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信股票

A. 上海证券公司的变迁历史谁有啊

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40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观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的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证券产生的历史，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国家向大户的举贷和王侯给平民的放债，形成了最早的债券。汉唐以后，国家因军事需要临时向富商举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现象。随着商业的发展，飞钱、会票、当票等商业票据出现，证券的品种更加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清前，在一些投资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业，如上海沙船业，四川井盐业，云南、广东矿冶业和山西金融业，已经较多地采用"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的股份制特征，而"集资合股"的参与者之间签订的载明权利责任的契约，则是中国最早的股票雏形。
当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证券的出现，在中国则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相继对外开埠通商，有价证券及其交易，就跟着第一批最先进入所开商埠的外国洋行在中国出现。外资在华设立的各类股份制公司企业，把西方国家已普遍采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形式和集股筹资的方法带到了中国。
中国仿效西方，采用股份制发行证券组织近代企业公司的活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与此同时，清政府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起，举办旨在"自强"的军事工业。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经费难以为继，70年代后，为借重民间私人资本，解决国家财力不足，洋务派仿效西方股份制，采用"官督商办"和"商办"等形式，兴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国近代民用企业。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诏筹建上海轮船招商局。随着该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认定和筹集，中国第一家近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和中国人自己发行的第一张股票诞生。继航运业后，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险业、矿业、纺织业和通讯电报业等方面得到普遍运用，于是又有一批华商股票应运而生。如仁和保险、济和保险、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等都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华商股票。原先附股于外资企业公司的中国人，此时也纷纷移资或投资洋务民用企业，或自立门户举办近代工矿企业公司。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创办的新式工矿企业就有十五六家，这些矿业公司都发行了股票。至此，华商证券的发行已小有气候。
证券一经产生，证券交易不久也随之出现。据史料记载，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证券买卖交易活动，但仅局限在外商之间，买卖并不兴隆。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殖民经济的初步"繁荣"，外商证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跃。6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棉业投机热潮席卷上海，在华外资银行获得丰厚利润，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华银行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曾高达25英镑；（注：《字林西报》，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资航运公司获利也很丰厚，航运公司股票成为银行股票以外的另一买卖热点，以致市场上证券交易额"日以百万计，投机交易有时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业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从事股票买卖的证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泾桥北，出现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有价证券的英商长利公司，后来又有几家这样的公司相继设立。"店多成市，该业始发达"。（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之略史》，载《银行周报》第3卷总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外资又开始进入租界公用事业和其他实业，市面上又出现了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电灯公司等十几种新股票。西商各证券掮客为谋本业前途的发展，于1891年联络同业，组织上海证券掮客公会即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商在华所设各事业公司的股票。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初步形成。
至于中国华商进行的证券交易，若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商附股外资企业公司的证券活动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社会资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新办的近代企业不久便获厚利，加上个别企业发放优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产、银洋买卖投机之外，又热衷于对新式企业的股票、债券的追逐。
1882年前后，先前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厂矿企业经营成功，获利很高，股票价格成倍增长，如轮船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82年却涨到了200两以上；（注：《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31页。）1881年年底，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前夕，其面值100两的股票在上海市场上的价格就涨至150两左右，到1882年6月，竟还有人愿以每股237两的价格收进。（注：《申报》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响，人们争相购买荆门煤铁矿、长乐铜矿及鹤峰铜矿等十几种刚上市不久的矿业股票，这些股票的价格很快超过其面值。如长乐铜矿和鹤峰铜矿的股票面值均为100两，1882年最高价分别达到220余两和170余两。（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当时的《上海新报》和《申报》等华文报纸，对此都有专门报道。这些矿业股票筹集的股金就有白银300万两，其市场交易额估计在1000万两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资金。
受矿业股票上涨行情影响，其他上市的洋务企业股票价格也随之全线上涨。如上海电报局100两面额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两大关；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股票价格也溢出原价15%左右。（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
华商证券交易，起初既没有固定的场所，又没有相应的交易规则，证券转让、买卖一般在亲朋好友、熟人中"以亲带友、以友及友"进行。成交的价格却视外商证券行情和证券本身的市场供求而定。后来，随着证券发行量的扩大，持有证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证券的品种和数量也越大，证券买卖变成了经常的需要。于是"为各项公司通路径而固藩篱"（注：《申报》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9月成立。该公司内部组织分明，还订有章程，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设立首开中国有组织的证券市场的先河，成为中国自设证券交易所的权舆。
由于对矿业股票的过分投机，加之买办商人胡光墉投机丝业失败和中法关系趋紧等其他原因，引发了1883年10月的倒账金融风潮。矿业股票连同其他华商股票即行下跌。低价出售也无人承接，连平时素有信誉的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股票的价格也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矿业股票更是无人问津，几乎形同废纸。介入股票投机和承做股票质押的钱庄受累倒闭，破产者不计其数。一度空前兴盛的股票市场低落至极点，直至10年之后，一般商人仍"视集股为畏途"，（注：《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见《申报》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1960年版：《洋务运动》（七）第316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见这次风潮对证券投资者心理打击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国早期证券和证券交易视作中国证券市场的萌芽的话，那么，1895年以后至清末，中国证券市场就进入了初步形成阶段。
随着国外资本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和铁路公司在华的设立，以及铁路借款、矿业借款与政府借款的签订，外国在华发行的外资证券规模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振兴工商、实业救国"的呼声再一次引发了中国第二次设厂办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励兴办各式银行、企业。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率先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间，中国先后创办新式厂矿企业386家，资本额达8.8亿多元，华商在机械制造、电力、采矿、棉纺和其他工业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华商股票的发行量也随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债制度也在1894年前后移入中国。1894年清政府为筹措甲午军费，仿效西方，向国内发行公债，"息借商款"。此后，又发行了"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两次公债。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苏松太道吴健彰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向外国洋行赊账雇募船炮，首开中国近代举借外债先河。随后海防借款、军需借款、抵御外侮借款、赔款借款、实业借款、铁路借款、矿业借款，甚至行政经费借款，一发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债208笔，债务总数为白银13亿多两。（注：《清代外债史论》，第672页，许毅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证券交易市场方面，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最显著的表现是上海众业公所的设立与发展。原先设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后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等金币公债，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记、鸿源等大纱厂新股票的面市，业务发展出现了较大转机。1898年，该所修订了章程，但仍无固定交易场所，证券的交易买卖，多在旧西商总会内或在汇丰银行门前阶沿进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国联军入侵的混乱之际，攫取了中国的开平煤矿，由于这一产权的中外转移，原持有该矿股份的华人纷纷将股票出售或转让，给原来不甚景气的股票交易市场带来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旧西商总会租定了部分房屋作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酝酿改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该所采取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参与证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会员即扩充为100人，其中西商会员87名，华商会员13名。交易买卖的证券有中国和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国政府金币公债，（注：《民国经济史》，第153页，上海银行学会编，1948年版。）后来又增加市政公债。当时进入这个市场开拍的股票先后有：公和祥码头、椰松船厂、公益纱厂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迁址上海外滩1号。
由于西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除为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在华筹集资金服务外，还是少数洋商投机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顾中国社会经济和投资者的利益，1910年爆发的橡皮股票风潮就是最好的例证。1903年，英国投机商人麦边在中国成立蓝格志拓殖公司，开业后的头几年并没有多少业务，1909年国际市场橡胶涨价，国外经营橡胶园种植业和投资橡胶工业的人获利丰厚。麦边便借此机会，于1910年初大造舆论，宣扬经营橡胶行业可获巨利，并谎称其公司在澳大利亚拥有大片的橡胶园。为了诱骗人们购买其公司股票，他编造该公司的经营发展计划，奢言年分红可达45%左右。人们不明真相，竞相购买。"仅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标卖，已有以七十两之巨价承购者"。（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中掀抬股价，橡皮股票价格暴涨。麦加利、汇丰和花旗等外商银行见有利可图，便与麦边勾结，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举又造成了该公司信誉可靠、实力雄厚、盈利可观的假象。争购者于是更加踊跃，连许多钱庄也都转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价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地里趁高脱手，卷款潜逃。其他外商亦步麦边后尘，纷纷抛售手中的橡皮股票。这时，外资银行宣布停办此项股票的押款，（注：《上海钱庄史料》，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骗局败露，人们又争相抛售橡皮股票，但无人购进，橡皮股票价格一落千丈，最后成为废纸。持票者纷纷破产，钱庄也因此倒闭了二十多家，市面极度恐慌，酿成了一场金融风潮。更为严重的是这次风潮使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遭受沉重打击，中国股票市场自此进入低谷
此期的华商证券交易市场较1883年前，交易规模总体上有所后退，但也不乏市场新热点。一方面，随着1895年后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尤其是银行的创办和商办铁路公司的出现，证券交易又渐有起色。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债券成为交易买卖的新热点。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后，清政府又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设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省银行和私营商业银行也在此期设立。这些新兴的银行发行了大量的股票，这些银行股票在市场上十分受人青睐。1903年，清政府开放铁路，"寓商于路"，提倡商人设立铁路公司，集股筹资承办铁路。于是，1903-1907年，全国15个省份先后成立了18个"官商合办"和"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铁路股票。这类股票一经发行，便成为市场亮点。在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矿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的带动下，中国近代证券市场初步形成。而这时的政府公债由于发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视购买公债为对朝廷的报效和捐助，故当时购入者，也不敢在市场上出售，所以还未形成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证券市场组织形式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自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倒闭后，虽先有1904年梁启超提出了组织"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的倡议，后在1907年又有上海买办商人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组织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视和采纳。华商证券交易一直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中。光绪末年，上海买办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关桥开设了专营证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买办商人孙静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开设了另一家专营证券的"信通公司"，但规模和功能远不能与原先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专营的证券公司外，许多茶商、钱商、皮货商、古董商和杂货商以及买办也兼做股票买卖。这些股票掮客经常出入茶馆，在经营本业的同时，还洽谈股票生意。约在1910年前后，股票交易买卖活动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楼，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茶会"时期。
总之，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40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现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中国证券市场一开始便存在华洋两个不同体系的市场，这正是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写照。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后期的证券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参考资料：http://blog.163.com/darling_ran/#

