘行业编码’, date=‘统计日期’)，获取申万一级行业指定日期下的行业成分股列表，然后再调用查询财务的数据接口：get_fundamentals(query_object=‘query_object’, statDate=year)来获取各个成分股在对应年度的总营收和净利润，最后通过加总得到整个行业的总营收和总利润。这里为了避免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我们对净利润指标最终选取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数据。

我们已经获取到想要的行业数据了。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行业都有什么样的增长特征。

我们发现，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18个行业自2010年以来在总营收方面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它们分别是：【农林牧渔，电子，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轻工制造，医药生物，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房地产，休闲服务，建筑装饰，电气设备，国防军工，计算机，传媒，通信，银行，汽车】；其他行业在该时间范围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

那么，自2010年以来净利润保持持续增长的行业又会是哪些呢？结果是只有5个行业保持了基业长青，他们分别是医药生物，建筑装饰，电气设备，银行和汽车。（注：由于申万行业在2014年发生过一次大的调整，建筑装饰，电气设备，银行和汽车实际从2014年才开始统计。）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真正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行业并不多，如果以扣非净利润为标准，那么只有医药生物，建筑装饰，电气设备，银行和汽车这五个行业可以称之为优质行业，实际投资中，就可以只从这几个行业中去投资。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能够从行业大格局层面避免行业下行的风险，绕开一个可能出现负增长的的行业，从而降低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大大缩短了我们的投资范围，让投资者能够专注于从真正好的行业去挑选公司进行投资。

「2010-2017」投资于优质行业龙头的收益表现




选好行业之后，下面进入选公司环节。我们知道，即便是一个好的行业也仍然存在表现不好的公司，那么什么是好的公司呢，本文试图从营业收入规模和利润规模和来考察以上五个基业长青的行业，从它们中去筛选公司作为投资标的。

1、按营业收入规模构建的行业龙头投资组合

首先，我们按照营业收入规模，筛选出以上5个行业【医药生物，建筑装饰，电气设备，银行和汽车】从2010年至今的行业龙头如下表所示：






结论




通过以上行业分析和投资组合的历史回测可以看到：

• 先选行业，再选公司，即使是从2015年股灾期间开始投资，至2018年5月1号，仍然能够获得相对理想的收益，可以说，红杉资本的赛道投资法则对于一般投资者还是比较靠谱的。

• 在构建行业龙头投资组合时，净利润指标显著优于营业收入指标，获得的投资收益能够更大的跑赢全市场收益率

• 市场是不断波动的，如果一个投资者从股灾期间开始投资，那么即使他买入了上述优质行业的龙头组合，在近3年也只能获得12%左右的累计收益；而如果从2016年5月3日开始投资，那么至2018年5月2日，2年时间就能获得超过50%以上的收益了。所以，在投资过程中选择时机也非常重要~

4. 中国信达资产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中国信达企业文化纲领
一、我们的使命
为客户提供卓越服务
为股东创造最佳回报性文件
为国家化解金融风险
为社会承担更大责任
二、我们的愿景
打造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国际知名品牌，建设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综合性金融集团。
三、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始于信，达于行
――诚信、融合、创新、卓越
四、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相关理念
经营理念：市场导向，效益为重
服务理念：客户至上，赢得信赖
竞争理念：开拓进取，敢为人先
风险理念：坚守底线，主动管理
管理理念：敬畏规则，严谨高效
人才理念：人尽其才，有为有位
责任理念：敢于担当，勤勉尽责
团队理念：团结实干，简单清新

5. 文字狱与八股文是怎样的典故

“避席畏闻文字狱”，封建时代的文人真是不容易！密不透风的文网足以窒息与摧残一个民族的思维与创造力。无数因诗文招致杀身大祸的事例无情戳穿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幻梦。

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之前，曾借宿于太平府（今安徽当涂）般若庵。庵内住持方丈惊讶于其仪表。便询问起他的爵里姓名。当时朱元璋已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了，便故作矜持，笑而不答，提笔在粉壁之上写下一首诗：

