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戶融資

㈠ 中國目前農戶貸款的現狀是怎樣的

目前，中國有2000多個縣、8億多農民，這是個龐大的市場。中國銀行業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26.4萬億元，在各項人民幣貸款余額中的佔比達28.1%；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某項調查顯示，中國農村中16.8%的人認為需要錢，56.8%的人表示資金很緊張，而農戶認為農村貸款不便利的佔69.6%；《中國農村金融服務報告》截至2014年底的數據顯示，中國金融機構本外幣農村貸款余額為19.4萬億元，占各項貸款余額比重不到23%，農村村鎮銀行縣域覆蓋率僅為54%。

㈡ 我國農村合作金融的發展之路

[摘要] 本文分別從宏觀的農村制度安排以及微觀的農戶需求出發，分析了我國農村對合作金融的需求，並指出使現有的農村信用社回歸合作制，存在著「路徑依賴」障礙，應結合我國的農村實際，重建我國的農村合作金融。
[關鍵詞] 農村金融需求合作金融

一、前言

當前，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是以商業化、市場化為主導。在農村金融市場，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造使其大范圍的撤離農村領域，農村的郵政儲蓄也是只存不貸（2007年將成立的農村郵政儲蓄銀行的作用還有待觀察），農村信用合作社成為農村金融制度安排的主體。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促進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中央政府就決定大力發展農村信用社。但由於歷史的原因，上世紀60年代開始信用社被強制納入國有金融體系，走上了「官辦」的道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曾多次對農村信用社進行改革，希望恢復其合作原則。但實踐表明，政府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對農村信用社管理權的下放最終加強了地方政府對農村信用社的控制，並沒有恢復合作金融的本來面目。建立適應我國農村金融需求的農村合作金融，應是我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二、農村合作金融需求分析

1.從農村制度安排的角度分析，我國農村需要合作金融
我國歷史上土地的所有權並沒有呈現集中的趨勢。上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雖然保留了名義上土地所有權的集體所有，但土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卻分散給了農戶，農戶成為了中國農村經濟的主體。這種制度安排最大的制度收益就是社會的穩定。雖然我國城鄉差距日益拉大，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依附於土地，他們不是絕對的無產者，即使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大量的流動打工者，他們也不是城市的定居者，大多數在農村還保留土地，土地是農民的生存保障。在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中國並沒有出現大量的城市貧民，沒有社會動亂，都應歸因於這種制度安排。
但是，這種制度安排也是有成本的，即農業不可能有規模收益，農業的產業化也受到了阻礙。我國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限制於有限的土地資源上，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必然低於社會平均水平，投入農業的資本利潤率也會低於社會平均利潤率，農業勞動者的收入也必然少於社會平均水平，農村和城市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在我國人口和土地資源約束條件下，城鄉二元結構將長期存在。既然我國的基本體制矛盾是城鄉二元結構，且長期存在，我國的金融制度也有必要按照二元結構來分別安排，不能用商業化來同時滿足城市和農村的金融需求。
商業金融資本的逐利稟性決定其必定追求「規模效應」，資本的積聚會降低單位資金融通的費用。我國目前的農村制度安排主要是土地的分散經營，沒有規模經濟可言，農業的資本收益率必然低於其他產業。與這種制度對應，分散的農戶是我國農村經濟的主體，其所需貸款額小，單位資金融通成本較高。我國農村的制度安排決定商業化的正規金融必定會退出農村領域。在正規金融退出農村金融市場的同時，為防止民間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有必要建立農村合作金融制度。