B. 证券的发展史

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观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的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证券产生的历史，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国家向大户的举贷和王侯给平民的放债，形成了最早的债券。汉唐以后，国家因军事需要临时向富商举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现象。随着商业的发展，飞钱、会票、当票等商业票据出现，证券的品种更加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清前，在一些投资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业，如上海沙船业，四川井盐业，云南、广东矿冶业和山西金融业，已经较多地采用"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的股份制特征，而"集资合股"的参与者之间签订的载明权利责任的契约，则是中国最早的股票雏形。
当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证券的出现，在中国则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相继对外开埠通商，有价证券及其交易，就跟着第一批最先进入所开商埠的外国洋行在中国出现。外资在华设立的各类股份制公司企业，把西方国家已普遍采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形式和集股筹资的方法带到了中国。
中国仿效西方，采用股份制发行证券组织近代企业公司的活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与此同时，清政府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起，举办旨在"自强"的军事工业。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经费难以为继，70年代后，为借重民间私人资本，解决国家财力不足，洋务派仿效西方股份制，采用"官督商办"和"商办"等形式，兴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国近代民用企业。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诏筹建上海轮船招商局。随着该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认定和筹集，中国第一家近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和中国人自己发行的第一张股票诞生。继航运业后，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险业、矿业、纺织业和通讯电报业等方面得到普遍运用，于是又有一批华商股票应运而生。如仁和保险、济和保险、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等都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华商股票。原先附股于外资企业公司的中国人，此时也纷纷移资或投资洋务民用企业，或自立门户举办近代工矿企业公司。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创办的新式工矿企业就有十五六家，这些矿业公司都发行了股票。至此，华商证券的发行已小有气候。
证券一经产生，证券交易不久也随之出现。据史料记载，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证券买卖交易活动，但仅局限在外商之间，买卖并不兴隆。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殖民经济的初步"繁荣"，外商证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跃。6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棉业投机热潮席卷上海，在华外资银行获得丰厚利润，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华银行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曾高达25英镑；（注：《字林西报》，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资航运公司获利也很丰厚，航运公司股票成为银行股票以外的另一买卖热点，以致市场上证券交易额"日以百万计，投机交易有时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业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从事股票买卖的证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泾桥北，出现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有价证券的英商长利公司，后来又有几家这样的公司相继设立。"店多成市，该业始发达"。（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之略史》，载《银行周报》第3卷总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外资又开始进入租界公用事业和其他实业，市面上又出现了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电灯公司等十几种新股票。西商各证券掮客为谋本业前途的发展，于1891年联络同业，组织上海证券掮客公会即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商在华所设各事业公司的股票。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初步形成。
至于中国华商进行的证券交易，若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商附股外资企业公司的证券活动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社会资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新办的近代企业不久便获厚利，加上个别企业发放优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产、银洋买卖投机之外，又热衷于对新式企业的股票、债券的追逐。
1882年前后，先前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厂矿企业经营成功，获利很高，股票价格成倍增长，如轮船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82年却涨到了200两以上；（注：《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31页。）1881年年底，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前夕，其面值100两的股票在上海市场上的价格就涨至150两左右，到1882年6月，竟还有人愿以每股237两的价格收进。（注：《申报》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响，人们争相购买荆门煤铁矿、长乐铜矿及鹤峰铜矿等十几种刚上市不久的矿业股票，这些股票的价格很快超过其面值。如长乐铜矿和鹤峰铜矿的股票面值均为100两，1882年最高价分别达到220余两和170余两。（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当时的《上海新报》和《申报》等华文报纸，对此都有专门报道。这些矿业股票筹集的股金就有白银300万两，其市场交易额估计在1000万两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资金。
受矿业股票上涨行情影响，其他上市的洋务企业股票价格也随之全线上涨。如上海电报局100两面额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两大关；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股票价格也溢出原价15%左右。（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
华商证券交易，起初既没有固定的场所，又没有相应的交易规则，证券转让、买卖一般在亲朋好友、熟人中"以亲带友、以友及友"进行。成交的价格却视外商证券行情和证券本身的市场供求而定。后来，随着证券发行量的扩大，持有证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证券的品种和数量也越大，证券买卖变成了经常的需要。于是"为各项公司通路径而固藩篱"（注：《申报》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9月成立。该公司内部组织分明，还订有章程，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设立首开中国有组织的证券市场的先河，成为中国自设证券交易所的权舆。
由于对矿业股票的过分投机，加之买办商人胡光墉投机丝业失败和中法关系趋紧等其他原因，引发了1883年10月的倒账金融风潮。矿业股票连同其他华商股票即行下跌。低价出售也无人承接，连平时素有信誉的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股票的价格也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矿业股票更是无人问津，几乎形同废纸。介入股票投机和承做股票质押的钱庄受累倒闭，破产者不计其数。一度空前兴盛的股票市场低落至极点，直至10年之后，一般商人仍"视集股为畏途"，（注：《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见《申报》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1960年版：《洋务运动》（七）第316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见这次风潮对证券投资者心理打击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国早期证券和证券交易视作中国证券市场的萌芽的话，那么，1895年以后至清末，中国证券市场就进入了初步形成阶段。