杀尽江南百万兵，

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主，

只顾哓哓问姓名。

后来，朱元璋在南京即位，有意派人寻访自己当年的墨迹。而得到的答复却令他十分恼火，这首御诗已被人揩去。朱元璋立即将庵内僧人抓来，论刑当斩。意犹未尽的朱元璋愤愤不平地质问道：“为何除去朕诗？”这位被抓来的年轻僧人尚有几分机智，不慌不忙地回答：“御制题诗处，有吾师四句诗在焉。”朱元璋忙问：“何诗？”此僧朗声诵道：

御笔题诗不敢留，

留诗常恐鬼神愁。

故将法水轻轻洗，

尚有毫光射斗牛。

朱元璋听罢，朗声大笑，将小僧无罪开释。试想，“成者王侯败者贼”，朱元璋本是绿林英雄，未取天下之时，实是朝廷通缉的叛逆之人，所作诗文大有“反诗”的嫌疑，庵内老僧怎敢保留？聪明的小僧几句诗文将朱元璋大大吹嘘了一番，侥幸保住了性命。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了解到，刚猛好杀的明太祖喜欢炫耀自己的文才，而且颇为自负。如遇不识时务者，他会不惜以极刑加以报复。遇到这样的帝王，天下文人的日子便可想而知了。

朱元璋出身于“无立锥之地”的佃农之家，穷困潦倒，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哪有机会人塾读书识字？父母双亡后，他沦落为四处乞食的游行僧人，吃尽了人间的苦难，因而直至他投身于元末农民起义军之时，尚识字不多。与一般草莽人士不同的是，朱元璋对文化知识有着强烈的兴趣，愿意与儒士文人交往。从早年屈尊拜访朱升，到接纳号称“浙东四杰”的刘基、宋濂等人，朱元璋开始了与这些著名文士的朝夕相处，因勤学好问，学识大进。从识字不多到能随意题写诗文，足见他天资绝佳，聪明过人。

作为开创明朝数百年基业的一代英主，朱元璋深知治理天下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他在诏书中就强调：“治国家，得贤才为先，贤者天下之望也。”可见，朱元璋将人才的选拔与国家的稳定及治理相联系，其重要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因此，朱元璋即位伊始，就屡屡下诏征求天下贤才，渴望之情溢于言表。如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的诏书中就写道：“如今天下太平，愿请诸位学问通达的士大夫讲谈治理天下之道，启迪朕心，以达到盛世之治。在野人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地方官必以礼送至京师，朕将擢用焉。”同时，朱元璋专门派遣官员在全国各地访求人才。

其次，朱元璋在人才的选拔与录用上也有十分高明的见解与举措。如选拔人才重才德，不重门第、资格。他曾说：“人才不可一概而论。老佛、卜筮、负贩之中常常有贤能之士。关键在于朝廷如何选拔与重用。”“（元代）选拔官员必须要求世族出身，有志者往往屈居下位。”又说：“资格为平庸之辈所设，若有贤才，岂能循以常例。今后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应当优先重用。”这些认识自然是出于朱元璋的实际观察与体验。为此，朱元璋大力擢用才能之士。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曾有朝臣对儒士起自平民，骤得高官的现象表示不满，认为朝廷应爱惜名爵，不可滥赐。对此，朱元璋斩钉截铁地予以驳斥：“朝廷设置爵禄，就是为了优遇贤能之士，如他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只望获得贤才，名爵非朕所惜。……朕所担忧之事是得不到贤才，如能得而任之，官品非朕所惜。”同时，朱元璋在选用人才时强调才能不论大小，但求人尽其才。他认为，君主用人“如良工用木，大小各得其用。”还说：“朕要尊崇古制，举用贤才，各因其才能而擢用。”