2.從農戶角度分析，我國農村需要合作金融
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曾經說，農戶相當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單位，是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原則行事的。斯科特則認為，小農經濟關注的是生存，而不是收益最大化，不能用市場的存在作為前提來分析農戶的行為。
與西方不同，我國社會的特點，特別是在農村，是以家庭為中心，向血緣基礎上的家族擴展，再按人際交往的遠近親疏繼續向外延伸形成「圈層社會結構」。在這種以社會關系網路為核心的「圈層社會結構」內，農業生產和平滑生活支出的金融需求通常以「人情借貸」的方式獲取。這種借貸基本上是以無息的、互助的方式進行，適應於小農經濟。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情借貸」不足以滿足具有商業性質的金融借貸需求，農戶也會尋求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但單個農戶面對金融機構會面臨以下限制:
一是中國農戶的信貸需求中非生產性需求往往占很大比重，其中除一部分用於維持日常生活的消費支出外,相當規模的資金被用於購置修繕房產、修建祠堂廟宇或是滿足喪葬嫁娶的禮俗要求，貸款缺乏未來收入作為償還保障。
二是農戶與金融機構之間信息不對稱。在「人情借貸」中，貸款者和借款者有著較廣泛的聯系，因而具有一定的信息優勢。而正規金融機構面對的是分散的農戶，在進行信貸決策時，缺乏有關農戶特點和活動的私人信息，形成了「事前信息不對稱」，在利率受到政策限制的情況下，只有實行信貸配給。正規金融機構也缺乏有效的手段監督農戶對貸款的使用，形成了「事後信息不對稱」，加大了信貸風險。
三是缺乏有效的抵押物。一般來說，具有確定價值的抵押物會增加借款額。對於正規金融機構，抵押物的有效性取決於其變現容易程度。農戶一般缺少用於貸款的抵押物，即使能提供抵押物，大多為房屋、農具或農產品，正式金融機構由於其與農民生活之間實際距離的存在，在接受的抵押品方面表現出了明顯的劣勢。
四是履行貸款契約的形式單一。農戶的產出都為實物，正規金融機構是不接受實物償還貸款的。農戶在償還貸款時要把實物轉換為現金，需要經受市場風險，分散的農戶更願意持有實物以迴避市場風險。
民間金融與正規金融組織相比，借貸雙方具有較廣泛的聯系，資金提供者對農戶的私人信息有相當的了解，借貸雙方的生產經營條件和生活環境相似，對抵押物有較高的認同，契約的履行方式也靈活多變，因此，民間金融更適應農戶的信貸需求。發展民間金融的同時規范民間金融活動，合作化成為有效的選擇。
三、農村合作金融制度安排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1994)定義,合作社是一個自願組織在一起的民主的組織形式、一個具有共同目標的協會。合作金融是合作經濟的一種特殊存在形式，以合作制原則為標准，以金融資產形式參與，並專門從事規定范圍金融活動的經濟形式。合作金融在西方國家已有140多年的歷史，同時，農村合作金融也是一個國家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經過50多年的發展，已成為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主力軍。

1.現有農村信用合作社面臨的困境
在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是農村合作金融的主要形式，甚至是唯一的形式。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經過50多年的發展，出現了異化現象，背離了合作原則。歷次改革經驗表明，使現有農村信用合作社回歸「合作原則」，會遇到「路徑依賴」的障礙。
首先，經過歷次改革，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已經劃歸地方政府管理，強化了地方政府對金融資源的控制權，農村信用合作社已成為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調配金融資源的工具，脫離了合作原則。要使農村信用合作社回歸合作原則，就必須歸社員所有，社員享有對農村信用合作社的使用權、讓渡權、處置權和收益權，這樣，必然會削弱地方政府調配金融資源的能力，地方政府必定不會放棄既得的權力和利益。
其次，我國的農村信用合作社長期依附於國有銀行，與國有金融機構及其相適應的社會環境有了很強的「親和力」，一旦要回歸到信用合作制原本的道路上來,仍需要經一個較長的艱難「學習」過程。
最後，信用社的員工與真正意義上的農民不再同屬於一個利益群體，前者的經濟地位明顯高於後者。恢復信用社的合作制，意味著信用社從國家銀行附屬機構的位置上降格為農民自身的金融機構，自然會受到既有經濟利益格局的抵制。
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回歸」受到上述種種限制，因此，有必要重建我國的農村合作金融。