随着国外资本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和铁路公司在华的设立，以及铁路借款、矿业借款与政府借款的签订，外国在华发行的外资证券规模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振兴工商、实业救国"的呼声再一次引发了中国第二次设厂办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励兴办各式银行、企业。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率先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间，中国先后创办新式厂矿企业386家，资本额达8.8亿多元，华商在机械制造、电力、采矿、棉纺和其他工业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华商股票的发行量也随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债制度也在1894年前后移入中国。1894年清政府为筹措甲午军费，仿效西方，向国内发行公债，"息借商款"。此后，又发行了"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两次公债。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苏松太道吴健彰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向外国洋行赊账雇募船炮，首开中国近代举借外债先河。随后海防借款、军需借款、抵御外侮借款、赔款借款、实业借款、铁路借款、矿业借款，甚至行政经费借款，一发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债208笔，债务总数为白银13亿多两。（注：《清代外债史论》，第672页，许毅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在证券交易市场方面，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最显著的表现是上海众业公所的设立与发展。原先设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后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等金币公债，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记、鸿源等大纱厂新股票的面市，业务发展出现了较大转机。1898年，该所修订了章程，但仍无固定交易场所，证券的交易买卖，多在旧西商总会内或在汇丰银行门前阶沿进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国联军入侵的混乱之际，攫取了中国的开平煤矿，由于这一产权的中外转移，原持有该矿股份的华人纷纷将股票出售或转让，给原来不甚景气的股票交易市场带来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旧西商总会租定了部分房屋作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酝酿改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该所采取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参与证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会员即扩充为100人，其中西商会员87名，华商会员13名。交易买卖的证券有中国和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国政府金币公债，（注：《民国经济史》，第153页，上海银行学会编，1948年版。）后来又增加市政公债。当时进入这个市场开拍的股票先后有：公和祥码头、椰松船厂、公益纱厂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迁址上海外滩1号。
由于西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除为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在华筹集资金服务外，还是少数洋商投机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顾中国社会经济和投资者的利益，1910年爆发的橡皮股票风潮就是最好的例证。1903年，英国投机商人麦边在中国成立蓝格志拓殖公司，开业后的头几年并没有多少业务，1909年国际市场橡胶涨价，国外经营橡胶园种植业和投资橡胶工业的人获利丰厚。麦边便借此机会，于1910年初大造舆论，宣扬经营橡胶行业可获巨利，并谎称其公司在澳大利亚拥有大片的橡胶园。为了诱骗人们购买其公司股票，他编造该公司的经营发展计划，奢言年分红可达45%左右。人们不明真相，竞相购买。"仅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标卖，已有以七十两之巨价承购者"。（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中掀抬股价，橡皮股票价格暴涨。麦加利、汇丰和花旗等外商银行见有利可图，便与麦边勾结，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举又造成了该公司信誉可靠、实力雄厚、盈利可观的假象。争购者于是更加踊跃，连许多钱庄也都转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价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地里趁高脱手，卷款潜逃。其他外商亦步麦边后尘，纷纷抛售手中的橡皮股票。这时，外资银行宣布停办此项股票的押款，（注：《上海钱庄史料》，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骗局败露，人们又争相抛售橡皮股票，但无人购进，橡皮股票价格一落千丈，最后成为废纸。持票者纷纷破产，钱庄也因此倒闭了二十多家，市面极度恐慌，酿成了一场金融风潮。更为严重的是这次风潮使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遭受沉重打击，中国股票市场自此进入低谷。
此期的华商证券交易市场较1883年前，交易规模总体上有所后退，但也不乏市场新热点。一方面，随着1895年后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尤其是银行的创办和商办铁路公司的出现，证券交易又渐有起色。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债券成为交易买卖的新热点。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后，清政府又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设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省银行和私营商业银行也在此期设立。这些新兴的银行发行了大量的股票，这些银行股票在市场上十分受人青睐。1903年，清政府开放铁路，"寓商于路"，提倡商人设立铁路公司，集股筹资承办铁路。于是，1903-1907年，全国15个省份先后成立了18个"官商合办"和"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铁路股票。这类股票一经发行，便成为市场亮点。在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矿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的带动下，中国近代证券市场初步形成。而这时的政府公债由于发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视购买公债为对朝廷的报效和捐助，故当时购入者，也不敢在市场上出售，所以还未形成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证券市场组织形式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自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倒闭后，虽先有1904年梁启超提出了组织"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的倡议，后在1907年又有上海买办商人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组织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视和采纳。华商证券交易一直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中。光绪末年，上海买办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关桥开设了专营证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买办商人孙静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开设了另一家专营证券的"信通公司"，但规模和功能远不能与原先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专营的证券公司外，许多茶商、钱商、皮货商、古董商和杂货商以及买办也兼做股票买卖。这些股票掮客经常出入茶馆，在经营本业的同时，还洽谈股票生意。约在1910年前后，股票交易买卖活动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楼，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茶会"时期。
总之，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40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现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中国证券市场一开始便存在华洋两个不同体系的市场，这正是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写照。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后期的证券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

C. 股票的名称

当股票名称前出现了N字，表示这只股是当日新上市的股票，字母N是英语New(新)的缩写。看到带有N字头的股票时，投资者除了知道它是新股，还应认识到这只股票的股价当日在市场上是不受涨跌幅限制的，涨幅可以高于10％，跌幅也可深于10％。这样就较容易控制风险和把握投资机会。

当股票名称前出现XD字样时，表示当日是这只股票的除息日，XD是英语Exclud(除去)Dividend(利息)的简写。在除息日的当天，股价的基准价比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要低，因为从中扣除了利息这一部分的差价。

当股票名称前出现XR的字样时，表明当日是这只股票的除权日。XR是英语Exclud(除去)Right(权利)的简写。在除权日当天，股价也比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要低，原因由于股数的扩大，股价被摊低了。

当股票名称前出现DR字样时，表示当天是这只股票的除息、除权日。D是Dividend(利息)的缩写，R是Right(权利)的缩写。有些上市公司分配时不仅派息而且送转红股或配股，所以出现同时除息又除权的现象。