由此，明朝初年，朱元璋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实施了较明智的人才选拔策略，这对于一个靠造反创业的封建帝王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而这种政策的实行，对明代初年统治机构的建立与政权的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批优秀人才的破格录用，也为新兴政权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史载：“当时隐于山林之士，以布衣身份而骤登高位者不可胜数。”这种人才云集的喜人景象大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意味。朱元璋重视人才，破格提拔人才，其见识与魄力似乎理所应当地受到后人的推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朱元璋是一位个性极强的帝王，言行之间充满了矛盾，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圣人与强盗兼而有之”的复杂人格。他一方面豁达大度，不惜名爵，笼络替他卖命的文臣武将，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明察秋毫，对臣下疑忌颇重，果断自负，疆场上的成功更使他刚愎自用，专断敢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他在天下太平后，大杀开国功臣，被后人称为“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功高盖世的文臣也难逃劫数。朱升、刘基、宋濂等人都没有好结果，其他儒士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更有甚者，朱元璋以惩治贪污为名，动用严刑峻法，广事株连，滥杀无辜，大批文人儒士惨遭屠戮，如“郭桓贪污案”处死者竟达数万人，甚至造成了六部机构荡然一空的局面。这与朱元璋大力征召贤才之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真可谓“来得容易，去得更快”！这种恐怖气氛使不少士人将入朝做官视作畏途，因为凡人朝为官、能得善终者，实在是太少了！

朱元璋大戮功臣的主要动机不外乎是消除对朱氏皇权的威胁，他挖空心思地将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允许任何人有僭越不轨之谋。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初年大力征召天下贤士，正是为了让大批新人充实于朝廷各部及州县衙门，以取代那些朱元璋忌讳的开国功臣。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对皇权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这却引起了行武出身的勋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便寻找各种借口加以反对，文士喜好讪谤，成为他们攻讦的缺陷之一。洪武初年，朱元璋为延揽天下英才，决定开科取士。这本是历代相传选拔人才的最佳手段，诸位勋臣却颇有异议。他们认为此为皇帝崇尚文士之举。朱元璋理解他们的心情，便耐心启发道：“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位武臣反驳道：“陛下所云固然在理，但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张九四（即张士诚原名）起初诚意优礼文人儒士，甚至请他们为自己更名，这些文士竟给他取名为‘士诚’。”朱元璋不以为然道：“此名甚美，何足为怪？”诸位武臣道：“《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张九四怎会知道？”朱元璋闻听，如梦方醒，心中恼怒万分。没想到白面书生在舞文弄墨之间竟能含沙射影，任意褒贬！朱元璋自然担心自己也会糊里糊涂地陷于被愚弄、被讥诮的境地。

有人认为，明初文字狱（即文字之祸）由此而兴。显然，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也是引发明初文字狱的原因之一，武将们的提醒使朱元璋对他不甚介意的文士也多了几分戒备之心。本来“眼里不揉沙子”的朱元璋从此更是明察秋毫，文士以所著文字罹祸的惨剧接二连三地发生。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明祖通文义，固其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事实证明，朱元璋以文字杀人，并非由于学问不深，而是因为他最痛恨臣下触及自己的隐痛，对于这种冒犯，他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狭义的“文字狱”是指文士在自己的作品中有触犯封建帝王忌讳之处，因而惨遭杀害的情形。对于朱元璋这位背景复杂又雄猜好杀的帝王来讲，天下文士因文字罹祸者不在少数。

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者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圣节及册立东宫之时，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而各级文武大臣娴于文辞者并不太多，于是撰写贺表的任务一般都落在当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讪讥之好，故而对这种表笺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笺被他看出了“破绽”，朱元璋毫不客气地亮出了屠刀。当时以表笺文字触犯忌讳者为数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用了“则”字。当时的江淮方言，“则”字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所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其次，表笺中因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朱元璋以为这是讽刺他有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尉氏县教谕许元因所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被杀。

这些因一字涉嫌便招来杀身之祸的事例，触目惊心，骇人听闻。而朱元璋在位之时，类似这种穿凿附会、横生枝节的文字之祸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如毫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意在辱君，林云因此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有谤君之意，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明初因文字而招祸者远不止上述几人，朱元璋对言涉忌讳的文士均处以极刑，而这种忌讳又大多出于朱元璋的臆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面对如此结密的文网，天下文士几乎不敢下笔为文。

明人徐桢卿《翦胜野闻》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太祖朱元璋多疑，常常担心受到臣下的讥讪。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后震怒道：“腐儒胆敢如此污辱朕吗？‘生’者僧也，以我曾经出家为僧也。‘光’者秃头也。‘则’字近贼也！如此猖狂，罪在不赦。”即命锦衣卫将徐一夔斩首。在旁礼部群臣见此情形瞠目结舌，体似筛糠，一齐跪倒请罪：“臣等愚懵不知忌讳，乞皇上亲降表式，令臣等永为遵守。”闻听此言，朱元璋的脸色才有所好转，毫不客气地答应了臣下的请求。此后，朱元璋先后颁发了《建言格式》、《繁文鉴戒》、《表笺定式》等书，详细规定了官民上奏的各种文体的格式，令天下以此为标准，不得以私意妄行撰拟。