2.重建我國農村合作金融 真正的信用合作制度生長於農業經濟體系內部，是農民自發的聯合，而不應是一種外生金融制度安排。內生的農村合作金融應符合自願原則、互助原則、民主管理原則以及非盈利原則。
我國農村合作金融的重建，應從我國的農村實際出發，結合我國現有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信用社。
首先，我國農村合作金融模式應採取多樣化的形式。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較大，不能推行全國統一的農村金融合作模式，應當倡導具有多樣性的地區模式。在經濟發達地區，農村經濟已經市場化，應推動市場化的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按照股份制原則建立商業銀行模式。對於正在逐步走向市場化的部分農村，同樣應對農村信用合作社進行股份制改造，但應建立農村合作金融作為必要的補充。在欠發達的地區，主要以低收入的農民為主，重新建立合作性質的信用社，解決農民的生活和生產的資金需求。
在農村合作金融的規模方面，不應一味地追求規模效應。新建立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主要服務於低收入的社員，如果組織規模的擴大是由於社員金融資產數量的提高，那麼組織的客戶層次已經發生了轉移，即不再是原來的低收入群體，這樣組織的性質就要發生變化，如果來源於低收入社員數量的增多，那麼組織的信息成本、管理成本都有可能上升，合作金融組織不具備顯著的規模經濟的特點。
在組織體系方面，考慮我國農村的實際，可以建立金字塔型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體系。在較小范圍內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的基層合作金融組織，滿足農戶小額的資金需求，基層合作金融組織由於共同利益的需要，在自願的基礎上聯合成立更高層次的聯合組織，增強服務能力，即形成農村信用社——縣（市）信用聯社-——省級信用聯社的形式，自下而上層層入股，形成多極法人體系。各級信用聯社本身是具有資金運營能力的獨立法人，可以獨立向農戶提供較大數額的貸款，除此之外，還為基層信用社提供資金調劑、異地支付等服務，還可以對基層信用社進行風險監督。
在內部管理機制方面，堅持社員代表大會是信用社的最高權力機構，必須真正代表社員利益。在基層信用社，嚴格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則，決定信用社的業務類型、人事任免和重大經營決策。由社員代表大會從社員中選舉產生信用社的管理者及常設機構，處理社員平常的小額貸款，較大數額貸款必須由社員代表大會集體決策。社員都可以監督信用社的日常活動，信用社定期向全體社員公布信息以確保廣大社員的知情權
在業務經營方面，基層信用社服務對象就是參加信用社的社員，主要以低收入的農戶為主，其金融需求形式比較單一，一般只進行存貸業務和與之相關的結算。針對不同農戶的具體情況，基層信用社可以提供靈活的信貸契約。在合作化初期，基層信用社主要考慮的是為農戶社員服務，而不是盈利。除為農戶提供存貸款服務，農村合作金融組織還應提供諸如教育培訓等公益產品服務，這是信用合作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取向。
農村合作金融的發展還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農村合作金融是弱勢農戶的互助組織，政府應採取優惠政策扶持其生存和發展，利用信貸和稅收等經濟杠桿，通過低稅或減免稅收，低息或無息貸款等方法為農村合作金融組織提供有利的支持，從而促進農業的發展。

http://www.verylib.com/QiKan/92922Y/199706/5615218.htm
還有

㈢ 什麼是中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

銀監會頒布的《農村資金互助社管理暫行規定》的定義： 第二條 農村資金互助專社是指經銀行業監督管理機屬構批准，由鄉（鎮）、行政村農民和農村小企業自願入股組成，為社員提供存款、貸款、結算等業務的社區互助性銀行業金融機構。

㈣ 農民專業合作社融資應由哪個部門管理

您好！
去年月，邯鄲偉光蔬菜種植合作社非法集資大案告破，主要犯罪嫌疑人高某某和其妻郭某某及另外36名骨幹全部被警方抓獲。

這家合作社自2010年底開始，以河北偉光集團、邯鄲縣偉光蔬菜種植專業合作社、武安市偉光林果種植專業合作社、永年縣偉光蔬菜種植專業合作社等名義，以投資農場、蔬菜大棚基地、煤場、汽車運輸隊為借口，非法吸收存款達2.3億元，涉及邯鄲市邯鄲縣、叢台區、復興區、邯山區等16個縣(市)、區，集資群眾超過1萬人。

河南、江蘇等省份，均出現過此類案例。在以投資擔保類業務聞名全國的河南省伊川縣，經濟觀察報記者在該縣江左鎮上，看到7家農民專業合作社，其營業網點的招牌上，無一不是掛著外圓內方的銅錢標志。每當有訪客到來，坐在茶具旁飲茶的工作人員都會趕緊迎上，親切地問，「存錢還是借錢？」

這些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模式大體一致：利用合作社作為主體，按照入股、分紅等形式，以高於銀行利息和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等手段，吸收社員存款。

「目前這些涉嫌非法集資的合作社其實都是借屍還魂。」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黨國英說，過去，這種活躍在農村的非法集資組織叫農村合作基金會，在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時，國家曾對這類基金會進行過專項打擊，幾乎全部被取締。

2007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賦予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獨立的法人資格和市場主體地位，規范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行為、產權關系、盈餘分配等基本制度。「不過，合作社規模總體較小，內部制度不健全、運行不規范等問題依舊存在。這其中，融資問題一直是制約其發展的主要瓶頸。」中國農業銀行旗下《農村金融雜志》曾刊文闡釋，由於農業生產本身具有較大的系統風險，加上合作社成立條件較為寬松，銀行、信用社等金融機構對這類市場主體認可度較低，因此對其放貸都持謹慎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農村資金互助社成為銀監會重點引導的發展方向。

目前，中國的農村資金互助組織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經銀監會批准在工商部門注冊的農村資金互助社；第二種由財政部和國務院扶貧辦在國家級或省級貧困縣開展的貧困資金互助項目；第三種是由地方政府批准或者是默許的，農民自發或者地區自發組織的合作社。諸如三地合作社、邯鄲偉光蔬菜種植合作社等均屬第三種。

「前兩種情況比較好，第三種形式容易出現非法集資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杜曉山認為，之所以出現如是差別，與監管不無關系，「前兩者分別由銀監部門或扶貧部門監管，第三種在被地方政府批准之後，很少被監管，甚至根本沒人管。」