D. 岑春煊的人物生平

据族谱记载，岑春煊的祖上是东汉时排名云台二十八将第六位的功臣岑彭。在宋朝时，落籍浙江余姚的岑彭后裔岑仲淑随狄青平侬智高有功，便世居广西为土司。岑春煊家原本是上林峒长官司的世袭土官，由于乾隆年间改土归流，便成为平民。到其祖父岑苍松时，始以文学起家。岑春煊之父岑毓英因平定云南回民起义有功，官至云贵总督，成为清廷的封疆大吏。
咸丰十一年辛酉三月二十三日（1861年5月2日），岑春煊出生于广西省泗城府西林县那劳村，他是岑毓英第三子，人称“岑三”，因为人性格多变，敢作敢为，又称“颠三” ，原名岑春泽。岑春煊少年时就读于泗城（凌云）云峰书院，后随父亲岑毓英赴任地读书。1879年时，岑毓英考虑到 “滇桂僻处边地，弟子见闻隘陋，无所师法”，便命岑春煊到北京学习。 客居北京的岑春煊是一个有名的纨绔子弟，据汤用彬《新谈往》记载：“春煊少跅弛，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如宴也。”他与劳子乔、瑞澄被时人称为“京城三恶少”。
岑春煊因其父恩荫，很快就由监生加捐主事、签分工部学习行走。1881年，他因病请假回家休养，1885年参加广西乡试，考中举人，奉旨到部候差。1888年，他又报效海军经费，奉旨以郎中归本部即补。同年光绪帝大婚，岑春煊充派为办处帮总办。由于这是一个实缺，因而他备受瞩目。这时他听从算命先生的话，把名字“春泽”改为“春煊”。1889年，岑毓英死于云贵总督任上，岑春煊回广西守制，1892年再赴北京，清廷授其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卿。 岑春煊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在战事吃紧，“大臣畏葸不前”的情况下，岑春煊曾两上奏章，毅然“自请效力前敌” ，被派到刘坤一营中当差，不过刘坤一因岑春煊早年放荡声名，不予重任。 当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威海告警时，他又主动请缨，被派往烟台总理营务，开掘地营，布置防务，颇尽职守。后来日军猛攻营口，他又请求率军赴援。但由于清朝腐败，中国难逃失败的厄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岑春煊对此愤懑难平，辞职离京，隐居桂林，甚至产生了遁入空门、不再出山的念头。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岑春煊目睹国事日非，不能不有所触动。他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中，先后参加了上海强学会和北京的保国会，并于1897年2月亲自和康有为等人筹议成立了维新变法运动中广西最具影响力的维新社团——桂林圣学会。1898年夏，岑春煊陪其幼弟岑春荫进京赶考，在此期间受光绪帝召见，他除了提出兴学校、练新兵、讲吏治、信赏罚诸条外，还上专折吁请皇帝要操掌实权，不要徒有其名。 戊戌变法时光绪帝下达裁撤冗官的诏令，就是受岑春煊建言的直接影响。
1898年8月31日，岑春煊被擢为广东布政使。他抵达广东后，同以两广总督谭钟麟为首的阻挠改革的顽固派进行了相当果敢的斗争。他在广东吏治改革作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裁撤各闲散机构和人员，甚至把谭钟麟总督衙门中的文案也予以裁并。并拟对谭钟麟的亲信、贪财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罢官严惩，欲杀一儆百。新旧之争，势不可免，岑、谭二人互相参奏，乃至拍桌相骂。在京的维新派人士也遥相呼应，宋伯鲁递呈了康有为代拟的《请惩办谭钟麟折》，以阻挠新政为由，请严惩褫革。光绪特命湖南巡抚陈宝箴对谭严密访查，“速行参奏”。
岑春煊的目光所及不仅仅广东一隅，他还十分关注北京的形势和全国的变法大局。于外交，他认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和康有为的联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对列强瓜分，只有“固民”才能“御侮”。于内政，他提出“苏民困”；取消“昭信股票”；查禁米粮出口，抑平粮价；防止白银外溢；设彩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粤汉铁路，防止外资渗入；让商人“自购战舰”等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被光绪部分采纳。
由于岑春煊在变法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戊戌政变后亦受牵连，多亏“荣禄为缓颊” ，方得幸免，改调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在甘肃期间，亦不忘上奏弹劾谭钟麟，最后谭钟麟被免去两广总督之职。以藩司弹劾制宪，在有清一代几为仅有，岑春煊也开始以刚直闻名于世。 1900年，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引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岑春煊在甘肃听说后，率2000兵马星夜兼程赶来“勤王”，到了北京后被调到张家口驻扎以备俄。 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岑春煊赶来救驾，被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在此期间，流亡海外的岑也和他的幕僚张鸣岐等人制定了一个帮助光绪夺回政权的计划，试图配合康有为等保皇势力发动政变，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而慈禧太后则因岑春煊雪中送炭而对他极为信任，授其为陕西巡抚，翌年调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审时度势，力言“山陕大灾之后，万不能再开战衅”，令娘子关、固关守军后撤，以示讲和诚意，并解决毓贤在任时的教案遗留问题，并预拨银两给传教士，杜绝联军进兵口实。后来这笔钱被传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学堂创办费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学。除此之外，岑春煊还聘请日本教员，创办了山西农林学堂。在山西兴办新式学堂是他主张变法自强的最早实践。
1902年7月，岑春煊改任广东巡抚，原拟入京陛见后南行赴任，结果四川哥老会蜂起，清廷又命岑春煊赴成都署理四川总督，平定了变乱，并创办警政，处置了一批贪官污吏。其后又为平息广西土匪，清廷令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民国时的风云人物龙济光、陆荣廷等，就是这一时期被岑春煊收编的。除了平息匪乱之外，岑春煊还在两广大力惩办贪官污吏，使“官屠”之威名远扬。另外，岑春煊不遗余力地在广东推行新政，他展开军事改革，他以常备军、续备军、巡警、州县士勇来代替绿营，分别执行作战守备、缉捕清乡、维持治安、护解饷犯的任务，并拟就了精简武员的详细计划。为了扩充军事人才，他大办军事学堂，次第成立了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中小学堂、警备学堂等。同时，他还兴建新式学堂，在广州设立了“学务处”专管教育，创办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以及测绘、蚕业、农林等专业学校，并改两广师范学堂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又选派士子去日本留学，为两广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岑春煊非常欢迎。预备立宪上谕刚一颁布，岑春煊便特派亲信到上海，写信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怂恿他们拉人结社，并捐出开办费一万元，还表示愿每年提供经费一千元。于是，预备立宪公会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由岑春煊手下的老幕僚郑孝胥充任会长，是为清末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岑春煊作为该会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纵者，其作用不言而喻。岑春煊与海外保皇党人的关系亦迹象昭然。1905年，他曾默许亲信幕僚周善培到香港与梁启超会晤。
岑春煊在两广惩办贪官，损害了庆亲王奕劻及其同党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利益，而朝中清流领袖军机大臣瞿鸿禨欲扳倒庆、袁，便与岑春煊相联结，引发了“丁未政潮”。1906年9月，庆、袁一派借口片马问题非岑春煊解决不可，使朝廷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岑春煊没有赴任，却前往上海治病，期间各方人士访谈者甚众，包括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 1907年3月，忽有旨调任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且不必进京请训。岑春煊认为这又是庆、袁的诡计，于是坐船从上海到武汉，在武汉电请入觐，又不待上谕而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径自赴京。慈禧太后四次召见岑春煊，岑春煊痛陈时局之非，并弹劾庆亲王纵容贪腐，还声称要留在北京作皇上、太后的“看家恶犬”。 慈禧虽未惩办庆亲王，但也嘉奖岑春煊的忠诚，任命他为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刚接受任命，就弹劾了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侍郎朱宝奎，使其革职，后又劝说慈禧罢斥袁世凯另一亲信段芝贵。瞿鸿禨也趁机动员江春霖等言官上章弹劾庆、袁，为岑春煊造势鼓劲，甚至坊间传闻庆、袁将倒台，岑春煊将接替袁世凯来坐镇北洋。
