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對李鴻章評價如何
李鴻章評價
縱觀李鴻章一生，可圈可點處眾多，但是在皇權體制下，沒有實現其抱負，這是民族和個人的悲哀。李鴻章是那個時代的精英。
國之大器，百年不遇.
建國後對李鴻章的評價大有偏頗，往往把李鴻章臉譜化為賣國賊，這個觀點和歷史是不符合的。
李鴻章在國際上享有盛譽。1896年李鴻章訪美時一位美國記者這樣描述：他的面龐有一種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雙眼明亮，閃爍著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機智。他戴著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鏡，顴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膚看上去顯得很健……他從不顯得傲慢。他是那種從不向他人提出什麼要求，但又總能獲得滿足的那類人。他能很輕松地與人交談，而又不會使與他交談的人感到緊張……他對婦女尤其禮貌，也很喜愛兒童。
李鴻章拜謁格蘭特將軍陵時，更折服了美國人，他們是這樣描述的：……這位貴賓的舉動非常令人感動，他很虔誠地站直了身體，用極其悲傷的聲音低吟道：「別了。」他的思緒回到了17年前與格蘭特將軍會面時的場面，當時他們相談融洽，因為他與將軍一樣都曾經為了拯救祖國而久歷沙場。他的這一告別儀式使他的隨從人員和美方陪同人員始料不及。然而這卻是飽含敬意的最真誠的悼詞和最意味深長的告別：「別了，我的兄弟！」——李鴻章在美國所受到的接待的規格、禮遇和受歡迎的程度，是後來訪過美的中國領導人如鄧小平、******等人無一能望其項背的。而李鴻章對美國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國人的好感，終於在後來八國聯軍事件的談判中得到了回報。
但李鴻章也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為在美華人移民爭取權利的機會，在訪美結束後，他有意避開了美國西部，而選擇了加拿大作為他回國的路線，引起了美國記者的注意，就此事對他采訪。李鴻章借機請求美國媒體幫助中國移民：「……我只期望美國的新聞界能助中國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報紙在這個國家有很大的影響力，希望整個報界都能幫助中國移民，呼籲廢除排華法案，或至少對《格力法》進行較大的修改。……中國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獲得美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他們請求我幫助使他們的美國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認，並享受作為美國移民所應享有的權利。而你們的《格力法》不但不給他們與其他國家移民同等的權利，還拒絕保障他們合法的權益，因此我不喜歡經過以這種方式對待我同胞的地方……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們不是很為你們作為美國人而自豪嗎？你們的國家代表著世界上最高的現代文明，你們也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的嗎？這不是自由！……我相信美國報界能助華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華法案。」
李鴻章為了廢除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鴉片貿易還做了許多努力，為此在1894年8月27日會見了世界禁煙聯盟執行秘書英國人約瑟弗. G.亞歷山大，當時的《倫敦每日新聞》曾有報道：「……他以最強勁的語言聲稱，中國政府一如既往地強烈反對鴉片貿易。這種貿易是列強通過戰爭強加給中國的，中國政府根據條約不得以允許印度鴉片進入大陸。……李總督最後明確宣稱：你們也許明白，如果你們停止毒害我的的人民，我們就會立即禁止他們獲得鴉片。我（約瑟夫）告訴他，英國議會已經通過投票，將指定一個專門委員會來華調查鴉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樣有害時，他氣憤地回答：『荒謬絕倫！』似乎十分的憤怒和蔑視，緩和了一下語氣又說：『任何人都知道，鴉片是有害的。』當我起身告辭時，他仍很善意地用熱情的語言贊揚了英國公民為使中國擺脫鴉片所表現出來的仁慈。」這位秘書結束訪談時還發表了一通感慨：……中國的政治家們反映出了這個國家的國民熱愛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戰爭的手段可以找到，他們不可能為了報復而認可戰爭的持續。（以上資料出自同時代的《紐約時報》）————後鴉片貿易為英國國會議案所禁止。
李鴻章也得到同時代優秀人物的認可，比如（在義和團之亂時）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出面與諸大臣商議對策。北京不保，萬一太後與皇帝在戰亂中罹難，中央政權面臨崩潰，國家將陷入徹底無序的混亂。為免出現這種情況，群臣合議，到時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中國差點驅逐滿清，提前共和。
李鴻章重視西方科學，派出中國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學習現代科技知識。這批留學生曾經考入耶魯等名校，詹天佑就是這批留學生的代表。此外，中國的電報業也是由這批學生開拓的。李鴻章積極學習新鮮事物，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國的青年官員開座談會，突然對數學感起了興趣，逮了一個留洋生問他什麼是「拋物線」。小夥子從函數到方程式費了好大勁解釋了半天，李鴻章仍是一頭霧水。留學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嗎？」李鴻章不知所以，答曰：「撒，當然撒。」留學生接著解釋：「那就對了，中堂大人，撒出來的尿就是拋物線啊！」李鴻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時間極力否定「帝國主義」曾經在中國存在的美國哈佛漢學家費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總算是良心發現，說了些公道話：「列強未能『分裂中國』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國善於巧妙地利用（對這種方法我們還缺少研究）一個國家來牽制另一個國家 。」而且這種巧妙地利用一個國家來牽制另一個國家（Tradition）來避免八國聯軍肢解中國的人物就是李鴻章。