截至2013年年底，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共有98萬家，入社農戶7400萬家，佔中國總農戶1/4左右。「不管工商局、農委農業局，還是銀監部門，都不願負起監管責任。」黨國英分析，面對數量如此龐大的合作社，不管是哪個部門，都沒有足夠的人手實現監管范圍全覆蓋，「就像三地合作社，目前既然已經造成這么大的危害，早查處當然比現在查處要好。但它搞了這么多年，監管一直跟不上，症結就是在這兒。」

不乏專家呼籲，國家或省級層面應出台管理性文件，針對農民專業合作社明確登記機關、業務主管部門、業務監管部門及其監管職責，建立健全監督管理體系。

黨國英認為，就目前相關部門的監管力量來說，這是不現實的，「更有效的辦法還是像國外那樣，在各省市發展一批質量高、規模大的合作社，這樣一來更利於監管。」

在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多達近百萬家的當下，對其進行整合絕非易事。根本的解決辦法，在於突破合作社的融資瓶頸。

對此，中國農業銀行旗下《農村金融雜志》撰文指出，各級政府除加大對合作社的資金扶持之外，應在合作社對內融資方面進行法律界定，確認管理主體和管理規范。對外融資方面，政府與金融機構積極協調，建立合作社信用評級系統，對小額貸款通過農戶信用貸款的聯保機制給予滿足。對於大額資金需求，可組建政策性農信擔保公司為合作社提供信用擔保服務，幫忙金融部門建立風險防範屏障。

㈤ 為什麼說農村金融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來

一方面是農戶無法保證還款的穩定性。眾所周知農村生產經營項目模式單一，多以土地、種植、養殖為主，這一類的生產活動基本是看天吃飯，一旦爆發自然災害，就會給涉農貸款帶來不可預估的逾期、壞賬風險。

另一方面是農村缺少金融市場認可的標准化抵押物。在處置上金融機構往往無法有效確認抵押物的權屬和估值難題，從而會加大涉農貸款的風險性。基於這樣的農村市場現狀，以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對涉農貸款惜貸、控貸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底層貧困人群也就慢慢地被排除在金融服務系統之外了。然而近兩年來，互聯網金融的崛起不僅對固有的傳統金融體系造成了沖擊，也逐漸改變了傳統金融領域對農村市場的偏見，更有望將「普惠金融」的宗旨真正滲透到農村地區。

金融服務理念更迭

國內金融領域之所以願意重拾農村市場，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從業者受到格萊珉模式的影響及啟發而促成的。格萊珉模式的主體是格萊珉銀行，是由曾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尤努斯一手創立，旨在為社會底層貧困群體提供金融服務。格萊珉銀行首次全面、徹底地顛覆了傳統銀行業不給窮人貸款的原則，專門為貧困農戶（尤其是貧困家庭中的婦女）提供小額、短期的無抵押貸款。尤努斯自創立格萊珉銀行以來，為此取得的成績可圈可點，迄今為止孟加拉全國46620個村莊里已經誕生了1277個格萊珉分行，服務了超過600萬人次的貧困群體。

除了市場規模的擴大，格萊珉模式在業務上也呈現出整體向好的發展態勢。據相關數據顯示，格萊珉銀行的還貸率高達98%，資金回收率更是達到了100%。格萊珉模式的成功影響了全球將近60個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無一例外地受到了這種金融理念的啟示。尤其是中國，中國農業人口超過9億人次，佔比超過50%，是名副其實的農業大國。

但中國的農業人口大都分布在偏遠貧瘠的鄉村地區，各地區的現代化農業建設也遠不及想像中容易，由此農村的貧困狀況越發嚴峻。據不完全統計，中國仍存在近2億人次的貧困人口，脫貧成了國家減貧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已經成功幫助約64%的農戶實現脫貧的格萊珉模式，對中國傳統金融領域的影響十分深刻，因此一經引入便受到了國內眾多人士的鼓勵及推崇。

三農政策整體利好

長期以來，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發展主要依賴於國家政策不同程度上的補貼與扶持。2014年，在《中國農村金融服務報告（2014）》的發布會上，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的陸磊就以「農村金融扶持政策逐步形成體系」來概括了國家對農村金融服務的整體扶持力度，由此可見農村地區金融服務對政策的依賴性。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為更快更好地促進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發展，近十年以來，僅銀行業就頒布了多達24份針對農村金融的相關政策文件，其中包括通過調整放寬金融機構准入政策、加大涉農信貸投放、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等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在現代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建立及健全過程中，中央的政策扶持也發揮著積極的推進作用。

與銀行業重在引導傳統金融機構涉農不同的是，國家的扶持主要是以農民權益為核心，通過完善農民權益保障機制來喚醒農民的增收意識，直接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為農村地區現代金融體系注入新的生命力。

