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短线交易是哪条啊

1. 大股东买入卖出股票是否要公告

必须的！
大股东买卖股份须知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份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
对于多次买卖的短线交易，有关规则作了最严格的限定，即：对于多次买入的，以最后一次买入的时间作为六个月卖出禁止期的起算点；对于多次卖出的，以最后一次卖出的时间作为六个月买入禁止期的起算点。
短线交易违规案例：A公司大股东在股份获得流通权后，于2007年3-4月间陆续减持公司股份600万股，但4月末又买入本公司股份100万股。尽管公司声称上述行为系经手人员误操作所致，但此行为已经构成短线交易，所得收益应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份须知
（一）持股申报及股份转让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此类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1.个人信息申报
有关规则规定，此类人员应在下列时点或期间内委托上市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网站申报其个人信息：
（1）新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申请股票初始登记时；
（2）新任董事、监事在股东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其任职事项、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通过其任职事项后2个交易日内；
（3）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其已申报的个人信息发生变化后的2个交易日内；
（4）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离任后2个交易日内；
（5）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时间。
2.可转让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
在当年没有新增股份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转让本公司股份数量=上年末持有股份数量X25％。
对当年新增股份的处理，有关规则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因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形式进行权益分派导致所持股票增加的，可同比例增加当年可减持的数量。因其他原因新增股票的，新增无限售条件股票当年可转让25％，新增有限售条件股票不能转让，但计入次年可转让股票基数。
对当年可转让未转让的股份，有关规则规定应当计入当年末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总数，该总数作为次年可转让股份的计算基数。
计算举例：B公司某高管2006年末持有本公司股票50000股，2007年1月新增买入本公司股票10000股，根据规定，其2007年可转让本公司股票为（50000＋10000）X25％=15000股；假设该高管在2007年末卖出本公司股票5000股，则2008年可转让股份数量为（60000-5000）X25％=13750股。
超卖股份违规案例：C公司高管于2006年8月上任，未向交易所及结算公司申报个人资料，未申请将其所持本公司20000股股份进行锁定，2007年5月该高管将股份全部出售，此行为属于超卖行为，其转让股份超过了上年末所持股份的25％。
（二）短线交易的规定
《证券法》第47条规定，此类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份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短线交易违规案例：D公司高管，于2006年10月―2007年3月间分次买入本公司股份20000股，于2007年6月1日卖出5000股，此行为构成短线交易，因为其最后一次买入时间2007年3月，至卖出时间2007年6月不足六个月，所得收益应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三）对交易禁止期的规定
为避免此类人员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内幕交易，牟取不当利益，有关规则明确设定了其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禁止期。包括：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
（2）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禁止期交易违规案例：E公司2007年3月23日刊登了重大投资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拟投资2亿元参股某券商，监察信息显示，该公司某董事于3月21日买入本公司股票20000股，此行为属于禁止期交易，涉嫌内幕交易。
（四）其他转让股票受限的情形
除了任期内减持比例、短线交易和交易禁止期的限制外，有关法规还规定了以下情形此类人员不得转让其所持股票：
（1）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2）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3）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一定期限内不转让并在该期间内的；
（4）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管理层亲属持股的披露问题
有关规则还要求此类人员应当确保下列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发生因获知内幕信息而买卖本公司股份及其衍生品种的行为：
（1）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2）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3）上市公司的证券事务代表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4）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或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特殊关系，可能获知内幕信息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述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买卖本公司股份及其衍生品种的，应在买卖行为发生的2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向深交所申报，并在深交所指定网站进行公告。
如何避免违规买卖股份行为的发生
首先，在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前，应知悉《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各种规则、指引中关于此类投资者股份持有及转让的规定，避免发生短线交易、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应避免误操作行为的发生。
其次，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委托公司及时向深交所和结算公司申报其个人身份信息，申请锁定其所持本公司股份，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超卖行为的发生。
再次，在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前，应当将其买卖计划以书面方式通知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应当核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重大事项等进展情况，避免发生禁止期交易的行为。
最后，董秘应牵头做好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大股东股份管理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醒本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知法、守法，规范交易；同时还应负责做好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个人信息的申报工作。