这些为文士特制的“御书”颁行之后，朱元璋，这位学问并不高深的帝王，俨然成为至高无上的文坛霸主。至此，我们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妄行指责、无情杀戮的背后是无法容忍文士们自由自在地舞文弄墨，惟我独尊的朱元璋要为天下文人立下规矩。当然，在这些“御书”中，朱元璋铺列的理由冠冕堂皇，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如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朱元璋下诏革除“四六”文辞（即骈文），以柳宗元、韩愈文章为表笺格式。他在诏书中强调：“上古三代的辞章，质实无华。应该成为千万世作文的法则。汉魏之时，文章还崇尚古质。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古法荡然无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承旧习，朕平时即厌恶其雕琢粉饰，背离古代文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自今告谕臣下之辞，务必遵从简朴古质，以革弊习。”文士一味追求文体的工整、词藻的华丽，固然会造成绮靡柔弱之风，但一味崇尚古质，亦步亦趋，不敢逾樊篱一步，势必也会造成文士的思想窒息、文辞呆板无味。柳宗元、韩愈等人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创新”，与朱元璋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差距。况且，皇帝亲自制定格式，以高压手段强令文士“依葫芦画瓢”，其结果只能是天下文章成为千篇一律的“台阁体”。对文坛的恶劣影响恐怕远远超过了骈俪之文。

此外，朱元璋对文士的惩处并不局限于个别文字的犯忌，对那些在诗文中发泄对王朝统治不满情绪的文士，朱元璋更不肯轻易放过。如官任佥事的陈养浩曾作诗句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当时正值朱元璋为剪除各地割据力量、四处招兵买马之时，朱元璋见到此诗后，大为恼怒，认为陈养浩在发泄对时政的不满，遣人将其抓来，沉入水中溺死。翰林修撰张信受命为诸王子的教师，有一次，他随意以杜甫诗中“舍下笋穿壁”等四句作为字式，供诸皇子练习之用。不料被前来巡视的朱元璋看到，由此大祸临头。朱元璋“龙颜”大怒，以为张信以杜甫此诗讥讽当时士民的贫困，大骂道：“堂堂天朝，讥诮如此！”立命将这位学识渊博的学士处以“腰斩”，让天下文士以此为戒。

朱元璋这种吹毛求疵、滥杀无辜的做法，造成了当时文坛人人噤若寒蝉的恐怖气氛，战战兢兢的读书人不知何时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这种文网深密的钳制，也闹出了令人感喟的笑话。如新涂诗人邓伯言因在诗中有句：“洞天明月一双鹤，涧水碧桃千树花”，深得当时文坛领袖宋濂的赏识。宋濂特别向朱元璋推荐。朱元璋将其召来后，以《钟山晓寒》为题，令其当堂赋诗。邓伯言不负厚望，援笔立成，诗中有二句云：“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朱元璋看后，大喜过望，手拍御案，大声朗诵。朱元璋行伍出身，手力颇重。跪在殿下的邓伯言本来就心惊胆战，害怕惹恼皇帝，闻听大力拍案之声，以为天子震怒，己命难保，竞当场吓得昏死过去。当卫士将其抬出新华门，邓伯言方才苏醒过来。翌日，朱元璋授邓伯言翰林修撰之职，他以年老有病为由坚辞不就，朱元璋无奈，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

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明初文人多不仕》一节，指出了当时的一个突出现象，即许多著名文人皆不愿当官。除了一些元朝遗老不肯奉迎新主外，绝大部分文士均以入仕为畏途，就是害怕朱元璋雄猜果决、刚猛好杀的酷政。明初名士解缙曾形容朱元璋的统治特征为：“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在大肆杀戮功臣之后，惩处的对象便是成千上万的文人儒士出身的官吏。平遥训导叶伯巨曾在奏疏中指出：“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面对这种“一授官职，罕有善终”的恐怖情形，天下儒士自然是望而却步了。