在眾多的三農政策中，有兩項舉措最能體現中央的「惠農」理念。一是農業稅的廢除。2006年1月1日起，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農民的稅收負擔得以減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了新的調動，以村鎮為代表的縣域經濟結構也將發生深刻變革。二是農村土地確權政策的實行。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提出要全面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

除了常規的儲蓄業務，包括貸款在內的傳統金融服務在農村地區十分匱乏，傳統金融機構更是不具有涉農意願。造成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真空的主要原因則是農村地區的先天不足，在土地確權政策之前，農民對土地只有經營權，不具備所有權，無法利用土地、房產等市場化的金融抵押物來進行貸款，既增加了借貸的風險性，也拔高了金融機構的風控成本。

而土地確權的開展，一方面通過賦予農民產權流轉權力能夠部分緩解眼下的農民融資難題；另一方面以此為契機建立起來的一套產權清晰、規則明確的農村土地產權流轉制度，將能夠降低農村抵押物在金融市場的變現難度，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傳統金融機構對涉農貸款的偏見。

農村市場條件日益成熟

所謂的條件成熟，主要體現在市場空間、市場條件、市場環境、市場前景等方面。首先，隨著農村地區原有經濟結構的改革，現代農村經濟很快呈現出了更為旺盛的資金需求，而當今農戶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則主要集中在生產性貸款需求及理財需求。眾所周知，農村地區的創收渠道主要是種養殖、個體工商戶（門店）、個體鑄造業（小工廠）、家庭個體戶（短工、運輸、收購）等，基本涵蓋了農村地區的貸款種類。

種植戶想收購土地、果園或山林需要資金支持，個體戶每次進貨都需要充足的流動資金來確保周轉，小廠子為了購置機械、建立廠房、實現生產規模化，也需要貸款；某家庭個體戶要收購農產品需要資金等等，為了確保生產經營活動的持續性，幾乎每一天都會產生無數的貸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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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隨著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多，農村家庭收入結構不僅更加多元化，收入水平也有了顯著提升，而伴隨著農戶的富裕，部分農村地區的金融需求也已經由單一的儲蓄需求轉變為財富的保值、甚至增值需求，亦即我們所說的理財需求。雖說近年來依靠政策扶持、政府引導，農村金融網點正在恢復及增加，但供需失衡的現象還遠遠沒有調整過來，而這段過渡期就是有意涉足農村市場的金融機構的發展契機。其次，在以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還未全面恢復農村地區布局的前提下，又遇上了互聯網在農村地區的大范圍普及、互聯網文化對農村地區的滲透、城市觀念對農村傳統思維的沖擊，無一不是在為新興金融業態布局農村市場提供便利。

根據第三方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6月，農村網民佔全國網民總數比例為27.9%,規模達1.86億，農村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突破了30%。一方面，誠如上文所說，中國仍有將近9億人次的農業人口，巨大的人口基數為市場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紅利；另一方面，農村地區迅速增長的網民數量，為電商平台的入局、互聯網金融機構的布局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

近幾年來，以京東、淘寶為代表的電商巨頭，早就以渠道下沉的名義進入了農村市場，有意建立縣域電商生態體系，直接推動縣域經濟發展。在此之後，互聯網對農村市場的野心更是由滿足基礎的零售需求擴大到了個人的金融需求。

㈥ 農業融資企業 如何尋找合適的農業投資途徑

農業項目將成為中國市場的下一個十年金礦。同時，資本也在擔心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而落後或失去投資的黃金機遇。與國際、國內各類資本摩拳擦掌、蓄勢待發的現象相比，大多數農業企業融資難的困境也不容忽視。由於農業行業，特別是種植業和養殖業，容易受自然災害、病蟲害等的影響，回報周期長，抗風險能力較差，而且大部分農業企業的產業鏈相對單一，以及農業企業的財務風險較大，都導致了農業企業長期以來難以找到資金支持。而農戶、農村企業融資需求基本特徵是規模比較小、積累有限，缺乏抵押擔保物。農戶或農村企業自身積累有限，依靠自身的投資也比較難，雖然政府這些年對"三農"的投資在不斷增長，但相對於巨量的發展需求，仍然是有限的。從現有投資結構來講，"三農"領域經濟活動主體主要還是依靠金融機構融資。 那麼，資本如何尋找具有投資潛力的企業和產業?農業企業如何尋找合適的投融資途徑?中國農民合作社信息網依託線上的資源和線下的論壇，為資本與企業雙方搭建一個信息交流、資金對接、專業服務的便捷平台。在目前信息化發展非常普及，農業投資非常熱門的情況下，有必要提供一個專業、科學、有效的投融資平台，方便雙方找到合適的合作對象，特別是幫助農業企業解決融資金問題，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促進農業投資領域的理性發展。中國農民合作社信息網現有各類涉農會員30多萬家，一半以上的會員都有資金需求，如何將這些會員的需求匯總，通過舉辦管理培訓，營銷培訓，提升企業自身能力，幫助他們與資本市場對接，是中國農民合作社信息網近一年來的工作重點。