2. 大股东出货有什么规定

大股东买卖股份须知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份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
对于多次买卖的短线交易，有关规则作了最严格的限定，即：对于多次买入的，以最后一次买入的时间作为六个月卖出禁止期的起算点；对于多次卖出的，以最后一次卖出的时间作为六个月买入禁止期的起算点。
短线交易违规案例：A公司大股东在股份获得流通权后，于2007年3-4月间陆续减持公司股份600万股，但4月末又买入本公司股份100万股。尽管公司声称上述行为系经手人员误操作所致，但此行为已经构成短线交易，所得收益应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份须知
（一）持股申报及股份转让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此类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1.个人信息申报
有关规则规定，此类人员应在下列时点或期间内委托上市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网站申报其个人信息：
(1)新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申请股票初始登记时；
(2)新任董事、监事在股东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其任职事项、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通过其任职事项后2个交易日内；
(3)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其已申报的个人信息发生变化后的2个交易日内；
(4)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离任后2个交易日内；
(5)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时间。
2.可转让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
在当年没有新增股份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转让本公司股份数量=上年末持有股份数量X25%。
对当年新增股份的处理，有关规则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因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形式进行权益分派导致所持股票增加的，可同比例增加当年可减持的数量。因其他原因新增股票的，新增无限售条件股票当年可转让25%，新增有限售条件股票不能转让，但计入次年可转让股票基数。
对当年可转让未转让的股份，有关规则规定应当计入当年末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总数，该总数作为次年可转让股份的计算基数。
计算举例：B公司某高管2006年末持有本公司股票50000股，2007年1月新增买入本公司股票10000股，根据规定，其2007年可转让本公司股票为（50000+10000）X25%=15000股；假设该高管在2007年末卖出本公司股票5000股，则2008年可转让股份数量为（60000-5000）X25%=13750股。
超卖股份违规案例：C公司高管于2006年8月上任，未向交易所及结算公司申报个人资料，未申请将其所持本公司20000股股份进行锁定，2007年5月该高管将股份全部出售，此行为属于超卖行为，其转让股份超过了上年末所持股份的25%。
（二）短线交易的规定
《证券法》第47条规定，此类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份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短线交易违规案例：D公司高管，于2006年10月―2007年3月间分次买入本公司股份20000股，于2007年6月1日卖出5000股，此行为构成短线交易，因为其最后一次买入时间2007年3月，至卖出时间2007年6月不足六个月，所得收益应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三）对交易禁止期的规定
为避免此类人员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内幕交易，牟取不当利益，有关规则明确设定了其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禁止期。包括：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
（2）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禁止期交易违规案例：E公司2007年3月23日刊登了重大投资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拟投资2亿元参股某券商，监察信息显示，该公司某董事于3月21日买入本公司股票20000股，此行为属于禁止期交易，涉嫌内幕交易。
（四）其他转让股票受限的情形
除了任期内减持比例、短线交易和交易禁止期的限制外，有关法规还规定了以下情形此类人员不得转让其所持股票：
（1）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2）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3）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一定期限内不转让并在该期间内的；
（4）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管理层亲属持股的披露问题
有关规则还要求此类人员应当确保下列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发生因获知内幕信息而买卖本公司股份及其衍生品种的行为：
（1）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2）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3）上市公司的证券事务代表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4）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或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特殊关系，可能获知内幕信息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述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买卖本公司股份及其衍生品种的，应在买卖行为发生的2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向深交所申报，并在深交所指定网站进行公告。
如何避免违规买卖股份行为的发生
首先，在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前，应知悉《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各种规则、指引中关于此类投资者股份持有及转让的规定，避免发生短线交易、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应避免误操作行为的发生。
其次，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委托公司及时向深交所和结算公司申报其个人身份信息，申请锁定其所持本公司股份，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超卖行为的发生。
再次，在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前，应当将其买卖计划以书面方式通知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应当核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重大事项等进展情况，避免发生禁止期交易的行为。
最后，董秘应牵头做好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大股东股份管理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醒本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知法、守法，规范交易；同时还应负责做好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个人信息的申报工作。

