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不僅發揚了中國傳統的金融機構

1. 晉商又稱為什麼

晉商被稱為「天下第一商幫」；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稱「徽幫」。

2. 山西票號產生的背景是什麼

票號是山西商人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又叫「票莊」或「匯兌庄」。因晉商所創辦經營，所以也叫「山西票號」。山西票號是當時國內國際貿易發展的產物，是善於抓住商機的山西商人的獨特創舉。山西票號產生的歷史背景，源於當時的商品經濟的發展，早期金融組織賬局、錢庄的出現，以及鏢局運現的風險。當然，富於開拓精神的晉商，本身也需要更為靈活的資金鏈。正是這些背景，催生了票號這一撬動整個金融體系的行業的誕生。

3. 晉商銀行的晉商簡介

晉商是指山西商人，山西的簡稱為「晉」。晉商首創了中國歷史上的票號。「票號」是當時商人通商的一種方式，商路遙遠，匯通天下，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傳頌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說法。
晉商，肇始於虞舜，鼎盛於明清，稱雄商界，縱橫亞歐，創無數金融第一，領中國商業與金融革命，成山西為中國金融發源地。晉商所創造的賬局、票號等金融機構被西方人稱為「山西銀行」。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
當時中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
舊時曾有人說：「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們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他們在商界以群體的形式活躍五個多世紀，經營范圍十分廣泛，上至綢緞，下至蔥蒜，他們在清初即創建中國最早的銀行———錢庄，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今天，我們將他們統稱為「晉商」。
山西晉商有著官商的特點，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時期、那一地區得以發展起來的。山西離北京地理位置很近，當時進關出關都很方便，茶、絲、鹽、糧有著得天獨厚的交易便利。也就是當時在山西得以實現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點，就算再有錢、再驚天動地，他們也是這塊泥土地上的人，他們誠信待人，有很多純朴的特色。《喬家大院》主要人物身上有很多山西商人代表性的有意思的東西。比如，再有錢他們也很土，很摳門，很簡朴。他們遵循儒教精神，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處理經商的關系、家族內外部的關系。 晉商文化有許多值得表現的地方。晉商成功的根本在於儒商精神。當時受儒家文化影響很深的晉商，有著很進步的經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誠信」二字，這可能也是現代社會比較缺失的一種價值觀念。

4. 清朝時期都說浙江安徽最有錢，那山西富可敵國這個稱號怎麼來的，山西人喬致庸發明出了票號中國最早的銀行

清朝的浙江沒錢，是窮地方。
清朝最有錢的開始是山西省和江南省（安徽江蘇），
到了清中期廣東崛起，主要是廣州和湛江。
再後來到了清末，上海和奉天崛起。

5. 山西商人對中國金融貿易史的貢獻

一、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制，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僱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摺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佔有權和使用權，他們只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

二、造就了一代理財人物。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干，委託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乾的人當掌櫃（相當於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櫃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頂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捨得智力投資，舉辦商人職業教育。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四、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乾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

6. 票號業是什麼票號業為什麼能夠在山西興起以及發展呢

票號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金融機構，主要從事金銀的匯兌業務。在這其中，尤以清朝末年的“山西票號”名氣最大，不僅覆蓋面積廣泛，而且業務種類齊全，已經初步具備了近代銀行的許多職能。

不過，票號既不是發端於山西，更不是出現於清朝，早在唐朝時就有了票號業的雛形，稱作“飛錢”。宋朝時，更是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過，真正作為一種主要的專營匯兌的完備信用機構，的確是形成於清朝的中後期，形成於山西。