㈦ 農村金融規模

對於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組織與活動的規模、分布和作用，學者們進行了一些調研和評估。在總量規模估計上，學者們的估計差異仍然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學術界的分歧較小。總體看法為，農村民間金融組織與活動的規模大、分布廣、作用重要。

3.1 規模
我國農村都普遍存在民間金融組織或活動。不同學者對其規模作了不同的估計。由於農村民間金融調查存在樣本小、總體大的問題，學者迄今為止所作的統計推斷並不一定可靠。有關農村民間金融的總量估算數據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據第三方調查數據計算了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規模在2002年為2001億元－2750億元之間。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2004年對全國20個省，82個市縣，206個鄉村、110家中小企業、1203位個體工商戶進行了實地調查，對各地區地下金融規模、農村地下金融規模、中小企業非正規融資規模進行了基本判斷，測算出2003年全國地下金融(地下信貸)的絕對規模在7405億元——8164億元之間（李建軍等，2004）。兩者的推算在方法論上均有明顯缺陷，但無疑是可貴的嘗試。[10] 根據一些學者的不完全統計，中國農村「高利貸」高達8000億到1.4萬億元，僅浙東南地區就有3000多億元（唐仁健，2003；張宇哲，2004）。但這種計算依據並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的相對規模。IFAD（2001）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農民來自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貸款占來自正規金融市場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貸市場對農民的重要性遠勝於正式信貸市場。

上述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2004）的調查結果為，全國20個被調查省、區、市的地下金融規模平均指數為28.7，即全國「地下金融」的業務規模占正規金融機構業務規模的比重近三成。從不同區域角度看，西部7省區、東部8省區和中部5省區的地下金融規模指數分別為28.98、28.66和25.2。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調查結果雖然不能推算到全國或者東中西部地區的民間金融相對規模，但從中至少可以看到這些調查樣本中的民間金融相對規模。

3.2 分布
我國全國農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間借貸。溫鐵軍（2001a）組織調查了分布在東、中、西15個省份24個市縣的41個村。[11]調查到借貸案例57起；放貸案例27起。對調查資料作統計處理後的發現是：除了有兩個地方存在不計利息的民間借貸外，其餘地區均有高利息民間借貸存在。如果按照調查地點計算，民間借貸的發生率高達95%，高利息的民間借貸發生率達到了85%。[12]

民間金融組織或活動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別。比如江浙、福建、廣東存在各種合會，東北存在「對縫」業務，陝西、山西存在各種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謂「對縫」業務，是指利用銀行借貸「轉貸」出去謀取利差（楊愛新等，2004）。寧夏吳忠市利通區截至2001年存在眾多典當行、寄賣行採用「利滾利」方式高息放貸現象（周崇華，2001）。普遍根據江蘇省鹽城市金融學會課題組的最新調查（王大龍，2004），鹽城市各縣民間金融形式主要為四種：互助形式的民間借貸（不計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貸」，企業內部集資，村級經濟組織成為民間放貸的新主體。根據中國社科院《鄉鎮企業融資與內生金融創新研究》課題的研究，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的民間金融種類比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間借貸（不計息或者低息），親友熟人之間、個人和單位（政府、學校、企業等）之間、單位之間的「高利借貸」，專門民間放貸人的借貸，銀背，合會（標會等），地下錢庄，企業集資等。廣東地區的民間借貸的組織形式，一種是無組織的零散的民間借貸，包括私人間借貸、企業間借貸及集資；另一種是有組織的民營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會、標會和當鋪等。但廣東有組織的民間借貸較少，基本上是屬於圈子內借貸，借貸雙方信息很對稱（巫燕玲，2004）。

3.3 作用
無論是民間金融還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給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視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滿足需求而定。農村民間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夠、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眾的偏好、滿足民眾的金融需求。農戶的有效信貸需求有以下幾個特點(唐仁健，2003)：（1）小規模、分散化;(2)多樣性、復雜性; (3) 缺乏或較少抵押擔保; (4)方便、及時;(5) 由於貸款量不大、季節性強，農戶、小額貸款、對利率事實上並不太敏感。與此對應，金融供給者越是貼近農戶，其與農戶之間的信息對稱性就越高，信息優勢和成本優勢就越大。可以說，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組織在對分散農戶提供金融服務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