李鴻章應該對甲午戰爭的失敗負責，但是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其個人。因為工業化的日本和農業化的中國作戰，勝負在戰爭前已經決定了。
李鴻章是晚清最傑出的外交家，他的後半生致力於中國的外交事業，雖然幾乎所有的賣國條約上都有他的簽名，但是在當時那種國際大環境下他已經盡到一個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對外關系交涉的失敗是因為當時中國腐朽的政治制度，貧弱的經濟基礎和軟弱的國際地位，而這一切歸根到底是因為以慈禧為首的滿清皇室勢力。這些人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只能把所有的罪過都推給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鴻章。從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一直到新中國建立這將近100年的時間里以李鴻章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國外交家利用紛繁復雜的國際環境盡一切可能的維持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維護了中國的國體大致完整使中國沒有像南亞各國那樣徹底的淪為殖民地，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復興保留的一份堅實的基礎。
⑵ 王安石的詳細作者簡介
1、人物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2、仕途成就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3、文學成就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不失大家風范。
4、哲學方面成就
在哲學思想方面，他的認識論路線屬於唯物主義，他還繼承和發揚了老子的一些思想，傳統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得到了發展。《洪範傳》、《老子注》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後者已經散佚，僅在彭耜《老子道德真經集注》等書中還保存了若干條目。他的文章以論說見長，列於唐宋八大家。在詩歌方面，早年寫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同情民眾疾苦；晚年的詩側重於講究技巧，雅麗精絕，為世所稱。有集本傳世，一是《臨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兩本都摻有他人的著作。此外還有《字說》，系有關文字學方面的著作，僅在他人著作中殘存了若干條；《熙寧奏對日錄》系王安石任宰執時有關個人政治生活的親筆記錄，主要保存在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亦無傳本。王安石曾封於舒、荊，死後又謚為文，故也稱為王荊公和王文公。
⑶ 王安石生平及有關詩句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鍾山，謚文。
安石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於較長時期接觸了解社會現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並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由於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後來也動搖、妥協，革新派內部又產生裂痕等，新法終被全部廢止。安石變法，雖然歸根結底是為加強皇權，鞏固封建地主統治地位，但在當時對生產力的發展和富國強兵，確曾起了推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稱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頁）。
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⑷ 你們對李鴻章的評價是什麼
關於李鴻章的評價，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贊之者，如梁啟超稱之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美國人認為：「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中國人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貶之者，則多以「賣國賊」三字以蔽之。那麼，這種種評價是否就能准確地概括李鴻章的全人呢？以往由於史料的限制，對准確評價李鴻章帶來了難度。新編《李鴻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為正確評價李鴻章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新的依據。 「使當日盡用其謀，知成效必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現，則士論又當何如？」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經當過李鴻章僚屬的嚴復在李氏去世時作的輓聯。從那時起到現在，李鴻章死了已經整整一百年，但對他的評價仍然是毀譽不一，蓋棺尚未論定。 「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作為晚清一代重臣和權臣，李鴻章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舞台上，一直處於古今中外、朝野滿漢各種矛盾的漩渦中心，作為實力最強的洋務派淮系集團的首領、清政府重要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之一，為了因應不可抗拒的時代變局，他在中國早期的洋務——近代化活動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爭議和非議也最大。有人用八個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真正使李鴻章聲名掃地的是甲午戰敗，當時彈章盈廷，國人一片唾罵。