“義在利前”的商業理念，是由山西票號所極力推崇並維護的准則。這個准則，同樣適用於今天的金融業和其他的領域。

7. 清代晉商新發展具體表現是什麼

後金（清）政權與晉商的關系：依託關系 + 附庸關系
後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清兵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因此，後金政權對山西商人多採用招撫政策。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為內務府皇商，賜產張家口，受朝廷委託，往來關內外。清在統一全國過程中及歷朝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大都得到過山西商人的財力資助。
康熙中葉，清政府在平定準噶爾部騷亂期間，曾組織一部分漢族商人進行隨軍貿易。他們跟隨清軍，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品，同時與蒙人做生意。這些「旅蒙商」絕大多數是清廷命名為「皇商」的山西商人，他們為清軍的軍事行動保證了後勤之需。當然，清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商人獨占其利的經商特權，使他們大獲其利。清政府與商人這種非常形式的依託關系，自然對清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有相當影響。
清道光年間日升昌票號的建立，標志著山西商人在經營甚為發達的商品貿易的同時，其中心開始轉向以匯兌業為主的票號。山西票號很快成為全國最有實力的金融資本集團。晉商最輝煌的一百年。是金融業把晉商推向它事業的頂峰，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晉商經營范圍和地區遠遠超過了其他商幫，更重要的是，它的金融業是其他商幫遠遠無法比擬的。
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鴉片戰爭後的十年內，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有35處，分布在全國23個城市，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務，並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佔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於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
從清朝末年到抗日戰爭之前。這一階段是晉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時期，由票號業向銀行業轉化時期。由於轉化的失敗，山西票號逐漸衰落，晉商也就漸漸消亡。

8. 1824年在山西誕生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家金融機構是什麼

1824年在山西誕生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家金融機構是日升昌票號，他是第一個現代銀行的雛形，很快各省有了分支機構。其後業務發展到日本，新加坡等地！

9. 關於晉商文化

晉商簡介——源遠流長的山西商業資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跡遍布全國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商路遙遠，匯通天下，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傳頌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佳話。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捻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型大小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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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

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製造品。據歷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游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 「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佔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 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葯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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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庄，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庄，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麼「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鴉片戰爭後的十年內，僅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就有35處，分布在全國23個城市。他們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務，並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佔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史料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於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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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西商人對中國金融貿易史的貢獻

一、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後的生產關系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制，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僱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摺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佔有權和使用權，他們只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系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財人物。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干，委託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乾的人當掌櫃（相當於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櫃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捨得智力投資，舉辦商人職業教育。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四、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乾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學習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山西人並不一向就是那麼封閉落後，因循保守。明清時代，敢於遠離家鄉，開拓致富的山西商人，並不比沿海一帶的商人遜色。在發展現代經濟的今天，學習這段歷史，反思我省由開拓走向封閉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於振興山西經濟，建設美麗的家鄉是很有意義的。

摘自《山西，可愛的家鄉》，新華出版社，1990

10. 晉商是很有名氣的了，如電視劇中喬致庸，那他們的發家開始於那個朝代

http://www.sxpublic.gov.cn/sxsq/jswh/01.htm

晉商簡介－－源遠流長的山西商業資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跡遍布全國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商路遙遠，匯通天下，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傳頌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佳話。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捻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型大小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二、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

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製造品。據歷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游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 「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佔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 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葯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三、「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庄，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庄，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麼「西玉成」北就分庄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鴉片戰爭後的十年內，僅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就有35處，分布在全國23個城市。他們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務，並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佔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史料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於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對中國金融貿易史的貢獻

一、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後的生產關系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制，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僱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摺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佔有權和使用權，他們只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系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財人物。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干，委託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乾的人當掌櫃（相當於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櫃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捨得智力投資，舉辦商人職業教育。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四、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乾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學習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山西人並不一向就是那麼封閉落後，因循保守。明清時代，敢於遠離家鄉，開拓致富的山西商人，並不比沿海一帶的商人遜色。在發展現代經濟的今天，學習這段歷史，反思我省由開拓走向封閉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於振興山西經濟，建設美麗的家鄉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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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ub.sohu.com/r-Focus-238360-0-19-0.html

http://lib.sx.cn/zjsx/jswh/wzzl/%BD%FA%C9%CC%CE%C4%BB%AF.doc

http://www.shanxiok.com/web/jswh/2003-12/10711264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