從當前比較有權威性的調研看，隨著農信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的開展，正式金融對農戶和農村企業的信貸服務涵蓋廣度雖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務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調查數據顯示，迄今為止，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對民間金融組織信貸的依賴度較高，對農戶和農村企業金融服務需求的滿足程度較高，作用較為突出。根據何廣文（1999）對浙江、江蘇、河北、河南、陝西的21個縣的365個農村家庭的問卷調查，這些農村家庭借款行為的60.96%是與民間放貸主體之間發生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對農戶固定調查點進行的抽樣調查，多數農戶從銀行和信用社得到貸款難度較大。2000年至2003年，農民每人每年從銀行和信用社借入資金65元，通過民間借貸借入190 元，分別占借入資金總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間金融的重要性為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對31個省市自治區2萬多農戶的跟蹤調查數據所證實（見表格2）。從1995－1999年，這些農戶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農戶借貸資金來源構成

（單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銀行、信用社貸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會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資料來源：溫鐵軍，2001a。

每年均占信貸資金來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統的調查結果表明，1999年，農戶通過民間借貸市場獲得的貸款占農戶貸款總數的69.41%，平均每戶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佔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個農戶累計借入款1020元，其中約700元來自民間借貸，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貸的比重高達47.7%，其中大部分為高息借貸（曹力群，2001b）。2003年的農戶借款中，銀行信用社貸款佔32．7％，私人借款佔65．97％，其他佔1．24％；1995年農戶借款中，銀行信用社貸款佔24．1％，農村合作基金會借款佔5．5％，私人借款佔67.9％，其他佔2.5％（張信哲，2004）。

據江西省農調隊對全省2450戶農戶的抽樣調查，2003年有574戶有借貸行為，佔23.4%，其中從銀行或信用社得到貸款的有120戶， 占被調查農戶的4.9%；從2001年至2003年，從銀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貸款僅占農戶總借貸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間貸款所佔比重為76—86%（傅志寰，2004）。據安徽省農委從農村調查點了解的情況，2003年農民戶均借款中，來自銀行、信用社的佔12.6%，來自民間借貸的佔83.5%（傅志寰，2004）。根據人民銀行濟南分行2004年的調查，山東省50％的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的滿足依賴於民間借貸，在流通領域這一比例則高達80％，而且民間借貸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蔣飛，2004）。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中德農戶金融需求研究課題組1999年的典型調查也同樣印證了民間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編，2000）。廣東省東莞市雁田管理區（原雁田村）最初發展農村工業，其資本依靠其強大的宗族私人親屬關系借貸和引進資金。5個典型調查村，非正規金融活動均佔有超過65%的比重，無論它們在何種經濟發展水平(見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莊農戶借貸款來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數據，％）

王澗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項東村

雁田

個人和民間借貸
65．2
65．6
80
81．3
73．33

國有商業銀行
/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會
2．5
0
12．4

0

資料來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編，2000。

從總體上看，當前正式金融由於存在壟斷化、商業化等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農村金融服務供給，更難以滿足日益多樣化的農村金融服務需求。在這一情況下，民間金融在現階段滿足農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㈧ 中國農戶網的關於中國農戶網

三農問題乃當今中國之第一要務，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提出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素質、效益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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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整合、合作、共贏、發展
經營目標：中國農戶生產消費領域最大的網上供應和消費平台。
企業價值觀：共同分擔責任、風險、收益；企業與社會和諧發展。 中國農戶網是中國首家網上農資現貨交易平台，國內最權威、實效的網上農業技術服務商，國內最實用、實時的農業資訊與信息互動平台，涉農人士先進的網上電子應用工具。
中國農戶網是一個綜合性網路應用系統，包括主平台「福建鼎天公共服務平台」和輔助平台（技術平台及資訊互動平台）。
(一)主系統：「福建鼎天公共服務平台」。包括：「企業工作站」、網上農資超市，網上農資支付，農資行業企業網上營銷平台，農資資訊。
(二)輔助系統：技術平台和資訊互動平台。包括：農事管理，遠程作物診斷系統，網上專家，資料下載和網路視頻。會員頻道，新聞頻道，鄉村發現，農情預報，網上集市，鄉村經紀人，在線問答，我家農庄，簡訊互動，郵箱，鄉村影院等。 「福建鼎天公共服務平台」功能：
1．為農資行業企業定製或者企業租賃建立網上分銷平台（亦稱為DRP系統），即為農資行業企業建設相對獨立的網上營銷平台。農資行業企業在此企業網上營銷平台上完成：
（1） 企業概況發布；
（2） 企業產品展示銷售
（3） 企業產品銷售和收款
（4） 企業會員系統。
（5） 企業公告
（6） 企業數據維護
（7） 企業客戶服務
（8） 企業其他應用。
總之，在企業網上營銷平台上，農資行業企業完全可以實現互聯網營銷和相關管理任務。
2．「福建鼎天公共服務平台」可以為農資行業企業提供獨立的域名，郵箱、管理後台、簡訊系統工具、農業技術支持、視頻、培訓、企業網上營銷平台託管，代維和代運營服務。
3．為農資行業企業提供增值服務。整理「福建鼎天公共服務平台」內農資行業企業的共性需求，比如農資產品的聯合採購和招標、農資行業企業融資中介等，由「福建鼎天公共服務平台」牽頭組織相關資源滿足農資行業企業需求，以此降低農資行業企業成本，獲得規模消費收益。