於是，就有號稱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吳汝綸挺身而出，為李鴻章辯誣止謗。他在給友人潘黎閣的信里說：「自倭事起至今，傅相為中國士大夫所唾罵，此由政府揚其焰，而後進之士聞聲和之。弟以傅相經營遠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則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總署信函，則全系親筆。後十年則機要事件，皆在電報，亦不肯請人代辦，必出親裁。現擬將此三書輯錄成冊，則歷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強之苦心，俱在簡冊，亦止謗之一道也。」這就是傳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來。吳汝綸編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把李鴻章在當政期間所做的業績展示給世人，為此他把幕府歷年保存下來的文稿逐一考訂，分為詳、簡兩套本子。但一來李氏後人拿出的經費有限，二來有些文稿在當時出版還有禁忌，三是吳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後來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編印出版的這部全集只是簡本，盡管字數已經不算少，但它只佔詳本的三分之一強。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詳本解放後幾經輾轉，得到已故顧廷龍先生悉心收集保護，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塵封在上海圖書館的書庫里。 「只見李做事，不見其為人」 這樣一來，勢必會給李鴻章的研究和評價帶來很大的片面性。因為任何科學全面的歷史評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佔有史料。一百年來，已經出版的四十多部有關李鴻章的專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論文，所依據的主要史料就是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於式枚編印的《李文忠公尺牘》和其它一些已刊的李鴻章文稿，總字數在七百萬字左右。而研究成果數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學界對這樣一個近代歷史關鍵人物的高度關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結論不能盡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學家蔣廷黻先生說過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見李做事，不見其為人。」其實這只能說他較准確地解讀了吳編《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說准確評判了李鴻章。既見李做事，又見李做人新編《李鴻章全集》是由顧廷龍、戴逸兩位先生擔任主編，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獨家出資，組織全國三十多位學者於1992年開始啟動編纂的。編委會首先從上海圖書館接收了吳汝綸當年所編詳本共約1900萬字的底稿、以及該館館藏的李鴻章其他函稿；接著又收錄了各地陸續發現的散稿，和已經公開出版的李鴻章文稿約300萬字。在這些稿件中，數量最大的是奏稿。甲午以後，李鴻章到北京入閣辦事，或是因為無錢，或是因為當京官體制上有規定，或更可能因為避嫌，沒有再請幕僚，所以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沒有底本。到了光緒二十六年他出任兩廣總督，又有六冊《督粵奏稿》，此外還有上圖長樂路書庫的兩大冊奏稿散頁。這些奏稿，雖然都經過吳汝綸的圈閱，留下編選的痕跡，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無准確的日期。另外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就是發現了一套較完整的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期間的題本，即直隸總督督署，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由縣、州、府層層上報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蓋上直隸總督的官印，以李鴻章的名義上奏。雖然嚴格說並不能算李鴻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對研究直隸當時的吏治和省情，頗有價值。由於李鴻章從事的活動幾乎涵蓋了近代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各個領域，這批數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將問世，對於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乃至對李鴻章個人的評價，都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從奏稿來看：吳汝綸刻本選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樣，互不連貫。新編全集通過和軍錄副檔的對勘，一是校準了日期，二是軍機處在收到奏摺後，照錄下朝廷所附在後面的諭旨，反映了最高當局對李鴻章呈報各事的處理意見，這在底本里是沒有的；三是另外還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沒有的。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鴻章作為淮系集團的首領，是如何網羅人才，左提右挈，扭結成這樣一個近代最龐大的實力集團的。再就是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經盡量趨全，一折數片，加上附錄上諭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由清廷發下交給李鴻章「妥議具奏」的），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針上的決策過程；同時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所以說李鴻章是既做事，又做人。