眼看岑春煊就要在京师站稳脚跟，庆、袁地位不保，立刻展开反击，对慈禧说岑春煊是康梁一派，居心叵测，慈禧便怀疑起岑春煊，将他外放为两广总督。1907年4月17日，岑春煊解职出京，他不去广州，却往上海，伺机反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得此消息后，于4月23日至5月5日专程回沪等候，企图和岑春煊见面。岑、梁是否见了面，由于行踪诡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凯却于此时通过上海道蔡乃煌抛出了一张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递慈禧，使慈禧震怒，将岑春煊开缺。伪造照片之事，得到了同盟会员陈少白的帮助，原因是岑春煊过去曾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省港粤路股东与同盟会极为不满，不愿他返粤莅任，因此联手袁世凯除掉岑春煊。但仅六年之后，国民党人又和岑春煊走到一起，故史家感叹“政治上离合靡常是非不一，这却又是一事例”。 丁未政潮后，岑春煊赋闲杭州，后又至上海就医。袁世凯为斩草除根，嗾使蔡乃煌散布不利于岑春煊的谣言，甚至伪造岑春煊劝浙江巡抚增韫“举大事”的信函，所幸增韫以原书寄岑，得以揭发奸谋。 1908年冬慈禧、光绪相继驾崩，袁世凯亦被罢黜，岑春煊才得以在上海静养三年。
1911年，因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南方数省爆发保路运动，四川尤烈。当年9月15日，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这年夏天，以国会请愿运动失败、皇族内阁成立、保路运动受压等事件为引子，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岑春煊原本就是立宪派的一员，自然也开始与清政府产生裂痕。他明确反对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对四川保路运动力持主抚态度，发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业电》，宣称“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甚至于9月20日致电内阁，辞职相要挟，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与特恩之诏同时并布”。 9月29日，岑春煊前赴四川时途经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澄详商，仍坚持前议，瑞澄再三劝告，岑春煊百折不回。他自知清廷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议，便电请病假回沪，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岑春煊未作停留，于次日乘轮离开武昌。
清政府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十分惊恐，决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凯，于10月14日发布了岑、袁分别补授四川、湖广总督的任命。岑春煊对这一任命再三辞却，清政府多次恳请勿再固辞。立宪派主导的四川保路同志会也宣言：“目前各衙门告示，除将军玉昆、岑宫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无睹焉可耳”。 岑春煊推辞不过，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时提出扩编军队为十营，增拨枪炮子弹，发银一百万两等条件，清政府无法兑现。10月29日，岑春煊因筹划兵饷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为由辞职。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暂署川督，虽然还给岑春煊保留位置，但他终不复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岑春煊公开站在了革命阵营一边，通电要求清廷及袁世凯顺应形势，实行共和。 这标志着他从清廷官僚到民国政客的蜕变。 1912年2月，清帝退位，紧接着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1912年5月，袁世凯让岑春煊担任贵州宣慰使，他不客气地回复，目下“中外治权，是分是合，体段全无，官制各法，甚无依据，正上无道睽，下无法守之时”，如此情形，有“何义可宣，何德足慰？” 他在拒绝袁世凯的同时，又和革命党人保持一定距离。1912年3月，主要由清末立宪派组成的国民公党成立于上海，岑春煊为名誉总理，后该党与同盟会等合并组成国民党，岑春煊当即宣布退出。1912年6月，他利用同盟会员福建军政府民政部长彭寿松行为不检、遭到福建地方势力反对之机，应邀入闽任福建宣抚使，驱彭后企图控制福建未果。1913年初，他又接替了黄兴的粤汉川铁路督办职，打算借“护路为名，寄以军令”，成立两师听命于他的军队，也因袁世凯作梗而搁浅。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发生，辛亥后表面平静的政局又剧烈动荡起来，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集结。岑春煊为革命党人所关注，“西林（岑春煊）勇锐过国民党，孙、黄阴寄厚望” ，特让章士钊去做他的工作。岑春煊与袁世凯素有积怨，双方在反袁问题上一拍即合。4月间，孙中山、黄兴、汪精卫、李根源、宁调元与岑春煊多次秘密会晤。 此后，岑春煊便积极开战其反袁活动，他接连发出通电，严斥袁世凯掩盖‘宋教仁案”与政府的关系，庇护凶犯赵秉钧，干涉制定宪法、擅借善后大借款等违法行径。鉴于统一党被王揖唐出卖，他和章太炎重组统一党，抵制当时大多数“中间”党派纷纷倒向袁世凯的浪潮。他力图扩大反袁统一战线，与章士钊、谭人凤专赴武昌策动黎元洪反袁，并做上海唐绍仪、广西陆荣廷、广东龙济光、龙觐光等人的工作。他与袁世凯公开决裂，6月8日坚辞粤汉川铁路督办职，并在胡汉民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旗帜鲜明地与南方革命党人居于同一阵线。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6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推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两天后，岑春煊抵南京就职。22日，各省议会联合会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开会补行正式选举手续，全票通过举岑议案，“凡独立省分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 这祥，岑春煊就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袁力量的总指挥，各地分散的反袁势力有了一面统一的公开旗帜。革命党人对此极感兴奋。广东“纯粹之粤派之国民党，则欲戴岑西林为粤督”。 海外英荷属殖民地七十九埠华侨和美国国民党支部专电岑，拥护其为大元帅。 岑春煊俨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岑春煊制定了联络广东、广西、福建三省“与南方各军一致进行誓师北上”的计划。7月29日，他偕李根源、马君武到达广州，当即发出劝旧部陆荣廷、龙济光讨袁电，邀约诸人至梧州面筹一切，并允代筹军饷，被陆、龙拒绝。8月1日上午，岑春煊在广州召集高级军事会议，举行北伐誓死大会。但二次革命的形势却急转直下，7月28日，南京战事便已失败，黄兴逃往日本。龙济光部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由梧州东下进攻广州，岑春煊固守不弃，8月4日夜，观音山已有敌“大炮震撼”，广州民军也发生哗变，岑春煊的北伐计划未及发动便宣告破灭。他本人也仓促出逃香港，转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岑春煊亡命新加坡以后，与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成立了“中华水利促进社”，进行反袁活动。1915年12月，袁世凯决意称帝，蔡锷等在云南掀起护国运动，岑春煊闻变后立即从南洋赶回国内，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启超处，与国内的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李烈钧，香港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潜，美国的黄兴等人保持频繁联系。一时间，梁启超在沪寓所成为海内外反袁势力进行联络的一个最重要据点。
按照原计划，岑春煊欲往护国运动的大本营——云南。但当时护国军最感棘手的是“饷械俱缺”。经唐继尧电请，岑春煊于1916年1月底由张耀曾陪同改赴日本。3月20日，岑以云南军政府代表名义向日本借得一百万日元和部分枪械弹药。
云南独立后，两广成为关键。岑在促使两广独立上起了特殊作用，致书广东督军龙济光，要求他们“审机立决，迎合时势人心，起而为滇黔后劲，结成一气，据以号召全国义声”。 在各方压力下，陆、龙先后宣布独立，滇黔桂粤连成一片，护国运动的声势顿时大增。为了协调动作，岑春煊、梁启超等人打算成立一个具有独立各省联盟性质的组织。4月19日，岑春煊由香港抵广东肇庆，筹备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统一了两广军权。