然而，儒士们这种无声的抗议更引起朱元璋的疑忌，因此他曾特别下令曰：“四海之内，都是皇帝的臣子。国中士大夫如不愿为君主所擢用，就是表示抗拒君命，地方官诛杀其身而族没其家，并不为错。”这种严酷的文化专制甚至使那些“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之人也无处可逃。元朝末年，有位著名诗僧守仁，字一初，为怀才不遇的世外高人，因见世道衰落，才遁入空门，一意钻研诗文。明朝建国后，他推辞无效，被召入京城做官。但在这种文网深密、动辄得咎的恐怖环境中，这位高僧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无聊之余，他便以诗文自遣，没想到因此也招来祸端。他有一首题翡翠诗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见到此诗后，愤然质问守仁道：“你原来万般推辞，不愿出仕，就是怨恨朕法网过密吗？”后来，朱元璋借故加罪于守仁，守仁遂不得善终。僧人来复的遭遇，更能显示出朱元璋强暴无赖的狰狞面目。来复和尚在晋见朱元璋后曾作谢恩诗一首，其中有“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的字句，没想到朱元璋反目无情，大怒道：“你用‘殊’字何意？不是骂朕为‘歹朱’吗？‘无德颂陶唐’，不是以朕为无德，不能像称颂陶唐（传说中的远古圣君）那样颂扬吗？谤讪如此，朕岂能饶你？”随即命卫士将来复斩首。

朱元璋掩过饰非的虚荣心极强，悦美言而喜奉承。绝对不能容忍臣下不恭不敬的行径，就是对于无声的意念也不放过。他曾微服私游，进到一座寺庙之中。不料一抬头见影壁上题有一首“布袋佛”诗，其文曰：

大千世界活茫茫，

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散，

放宽些子又何妨！

这首貌似无奇的诗文大有深意。朱元璋曾为四处行乞的游方僧，天下人所共知，此诗以“布袋佛”为题，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暗喻之意。这位“布袋佛”的确过于贪婪了，竟要将大千世界收进自己小小布袋之中，岂不知这样一来就断绝了天下人的活路。诗人委婉地劝解“布袋佛”松一松布袋，让天下士民透透气，又有何妨？此诗喻意之辛辣，令人叫绝。无怪乎朱元璋览毕，血贯瞳仁，暴跳如雷，盛怒之下竟命将此寺僧人全部处斩，上演了明初文字狱最酷烈的一幕。“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用这两句现代学者的诗文来形容明初文士的境况，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专制帝王无限的权力使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草菅人命，无数饱学的文人儒士只落得俯首帖耳、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诚令后人为之浩叹！

在“文字狱祸”之外，朱元璋处心积虑地加强对天下士民思想的钳制，这突出地表现在大力推崇宋明理学及对科举考试的规范上。与滥施淫威地大肆屠戮相比，这些措施更能“触及人的灵魂”，故而要高明得多，影响更为深远。朱元璋明确地认识到“治本于心”，即天下治理在于对士民思想的控制。而且“本于心者，其用无穷”，甚至胜于“本于法者”。也就是说对天下黎民思想的控制，其有效程度要超过严刑厉法。朱元璋即位之后，大力尊崇孔子。在全面否定元朝制度的同时，却承认元朝加封孔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谥号，多次召见孔子的后裔，称颂孔子“明彝伦之精微，表万世之纲常”，为“万世帝王之师”。他宣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因而大力鼓吹《四书》、《五经》。朱元璋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同时提倡程朱理学。他明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即程朱理学之代称）不讲”。这样，明朝初年的思想界便成为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如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习内容，完全以宋儒所注的《四书》、《五经》及朱元璋审定的《大明律》、《大诰》为本，明令诸生“笃志圣贤，潜心古训，违者罪之”。明朝规定，府、州、县学的诸生，必须进入国子监学习后才能人仕，这就使国子监（或称“国子学”）成为培养各级官吏的主要基地之一。而受过国子监教育的各级官僚，于不自觉中便成了程朱理学的信徒。