隨著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對李鴻章的評價也會隨著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深化細化，由以往宏觀的定性的評判，轉向微觀具體的、有特指對象的量化分析。如李鴻章和淮系集團的研究，可以著重剖析這一集團在中國近代社會進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鴻章在近代軍事外交每一件具體事情上的具體做法，都有詳盡的資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鴻章的吏治手段，李鴻章的賑災舉措，李鴻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財經驗，李鴻章的人際關系，李鴻章的教育改革，等等，無論其成敗得失，他山之石，對於今天仍然有著一定的參照作用。
⑸ 對李鴻章的評價
李鴻章是中國傑出的近代化倡導者。作為最早認識到自強重要性的大臣之一，他始終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近代化努力的諸多方面。他不僅僅是一個經濟變革的鼓吹者，一個工業化的主張者，更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開創者。李鴻章是晚清高明的政治家。他畢生追求權力和官位，但從不以權害人謀私，而是為清朝謀取更多利益。其實，李鴻章許多事業的成功，都得益於他非凡的政治才乾和他作為政治家的影響力。李鴻章是中國出色的外交家。他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務實地提出了「外須和戎，內須變法」，「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針。這是通常情況下一個弱國外交家在復雜的國際局勢下唯一能做的，而李鴻章所做的努力遠遠不止這些。他雖然不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現實，但是他至少保持了中國大部分領土的完整，推遲了中外戰爭的爆發。國人對李鴻章抱有成見，大概因為是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盪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他一次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然而，李鴻章的最大缺點在於他無法使事業善始善終，正如他自己所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雖是自責之詞，卻也一針見血，這也是李鴻章雖然投身於多項近代化建設，卻無驚人成效的緣故吧。
⑹ 王安石的資料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
宋撫州臨川人，是北宋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
學家。
王安石少懷大志，博學多思，隨父宦遊各地，目睹
了北宋「民勞財匱」的社會狀況，在哲學，經濟，教育
倫理等方面，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新的思想體系－「荊公
新學」，旗幟鮮明的標明自己的唯物主義立場，給當時
的思想界帶來一絲清新的空氣，對後來中國學術思想產
生了較大的影響，也同時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
思想基礎。
王安石自22歲考中進士，踏入仕途，幾近三十年
地方官生涯，興修水利，發展生產，局部地推行了改革
弊政的革新措施。1059年寫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
書》，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張，為後來的熙寧新法構思
了一幅初步的藍圖。1069-1076年，王安石兩度為相，在
他的荊公新學思想基礎上，大膽的提出了「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聲發饋的政治思想。
為改變北宋「積貧積若非」的政治局面，王安石不顧守
舊勢力的反對和阻撓，發動和領導了一場以「理財」「
整軍」為中心，以「富國強民」為目的，涉及到社會，
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各個方面的規模巨大，
威武雄壯的社會變革運動。史稱「熙寧新法」。王安石
因此被列寧稱贊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在文學方面，王安石不僅在理論上獨樹一幟，而且
在創作實踐上別具一格。他的詩詞瘦硬雄直，散文說理
邏輯嚴密，行文峭菝凌厲，給後人留下1540多首詩歌，
800多篇散文的豐富文化遺產。其詩文《泊船瓜洲》中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堪為千古絕唱。
《桂枝香 金陵懷古》一詞寫景言志為詩詞名篇。散文
《答司馬諫議書》《游褒禪山記》作為範文精選入中學
課本。卓絕的文學造詣實為唐宋八大家之中堅，現存著
作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周官新義》，《
宋說》等
⑺ 對李鴻章的歷史評價(好評)
對李鴻章的歷史評價(好評)
關於李鴻章的評價，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贊之者，如梁啟超稱之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美國人認為：「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中國人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貶之者，則多以「賣國賊」三字以蔽之。那麼，這種種評價是否就能准確地概括李鴻章的全人呢？以往由於史料的限制，對准確評價李鴻章帶來了難度。新編《李鴻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為正確評價李鴻章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新的依據。
