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門的理財

① 中國經濟思想史。簡述孔子財政觀的主要內容

一、「禮」、「仁」、「義」的理財觀
禮，即周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貴賤有序。孔子視「周禮」為盡善盡美的圭臬，是國家、社會各個方面運行的根本規律，是其畢生追求的「大道」和「正道」。在春秋後期，封建地主階級的興起，致使奴隸制度下的「禮」遭到嚴重的破壞。面對這種局面，孔子認為必須講究「仁」與「義」才能「復禮」，因而，孔子一方面反對一切破壞「禮」的行為，反對新興地主階級的改革措施；一方面推崇「仁」與「義」，希望人們通過重新溫「仁」、「義」之故，以知「周禮」之新。據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因為言「利」會影響孔的「仁」與「義」的精神形象，但是孔子絕非不言「利」，只是言之有分寸，這個分寸就是不能越「仁」與「義」的界限，不能逾越「禮」的范圍，也就是孔子講究理財是在「仁」與「義」的基礎之上。孔子主張，理財要區別對待，君子曉之以「義」，自會有財，小人不懂理財，要由君子為之理財，而國家之財不必著意去理，只要不進行改革，而按照「禮」、「仁」、「義」的規范去做就可以了，
這就是孔子的理財觀。
二、「斂從其薄」的財政收入主張
孔子從「禮」、「仁」、「義」的規范出發，在財政收入方面主張「斂從其薄」，支持「籍田以力」，反對魯國的「初稅畝」和「相地而催征」的徵收辦法。「初稅畝」也就是「履畝納稅」，根據土地的數量繳納賦稅；「相地而催征」則是根據土地的面積以及肥沃程度征稅。二者實質上是承認了土地私有制，取代了西周的井田制和「籍田以力」的賦役制度。在孔子看來「籍田以力」，是用勞役地租的形式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這樣最能保證「禮」的威嚴，維護「國」與「家」的穩定，保證「君子」與「野人」的有序。「初稅畝」和「相地而催征」的徵收方式正是孔子深惡痛疾的「禮崩樂壞」。「季孫欲以田賦」，並派專使去請教孔子，孔子當面不予回答，等到使者走後便對弟子冉有說「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這句話說明，孔子反對以土地作為賦稅的徵收對象，以為這種辦法不合於「禮」，不合於「禮」的徵收辦法就是
「貪冒無厭」。那麼，在孔子看來什麼樣的徵收辦法才合乎於「禮」、合於「周公之典」？《論語》中給出了最好的解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去皿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顯然，孔子所說的「斂從其薄」、實質上就是反對以田為徵收對象的制度，而恢復井田制度下什一而稅的徹法，當然更反對徵收十分之二的稅收。同時，在得知冉求為季氏理財，孔子大光其火，「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擊之可也。」這句話一是抨擊冉求為季氏聚斂；二是季氏的富有是因為季氏徵收賦稅的稅率為十分之二，比周公增加了一倍；三是由於冉求為季氏理財，致使一個貴族的財富超過了周公，這不合於「禮」的規定。因此，孔子痛罵冉求。總之，孔子認為「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
三、「節用」的財政支出主張
孔子極力推崇的「禮」是以「溫、良、恭、儉、讓」為內核的，其中「儉」就是「節用」，這也是「仁」在孔子財政主張中最為重要的一點體現，甚至是對後世整個儒家文化都有一定的影響。「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節用」是符合「仁」這個總原則的。節約財政開支，愛惜民力，役使百姓不要耽誤農事，都是仁政在財政方面的具體措施。孔子從不否認國家收入與支出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孔子並不崇尚「法制」，他選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方式，即以「道德」和「周禮」共同來管理國家財政支出活動。在祭祀禮儀活動上孔子認為「禮，與其奢也，寧儉」，祭祀在封建國家是十分重要的活動，在此方面的「儉」可見孔子對「節用」的推崇備至。孔子對主張「節用」的人也十分贊許，「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國要修建新的金庫，孔門弟子閔子騫說，仍用舊的怎麼樣，何必建新的呢？孔子稱贊道：這個人平日不愛講話，一開口一定很中肯。高度的稱贊也能看出孔子對「節用」的支持。在物質條件相對有限的春秋時期，孔子和同時代的大多數思想家一樣極力反對奢侈，他認為「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足見孔子已經將「節用」的主張提高到了人的道德品質層面上。奢侈腐化、揮霍人民血汗是剝削階級的本性，但少數剝削階級的政治代表為了自家天下的長治久安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貪欲。統治階級奉行「節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經濟的穩定還是有好處的，客觀上有利於國力的增強、社會生活的安定，有利於社會再生產的進行。
四、「藏富於民」的收入分配主張
在回答弟子子貢關於如何處理政事的問題時，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見，在民食與軍備之間，孔子是將民食放在第一位的。他認為首先要保證老百姓有飯吃，其次才談得到保證軍備需要。而當時的傳統觀點則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保證軍備需要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因而也應該是財政的基本原則。孔子明確地將保證軍備需要放在維持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之後，是財政思想史上的一個轉變。這一觀點的形成與孔子早年長期生活在勞動人民中間，了解勞動者的疾苦是分不開的。孔門弟子冉求所說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實際是孔子的主張。意即只有百姓富足了，國家才能有充足的稅源；如果將百姓盤剝凈盡，則財政收入亦無保證。孔子認為讓百姓得到溫飽並維持一定程度的富裕對統治者來說是惠而不費的事。孔子行經衛國，見其人口眾多，不禁脫口贊道：「庶矣哉！」冉有問遭：「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道：「富之」。此外，孔子還說過：「所重：民、食、喪、祭」，這些言論都體現了孔子藏富於民的思想。除了「藏富於民」的收入分配主張，孔子又提出「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在孔子看來，不管國家財富在分配數量的多寡，分配結果一定要保證公平，如此才能民悅成服。子貢問政與孔子，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可見，孔子不但注重國家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而且還注重收入分配方法的協調性與持續性，「欲速」的慎重選擇和「小大之利」的辯證判斷，本質上是在探索一種可持續的收入分配方法。