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能把所有反袁势力全面联合起来的组织，但在筹组这个组织——军务院的时候，独立各省内部却产生了分歧。龙济光、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甚至孙中山都认为以岑春煊出任领袖最为合适，唯独蔡锷却激烈反对。云南是首义之区，蔡锷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大敌当前，若内部不统一，于反袁斗争不利，也与成立军务院的宗旨相悖。为了打破僵局，避免内讧，岑春煊以唐继尧“首义功高，力主推戴”，最后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副之，兼摄行抚军长职。1916年5月8日，军务院几经酝酿在肇庆如期诞生。
军务院是一个各派的联合体，主要由滇桂两系地方军阀、梁启超的进步党和国民党内以欧事研究会为核心的稳健派组成。这种组合形式给岑春煊提供了绝好的活动场所，他以中介人、调停人、缓冲人和各派联系人的身份出现，成为把各派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很自然地被推为盟主而发挥较大作用。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以反袁为目标的军务院失去了维系各派团结的胶着点，梁启超建议撤销军务院，岑春煊等则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倒袁只是成立军务院的目的之一，并非全部目的。他特别提出恢复约法和国会两大问题，于6月8日又致电唐继尧等，明确指出今后新旧约法之争便成为南方义军的“生死存亡之点”。 这份文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与6月9日孙中山《规复约法宣言》前后呼应，成为护法运动的先声。6月16日，岑春煊致电黎元洪，提出恢复约法、总统依法就任、撤军和召集军事特别会议四项为撤消军务院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被北京政府部分接受，梁启超等人更感到应该立即撤消军务院以示响应北方之姿态。岑仍坚持“现在阁员未全就职，国会未经同意，内阁尚未正式成立，吾人仍应自守条例，不必取消”。梁启超等恼羞成怒，四处散播岑春煊缓撤军务院是想“留此为交换条件，是政客逍遥海上，绝不知军中甘苦，而放言高论”。 迫于梁启超的压力，岑春煊、唐继尧于7月14日宣布撤消军务院，护国运动结束。 岑春煊本来在其就职宣言中称，袁世凯倒台后他就不问政治，惟尽力于社会事业，1916年10月回桂林扫墓后就返回上海静居。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护国运动使岑春煊的政治地位陡然增长，就不可能轻易摆脱政治。1917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掀起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西南军阀极力想把岑春煊作为一杆大旗抬出来和孙中山相对抗。在酝酿护法军政府设立大元帅时，李烈钧就向唐继尧献策：“为应付中外大势，则宜推孙中山，为消除两粤障碍，则宜推岑”。1917年11月，桂系军阀莫荣新公开通电，商量湘粤桂三省建立都司令部问题，推岑春煊当都司令，企图将护法军政府挤出广州。与此同时，唐继尧也连发两电，提出在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政务委员会的计划，并由岑春煊总揽筹商事宜 ，企图以岑春煊来取代孙中山。所有这些使岑春煊的权力欲极度膨胀，他亲自出马发起所谓“西南自主各省联合会”，“明为销融陆荣廷孙中山两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型”。该会网罗面极广，李烈钧、方声涛、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章太炎、陆荣廷均在其内；另外还同北方直系的冯国璋、李纯、陈光远“早通声芥”。 1918年1月15日，“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东成立，奉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隐然与军政府取对峙之势”。孙中山对此强烈抗议，认为该会“于约法无根据，指为督团之第二，事遂中梗”。
以岑春煊为首的反孙派见联合会不能取代军政府，便准备以改组军政府的办法来推倒孙中山，1918年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5月4日，孙中山被迫辞职。非常国会推选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7月3日，岑春煊自上海至广州，7月5日军政府宣告改组成立，8月21日，军政府举行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他名副其实地当上军政府的头号人物，成了西南军阀的代理人。而孙中山则意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离开广州，远走上海。
其后，岑春煊开始主导南北议和。先前在1917年11月，粤桂湘三省组成联军北伐，与北洋军激战于湖南战场。战争开始不久，岑春煊便对战事进行秘密调停。他伸出两只触角，一与北京的冯国璋、王士珍密商；一与南方的直系将领联络。 1918年10月7日，北洋政府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和岑春煊以交战双方最高领袖身份发表主和通电。孙中山积极推动的作为护法战争主要方向的湘南战事偃旗息鼓，声势浩大的护法战争在岑春煊等人的出卖下只剩下陕西等省的局部战斗。1919年2月，南北和平善后会议在上海开幕，虽然不久便无果而终，但岑春煊仍未死心，继续委派章士钊、刘光烈等人在沪同北方徐世昌的代表秘密谈判。 但是，岑春煊没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他的得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各派势力中的“平衡”。而由于各方势力的勾心斗角，这种平衡非常脆弱，再加上岑春煊越来越偏向于桂系势力，使他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调和者的身份难以维持下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率先举起反岑反桂大旗。1919年6月，在国会中倾向孙中山的“照霞楼议员”提出不信任主席总裁案，岑春煊被迫一度辞职。同年8月，孙中山正式宣布与军政府决裂，并开始绸缪武力讨桂计划。
1920年，岑春煊在对四川的控制、南北议和中各派权益的分配和驻粤滇军的指挥权等间题上又与唐继尧完全闹翻，军政府更加风雨飘摇。3月24日，唐继尧将岑春煊秘密与北方议和的内幕文件全部公开，指责此与护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并邀约国会议员来滇。3月29日，军政府总裁兼外交财政部长伍廷芳携带款印出走。广州国会两院秘书厅也在议长林森指挥下，封存卷宗分批运往香港。军政府后院起火，岑春煊气急败坏地违宪派兵搜查国会，引起舆论大哗。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三总裁宣告脱离军政府，军政府七总裁所剩无几。8月7日，在滇国会两院召开联合会议，通过议员万鸿图等人提案，以“毁法误国”罪一致议决罢免岑春煊军政府政务总裁的职务。8月11日，岑春煊孤注一掷，命令桂军进攻福建陈炯明军阵地，粤桂战争开始，桂军兵败如山倒，岑春煊甚至还收到过装着炸弹的木匣。1920年10月23日，陈炯明部兵分三路总攻广州，桂系大势已去，当天岑春煊通电辞职，声称他是受江苏督军李纯自杀而感动，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速开国会，共图善后。次日，军政府被宣布取消，岑春煊再次离粤赴沪，他的政治生命也宣告终结。
岑春煊退居上海以后，仍与章士钊、杨永泰、李根源等多有往来，但都是私人应酬，无关公务。1922年，岑春煊与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妇同游苏州，并买宅作久居计。旋与李根源叙旧，自述生平，1930年出版为《乐斋漫笔》一书。1932年淞沪抗战时，岑春煊捐助十九路军三万元以支持抗日。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去世于上海。临终前留下遗言：
“民国初元，息影上海，窃谓共和国已立，势无可翻，理自拥护。观袁氏柄政作威，甚至称帝，前欺清廷孤寡之余，后戮民党俊秀人士。激于义愤，遂尔兴师。护国、护法两役，春煊从国人之后，以勘定祸乱于一时者。职是之故，十载以来，幸还初服，党国蔚然，与观厥成，老朽余年，冀享治平之乐。国家多故，又成鱼烂之形。道路之言，举谓一党专政，弊端绝大。党费出自国币，纵容无数血气未定、学问未成之青年，使之干涉百政，刍狗万物，欲国无乱，何啻却行求前？况乎后十年之政权，都在此辈青年之手，今以修养迫之，期用于不成熟无意识之政党运动，此其断丧社会之人材，虚耗国家之元气，预造未来国家之恶运，尤为无可恢复之损害乎！近自东北告变，国难日深，政党各有指责，春煊以为阳九之会，事属非常之原，国民党独任其艰，应须国民同情顺受之处，亦何止一二数？独至一党之樊，关系太大，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而有余。春煊与党同一国家，各有子孙。心所谓危，何敢不告？
春煊今年七十有三，近以心脏衰弱，遂形肿胀，气息仅属，百念俱灰。儿辈叩请遗言，顿有感触。吾家三世服官素以清廉自励，既无长物，何用安排？且诸儿多不率教，后惟听其自立，生平耻怀溉犊之爱，临终安用贻谋之谈？惟国家事属一体，为首当为国，而为国之要，不外‘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语，以党限之，势难尽就，前此任潮（李济深）、德邻（李宗仁）两君来访，曾为郑重揭橥是义；垂尽之声，仍不越此。儿曹其此公布于是，供奉国贤豪长者之参考。国是有豸，无任悚惶。”
岑春煊死后，安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文革时墓被毁。