「使當日盡用其謀，知成效必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現，則士論又當何如？」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經當過李鴻章僚屬的嚴復在李氏去世時作的輓聯。從那時起到現在，李鴻章死了已經整整一百年，但對他的評價仍然是毀譽不一，蓋棺尚未論定。
「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作為晚清一代重臣和權臣，李鴻章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舞台上，一直處於古今中外、朝野滿漢各種矛盾的漩渦中心，作為實力最強的洋務派淮系集團的首領、清政府重要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之一，為了因應不可抗拒的時代變局，他在中國早期的洋務——近代化活動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爭議和非議也最大。有人用八個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真正使李鴻章聲名掃地的是甲午戰敗，當時彈章盈廷，國人一片唾罵。於是，就有號稱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吳汝綸挺身而出，為李鴻章辯誣止謗。他在給友人潘黎閣的信里說：「自倭事起至今，傅相為中國士大夫所唾罵，此由政府揚其焰，而後進之士聞聲和之。弟以傅相經營遠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則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總署信函，則全系親筆。後十年則機要事件，皆在電報，亦不肯請人代辦，必出親裁。現擬將此三書輯錄成冊，則歷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強之苦心，俱在簡冊，亦止謗之一道也。」這就是傳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來。吳汝綸編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把李鴻章在當政期間所做的業績展示給世人，為此他把幕府歷年保存下來的文稿逐一考訂，分為詳、簡兩套本子。但一來李氏後人拿出的經費有限，二來有些文稿在當時出版還有禁忌，三是吳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後來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編印出版的這部全集只是簡本，盡管字數已經不算少，但它只佔詳本的三分之一強。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詳本解放後幾經輾轉，得到已故顧廷龍先生悉心收集保護，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塵封在上海圖書館的書庫里。
「只見李做事，不見其為人」
這樣一來，勢必會給李鴻章的研究和評價帶來很大的片面性。因為任何科學全面的歷史評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佔有史料。一百年來，已經出版的四十多部有關李鴻章的專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論文，所依據的主要史料就是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於式枚編印的《李文忠公尺牘》和其它一些已刊的李鴻章文稿，總字數在七百萬字左右。而研究成果數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學界對這樣一個近代歷史關鍵人物的高度關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結論不能盡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學家蔣廷黻先生說過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見李做事，不見其為人。」其實這只能說他較准確地解讀了吳編《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說准確評判了李鴻章。
既見李做事，又見李做人
新編《李鴻章全集》是由顧廷龍、戴逸兩位先生擔任主編，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獨家出資，組織全國三十多位學者於1992年開始啟動編纂的。編委會首先從上海圖書館接收了吳汝綸當年所編詳本共約1900萬字的底稿、以及該館館藏的李鴻章其他函稿；接著又收錄了各地陸續發現的散稿，和已經公開出版的李鴻章文稿約300萬字。
在這些稿件中，數量最大的是奏稿。甲午以後，李鴻章到北京入閣辦事，或是因為無錢，或是因為當京官體制上有規定，或更可能因為避嫌，沒有再請幕僚，所以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沒有底本。到了光緒二十六年他出任兩廣總督，又有六冊《督粵奏稿》，此外還有上圖長樂路書庫的兩大冊奏稿散頁。這些奏稿，雖然都經過吳汝綸的圈閱，留下編選的痕跡，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無准確的日期。另外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就是發現了一套較完整的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期間的題本，即直隸總督督署，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由縣、州、府層層上報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蓋上直隸總督的官印，以李鴻章的名義上奏。雖然嚴格說並不能算李鴻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對研究直隸當時的吏治和省情，頗有價值。