3. 格力电器董事徐自发涉短线交易是咋回事

5月23日晚间，一则格力电器（000651，SZ）董事徐自发减持公司股票的消息见诸网络。徐自发去年以不足27元/股的价格增持，如今以超过33元/股的价格减仓，成功实现了“低吸高抛”，惹人艳羡。《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徐自发此番减持时间距离其去年最后一次买入差2天时间才满6个月。这使得其此次交易涉嫌触碰短线交易“红线”。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徐自发或其亲属首次涉嫌违规交易自家公司股票。

今年4月5日，徐自发配偶韩凤兰卖出其持有的格力电器股票73.08万股，套现2307万元。而格力电器于4月27日披露了公司2016年年报，4月29日披露2017年一季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前述人员的配偶在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王智斌表示，“其配偶也是违反了‘窗口期’限制交易的规定，根据《证券法》204条的规定，监管层有可能对其配偶处以买卖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

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5月24日多次拨打格力电器电话，但电话均无人接听。格力电器董秘望靖东表示不方便接听电话，记者随后将问题发送其手机，但截至发稿，未能获得回复。

4. 短线王中王 论文

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简论

就世界范围来看， 很多国家和地区均以打击内幕交易行为、维护证券市场公正秩序，为其证券立法的主要目标。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国外立法通常在对那些已被证实的内幕交易行为课以民事责任(当然还包括行政的和刑事的责任)的同时，尚辅之以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以下简称归入制度)，作为其前沿防线，来阻吓内幕人的内幕交易行为。我国《证券法》第42条对此亦做出明文规定，但由于新法制定不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有待澄清，法律规定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本文拟就此试做探讨，以期于《证券法》的顺利执行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所助益。

一、法律关系的分析
从法律规定来看，归入制度主要涉及三层法律关系：第一层是由内幕人买入或卖出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法律关系；第二层是由内幕人在前一关系结束后六个月内为相反行为（卖出或买入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买卖关系；第三层是在内幕人因前两层关系而获益的情况下，其与公司之间的收益归属关系。内幕人贯穿于这三层关系之中，从而使之呈现出内在的联系。首先，前两层关系中，内幕人第一次的买入或卖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出或买入而为的，因此可以认为第一层关系具有手段性，而第二层关系则具有目的性特征，即从内部人角度讲，第一次的买或卖行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或买而为的。但是内幕人若想获得收益，这两层关系就缺一不可，所以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短线交易。其次，只有短线交易有效存在，且内幕人因此而获利，才可能引发第三层关系，即公司的收益归入。倘若构成短线交易的两个法律关系有一个欠缺或不成立，则收益归入就无从进行。再次，《证券法》对前两层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进行的价值评价，法律所要评价的只是第三层关系，即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对收益进行最终的分配。在明晰了上述法律关系之后，下面将探讨归入制度的一些具体问题。

二、内幕人的界定
（一）董事、监事、经理应否受规制
将《证券法》第42条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38条相比较，可以发现，《暂行条例》将从事短线交易的内幕人界定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范围较《证券法》要广（后者规定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我国《公司法》第147条明文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而认为上述人员已无从事短线交易的可能。但问题却依然存在。
1.尽管公司法不允许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但若其事实上转让了应当如何处理，是认为其转让行为无效而令其与交易相对人互负返还义务，还是适用归入制度，这其实是立法者早该考虑的问题。
2.《证券法》第67条仍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内幕交易禁止制度的规制范围，似乎并未受到《公司法》第147条的影响。而作为其前沿防线的归入制度，与之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实为不妥。不论是从立法文意前后连贯一致的角度，还是从规范严谨科学的角度讲，第42条都应与第67条一致起来。
3.《公司法》第147条仅仅限制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份，而不限制其受让股份，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之前卖出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买入，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2）在任职期间内买入，在去职后卖出，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3）任期不满六个月者，在任职前买入或卖出，在去职后卖出或买入。于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自买入后即受《公司法》第147条的限制，故先不予讨论。情形（2）是否应受规制，理论上有争议。一说认为买入及卖出时当事人均需具有董事、监事、经理身份才能受规制，是为“二端说”。一说认为只要买入或卖出时当事人具有此身份即应受规制，可谓“一端说”。美国实务界采“一端说”，我国台湾原采“一端说”，近来改采“二端说”，但颇受学者批评[1]。但无论依哪种学说，情形（3）均无法规制，至为明显。在我国，证券法学说与实务均尚不发达，因而对（2）（3）两情形如何规制少有说明。笔者认为应从归入制度立法目的出发来考量，以设定内幕人的范围。概言之，设立该制度不单纯是为了禁止短线交易，亦不仅在于使公司取得内幕人的收益，而是要以此方式积极阻吓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而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特殊地位或职务，常能接触公司秘密，有可能利用内幕信息为短线交易，因此对其适用归入制度加以规制是必要的。具体操作上应采“一端说”，对于某些特殊情形（如上述情形（3））亦应加以规制。