E. 晚清四次发行公债，名号响亮“爱国公债”，为何却成了“哀国公债”

在腐败的土壤下进行任何改革，最后肯定会失败的。晚清的金融改革也是如此，晚清四次发行的公债，虽然打着“爱国公债”的旗号，但是最后还是沦为了统治阶级贪污腐败的工具，只能落个“哀国公债”的骂名。

第一次公债

首次公债发行的时间是在1894年。这次发现公债的出发点是弥补军费的不足，给出的条件也十分优厚，但是由于晚清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同时加上首次公债发行工作发准备不补分，只募集到1102万两。最后更是被腐败的统治阶级把公债由募集资金变成了勒索钱财。

同时由于晚清腐败的官场氛围。只怕这1102万两最终用到实处的零头都不到。跟可气是这样就把公债的名声搞臭了。以后再发行公债人民大众谁还会信呢？

第四次公债

在晚清覆灭前夕，晚清还在垂死挣扎但是国家信用已失，人心已散，覆水怎么还能收呢？

虽然1911年，这一轮公债，名称取得很爱国，美其名曰：“爱国公债”。但是，“爱国”公债在腐败的统治阶级手里只能误国，甚至成为卖国的工具。公债刚开始发行不久，满清帝国就随风而逝了。

最后“爱国公债”也只能成为“哀国”公债了。

F.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发行的债券

我国首次发行的债券，是1894年清政府为支付甲午战争军费的需要，由户部向官商巨贾发行的，当时称作“息借商款”，发行总额为白银l l00多万两。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交付赔款，又发行了公债，总额为白银1亿两（当时称“昭信股票”）。
自清政府开始发行公债以后，旧中国历届政府为维持财政平衡、都发行了大量公债。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政府先后发行了数十种债券。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曾于1950年1月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实际发行额折合人民币为2.6亿元，该债券于1956年11月30日全部还清本息。1954年，我国又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到1958年共发行5次，累计发行39.35亿元，至1968年全部偿清。此后20余年内，我国未再发行任何债券，处于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特殊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转向了经济建设。1981年1月16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理》，财政部为平衡财政预算，开始发行国库券，对象是企业、政府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和个人。截止1997年，连续发行了17年。
1987年，为促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大型项目筹集中长期建设资金，我国发行了3年期的重点建设债券，发行对象是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发行总额为55亿元。1988年，为支持国家重点建设，我国发行了2年期国家建设债券，发行对象为城乡居民、基金会组织、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发行额为80亿元.

G. 晋商是被谁搞垮的

明清五百年，晋商曾是中国最为显赫的商帮之一，他们开设的票号鼎盛之时，垄断了全国金融。

晋商在清代的辉煌还一度制造了一种奇特地图炮。康熙南巡时就跟人感慨，说朕经过吴越州郡，察看他们的市场、商业区，多是山西来的商人，本地商人很少，这应该是因为山西人勤俭节约、积蓄致富；南方人贪图奢靡，有一分钱就花一分钱。

电视剧里的晋商总是梳着辫子、穿着长袍，他们的影响力始终留在清朝。似乎一到20世纪，这帮显赫一时的商人就消失不见了。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对票号的大笔欠款无法清偿。1911年11月，经过袁世凯内阁同意，清廷还打算向各票号借款500万两。

然而各票号在两次会议商讨后，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号借款700万两尚未归还为由，拒绝了此项贷款。显然，借给清政府的700万坏账是不可能要回来了。

随着政治靠山的倒台，票号的信誉也遭遇巨大危机，各地出现挤兑风潮，票号开始大规模倒闭。到1913年末，山西帮24家票号中已有5家倒闭，包括「天下第一票号」日升昌。至1921年，仅有4家幸存，随后基本退出金融市场。

少数晋商通过中俄贸易在俄国购置资产，实现了资产转移，然而也并不能躲开厄运。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俄晋商的货币变为废纸，财产被全部充公，甚至性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晋商最为兴旺的地区，但这里的晋商也没能逃脱惨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国策动独立后，俄国人对当地富裕的华商进行了系统性的洗劫。

据《大公报》记载：「车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号四五百家，强半被俄匪抢劫，各旗之商人已知确被抢害者三十余人……万源长四人、世泰荣铺长被匪开膛，铺伙被钉树上而死。」晋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商业领域也由俄国国企尽数夺走。