② 孔子弟子中誰最擅長經商

孔子去世以後，不少弟子為之守墓三年，子貢為之守墓六年。 端木遺風：指孔子的弟子子貢遺留下來的誠信經商的風氣。 端木賜，即孔子弟子子貢，姓端木，名賜，善貨殖（擅長做生意），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之風，為後世商界所推崇。端木遺風，意思是表示經商並非末流。 子貢，名端木賜，很有口才，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對子貢的才幹有生動描述。在齊人侵魯，社稷之憂的危局下，孔子派子貢出使列國，子貢巧妙把握了當時微妙的國際形勢，借力打力，四兩撥萬斤，最終整個改變了諸侯格局。所謂「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趙平原君稱贊毛遂「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其實與子貢相比，毛遂只是個魯莽的匹夫，援趙也只是個簡單任務。子貢後來經商致富，《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所以後來商人很多都掛一牌匾，端木遺風，來表明經商並非末流。 子貢這個人在歷史上大大有名，還因為他特會做生意。《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他「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③ 陳煥章的主要著作

孔門財政學
原書用英文寫成，名為《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s》,Columbia Univ.Press.該書在西方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孔門理財學》是第一部總結我國古代經濟思想的著作。《孔門理財學》系跨歷史、法律、經濟等多門學科的研究著作，分五個部分，按照西方經濟學原理，分別討論了孔子及其儒家學派的一般經濟學說及其在消費、生產、公共財產方面的思想。1911年《孔門理財學》被作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經濟和公共法律研究」叢書之一出版，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德、施格為之作序，高度評價了《孔門理財學》採用西方經濟學框架對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思想所作的精湛研究。之後，凱恩斯在《經濟學雜志》為《孔門理財學》撰寫書評，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強調《孔門理財學》的重要性，馬克斯·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將《孔門理財學》列為重要參考文獻。《孔門理財學》1930年、1973年、1974年、2002年、2003年由多家英美出版社重印。
梅納德·凱恩斯《孔門理財學》書評
有一次，孔子感嘆道：「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另一場合，孔子說「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這實際上闡明了他的工資理論。還有，孔子不允許土地成為私人所有的對象。孔子認為取息沒有錯；因為資本是母親，息是她的孩子。[1]在關稅事務方面，孔子是一位極端的貿易自由論者。
這就是《孔門理財學》這本書的特色。不過，上述這些並不是陳煥章這一非常有趣之作的基本內容，而更多地是作為一些由頭。其基本內容一部分屬於中國經濟史；一部分是世代相傳的詩篇和格言，其所涉話題只與最廣義理解的「經濟」有關。其章節標題雖為「生產要素」、「分配」、「公共財政」等等，但裝入這一牽強框架的是大量討人喜歡的教誨性內容。為了證明在中國男女之防不是一開始就有的，他竟引用了《詩經》中的這樣一節（孔子是將之作為淫猥風俗的壞例子的）：
溱與洧，
方渙渙兮。
士與女，
方秉蕑兮。
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
洧之外，
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
贈之以勺葯。
在「經濟組織」一章中，我們讀到《詩經》中的另一首詩，針對的是一名要他新婚不到三個月的妻子做女紅的官員：
糾糾葛屨，
可以履霜。
摻摻女手，
可以縫裳。
要之襋之，
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
宛然左辟。
佩其象揥，
維是褊心。
是以為刺。
在對待老人方面，孔子規定：婦女五十歲無子，由政府供給衣食，並作為采詩的使者。按照陳煥章博士的說法，這說明孔子認為婦女可以勝任公職。「養老」是孔子的一條特別的原則。「按照《禮記·王制》，五旬老人食用的是細糧，不同於給年輕人的；六旬老人常備肉食，以便隨時取用；七旬老人一天有兩次可口的肉食；八旬老人美食佳餚不斷；九旬老人飲食不離寢室，無論他們閑逛到哪裡，都要有可口的肉食、湯水相隨。」