（二）关于持股5%的股东的规定
关于受规制的股东，《证券法》与《暂行条例》分歧不少。一方面，《证券法》把受规制的股东范围由法人股东扩大到自然人股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立法者放弃了限制自然人持股数量的立场）；另一方面，《证券法》将有表决权股份改为公司已发行的股份，从而把持有5%以上无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也包括了进来，较《暂行条例》为全面。因为大股东无论其有无表决权均与公司有较密切的联系，可能获知公司内情，实有规制的必要。[2]然而《证券法》却未如《暂行条例》那样将持股5%以上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规制范围，又为不足。[3]若能将二者结合，取长补短，当为最好。

三、短线交易行为的解说
《证券法》第42条规定内幕人将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者方可适用归入制度。结合该法第32、33、35条的规定，此处所说的买卖行为包括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公开竞价交易应无疑问，但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者，以及于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者，应当如何对待，则值得思考。
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美国司法实务界认为，如果买卖标的物为发行公司股票，不问是否在集中交易市场买卖，均适用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第16条b项的规定，应受归入制度的制约。在我国能否做同一解释，尚需要结合《证券法》第41、42条来分析。第41条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应在其持股数额达到该比例之日起三日内向该公司报告；属于上市公司的，应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由此看来，其规制的对象不仅限于上市公司股东，也包括未上市的股份公司股东。于是第42条所称的“前条规定的股东”亦不仅局限于上市公司的股东，自然也包括了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东。前者进行的证券交易，依《证券法》第32、33、35条的规定，通常是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的公开竞价的现货交易。而后者则显然不能采用场内交易方式。因此从解释的角度看，短线交易人的买卖方式不仅有场内集中竞价交易，也可以是场外柜台交易等其他交易方式。
在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则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因质权的行使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内幕人买入股票后六个月内因他人行使质权而丧失股票；以及于卖出后六个月内因行使质权而取得本公司的股票。2.因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购买当时系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购买，实则为共同财产，于离婚之际分割过户，一方丧失股票，对方取得股票。3.因受遗赠或依继承而取得股票。4.因赠与而取得或丧失股票。5.因公司增资配股、或因公司债的转换以及因公司合并换发新股而取得股票。
上述诸情形，美国司法实务界称之为“非正统的交易（unorthodox transactions），以与“正统的的交易（garden-variety transactions）相区别。后者特指现金买受股份的交易行为。一般认为，决定该行为是否为短线交易规范下的买卖行为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该行为是否为自发的行为（whether the transaction is voluntary）。如果因超出其所控制的事件而被迫执行一项交易则此行为将无法成为内幕人滥用内幕信息的工具。2.时间上的控制（control of timing）。如果无法控制交易的时间，那么行为人将无法准确的将其交易行为与依内幕信息所预期的股份变动相配合。3.内幕人是否已获利了结（whether the insider cashes out）。如果内幕人通过交易获利并将利益转化为无风险的形式（比如现金），则该行为有可能受到短线交易规范的规制。[4]依此标准来衡量，上述行为并非完全或主要能由当事人自主控制，因此与第42条所称买卖相去甚远。当然这只是学理观点。如果上开标准能为我国证券管理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采用当为最好。