朱元璋选拔人才，最重实效，故而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就较为矛盾。如洪武六年至十六年（1373年～1383年），朱元璋因痛感科举取人的无用，曾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达lO年之久，专门通过荐举之路选拔人才。然而，荐举方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当时通过各种渠道荐举的人才大量涌入京师，鱼龙混杂，难以甄别。监察御史赵仁便建议道：“今征至秀才，不下数千，宜试其能否，考其优劣，然后任之。”朱元璋无计可施，只得允许分科考试，随后任官。由此科举考试才得以恢复。但朱元璋对考试制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即以“八股”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内容为题，而《四书》的解释必须以朱熹的集注为准。考生作文仿照宋朝“经义”之体裁，模拟古人语气发表议论，文句采用排偶的形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文体——八股文。八股文有特定的格式，内容包括几大部分，如破题、起讲、题比等，其中题比又称“入手”。是正文的开始。随后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四部分又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股中每股又有两段排偶之文。合为八股，故称为“八股文”。

史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确定“科举之式”后，“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从此，明代科举考试形成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即主考者选取《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考生即按八股格式作文，行文议论必须以朱熹等人的注解为依据，不得标新立异，更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可见，这种考试形同一种文字游戏，考生只要熟记朱熹等人的注解，依照格式“填鸭”便可。明朝洪武以后，科举考试逐步压倒荐举，成为官府选取人才的最主要途径。功名利禄的诱惑使天下读书人肆力于《四书》、《五经》的背诵及八股文的研修，为之耗尽了全部心血。想要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每位考生就必须成为程朱之学的忠实信徒，将孔孟之道作为修身立命的根本。

朱元璋如此推崇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其本人是否对这些东西顶礼膜拜、十分信服呢？答案是令人深思的。如孟子被后世儒士称为“亚圣”，是儒家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孟子》是《四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朱元璋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大为光火。如《孟子·离娄篇》有句云：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惟我独尊的朱元璋览书至此，不禁勃然大怒，这不是在骂他本人吗？朱元璋也顾不得这位圣人的面子了，破口大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也就是指斥已故去千余年的孟老夫子也犯了欺君之罪，多亏没有落在他朱元璋之手，否则同样严惩不贷！余怒未消的朱元璋下令将国子监中孔庙里孟子的神位撤下来。左右大臣苦苦相劝，朱元璋才予以恢复。此外，《孟子》中还有不少议论也让朱元璋无法容忍，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等。为此，朱元璋特命儒臣删去其中不合己意者85条，编成《孟子节文》，作为诸生学习的根据，删去部分不准考生学习。对《孟子》的处理活脱脱地暴露了朱元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面目，他不容许任何人触犯其皇权的神圣，甚至对千百年前的儒学“圣人”也不例外。

朱元璋文化专制的各项措施犹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既然他对古今圣贤的言论都看不上眼，干脆自己动手编起书来。朱元璋编书还注意针对不同的读书对象。如给皇族编辑的有《皇明祖训》、《永鉴录》、《昭鉴录》等，其中后两种书将历代宗族及藩王叛乱谋逆者的事迹进行整理，令皇族成员勿蹈覆辙。给朝臣编辑的有《世臣总录》、《精诚录》、《忠戒录》等，这些书无非将历代所谓“忠臣”的事迹汇总起来，让朝臣仿效。另外，也有专为武臣编辑的《武将大诰》，及为普通百姓编辑的《孝慈录》等。这些书集中反映了君权神圣的思想，天下士民只有以此为圭臬，循规蹈矩地服从帝王的旨意，否则就有身家性命之忧。

有明一代，文字狱以及对思想的钳制，以明初最为酷烈，并为以后各代帝王树立了样板。譬如，永乐年间，饶州士人朱季友向明成祖献所著书，他在书中激烈地抨击了程朱理学的观点。朱棣看后大发雷霆，骂道：“此儒之贼也！”当时朱季友已年过古稀，朱棣仍派人将他押回原籍，当众行笞，尽毁其所著书。文网之深密，并不次于洪武之时。

总之，明代皇帝对士民思想禁锢的程度要超过以往各个封建王朝，尤其是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更为后人所唾弃。虽然明朝灭亡后，一些思想家曾疾言痛诋专制帝王的罪恶。然而，继起的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又上演了一幕幕“文字狱”的惨剧，与朱元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专制制度的存在，是造成这种悲剧轮回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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