當陳煥章博士敘述後來的哲學家和經濟史時，我們發現他的方法更像現代經濟學家的。他對井田制的記述十分詳細而有趣，這種土地所有制被認為以某種形式存在於公元前約2600年至公元前350年間。這一記述值得所有研究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學生關注。關於貨幣的那部分記錄了中國確實先於其它國家早就採用的許多做法（在這方面，現在的中國是所有國家中最欠發達的）。據說中國從公元前2900年起就已經使用貨幣了，現在仍以銅錢為基礎的三金屬體制早自最遙遠的古代起就一直延用至今（不過金幣越來越少用了）。在應用紙幣方面他們遠遠先於其他民族。卒於公元83年的鄭眾這樣說到「裡布」：「布，參（叄）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 中國於九世紀時開創了一種介於紙幣和匯票之間的票據，當時的情景值得引述：
「唐朝中期，錢很少，因此，有些地方錢不讓帶出當地。唐憲宗時（孔子紀元1357~1371年），商人到京城，他們將錢存在諸道駐京的機構（進奏院——譯者注），換成證券放在身邊。這樣，無論到哪兒，他們都很容易憑證券提款。這被稱為『飛錢』。然而這一做法為中央政府所禁，因為政府認為這些機構將使錢幣退出流通，令商品價格降低。但禁用飛錢的結果更糟。因此，在孔子紀元1363年（812 A.D.），中央政府自己開辦了作飛錢生意的衙門，即由政府向存款人發放證券，存款人可以在不同省份的大城市將證券換成現金。。。真正的政府銀行建立於宋初（1521 A.K.或970 A.D.），那是為了飛錢經營體系的運作，它被稱為 『便錢務』。」相傳「標會」制度，即中國的合作銀行，是由生活於公元220年左右的一個名叫龐公的隱士發明的。
中國學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則和數量理論。公元前175年，賈誼說：「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公元1378年，葉子奇制訂了如下規則：「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為之本。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為母。以引為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公元1223年，袁燮認為，銅錢的不足不能用額外發行較次的鐵幣這一辦法來補救，他這樣解釋說：「而又益之以鐵錢，不愈少乎。往時楮幣多，故物價貴，今又益以鐵錢，不愈貴乎？」
在陳煥章博士這本博學而令人愉悅的書中，有大量的內容人們將會引述，比如孔子的優生原則，關於勞工流動的規定，或是寫得極好的中國稅制史。還值得一提的最後一點是中國的人口問題。人口統計在極早的年代就存在了，見之於「（孔子）式負版者」；不過是十分不準確的，主要是因為有些時候存在著「戶稅」和「口稅」，使得人們為了利益而隱瞞他們的人數。不過，即使考慮到這一點誤差，即使還考慮到從土地所有制度推定的情況，似乎很顯然，目前中國龐大的人口是近代的增長造成的，人口的高稠密度是近期的事，與英國的情況一樣。公元後的最初十七個世紀（或者從孔子紀元五世紀至二十二世紀）人口似乎在50，000，000上下波動，在十八世紀初以前從未有可能達到100，000，000。從那以後人口才開始跳躍式增長。按照最近相對比較准確的人口普查，1749年的人口是177，000，000；1783年284，000，000；1842年413，000，000。據說太平天國起義期間（1850~1856）人口減損在10，000，000至20，000，000之間（陳煥章博士將因此導致的人口減損確定為150，000，000，那一定是因為印刷錯誤或修辭式誇張）。較近期的洪災和飢荒造成的人口減損也許比以前的更嚴重。據官方估計，在1868至1885年間人口在378，000，000和405，000，000之間。1910年（據《中國年鑒》）有過兩次分開的估算（西藏和滿洲除外）：《海關估算》（Custom's Estimate）是421，000，000，民政部基於戶數的人口普查（Minchengpu Census Return），結果是316，000，000。四川的人口數字讓人們對上述數字起疑：民政部調查結果為23，000，000，海關的數字卻為79，000，000，而A.Hoise爵士在1904年的估算是45，000，000。無論如何，實際的情況可能是這樣：1700年以前中國本土人口不超過100，000，000，而只是從上個世紀到現在，大約在300，000，000到400，000，000之間。
因此，認為中國人口對生存手段造成壓力已經有許多世紀之久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雖然人們可能傾向於這樣想。這種情況相對來說是新的。中國並沒有發生過如西方世界那樣性質的經濟或自然條件的明顯變化，足以解釋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中國的黃金時代，即她的哲人和詩人的時代、政治藝術和生活藝術大發現的時代，並不是一個人丁興旺、人口過剩的時代。道德家喜歡將人口減少的時期視為國家衰敗的時期。在中國，如同其他地方一樣，宗教勢力總是強有力地贊同子孫無限多就是好；但難以相信，如果有幸享受者如此之多，黃金時代真能重新再來。
然而陳煥章博士從其他方面尋找中國衰弱的主要原因，他在科舉考試對八股文的要求中找到了—— 八股文不實用，而精通掌握它卻需要長時期的訓練；八股文開創於1370年，於1902年廢除。
注[1] 在中文中「息」代表利息，意為「子」。在中國，利息的正當性從沒有受到過質疑。
另，本文原載於《經濟學雜志》（Economics Journal），1912年月12月號。翻譯來源於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