随着两次押宝的接连失败，中国一代商业传奇最终只得随之衰败。晋商这个词再一次为人所熟知，就要等到「煤老板」的崛起了。

H. 李经野是清朝大官吗

李经野(1855-1943)，字莘夫，号曹南钝士，清末曹县（今山东省曹县苏集镇土地庙）人。光绪九年进士，次年被任命为户部主事。任内秉公执法，不避权贵，不与污吏同流合污。豁免苛细杂捐，减轻百姓负担，大力兴办学校。拒绝为袁世凯辅政和为日伪服务。多方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工作。 李经野，曹南诗社创始人。参与编写曲阜、单县县志，指导编写《汉儒学案》，主编《曹南诗社唱和集》。善书法，著述颇丰，但刊印甚少。基本信息 姓名：李经野 别称：曹南钝士 字号：莘夫 所处时代：清末民初 出生地：山东曹县 出生日期：1855年 去世日期：1943年 主要作品：《汉儒学案》《唱和集》 主要成就：曹南诗社创始人

个人履历

1879年(清光绪五年)中举，1883年(清光绪九年)会试，荣登三甲九十一名进士，次年被任命为户部主事。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任户部贵州司员外郎，是年升为福建司郎中兼财政处提调内仓监督。

李秉公执法，不避权贵，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山东省办理股票，当权者按田亩硬性摊派，加重百姓负担。清政府办理的昭信股票在发行过程中愈演愈烈的苛派扰民现象，招致民众强烈不满。他即以“此乃扰民之法”据情上奏，指揭各地办理昭信股票的种种弊端，请求严行查禁，或停止劝办。光绪皇帝当即采纳，严令禁止。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当时国家内外多事，李悲愤国势积弱，力主博求西洋政体，举行宪政，遭当权者猜忌。袁世凯等人乘机发难，罗织罪名，参奏李经野，李被贬为廉州知府。

I. 我国最早发行的两支股票详情介绍一下

康有为变法发行股票

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遭捕杀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这场变革史称“戊戌变法”。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为了延续保皇党，康有为在海外发动华侨，创办了中国第一张跨国股票。

据东森新闻网报道，收藏了康有为发行的股票的黄先生表示：“以宣传保国保皇保种为口号，先是进行捐款，后来以集资办实业为主。”

康有为斥发行昭信股票是亡国之举

其实，在康有为之前，清政府也曾发行过“股票”，不过，这份股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公债，它就是著名的“昭信股票”。

1898年1月30日，黄思永上书光绪《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提出应发行借款“股票”，以充分挖掘和积聚华民的财富，尤其是应“严责中外臣僚，激以忠义奋发之气，先派官借，以为民倡”，则“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财力，类别区分，各出其余，以应国家之急；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

此项借款关乎国家的自立自强，所以黄思永请将借款“股票”命名为“自强股票”。希望让民众明了政府借款是“因国计自强派股”，进而“人人晓以休戚相关之理，人人动其忠君爱国之忱”。后来，在制定章程之时，侍郎张荫桓将之改名为“昭信股票”，意即“就认股数目以昭信守”，显示政府信用。
在利益保障方面，此项股票定以一年见利，“既速且准”。正为财政危机困扰的光绪帝对黄思永的奏疏十分重视，传旨“著户部速议具奏”。户部上《奏准自造股票筹借华款疏》，基本上同意黄思永的方案。光绪皇帝当即批准，并对此次募集公债寄予了厚望。

只是，昭信股票在发行过程中，虽然朝廷颁布了严格的章程，作了还本付息的规定，但也严重背离原定章程。昭信股票的发行，最终演化成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强令捐输，使民众怨愤激增。昭信股票的发行导致人民怨声载道，朝臣有烦言，光绪只得在九月间下诏“著即停止”。

康有为对发行昭信股票一事坚决反对，斥为亡国之举，指出其结果只会“徒饱贪吏，于国计无益”。他还认为，无论外债内债都是挖肉补疮，如果不从经营自强着手的话，“则赔款无已时，借款亦无已时，是坐自毙也”。

梁启超后来评价昭信股票“实中国内债之嚆矢，而恐亦中国内债之末路也，……以若此之政府，本不足信，虽欲昭之，其乌可得”。

慈禧筹建自来水公司发行股票

在康有为之后，慈禧也曾发行过股票。光绪年间紫禁城的一场大火，使慈禧意识到自来水的重要，于是下令袁世凯筹建京师自来水公司，并且公开发行自来水股票。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袁世凯通过农工商部委派周学熙在京承办京师自来水厂。周学熙(1866-1947)安徽建德人，洋务运动重要人物周馥之子，民国初期地方财政、实业界的代表人物。

由于国库空虚，创办公司又需资浩大，所以公司采用了当时少有的集资方式——发行股票股本总额300万元，专招华股，由于采用了许多灵活优惠政策，如交股金在先者10股送1股等，故资金迅速到位，京师自来水厂1908年即投入建设，1910年便完工投厂。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一场火”引发一张“股票”，一张“股票”引出一段“故事”的由来。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股票大厅，也没有股民疯狂炒股的画面，只不过是一些留着长辫子的人手拿一大迭股票而已。不过，也不难想象这一张又一张投资工具，在当时民众的生活中已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J.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票，为何被指“搜刮民间财富”

我是“非本色”，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了。

1894年（光绪二十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爆发，但是清政府有限的财政，根本无法支撑起庞大的战争开支。为了筹集甲午战费，清政府实施“息借商款”，开始了我国首次国内公债发行。

在此之前，清政府的筹款方式一般为借外债，另外就是国内筹款--捐输。据《那桐日记》载：（1894年）8月17日，户部司官奉堂官命令，集合京城诸多票号、银号26家借款。到了26日，户部候补主事裕绂呈递一项条陈，重点之一就是筹款，条陈称：“自海上军兴，海口又皆封禁，不获已为权宜之计，借款英商，此策之下又下焉者也。盖一借洋款，则海外皆知，与其谋及外洋，不若筹之内地。（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作为户部司官的裕绂，非常清楚清政府解决财政的手段：在急需用款时，常向洋商特别是英商借款。而《翁同龢日记》载：（1894年8月）30日，户部尚书翁同龢致信司官那桐，称“商款不宜拨归内府，恐为言者所摭”。

据此推测，战争导致户部无法划给内务府相应的款项，不过，翁同龢不建议向外国借款，只有筹借内商款，并由内务府筹款。

昭信股票实物图

从偿还情况来看，“息借商款”的信用度还是较高的；而“昭信股票”基本没有按照部定章程认真偿还，一部分作为报效，据民国《安县志》载：“自王公以下京外文武大小各有情愿报效，不愿领本息者，准其具呈缴票，按给奖叙”，有的地方“所收之款究置何处，今无档案可查”根本不想还；还有的地方以增广学额的办法抵偿，据《平度县志》载：“以股票易实银归为办学之款”。

无法“善终”的发债行为，严重透支着清政府的公信力，梁启超认为“政府财政上之信用孚于其民”，可见，大清王朝已经走向暮年。

写了这么多，飘过的也给个苦力赞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