由於李鴻章從事的活動幾乎涵蓋了近代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各個領域，這批數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將問世，對於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乃至對李鴻章個人的評價，都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從奏稿來看：吳汝綸刻本選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樣，互不連貫。新編全集通過和軍錄副檔的對勘，一是校準了日期，二是軍機處在收到奏摺後，照錄下朝廷所附在後面的諭旨，反映了最高當局對李鴻章呈報各事的處理意見，這在底本里是沒有的；三是另外還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沒有的。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鴻章作為淮系集團的首領，是如何網羅人才，左提右挈，扭結成這樣一個近代最龐大的實力集團的。再就是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經盡量趨全，一折數片，加上附錄上諭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由清廷發下交給李鴻章「妥議具奏」的），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針上的決策過程；同時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所以說李鴻章是既做事，又做人。
隨著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對李鴻章的評價也會隨著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深化細化，由以往宏觀的定性的評判，轉向微觀具體的、有特指對象的量化分析。如李鴻章和淮系集團的研究，可以著重剖析這一集團在中國近代社會進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鴻章在近代軍事外交每一件具體事情上的具體做法，都有詳盡的資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鴻章的吏治手段，李鴻章的賑災舉措，李鴻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財經驗，李鴻章的人際關系，李鴻章的教育改革，等等，無論其成敗得失，他山之石，對於今天仍然有著一定的參照作用。
⑻ 國槐是老槐樹，或洋槐樹嗎這三個樹名是指同一種樹名嗎
國槐和洋槐是兩種不同的植物。洋槐的花比較香，而國槐的花不香。洋槐的莢果是扁平的，而國槐的莢果是近圓軸形的在種子位置略有突起。洋淮的花期是4~5月，國槐的花期較晚些，有的一直到秋天還在開花。
至於老槐樹，可以是國槐，也可以是洋槐，一般至少是百年以上的樹齡，其中以國槐較多。
⑼ 李鴻章的評價
關於李鴻章的評價，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贊之者，如梁啟超稱之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美國人認為：「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中國人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貶之者，則多以「賣國賊」三字以蔽之。那麼，這種種評價是否就能准確地概括李鴻章的全人呢？以往由於史料的限制，對准確評價李鴻章帶來了難度。新編《李鴻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為正確評價李鴻章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新的依據。
「使當日盡用其謀，知成效必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現，則士論又當何如？」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經當過李鴻章僚屬的嚴復在李氏去世時作的輓聯。從那時起到現在，李鴻章死了已經整整一百年，但對他的評價仍然是毀譽不一，蓋棺尚未論定。
「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作為晚清一代重臣和權臣，李鴻章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舞台上，一直處於古今中外、朝野滿漢各種矛盾的漩渦中心，作為實力最強的洋務派淮系集團的首領、清政府重要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之一，為了因應不可抗拒的時代變局，他在中國早期的洋務——近代化活動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爭議和非議也最大。有人用八個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真正使李鴻章聲名掃地的是甲午戰敗，當時彈章盈廷，國人一片唾罵。於是，就有號稱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吳汝綸挺身而出，為李鴻章辯誣止謗。他在給友人潘黎閣的信里說：「自倭事起至今，傅相為中國士大夫所唾罵，此由政府揚其焰，而後進之士聞聲和之。弟以傅相經營遠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則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總署信函，則全系親筆。後十年則機要事件，皆在電報，亦不肯請人代辦，必出親裁。現擬將此三書輯錄成冊，則歷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強之苦心，俱在簡冊，亦止謗之一道也。」這就是傳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來。吳汝綸編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把李鴻章在當政期間所做的業績展示給世人，為此他把幕府歷年保存下來的文稿逐一考訂，分為詳、簡兩套本子。但一來李氏後人拿出的經費有限，二來有些文稿在當時出版還有禁忌，三是吳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後來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編印出版的這部全集只是簡本，盡管字數已經不算少，但它只佔詳本的三分之一強。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詳本解放後幾經輾轉，得到已故顧廷龍先生悉心收集保護，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塵封在上海圖書館的書庫里。