㈨ 資產農村資產金融化是什麼意思

農村家庭資產金融價值轉化不足、大量農村資產處於閑置狀態，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農村資產閑置的典型表現包括：第一，農村土地經營權閑置，也即大量農村耕地撂荒；第二，農村 宅基地閑置，包括大量老房屋無人居住；第三，因農民進城等因素，大量新修房屋閑置；第四，農 村荒山荒坡及林地閑置。在此情形下，如何盤活農村大量閑置資產，深入挖掘農村家庭資產的金融 價值潛力，對解決農村融資難題至關重要。

農村資產金融化初步明確了五個發展階段性目標：農村資產數據化、數據資產價值化、資產價值信用化、信用貨幣化以及產融一體化。

一、農村資產數據化

以縣域為單位，利用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構建以單個農民、農戶、農場主等經營者為主體、以土地等資源、生產產品、經營權、使用權等各類資產為核心的「全國農村資產數字化電子登記平台」，逐步把全部實物和權益性資產變成電子資產，加快資產數據化步伐，並且對接各級政府、產業、農戶已有的信息化系統，形成底層資料庫，相互核驗。同時，建立全國的農村資產電子登記等級制度和「資產電子證書」制度，編制統一的資產電子代碼，與紙質證書確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這樣一是建立打通數據孤島，形成各級政府、產業、農戶已有的信息化系統的互聯互通，並且加入了交易信息、不斷增加新的資產信息、及時更新農民信息等，形成完整動態、及時、細化了的底層資料庫。二是讓各級監管者能夠全面摸清家底，動態掌握信息，方便實施涉農資產的有效信息監管，提高市場監管效能，也將成為創新社會治理的有力手段。三是以電子數據化的方式重塑農村資產的表現方式，為每一項農村資產建立數字化映射，方便資產擁有者，方便投資者，也奠定了全國產權交易、提供金融服務的基礎，為金融機構服務三農提供了一個全面、准確、高效、方便的技術平台，可以說，這是中國農村資產管理的一次重大創新。

在區域內，搭建上述線上農村金融的科技服務，例如科技服務平台、風控體系等，同時與資金端共同設計符合區域的涉農金融產品，輸出整體業務模式。同時建立線下運營團隊，設計、布局、運營線下業務，具體包括：

第一，搭建線下展業隊伍。建立了「省市縣鄉村」五級展業隊伍體系，全面開展貸前調查、貸中審批、貸後管理等工作。

第二，使用APP管理工具。工作人員組織農戶通過用戶端APP進行基礎信息數據採集驗證、現場盡調、材料上傳進件，對提交的材料信息進行核驗；管理人員通過管理端APP對各地協理員、客戶經理的貸款服務和業績進行績效考核和業務管理。

第三，配套擔保服務。由具有資質的融資擔保機構對借款農戶配套風險分擔機制，與資金方共同承擔風險。另外，從發展的角度看問題，我們需要逐步淡化擔保的客觀功能，強化農民的主觀信用與風險意識，更多關注農民的還款能力。

㈩ 為什麼農民貸款那麼難

因為農民質押物少、農業風險大、金融機構放貸成本高、農民徵信記錄少等等，都讓金融機構有所顧慮。

貸款難、貸款貴、貸款繁，可說是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老大難」問題。201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民對貸款需求非常強烈，但農村家庭正常信貸獲批率只有27.6%，遠低於40.5%的全國平均水平。

現實中，一些金融機構「貨幣池子」水源充沛，但就是不願流向農民群體。究其原因，農民質押物少、農業風險大、金融機構放貸成本高、農民徵信記錄少等等，都讓金融機構有所顧慮。

(10)中國農戶融資擴展閱讀

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指出，「發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滿意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特別是要讓農民、小微企業、城鎮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及時獲取價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務」。

從明確提出發展普惠金融、鼓勵金融創新，到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無論是頂層設計還是具體落實，我國多措並舉大力發展普惠金融，致力於讓所有市場主體都能分享金融服務的雨露甘霖，成效顯著。

下一步，關鍵還是要聚焦「三農」、更好對接鄉村振興戰略，以改革創新優化流程和服務，及時滿足農民的融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