四、短线交易人：责任还是义务内幕人的短线交易收益将被收归公司所有，那么，该内幕人对公司承担的是责任还是义务呢？乍看起来，这只是个没有多少实意的概念之争。其实不然，如梅里曼教授所言：“实际生活中离开了概念人们就无法进行语言交往” [5]，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概念的世界里，通过概念来把握事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正在于此[6]。如果人们对某一事物尚未能加以概念式的把握，那么人们的认识还不是深刻的。从理论上讲，法责任与法义务不是同一层面的范畴，责任是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7]一般的说，在产生上责任与义务有一种继起的关系。其次，责任具有必为性和当为性，即责任的认定需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来进行，并且国家直接运用强制力保障履行，具有必须承担和实现的性质。并且责任是对否定义务行为的否定，有责主体不能拒绝，而义务则不然。就民商法领域而言，一些义务可以由当事人自由设定，其实现亦不需要国家权威的介入，即民法上的债务“并不包括任何对债务人的强制，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强制其履行或赔偿损害，则属于民事责任问题。”[8]
就归入制度本身而言内幕人对公司负有责任还是义务，实际上反映了对归入制度的两种不同认识。若采责任说[9]，则意味着内幕人的行为违反了先在的义务或侵犯了公司的权利，而要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即短线交易行为本身具有可责难性。相反，若采义务说，则表明交易行为本身没有问题（或说法律对此不加细究），只是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作一番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要求内幕人履行一种新设的义务。
从源头来讲，责任说多受到美国法的影响。证券法律制度原以美国最为发达，其立法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借鉴和移植的过程中，其普通法传统对责任与义务不加严格区分[10]、常常混用的负面作用也表现了出来。然而我国法制自晚清以来，深受欧洲大陆法影响，对责任与义务多加区分，已成定式。因此为了我国法制的体系化进程，也为了证券制度能融汇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诚有必要区分责任与义务。[11]
笔者认为义务说是妥当和可以接受的。因为一般理解责任多含否定性评价的成份，而义务则不然。若按责任说，其后果必然使交易关系被否定，使交易双方返还给付，这对交易相对人是很不利的。不过，从我国《证券法》第42条中看不出这层含义。如前所述，法律对短线交易行为本身未做任何评价（尽管立法者内心对此也许极为反感），而是利用交易成本理论驱动内幕人自己衡量利弊，主动放弃短线交易的念头，从而抑制内幕交易的发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另外，股东除了出资义务以外不再对公司负任何义务，因此买卖自己股票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是明显的。即使该股东可能实际利用了公司的内幕信息，但在尚未被证实前也不应受到责罚。并且这种交易行为本身很少能构成对公司的直接损害，也就谈不上对公司的赔偿责任了。
在法律上，权利与义务是一对基本的范畴，往往相伴而生。因此当法律为内幕人设立一项新的法律义务——将收益交付公司时，也就赋予了公司以归入权。这实际上是在公司与内幕人之间设立了一项债权债务关系，为实现收益的重新分配铺平了道路。
这个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不以当事人之间有约定为必要，因此属于法定之债，而与合同之债有区别。其次，它与不当得利之债亦不相同。盖不当得利之债要求一方无法律上原因而获利、并致他人损害、而且获利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收益归入之债中的内幕人虽然获利，但系来自于此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并且也支付了对价，有法律依据。另外内幕人的获利并未当然导致公司受到损失，因此与不当得利之债有别。再次，它与无因管理之债不同。盖无因管理要求有为本人谋利的主观条件，而内幕人显然没有为公司造福之念。最后，它与侵权之债也有区别。侵权之债“以被害人受有实际损失为构成要件，至于侵权人是否受益则非所问” [12]，而收益归入之债仅以收益为必要而不问损失的有无。综上，可以认定，收益归入之债为一独立的法定之债，公司为债权人，享有归入权，内幕人为债务人，负有收益给付义务。