「只見李做事，不見其為人」
這樣一來，勢必會給李鴻章的研究和評價帶來很大的片面性。因為任何科學全面的歷史評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佔有史料。一百年來，已經出版的四十多部有關李鴻章的專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論文，所依據的主要史料就是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於式枚編印的《李文忠公尺牘》和其它一些已刊的李鴻章文稿，總字數在七百萬字左右。而研究成果數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學界對這樣一個近代歷史關鍵人物的高度關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結論不能盡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學家蔣廷黻先生說過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見李做事，不見其為人。」其實這只能說他較准確地解讀了吳編《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說准確評判了李鴻章。
既見李做事，又見李做人
新編《李鴻章全集》是由顧廷龍、戴逸兩位先生擔任主編，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獨家出資，組織全國三十多位學者於1992年開始啟動編纂的。編委會首先從上海圖書館接收了吳汝綸當年所編詳本共約1900萬字的底稿、以及該館館藏的李鴻章其他函稿；接著又收錄了各地陸續發現的散稿，和已經公開出版的李鴻章文稿約300萬字。
在這些稿件中，數量最大的是奏稿。甲午以後，李鴻章到北京入閣辦事，或是因為無錢，或是因為當京官體制上有規定，或更可能因為避嫌，沒有再請幕僚，所以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沒有底本。到了光緒二十六年他出任兩廣總督，又有六冊《督粵奏稿》，此外還有上圖長樂路書庫的兩大冊奏稿散頁。這些奏稿，雖然都經過吳汝綸的圈閱，留下編選的痕跡，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無准確的日期。另外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就是發現了一套較完整的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期間的題本，即直隸總督督署，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由縣、州、府層層上報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蓋上直隸總督的官印，以李鴻章的名義上奏。雖然嚴格說並不能算李鴻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對研究直隸當時的吏治和省情，頗有價值。
由於李鴻章從事的活動幾乎涵蓋了近代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各個領域，這批數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將問世，對於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進展，乃至對李鴻章個人的評價，都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從奏稿來看：吳汝綸刻本選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樣，互不連貫。新編全集通過和軍錄副檔的對勘，一是校準了日期，二是軍機處在收到奏摺後，照錄下朝廷所附在後面的諭旨，反映了最高當局對李鴻章呈報各事的處理意見，這在底本里是沒有的；三是另外還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沒有的。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鴻章作為淮系集團的首領，是如何網羅人才，左提右挈，扭結成這樣一個近代最龐大的實力集團的。再就是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經盡量趨全，一折數片，加上附錄上諭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由清廷發下交給李鴻章「妥議具奏」的），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針上的決策過程；同時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所以說李鴻章是既做事，又做人。
隨著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對李鴻章的評價也會隨著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深化細化，由以往宏觀的定性的評判，轉向微觀具體的、有特指對象的量化分析。如李鴻章和淮系集團的研究，可以著重剖析這一集團在中國近代社會進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鴻章在近代軍事外交每一件具體事情上的具體做法，都有詳盡的資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鴻章的吏治手段，李鴻章的賑災舉措，李鴻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財經驗，李鴻章的人際關系，李鴻章的教育改革，等等，無論其成敗得失，他山之石，對於今天仍然有著一定的參照作用。
⑽ 王安石的資料
1、個人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2、人物生平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於鍾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3、個人成就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 「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