五、公司归入权：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
在明确了公司与内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后，随即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归入权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在此问题上学者们往往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请求权[13]，而更多的人认为其乃形成权[14]。后者理由大抵为：请求权的权利人自己不能直接取得权利内容利益，必须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 各种请求权都以一定的基础权利为前提。而公司归入权的行使不要求公司对交易收益享有所有权，即归入权不以基础权利为前提，只要公司或其股东做出利益归入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而且该权利的行使也使原证券买卖关系的结果发生变更，从而否定了短线交易者的利益所有， 这恰恰符合形成权的特征，因而认定归入权性质上为形成权[15]。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兹分述如下：
（一）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其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值得思考。 这种思维模式的运用要受到条件的限制：诸选项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其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而且各选项之和可以涵盖全部可能的情形。以此来审视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结果不令人满意。首先，从语原角度讲，“请求权”系德国学者温德赛(Bernhard Windsheid,1817-1892)所创，用以和“诉权”相区别，而“形成权”一词乃德国学者赛克尔(Emil Seckel)所创[16]。

[1] 刘连煜：“现行内部人短线交易规范之检讨与新趋势之研究”，载《公司法理论与判例研究》（二），（台北）1998年著者自版，第200页。
[2] 赖英照著：《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三册，（台北）实用税务出版社1992年六刷，第448页。
1[3]《证券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时不受六个月时间限制。”《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买入，由此获得的利润归公司所有。前款规定适用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暂行条例》第46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其不公平与不合理性是极其明显的。
[4] 此外美国法院常在特殊情况下考虑：（1）该内部人是否有接触内幕信息的途径， 或（2）若内部人因系争交易所另取得的是“经济上相当的证券”，则其造成不当利用内幕信息的可能很小， 或（3）当交易之客体为两家为其所完全拥有的公司时，从一家所获之利益，将因为另一家损失而抵销，此时亦不属于须规制之行为。见前引[1] 刘连煜文，第204--205页。
[5] [美]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涂正平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6] 这里所说的“概念”与平常所说的“定义”不同，且与时人所反对的概念法学有别。又，反对概念法学仅反对其一切皆从僵死的概念出发，无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思维模式，而非反对法学概念本身。
[7] 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另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585页。
[8] 梁慧星：“论民事责任”，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3期。
[9] 杨志华：《证券交易责任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10] 参见林诚二：“论债之本质与责任”，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上）》，（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7页。
[11] 关于法律体系，王泽鉴先生曾指出：“由于其本身亦系建立于价值判断之上，故亦具有规范之功能”。见“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2] 钱国成：《论侵权行为》，载刁荣华主编：《中国法学论著集》，（台北）汉林出版社1976年版，第404页。
[13] 郑玉波著：《民法债编各论》（下册），（台北）1972年著者自版，第474页。 转引自前引[2]赖英照书，第464页。
[14] 如史尚宽先生认为，“依余所见，此项请求权性质为形成权。”见氏著：《债法各论》，（台北）著者1973年自版，第417页；另见，前引[2]赖英照书，第468页；雷兴虎：《论公司的归入权》，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105页。
[15] 参见前引[14]雷兴虎文， 第105、106 页。
[16] 郑玉波著：《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11版，第47页、第50页。1958年Hans Dolle教授在第42届德国法学家年会上发表题为Juristische Entdeckungen的专题演讲，指出形成权作为法学上一个重要的发现，其基础乃由Enneccerus所奠定。Enneccerus在其关于法律行为的著作（1889）中讨论到所谓“取得之权能”（Erwerbsberchtigungen），并尝试探究此项难以纳入权利体系中之“权利”的发生及本质。其后Zitelmann在其关于国际私法的著作中，以贯彻新认识所必须具备的明确、精细与一般化的能力，铸造了法律上“能为之权利”（Rechte des rechtlichen K?nnens）——权能（Kannrecht）——的概念，Hellwig对此深表赞同，最后由Emil Seckel在其属于德国民法学上最卓越的论文(Die Gestaltungsrechte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Festschrift für Koch(1903))中，以创造性的文字，妥当简要地称之为“形成权”（Gestaltungsrecht），并对制作严密的分类，标明其本质，探讨其发生、变更、让与、消灭等问题。见Hans Dolle:“法学上之发现”，王泽鉴译，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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